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思庵主是我们这里的常客，我们彼此了解得越来越多。我发现这是一个浅薄的好人。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做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对黄科长忠诚得可怕。
这里原来是如此有趣，这里对我不仅颇为新鲜，而且还有探险般的快乐……可惜往昔的朋友终于没有放过我。阳子一次次到我的办公室来，偶尔还要领一两个人。黄科长开始注意到了，露出不悦的神色。小冷察觉了我的不安。大概因为阳子的缘故吧，她对他们的态度总算是友好的。
有一次庵主说：“我这个人平生追求的只是一个‘雅’字。”
谁也想不到有这样一些角落：一个小四合院，莫名其妙的“人才交流中心”，像水蛭一样吸附在它庞大躯体上的“营养协会”；想不到黄科长和小冷，他们日夜劳碌的“事业”，以及他那本谁也不需要的“自传”、他和朋友们煞有介事的勤奋工作。
小冷在一旁反问：“那你怎么不结领带呀？怎么不印些名片呀？”
1
静思庵主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俗。”
静思庵
我曾向小冷打听：“他为什么叫‘静思庵主’？”
可是我知道所有的都该结束了。我明白心灵不是肉体，对它而言辽阔的平原和深邃的大山也难以躲藏。最安逸之地竟是这座喧嚣的城郭。有时我甚至想：单纯的梅子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她的存在好像就是一道启示：走进了平凡也就走进了至境；走入了喧嚣也就走入了宁静。
“你不知道吗？”
一切就是这样，它们不可思议地纠缠一起。流浪，流浪，难以停止又不可遏制。时间过得多快啊，只一晃就四十多岁了，可是进入那所地质学院之前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平原、山区、滨海小城以及后来——所有想竭力忘却的可憎可爱的经历，都会于一瞬间罗列胸前，压得人无法呼吸。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恨一两个人、爱一两个人，就进入了双鬓斑白的中年。尽管我总想以一副成熟的、火热的心肠，把那一系列糊涂而有趣的事情——比如说辞职、经营，以及为一份心爱的杂志付出的可怕劳动、心灵和肉体上的全部损伤一一从头来一番总结和诉说，但最终还是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老天，这期间我重新获得、又再一次失去了那么多朋友。这一切究竟由谁来负责？误解、诽谤、嫉妒，以及各种各样的追逐、出于恐怖的提防、黑夜里的摸索、对往事的追究和臆想……就是这一切让我如同处于密密蛛网的缠裹之中，一刻也不得安宁、不得解脱。
“不知道。”
原来肉体的流浪和心灵的流浪有着微妙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背叛了地质学，就像背叛了大学期间的那个恋人一样——埋怨她又怀念她。夜深人静时，当游动的思绪转到她那一头油亮的、末梢泛黄的柔发上时，就恨不得在茫茫夜色里一伸手揪住昨天，让一切再重新开始。往昔的梦想，少年的雄心，一切都伴随着夜气涌来了。你沉醉，忘情，你这个可怕的、从平原和山区流浪而来的鲁莽小子，一不小心错过了多少机会。
“在西郊，就是他的老家，他有一座小草房子，现在没人住。他一有空闲就领一些朋友回去待几天。他给那个小草屋取名‘静思庵’，还常常躲在庵里写字画画儿，落款都是‘静思庵’。”
可是弄来弄去我还是烦了。有一天当我察觉到某种危险，身心被另一种俗腻堵塞沾染了时，就赶紧逃开了。我像过去一样踏入了一往情深的山区和平原。自此，我又重新让脚板去挨近岩石和土地，让眼睛去捕捉河流和山脉，倾听清风呼啸。野地小鸟的啁啾之声再次让人感到说不出的愉快。这是一种康复治疗。
我笑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对地质学还是有一种无法遏止的爱。必须承认：我爱过它，爱过李希霍芬的伟大事业。可是我更爱屈原家族的事业。在这个队伍中，我既想做一个端庄稳固的老派人物，又想扎入最为激进的现代之河。我一度像黄口小儿一样喜欢谈论虚无和潜意识、文本和语言哲学、符号学；喜欢谈论解构主义以及搅在一块儿的稀奇古怪的一坨。我那会儿甚至觉得一个当代吟者就是手持扑克牌的顽童，不必拒绝那些复杂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玩法。最后你会告别简单程式进入桥牌赛事，再由桥牌转向围棋或国际象棋。它们的玩法大同小异。只要你长了一双狡灵的眼睛和缜密的头脑，以及那种冰冷如铁的心情，就可以成功。
“静思庵主和黄科长是忘年交，他们好像一个人似的。有一段吃住都不分哩。黄科长也到‘静思庵’住过，还给它题过很多字。庵主这个人不坏，长了你就知道了。他是一个好人。”
那时我刚刚二十多岁。人生旅程多像一条淙淙流淌的大河，只一闪就进入崭新的莽野。我最终背叛了心爱的地质学，可非常奇怪的是从未后悔。我渐渐明白自己更为致命的、也是最终的选择，只是做一个真正的“流浪汉”。我发现第一流的流浪汉不仅是身体的流浪，而且还有心灵的流浪。地质学能够满足我的前者却不能满足我的后者。我的心灵需要不停地周游。我可以让它飞到虚无缥缈的世界，让它在神界或幽暗之地徜徉驻留——而严格刻板的地质学却做不到这一点。
“一个好人……”
我开始寻找更新的诗人。我对诗的兴趣与对地质学和自然地理的兴趣几乎是平行的，它们是心中的两粒种子，一块儿焐热，一起发芽。
不过他留那个大背头，以及那副奇怪神气，无论如何也让我喜欢不起来。当然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勤奋的、助人为乐的人。我知道他与黄科长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那本自传、养生学和书法绘画等。他们常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一次我到黄科长办公室，静思庵主也在，他见了我就把桌子上的一份材料挪到一本杂志下面。可是黄科长立刻把杂志挪开说：“宁同志又不是外人，他是我们协会的人，看看不妨。”
大概在整个地质学院中，只有我能够准确周详地叙述李希霍芬的故事。同时使我入迷的还有屈原，我会一口气背诵出他一多半的华丽诗章。入学第二年，我无须古典文学教授的指导就可以磕磕巴巴动手翻译楚辞。不管我做得有多么蹩脚，那种热情和机智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了惊讶。再后来我又迷上了苏轼，以及后来的泰戈尔和叶芝。我差不多同时熟悉了艾略特和希门内斯的名字。
原来那沓纸的题目是：“保持年轻貌美的五千年秘方”。
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受到地质学的强烈吸引，最初在阿尔卑斯山进行自己的研究，后来又去客尔巴阡山。他第一个提出白云岩是珊瑚形成物。他随一个探险队去了东亚，又去了加利福尼亚，一住就是六年。他一直对火山岩和金矿两者关系的性质感到有趣——而我奔波的那个山区就有全国最大的金矿。我那时随处都效仿李希霍芬，不用说这有多么可笑。李同时还是一个极好的新闻记者，他报道了加利福尼亚的黄金财富。是一种伟大抱负使他来到了中国。他在中国旅行，研究地质构造和地形，准备写一个大部头。后来这部著作差不多占用了他一生的时间，直到逝世还没有完成。这部杰作的第一卷谈中亚山脉的构造及其移动对居民的影响，认为华北的广大沉积物就是大风从草原吹来的尘埃。第二卷研究华北，第三卷研究华南……
黄科长说：“这不过是写着玩玩。如果首长喜欢，就给他提供个参考，也可以作为我将来出版‘自传’的附录部分。”
我的父亲，还有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尽管各自经历不同，可是都有着南南北北奔走、半生跋涉的历史。作为他们的后代，可能每当面对着一种选择时，他的取舍就会不由自主地与整个家族的传统暗中吻合了。记得每次暑假期间返回故地，我都能够用另一种眼光去回视走过的山岭和平原，能够从地质学的角度去描述它们了。这使我得到了另一种满足，获得了难以言说的幸福。我甚至在父亲当年忍受煎熬的那一座座大山里搭起帐篷，独自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我模仿书上所描述的那些地质英雄们，背着背囊打着裹腿，翻山越岭，饥渴疲惫然而兴奋异常。我甚至在入学第一个年头就知道了那个叫李希霍芬的人，他在我眼里简直化为了一个美丽传说。
静思庵主附和：“就是就是。”
今天我想，肯定就是埋藏在血液中的这些东西，促使我当年选择了地质学。
接下去的谈话就大多集中在营养保健方面。这时我突然想到这儿毕竟是一个“营养协会”，我们谈的是正事。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在这方面果然具有渊博的知识。我想自己这辈子也没法达到他们的境界。他们交谈时互相补充，观点一致，态度和蔼，偶尔也会有小小的争执。比如说他们议论起“佛跳墙”——刚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则见闻录或一幅画的题目，后来才知道是一道名菜。据说它营养超群，强精效果极佳，所用材料都是一些海珍和中药——干贝、鲍鱼、海参、鱼翅和鸡鸭之类。关于这些材料怎样制作简直要花费一个晚上才能记个大概，程序复杂，繁琐到不可思议。可是他们二人竟然可以叙说得纤毫不乱。最后的争执源于有光补充的几句话。他说：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本自然地理学家的传记，它吸引我像读小说、读一段段美丽传说那样，读了一本又一本类似的书。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许多年之后，一直到我幸运地考入了一所地质学院。我不知血液里流淌着什么，长期以来，我总要压抑奔走的渴念和需要——也许只有地质学才会满足这些莫名的欲望吧。
“当一切都放在小碗中，加上盐和胡椒蒸好后，最好再放两片金华火腿，那样营养和味道就会平添二成。”
那是海滨平原，那儿有一棵巨大的李子树。李子树下有一个小茅屋。就在那个小茅屋里，我开始长大。我的旁边有满头银发的外祖母和等待丈夫归来的母亲。我就是从那棵大李子树下启程的。父亲从大山里归来了，但这不是什么吉兆。他归来不久外祖母就没有了，接着最可怕的日子来临了。我不得不告别大李子树和小茅屋，告别母亲……一步一步走到了南山。我在莽莽大山里一个人流浪，经历了无数的故事。我就从那时起养成了流浪汉的性格，连最好的朋友也是流浪汉。也许就因为长期生活在那些大山的皱褶里吧，我从很早开始熟悉土地和岩石，迷恋与之有关的一切。
黄科长大不以为然：“金华火腿不行。”
我们曾经有个真正的角落。
有光进一步解释：“金华火腿也可以切成丝状。”
4
“金华火腿不行。”
令我恐惧的只是埋在胸间的什么，那是一颗种子，或紧紧藏起的一根弦。那儿害怕被震颤，那儿动不动就要渗出一层……我感到一阵战栗。
静思庵主搓着手，只不搭腔。这样停了约有十几分钟，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微笑着继续讨论了。接着他们又谈到了具有强心效果的燕窝、可以增进食欲的皮蛋粥。说起燕窝的做法，黄科长常常要说“取一人份”如何如何。我问“一人份”是什么意思？有光解释“一人份”花了好长时间，最后黄科长都不耐烦了，伸出胖胖的小手摆动着。那时我才发现：他戴了一个明晃晃的玉石戒指。
我听不到“可是”，我躲进了一个角落里，我每天都在上班。
就是这一天，黄科长把抄得整整齐齐的一沓稿子移到我面前说：“这就是我的‘自传’了，改来改去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交出版社之前，希望你能看一遍。”
“你一个人躲开了，可是……”
我把这沓稿子接在手里：“正好学习学习。”
我一声不吭。我心里明白，我只是不希望有人来打扰。当我再次投身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就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我只愿与这座城市相随相依，只想被它裹挟和牵引。当睡梦般的安逸笼罩了我，我才会暂时忘却。嘈杂的市声已不能进入我的内心，它只能触动我的耳膜。而在这个偏僻街巷的四合院里，我只用万分之一的感知力就可以去应付它。窄窄的耳房，世界的角落。它的厚壳之坚硬，足以隔开那些锋利的尖刺。我现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句说完，屋里静得很。一抬头看到了黄科长冷冷的脸色。他的眼睛紧紧注视我手中的稿子，鼻子里“吭”了一声。
阳子看我一眼。屋里的空气都凝住了。阳子站起来：“我知道你想躲开所有的人，想自己安静一会儿。可是……”
“你先带回吧。手要勤，看到有毛病的地方就用笔画一道。”
我的目光离开阳子，咕哝了一句：“庄周……”
“这怎么可以呢？这么整齐的稿子。”
他肯定是从小冷那儿知道的。我一声不吭看着他，发现他脸色暗淡，人更瘦了。他低着声音说：又听到有人谈庄周了。我屏住呼吸听着，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谈谈而已，没有什么可靠的新消息。“我认出了你／因为看到了你留在路上的足迹／你已经离去／仓皇逃逸的时候／你的脚践踏着我的心房／我的心就好像一条平坦的大道／一直把你送走／永无转来的希望……”
有光在一旁说：“不碍事，不碍事，你按黄老的意思做就是。”
不出所料，阳子很快就找到了我工作的地方。他进了这个小院之后，差不多没有打听，直接就奔我的屋子。
我仍然不太明白。我把稿子抱回了办公室。静思庵主紧随进来，发出了郑重的约请，说他的很多朋友都想认识我。不知怎么，我觉得这次真是没法拒绝了。
3
“走吧走吧，他们都是好人，都很想见见你，好多人知道你呢。”
庵主也摆手：“你放心就是了。我这个人嘛，可能黄老也对你说了，择友甚严。我从来不和乱七八糟的人交往，你去了就知道了。”
这反倒使我有点胆怯了。
有光得意地笑着。他又一次邀请我有时间到家里去坐坐，说有几个朋友想认识我——我一听慌不迭地摆手：“可别那样，我这人最怕和很多人在一起。”
2
接着他告诉我：老猫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是他的好朋友。不过他一般不去惊动老猫。遇到了大事情才拉他出来应急，真管用。
我被静思庵主领到了城里的家，而非西郊那处“静思庵”。这是一套公寓房，一共两间，有小小的厨房和门厅改做的客厅。他爱人不在，大概他招待朋友的时候故意把她支开了。我们先到，一会儿就陆续有人来了，不长的时间小客厅里就坐满了七八位。我马上发现，这些人的神气都多少有些怪里怪气的。有的目光尖利看着前面——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才发现他在注视茶几上的一只杯子。有人似乎心不在焉，可又专注得很；还有人明明是对你说话，可目光非要执拗地盯住一旁不可；有的人口吃；有的人说起话来大仰着脸，像在背诵书本。不过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至少酷爱一两门学问。有的像静思庵主一样爱书法，爱绘画，爱雕刻，爱文房四宝；有的是收藏家，竟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专心收藏火柴盒，据说已将各种各样的火柴盒装满了四大木箱；还有的在收集各种各样的酒瓶——桌上摆的那个方方的酒瓶正是他今天要取走的；有一个瘦瘦的眼睛下方有一颗黑痣的人面色冷峻，一直不语，最后在有光的一再催促下才算开口——他伸出手指了我一下，嗓音艰涩：“你应该读一下《史记》。”
有光不好意思，搓搓脸：“这叫以毒攻毒。就像眼前小冷遇到的麻烦一样，那些家伙都是一帮一帮的，你要顶住那一帮，必须去找另一帮。我倒不熟悉他们，‘老猫’熟悉。‘老猫’这个家伙也是一个主儿，他那一帮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
“为什么？”
“想不到你这么斯文，还有这样的办法。”
“读一下《史记》。”他重复说。
“那一次眼看到点了，是我给他解了围！”
他的目光让我害怕。我看看静思庵主，看看旁边的人。旁边的人正和静思庵主说着什么。
我目瞪口呆看着他。
大家开始喝酒，分头交谈。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各说各的，互不相扰。后来不知为什么竟然异口同声骂起了教授。不是骂某一位教授，而是骂所有的教授。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那些人都是白吃饭的家伙。我有点不能同意，但又不想惹恼他们，尽可能把握说话的分寸：
“就是往人身上扔黑石头。”
“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学有专长的人。”
“‘一砖头’是什么？”
那个专门收集火柴盒的人“呸”了一声：
有光瞪起了眼睛：“这你还不知道吗？就是城西的一帮家伙。那才叫厉害，动不动就甩刀子。谁得罪了仇人，就暗暗使钱买通他们。前几个月一千块钱一砖头，如今什么都涨价了，听说要三千块钱一砖头呢。”
“什么‘学有专长’？无非是些阳痿的物件！”
“‘西郊’是什么？”
我不再讲话，一直挨到这次聚会结束。我像逃避瘟疫一样逃开了有光的家。有光出来送我，我说：
“他什么都不瞒我。有一次和一个什么女人沾了边，结果被西郊的人‘数点’了。”
“我一个人走吧。”
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他。
第二天上班时，黄科长笑吟吟的：“听说你们昨晚的聚会不错呀？”
“谁跟小冷说话时间长了，他都不高兴。连我都信不过。其实我是什么人他还不知道吗？”
“不错！”
我不明白。
黄科长低下头：“有光这人择友甚严哪。”
有光一个人待得不耐烦，就到我这儿来了。他随便翻看桌上的材料，说：“黄老这个人哪，哪里都好，就是心眼太窄了一点。”
“择友甚严。”
这天小冷和静思庵主正在屋里，突然黄科长走出了办公室，一出门就大声喊了几句。小冷立刻跑出，然后随他进屋去了。
“你该经常和他们探讨一些问题，多一些来往，这会有大收益的。”
他们小声说着，我在一旁翻书。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小冷抹起了眼睛。男人啊，在女人面前千万不要过分温柔。我走出了屋子。
我很快回到了自己那间耳房，把门合上。我想闭上眼睛安歇一会儿，可是小冷又追进门来。她说：“老师儿，你可不能扔下我的事情不管哪。找到那个老画家了吗？”
小冷不理我了。她只和庵主说话。有光说起话来细声细气。我发现他在她面前真是一副柔软的心肠。我想这个家伙在追逐女人方面可能还是个好手呢。
还没等我回答，黄科长又进来了。小冷马上笑着转了话题。黄科长看看小冷，目光有些警觉。小冷一出门黄科长就问：
我又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开始看我的手稿了吗？”
小冷白我一眼：“看你说的。那是几十万块钱哪！”
“很快就开始。不过这几天事情很多……”
小冷不停地叹息。我第一次见她愁成这样。我故意说：“算了吧，就为了几只虾。”
“唔，抓紧时间吧，”他挠挠头，“这部‘自传’一般人是不能看的。你知道看的人多了，会有盗版之类的问题，那样正式出版也就没有多少意思了。”
静思庵主点点头：“他们在那里寻买主和卖主。他们当中就有大贩子的侦察兵。一旦有了大生意，觉得有油水，再约个地点给你真家伙看。他们跟走私的连成一个网。像小冷这幅画，如果是真品，就非得跟大贩子打上交道不可。”说到这儿他又摇头，“路边上那些家伙，靠不住的。”
我看看摆在旁边的那沓书稿：“它不过有四五万字吧？要出版恐怕太薄。”
我说：“那些人很多，他们平常就在路边上摆摊；当然，最好的货色他们都不带到那里去。”
“有的只写了个大概，我要让助手把它扩展一下，搞成二三十万字。”
后来我发现，不仅是小冷，就是静思庵主也不像我原来以为的那样老实和怯懦，甚至也不是一个话语迟滞的人。我好几次见他悄悄走入四合院，走入小冷的耳房里，两个人咕哝半天。小冷见瞒不了我，就把我叫到一起商量了。原来他们合计的仍然是那幅画的事。小冷说：“有光认识很多字画贩子。”
我吃了一惊：“那工作量将是很大的啊！”
她不断催促我快找聂老，说这幅画只要经过了鉴别，是真的，那就赶紧出手了。东西不在手里谁也不怕。我在这段时间看着这个鼻梁尖尖、眼睛圆圆的女人，觉得她也像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儿。
“不大，不算大；主要的精神都有了。你看看就知道。你知道著书一事不易啊，要千锤百炼。”
小冷吸着冷气说：“是呀，就是呀！”
从他的话中我才知道，原来不仅是静思庵主，还有他身边的一伙朋友也都看过了。据说他们提了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些建设性意见。
我明白了。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叫“鳗鱼”的人！我说：“那不过是一些社会渣滓，那个‘鳗鱼’我以前听说过，好像还在一个人那儿见过。他看上去倒不怎么凶。我记得这人矮个子，黄瘦，像是缺少营养似的……”
这天下午，静思庵主和他的几个好友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他们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跺脚，一会儿拍桌子，激动起来口沫横飞。那个建议我读一遍《史记》的人紧紧攥住我的手：
“‘数点’就是给你写下一个日子、一段时间。比如说给你一天时间、两天时间，十二小时或二十四小时，这全要看他们高兴怎样。他们会告诉你：‘过了一点’、‘过了两点’。你说急人不急人？”
“多么好啊，多么重要啊。我们终于认识了……这是一个‘沙龙’。”
“‘数点’是什么意思？”
一直到下班的时间，他们还是迟迟不肯离去。黄科长和小冷让大家都不要走，就在这里吃晚饭。庵主带头喊着：“那当然！”
“老大就是‘鳗鱼’，他是那一帮的头儿，说一不二。我弟弟不知道朋友中有一个鳗鱼的耳目，这下可好了，我爸我妈吓得哀求孩子，说快把画交出去算了。最后鳗鱼也会给一点钱，那不过是做做样子。你以为他会给好多钱吗？连一万块也不会给。他们吓唬我弟弟：再不交出来，老大就要‘数点’了。”
庵主手搭我的肩膀，让我留下。我借口家里有事情，坚持要走——出门时听见黄科长在身后说：
“谁是老大？”
“你们看他老婆管得多紧，这还搞什么事业！”
想到字画贩子我就一阵紧张。近来小冷一提起那几只虾就要皱眉。有一次她在我耳旁说：“知道吗？再不赶紧出手要出大事了！”我问怎么了？她说那个斜眼弟弟的朋友中有个不三不四的家伙走漏了风声，有人正逼他把这幅画交出来，还说是“老大”等用。
一片嘘声。
2
我快着步子逃开了。
城市的风气一时一变，要追逐是很难的。比如说前一段，这儿的流氓时兴用刮胡刀割女人的裤子。他们技艺之高超，令人瞠目：利利落落地把一条新裤子割开，受害者却毫无察觉。她们从公共汽车或商店里走出，觉得凉风习习，一摸才知道裤子破了。风气往往是模仿的结果，它与时代精神并无关系。这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没有标点的语言、稀奇古怪的诗、闭着眼睛唱歌的歌手、骑着摩托狂奔的少年、如痴如醉的字画贩子和足球迷一样，都是模仿的产物。
后来上班就不得安宁了。阳子和其他朋友偶然一顾，可静思庵主那一伙却要频频出入。有时找我，有时只和黄科长神聊。我这儿如果剩下一点时间就要被小冷占去。她还是挂记那几只“虾”，神情沮丧。据她说，她的弟弟已经非常危险了，而静思庵主好像对这事儿漠不关心。“实在不行就要求黄科长了：那时候什么事情都糟了。”我烦得要命。后来我不得不对黄科长提出：我已经没法正常工作了，特别是没法看你的自传了。这里连起码的安静都没有。
再往前走，又有一些类似的流浪汉：单独的、成帮成群的，许多人竟然都操着一个乐器。他们面色古怪，比一般市民的脸色要红，只不过鼻子两侧多了一点污垢而已。衣衫不整，可是潇洒自如。我记得平原和山区那些匆匆赶路的流浪汉也有这样一副神气。不过他们手里大多没有一件乐器。看来流浪汉要取得进城的资格，最好先学会一两样乐器。这就是一座城市里崭新的流浪风气。
黄科长沉思不语。我知道对方最挂念的不是我的那份安静，而是其他。我提出来：能否在上班时间禁止那些无关紧要的来访者呢？黄科长想了想，点头又摇头。他说：“静思庵主会不高兴的。这样吧，我们商量商量看。”
外国有的，中国迟早都会有。
两天后，黄科长对我说：“你带上我的自传到‘静思庵’去躲几天怎么样？”
这个场面何等熟悉。记得在国外街头，那些流浪者当中就有好多这样的人，他们是街头艺术家，也是乞讨者。他们的身边有一个向上仰起的礼帽，等着你掏出一点点钱币投进去。
我想着那个远在西郊的小草屋。它给我一种神秘感。我说：“我可以在那里集中时间工作。不过我有个条件……”
我走过去，直钻到了密密的人群中才看清，有三五个流浪汉给围在当中：其中一个老者半跪在那儿，他的一条腿有毛病；老人在吹一个小唢呐。其余的人有的在拉二胡、敲木板，有的专心击打一枚铜铃，有的正弹奏一个杆子很长的叫不上名字的琴。音乐节奏感很强，却不怎么合调。他们或低头锁目，或瞪着大眼不顾一切地演奏。看得出那个老者已忘记了一切，全身都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摆、颤抖，腮帮鼓得很大。他的旁边堆了一块白布，四角用石块压住。人群中不断有人往白布上扔一点纸币或硬币。
“什么条件？”
烤地瓜的炉子支在街道两旁，煤烟混合着熟地瓜香喷喷的味道，妙极了。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人在吃烤地瓜啊。梅子最喜欢吃，我就不太喜欢。人的味觉真是不同啊。书摊更多，每个书摊跟前我都要停留四五分钟。书籍无论如何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尽管我无数次地失望，也还是在书摊跟前徘徊。我发现所有的书都印得花花绿绿，几乎半数以上的封面都印了一个光膀子的女人：即便是高雅的名著，封面上也少不了一个裸妇。这些书摊不仅摆在地上，而且还发展到空中——每个书摊上方都拉了几条塑料绳，上面悬着一串串彩色的封面、招贴、卡片和杂志等。要串书摊，就要在那些淫荡的图画下面钻来钻去。记忆当中，不久前，大约是一年以前吧，街道上好像还没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男人或女人，也没有这么嘈杂。正看杂志，一种奇特的声音顺着北风飘来，那是一种非常刺激的音乐。
“就是别再让人打扰我，并替我保密。我真的要躲藏一段。”
刚离开他的摊子我又记起：有一次我们所在的一个街道派出所逮到了一个家伙，从他那里搜出了很多望远镜。这家伙用望远镜在中午和晚上窥视别人的寝室。我吸了一口冷气。但愿这些买望远镜的人不要学他。
黄科长大笑：“那当然啦。”
我感到惊讶。我问那些人买望远镜做什么用？他斜楞着眼，好像觉得我提出了一个真正愚蠢的问题。他不回答。但我自己琢磨出来了。我记起在剧场看演出时，很多人都带着望远镜。我明白了。
他笑过之后又添一句：“不过对有光可不能保密，他是庵主嘛，是他的‘静思庵’嘛。”
“怎么没有？我两天就能销出这么多。”
“但他不能领那伙朋友去。”
“有人买吗？”
黄科长一拍大腿：“可以！”
我在一个摊位上站定，因为这儿有个满脸横肉的人正在摆弄一大堆望远镜。大大小小的望远镜，单筒的，双筒的，带支架的。有的小如拇指，有的则像门大炮。这么多望远镜究竟要做什么用？我拿起一个试一试，怎么调弄还是两眼昏花。这些看起来十分精巧但却不怎么中用的玩艺儿大部分是从海外弄来的。这年头啊，不要说别的，单是望远镜就这么五花八门，看得人眼花缭乱。我问卖主：
这天回家我对梅子说：“领导安排我到一个地方去搞研究，可能要待些天再回来。那个地方很安静。”
我每天出门很早。本来有二三十分钟就可以走到那个小四合院，可我往往要走上一个小时。随着人流往前摇晃，有说不出的惬意。有时候随便什么东西就可以把我吸引住，让我在那里停留片刻。我常常一抬头发觉自己走错了方位，然后再赶紧折回。好在我出来得早，还不至于耽搁很久。如今街巷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也不知从哪儿涌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商品。
梅子听说是领导的安排，也就欣然同意。我开始准备洗漱用具和随身携带的东西。屋子的角落就放着我出差的背囊。那个帆布背囊提在手里有一种热乎乎的灼热感。我明白：我的背囊在这个角落沉睡的时间可真够长的了。多么好的背囊啊。我把它提在手里，觉得它激动得微微颤抖……
我点点头。
梅子问：“需要多长时间？”
“看，你现在简直比我都抓紧时间了。你的工作真有那么忙吗？”
“这要看工作进度了。也许要拖一段时间。不过我会经常回来的，反正就在西郊。”
讨论是务虚，按时上班才是务实。当我在街巷上来去匆匆时，梅子也就高兴了。她问：
第二天我还没走，庵主和他的一两个朋友竟追到我家里来了。他见面就说：“我们到你办公室找了，才知道你没有上班。”
梅子盯我一眼。我马上为自己的刻薄而后悔。不过说心里话，那样的男男女女可真不少啊。每个时代的败类都是由这一类人构成的。我们不光不能指望这样的人当一个好妻子好丈夫，我们甚至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生出一个健康的儿子。
他们很随便地坐在长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自己倒水添茶……
“这样的人哪里都有，这种人我们太熟悉了。有的女人是这样，有的男人也是这样。如果他 （ 她 ） 遇到一个好色的上司，腰带也就形同虚设……”
庵主说：“黄科长给我讲了。”
“那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扎扎实实工作，把希望寄托在歪门邪道上。她们只会见风使舵，只会讨好……”
我用眼睛示意：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一旁的朋友。庵主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忙说：“那当然，那当然，你不要担心，我会守口如瓶。”
我吭吭哧哧：“这样……当然了，这样的女同志很多，我很尊敬她们。不过也有那么一些女同志就不是那样……”
我正担心他这些话朋友们能不能听懂，庵主已在连连摆摆手：“咳，你太不了解我们了！”
梅子打断我的话：“这不是开玩笑，我是跟你认真讨论的——我是说，有些女同志，她们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她们在你眼里是不配被称为‘美丽’的。”
是啊，但我只想马上躲开。
过了很久，我还能想起她那天奇怪的神情，后来终于恍然大悟：我记起了在台历上写下的话。我笑了。梅子那一天与我讨论，说那些一心扑在平凡而又不可缺少的岗位上的人，那算不算“殉道”呢？她进一步解释，说自己就是一个被固定在这样的岗位上的人，这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了。我说是啊，在有些特殊的年头里，人们到处寻找轰轰烈烈的事情，以便成为一个英雄。他们巴不得在路上遭遇受惊的马车或歹徒抢劫，实在不行就是碰到一个草垛着火也好。他们就盼着有这么一个机会挺身而出。可惜怎么也碰不到。结果有人太急切了，做梦都想参与这些恶性事件和不幸事件，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竟然亲手点燃了老百姓的草垛，然后再一头一头往火里撞……
3
梅子不吱声了。
我一直觉得：人面向不同的方位会有不同的感觉。这也许因人而异，比如对我来说，西边总是有一种苍茫无定感。这种感觉的缘由不得而知。平常所说的“上西天”、“西天取经”等等，也都给人这种苍凉神秘的感受。难道这些说法仅仅与我的感受在暗中产生了吻合吗？还有，我记得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大李子树和小茅屋的西边就是一座又一座沙丘链，是丛林。再往西是芦青河。跨过芦青河就要进入苍苍茫茫的一片了。在那儿，滦河和芦青河由于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易道，形成了辫形河流，组合起复杂多变的一个水系网络。一片沼泽之上，一望无际的蒲苇蕴含了难以穷尽的秘密。那儿有一处又一处沙堡岛，它们是在一次次海浪和沙岸的作用下形成的一些与陆地相对隔绝的沙洲，同样被密密的芦苇所包裹……眼下我去的地方就是这座蜂巢一样的城市的西郊。我把背囊装得满满的，带上了各种各样旅行用的东西，比如小铁锅子和米袋等等。
我回答：都是。可能都是吧。后者我见过照片，那是一个执拗的、十分温厚而端庄的女性，很美丽。我想她的美有一多半是来自那种殉道精神。这种美应该是不容侵犯的……
我知道背囊重一点总是好的。这既是一个旅行常识，也是自己的一种习惯——只要一离家就把背囊装满。我驮着一个大背囊多么可笑。可我觉得这种沉重靠在脊背上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这些年里我就是背着它，蹽开两条长腿走来走去的。对于我的长路，梅子和岳父一家早已习惯了。他们无可奈何，只说我是一个“野蹄子”、“野脚”。平日里我跟梅子讲了很多父亲的故事：他从南到北的跋涉、他与那个海边小城的故事、他与争夺海港的几次激烈战斗的关系；他还是几次有名战事的组织者。当然，他后来遭受了厄运。可是这一切不幸绝不能归结于他的奔走和流浪。如果没有这些经历，他或许会成为一个更加不幸的人——平庸的、默默无闻的人。而父亲在那一周遭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么多人至今都在怀念他……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提到了另一个人的名字。
梅子常说我和父亲有点相像。我拒绝她这样讲。
我怎么也没有记起在台历上写过的那句话。我认真地解释了一番。她接上问：某某是吧？
因为我在心底里害怕，害怕父亲那样的命运。
“什么是‘殉道者’？”
“静思庵”地处西郊的一个小村，本来是极为安静的，后来由于城市不断扩张，已经把这个村庄拥在其中了。好在四周仍能看到原来的轮廓，原有的街巷和低矮的房屋大部分保持完好。街道上尽管有些热闹了，但仍然时不时让人想起原野上的那些淳朴小村。所谓“静思庵”就是这片低矮茅屋中的一座。这些年来不少茅屋都换上瓦顶，但这一座还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茅顶已被雨水染得发黑。一个小小的院落，院门的粗木条被雨水洗白了。院内有一棵可爱的石榴，树下是一片春草。
“什么词儿？”
看得出庵主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室内倒还洁净，只有小小的三间。最大的一间在西面，里面有一张小桌，两把藤椅，一个小小的书架。有光喜欢的那些蹩脚书法和绘画整整悬了一墙。“静思庵”三个大字刻在一块棕色木板上，挂在茅屋正中。中间是最小的一间，放了几只没有上漆的白木凳，权作会客室。最东边的一间又小又脏，油腻腻的，里面有一个小灶，这是庵主和朋友自炊的地方。炊间摆了大小一溜瓦罐和瓷坛，逐一掀开盖子看看，里面有绿豆、豇豆、米面和干菜之类。我心中一阵感激：庵主是一个多么会生活的有心人！在这里住上一辈子大概也不会烦腻，浓浓的村野气让人沉醉。自从踏进庵内的那一刻，我的心就静下来了。
“喂，问你一个词儿。”
庵主把我送到这里，嘱咐了几句就走开了。
我写下来也就忘了，压根儿记不住当时为什么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大约是梅子随手翻阅台历看到了吧，有一天散步她突然问我：
我成了暂时的“静思庵主”。我在宽敞的西间待了一会儿，又走到院子里。由于围了一个小院，这里什么嘈杂都没有，只偶尔听到一两声鸟鸣。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个空无一人的小茅屋怎么没人光顾？比如说那些流浪汉，那些善于在夜间搞点什么的人，为什么不打它的主意呢？肯定是村里有人经管。因为我发现床上的被子好像按时晒过。这说明有人在料理这儿的一切。院子里还有一个手扳压水井。有了水，一切也就方便了。我按了按，发现压水井的手柄并不沉重，只几下，清清的水流就涌出来，然后顺着一个小水道往前，流入了靠近院墙的小花圃和石榴树下。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自己的苦笑。我好长时间都在琢磨这句话。后来我在台历上写了这样一句：一般而言，事业心并不能使一个女性变得更为美丽，除非她是一个殉道者。
我在心里羡慕有光：从闹市乘车到这儿不过一个多小时，位置再好也没有了。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佳处，在这里，一个人可以读书，可以沉入幽思遐想。
岳母有一次叹息：“如果你们俩能调换一下就好了。”
我觉得自己长时间以来的奔波、到处的行走，除了那种说不清的原因以外，再就是要躲避一种喧闹和纷乱，一种可怕的磨损和追逐。躲避，没完没了的躲避，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那个平原的小茅屋只是我的人生驿站。
我缺少事业心吗？
我在想乖巧的“静思庵主”怎样拥有了这个地方。这里可能是他的祖居地，他在这里出生，尔后走进闹市。
这个世界上大概没人否认：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够有规律地作息，这既是健康的条件，又是健康的标志。如按时上下班，按时休息，一日三餐，定时与家人散步、与孩子一块儿玩耍等等。如果有可能，最好让美梦也适时而至。从容、和谐、健康，这一切才是人们真正求之不得的东西。可惜这一切在四十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我毫不沾边。这也是我与梅子的差异。梅子，还有她的一家，简直很难有一种什么外力能够打乱他们的生活节奏。谈到我与梅子的不同时，岳父和岳母只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宝贝女儿：她有事业心。
我的出生地是东部半岛，是靠近大海的那片海滩，是芦青河流经的那片泻湖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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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儿，我们一家也曾经拥有这样的一座茅屋。
流浪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