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讲革命(revolution)的。”爷爷告诉我。
我家书不多，但有一本我从小就喜欢上了。与其说它是图书，不如说是套图。封面、封底是黑色皮革的，书页有金边。封面中央是一个圆形的金属徽记，看起来像一枚大硬币。徽记上刻着一个胡子男。我小时候想把它抠下来，但从来没有成功。里面装着打印纸大小、年久发黄的纸张：文档、画片、地图、照片。插图比文字还要多。看起来像是一本乱糟糟的漫画书。
“Levolution。”我跟着他念。
波班：我最喜欢的漫画书
“它讲的是伟大的十月革命。”
现在写的时候，我都不太确定自己写得准不准。一切都像梦一样，像雾一样；好像我在写别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的经历。
识字之后，我会一遍一遍地念它的标题：V.I.列宁(1870—1924)的生平与著作。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革命家的肖像。肖像里的革命家总是凝重沉思的样子，而且他们经常围坐在桌旁争论。尽管主人公是列宁，但斯大林总是出现在前台。经常是斯大林坐在桌旁，列宁站在他后面。我喜欢图中的一切都在昏暗中。光线总是来自灯或者窗户。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书。背景里总有装满书的书架。有一幅画是斯大林去列宁的房间拜访他。列宁起身迎接斯大林，扶手椅上摆着一本摊开的书。还有一幅画是列宁和斯大林与中亚各共和国代表交谈。中亚各共和国代表，这个词在我的记忆中恍如昨日。代表们都戴着亚洲式的小圆帽，背景里有一个大书架。你能看到书架里书的数量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有一幅图的标题是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V.I.列宁与妻子N. K.克鲁普斯卡娅。图中的列宁站在抽屉柜旁边，全神贯注地看书，而N.K.克鲁普斯卡娅则站在书架旁。
吃过甜点后，爸爸会打开电视。我家电视机屏幕上贴着一层彩虹似的塑料膜，好让黑白电视看起来有彩色的感觉。每次看《溺爱公民》(Anyámasszony katonája)时，我们都笑得要死。
我后来读了作者献词，是用精美的花体写成的，内容是：最好的祝福献给我最好的朋友，内博伊沙·克里斯蒂奇。韦利科·武卡希诺维奇少校。
我觉得当时最流行的词就是潮流。妈妈总是知道潮流家具、潮流灯具、潮流发型、潮流窗帘、潮流鞋子、潮流眼镜框是什么。那会儿什么都得用塑料做。塑料是最潮的潮流。
我的祖父就叫内博伊沙·克里斯蒂奇。
“你不懂现在的潮流。”她会这样回答。
我的祖父是游击队员。他就是人们所说的prvoborac，意思是很早就加入抵抗组织的人。我爸爸叫他udbaš，意思是秘密警察，尽管他直到共产党开始失势的时候才这么叫他。我爸就是个浑蛋。话说回来，大多数人都是浑蛋。阴晴不定。顺便说一句，我不信他们把那些书都读了。
“迟早有人被你的牙签卡死。”他愤怒地说道。
要是有人让我给我家画一幅有代表性的肖像，你知道我会在我爸旁边放什么吗？一辆Zastava 101型号的轿车，因为他对那台老爷车比对我重视多得多了。我妈旁边会放一个塑料大包，她以前就用它装着市场里买的杂货回来。我旁边是一个足球。我爷爷旁边是一把老式左轮手枪，他总是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头柜里，从不让我靠近。我爸和我妈是一对乡巴佬。共产党员最酷了！
妈妈还会买十包面包棒和十包长条椒盐饼，不过那是给客人准备的。只要有客人来，妈妈就会摆一碗面包棒，一碗长条椒盐饼。客人坐在沙发上。“吃点长条椒盐饼吧。”她一边说，一边把两个碗放在矮矮的长条咖啡桌上，客人们就会拿起长条椒盐饼或面包棒，大声地嚼起来，看起来就跟兔子似的。接着，妈妈就会把她的——用爸爸的话说——日式插花拼盘端出来，就是两三个平盘，里面装满了切成圈或片的腌黄瓜、香肠、辣椒和奶酪。每一片都用牙签固定住，盘子中间是堆成小山的ajvar。客人们总会夸奖妈妈或者她的日式插花拼盘，但也总会让爸爸紧张。
安特：舞会邀请函
提起购物，爸爸用的是土耳其语词的bakaluk，妈妈用的是克罗地亚化的德语词fasung。Fasung活动由妈妈主导，因为只有她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多少糖，多少面粉，多少油，多少盐，多少咖啡，多少通心粉和面条，好撑到下个月的一号），我们都挺着胸跟在她后面。妈妈总是买生咖啡豆，拿回家用一个开着小洞、一侧有把手的圆筒形锡壶自己烘焙。我们会把灰色的咖啡豆从洞里倒进去，把洞关严，放到炉子上，然后摇动把手，壶就会转动起来，壶里的咖啡就会在明火上慢慢烘焙。整间公寓都弥漫着新鲜烘焙的咖啡香味。我爱极了那个味道。我们需要好多咖啡，因为邻居们每天都会过来找妈妈喝咖啡。别的东西我们很少买。妈妈自己做果酱和蜜饯，腌黄瓜，用红辣椒制作辣椒粉和ajvar（辣椒酱），诸如此类。她还很会用樱桃、坚果和巧克力制作利口酒，省得我们买了。我们的东西都放在储藏室里。妈妈会给装东西的罐子贴标签，写明种类和日期。对我们孩子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上甜点。妈妈会买几箱饼干和烹饪用巧克力（就是这个名字），因为这种最便宜。有一种拖鞋形状的巧克力，顶上有一道一道的巧克力，还有一种适合蘸牛奶吃的主妇饼干。妈妈总是给我们每个人买一块圆形的巧克力威化酥饼，名字叫napolitanka。我们小孩子总是觉得店里买的比家里做的好吃多了。
我还记得我们十二三岁时学校举办的茶舞会。迪斯科传入以后，茶舞会就没有了。茶舞会从来不供应茶或者类似的东西，我到现在都不清楚为什么要叫茶舞会。一间屋子，有两面墙前面摆着椅子。男生坐在一边，女生坐在对面。每次茶舞会都有一个主持人。主持人的任务是确保我们不会喝太多他们根本不供应的茶水。音乐另有专人负责。那还是唱机和磁带录音机的年代。它们现在也没有了。我们每个人会走到一名女生面前。就跟小情人似的。不说话。这意味着我们要请她跳舞了。每隔一段时间，主持人就会高喊：“女生选人！”女生们就会站好，朝我们走过来。你这样就能分辨哪个女生喜欢你。
我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家庭主妇。我们最重要的家庭节日就是一号。爸爸会把装在工资袋（当时就是这么叫的）里的工资带回来交给妈妈。妈妈负责管钱：这些是燃气费，这些是电费，这些是房租，这些是分期还款。接着，我们会穿上好衣服，就像下馆子似的，一起去购物。
那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岁月。我们都盼着能够近身跳舞，用我们的话说，叫贴舞。贴舞是慢舞——《心里只有你》——很慢——你会紧紧贴在女孩身上，以至于你们俩几乎都不能呼吸。你激动得都快麻木了，却还要装出淡定的样子。我现在还是一动心思就喘不上气来。就像潜水一样，起来的时候，我们的面颊紧紧贴在一起。我们离得太近了，我的眼睛都失焦了，视线都无法交叉了。我能感受到她清透的乳白色皮肤；我能分辨出她眼睑上的蓝色静脉。她的呼吸闻起来像是绿色薄荷滴眼液。我现在还是想一想就眩晕。那个女孩名叫桑尼娅·彼得里尼奇。
奈维娜：每月一号
梅丽哈：波斯尼亚火锅
我有时就在想，我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与我以为自己在做的事情背道而驰。毕竟，南斯拉夫后继诸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家给共同过去泼上的脏水已经起了反作用：脏水让共同的过去更吸引人了。或许，激发过去的记忆会破除它的光环。又或许，重构过去的尝试最后可能不过是苍白的模仿，从而暴露出我们以为如此强大的包袱其实那么贫乏。然而，每当我在头脑中琢磨上述及相关问题时，我们从回忆游戏中获得的乐趣就会将这些问题推到一边，正如我曾把一个如同一吨重的砖头那样砸中我的发现推到一边：我发现自己忘掉的东西比他们多得多，因此并不是他们最够格的回忆导师。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发动了齿轮，再也阻挡不住了。
记忆有益于生存。
至于整体状况，那是翻译不过来的：我们在讲着一门只有我们自己懂得的灭绝语言。我们怎么能够向任何人解释这些词语、概念和意象，以及——更重要的——这些词语、概念和意象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感觉呢？这是炼金术：我曾向他们保证终点会有黄金，尽管我完全知道一个在某个时刻灿烂夺目的细节，到了下一刻就可能会暗淡消散。我们共同复苏的心脏也一样。
——马塞尔·普鲁斯特
大多数人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是最安全、最少威胁的领域。具体细节到底是亲身经历过的，或者从父母那里听来的，或者自己编的——伊戈尔经常这样做——都不重要。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一点真实。
食材：0.5公斤去骨猪肉，0.5公斤去骨牛肉，切块；0.5公斤小土豆，去皮；2个洋葱，对半切开；10瓣大蒜；400克新鲜西红柿；4个青椒或红椒；300克甘蓝，200克卷心菜；2根胡萝卜；2把欧芹；1把芹菜；1颗芥菜头；10根四季豆；2大勺红甜椒粉；15—20粒黑胡椒；几片月桂叶；约300克清水、肉汤或白葡萄酒。蔬菜切块备用。肉、洋葱和蔬菜置于锅中，砂锅尤佳。加水（或肉汤、白葡萄酒）。沿着锅盖内缘贴上一圈面团（避免蒸汽外溢），然后盖上。煮沸后，小火慢炖4—5个小时即成。
在我们想象出来的实验室的冷漠墙壁之间，我们将生命注入一条已经不在的生命中。我们轮流按压心脏，做人工呼吸。尽管笨拙而业余，但我们最后还是成功地恢复了那个逝去年代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