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论是哪一种遗产，都没有高纯度，且一直充满争议，在传播中也可能遭遇曲解和误读。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自我”与“人民”，作为微观与宏观的两端，不过是从不同角度拓展对“人”的认知和审美，差不多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生活催生一种文字，释放了不同的感受资源和文化积淀。在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双方构成了“人学”的一体两面：真正伟大的自我，无不富含人民的经验、情感、智慧、愿望以及血肉相连感同身受的“大我”关切；同样道理，真正伟大的人民，也必由一个个独立、自由、强健、活泼、富有创造性的自我所组成。
“人民学”和“自我学”，大概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47]
可惜的是，庸才总是多于英才，历史实践总是泥沙俱下，任何一种遗产都可能被有些人学偏和做坏，包括出现教条化、极端化、投机化的自我挖坑。当年鲁迅批判过“留声机器”和“招牌”式的高调“革命文学”，“文革”时期也出现过“造神”化的文艺宣传，直到当下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之类，“人民”的形象在这些文字泡沫中屡遭扭曲，一再变得空洞而干瘪。另一方面，非理性、反社会的独行者们也并非灵感大神，其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其幽闭或放浪的风格，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兰·巴特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后来文学中的诸多“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真正的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种高发性都市心理病—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这些词，不知何时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已是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所向，成为文学及其相关教育的负资产。
情况之二，“人学”成为“人民学”，或者说出现了“人民”路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使用了“人民性”这一新词，阐明了有关的三大内涵，即表现“人小物”，吸收民众和民族的语言，代表民众的利益。后来，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大多成为这种忧国和亲民的文学旗手，一直影响到中国以及东亚“为工农大众”的“普罗文艺”，乃至影响大半个地球的“红色三十年代”。这一幕出现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底部和外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难理解，深重的人间苦难，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作为弱国和穷人的尖锐现实，构成了文学新的背景和动力。鲁迅怀疑抽象的人性，说流汗也得分“香汗”与“臭汗”，已有阶级理论呼之欲出。托尔斯泰不赞成“西欧主义”，贬斥莎士比亚不道德的“肉欲诱惑”，也与早期欧洲的人道主义拉开了距离，其激烈态度甚至被列宁怀疑为过了头。若比较一下后来东西方的经典书目即可发现，哪怕像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复活》，更不要说高尔基和鲁迅了，都因社会性强，下层平民立场彰显，通常会在西方院校那里受到无视或差评。这与它们在东方广受推崇，形成了意味深长的错位，从而比对出东西方不同的主流精英视角。
更重要的是，时代在变化，文学不能止步于20世纪。“人民”与“自我”也都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着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大潮扑来，旧时的阶级图景正日渐错杂，文化的、族裔的、宗教的、性别的等更多剖面，正在更新政治的定义，展现更为丰富的社会纵深，那么各种视角该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统一，重新熔铸成一个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又比如，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或者说“自我”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数据化，甚至能精确预测和管理的—哪有作家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天赋异禀？当人的部分智能被机器接管，众多专家发现，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创造力—而这一切，恰好是共生环境和群体关系千变万化的产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大大超出了“自我”的边界，不再那么“自我”，不是什么人成天照镜子可以照出来的。
情况之一，“人学”成为“自我学”，或者说出现了“自我”路线。这种现象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都市，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危机中。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本我”与“无意识”说，为这种自我的沉迷和发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导。尽管弗洛伊德因临床数据不实，后来在心理医学界光环不再，但阴差阳错，正如彼德·沃森在《思想史》中指出：“现代主义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夫、卡夫卡等这些西方作家，差不多不约而同，把文学这一社会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投入了非理性、反社会的“向内转”，让作品纷纷弥漫出孤绝、迷惘、冷漠、焦虑甚至晦涩的风格。“他人即地狱”，萨特的这一名言，打掉了人道主义的乐观与温情，鼓舞了多少人进入一种“原子化”的高冷幽闭或玩世放浪。在整个20世纪里，他们不一定引来市场大众的欢呼，却一直是院校精英们的标配谈资，构成了不安的都市文化幽灵。
换句话说，进入21世纪以后，“人民”与“自我”，都进入了新的陌生水域，都需要注入实践和理论新的活血。
这同样是借助了历史的推动。
可以说，文学可能仍是“人学”—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那么，在认知“人”的漫漫长途上，随着科学理论的刷新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文学的21世纪该是一个什么新模样，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模样，还需写作人进一步体会和探索。
人成为文学中最燃、最爆的主题。不过，当时流行的人性论和善恶模式，作为文学的聚焦区，作为现代启蒙思潮的重要部分，在进入20世纪的前后数十年里却出现了分化。
2019年3月
从总体上说，那一过程将文学从神学状态（想一想《荷马史诗》《山海经》《圣经》等），从稍后时期“神怪+王侯”的半神学或后神学状态（想一想司马迁的纪传、莎士比亚的四大宫廷剧等），最终推向了Humanism，即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间主义，或者说“文学即人学”的广阔大地。
最初发表于2019年《文艺报》。
回望历史，在19世纪那些作家笔下，冒险家（杰克·伦敦）、暴发户（巴尔扎克）、灰姑娘（夏洛蒂·勃朗特）、凤凰男（司汤达）、心机姨（福楼拜）一类生动形象令人难忘。大动荡催生了大文学。作家们鲜活、敏锐、广博地表现世俗人间，富有烟火气，不避重口味，实现了认知的一时井喷。以至不少读者至今还感叹：要说小说，还是19世纪的好看得多—他们的文学趣味，至少是小说趣味，大体定型于那一轮“井喷”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