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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

以上五种同业的内讧,究竟是什么原因,局外人本来不得而知。但总觉现在时势不很太平,无论新的旧的,都各各起哄:扶乩打拳那些鬼画符的东西,倒也罢了;学几句世界语,画几笔花,也是高雅的事,难道也要同行嫉妬,必须声明鱼目混珠,雷击火焚么?

上海有许多“美术家”;其中的一个美术家,不知如何散了伙,便在《泼克》上大骂别的美术家“盲目盲心”,不知道新艺术真艺术。

我对于那“美术家”的内讧又格外失望。我于美术虽然全是门外汉,但很望中国有新兴美术出现。现在上海那班美术家所做的,是否算得美术,原是难说;但他们既然自称美术家,即使幼稚,也可以希望长成:所以我期望有个美术家的幼虫,不要是似是而非的木叶蝶。如今见了他们两方面的成绩,不免令我对于中国美术前途发生一种怀疑。

上海有一种单行的《泼克》,又有一种报上增刊的《泼克》;后来增刊《泼克》登广告声明要将送错的单行《泼克》的信件撕破。

画《泼克》的美术家说他们盲目盲心,所研究的只是十九世纪的美术,不晓得有新艺术真艺术。我看这些美术家的作品,不是剥制的鹿,便是畸形的美人,的确不甚高明,恐怕连十“八”世纪,也未必有这类绘画:说到底,只好算是中国的所谓美术罢了。但那一位画《泼克》的美术家的批评,却又不甚可解:研究十九世纪的美术,何以便是盲目盲心?十九世纪以后的新艺术真艺术,又是怎样?我听人说:后期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的绘画,在今日总还不算十分陈旧;其中的大人物如Cézanne与Van Gogh等,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人,最迟的到一九○六年也故去了。二十世纪才是十九年初头,好像还没有新派兴起。立方派(Cubism)未来派(Futurism)的主张,虽然新奇,却尚未能确立基础;而且在中国,又怕未必能够理解。在那《泼克》上面,也未见有这一派的绘画;不知那《泼克》美术家的所谓新艺术真艺术,究竟是指着什么?现在的中国美术家诚然心盲目盲,但其弊却不在单研究十九世纪的美术,——因为据我看来,他们并不研究什么世纪的美术,——所以那《泼克》美术家的话,实在令人难解。

绿帜社提倡“爱世语”,专门崇拜“柴圣”,说别种国际语(如Ido等)是冒牌的。

《泼克》美术家满口说新艺术真艺术,想必自己懂得这新艺术真艺术的了。但我看他所画的讽刺画,多是攻击新文艺新思想的。——这是二十世纪的美术么?这是新艺术真艺术么?

北京议员王讷提议推行新武术,以“强国强种”;中华武士会便率领了一班天罡拳阴截腿之流,大分冤单,说他“抑制暴弃祖性相传之国粹”。

五十四

上海盛德坛扶乩,由“孟圣”主坛;在北京便有城隍白知降坛,说他是“邪鬼”。盛德坛后来却又有什么真人下降,谕别人不得擅自扶乩。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五十三

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

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

黄郛氏做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中,有一段话,说得很透澈:

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七年以来,朝野有识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习俗之转移;庸讵知旧染不去,新运不生:事理如此,无可勉强者也。外人之评我者,谓中国人有一种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于时势,各种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时,而彼之所谓改革者,决不将旧日制度完全废止,乃在旧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层新制度。试览前清之兵制变迁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谬焉。最初命八旗兵驻防各地,以充守备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败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征募湘淮两军以应急:从此旗兵绿营,并肩存在,遂变成二重兵制。甲午战后,知绿营兵力又不可恃,乃复编练新式军队:于是并前二者而变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虽已消灭,而变面换形之绿营,依然存在,总是二重兵制也。从可知吾国人之无澈底改革能力,实属不可掩之事实。他若贺阳历新年者,复贺阴历新年;奉民国正朔者,仍存宣统年号。一察社会各方面,兼无往而非二重制。即今日政局之所以不宁,是非之所以无定者,简括言之,实亦不过一种‘二重思想’在其间作祟而已。”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

此外如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壤平了,让他们走去。

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五十六“来了”

这真是生物界的怪现象!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万一当真成了神仙,那便永远请他主持,不必再有后进,原也是极好的事。可惜他又究竟不成,终于个个死去,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驼着吃苦。

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约别的都可以老,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总该推中国老先生算一甲一名。

着忙是无怪的,严查也无怪的;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

少年在这时候,只能先行萎黄,且待将来老了,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所以社会上的状态,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弯腰曲背时期,才更加“逸兴遄飞”,似乎从此以后,才上了做人的路。

这是他们没有说明,我也无从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却敢说一句话:“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

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壮,居然也毫不为奇的过去了;从壮到老,便有点古怪;从老到死,却更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我们从幼到壮,既然毫不为奇的过去了;自此以后,自然也该毫不为奇的过去。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湖南灾民的布告,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

凡有高等动物,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总是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四十九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哩。

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赛会这一日抬一回神舆。不知那些学“声光化电”的“新进英贤”,能否驼着山野隐逸,海滨遗老,折衷一世?

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

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我们的意见却照旧。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可惜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外国的新事理,却愈来愈多,愈优胜,“子曰诗云”也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外,别想了一样新号:“西哲”,或曰“西儒”。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五十八人心很古

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

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

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的一段话:

四十八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我想,幸而中国人中,有这一类本领学问的人还不多。倘若谁也弄这玄虚:农夫送来了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又须挤出湿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撑不住了。

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后来又在《北史》里看见记周静帝的司马后的话:

内行的人说:什么话!这是本领,是学问!

“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张三李四是同时人。张三记了古典来做古文;李四又记了古典,去读张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时事,要晓得那时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现在两位既然同时,何妨老实说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记古典,我也记古典的工夫呢?

这又不是与现在信口主张自由和反对自由的人,对于自由所下的解释,丝毫无异么?别的例证,想必还多,我见闻狭隘,不能多举了。但即此看来,已可见虽然经过了这许多年,意见还是一样。现在的人心,实在古得很呢。

有人做了一块象牙片,半寸方,着去也没有什么;用显微镜一照,却看见刻着一篇行书的《兰亭序》。我想:显微镜的所以制造,本为看那些极细微的自然物的;现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块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显微镜的工夫呢?

中国人倘能努力再古一点,也未必不能有古到三皇五帝以前的希望,可惜时时遇着新潮流新空气激荡着,没有工夫了。

四十七

在现存的旧民族中,最合中国式理想的,总要推锡兰岛的Vedda族。他们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真不愧所谓“羲皇上人”。

这样,才是创作者。——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

但听说他们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

“他们又拿着称赞,围住你嗡嗡的叫:他们的称赞是厚脸皮。他们要接近你的皮肤和你的血。”(《札拉图如是说》第二卷《市场之蝇》)

五十九“圣武”

但也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恭维。尼采说: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

“我告诉你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壮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见《国民之敌》)

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在这一流偶像破坏者,《泼克》却完全无用;因为他们都有确固不拔的自信,所以决不理会偶像保护者的嘲骂。易卜生说: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义战,与人道的光明。那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但“外国偶像”四个字,却亏他想了出来。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这几天又见到一张所谓《泼克》,是骂提倡新文艺的人了。大旨是说凡所崇拜的,都是外国的偶像。我因此愈觉这美术家可怜:他学了画,而且画了“泼克”,竟还未知道外国画也是文艺之一。他对于自己的本业,尚且罩在黑坛子里,摸不清楚,怎能有优美的创作,贡献于社会呢?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

民国八年正月间,我在朋友家里见到上海一种什么报的星期增刊讽刺画,正是开宗明义第一回;画着几方小图,大意是骂主张废汉文的人的;说是给外国医生换上外国狗的心了,所以读罗马字时,全是外国狗叫。但在小图的上面,又有两个双钩大字“泼克”,似乎便是这增刊的名目;可是全不像中国话。我因此很觉这美术家可怜:他——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姑且不论——学了外国画,来骂外国话,然而所用的名目又仍然是外国话。讽刺画本可以针砭社会的锢疾;现在施针砭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纸片上,尚且看不分明,怎能指出确当的方向,引导社会呢?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

四十六

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说起讽刺画,不禁想到美国画家勃拉特来(L. D. Bradlev 1853—1917)了。他专画讽刺画,关于欧战的画,尤为有名;只可惜前年死掉了。我见过他一张《秋收时之月》(《The Harvest Moon》)的画。上面是一个形如骷髅的月亮,照着荒田;田里一排一排的都是兵的死尸。唉唉,这才算得真的进步的美术家的讽刺画。我希望将来中国也能有一日,出这样一个进步的讽刺画家。

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近来看见上海什么报的增刊《泼克》上,有几张讽刺画。他的画法,倒也模仿西洋;可是我很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而子”一样。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美术也是其一: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静物画,只能画招牌。皮毛改新,心思仍旧,结果便是如此。至于讽刺画之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更是无足深怪了。

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彫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

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

四十三

六十一不满

自大与好古,也是土人的一个特性。英国人乔治葛来任纽西兰总督的时候,做了一部《多岛海神话》,序里说他著书的目的,并非全为学术,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他说,纽西兰土人是不能同他说理的。只要从他们的神话的历史里,抽出一条相类的事来做一个例,讲给酋长祭师们听,一说便成了。譬如要造一条铁路,倘若对他们说这事如何有益,他们决不肯听;我们如果根据神话,说从前某某大仙,曾推着独轮车在虹霓上走,现在要仿他造一条路,那便无所不可了。(原文已经忘却,以上所说只是大意)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此后凡与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倘能人手一编,便助成了我们的“东学西渐”,很使土人高兴;但不知那译本的序上写些什么呢?

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比野蛮尤其野蛮。

听得朋友说,杭州英国教会里的一个医生,在一本医书上做一篇序,称中国人为土人;我当初颇不舒服,子细再想,现在也只好忍受了。土人一字,本来只说生在本地的人,没有什么恶意。后来因其所指,多系野蛮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种新意义,仿佛成了野蛮人的代名词。他们以此称中国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他们也喜欢在肉体上做出种种装饰:剜空了耳朵嵌上木塞;下唇剜开一个大孔,插上一支兽骨,像鸟嘴一般;面上雕出兰花;背上刺出燕子;女人胸前做成许多圆的长的疙瘩。可是他们还能走路,还能做事;他们终是未达一间,想不到缠足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

这诚然是痛快淋漓的话,但要问:照我们的意见,怎样才算有人道呢?那答话,想来大约是“收回治外法权,收回租界,退还庚子赔款……”现在都很渺茫,实在不合人道。

四十二

但又要问:我们中国的人道怎么样?那答话,想来只能“……”。对于人道只能“……”的人的头上,决不会掉下人道来。因为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

这还算不到“大侮蔑”——因为大侮蔑也须有胆力。

其实近于真正的人道,说的人还不很多,并且说了还要犯罪。若论皮毛,却总算略有进步了。这回虽然是一场恶战,也居然没有“食肉寝皮”,没有“夷其社稷”,而且新兴了十八个小国。就是德国对待比国,都说残暴绝伦,但看比国的公布,也只是囚徒不给饮食,村长挨了打骂,平民送上战线之类。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自己对自己也常有,算得什么希奇?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我们如果问问良心,觉得一样滋长,便什么都不必忧愁;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札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六十二恨恨而死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古来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就恨恨而死了。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我们应该趁他们活着的时候问他:诸公!您知道北京离昆仑山几里,弱水去黄河几丈么?火药除了做鞭爆,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么?棉花是红的还是白的?谷子是长在树上,还是长在草上?桑间濮上如何情形,自由恋爱怎样态度?您在半夜里可忽然觉得有些羞,清早上可居然有点悔么?四斤的担,您能挑么?三里的道,您能跑么?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

他们如果细细的想,慢慢的悔了,这便很有些希望。万一越发不平,越发愤怒,那便“爱莫能助”。——于是他们终于恨恨而死了。

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义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变人,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都咬死了;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以至老死。

愤恨只是恨恨而死的根苗,古人有过许多,我们不要蹈他们的覆辙。

但冷笑的人,虽然反对改革,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即如文字一面,白话固然看不上眼,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笔。照他的学说,本该去“数麻石片”了;他却又不然,只是莫名其妙的冷笑。

我们更不要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这些话,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自称“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脸孔,其实并不恨恨而死。

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六十三“与幼者”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缩,不知不觉的也入了“数麻石片”党。

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

从一封匿名信里看见一句话,是“数麻石片”(原注江苏方言),大约是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数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记起了本志通信栏内所载四川方言的“洗煤炭”。想来别省方言中,相类的话还多;守着这专劝人自暴自弃的格言的人,也怕并不少。

“时间不住的移过去。你们的父亲的我,到那时候,怎样映在你们(眼)里,那是不能想像的了。大约像我在现在,嗤笑可怜那过去的时代一般,你们也要嗤笑可怜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我为你们计,但愿这样子。你们若不是毫不客气的拿我做一个踏脚,超越了我,向着高的远的地方进去,那便是错的。

四十一

“人间很寂寞。我单能这样说了就算么?你们和我,像尝过血的兽一样,尝过爱了。去罢,为要将我的周围从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罢。我爱过你们,而且永远爱着。这并不是说,要从你们受父亲的报酬,我对于‘教我学会了爱你们的你们’的要水,只是受取我的感谢罢了……像吃尽了亲的死尸,贮着力量的小狮子一样,刚强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

旧账如何勾消?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我的一生就令怎样失败,怎样胜不了诱惑;但无论如何,使你们从我的足迹上寻不出不纯的东西的事,是要做的,是一定做的。你们该从我的倒毙的所在,跨出新的脚步去。但那里走,怎么走的事,你们也可以从我的足迹上探索出来。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我们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

“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的父母的祝福,浸在胸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走罢!勇猛着!幼者呵!”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也是时代的关系。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

可是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知道了从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恶;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

六十四有无相通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们所有的是单是人之子,是儿媳妇与儿媳之夫,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南北的官僚虽然打仗,南北的人民却很要好,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有无相通”。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现在,不成问题。但也曾造出一个“妒”字,略表他们曾经苦心经营的痕迹。

北方人可怜南方人太文弱,便教给他们许多拳脚:什么“八卦拳”“太极拳”,什么“洪家”“侠家”,什么“阴截腿”“抱桩腿”“谭腿”“截脚”,什么“新武术”“旧武术”,什么“实为尽美尽善之体育”,“强国保种尽在于斯”。

但从前没有听刻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梦”“……魂”“……痕”“……影”“……泪”,什么“外史”“趣史”“秽史”“秘史”,什么“黑幕”“现形”,什么“淌牌”“吊膀”“拆白”,什么“噫嘻卿卿我我”“呜呼燕燕莺莺”“吁嗟风风雨雨”,“耐阿是勒浪覅面孔哉!”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中国的男女大抵一对或一群——一男多女——的住着,不知道有谁知道。

直隶山东的侠客们,勇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筋力,大可以做一点神圣的劳作;江苏浙江湖南的才子们,名士们呵!诸公有这许多文才,大可以译几叶有用的新书。我们改良点自己,保全些别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罢!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从前看见清朝几件重案的记载,“臣工”拟罪很严重,“圣上”常常减轻,便心里想:大约因为要博仁厚的美名,所以玩这些花样罢了。后来细想,殊不尽然。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爱情

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

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终日在家里坐,至多也不过看见窗外四角形惨黄色的天,还有什么感?只有几封信,说道,“久违芝宇,时切葭思;”有几个客,说道,“今天天气很好”:都是祖传老店的文字语言。写的说的,既然有口无心,看的听的,也便毫无所感了。

六十六生命的路

四十

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

没有法,只好在此提出,请教受人轻薄的理想家了。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但最奇怪的,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许多经验家,理想经验双全家,经验理想未定家,都说公理战胜了强权;还向公理颂扬了一番,客气了一顿。这事不但溢出了经验的范围,而且又添上一个理字排行的厌物。将来如何收场,我是毫无经验,不敢妄谈。经验诸公,想也未曾经验,开口不得。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学理法理,既是洋货,自然完全不在话下了。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现在的社会,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再过几时,还要分不清“做不到”与“不肯做到”的区别,要将扫除庭园与劈开地球混作一谈。理想家说,这花园有秽气,须得扫除,——到那时候,说这宗话的人,也要算在理想党里,——他却说道,他们从来在此小便,如何扫除?万万不能,也断乎不可!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但我们应该明白,从前的经验,是从皇帝脚底下学得;现在与将来的经验,是从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学得。奴才的数目多,心传的经验家也愈多。待到经验家二世的全盛时代,那便是理想单被轻薄,理想家单当妄人,还要算是幸福侥幸了。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但我们应该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种外来的旧理想;现在“经验”既已登坛,自然株连着化为妄想,理合不分首从,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规。这一踏不觉过了四五年,经验家虽然也增加了四五岁,与素未经验的生物学学理——死——渐渐接近,但这与众不同的中国,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学习诸公,早经竭力大叫,说他也得了经验了。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经验从那里得来,便是从清朝得来的。经验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糊糊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这时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财强种的时候,而且带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货,爱国之士,义当排斥。所以一转眼便跌了价值;一转眼便遭了嘲骂;又一转眼,便连他的影子,也同拳民时代的教民一般,竟犯了与众共弃的大罪了。

昨天,我对我的朋友L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

据我的经验,这理想价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来的事。民国以前,还未如此,许多国民,也肯认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国元年前后,理论上的事情,著著实现,于是理想派——深浅真伪现在姑且弗论——也格外举起头来。一方面却有旧官僚的攘夺政权,以及遗老受冷不过,豫备下山,都痛恨这一类理想派,说什么闻所未闻的学理法理,横亘在前,不能大踏步摇摆。于是沉思三日三夜,意想出了一种兵器,有了这利器,才将“理”字排行的元恶大憝,一律肃清。这利器的大名,便叫“经验”。现在又添上一个雅号,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实”。

L很不高兴,说,“这是Natur(自然)的话,不是人们的话。你应该小心些。”

《新青年》的五卷四号,隐然是一本戏剧改良号,我是门外汉,开口不得;但见《再论戏剧改良》这一篇中,有“中国人说到理想,便含着轻薄的意味,觉得理想即是妄想,理想家即是妄人”一段话,却令我发生了追忆,不免又要说几句空谈。

我想,他的话也不错。

随感录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