如今，四年过去了，我也不知这位母亲找到女儿没有。这些年，我遇到无数从家里过来的母亲，年纪都在五十岁以上，她们一直生活在乡村，也没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她们偶然来到这边。看到她们，我想起自己的母亲。
我在工业区的小商店买水，遇到一位老年妇女举着一个红色的牌子在工业区道路上走着，她头发凌乱，显得十分疲倦。她见到路上的每一个人都会问：“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她指了指牌子上的女孩，一个年轻的女孩，二十多岁，披肩长发，河北人，纸牌上写着“马红英，你妈来东莞常平了，如果你见到后，请速找妈妈，妈妈的电话”。她在十字路口待了一会儿，很快，有一大群人围着她，看那块牌子，议论着。她说她女儿的头发很好，有点胖，她女儿很聪明，读过大学，她女儿自尊心很强，她不断向围观她的人说着她的女儿。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上面写着“东莞常平”，她跟我们说，她女儿三个月前写信说，她在常平一个工厂上班，叫不要担心她，现在工厂工资不高。我接过信封，信封上只有一个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寄信人的地址仅有一个内详字样。这位妈妈从邮戳上得知女儿在常平，红色的邮戳印着“东莞常平06”的字样。这位母亲不断地说着女儿在常平的工厂里，有人劝她这样很难找到，常平很大，有数千家工厂，几十万人。她告诉围观者，她准备每天找一个地方，又对围观她的人说，拜托大家，如果见到这个女孩，打电话告诉她。我跟她交流了一下，我说可以在网上公布一下，现在网络相当发达。她说好，然后走了。第二天，我又碰到她，她说她回去问了儿子，还是不能在网上公布，因为网络上公布，怕老家那边人看到，女儿很没面子，又说起女儿很要强，要是知道家里人以为她丢了，还找，肯定会寻短见，闺女以后还要活下去，这么大的人如果村里人知道她的事情，怕出意外，她不断地重复着。“我都不敢跟人家说是来找闺女，我跟人家说是去广东看闺女。”她问我有没有别的办法，我说贴一些寻人启事，这些年在东莞的大街上，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寻人启事，贴在墙上、电线杆上、车站等地方，她说贴过了。我知道这些张贴的寻人启事犹若大海捞针一般，但是我知道还是有人找到自己失踪已久的亲人。一周后，这位母亲再次找到了我，说她要回家了，然后给我留了一个电话，说如果碰到她女儿，打一个电话给她。
3.阿芹与阿艳
我见到无数个母亲来这边，有来到陌生地方帮儿女看小孩的母亲，也有找工作的母亲，而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两位母亲，一个是为工伤的儿子讨公道的母亲，另外一个是寻找自己女儿的母亲。
2006年，我离开工厂后，有一次感冒去东坑医院，碰到我以前在黄麻岭工厂上班的同事，她去东坑医院做人流手术，我们交谈了几句，跟她一起的也是我以前的朋友，医院里做人流手术的人很多，另外一位工友说，大医院里做人流手术要排很久的队，没有在小诊所做得快，然后就说某某是在小诊所做的，很快也很方便。做人流手术的工友说，小诊所不好，C车间有个女工在小诊所做的，第一次清宫未尽，刮了两次宫，后来感染了，估计以后没生育能力了。陪她一起来的工友说，好多是小诊所里做的，她出问题，是运气不好。
2.失踪的女工与寻女的母亲
她们的对话让我产生了做一个有关这方面调查的想法，我卫校毕业，学的社区医学，了解一些简单的医学常识，我花了半个月做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女性生殖健康和人流”的调查。我当时找到十五个曾做过人流手术的女工，她们是我托工友、老乡们找到的，这样私密的事情，大家不愿意说。找到十五个愿意说的女工，我费了很大力气，我告诉她们，我不会写她们，只是好玩随便问问，不会把她们的姓名等有关信息透露给别人。受访的十五个有过人流经历的女性农民工中，有十一人是在不具备医疗条件的小诊所进行的，只有四人在正规医院做的人流手术。我有点吃惊，这之前，我没想到比例如此大。
有时候，我胆怯，害怕，耻辱，有一段时间，我租住的城中村有很多出卖肉体的女工，路过的那些嫖客把我也当作她们中的一员。我曾想到退却，当我经过城中村低矮的巷道被抢劫，当我租住的房间被盗时……我都想过放弃。有一段时间，我因诗歌获得虚名，我感觉我跟她们有了距离，我不自觉地把我跟她们划开，我内心有一种疼痛，我反复地谴责自己，直到有一次，我在一个成功者的办公室见到她对待她下属工友的态度，她的行为让我彻底愤怒了，正是这种愤怒，使我重新找回了自己，我为自己在内心与她们划开感到耻辱。是的，我一直在诗中说自己，我是一个怯者，我胆小怕事，比如租住在东坑一个城中村时，我的房间被撬开，电脑被盗，我吓得搬家了。我从湖南到四川到湖北到江西等，只是为了倾听她们的故事，去看看她们生活的乡村，这些乡村与我老家没有两样，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去看，是一种态度，还是真的想去了解，我都迷茫过，我究竟要如何写这些女工，我知道需要努力地记下来，我是一个笨拙的人。六年里，外界一直在变化着，比如由找工难到招工难的转化，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了一些改变，《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最低工资的增加，收容制度的废除，是的，看来一切都在改变。但是她们在底层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她们依旧用肉体直搏生活，跟她们交流，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压抑之后她们心里积聚的暴戾情绪，这种暴戾的情绪一直折磨着我，而底层与底层的碾轧是那样暴力、血腥、野蛮、赤裸……她们让我担忧，我在一首叫《底层》的诗歌中有过表达：“贫穷的生活正摧毁坚固的道德与伦理／马低头啃食着寒霜苦与涩更添/人间的寒冷在底层悲伤／已沦为暴戾不幸的人用伤口/测量着大地的深度黝黑的春天/看见底层人群不断地分裂他们是／麻木的器具者或者血腥的暴力者/我没有找到与世界和解的方式深深的/担忧从我的心间投到马眼我与马的交谈／就像一副衰老的马皮披上寒冷的树枝。”我不希望这些女工沦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愿意她们成为血腥的暴力者，但是现实却不能为她们找到和解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积聚的暴戾，或者这些被压抑的暴戾会成为一股怎么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扭曲！
工厂还有一些人因为害怕，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去做人流手术，比如我写到的这两个女工，一个叫阿芹，一个叫阿艳。阿芹是我以前的同事，她把小孩生到厕所，后来离开那个工厂，从此再没有了她的消息。她不是跟我同一个车间，也没有在同一个班，我上白班时，她上夜班，我上夜班时，她上白班，我不认识她，但我以前同宿舍里有一个她的老乡，是她告诉了我阿芹的情况。我一直想了解出厂后阿芹的境遇，但没有找到，她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大约2007年，我在桥沥一个五金公司做业务员，租住在南门的城中村里，我楼下对面有一个小发廊，发廊里有出卖肉体的女子，阿艳是其中一个。阿艳以前在工厂打工，跟人恋爱，怀孕，生了一个男孩，卖掉了。一万块。我听到很吃惊，有时站在楼上，看着阿艳她们在谈笑，好像一点事情都没发生。后来从工厂出来之后，阿艳去了酒店，被一个台湾人包养了一年，一年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就待在这个小发廊。每天看到阿艳，我会想起我的同事阿芹，我不知道出工厂的阿芹会不会走上跟阿艳同样的道路，我一直告诉自己，阿芹应该不会。
我只是努力地记下这些女工，当我2004年写下田建英的故事时，直到2010年，我都在迷茫中，我不知道如何着手，我能为这些女工写下什么呢？我自己是女工，我能为自己写下什么呢？这些年，有的工友客死异乡，有的跳楼，有的被车撞死，还有一个被狗咬死了，有的在茫茫人海中消逝了，不知死活，也有在异乡改变了命运，她们开工厂，开商铺，做到高级白领……我曾经因为她们的命运流泪，也为成功改变的命运高兴。当我穿过阴暗而低矮的城中村，当我打开铁皮房门时，当我看到她们坐在门口、拉线上时，当节假日我们一起去公园、街头，当我在车站看到她们背着行李回家时，在医院门口见到她们去做人流手术时，她们失恋时，她们被抢劫时，她们为了讨薪跪在工厂门口时……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我又想到在小诊所做过人流手术的女工，不知她们现在生活得好不好。
2010年，我觉得我该开始写我整整准备了六年多素材的诗歌了，我把我了解的女工们列表，把以前写在碎纸上的东西整理了一下，有很多已经忘记了，剩下些模模糊糊的印象，有很多有着清晰的记忆。5月份，我写了周细灵等二十六首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些人物写下去，也不知道她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是小人物的志传，还是小人物原生态的呈现，我有些惶惑。我只是努力地告诉自己，我要将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呈现，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故事，在她们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她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与她之间，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命运，她们曾经那么信任地告诉我她们的故事。“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这是我在流水线生活中最深的感受，在流水线的时候，我们被简化成四川妹、贵州妹、装边制的、中制的、工号……我在流水线都努力地叫工友的名字。很少用工位或工种、地域叫人，比如插钢通的刘忠芳，旗仔的戴庆荷、陈群，在流水线时，每当人家叫我“装边制的四川妹”，我心里总有些不舒服，我更希望人家叫我的名字，正是有这种感受，我会叫工友的名字，当她们听到我叫她们的名字，她们脸上惊愕了一下，转而很兴奋，然后问道：“你知道我的名字啊！”我觉得我跟她们的关系近了很多。我知道我需要写的是她们名字背后的人，而不是她们工位背后的面孔。到6月份，我写了三十几首后，我把这些诗歌给一些朋友看，比如南都报的余远环、刘炜茗等，他们在他们主持的报纸上大力推出这些人物，比如余远环兄长在他的时评版，把这些女工记里的女工以时评的方式发了一个整版，刘炜茗兄在他责编的南都副刊用一个整版刊发了部分诗歌，他短信告诉我，有很多人关注这些诗歌。我并非想为这些小人物立传，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原本是由这些小人物组成，正是这些小人物支撑起整个世界，她们的故事需要关注。现实中，无论是新闻、报纸、杂志，太多版面都是关注名人以及他们的成功史，我用这些薄弱的诗歌去写一些小人物的故事，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是农民工，都是女性，我和她们一样，也是女性农民工，我们有着相同的梦，从农村来到城市，面对无法进入的城市，有着相同的苦恼，比如婚姻、工作……我们有着相同的背景和生活。
4.城中村的邻居们
通过网络，我认识了另外一些女工，比如四个都是被父母遗弃，由别人抱养大的女工，她们因为共同的不幸身世走到一起，她们是重庆人、河南人、陕西人、云南人。她们四个人一起进工厂，一起出厂。她们对自己的身世都有着深深的自卑，那是她们隐形的伤口，她们不肯多说她们的身世，我曾努力想与她们沟通，但我不忍心撕开她们的伤口。我终究没有完整记下有关于她们的故事，她们便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还没有完整地了解到她们的情况，我知道我与她们之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信任，后来我的一个QQ号被盗了，便彻底地与她们失去了联系。我与她们只见过一次面，半天时间，我没有写下有关她们的故事，后来我接触了与她们类似背景的女工，我找到了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工，写了她的故事，在写她的故事时，我便想起那四个女工，想起被人抱养大的同事。我那个同事很胆小、老实，跟老乡们一起来这边打工，她的老乡欺负她，她学会忍气吞声。我见到的四个被捡养的女孩子胆子很大，她们是90后的一群，她们四个人抱团取暖，完全不同于我了解的小敏与亚芳她们。直到现在我都懊恼自己没有好好地与她们交流。
在常平，有一段时间，我租住在老瓦房的城中村，一间阴暗而潮湿的十几平方的房间，没有床，两个长凳搭上几块木板，木板厚薄不同，一个煤油炉，一个油腻的门窗。我以前在高英住这样的出租房，2007年做业务时，为了省钱，也租住这样的房子。城中村遍布各种各样的人，小贩、三轮车载客者、补鞋匠、中年妓女、清洁工……我每天很闲，不跑单就闷在出租房看书，有时跟她们聊天，家长里短，她们年纪比较大，看见满屋子书，说我读了书，应该找一个办公室的工作，工资高，轻松。那个叫凡慈香的女工跟我说，她有老乡在工厂负责招工，帮我问问，她很热心，四十五岁，河南人，一双儿女。她们告诉我她们的故事。做菜贩的刘芳说，她原来想进毛织厂，没技术，年纪大，工厂不要，只好贩点菜。有时，我跟她骑车去常平木伦市场批发蔬菜，晚上七八点，木伦市场有很多从外地运来的蔬菜，新鲜的蔬菜摆得整整齐齐，批发价很便宜，出乎我的想象。有时，低得我不敢相信，我跟在刘芳背后，她拖着平板车，跟批发菜的人砍价，我站在旁边听。有时我会问，为什么这么便宜都不赚钱，她会跟我算要交多少钱给市场，要多少摊位租金，摊位需要转让金，算下来实际没多少钱可赚，我无言。
2008年，因为经济危机，我彻底失业了，6月份，我去了江西、河南、重庆等地，通过朋友介绍，我去了很多村庄，见到很多女工，听她们讲自己的经历、人生、她们工作的城市、她们未来的打算。她们中有曾经打工然后回家不再出来的，有成功在这边开工厂做老板的，有一个在外打工疯了，她疯的原因至今我不知，她老实巴交的父亲也不知。听到一些客死异乡的女工的故事，被拐卖的女工，有的沦落为偷窃者、娼妓者。还碰到一个在工厂打工数年，回安徽后，跟随老乡一起做假尼姑骗人。有跟丈夫一起偷盗的女工。有离婚的女工，有婚姻出现大问题却没有离婚的女工……我努力记着她们的故事。当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迷茫，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该用哪种形式来表达我所遇到的女工以及她们的命运，如何在纸上还原她们，用诗歌还是散文，还是纪实类的东西？2008年，我曾试图写有关女工的组诗，我写了两首女工，是其中第一首与最后一首，我发现这种形式并不是我所需要的，于是我把这个题材搁浅下来，等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表达。下半年，我去了广州，在广州一个杂志社培训，是一个有关农民工写作者的，培训后，我被留用在广州的杂志。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准备多年的女工题材，我知道我要写这些东西，也许它是我命里注定，我选择每周五坐广深线回东莞，星期一再返回广州，我一直这样在广深线上往返奔波，在东莞与广州，工业区与大城市，流水线与写字楼之间不断往返，我把房子租在大朗，在常平横江厦或者天虹附近，我接触的女工越来越多。比如在横江厦，有很多人嫁给香港人，她们曾经是在工厂打工多年的女工，或被包养起来的女孩，我倾听着她们的故事，她们讨论着如何申请到香港长期居住，如何申请到香港的廉租房。这么多年，我学会了倾听，她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孤独，她们的故事无人倾听，她们积聚了太多东西需要表达。在工业区的市场里，我跟补鞋的、卖包子的、小菜贩们交流，我租住在她们之中，她们不做生意时，和她们串门交流。这些城中村的邻居会跟我说起有关她们自己的和她们熟悉的人的故事，她们的婚姻，她们老乡与朋友的生活，她们被没收的人力三轮车、被砸掉的摊子、被掀翻的水果架。我跟随她们一起去蔬菜批发市场批发蔬菜。
我在那里生活了半年多，听到她们很多故事，比如补鞋匠与黄娇兰的婚姻。年老的湖南补鞋匠带着黑色老花镜，他六十三岁，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的妻子死于车祸。他跟我谈起他死去的妻子，说现在还没有找到凶手，他经常去派出所与交警队，但没人关注，也没人管，他有些失望，然后开始抱怨，说世界没公平，如果有点关系，肯定能抓到凶手，或说有钱也行。他讲起妻子被撞死的往事，眼里布满哀伤，他肮脏的手从油腻的鞋机上抽出，擦擦眼角，此时他全然没五分钟前那种对生活的信心。言谈中，他被现实纠结着，他说他小儿子不务正业，经常换厂，有时跟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勾搭在一起，说这样下去怎么行，对小儿子充满担忧。有时他又说，在工厂里老老实实打工也存不了多少钱，一天累得要命，还是两手空空，然后又说起小儿子，什么正经事都不做，居然也活得好好的。最后总会归于叹息，说世界就是这样，让人看不懂。我常去那个鞋摊，有时会碰到老鞋匠与他的搭伙人黄娇兰，他们来自同一个市，不同县，湖南娄底人，那里是湖南山区，家乡话也一样。黄娇兰以前在附近毛织厂做厨工，丈夫去世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东莞打工，来东莞十几年了，以前在毛织厂查衫，后来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便做起了厨工。鞋匠的生意不错，补鞋时，顺便缝补衣服，附近工业区的年轻人大部分不会缝补衣服，掉了纽扣，新买的裤子裤腿长了，需要裁掉一些，一般都找老鞋匠。黄娇兰比老鞋匠小九岁，她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儿子不听话。大儿子在工厂做养不活自己，小儿子十年前跟一个江西女孩，未婚却生育一个小孩，三年前分开，把小孩留给了黄娇兰，现在小儿子跟一个河南女孩再次恋爱，也未婚便生育小孩了，二儿子在宁波那边打工，很少过来。老乡把他们介绍在一起时，对黄娇兰说，老鞋匠做了十五年鞋匠，应该存了些钱，也不需别人养老。老鞋匠租了一个老式的房子十多年了，黄娇兰带着两个孙子一个孙女，跟了老鞋匠，不用租房子，老鞋匠也顺便帮她看一下。介绍人跟老鞋匠介绍黄娇兰时，说她在工厂打工，三个儿子都成家了，没负担，自己赚钱自己用。两个人在异乡搭起了伙，没结婚证，把老乡叫来一起吃顿饭，便成了半路搭伙夫妻。搭伙后，黄娇兰才发现老鞋匠并没媒人介绍的那样好，老鞋匠喜欢喝酒，常常喝醉，醉了就会胡言乱语，有时还摔东西。老鞋匠发现黄娇兰两个儿子把小孩丢给黄娇兰，从来不过来照看，也不给家用，孩子花的钱还需用老鞋匠的。搭伙后，老鞋匠原不想让黄娇兰再去工厂打工，想她帮他做饭，顺便帮他一下，老鞋匠怕老了以后，无人养，把钱控制在自己手中，黄娇兰带着小孩，儿子又不给钱，便继续去工厂打工。有时，我经过老鞋匠门口，看见他喝了酒，在骂黄娇兰的两个儿子。他不喝酒时，对黄娇兰不错，带着小孩在鞋摊边，老鞋匠是个善良的老人，对几个小孩不错。有一次，我看见黄娇兰七岁多的孙女在帮老鞋匠忙，便问孙女儿，问她有没有回过湖南，她一脸茫然，问爷爷对她好不，她抬头望着老鞋匠，说：“爷爷，你说呢？”然后跑开了，老鞋匠说，小孩子什么都知道，这孩子聪明。我们又聊起了这三个小孩，我问老鞋匠，他们父母打没打结婚证，小孩有没有上户口，老鞋匠说，没结婚证，小孩了也没户口。从老鞋匠的口中，我才知道，老鞋匠的小儿子也没有结婚证就生育小孩，小孩没户口，也不准备上户口。我问老鞋匠，没户口如何读书，如何办身份证。他笑着说，现在读书上私人学校，不需要户口，有钱就行。我说初中毕业不能上高中，也不能考大学。老鞋匠说，考大学有什么用，读过初中就出来打工，读完大学还不是要打工，都一样，老鞋匠又说哪个工厂大学生工资还没有文盲的工人高。我说没户口，不能办身份证。老鞋匠说，办个假证，找老乡熟人介绍进厂就行了，再说等他们长大，我早死了，哪能管得这么多。老鞋匠告诉我又不是他们一家，这样的人很多，老鞋匠与黄娇兰出来打了十几年工，对保留户籍的故乡，早没多少概念，全家都在这生活。年轻人的婚姻是合得来就一起过，合不来就分开，生了小孩就养着，读书送到民工学校，大部分读几年书就辍学了，进工厂，或找老乡学技术。当黄娇兰的大孙女走过来时，我问她喜不喜欢学校，她说，不好玩，为什么喜欢。她明亮的眼神没一点多余的话，而我的内心却有着一种无言的悲伤。我不知道，我们的户籍制度等政策会不会改变，也不知老鞋匠口中聪明的孙女未来的命运会如何，我看到的是一种可怕的世袭的贫穷。就我的了解，有许多像黄娇兰孙女一样的农民工子弟，他们就读的民工学校，有时一学期一门功课都要换三四次老师。他们没户口，大部分初中毕业或没有毕业就出来工作。
2006年冬天，从樟木头的工厂辞工后，我去了湖南、湖北。跟以前的同事一起回她们的老家，一路上我听到很多有关女性民工的故事，平时同事会跟我讲她们的朋友、同学的经历，比如周红与杨红的故事、美丽与卫红的故事。在洞庭湖平原，从益阳到安乡，沿着湖区行走，见到了大片的芦苇林，开阔的平原。我在网上找到一些有关那里的历史与风景的资料与照片，同事陪我去看那里的防洪堤，谈论起被改变的树种，被改变的村庄。同事跟我谈起，以前他们村庄有很多种类的树木，比如榆树、槐树、杨树、柳树、椿树、喜树、杉树、苦楝树……同事和她的父亲说了一大堆在他们屋前和河道边种植过的树木品种，她父亲说：“现在这些树种都很难见到了，河道与屋前屋后只剩下速生杨与杉树，杉树是用来造棺木，如果不是要造棺木的，估计只会剩下速生杨。”何尝只是洞庭湖平原，我的故乡，嘉陵江边的村庄，以前河边的桑树、梓树都被砍伐尽了，我们南充是绸都，嘉陵江边，屋前屋后，有过大片的桑树，如今都被砍伐完了，也只剩下速生杨。同事的父亲叹息村庄树种的变化，同事跟我聊起村庄人心的改变。她说她很多同学到南京、广东等地方从事色情行业。十年前，在她们村庄，很多女人出去，从事这个行当，有姑嫂、姐妹搭伴而行，有同学、表姐妹一起南下闯广东。在她们村庄，最先外出的就是村庄里年轻的女性，她向我描述她们村庄里的一切，那个平原的村庄让我想起《南方周末》曾报道的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在湖北，我陪一个女同事回湖北老家相亲。“十一”国庆相亲，农历正月结婚，一年后，小孩出生，小孩半岁后，同事离婚了。从相亲到结婚到离婚，同事一直跟我有联系，离婚后，她去了长三角，彻底在我的视野中消逝了。这些年，我目睹无数我曾经跟踪的女工从老家过来，然后与我相识，又离开了，最后消逝于茫茫人海中。有时候，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特别是节假日的公共场所，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这种在人群中的孤独让我变得敏感起来。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我变成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压碎，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拥挤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中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生活何尝不是？我们被数字统计，被公共语言简化，被归类、整理、淘汰、统计、省略、忽视……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她们的柴米油盐、喜乐哀伤、悲欢离合……她们是独立的个体，有着一个个具体的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
常平遍布酒店，许多从事肉体交易的女孩，她们租住在公寓里，离酒店有一段距离。街道上有许多化妆间，每到黄昏，那些女孩从租住的公寓里出来，去楼下不远处的化妆间化妆，化完妆后，她们便叫上一辆自行车，或人力三轮车，有时是打上士去酒店。人力三轮车价格相对便宜，路程也不远，五块或三块钱，成为这些女孩最好的选择。我的邻居凡慈香是一个踩三轮车的女工，她四十多岁，身体健壮而肥硕，踩着三轮车在大街上拉客。傍晚出去，一直到深夜回来，跟酒店里的女孩一样，她来自河南，认识几个在酒店里出卖肉体的女孩，她每天接送她们上下班。她的小孩在河南读书，老公在附近工厂做搬运工。她租住在城中村，离接送女孩上班的酒店有十来分钟的路程。因为东莞禁摩，也禁止三轮车上路，她得小心翼翼地走那些偏僻的小巷，以免被治摩办的人发现。但是，还是有不小心的时候，她赖以谋生的工具三轮车就会被交警或者治摩办的大盖帽拉走。她不理解为什么城市要禁止摩托车通行，也不理解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宽了，穷人能够行走的路却越来越窄。她常常跟我说第一次进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的马路上有汽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而现在马路越修越宽了，汽车由四车道变成六车道、八车道……有的更宽了，但是自行车道、人行道却不见了，而到了现在，居然连普通老百姓的摩托车与三轮车也禁止通行了。有时，她骑着三轮车出去，空着手回来，她眼圈红红的，用手抹眼泪，不断叹气，并且责怪自己不小心。是的，当官僚们的公车以无限速度增长时，终于将凡慈香们赖以谋生的三轮车与摩托车挤出了公共道路，我对越修越宽的马路无言。
当我与她们接触时，我知道我需要写下这些女工的故事，那一年，我接触了很多媒体，也知道了媒体如何做这方面的新闻，比如媒体做一个选题，做工伤方面的选题，他们就会选择一个或者两个有关于工伤方面的个体，用个体呈现农民工在工伤方面的境况，他们选择他们需要的对象，以及适合他们需要的部分，而这个女工其他方面被省略掉了。更多的时候，她们被媒体、报告、新闻等用一个集体的名字代替，用的是“们”字。我是这个“们”中的一员，对此我深有感触。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我的时候，我有一种惶恐，我知道媒体在选择报道我时，它们会把我当作一个选题，一个所需要的选题去报道，或者我成为一个脸谱化的代表，比如女工成才的励志对象，我一直拒绝做一个脸谱化的典型，这种脸谱化的生活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憎恶，很不幸，我依然成了这一张脸谱。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深入女工中，把这个“们”换作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她们之中，才会感受到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2007年，也正是与她们接触，我对世界充满尖锐的敏感。我尖锐的敏感，过多的愤怒让我无法在最为世俗的业务员生活中如鱼得水。但这些女工与她们的生活带给我很多感动，我努力想靠近一些，更靠近一些。
生活是艰难的，但她们对生活的态度，及邻居间的关心常让我感动。后来，那里房子拆除了，这些邻居不知去了哪里。我知道她们无法挤进她们生活多年的城市，也无法将自己的一切安顿在城市。而城市中央的城中村得以改造、升级，变成高楼大厦，楼房越建越多，越来越漂亮，曾经在城中村生活的底层百姓被挤到离城市越来越远的地方，他们谋生的三轮车、摩托车也被挤出了城市的道路。这究竟是值得高兴还是担忧的事情？我无法回答，但是我有一种疼痛，一种被无形之刀切割的分裂之痛。
我尽力地逃避着媒体的关注，我怕我的同事知道，怕我的老板知道，怕我的邻居知道，我拒绝很多媒体的采访，她们想采访我居住的现场，我都拒绝了，我知道自己将要写什么样的东西，我必须深入邻居的生活中，成为她们一样的人，只有这样她们才会告诉我她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我有一位邻居是卖淫女，我说我是业务员，我们经常碰面，她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来，我会跟她点头，也仅仅只是点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防备着别人，都不想把自己的真实状态告诉别人。我这位邻居也一样，她心里充满了自卑，虽然她努力地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装着清高不理我的样子，但是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她的自卑。大约一个月后，我知道她是四川的，我们以老乡相称，她有时会到我房间借一些打工类杂志，比如《佛山文艺》《打工族》等，我们之间的交流慢慢多起来，她会讲一些她们的故事，2007年过年，她回四川了，然后过来，她告诉我回去相亲了。我指着楼下那个与她同居的男人问：“那个不是你的男朋友吗？”她苦笑着说：“是的，但我们不会结婚。”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卖淫者天天跟着的所谓男朋友并不是她们想结婚的对象。只是因为她们卖淫，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时面对无赖的嫖客，有时遇到抢劫的，有时会遇到敲诈……做她们这行，碰到这些事情，不好报警，所以只好选择跟一个男人，所谓能够保护她们的男人，这些男人就是外界以为的男朋友们。她介绍我认识了几个她们店里的姐妹，有的是被拐卖的，有的原来在工厂，碰上了一些专门进工厂勾搭年轻女工，以谈恋爱为陷阱，逼这些年轻女工出来出卖肉体的男人，有的是主动而自愿，有的被老乡从老家带出来专门从事这个行业，有的因为谈恋爱失败，破罐子破摔从事这个行业。她们完全把我当作朋友，有几次，我去她们的店里，那些嫖娼者把我也当作她们中的一员，我吓得跑了，她们在后面笑。从这个年轻的卖淫者口中，我知道了她们这个行业的很多秘密。比如有一对河南夫妻一起出来，妻子卖淫，丈夫跟在妻子后面，妻子一直想通过出卖肉体赚点钱开个小士多店，让自己的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但丈夫却喜欢打牌、吸烟，不存钱，他们两夫妻经常吵架，大约半年后，妻子瞒着丈夫存了两万来块钱，再找她的姐妹借了一点钱，他们盘下一个小士多店，让丈夫看管。妻子继续做一段时间，还上姐妹的债务然后转正行，跟丈夫一起开士多店。但没有一个月，丈夫天天打牌，不会经营，还跟一些人染上毒瘾，结果士多店只能关门，妻子生气跑了，没有经济来源的丈夫也离开了。后来我听说丈夫去了湛江贩毒，妻子去了另外的城市继续出卖肉体，有一个小孩在河南乡下。还有一个广西女孩，她是一个孤儿，从小父母双亡，是姐姐带大的。她一直想努力赚一笔钱，帮穷困的姐姐修房子，于是选择了走这条路，她没有读过书，什么都不懂，因为年轻，光顾的嫖客多。有些女孩爱惜自己的身体，一般会选择客人，或者控制每天做几桩生意，但这个广西女孩想努力赚钱，不挑选客人，有客人光顾她就接。她没有像别的女孩，用出卖肉体的钱养一个男朋友。邻居告诉我，因为那个女孩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夏天出汗太多，皮肤溃烂了，私处烂了，也舍不得去医院，两三个月后，附近的小流氓知道她存了一笔钱，便敲诈她，结果被人敲了一笔钱。邻居说起广西女孩的故事，说：“就是不养男朋友，赚的钱还不是给别人用了？自己不要命地做，还不是帮别人做？”她说这些时，露出一副看不起广西女孩的神色，她们在一个店里出卖肉体，平时关系很好，我在旁边听着，什么话都没有说，我本身也无话可说。我只是默默记下这些。
5.艳芬们的故事
我有意识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都会碰到抢劫的、卖淫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购废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于他们其中。2007年5月，因为一次偶然，我获了一个奖，然后引起媒体的关注，很多媒体去采访我，我怕我的邻居们知道我的真实情况，我不敢带他们去我租住的地方，如果让邻居们知道，我与她们之间会有隔膜，她们不会告诉我有关她们生存的真实境况。跟南都记者见面，我约他们在桥沥的公园里。南周的人采访，成希陪我去长安，去见我的客户与朋友。后来三联周刊的朋友们过来，也是去的长安。我觉得我寄住的城中村才是我的生活全部，我觉得自己要慢下来，写作要慢下来，我放慢了写作长诗《七国记》。正是跟这些媒体与外界的交流，我知道自己要写一部怎么样的女工作品了。当聚焦的光线对准我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偶然获奖，也许没有人关注我，我会如同我的邻居们一样，默默地生存着，艰难地生存着。她们或上进，或堕落，或成功，或失败……我目睹被拐骗的女工如何变成娼妓，目睹一些男工变为吸毒者，沦落为抢劫犯。在租住的桥沥城中村，我经常见到的一名女工被一个吸毒者谋杀了，我只有默默在纸上记下这一切。
2001年，我在大朗大井头一家玩具厂做员工。那条玩具拉是工厂在大井头第二工业区租借的厂房开设的，工厂总部在大朗水平还是水口，我已忘记。那时，找到一份工作十分难，我进玩具厂后，做助拉，第一次出来，不知助拉是什么样的职位，不过拉上员工对我很好，我认识一些朋友，比如艳芬、魏祺、郑梅、小芳……她们来自湖南、广西、河南等，她们有的出来两年多，有的出来才半年，我是刚从家里出来。我们住在一个宿舍，我一直把打工生活当作学校生活的延续，比如住一个宿舍，来自不同地方，只是把读书换作工作，把交学费换作有工资发，我单纯而简单。她们与我不一样，处处提防着人，遇到一些小问题就互不谦让，吵架，有时还会打架。从那个女工宿舍，我知道了“碾轧”这个词，那样直接、充满强悍的暴力。将你碾碎后，还要轧上几脚……每次她们吵架，我都去劝她们，宿舍里有十八个人，我们五个关系相当好，一起上班，一起去食堂，然后一起下班，遇到某个人被人欺侮了，会合起来碾轧那个人，打开水时，或排队吃饭时，要么睡觉时，如果不幸碰到那个人是一条拉线的，肯定在拉线上耍小动作，让那人挨批评。从那个宿舍里，我知道几个人团结起来对某个人碾轧的痛苦，有一个女工被另外一伙八个女工欺侮，只做了三天就哭着自动离开工厂。一个月后，拉线关闭了，我们都失业了。我们一起在大朗竹山村租房子，两张床，五个人，一个煤油炉，一个铁锅，一个电饭煲，一把菜刀，一个锅铲，一个案板，几双筷子，几个盆子，一人一个皮箱，一个桶子，一个脸盆，这些是我们全部的家当，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去找工作。住了三四天后，来自广西的魏祺被她男朋友接到樟木头去了，我们四个女孩每天沿着竹山村的公路出发，向四周延伸找工作。那时候，魏祺叫我“阿琼，阿琼”。我习惯人家叫我名字，还不习惯别人叫我“阿琼，阿琼”，她叫我时，我会开玩笑说：“别叫我阿穷了，这样越叫越穷了，我们现在本来就穷。”后来小芳与郑梅进了一个电镀厂，我跟艳芬在寮步一家鞋厂找到了工作，艳芬是我老乡，来自四川。在寮步那家鞋厂做了十多天，我身体不适，受不了车间的高温，得了热感冒，全身无力，请假休息，却请不到假，后来实在身体受不了，便有两天没有去上班，第三天无精打采去上班时，班长说我两天没上班算自动离厂，没工资，连进厂交的一百二十多块钱的押金都不能退还给我。艳芬一直在那家鞋厂上班，魏祺三个月后也进了那个工厂。我们的房子租一个月，还没到期，我又独自搬到那个房间里，艳芬下班后，走四十分钟路，从寮步那个鞋厂到我们租住的房子来陪我，顺便告诉我附近哪个厂在招工，让我第二天去面试。那时，没有电话，我们也没有传呼机，所有的信息都需要亲自跑过去传递。晚上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她安慰我，说我有文化，是中专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不该待在流水线上等。第二天早上，她又回工厂上班。我们一直有交往，后来我进了东坑一家叫康佳的家具厂做仓管员，我跟艳芬一直有联系，放假时，不是她来东坑看我，就是我去寮步找她。她在鞋厂做了三年多，在鞋厂找了男朋友，然后结婚，后来离婚了，去了长三角，在昆山。去年我去上海，跟她打电话，顺便去看望她。我们聊起往事，聊起那时查暂住证，我们被反锁在房间里，听着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敲门。因为反锁在房间里，我们必须在狭小阴暗的房子里忍住不拉屎。因为出租房里没厕所，是公用厕所，我们锁在里面不能出去，有一次清晨，被尿意涨醒，憋到天亮时的情形至今还在眼前。我们聊起我们的朋友，这些年不断漂来漂去的命运，她跟我说起小芳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在2003年听郑梅说，小芳去了深圳上沙那个地方出卖肉体，而魏祺2002年嫁到河南以后，没联系了。再后来，说起她的婚姻，她留在四川的小孩，如今九岁了，她说她这几年有过两次同居的爱情，但是终究没有结果。她叹了一口气说，时间过得太快，还不知下一站将要去哪里。
半年后，我从樟木头辞职，来到常平镇，在一家五金公司做推销员。在我印象中，推销员有大量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样，我有更多时间去完成女工的调查，还有一些其他计划中的写作。
6.阿敏的故事
2006年，东莞文学院首次对外公开招聘签约项目作家，一个月能补贴三千块钱，签约一到两年，当时东莞不少人都暗示我能签上，我对此抱有希望。也想安心写东西，我没有急于找工作，选择在城中村待下来，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写作诗集《黄麻岭》，还有一些散文。出工厂一个月，我遇到两件事，我一位多年的工友离婚了，她跟我在五金厂一起工作了几年，我们关系相当好，她老公是四川人，她是湖北人。她是工厂品检员，她老公在另一个工厂做技术员，在我看来，他们是很稳定的家庭，他们的婚姻解体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另外一件事，因为感冒，我去东坑医院，在医院遇到以前工厂的一位工友，她去做人流手术，我们聊到一些女工怀孕后，在小诊所做人流手术的事情。说到有一个工友在小诊所做的人流手术，清了三次宫，才清除干净，估计以后不能生育了。谈到以前有一个工友把小孩生到工厂厕所。这两件事让我想做一个女工们的婚姻与生育方面的小调查。我通过老乡、工友的介绍，认识许多婚姻解体的女工，也了解到一些女工怀孕后人流的故事，这些人流女工都很年轻，十八九岁，很多是初次出门打工，在工厂认识了一个异地男孩，同居，怀孕，有的怕家里知道或者反对，有的因男孩或者女孩离厂，永远地分开，她们只能选择去做人流手术。在我的调查中，这些在流水线的女工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对生育知识知道得太少，来自农村的她们比较保守，对性的防护措施也相当少，往往很容易怀孕。调查一个月后，我便想写些女工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这些女工，我开始有意识选择跟踪一些女工。有意识去跟老乡、老乡的朋友、租房旁边的邻居交流，通过她们的介绍，我认识了很多女工。我跟以前的工友联系，她们也帮我介绍一些女工。我当时计划花两年时间做这件事，如果能签上东莞文学院的创作项目，每个月有三千块的补贴，至少我不至于担心我的生活了，这样我有更多精力做女工调查，完成一部女工的作品。2007年，我申报东莞文学院的项目落选了。从3月份出厂，到7月底知道没有签上，我已经四个月没有上班，而东莞文化局补贴的一万多块钱也差不多用完了，我必须得找工作。于是，我去了樟木头，在那里的一个塑胶厂打工。有关写作女工们的念头就搁起来了，我知道我要写，如果东莞文学院的创作项目没有签上，因为生活，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调查女工，我就不急于写这些女工的故事。我当时想写成散文或者故事之类，后来才想到要写成诗歌。
2010年初的某天，我在网上乱逛，发现一个帖子，觉得里面的人物与我相识的阿敏相同，都是湖南某市人。因为生活漂泊不定，我有很多像阿敏这样的朋友，热爱文学，有自己的追求，在铁架床上、餐厅的桌子写着拙嫩的文字，我自己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对这群人，我有着本能的情感。我曾有一个QQ号，加了很多这样的朋友，我们通过QQ聊天，然后相互交换自己的诗歌，很可惜，这个QQ号在2008年被人盗了，这其中的朋友很多便永远消逝了，阿敏是其中的一个。我在网上看到那个消息时，我第一感觉里面所说的便是阿敏。因为QQ号丢失前，我与阿敏有过几次网上聊天，我感觉她开始在做传销，一直以来，我把她当妹妹看待，没有想到她会变成网上传的那样，于是，我在网络上开始搜索有关这条信息的情况，很不幸，网上所说的那个人真的是我认识的阿敏，有数百万案值。我觉得心里闷得慌，想起这些年与她的交往，心中一阵悲伤。于是写下这首诗歌。写完后，我给朋友吴季阅读，他说，难道是×敏，肯定是×敏，是的，我这样回答他。吴季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声真可悲。阿敏曾经跟吴季他们很熟，在工人诗歌联盟论坛很活跃。吴季曾把阿敏的三首诗改成歌曲，在QQ上，吴季兄把他改编的歌曲《那一年的春天》《回到从前》传给我，在网上听着《回到从前》，我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为阿敏，也为自己，为无数像阿敏这样的人。
2006年，由于请假太多，我被工作了四年的工厂辞退。走出工厂的瞬间，心里空荡荡的，拎着行李走在黄麻岭的凤凰大道上，面对三大箱书和日常行李，我不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在生活了五年的城市，我找不到一块可以安放我行李的地方。天下着雨，我把行李寄放在工厂附近的士多店里，给了十块钱寄存费，一个要好的姐妹陪我去城中村租房子，雨水打湿了身体，我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所措。尽管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但我仍然不想回南充，我知道回南充以后，待上一个月或半个月，我还得出来，还得来广东，毕竟这里经济发达些，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我在工厂待了五年多，五年来的生活，基本是一个月上二十九天班，一天十多个小时，觉得很累，也想休息一下，这种想法也许出于无奈。日子有些灰暗，还不至于绝望。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诗刊的“青春诗会”，东莞何超群老师与方舟大哥为我争取到东莞文化局一个出书扶助项目，能补上一万多块钱，这笔钱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资。
写这首诗之前，东莞诗人汪洋在QQ给我留言，问我是否知道东莞另一位在工厂打工的男性诗人石建强的联系方式。这位男诗人我相当熟悉，我们在2002年左右就认识了，那时我在反应打工生活的杂志《嘉应文学》《创业者》《侨乡文艺》等发表了一些诗歌，诗歌的后面一般会留下通讯地址。我收到很多打工朋友的信件，他们写信告诉我他们的人生故事，也有很多相同爱好者，比如现在的朋友池沫树、蓝紫等人都是那时通过信件认识的，包括以后对我写作有影响的打工诗人张守刚等人。汪洋问我的这位诗人，是我首批认识的在工厂写诗的朋友之一。那时，他在东莞大朗镇的街道上摆地摊，卖旧杂志，一块或者两块一本。在2001年、2002年、2003年，那时候，手机网络在打工者群体中还不普遍，工作之余，大家一般选择阅读书籍或者逛街。我是地摊杂志的常客。石建强在大朗镇生活，我在东坑镇生活，许强在常平镇打工，三个镇相邻。直到2006年左右，我离开东坑镇，跟石建强都有联系。我在《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中曾提到我认识的几个打工诗人，其中包括与我通信较多的石建强。后来，我知道他去了东莞文联的《南飞燕》杂志做发行员，一份比在工厂打工更艰难的工作，没多久，他选择了离开。再后来，我去了广州，他也不知所终。我的电话里存了他的电话，但现在这个电话却不通了，连同他的人，好像消失了一样。汪洋在我QQ如此留言：“汪小姐，请问您们是否有打工诗人石建强的联系方法，他已经两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了，只知道他在东莞之前有诗发表，手机也打不通，家里人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他，他爸爸已经去世了，他妈妈年龄大了，故我们现在也只有求助您这个圈子内的人，我看到您的博客提到石建强在卖书，我想应该就是他，他之前讲过在东莞卖书和在杂志社、学校做保安等工作，石建强是陕西洋县人，麻烦您们了，帮我们找一下这个人。”这份留言是别人留给汪洋的，汪洋转留我，还有东莞海平面诗刊QQ群，那里有很多在东莞打工的诗歌写作者。当我看到汪洋留给我的信息，我想起与石建强交往的点点滴滴，然后想起阿敏，想起还有很多还在工厂坚持写作的工友。
2004年，我在樟木头打工十多年的亲戚因家里有事辞职出厂，回四川老家。半年后再来这边打工，她已三十七岁，在工业区转了一个月，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龄偏大，所有工厂都拒绝招一个中年女工，她在这边有十三年的打工经历，做的都是流水线工种，没有技术含量。像那样的年纪，当时的工厂招普工几乎不考虑，工厂只招十八岁到三十五岁的女工，大部分只招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女工，她只好选择回家。我送她上车时，看着她过早爬到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看着她走进火车站的背影，我一阵心酸。在她转身的那一刻，我从她身上看到我未来的影子，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流泪。她上车后把脸贴在窗口时落寞而无奈的眼神时时折磨着我，我写下两首诗，一首便是《三十七岁的女工》，在另外一首《黄麻岭》中我写道“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是的，我注定跟她一样，最后只能带着苍老回家。城市终究属于别人，我只是过客，只是南飞的候鸟，注定漂泊不定，没有落脚的地方。我像无脚鸟一样飞着，没有停下的地方。这种过客心理让我对生活充满悲观情绪。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未来在哪里。走在工业区大道，看到一群群年轻女工，她们穿着工衣。我看见她们疲倦的面孔，想到她们渐渐老去后，回到北方的情形。我想起我自己，还有拉线上的工友，觉得想写一些故事，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一直以来，别人把我当作写作改变命运的典型，我从内心上拒绝做这样的典型，我知道，在类同我这样改变命运的典型背后，有无数个阿敏、石建强，这使我心有恐慌。
八年前。我写下一首叫田建英的女工的诗歌，她是以拾破烂为生的四川达州人，1991年来广东，1997年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地方捡破烂。我认识她是2003年，她来广东十二年，四十六岁。我有很多旧报纸与书籍，差不多全给她了。她给我说她和她家人的故事，我写了她以及她一家人的故事。那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写《女工记》，只是觉得她和她家人的命运很悲惨，我当时是流水线工人，一天十一个小时班，上半月是夜班，下半月白班，我的工号是245，装边制开关，拉线（line，生产线）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女工，手工装配螺丝、弹弓……
7.黄华
1.女工记及其他
三年前，我在湖北郊区砖厂碰到她，她是四川达州人，四十多岁，甩着空荡荡的袖管，丈夫在水泥砖厂上班，他们全家都在那里，大女儿在这座城市的职业技术学院读大学，儿子读初中，小女儿读小学。他们夫妻在这个砖厂打了七年工，生产空心水泥砖。在这里很少有外地人，他们全家居住在工厂搭的简易四间铁皮房里，她们与村居相隔有两百米距离，空荡荡的工地上，只有他们一所房子，她们很少跟村庄里的人交往。
2012年
我朋友说他们来自四川，我便过去跟她用四川话交谈。他乡遇故音，她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她说她现在这个工厂的老板人好，很善良。工厂老板是郊区普通农民，开了三个水泥砖工厂，都比较小，工人来自河南或四川。我问她一些空心水泥砖的情况，因为以前家里建房子都是用实心红砖，这些空心水泥砖，我有点担心，这种担心仅仅是因为砖是空心的，质量没有实心砖好。她也说不出所以然，告诉我现在都用这种砖，成本便宜些，修房子合算些，大家都用，没有谁觉得有问题。对我的疑问，她觉得不可思议，说有人要这种砖，当然就有人生产。她又说起他们老板人好，生产的水泥砖相当结实。她这个老板做的砖，要预订，老板的信誉好。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别的工厂一包水泥比这个工厂要多生产十来块砖，水泥用得少，砖不好，很容易碎，她老板每次都叫她把砖做好，要把砖的质量做好，人家买砖是砌房子，是大事情，她老板的工厂生产的砖落下来不会碎，很结实，水泥用得多些，质量就好些。她指着远方骑摩托车的说，那个就是她老板。然后又告诉我，开砖厂的老板，大部分人都买了汽车，她老板还骑摩托车，赚的钱没有那些人多。我看了看她老板，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前面头发掉了一大片，他伸手的瞬间，我看了老板的手，指节很大，很粗糙，像做重体力活的手，他在装砖，一个很普通的中年农民。我又问道，这些砖运到哪里，她说她老板没有多少关系，大部分销给私人起房子，有些工厂老板关系多人源广，销到城市的建筑商，那些砖质量不好。她告诉我，城市的房子是框架的，人家都说砖差一点没关系，但乡间就不同，质量要求高些，因为砖着力大些。我说那砖的价格呢，她说差不多。后来我问到她的手臂，因为朋友告诉我，她的手臂被制砖机轧掉半截。我问她有没有赔偿，她说她老板心眼好。医药费是老板出的，还赔了四万块钱，老板一年没有赚钱，还亏了不少，她叹了一口气。她说有一对河南夫妻在另外的工厂做，那个男的也轧断了半个手臂，老板不仅没有赔钱，而且医药费也是老板一半，工人一半，理由很简单，就是乡村的风俗，他给老板做事，老板付了工资，老板没叫你轧断手臂，你自己不小心，与老板无关，出一半医药费是老板心眼好。我问起那对河南夫妻的情况，她说因为断的是男人的手臂，当然只能回河南。她又开始说，她的老板赚的钱没有那个老板多，心眼好多了，全部医药费都是他出的，还给了四万块。她还说，要断的是她老公的手臂，像那对河南夫妻一样，她都不知怎么办。最后她叹了一口气，我们这些离乡打工的人，命就是这个命。我本想跟她说她可以赔偿得更多，但终究没有说出来。
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