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正准备给罗伯特一个惊喜。下个月他就要过生日了。我知道他想要一支新的枪，可你也知道，我对体育方面一窍不通。我要跟哈蒙德谈谈。我想叫他帮我订购一支枪。”
她转过脸，睁大眼睛望着这位律师。他原本以为那双眼睛没什么特别，但是他错了，那是一双迷人的眼睛；如果这次他没有看错的话，她的眼里正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她的话音有点儿哽咽。
“或许你记不清楚这封信是怎样措辞的吧。你是否要再看一遍？”
“这样的话，你需要解释为什么你要在罗伯特出差的那天晚上邀请哈蒙德来看你。”
“不，我不想看，”她连忙说。
这时，莱斯莉又神奇地恢复了她那镇定的神情，坦然面对乔伊斯先生审视的目光。她的温柔颇能令人消除对她的怀疑。
“你觉得，一个女人想跟一个并不太熟的朋友商量购买一支枪，会写这样的一封信吗？”
“我没忘。但是案发之后我不敢提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承认他是应我的邀请而来的，你们谁也不会相信我对这个事件的陈述了。也许我那么做是愚蠢的；可是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糊涂呀。既然我第一次说跟哈蒙德没有来往，以后就只能一口咬定了。”
“我敢说，那样写是有点过分，有点冲动。你知道，我表达的时候总是那样。我打算承认自己那样做是愚蠢的。”她微笑着说。“不过，话又说回来，杰弗里·哈蒙德并不是什么不太熟的朋友。他以前生病时，我像妈妈一样地照料他。我在罗伯特出差的时候叫他过来，是因为罗伯特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呀。”
“很不幸的是，对于你跟哈蒙德见面的每个细节，你都记得而且讲得非常准确，可是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他正是应你的紧急要求到孟加拉式平房去见你的，你竟把这么重要的一条给忘了。”
乔伊斯先生用同一个姿势坐久了，感到有些厌烦。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一两圈，斟酌着他后面的话该怎么说；最后，他倚着自己刚才坐着的那张椅子的靠背。他说话时一字一顿的，语气极为深沉。
“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事情简直是一场噩梦。如果我忘了某个细节，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克罗斯比太太，我想跟你非常、非常认真地谈一谈。这个案件的审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我觉得只有一点需要作出解释：根据我的判断，哈蒙德倒在地上以后，你至少又向他开了四枪。人们很难相信，一个体格纤弱、心惊胆战、一向能自我控制，而且性情温柔、有良好教养的女人，竟然会突然完全失去控制，变得那么疯狂。当然，这种说法被采信了。尽管杰弗里·哈蒙德有不少人喜欢，总体上对他的评价也不错，但我还是尽力证明了他可能犯有你为自己的行动辩护时指控他所犯的那种罪。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曾经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这个事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明确的、可以作为依据的东西。这也使他失去了人们可能对他怀有的同情。我们决定将充分利用他的这种关系在所有的体面人士心里激起的对他的憎恶感。我今天早上告诉你丈夫说，我有把握你能无罪获释，我跟他说这些，并不只是为了让他增强信心。我相信现在陪审团还没有离开法庭呢。”
“你确定地表示过，你跟哈蒙德至少有三个月没有任何来往。”
他们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奇怪的是，克罗斯比太太一动不动。她像一只被蛇施了魔法而瘫痪的小鸟。乔伊斯先生接着往下说，语气还是那么平静。
“我什么时候撒过谎了？”
“可是，这封信使这个案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我是你的辩护律师，我要在法庭上做你的代理。我把你的陈述当作事实来接受，并根据你的陈述内容为你辩护。有可能我相信你的陈述，也有可能我怀疑你的陈述。辩护律师的责任是让法庭相信，摆在它面前的证据不足以使法庭有理由作出有罪裁定，至于他私底下认为他的诉讼委托人是否有罪，那完全与本案无关。”
“人们会认为你故意撒谎，”乔伊斯先生毫不客气地回答。
乔伊斯先生惊讶地发现，莱斯莉的眼睛里竟闪烁着一丝笑意。他感觉受了冒犯，于是说话的语气略显冷淡。
“人们要是读了这封信，会有什么想法？”这时她问道。
“你该不会否认哈蒙德是应你的紧急邀请，甚至是歇斯底里的邀请，才去你家的吧？”
“如果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说了，我想我要回办公室去了。”
克罗斯比太太迟疑了片刻，好像在沉思。
这些话是在提示，他没有其他话要说了，但是他并没有起身告辞。他在等待。他觉得自己等了很长时间。他没有看着莱斯莉，但能感觉到她静静地坐着。她一声不吭。最后，还是他开了口。
“他们可以证实这封信是你的某个男仆送到他的孟加拉式平房去的。他是骑着自行车去的。”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他终于打破沉寂，慢条斯理地说。“假如持有这封信的人觉得有必要把它交给检察官，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比你笨。这封信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尽管他们没有怀疑过。我不想跟你说我刚看到这封信的抄件时，我个人是怎么想的。我希望你只告诉我必要的情况，其他什么也别说，否则你会保不住自己的脑袋。”
乔伊斯先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目光从她那变形的脸上移开，低头望着地面。他在沉思。
克罗斯比太太尖叫了一声。她猛地跳起来，吓得面如死灰。
“我向你发誓，这封信不是我写的。”
“你觉得他们不会绞死我吧？”
克罗斯比太太的两只手十指交叉，拼命地攥在一起。她坐在椅子上有点儿摇晃，乔伊斯先生生怕她会晕过去。
“如果陪审团得出结论，你不是为了自卫而杀死哈蒙德，他们就有责任作出有罪裁定。罪名是谋杀。法官就有责任判你死刑。”
“我注意到信上没写日期。如果这封信落到检察官的手里，他们会审问你的仆人。他们很快就会查出，在哈蒙德死的那天是否有人给他送过信。”
“但是他们有什么证据呢？”她气喘喘地问。
“信上没写日期。如果是我写的，而且我也忘了，那么这就可能是几年前写的。假如你给我时间，我会尽力回想当时的情况。”
“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想知道。但是，如果他们起了疑心，如果他们开始调查，如果他们审问那些土著人，结果会发现什么呢？”
她那瘦削的身体打了个哆嗦。她的额头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她从包里掏出手帕，擦了擦手心。她又朝那封信扫了一眼，然后瞟了一下乔伊斯先生。
她突然蜷缩成一团。乔伊斯先生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扶她，她就倒在了地上。她晕了过去。他环顾房间想找水，但是没有水，他也不想有人来打扰。他让她在地板上平躺着，然后在她身边跪着，等待她苏醒。她睁开眼睛时，眼里充满了恐惧，非常可怕，他看见这些，感到不知所措。
“要证明它是伪造的很困难。要证明它是真的却很容易。”
“躺着别动，”他说。“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这是伪造的。”
“你不能让他们绞死我的，”她轻声说道。
“说话要慎重。如果原件上是你的笔迹，否认也没用。”
她歇斯底里地哭了起来，乔伊斯先生轻声地竭力安慰她。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我发誓不是我写的。”
“看在老天的分上，镇定一些吧。”他说。
“这要你来解释，”他回答。
“稍微等一会儿。”
她嘴里干涩，只能发出嘶哑的声音。它已经不是人类的声音了。
她的勇气令人吃惊。他看得出来，她在竭力克制自己，过了一会儿，她就恢复了镇定。
“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她轻声问道。
“扶我起来。”
于是她开始读信上的文字，读着读着，她发生了可怕的变化。她那苍白的脸变得十分难看。她的脸色变得铁青。肌肉仿佛突然消失，只剩下一张皮紧紧地包在骨头上。她的嘴唇收缩起来，牙齿露了出来，那形象犹如一张鬼脸。她的眼睛从眼眶里鼓出来，盯着乔伊斯先生。乔伊斯先生感到眼前是一具骷髅，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语。
他伸出手，扶着她站了起来。他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搀到椅子旁边。她疲惫地坐了下来。
“我知道，据说这是跟原件相同的抄件。”
“不要跟我说话，给我一两分钟。”她说。
“这不是我的笔迹。”
“很好。”
他把信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她。她用眼扫了一下，带着鄙夷的微笑把信退还给他。
当她终于开口时，她所说的话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那么你还是自己看吧。”
“恐怕事情被我搞得一团糟了，”她说。
“那不可能。我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情。”
他没有答话，又是一阵沉默。
“在这封信里，你约他来看你，因为罗伯特去了新加坡。”
“就没有可能把那封信弄到手吗？”她终于说。
“我过去经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给他写张便条，或者有时我知道他去新加坡，就写张便条托他捎点东西。”
“我想，要是拿着这封信的人不愿意卖的话，也不会有人来告诉我这件事了。”
乔伊斯先生凝视着她。她坐着不动，面不改色，只是在她回答之前，停顿的时间明显过长。
“信在谁的手里？”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有一封你亲手写给杰弗里·哈蒙德的信。”
“跟哈蒙德同居的那个华人妇女。”
乔伊斯先生坐在一张直背扶手椅上，一只手托着下巴，眼睛盯着莱斯莉。乔伊斯先生似乎看见，她说上面那番话时，两只乌黑的瞳孔里突然闪过一道暗红的光。虽然只有几分之一秒，但足以令人震惊。他心想，难道这是自己的幻觉？乔伊斯先生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他将两手的指尖互相顶在一起，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莱斯莉的脸颊上立刻泛起一片红晕。
“哦，不妨跟你说说吧。我们听说，他当时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罗伯特说他不欢迎他到我们家来。我亲眼见过那个女人。”
“她的要价很高吗？”
克罗斯比太太迟疑了片刻。
“我想这个女人很机灵，知道这封信的价值。如果不出个大数目，怕是未必能够把它弄到手。”
“你能肯定情况就是这样吗？”
“你打算让他们绞死我吗？”
“有时候人会讨厌跟人接触。我们没有什么非常相通的地方。当然，他生病时，罗伯特和我为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最近一两年，他一直身体很好，而且交游广泛。他忙于各种应酬，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经常邀请他了。”
“你以为要把一个对我们不利的证据弄到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跟买通证人没什么区别。你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
克罗斯比太太耸了耸瘦削的肩膀。
“那么，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你跟他一度关系相当密切。后来怎么就不再请他过来了呢？”
“正义必然会得到伸张。”
“哦，完全肯定，”她答道，面带微笑。“我给他写信也无非是邀请他吃饭或约他打网球，而且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请他或约他了。”
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一阵轻微的战栗透过她的全身。
“你能完全肯定吗？”
“我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里。当然，我没有权利要求你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哦，没有。”
乔伊斯先生没想到，她的话音有点儿哽咽，加上她习惯性的自我克制，竟变得非常动人，令人无法自持。她用谦卑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如果他拒绝那副眼神，它会在他的下半辈子一直萦绕着他。毕竟，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使可怜的哈蒙德再活转来了。他急切地想知道这封信背后的解释。光凭这封信就得出结论说，没有人惹她，她就把哈蒙德杀死了，那是不公平的。他在东方生活了很长时间，职业荣誉感可能不如二十年前那么强烈了。他盯着地板。他决定做一件自知不合法的事情，但是他感觉喉咙被堵住了，他隐隐地对莱斯莉感到憎恶。他觉得尴尬，说不出话。
“你没有给他写过信吧？”
“我不太清楚，你丈夫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我可以完全肯定。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麦克法伦斯网球赛上。我想那天我跟他说了最多不超过两句话。要知道，那天有两块场地，我们刚巧不在一组。”
她脸涨得通红，迅速地瞟了他一眼。
“顺便问一句，在案发前的几个星期里，你没有跟哈蒙德有过任何来往，是这样吗？”
“他在锡矿上有很多股份，在两三个种植园里也有一点儿股份。我觉得他能筹到钱。”
“我知道。每天早上醒来，我就对自己说，‘又过了一天。’”她说着笑了。“就像我从前读书的时候数着日子等待放假一样。”
“他可能会问这钱是派什么用的。”
“只有五天了。”
她沉默了片刻。她像是在思考。
“我很想今天下午能和罗伯特见个面，”她说道，语气平静而安详。（听她说话是一种享受，她的语音语调都显露出她的身份。）“可怜的人哪，这件事情给他造成的压力很大。好在没几天这一切就会结束的。”
“他依然爱我。为了救我，他会作出任何牺牲。有必要让他看那封信吗？”
他拿了把椅子坐下。他不知道从何说起。她如此冷静，使他几乎难以开口谈他来这儿打算要谈的事情。她虽然谈不上漂亮，但外表中确有某些方面让人感觉舒服。她举止高雅，但那种高雅是来自她良好的教养，绝对没有社交场上的那种扭捏作态。你一眼就能看出，跟她打交道的是哪一种人，她在哪一种环境里生活。她那羸弱的体质更为她平添一种特有的风韵。从她身上不可能联想到一丁点儿粗暴的东西。
乔伊斯先生微微皱了皱眉头，她马上就会意了，于是接着往下说。
“坐吧，”莱斯莉说。
“罗伯特跟你是老朋友了。我不是在求你帮我，而是在求你帮助一个诚实善良、从来没有伤害过你的人，免受各种可能的痛苦。”
看守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乔伊斯先生没有回答。他站起身打算告辞，克罗斯比太太优雅地伸出手，那份优雅在她身上显得尤为自然。虽然她对这一幕感到震惊，而且形容憔悴，但她还是强打精神，彬彬有礼地和他道别。
“从来没这么好过，谢谢你。”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欣喜的光芒。“这里是个疗养的好地方。”
“你真好，为我分忧解难。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你才好。”
“身体还好吗？”他问。
乔伊斯先生回到事务所。他坐在自己房间里，什么工作也不想做，只是沉思。他想象着，许多奇怪的念头闪过他的脑际。他颤抖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有人谨慎地敲门，这正是他期待的。黄志成走了进来。
她那样子简直像在自己家里，乔伊斯先生似乎听见她吩咐男仆去给客人拿一杯果子酒。
“我正好想出去吃午饭，先生。”
“没想到今天上午会见到你，”她说，一副温文尔雅的神态。
“去吧。”
克罗斯比太太被带到探监室，看见乔伊斯先生在那儿等着，就伸出自己纤细的手来，并朝他嫣然一笑。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朴素，一头浓密的淡色头发已精心梳理过。
“在我出去之前，您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我去做的吗，先生？”
乔伊斯先生心里完全明白，黄志成知道他要到监狱去探监。虽然枪杀案是发生在贝兰达，审判也将在贝兰达巴鲁[3]进行，但由于那里的监狱不适合关押白人妇女，克罗斯比太太被送到了新加坡。
“我想没有。你有没有跟乔治·里德先生重新约定时间？”
“就说你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是的，先生，他下午三点过来。”
乔伊斯先生淡淡地一笑。
“好吧。”
“乔治·里德先生约好中午十二点过来，先生。您要我跟他说您去哪儿了？”
黄志成转过身，走到门口，伸出细长的手指抓住门环。这时，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又转身回来。
“我要出去一会儿，志成，”他说。
“先生，您有什么事情要我转告我的朋友的吗？”
黄志成轻手轻脚地退出房间，同样谨慎地关上了门，留下乔伊斯先生去独自思考。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张用清楚但缺乏个性的字体抄写的、莱斯莉那封信的抄件。有一些模糊的疑点使他困惑不解。这些疑点使他烦心，他竭力想把它们从脑子里赶走。这封信必须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当然，莱斯莉能马上做到这一点，可是，天哪，无论如何得要有个解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把信放进口袋，拿起遮阳帽。他走出来时，黄志成正在自己的写字桌前忙着写东西。
虽然黄志成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是r音总是发不准，他把friend即“朋友”一词念成了fliend。
“是，先生。”
“哪个朋友？”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保持接触，”乔伊斯先生神色庄重地说。
“关于克罗斯比太太写给死者哈蒙德的那封信，先生。”
“好吧，先生。您是否希望我把您的意思转告给我的朋友呢？”
“噢！我都忘记了。我对克罗斯比太太提起这事儿，她说没有写过那种信。那封信显然是伪造的。”
“谢谢你，志成。这事儿我会考虑一下。”
乔伊斯先生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抄件，递给黄志成。黄志成没有理会他的动作。
他们俩沉默了好一阵子。的确，要说的话都已说了，双方都心照不宣。
“这样的话，先生，要是我的朋友把信交给助理检察官，我想不会有人反对喽？”
舆论曾经强烈地谴责哈蒙德，这件事情即是原因之一。人们得知，在他死之前，他已经让一个华人妇女在他家里住了好几个月。
“没人反对。但我看不出那样做对你的朋友有什么好处。”
“您一定记得，先生，哈蒙德先生死后，有人发现他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过。这封信现在就在她手里。”
“先生，我的朋友认为，伸张正义是他的职责。”
黄志成从这个问题以及提问的口气中觉察到对方态度的转变，但他不露声色。
“我绝不会干涉任何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志成。”
“原件在谁的手里？”乔伊斯先生直截了当地问。
这时，律师和华人职员的目光相遇了。两人的嘴唇上都没有一丝笑意，但他们彼此心领神会。
“如果您是这种想法，先生，这件事情就算了。我的朋友向我披露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考虑到我在您的事务所里工作，或许在您和助理检察官交换意见之前，您希望知道有这么一封信的存在。”
“我完全明白，先生，”黄志成说。“我研究了克罗斯比太太的案件，觉得把这样一封信提交上去，对我们的诉讼委托人是有害的。”
“克罗斯比太太竟会写出这种信，真是难以置信。”
“我一向很欣赏你在法律方面的判断力，志成。”
从谈话一开始，乔伊斯先生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他这个职员的那副令人肃然起敬的面容。此刻，他在怀疑这张脸上是否流露出一丝嘲讽的神色。
“我想过，先生，如果我能说服我的朋友，让他劝说那个华人妇女把信交到我们手里，那就会省去很多麻烦。”
“我完全相信那个给我提供情况的人是可靠的，先生，”黄志成回答说。“要证实这一点很容易。克罗斯比太太肯定能够立即告诉您，她是否写过这样一封信。”
乔伊斯先生漫不经心地在吸墨水纸上画着各种脸。
“你凭什么说这封信是克罗斯比太太写的呢？”
“我想你的朋友是个生意人。你估计他要多少钱才肯把那封信交出来？”
抄件是用外国学校里教华人写的那种连体字写的。这些字写得缺乏个性，跟信中那些不祥的词语极不协调，显得非常怪异。
“信不在他手里，还在那个华人妇女那儿。他只是那个华人妇女的亲戚。她什么都不懂；在我的朋友告诉她之前，她并不知道那封信的价值。”
罗今晚外出。我急欲见你。十一点等你来。我心急如焚，若不来，后果自负。来时勿开车——莱。
“他觉得那封信值多少钱？”
黄志成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皮夹子。皮夹子里装着各种纸片、新加坡纸币和香烟卡片。一会儿，他从这一大堆东西里抽出半张薄薄的便笺纸，放在乔伊斯先生的面前。信上写着：
“一万元，先生。”
“看看吧。”
“天哪！你想让克罗斯比太太到哪儿去弄这一万元钱！我告诉你，这封信是伪造的。”
“我的朋友给了我一份抄件。您要过目吗，先生？”
他一边说着一边望着黄志成。这个职员对他的叫喊无动于衷。他依然站在桌旁，一副礼貌、冷静而恭顺的样子。
“信里说了些什么？”
“没有，先生。”
“你的朋友真不少啊，志成。”
“你手里有那封信吗？”
“是的，先生。”
“您一定还记得，先生，克罗斯比太太说过，在案发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她没有跟哈蒙德先生有过来往。”
“既然这样，你可以转告他们，让他们全都见鬼去吧！那封信很容易解释清楚，我会向克罗斯比先生提议，最多出五千元，多一个子儿也不给。”
乔伊斯先生知道不应该再追问了。
“那个华人妇女还不愿意把那封信卖了呢，先生。我的朋友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她。要是给她少于刚才说的那个数目，给了也是没有用的。”
“我是间接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这个情况的，先生。”
乔伊斯先生盯着黄志成看了至少三分钟。这个职员坦然地接受对方投来的审视的目光。他望着地面，毕恭毕敬地站着。乔伊斯先生了解自己的手下。志成，这家伙真是聪明，他心想，我不知道他会从中捞到多少油水。
“这是谁告诉你的？”
“一万元是个很大的数目。”
乔伊斯先生的眼睛一眨都不眨。他依然面带微笑地望着黄志成，跟往常一样颇有兴趣地听他讲话。
“克罗斯比先生绝不会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绞死，而不付这个数目的，先生。”
“那些是不必怀疑的，先生。克罗斯比太太以前肯定和死者过从甚密，比如请他一起吃个饭，约他一起打网球。我刚得知这个情况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封信是在哈蒙德先生死的那一天写的。”
乔伊斯先生又沉默了。除了他说出来的以外，黄志成还知道些什么呢？他一定摸透了他的底细，所以才那么明显地不愿意讨价还价。这个数目是不能变的了，因为不管谁在策划这件事，他一定早就知道这是克罗斯比能拿得出的最大数目。
乔伊斯先生一向很赏识这个职员的精明，他说这番话，是故意掩盖自己的想法。
“那个华人妇女现在在哪儿？”乔伊斯先生问。
“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毫不怀疑克罗斯比太太会经常给哈蒙德先生写信。”
“她住在我那个朋友家里，先生。”
“先生，我得知的情况是，有那么一封信，是被告写给这个悲剧中遭遇不幸的受害人的。”
“她能到这儿来吗？”
“什么信息？”
“我觉得最好还是您去找她，先生。我可以今天晚上带您去，她会把信交给您。这个女人什么也不懂，先生，她连支票也看不懂。”
“我得知一个情况，先生，在我看来，它会使这个案件表现出不同的面貌。”
“我本来也不打算给她支票。我会带现金去。”
“是吗？”
“如果您带的钱不足一万元，那就是浪费宝贵的时间，先生。”
“这件事情和克罗斯比太太的案件有关，先生。”
“我完全明白。”
乔伊斯先生发现了那个职员狡黠的眼光。跟往常一样，黄志成穿着当地最时髦的服装。他脚上是闪亮的漆皮鞋和鲜艳的丝袜。他的黑领带上别着镶有珍珠和红宝石的饰针，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钻戒。洁白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镀金的钢笔和一支镀金的铅笔。他戴着一只镀金的腕表，鼻梁上架着一副隐形的夹鼻眼镜。他轻轻地咳了一声。
“我吃过午餐就去告诉我的朋友，先生。”
“有话就直说吧。”
“好吧。你最好今天晚上十点钟在俱乐部门口等我。”
“我要跟您说的事情是微妙和保密的。”
“好的，先生。”黄志成说道。
“没什么打扰的，志成。”他回答。
他向乔伊斯先生微微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随后，乔伊斯先生也到外面去吃午饭。他来到了俱乐部，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在那儿见到了罗伯特·克罗斯比。他坐在一张挤满人的桌子前面，乔伊斯先生经过他的身边，想找个位子，顺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那个华人职员每次说话都字斟句酌，乔伊斯先生一直对此隐约地感觉到颇有兴趣，这时他正微笑着。
“临走之前叫我一声，我有话跟你说，”乔伊斯先生说。
“先生，能否打扰您一会儿？我有几句话要私下跟您说，”他说。
“好吧。你吃完了过来叫我也行。”
那个华人职员走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他关门的时候是轻轻的，带着谨慎，但是果断，然后朝着乔伊斯先生的办公桌前走过来。
乔伊斯先生已经想好了该如何跟他谈。他吃完午饭，又打了一局桥牌消磨时间，好让俱乐部里的人全都离开。他不想在自己的事务所里为这件事情跟克罗斯比见面。过了一会儿，克罗斯比来到桥牌室，站在一旁看人打牌，直到打完为止。人们都去忙自己的事儿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俩。
“进来。”
“很不巧出了一件事儿，老伙计，”乔伊斯先生尽量用听起来平常的口气说道。“在哈蒙德死的那天晚上，你的妻子似乎给他寄过一封信，请他到那座孟加拉式平房来。”
有人敲门。
“那不可能，”克罗斯比叫了起来。“她一直都说她跟哈蒙德没有来往的呀。据我所知，她有好几个月都没见过他了。”
“事实上，我觉得，”他心想，“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在一位最体面的女人身上会隐藏着什么样的野性。”
“事实摆在面前，确实是有一封信。现在那封信在曾经跟哈蒙德同居的那个华人妇女手里。当时你的妻子打算在你的生日送你一件礼物，所以想请哈蒙德帮她去买。悲剧发生之后，她的情绪过于激动，把这事儿给忘了，由于一度否认自己跟哈蒙德有过任何来往，所以她不敢承认自己以前说错了。当然，这事儿太不凑巧了，但也不能说这不合情理。”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
克罗斯比一句话也没说。他那张宽大的红脸上显露出一片茫然的神情，对于他的冥顽不灵，乔伊斯先生感到既宽慰又愤怒。他是个愚蠢的人，乔伊斯先生无法忍受他人的愚蠢。然而，自从灾难降临之后，他所经历的悲惨境遇已经触到了这位律师的某个软点；而且克罗斯比太太请他帮忙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她丈夫，这句话说得恰到好处，打动了他的心弦。
乔伊斯先生在反复思考的是开枪问题。作为辩护律师，他感到棘手的是，莱斯莉不止开了一枪，而是六枪，而且验尸报告表明，其中有四枪是离受害人很近的时候开的。人们很容易认为，受害人倒下之后，她就站在他的身旁，把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在他的身上。尽管她对此前发生的一切都记得非常准确，但对于此时的情形，她表示记不清了。她的脑子一片空白。这表明她愤怒得无法自控了；但是，谁也不会相信像她这样一位娴静、端庄的女子会愤怒得无法自控。乔伊斯先生与她相识多年，一向认为她是一个不容易激动的人；在悲剧发生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的镇定自若是令人惊叹的。
“我不说你也知道，如果这封信落到检察官的手里，事情就会非常尴尬。你的妻子撒了谎，她就必须解释撒谎的原因。如果哈蒙德不是作为一个不速之客闯入你家，而是应邀而来，这就会稍稍改变目前的形势。这很容易使陪审团的想法发生一些动摇。”
威瑟斯是个年轻人，面对这种超出他职责范围的紧急情况，他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处理。莱斯莉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最后罗伯特赶回来之后，她才向他们两人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从那以后，尽管她一次次地重复讲述这个事件，每一次就连最小的细节都没有改动。
乔伊斯先生犹豫了。现在他正面对着自己作出的决定。想到自己正在为某个人采取一项重大措施，而这个人对这项措施的严重性却茫然不知，要是在平时，他一定会笑出来，可现在不是幽默的时候。如果他就这件事情想一下，他或许以为乔伊斯先生现在所做的，都跟别的律师一样，是正常办案的一部分。
“现在不行。我做不到。你必须给我时间。派人叫我丈夫回来。”
“亲爱的罗伯特，你不仅是我的诉讼委托人，也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们必须把那封信弄到手。那要花很多钱。要不是钱很多，我是不会向你提起这事儿的。”
“上帝啊！我说，你最好出来说话。你必须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地跟我讲一下。”
“要多少？”
“他想强奸我，我就开枪打死了他。”
“一万元。”
“是您的仆人叫我来的，”他说。“他是哈蒙德。您做了些什么？”
“我操，那也太多啦。目前生意不好做，再加上这样那样的开销，那样差不多把我所有的家当都赔上了。”
又是一阵沉默。屋里传来开锁的声音，门慢慢地开了。莱斯莉站在他面前。她没有上床睡觉，身上还是吃晚饭时穿的那件茶会礼服。她站在那儿，静静地望着地方助理警官。
“你能马上弄到吗？”
“威瑟斯。”
“我想可以。我把锡矿和两个种植园的股份作抵押，老查理·梅多斯会借给我钱。”
“谁呀？”
“那你决定这样做啦？”
“克罗斯比太太，”他喊了一声。
“是否必须这样做啊？”
华人仆役长指了指她的卧室。威瑟斯走上前去敲门。没有回应。他又敲了敲门。
“假如你希望你的妻子无罪释放的话。”
“女主人在哪里？”他问仆人。
克罗斯比的脸涨得通红。他的嘴角耷拉着，一副怪异的样子。
仆人们被枪声惊醒，赶到这里，只见她站在哈蒙德身边，手里还拿着枪，而哈蒙德已经死了。她朝仆人们望了一会儿，没有说话。仆人们站在那儿吓坏了，挤成一团。枪从她的手里掉到地上，她一声不响地转身走进起居室。仆人们望着她从起居室走进自己的卧室，转动钥匙把门反锁上。他们不敢触碰尸体，只是惊惧地望着它，激动地交头接耳议论着。很快，仆役长就缓过神来；他服侍这家人已经很多年了，是个头脑冷静的华人。罗伯特是骑着摩托车去新加坡的，汽车留在车库里。仆役长叫司机把车开出来；他们必须马上去见地方助理警官，向他报告这里发生的事情。他从地上捡起手枪，把它放进了口袋。这位地方助理警官名叫威瑟斯，住在附近一座城市的郊区，离这儿约三十五英里。一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开车来到他的家。所有人都在睡觉，他们只得叫醒仆人。不一会儿，威瑟斯走出来，他们向他说明来意。仆役长掏出手枪给他看，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地方助理警官回屋里穿好衣服，派人叫来自己的车，不一会儿，他就跟随他们，驱车踏上了夜深无人的公路。他们到达克罗斯比的孟加拉式平房时，天刚蒙蒙亮。威瑟斯跑上廊台的台阶，在哈蒙德的尸体旁边停住脚步。他摸了摸死者的脸。脸已经冰凉了。
“可是……”他找不到适当的词儿，脸变成了紫色。“可是我不明白。她可以解释嘛。你该不是说，他们会判她有罪吧？他们不会因为她除掉了一个无赖恶棍而绞死她吧。”
后来发生的事情，她有点思路混乱了。对于此前她所说的一切，她都记得非常确切，可是这时她吓得糊里糊涂，恍惚听到他在自己耳边急促地说话。他似乎在向她求爱。他开始不停地倾诉自己狂热的激情。他一直疯狂地把她搂在怀里。她感到无助，因为他是一个力大无比的男人，而她的手臂被他紧紧地箍住；她的反抗无济于事；她逐渐感到气力不支；她担心自己会晕过去，而他呼出的热气冲到她的脸上，使她感到极度恶心。他吻她的嘴唇、吻她的眼睛、吻她的脸颊、吻她的头发。他紧紧地搂着她，几乎把她憋死了。他把她抱得两脚离了地。她想踢他，可是他搂得更紧了。现在，他把她提起来了。他不再说话，但她知道他的脸色是苍白的，两眼充满了欲望之火。他把她抱进了卧室。他不再是个文明人，而是一个野蛮人了。他正走着，不巧被路当中的桌子绊了一脚。他的膝盖不太灵活，再加上怀里抱着个女人，结果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她趁机从他怀里挣脱了出来。她逃到沙发后面。他迅速站立起来，向她猛扑过去。桌子上有一把左轮手枪。她不是个神经质的女人，只是罗伯特晚上不在家，她原打算等她去睡觉的时候把它带进卧室的。这就是桌上放着手枪的原因。当时，她吓得魂不附体。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她看见哈蒙德打了个趔趄。他大叫了一声。他说了句什么话，但她没听清。他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来到廊台上。此刻的她已经陷入狂乱的状态，完全不能自控，她跟到廊台上，是的，是那样的，她肯定是跟了出来，虽然她已全都记不清了，她身不由己地连续地开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六发子弹全部打光。哈蒙德跌倒在廊台地板上。他蜷缩成一团，血肉模糊。
“他们当然不会绞死她。他们只能判她犯有杀人罪。判处两三年监禁或许就能放出来。”
“不，不，不，”她喊着。“放开我。我不！”
克罗斯比吓得跳了起来，涨红的脸因为惊恐而变了形。
她张开嘴大声喊道：“来人啊！来人啊！”可是他迅速用手捂住了她的嘴巴。她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他就已经把她搂进怀里，疯狂地吻着她。她挣扎着，拼命挣脱他那灼热的嘴唇。
“三年。”
“别喊了。现在我可抓住你啦。”
这时，在他迟钝的脑筋里似乎透进了一线光亮。他的思维原本是一片黑暗，此时掠过一道闪电，尽管接下来还是同样深沉的黑暗，但那里却留下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的记忆。乔伊斯先生发现，克罗斯比那双干过各种粗活的、又大又红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放开我，”她怒不可遏地喊道。
“她原来打算送给我什么礼物？”
她勃然大怒。她正朝廊台上走去，要是她在那儿喊叫，仆人肯定能听见，但是他抓住了她的胳膊。
“她说想送给你一支新的枪。”
“他们听不见。”
克罗斯比那张宽大的红脸涨得更红了。
“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我就喊仆人过来，把你扔出去。”
“你需要什么时候把钱准备好？”
“我有什么可怕的？罗伯特又不在家。”
这时，他的嗓音有点儿怪。那声音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攫住了他的喉咙。
“你这个可怜虫，你要知道，除了罗伯特，我谁都没有爱过；再说了，即使我不爱罗伯特，也绝不会爱上你这种人。”
“今晚十点钟。我想你可以大约在六点钟送到我的办公室。”
终于，她开始发火了。
“那个女人来找你吗？”
“我不想走。”
“不，我去找她。”
“晚安，”她说。
“我会把钱带来。我会跟你一起去。”
她站起身，小心地把枕头放在一边。
乔伊斯先生瞪了他一眼。
“不，绝对不是。我从第一次看见你，就爱上你了。只是我一直把话藏在心里，现在总该说出来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你觉得你有必要去吗？我觉得你让我单独处理这件事比较好。”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难道不是吗？”
“钱是我的，对吗？我要去。”
“你以为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醉了吗？”他冷不丁地问道。
乔伊斯先生耸了耸肩。他们站起身握手告别。乔伊斯先生好奇地看着他。
他一口气喝完酒，放下酒杯。
十点钟，他们在空荡荡的俱乐部里见了面。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喝了，”她依然心平气和地说道。
“一切都正常吗？”乔伊斯先生问。
这时，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莱斯莉怀疑他来之前就喝过酒。她发现他的举动有些异样，这让她略感不安。她嫌恶地看着他自斟自饮。
“是的，钱在我的口袋里。”
他的话使她暗暗吃惊，因为他们认识七年来，他从来没有对她表示过特别的关注。他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们倒是经常见面；有一次他病了，罗伯特还开车把他接到自己的孟加拉式平房来。他跟他们在一起住了两个星期。但是他们双方的兴趣点各不相同，这种熟人关系始终没有发展成友情。最近两三年来，他们很少跟他见面。有时他到这边来打打网球，有时他们在其他种植园主的聚会上见到他，但更多的情况是，他们会一个月见不到他的影子。
“咱们走吧。”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而且即使是真的，我也不希望你说出来。”
他们走下了台阶。乔伊斯先生的汽车在广场上等着他们，那个时间广场上阒无一人；他们向汽车走去，黄志成从一幢房子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他钻进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给他指路。汽车驶过“欧陆饭店”，然后在“海员之家”的街角处拐弯，驶上了维多利亚大街。在这条街上，华人的店铺仍然在营业，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闲逛；在车道上，人力车、汽车、马车来往穿梭，一片繁忙的景象。突然，他们的汽车停住了，黄志成转过头来。
她依然保持着冷静的样子。
“我想，我们在这儿下车步行更好些，先生，”他说。
“难道你不知道我非常爱你吗？”他说。
他们下了车，黄志成走在前面。他们前后只差一两步远。不一会儿，他叫他们停下。
他仍然坐着没动。
“你等在这儿，先生。我进去，跟我朋友说句话。”
“别干傻事。坐回你原来的位子，好好说话，不然我就下逐客令了。”
他走进一家沿街的店铺，店铺的柜台后面站着三四个华人。那些店铺都很奇怪，柜台里不陈列商品，不知道这些店铺是卖什么的。他们看见黄志成跟一个矮墩墩的男子说话。那个男人穿一身帆布衣服，胸前挂着一根粗大的金链子，他向屋外夜间黑压压的街道扫了一眼。他将一把钥匙交给黄志成，于是黄志成走了出来。他向等在外面的两个人做了个手势，钻进店铺旁边的一个门洞。他们跟着他进去，一会儿便来到一段楼梯下面。
他做了个动作，像是要去握她的一只手。她轻轻地打了他一下。
“等一下，我点一根火柴，”他说道，他总是那么有办法。“你们请上楼来吧。”
“你大概不会否认，你这双手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吧？”他说。
他捏着一根点亮的日本火柴在前面引路，但是这一丁点儿火光是很难驱走黑暗的，他们只得跟着他，摸黑上楼。到了二楼，他打开门，走进去点亮了一盏煤气灯。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他站起身，坐到她身边的那张椅子上。
“请进来吧，”他说。
“你真会说话，”她话里带刺地说。“如果你真那么想，我只会觉得你眼光不行。”
这是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只有一扇窗，屋子里仅有的家具就是两张铺着垫子的中国矮床。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只大箱子，用一把精巧的锁锁着，箱子上是一只破旧的托盘，托盘上摆着一支吸鸦片用的烟枪和一盏灯。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刺鼻的鸦片烟味。乔伊斯先生和罗伯特坐下来，黄志成递给他们香烟。不一会儿，门开了，进来的是他们刚才看见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矮墩墩的华人。他用流利的英语向他们道了晚安，然后在那位同乡的身旁坐下。
“我认为你不平庸。我认为你极其漂亮。”
“那个华人妇女快要来了，”黄志成说。
“要知道，我可从来不会装模作样，要当个什么美女，如果你问我，我会明白地告诉你，不管你觉得我是漂亮也好、平庸也好，我都无所谓。”
店铺里的男仆端进来一只托盘，上面放着茶壶和茶碗，那个胖子给他们两位倒茶。克罗斯比谢绝了。那几个华人在私下议论着，但是克罗斯比和乔伊斯先生一声不响。终于，屋外传来讲话的声音；有人低声叫门；胖子走过去开门。他在屋外说了几句话，然后陪着一个妇女走进来。乔伊斯先生看了她一眼。自从哈蒙德死后，人们对这个妇女议论纷纷，但乔伊斯先生却从没见过她。她的体态略微显胖，不很年轻，脸庞宽宽的，但是面无表情。她的脸上搽过脂粉，两道眉毛画得又细又黑，但是她给人的印象，她是一位有个性的女人。她穿着浅蓝色上衣、白裙子，一身装束既不是欧式，也谈不上中式，但是她脚上却趿拉着中式的丝面拖鞋。她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金项链，手腕上戴着金镯子，耳朵上吊着金坠子，一头黑发上别着金簪子。她慢腾腾地走过来，一副自信而从容的神情，只是脚步有些许拖沓。她紧挨着黄志成，在床沿上坐下。黄志成跟她说了些什么，她点点头，朝两个白人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他这话让她感觉有点儿意外。他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过话。她觉得还是不要理会它比较好。
“她把信带来了吗？”乔伊斯先生问。
“你要是不戴这种牛角边框的眼镜就好了！”他说。“我搞不懂，一个美女干吗要竭力把自己往平庸里打扮呢。”
“带来了，先生。”
这时，他跟莱斯莉谈起一些当地新闻，新加坡即将举行的赛马会啦，橡胶的价格啦，以及最近有一只老虎经常在附近出没，他差一点儿把它打死。莱斯莉正在担心手头绣的花边不能在预定的日子完成，因为她想把它寄回国去给母亲做生日礼物，于是她又戴上眼镜，把放着枕头的小桌子往自己的椅子跟前挪了一下。
克罗斯比什么也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五百元的钞票。他数了二十张，交给黄志成。
在这个殖民地，杰夫·哈蒙德有一大批朋友。他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可他刚刚出道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大战爆发时，他是第一批奔赴战场的志愿军，而且表现得相当出色。两年后，他膝盖受伤，不再适合军旅生活，于是就退伍了，佩戴着“杰出服务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来到马来联邦州。在这个殖民地，他是最优秀的台球选手之一。他跳舞跳得十分漂亮，网球也打得很出色，虽然现在跳舞是不行了，加上膝盖不灵活，网球也打得不如从前，但他善于交际，所有人都很喜欢他。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有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和一头漂亮拳曲的黑发。一些老于世故的人早就说过，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贪恋女色。这次灾祸发生之后，那些人频频摇头，说他们早就料到他会在这上面栽跟头。
“你数数看对不对，好吗？”
由于罗伯特不在家，家里没有威士忌和苏打水。考虑到男仆可能睡着了，莱斯莉没去叫醒他，而是自己去拿了。她的客人为自己调制了一杯，然后在烟斗里装上了烟。
那个职员数完后交给那个华人胖子。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种植园主黎明即起，检查工人的出勤情况，所以他喜欢吃过晚饭就睡觉。案发后的第二天，哈蒙德的汽车确实在离她家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被人发现了。
“没错，先生。”
“我把汽车停在公路上，我以为你们俩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胖子把钱又数了一遍，然后装进口袋。他又对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她便从怀里掏出那封信，交给黄志成，黄志成低头看了看信。
“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我没听见有汽车的声音呀。”
“这正是那封信的原件，先生。”他说着便准备递给乔伊斯先生，可是克罗斯比一把夺了过去。
“很抱歉。今天晚上我感到很寂寞，所以想过来看望你们。”
“让我看看。”他说。
也许他觉得有必要为自己深夜来访作个解释，于是说道：
乔伊斯先生看着他读完信，伸手去接。
“罗伯特不在家，”她说。“他到新加坡去了，今晚回不来。”
“你最好还是让我拿着，”乔伊斯先生说。
她站起身，跟他热情地握手。他的拜访使她有点儿吃惊，因为虽说他是他们的邻居，但不论是她还是罗伯特跟他的来往都不算密切，而且她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他了。他是一个橡胶种植园主，离开她家几乎有八英里，她不知道为什么他挑选这么晚的时候来看望他们。
克罗斯比却小心翼翼地把信叠好，装进口袋。
“当然啦。进来喝点东西吧。”
“不行。还是我自己保管吧。它花了我不少钱哪。”
“杰夫·哈蒙德[2]。”
乔伊斯先生没有争辩。三个华人看着这场小小的插曲，但是他们脸上毫无表情，你看不出他们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到底有没有想法。乔伊斯先生站起身来。
她绣花边的时候戴着眼镜，说话时，她把眼镜摘了下来。
“今天晚上您还需要我做什么事吗，先生？”黄志成问。
“你是谁？”她问。
“没什么了。”他知道那个职员想留下来，收取他原来约定的份子钱，于是他转身面对克罗斯比。“准备走吧？”
她甚至没有听出是谁的声音。
克罗斯比没有回答，但他站了起来。胖子走过去给他们开门。黄志成找到了一小段蜡烛，他点着了，给他们照着下楼，两个华人陪他们俩来到街上。他们把那个女人留在屋里，让她坐在床沿上静静地抽烟。他们来到街上，那两个华人便告辞，转身回到楼上。
“我可以进来吗？”
“你准备怎样处理这封信？”乔伊斯先生问。
乔伊斯先生对罗伯特·克罗斯比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把他打发走了，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翻阅卷宗。其实，这不过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他对整个案情的每个细节都已了如指掌。这个案件在当时是一个轰动事件，从新加坡到槟榔屿，整个半岛，不论在俱乐部里还是在餐桌上，大家都在热烈地谈论着。克罗斯比太太提供的事实很简单。当时，她丈夫去新加坡出差，晚上她独自一人在家。很晚的时候，九点差一刻，她独自一人吃了晚饭，饭后坐在起居室里绣花边。起居室的门对着廊台敞开着。孟加拉式平房里没有别人，仆人们已经回到后院他们的住处歇息去了。突然，花园的石子路上传来了脚步声，她感到奇怪，那是穿着靴子的声音，说明他是个白人，而不是土著居民，她也没有听到汽车马达声；她想不出这么晚，还会有谁来看她。那个人踏上孟加拉式平房的台阶，走过廊台，来到她坐着的起居室门前。一时间，她没有认出那个人是谁。她坐在一盏带有灯罩的灯旁，他站在那儿，背对着黑暗。
“留着。”
像她那样的女人，是绝不会犯谋杀罪的。
他们走到等在那儿的汽车旁，乔伊斯先生提出为克罗斯比捎一段路，但是他摇了摇头。
莱斯莉讲的事件经过，跟乔伊斯先生第一次去看她时所讲的一样，连细节都没有改动。在案发之后几个小时，她冷静地讲述了事件经过，现在她依然这样讲述了一遍。她叙述连贯，语调平稳，只有在讲到一两个细节时两颊泛起一点红晕，有一点儿思路混乱的迹象。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她刚三十出头，体质柔弱，身材高矮适中，虽然谈不上漂亮，但也称得上有几分姿色。她的手腕和脚踝都很纤细；她极其瘦弱，手臂上白皙的皮肤下面，骨头依稀可见，蓝色的静脉显露。她的脸色苍白，略微泛黄，嘴唇不见血色。她的眼睛的颜色不很明显。她有一头浓密的淡褐色头发，略微有些自然卷儿；只要稍加修剪，她的头发就很漂亮，但是你很难想象克罗斯比太太会刻意地采用那种办法。她是个安静、可爱、谦逊的女人。她的风度优雅，要是说她不曾受到人们的关注，那是因为她有些羞怯。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种植园主的生活是孤独的，在她自己的家里，跟自己熟悉的人相处，虽然漂亮，也只能孤芳自赏。乔伊斯太太在她那里住了十几天，回来之后她跟丈夫说，莱斯莉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她说，她的内心还远远没有被人理解；你跟她熟识了之后，就会发现她的知识是那么渊博，她的性情是那么宜人。
“我想走走。”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地挪着脚步。“哈蒙德死的那天晚上，我去新加坡，部分原因就是去买一支新枪，我的一个熟人正好想卖。晚安。”
乔伊斯先生跟她的交往，时断时续的也有好多年了。莱斯莉每次来到新加坡，都要跟乔伊斯夫妇一起吃饭。有一两次，她甚至和乔伊斯夫妇在他们的海滨别墅里共度周末。乔伊斯先生的妻子曾经在莱斯莉的种植园里住过十几天，并在那里见过杰弗里·哈蒙德好几次。他们两对夫妇的关系虽然谈不上是密友，但也称得上是好友了，正因为如此，罗伯特·克罗斯比在发生灾祸之后，立刻赶到新加坡，恳求乔伊斯先生亲自为他那不幸的妻子作辩护律师。
他很快就在夜幕里消失了。
作为克罗斯比太太的辩护律师，乔伊斯先生在她被捕后必须跟她有多次会面。尽管能做的一切都做了，千方百计让她感觉轻松，但事实上，她身陷囹圄，因涉嫌杀人而等待着开庭审判，即使她吓得六神无主，也是不足为奇的。在这场考验面前，她似乎有能力保持镇静。她读了很多书，尽一切可能地锻炼身体，同时，经主管人员批准，她把绣枕套花边作为一种娱乐，用以消磨漫长的时光。乔伊斯先生上次去看她时，她穿得很整洁，上身穿着凉爽、清新、轻便的外衣，头发已精心梳理过，指甲也修剪过。她的举止非常得体。她甚至还能拿自己目前所处的困境开几句玩笑。谈到自己遭遇的不幸，她似乎有点儿漫不经心，这使得乔伊斯先生不禁想到，只有像她那样具有良好的出身和教养，才不至于在这种显然严肃的环境中发现某些事情其实有点儿荒唐。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想到，她居然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乔伊斯先生对这次审判的估计非常正确。陪审团一走进法庭，就一致决定无罪释放克罗斯比太太。她为自己提供证据。她简单扼要、直截了当地把案情陈述了一遍。助理检察官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而且他对自己的职责显然不是很感兴趣。他只是敷衍地提了几个必须提的问题。他代表检察机关提出的诉状，完全可以拿来当作被告的辩护词，陪审团只花了不到五分钟就作出了他们乐于见到的裁定。法庭作出判决后，法院内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法官向克罗斯比太太祝贺，她获得自由了。
“不错，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律师说。“我怎么也没料到，她竟然有那种定力。”
对哈蒙德的丑行最反感的莫过于乔伊斯太太了；她忠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坚持叫克罗斯比夫妇在审判后，在她家里住一段时间，等到一切都安排好了再走。她跟大家一样，绝对没有怀疑过会有这个审判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可怜、可爱、勇气可嘉的莱斯莉回去，住在那个曾经发生过可怕灾难的孟加拉式平房了。审判到十二点半结束，当他们来到乔伊斯先生的家里时，盛大的午宴已经准备好。鸡尾酒已经调好，乔伊斯太太举办的价值百万的鸡尾酒会在整个马来联邦州是出了名的。乔伊斯太太为莱斯莉的健康干杯。她本来就是个健谈、活跃的女人，这会儿更是兴致勃勃。幸亏她很活跃，否则就冷场了，因为其他三个人都沉默不语。她对此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奇怪；她的丈夫一向话就不多，而另外两个人经过好几天的折腾，自然是疲惫不堪了。午宴过程中，只有她在激动而兴奋地自说自话。宴会结束后，咖啡端上来了。
“我觉得我比莱斯莉更需要休息。她居然挺过来了，那太神奇了。说真的，你的委托人可是一个勇敢的小女人呀。”
“喂，孩子们，”她欢喜雀跃地说道。“你们得先休息一下，吃完午茶，我开车带你们两位到海边兜风。”
直到这时，克罗斯比的脸上才第一次露出笑容，这使他的面部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你忘记了他那副凶相，看到的只是他那美好的心灵。
乔伊斯先生平时很少在家吃午饭，现在他要回事务所去了。
“或许这个问题不很重要，”律师回答说，“但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不用等很长时间的，等一切都结束了，我建议你跟你妻子离开这儿，到其他地方去旅游一次，把这一切都忘掉。尽管我们可以断定她会无罪释放，但这种审判还是很费神的，你们两位到时候都需要休息。”
“恐怕我去不了，乔伊斯太太，”克罗斯比说。“我得马上赶回种植园去。”
乔伊斯先生向罗伯特·克罗斯比瞪了一眼。他那棱角分明的嘴唇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克罗斯比是个好人，但不够聪明。
“今天不走吧？”她问。
“我亲爱的伙计，只有白痴才会那样做。”
“要走，现在就动身。我很久没去照顾种植园了，再说我还有一大堆急事儿要处理。不过，你能留莱斯莉在这儿住一段时间，我很感激，到时候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或许如此，”乔伊斯先生说。“当然，我认为她的解释是很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是回避事实也没有好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样总是有好处的。我不能否认，要是我现在是代理王国政府来起诉的话，我会特别对这一点提出质疑。”
乔伊斯太太想再次挽留他，可她的丈夫阻止了她。
“她的解释十分简单。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会那样做的。”
“如果他硬是要走，那一定有他的理由，别强留了。”
“有一点使我稍微有些担心，”他终于开口说道，语气平和，一双褐色的眼睛冷静地盯着他的诉讼委托人。“如果这一点我不告诉你，作为你的法律顾问，我就不够称职。如果你的妻子朝哈蒙德只开一枪，整个案件的处理就会顺利得多。不幸的是，她开了六枪。”
律师的口气好像话里有话，她忍不住瞟了丈夫一眼。乔伊斯太太话到嘴边停住了，大家沉默了一会儿。结果是克罗斯比开口了。
乔伊斯先生又仰靠在椅背上，两手的指尖再次互相顶在一起，像是搭起了一个屋顶框架。他沉吟片刻。
“对不起，我得马上动身，天黑前要赶回去。”说着，他站起身离开餐桌。“莱斯莉，你送我一下好吗？”
“除掉一个无赖恶棍也算杀人吗？她枪杀他，正如杀死一条疯狗。”
“当然。”
“但事实是她已经杀了人，在文明社会里，审判是不能避免的。”
他们并肩走出餐厅。
“我算不了什么啦，”克罗斯比插了一句。
“我觉得克罗斯比太不体贴人了，”乔伊斯太太说。“他应该知道，莱斯莉现在需要跟他呆在一起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不管怎么说，她承认自己杀了那个男人。这很棘手。我对你们夫妇俩深表同情。”
“如果不是有要紧事情，我相信他不会走的。”
“这完全是一幕闹剧，”克罗斯比气急败坏地说。“首先，她本来就不该被捕；还有，那可怜的女人吃尽了苦头，还要让她经受审判的折磨，这太可怕了。我到新加坡以来碰到过的男人或女人，没有谁不对我说莱斯莉那样做是合理的。居然把她关在监狱里几个星期，我觉得太可怕了。”
“哦，我去看看给莱斯莉准备的房间整理好了没有。她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娱乐一下。”
“我亲爱的伙计，大家都同情你。谁也不为哈蒙德辩护。我们打算救她出来。我想，不论陪审团还是法官，他们一定会在对她宣判无罪之后才肯离开法庭的。”
乔伊斯太太离开餐厅，乔伊斯先生又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克罗斯比启动摩托车的发动机，接着车轮碾过花园碎石路，发出嘎嘎的声音。他站起身，走进起居室。克罗斯比太太站在起居室的中央，茫然地望着一片虚空，手里捏着一封打开的信。他立刻认出了那封信。当他进来时，她瞥了他一眼，他发现她脸色苍白。
“真他妈的见鬼！她只是做了任何一个良家妇女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情，不过她们十之八九没有她的胆量罢了。莱斯莉是世上最善良的女人，连一只苍蝇也不忍心打死呀。老兄，我真倒霉啊！我跟她结婚十二年了，难道还不了解她吗？上帝啊！假如那个男人落到我手里，我非要拧断他的脖子，我会毫不犹豫地宰了他。换了你也不会饶了他。”
“他知道了，”她喃喃地说。
“案情很严重呢。”
乔伊斯先生走到她身边，接过那封信。他划亮了一根火柴，把那封信点着了。她看着它燃烧。当他再也拿不住的时候，他把纸片丢在地砖上面，他们两人看着那张纸片蜷缩、烧焦。然后，他用脚把它踩成一堆灰烬。
“我本来以为他们会让她保释出来。”
“他知道了什么？”
“我想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乔伊斯先生平静、柔和地回答道。
她久久地盯着他，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那是轻蔑还是绝望？乔伊斯先生分辨不出来。
“没有，今天下午就去看她。你也知道，他们竟然逮捕了她，真他妈的太不像话了！”
“他知道了杰夫是我的情夫。”
“今天见过你的妻子吗？”
乔伊斯先生纹丝不动，一声不吭。
“哦，我还好。”
“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的情夫。差不多从战后他刚回来的时候，他就是我的情夫了。我们知道必须小心行事。我们成为情人之后，我故意装作讨厌他，罗伯特在家的时候，他很少上我们家来。我经常开车到一个我们俩都知道的地方跟他见面，一个星期两三次，要是罗伯特去新加坡，他就在深夜趁仆人们睡觉之后到我家来。我们一直在约会，经常见面，没有人对此产生一丁点儿怀疑。可是最近，大约是一年前吧，他变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无法相信，他不再喜欢我了。他一直否认自己变心了。我发疯了。我跟他大吵大闹。有时候我觉得他恨我。噢，你不会知道我忍受了什么样的痛苦。那就像是在地狱里煎熬。我知道他不再需要我了，但我不能让他离开。痛苦啊！痛苦啊！我爱过他。我把一切都给了他。他是我的生命。后来，我听说他跟一个华人妇女同居。我无法相信。我不愿相信。最后，我亲眼见到了她，看见她戴着金镯子、金项链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走路，一个又老又胖的华人婊子。她比我年龄还大。太可怕了！村子里的人全都知道，她是他的情妇。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看看我，我心里也明白，她知道我也是他的情妇。我派人去叫他。我跟他说，我必须见他。就是你读过的那封信。我写信的时候简直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在乎。我已经十天没见到他了。那简直是度日如年。我们最后一次分别时，他把我抱在怀里，亲吻我，叫我别多心。可是他离开我之后，就投入她的怀抱里去了。”
“要知道，你必须打起精神。你必须保持冷静。”
她一直用低沉、激烈的语调说着，这时，她停了一下，反绞着双手。
这时，乔伊斯先生注意到了那顶宽边双檐的旧毡帽，它是克罗斯比刚放在桌子上的，然后他的眼光移到了他的卡其布短裤，短裤底下露出了毛茸茸的红色大腿，他那条领口敞开的网球衫，没有配领带，然后是那条卷起了袖子、脏兮兮的卡其布外套。他这副样子活像是在橡胶林中长途跋涉之后刚刚钻出来。乔伊斯先生微微皱了下眉头。
“都怪那封倒霉的信！我们一直很小心。每次看完我给他写的便条，他就会马上撕掉。我怎么知道，他竟然把那封信留下了呢？他来了之后，我跟他说，我知道那个华人妇女的事了。他拒不承认。他说那不过是谣言。我当时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跟他说些什么。噢！我恨透了他。我对着他乱撕乱扯。我尽挑一些伤害他的话说。我侮辱他。我可能还向他脸上吐了唾沫。最后，他对我光火了。他说我这个人腻味透顶了。然后，他承认那个华人妇女的事是真的。他说他认识她已经有好多年了，战争爆发之前就认识了。他说只有那个女人才是他的真爱，跟其他女人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他说他很高兴我知道了这件事，说现在总算可以让他清静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记不清楚了。我发疯了，怒火中烧。我抓起左轮手枪，我开枪了。他惨叫一声，我看见我击中他了。他跌跌撞撞地冲向廊台。我追了出去，再次开了枪。他跌倒了，我站在他的身边，我不停地射击、射击，直到轮子发出咔嗒声，我知道子弹打光了。”
“是的，没睡好。”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激动得喘着粗气。她的脸已不再是人脸，残忍、愤怒和痛苦使它变了形。你绝对想不到，这样一位娴静、文雅的妇女，竟会怀着那种恶毒的激情。乔伊斯先生向后倒退了一步。看见她这副样子，他彻底吓坏了。那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张疯狂、狰狞的面具。这时，他听到隔壁房间有人在呼唤，那声音是嘹亮、友善、欢快的。那是乔伊斯太太。
“看来你这两个晚上没有睡好啊，”乔伊斯先生说。
“来吧，亲爱的莱斯莉，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啦。你得马上睡觉。”
乔伊斯先生站起来和客人握手，然后请他坐下。他站起来时，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乔伊斯先生的脸依然在遮荫里。他生性沉默寡言，这时，他盯着罗伯特·克罗斯比看了好久，没有说话。克罗斯比身材高大，有六英尺多高，肩膀稍宽，肌肉发达。他是个种植园主，常常在种植园里徒步行走，借以锻炼身体；干完一天的活之后，他还要打网球，借以放松筋骨。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他那双毛茸茸的手，还有那双装在笨重的靴子里的脚，都是硕大的；乔伊斯先生心想，这只巨大的拳头抡出去，可以轻易地把弱小的泰米尔人置于死地。但是他那双蓝眼睛里却没有一丝凶相；它们充满了信任和温柔；他的脸庞宽大，其貌不扬，但却显得开放、坦率而真诚。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脸色非常沮丧，一副瘦削、憔悴的样子。
听到那声呼唤，克罗斯比太太的脸渐渐恢复了原状。就像一张折皱的纸被手捋平了一样，那轮廓清晰的激动情绪逐渐消退，过了一会儿，她的脸变得冷静、沉着、坦然。她的脸色仍有些苍白，但她的嘴唇却露出了可爱而亲切的微笑。她又成了那位有良好教养、甚至高雅的女性。
“带他进来吧，”乔伊斯先生说。
“我来啦，亲爱的多丽丝。给你带来那么多麻烦，真是太抱歉了。”
他的英文说得很漂亮，每个词的发音都很准确。乔伊斯先生经常对他能掌握这么大的词汇量而感到惊讶。他叫黄志成，广东人，曾在格雷律师学院[1]学习法律。为了将来自己独立开业，他正在里普利、乔伊斯和内勒的合伙律师事务所里做为期一两年的见习生。
[1] 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伦敦的四家培养律师的机构之一。
“克罗斯比先生来了，先生。”
[2] 杰夫（Geoff）是杰弗里（Geoffrey）的昵称。
一个身穿整洁的白色帆布裤的华人职员开了门。
[3] 贝兰达（Belanda）和贝兰达巴鲁（Belanda Bharu）可能都是作者虚构的地名。
“进来。”
[4] 勿洞（Betong），在今泰国南部，邻近马来西亚。
有人敲门。
[5] 南角河（Selantan River），或写作Selatan River，在今印尼。
窗外的码头上，太阳火辣辣的。摩托车、卡车、公共汽车、私人轿车和出租车，在拥挤的大街上川流不息，所有的司机都在摁着喇叭；人力车夫在人群中灵活地穿梭，气喘吁吁的劳工们互相喊着号子，借以调整呼吸；苦力们扛着沉重的大包，侧着身子用飞快的碎步向前奔跑，嘴里还大喊着要行人让道；流动的小商贩们叫卖着自己的小玩艺儿。新加坡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方；各种肤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黑皮肤的泰米尔人、黄皮肤的华人、棕色皮肤的马来人，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孟加拉人，他们用吵闹的声调互相打着招呼。但是在里普利、乔伊斯和内勒三位律师开设的合伙律师事务所里，却显得凉爽而宜人；跟阳光灿烂、尘土飞扬的大街相比，这里显得昏暗，大街上是永无休止的嘈杂声，而这里却是一片舒适和宁静的气氛。乔伊斯先生坐在他自己办公室的写字台前，一台电风扇正对着他使劲地吹着。他仰靠着椅背，两肘搭在椅子的扶手上，两手的指尖互相顶在一起。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长长的书架上已经翻烂的卷帙浩繁的《判例汇编》。壁橱顶上放置着几个涂过漆的方形铁皮盒子，盒子上写着各个诉讼委托人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