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叶菲莫夫作家还呈现了在他看来具有典型性的俄罗斯民族性格：“首先是在一切方面忘记一切尺度……这是一种跨越边缘的需求，一种对呼吸停止感觉的需求，达到深渊，半个身子吊在上面，往无底洞里张望，在个别但却十分不稀有的情况下像个疯子似的大头朝下扑进去。”地主入木三分地发现了他的这种特点，也由此预见到了他的结局，在这方面叶菲莫夫的自我认知也足够客观和准确，所以他坚决要离开地主，否则他可能放一把大火，“会对自己做出某种类似的事，这样他们就会把我远远地打发走，事情也就结束了！”这句话中的隐含意思是遭到发配、流放，当时的俄国只有罪大恶极的刑事犯才会遭到这样的惩罚。怂恿涅朵奇卡偷母亲钱的前前后后，他的心理也正如一个亡命徒一样对一切不管不顾，冷血，下流。
平心而论，命运待叶菲莫夫不薄：雇佣他在自己乐团演奏的地主亲耳聆听过他的小提琴演奏（此前他完全不知道叶菲莫夫会拉小提琴）之后愿意付出最高的薪水诚心挽留他，在遭到拒绝之后仍给了他三百卢布，并发自肺腑地劝他勤奋学习，无论如何不能沾酒，不能自大，否则将一事无成，会像教会他拉小提琴的意大利音乐家一样死无葬身之地；脚踏实地的Б.先生甘心做“艺术的勤杂工”，挣钱养活他，分别时不仅留给他钱，还好言相劝，而且成名之后一次次帮助他和他的家庭，为他安排工作，提携他；妻子为爱嫁给他，劳苦功高，无条件地支持他，却一次次产生希望，又一次次失望，陷入绝望……他理直气壮地花了Б.先生多少钱不得而知，但地主前后给他的四百卢布加上妻子的一千卢布在19世纪初的俄国是什么概念？四百克茶和咖啡一卢布，饭店吃一顿饭五十戈比到两卢布，医生出一次诊二十戈比到一卢布，租一间房子月租金八到十卢布；一张前排座位的戏票三到五卢布，一个包厢三十卢布；技校校长的年工资是四百多卢布，技校教师的年工资是五十到七十卢布；至于当时地位最高的军人，中校月工资七十五卢布，一个退役少校的退休金一个月是三十三卢布……查阅并罗列这些有趣的数字是想说明一点：叶菲莫夫总是把贫穷当成阻碍他成功的说辞，这只是借口，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假如他不是挥霍成性，堕落成连妻子做苦力挣得的一点钱都拿去喝酒的烂酒鬼，恐怕命运早就对他微笑了。这样的自欺欺人最后达到了无比恐怖的地步，他“以为当他埋葬毁了他的妻子时，一切就走入正轨了”，实际上他又清楚地知道，这只是借口，是他“这一时期必不可少的借口”，而当妻子真的如他所愿死了，他的借口也就没了，所以他疯了，死了。涅朵奇卡就此的总结陈词冷静得可怕，但一针见血：“他死了，因为他这样的死亡是一种必然，是他整个一生的自然结果。他只能这样死去，因为生活中支撑他的一切突然崩溃，像幽灵，像无实体的、空洞的梦想一样消散了。他死了，在他最后的希望消失之际，在一瞬间，当他欺骗自己和维持一生的一切都在他的面前化解，进入清朗的意识之时。”
叶菲莫夫沦为了令人不齿的恶徒，为了达到大大小小的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喝上一杯小酒在从前的伙伴面前像哈巴狗一样奴颜婢膝，酒足饭饱之后又开始竭尽所能地嘲讽对方、刺痛他，且为了显摆、更为了以后能够赊酒喝，出门时又换了一副嘴脸，向酒馆老板和其他人介绍说这是“整个首都的第一也是唯一的小提琴家”，这一刻他“龌龊至极”；利用继女的爱从她手中抢钱，鼓动她为了他去偷母亲的钱，继女稍有犹豫就说她不爱他，过后又冠冕堂皇地指责她偷钱不好，等等，不一而足。
拥有天分却好高骛远，做不到为理想持之以恒付出劳动，故而到最后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拥有天分的叶菲莫夫一步步滑入怨天尤人、难以自拔的深渊，他不仅成了妄想狂，还是被害妄想狂。实际上，怨天尤人、恶意揣测他人本来就是他的本性：一开始他就在怨恨、诽谤雇用他的地主，认为对方压制他，让他的才华得不到施展和承认，所以他恶人先告状，散布流言蜚语；他怀疑地主的伯爵朋友鼓动别人诬告他杀害了意大利指挥……到后来，生活中的一切不顺都能成为他抱怨的借口：是在外省七年流浪乐手的生活耽误了他的前程；终于到了彼得堡，又卑鄙地因为钱财结婚并把妻子的一千卢布挥霍一空，之后开始怨恨她是其成功之路上最大，甚至唯一的阻碍，这是他“活的借口”；他看不起艺术界，尤其是音乐界的所有人，芭蕾在他口中是“破芭蕾”，为“破芭蕾”配乐和演奏一钱不值，甚至为“破芭蕾舞剧”配乐不是演奏，是“轰鸣”。再后来，他开始埋天怨地，把同行骂了个遍，“不被承认的天才”成了他的口头禅以及他给自己贴上的标签，但在自大自负的同时他又极其自卑，“避开真正有才华的人”，聚集在他身边的都是些跳群舞的、跑龙套的、没机会上台的演员，只有在这些人中间他才感到“老子天下第一”，可以吹大牛，可以嘲讽谩骂，无所不用其极。
叶菲莫夫类似今天的网络“喷子”，越失败，越归咎于外在环境，对一切诋毁谩骂的言语就越恶毒，没有丝毫道德底线。他“在这种疯狂之中有三起犯罪，因为，除了他自己，他还毁掉了另外两个人：他的妻子和女儿”，他的一生是“一出可怕、丑陋的悲剧”。
这本来应该成为叶菲莫夫成就宏伟抱负的保障，他对未来的大计划是：“他不仅想成为一流的天才，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小提琴家之一；他不仅已经认为自己是这样的天才——他，还想成为一位作曲家，尽管他全然不了解对位法。”但他却没有实现梦寐以求的功成名就，因为他缺失一个成功人士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耐心、努力和坚持，他“很少单纯”“过于狡猾”“想得过多”“言语上张狂大胆，当不得不拿起琴弓的时候又胆怯了”，他“自尊心强，内心却少有勇气”。的确，叶菲莫夫总是在夸夸其谈，三分钟热情，Б.终于忍无可忍与他分道扬镳时他的心理变化可以看成是其一生起起伏伏精准的缩影：“叶菲莫夫怀着深深的情感听着自己往日同伴的话。但在对方说话之间，他脸上的苍白消失了，双颊焕发出红晕，他的眼睛闪烁着不寻常的勇气和希望之火。很快，这种罕见的勇气转化为自信，然后变成平素的傲慢。最后，当Б.结束自己的劝诫时，叶菲莫夫已经听得心不在焉，不耐烦了。”
涅朵奇卡生命中遇到的第二个对她影响巨大的人是公爵小姐卡佳，她在卡佳身上第一次领悟到什么是美和优雅。卡佳本性善良，对她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正义，所以她知错就改，善恶分明。不幸的是，虽然出身豪门，上流社会女子必须掌握的各种技艺她无所不能，但在如何做人上却没有得到多少正面的引导：“卡佳的教养是狂放的娇宠和毫不动摇的严厉这两者奇怪的混合物。昨天允许的事情，突然间，今天就毫无理由地被禁止了，孩子内心的公正情感被挫败。”卡佳也由此很任性、霸道，甚至骄横。这个家庭维护着表面上的繁文缛节，家庭成员之间却少有交流，“怪人”父亲虽然慈善，却总是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房子里，就算是夫妻之间，一个礼拜才会见上一面；母亲虚伪固执，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在卡佳与涅朵奇卡的关系中作家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复杂的儿童心理：因为最爱的父亲夸了涅朵奇卡而同时批评了自己（这当然是儿童教育方面的大忌），卡佳在明知道涅朵奇卡爱她，甚至崇拜她的时候，却动了各种小心思折磨她、忽视她，故意不跟她说话，而和好以后她的表现几乎可以用疯狂得可笑来形容。卡佳的形象可以说是作家晚期创作中屡屡出现的承载“美拯救世界”理念的反复无常的女性形象的前奏。
叶菲莫夫到底是个怎样的典型？首先，他在音乐方面拥有天赋，甚至可以说是个“天才”，这无需置疑，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小提琴演奏得到了所有有幸听过他演奏的人的肯定，甚至惊叹：本来受邀到地主庄园演奏的法国小提琴家因为听了叶菲莫夫的演奏之后不仅“傲慢地”拒绝了邀请，而且回信说“今后他与那些拥有自己乐队的老爷打交道会格外小心”，因为“看到真正的天才被一个不知其价值的人操控很不雅观”，而“以叶菲莫夫为例，他是真正的艺术家，也是他在俄罗斯见过的最好的小提琴手，这就足以证明他的话是正确的”；酷爱音乐、可谓是骨灰级发烧友、几乎把全部收入都投到乐团上的地主听了演奏“号啕大哭”，而女主人公虽然年纪小但同样泪流满面，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与音符极为深刻地触动了她有关，甚至可以认为这种表现是本能反应；他青年时期的伙伴、同为小提琴手的德国的Б.先生对他“如此出色、如此富于灵感”的演奏过了许多年以后依然记忆犹新……他对音乐的理解更是出类拔萃，让受过系统训练、不断精进技艺的Б.先生震惊不已：“在这个人身上，尽管完全无能，尽管对艺术技巧仅有最微不足道的认识——却有着那样深刻、那样清晰，而且可以说是本能的对艺术的理解。他如此强烈地感受它，并且本身就理解它，以致如果他迷失在对自己的意识中，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深刻的、出于本能的艺术批评家，而是当成献身艺术的人，当成一位天才，也就不奇怪了。有时，他用粗鲁、简单，与任何科学都格格不入的语言跟我说起如此深刻的真理，以至于我一时不知所措，无法理解他是如何识透这一切的。他从未读过任何东西，从未学过任何东西。我对他多有感谢……感谢他和他在我的发展上的建议。”
卡佳同母异父的姐姐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是作家晚期创作中“堕落女性”的前身，尽管她的所谓“堕落”只是精神出轨。作家在这段故事中展现的是如今被称为PUA的精神控制现象。阿列克桑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的丈夫彼得·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是个表演高手，涅朵奇卡对他的心理分析活脱脱勾勒出一幅控制与被控制的生动画面：“您想对她把持优先权，您也把持住了……为了……向她证明她误入迷途，而您比她更无辜！您实现了您的目标……‘您爱上了我，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她说的，这就是她想要向您证明的。”这个人似乎永远戴着面具，表情随时可以从快乐（人后）变成阴沉（人前）。他已经习惯于在人前扮演受害者和宽宏大量的丈夫，在妻子面前呈现出冷酷无情的暴君形象，压制她、贬低她，让她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不敢大声说话，不敢表达意见，察言观色，留意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说的每一个词，深居简出，活得就像一个“修女”。
涅朵奇卡开始有记忆正是拜继父叶菲莫夫所赐，她拥有记忆是从感受到爱抚开始的：“或许，那是父母的第一次爱抚，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从那时起就开始如此清晰地记得一切。”这是涅朵奇卡八岁半的时候，而之前却“没给我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可以说，这是主人公生命中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在此之后“我就清楚地记得每件事，日复一日，连续不断，仿佛从那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一切都远不过昨天”。记忆从继父的爱抚开始，但与此同时离奇的是，“我开始清楚记得自己的那个时期，在我内心留下了强烈而悲伤的印象；这种印象随后每天都在重复，每天都在增长；它将黑暗和奇怪的色调投在我跟父母的生活上，因而同时也投在我的整个童年上。”这是第二章的开篇，它呼应了第一章的起始：“他（叶菲莫夫）的命运很是引人注目：这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奇怪、最不可思议的人。他过于强烈地反映在我童年的最初印象中，那样强烈，以至于这些印象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