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真不知道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被找麻烦更糟糕，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被谴责更糟糕。东条，日本首相，被称为“剃刀将军”的他以精明的法律头脑闻名。亨利只希望自己能够精明到在他的同学们针对“黄祸”[1]大发议论时留在家里，不去上学。他们的老师沃克太太很少跟他说话，也没有阻止过那些同学的不恰当言论。她一次也没有叫过他到黑板前演算数学题，也许是认为他听不懂英语——尽管他日渐进步的学业成绩一定会对她有所启发，至少，会有一点点。
“哦，没错，你们小日本是不会向美国国旗敬礼的，对吗？”
“他不会和你打架的，他是个黄种懦夫。再说，第二道铃随时就要响了。”丹尼嘲讽着亨利，往学校里走去。
亨利继续向阶梯走去，装作没听见。父亲怎么会认为进这样的一所学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亨利永远无法理解。借助眼角的余光，他看到查斯把国旗打好结，慢悠悠地朝他走过来。亨利加快了脚步，想走进学校以自保，但查斯拦住了他。
查斯一动不动。
“嗨，东条，你忘了向国旗敬礼了。”查斯喊道。
亨利抬头看着堵住他去路的这个恶霸，一个字也没有说。他学会了沉默。他的大多数同学都无视他的存在，少数几个喜欢捉弄他取乐的，看他没有反应，往往自己也会感到乏味。这时他想起了父亲让他戴的胸章，于是指给查斯看。
不幸的是，担任升旗手的查斯·普雷斯顿和丹尼·布朗，无论做出什么事，短期内似乎都不会搬走。他们都来自当地的望族。丹尼的父亲是一个律师还是法官什么的。查斯的家族拥有市中心的好几栋公寓大楼。丹尼不是亨利的朋友，查斯却是真正的讨厌鬼。亨利总是想，查斯长大后会成为他们家族的讨债头目，因为他总是欺压别人。他非常恶劣，其他的几个恶霸都害怕他。
“‘我是中国人’，”查斯大声读道，“这对我来说没有区别，小矮子，你同样不过圣诞节，不是吗？”
在第一道铃声前，这两个男生要从办公室里的三角形架子上把国旗取下，拿到学校前面的旗杆处。在那里，他们要小心地把国旗展开，确保国旗的任何部分都不会擦碰地面，因为国旗一旦受到这样的亵渎，就会马上被拿去烧掉。不过这只是听说而已，无论是亨利还是别的孩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不过这样的威胁具有传奇色彩。亨利想象过西尔弗伍德校长——一个矮壮的、像哼哼的笨熊般的男人——在停车场焚烧国旗，震惊的教职员们在一旁围观，随后，他会把账单和犯了这个错误的笨手笨脚的小子一起送回家去，而他的父母一定会羞愧得举家搬到郊外，改名更姓，让任何人都找不到他们。
第二道铃声响了起来。
那天早上，亨利转过街区，朝雷尼尔小学的主阶梯走去时，注意到了班上的两张熟悉面孔被指定为了升旗手。这项工作是所有六年级男生都羡慕的，甚至包括几个女生，不过女生是没有升旗资格的，亨利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嚯，嚯，嚯。”亨利回答。我已经沉默够了，他想。我们还真过圣诞，也过春节。但是，珍珠港纪念日不是节日。
他微笑着用标准的英语回答：“我要在裤子里撑雨伞了。”父亲严肃地点点头表示赞赏，好像亨利引述了什么深奥的西方哲理。好极了，亨利想，这就是送你儿子去拿奖学金的代价。忍着笑，他吃起了早餐，是堆得尖尖的一碗糯米饭，里面加了猪肉和黑木耳。母亲在一边看着，虽然听不懂他的话，却也好像知道他想做什么。
“算你小子走运，我不能迟到，否则就不能再做升旗手了。”查斯说道，然后做了个要戳向亨利的假动作。亨利没有闪躲。看着这个恶霸后退，走进大楼，亨利松了口气，这才沿着空荡荡的走廊走向沃克太太的教室。因为来得太晚，他受到了一顿训斥，并被罚留堂一小时。他接受了这个惩罚，一个字也没有为自己分辩，甚至连看也没有看一眼。
“早晨。”这是他的父母用广东话对他说早上好。
[1]原文为“the Razor”，是形成于19世纪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该理论宣扬黄种人对于白人是威胁，白人应当联合起来对付黄种人。——编者注
亨利真不知道，在学校饭堂里受到的无休无止的羞辱，跟他和父母居住的广东巷小公寓里尴尬的沉默比起来，哪一个更令他沮丧。不过，每当早晨来临，在完成日常惯例时，他仍会充分利用家里的语言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