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在他的太阳镜上看到了我的倒影，结果顺着脊柱窜上来一股寒意：闪亮的镜片上有两张脸，没有一张是我的脸。
“好呀！”他说，好像在跟别处的别人说话。
但是，最离奇的故事当属伊戈尔。人们都说他疯了。他一开始在前南法庭做译员；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伙人里做这份工作的不止他一个。但是，他后来因为旷工被开除了。后来有一天，他被找到了——说他找到了自己可能更贴近真实——是在某座机场，在加尔各答、吉隆坡或者新加坡。人们说，他得了一种名字很好听的创伤后综合征，叫解离性赋格，和音乐里的赋格是一个词。这种赋格似乎是由突然出走引发的，持续时间从数日至数月不等。患者会完全失忆，赋格人只能自己造一个身份：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当他们回归之前的生活时，他们会完全不记得赋格状态下的经历。谁之前都没听说过这种记忆失而复得的不可理喻的心理障碍。有心理医生主张，赋格障碍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由酗酒触发的。可能吧，但达尔科不记得伊戈尔是个酒鬼。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如何维持生活。他可能回国了吧。其他人各走各的路，已经失联了。
“我在学荷兰语。”我说。
“顺便说一句，”达尔科的声音有一点过于兴奋，“我有了一个新发现。”
“我发现自己喜欢骑马。”他说。他深情地望了我一眼，说道，“报一门课吧，什么课都行——瑜伽，莎莎舞，随便——我跟谁都这么讲。只要能活动身体，都有大好处。”
“是什么？”
这些都是达尔科告诉我的，我有一天在瓦瑟纳尔附近的荒凉海滩偶遇了他。太超现实了。我差点儿没认出他：他浑身古铜色，头发成了淡黄色，戴着时尚太阳镜和随身听。他还骑在马上。他看起来就像一名CK模特，或者说是瘦弱版的CK模特。他告诉我，他正在上瓦瑟纳尔马术俱乐部的马术课。他以前就有一个朋友是美国富商，男的，在同性中很有市场。只不过，他即将脱离底层生活——他从来不隐晦这种想法——搬进常律会运河的一座宅子里。这要多亏他的朋友，掏了整整一百万给他买房。对了——是一百万美元，合两百万Guće……
“歌剧！”他指着随身听说，“我爱死威尔第了。”
其他人似乎都过得不错。安特还是在城内各处演奏手风琴。他每周六都在北市场。人们会把钱投到他的帽子里，帽子是那里一名摆摊卖帽子的维罗维蒂察人送给他的。我们的人全都认识他。奈维娜嫁给了一个我们的小伙子，跟他生了个女儿。她在荷兰合作银行墨卡托广场分行上班。梅丽哈在萨拉热窝。她想办法要回了自家的公寓，把非法住户赶了出去。梅丽哈的父母与那座城市毫无关系：自从搬来这边，他们一次都没回去过。梅丽哈与一名达舍人同居，他创办了一家服务弱势群体的非政府组织。马里奥退学后进入了计算机图形行业。他也有孩子了，男孩。波班加入了本地的佛教团体，剃发食素，化缘为生。只有约翰内克还在大学就读。她的大女儿跑了，现在和她爸爸在波斯尼亚住。约翰内克心碎欲绝。塞利姆成了“极端穆斯林”，成天跟冯德尔公园的怪人们混在一块，嚷嚷着“我们波斯尼亚人要让那些塞尔维亚杂种都滚蛋，然后是克罗地亚人，那些欧洲人全滚蛋，还有美国佬”。据说，只来上过一两次课的佐勒分手了，因为要去加拿大，他自称是双重受害者——米洛舍维奇加上北约轰炸。不过，更可能的情况是他惹上了当地的塞尔维亚黑手党，分手是为了保命。
他停住话头，身子微微沉了沉，一道微弱的阴影划过他秀气俊美的娃娃脸。
安娜回到贝尔格莱德后只活了不到两年：北约轰炸该市期间，有一个贝尔格莱德电视台的摄制组丧生，安娜当时就和他们在一起。我收藏着她离开几个月后给我寄来的信。除了说自己找到了工作，日子过得不错以外，她还附上了一篇题为车站的短文，是献给我们虚拟的南斯拉夫日常生活博物馆的一份迟来的藏品。文章用悲凉的语调描绘了贝尔格莱德的电车休息站，描写了各种声音、闷热的夏日黄昏、空气中的尘土味。“将它装进我们的塑料大包里吧，那个红白蓝三色条纹的大包。”她写道。这可爱中透着傻气的姿态触动了我。海尔特决定留在贝尔格莱德。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如何维持生计。他不时跟我通电话。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我，一个外国人，是他与家唯一的联系。我还住在他原来的地址。
“那一次跟乌罗什……”他说话吞吞吐吐，好像要从嘴里吐沙子似的，“晚饭后我们给你庆生那一次，记得吗？”
戈兰的父亲不在了。“他们没准会把他塞进垃圾袋里的！”奥尔加在电话里哭着说。“垃圾袋！”他当时陷入昏厥，于是她叫了一辆救护车。但是，担架放不进电梯，护士只好把他裹在毯子里，从顶层十楼搬下来。几天后，他于医院去世。我打电话慰问时，她把事情全都讲了。“不过，人总归是要死的。”她补充了一句，声音很奇怪，为这件事画上了一个悲伤却麻木的句点。
“记得。”我说。
我母亲也挺好的，如果挺好这个词合适的话。只要我打电话，她就来劲了。她会像孩子一样讲述自己的生活：先是拉一张投诉单子，然后讲她的糖尿病（她叫糖咒病）、她的关节炎、生活开销大……她从来不问我的事：我只是听取投诉的。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角色，渐渐习惯了我们间的单向度对话。我已经学会了不要太受伤。
“那个，我送他回家，我们……骑了一会儿马。乌罗什不是同性恋……我们都喝醉了……”
但是，生活对我一直不错。保罗和金，那对雇我每周帮他们照顾四天孩子的美国夫妇，给我的工资相当丰厚。我成了摇篮曲和数字歌的专家：有我们的，有英语的，甚至还有几首荷兰语的。孩子们知道En ten tini, sava raka tini, sava raka tika taka, bija baja buf。知道Eci peci pec, ti si mali zec, a ja mala vjeverica, eci peci pec。他们知道Rub-a-dub-dub, three men in a tub: the butcher, the baker, the candlestick maker。还有Amsterdam, die grote stadt. Die is gebouwd op palen. Als die stadt eens ommeviel, wie zou dat betalen……保罗和金只要有机会就把我介绍给亲戚朋友：“这是塔尼娅，我家的保姆。前南斯拉夫来的。塔尼娅特别会照顾孩子。她对小孩确实有一套。”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
没错，噩梦又来了。我现在梦到的是单词，不是房子。在梦里，我讲的是一门没有顾忌、不可控制的语言，一门有阴暗面的语言，单词像玩偶盒里的小丑一样冲着我弹出来。它们通常是反映我的脆弱精神状态的单音节词。我用一把细齿梳梳理着它们。音拖得很长，包含着痛苦，是没有尽头的抱怨。我经常被痛苦的、像狗一样的呜咽声吵醒，是我的声音。在梦里，我的身边都是单词。它们像藤蔓一样绕着我生长，像蕨类一样迸发，像爬墙虎一样爬墙，像荷花一样舒展，像野兰花一样爬满我的身上。茂密的句子丛林让我无法呼吸。早晨起床时，饱受摧残的我说不清那繁多的词汇是惩罚，还是救赎。
他耸了耸肩。
生活对我一直不错。我学会了拉窗帘。我甚至试着把它当成一件好事。我报名了荷兰语班。与许多同学一样，我会滥用第一人称代词ik。对初学者来说，世界是从ik开始的：Ik ben Tanja Lucič. Ik kom uit vormalige Joegoslavië. Ik loop, ik zie, ik leef, ik praat, ik adem, ik hoor, ik schreeuw……就目前为止，我说的ik并无实质内容：就像是孩子的游戏；就像捉迷藏。人们常说，躲在开阔地是最容易的。躲在荷兰的山里。躲在生硬的i和k后面。
“不知道……它一直困扰着我。”
是结巴，是咒骂，是诅咒，或者是含混的、单调的、没有意义的卖弄辞藻。因此，在这个身边都是荷兰人、沟通要用英语的国家，我有时感觉自己在从零开始学习自己的母语。这并不简单。我死记单词，反复练习元音和辅音。这是一场逐渐输掉的战斗：我表达不出我想说的意思，而我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又是空洞的。我会想到一个词，但不知道它的实际意思；或者，我感知到了一个意思，但找不到合适的词。我一直在想，一门如此令人痛苦的语言，一门从来没有学会描述现实，与人对于现实的内在体验同样复杂的语言，它到底能做什么事呢？比如说，它能讲故事吗？
在海牙前南法庭，文件越积越多，纸山越堆越高；庭审的录像带能铺满那个已经不在的国家的全境。每一次伤害似乎受到了真实、讽刺或怪异的处理——但总归是处理了。有些人的伤口恢复得很好，有些人不好——但也算是恢复了。就连疤痕都在消退。人人都有去处，有人发挥特长，有人勉力而为。生活发给有些人的牌比其他人好一些，但每个人总能找到某个地盘。死者与失踪者有待清点，许多恶徒依然逍遥法外，许多瓦砾有待清理，许多地雷有待拆除，但尘埃已经落定。生活继续了下去，至少就目前来看，这对每个人都好。
雷霆，咆哮，回荡——
总有一天，元凶首恶会来到法庭，我一定会去看。他会穿着灰正装、白衬衫，打着鲜红的领带。领带与法官袍是同样的颜色。被告会坐在他的玻璃牢笼里，双颚紧扣，嘴巴呈倒U形。时钟会显示时间，但那不是审判庭外的世界的时间。我会震惊地发现，我在中间的这几年里已经忘掉了一切，我想不起那些曾经如此玩弄我们的生活的人叫什么。我会感觉距离战争爆发已经过去了一百年，而不是九年、十年。我会用深重的恐惧感去直面自己的健忘。打着红领带的男人会讲一门我已经不会的语言。我甚至会记得下面这些细节：翻阅眼前的文件时，被告会像村里的小店主一样舔手指；他会仰起头，好像在嗅周围的空气，然后眯起眼看审判庭；在那一刻，我的眼神会与玻璃后面的那双眼睛交会；那双眼睛是黑色的，呆滞的，无神的；他紧扣的双颚和呆滞的眼神会让我想起北极熊；接着，他会抬起爪子，赶走鼻子周围的飞虫，继续空洞地盯着前方。
狂风，巨钟，回响，轰鸣，
我有时会想起乌罗什，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带走了铅笔、本子和犹太小圆帽，一周七天，一天一份。他刷了牙，如果条件允许，他还会转向神圣的哭墙。他像会计一样出着汗，在纸片上写下悼词和祷词，卷成小筒后塞进石块的缝隙中。
生活有时是如此混乱，以至于你无法确定哪些事先发生，哪些事后发生。同理，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讲到了事情的结尾还是开头。自从来到国外生活，我就感觉自己的母语——用那位克罗地亚诗人狂乱的诗句形容，它是：
“因为当你经历了我们都经历过的事情后，只有三种可能：你要么变好，要么变坏，要么像乌罗什那样，用子弹打穿大脑。我不知道属于哪一种，只知道自己躲过了子弹。”伊戈尔曾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