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多，我告辞了建湖县委的几位领导，登车返回盐城。一路上，同行者劳累一天都闭上眼打起了瞌睡。只有我在茫茫的夜色中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一天的经历对我情感的冲击如此强烈，此时此刻，在黑沉沉的车厢里，冠华的早年生活栩栩如生地一幕幕出现在我眼前……
午饭后，建湖县委的唐主任热情邀请我到县城看一看，晚上县委李书记陪同我们一起吃饭。家乡人民的真挚情感温暖了我去苏北之前那一颗冰冷的心。
冠华于1913年农历二月二十一出生在江苏盐城建湖县庆丰乡东乔庄（都是现用地名）。据说冠华的祖父没有文化，因为不识字，曾被一个秀才作弄过，因此下决心要儿孙辈读书识字，冠华的父亲和叔父都曾读过不少书，只是每次考秀才都落第，因而兄弟两人又决意要在儿辈中培养一个人才“光宗耀祖”。叔父无子嗣，所以倾囊相助冠华三兄弟上学。
我在村中前前后后走遍了每个角落。中午大队长在家里摆了一桌丰盛的农村宴席招待我。大队长也姓乔，而且还是冠字辈的。东乔庄原来只有乔姓，解放后才陆续迁入了其他姓氏，但至今乔姓人家仍占多数，而且凡姓乔的都按辈分排行，因此都属本家族人。现在冠字辈的已留下不多了，这位队长年仅四十多岁却属冠字排行，真是年岁不大辈分不小，他该算是冠华的同宗族弟。
冠华的父亲名守恒，是当地的一个开明士绅。他喜爱琴棋书画，并精通诗词歌赋。冠华出生于乡村的书香人家，自幼受到熏陶。冠华的生母刘氏生育了三男六女，冠华最幼。三岁时，冠华丧母。父亲后来续弦，又生两女一男。因为家庭人口众多，苏北土地贫瘠，因此虽是地主家庭，父亲还需教些私塾以维持生活并供三个儿子上学。
我顺大家指点，很容易就望见了那独特的小岛。其实这的的确确不过是个“小墩子”，一个面积大约不到一百平米的塘中土墩。它离池塘北岸仅两米左右，搭一块木板就可以过去。当然，那上面早已不存在冠华如此思念的茅屋书斋，一切都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了！现在那上面是一块油菜田。
冠华自幼好学，五岁开始入叔父乔守清家的私塾。那时冠华是同塾读书的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但他却非常用功，从七八岁开始，不仅白天去叔父家读书，晚上也几乎天天去夜读。我在东乔庄见到一位老人，他说当时有位老婆婆家住启明桥头，见冠华不论风雨天、下雪日都在黑夜过桥读书，老婆婆怜他年幼刻苦，只要见到冠华黑夜过桥，她都拿出油灯为他照明。冠华天资聪颖。1927年他在盐城淮美中学读初中三年级时因闹学潮被校方开除后转入淮安中学。他乘转学之机竟跳了一级，进了淮安的高中一年级。在淮安不到一年又因带头闹事于1928年被开除，他索性决定转到南京教学质量很高的钟南中学。冠华自幼信心极强，他去考钟南时坚持要跳一级直接上毕业班高三级。校方不同意，因为他在淮安中学连高一都未读完。但冠华执意跳级，当时有一位同族叔父乔跃汉是钟南的教员，帮他同校长商量，最后同意他试读高三课程。一年后，冠华竟以全年级最优异的成绩从钟南中学毕业，同时考取了全国几所名牌大学，他决定选择清华。1929年，冠华离开家乡北上赴清华，由于他连续跳级，所以上清华时他年仅十六岁，还是个少年。1933年他二十岁时就从清华毕业，随即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大。两年后因参加日共外围组织被日本警方逮捕，三个月后驱逐出境，未能完成学业。于是冠华又于1935年以公费去德国杜宾根大学攻读哲学。当他1937年在杜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时，才刚刚二十四岁。
听我提到“小墩子”，陪同我的几位老人不约而同地会心微笑。他们说冠华真是惦念家乡，这确实是他最爱去读书的地方，他竟一直没忘。有一位长者，年逾八秩，修长瘦削，曾在县城当过几年教师。他感叹地对我说，冠华小时候非常淘气，但又非常用功读书。他聪慧过人，小小年纪出奇地喜爱读书。他五岁入叔父私塾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叔父是个严师，凡不能背诵经书的学生都要罚跪，跪到背出才“解放”。同塾中多有不堪严师管教而退学的。而冠华读书，真是过目不忘，很少挨罚，因而深得叔父宠爱。课余之时，小岛书斋是冠华最爱去读书的地方。叔父住在附近，不懂处向叔父请教。
冠华的少年时代充满反叛精神。他从反对旧习俗、旧礼教一直到反封建、反列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反叛精神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带有时代进步思潮的气息。
从旧居出来，沿西墙外的窄巷走到头，跨过当年的启明桥，往西穿过一些农舍就见到大片农田。正午的太阳照着大地，暖洋洋的一派兴旺景象。我急切地问村里的同志冠华向我无数次谈过的一个“小岛”在哪里。在我陪同冠华住院的前后两年中，每每谈及家乡，冠华最爱讲的话题之一就是他少年时代的“小岛书斋”。他说他家当年在房后面北角的一个大池塘里有一块两亩地左右的圆墩，村里人都把这圆墩叫“小墩子”。他父亲在这个小墩子上开辟了一个小花园，还在小岛上盖了两间茅屋作为书斋。那里的光线比老宅亮。冠华说这是他在家读书的好地方。
冠华的少年时代正值北伐革命席卷中国大地。反封建、反列强、争民主的进步思想广泛深入中国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阶层。冠华所在的苏北地区也卷入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1925—1926年，冠华在亭湖中学上学，时年十二岁。在那里他开始阅读鲁迅等人的作品。加上两个哥哥都属思想激进的青年，对他有重大影响。当时亭湖中学虽然比较开明，但办学还是旧的一套。学生们对一位姓张的历史教师的课不满，因为他照本宣科，索然无味。他们要求校方换教师，校长不允，酿成罢课三天。在这次“闹事”中，冠华和他二哥冠鳌都是带头人，结果二哥遭到校方拒发毕业文凭的处罚，冠华也因此于1926年转到淮美中学。
冠华家的旧居现在只剩下四间北房。村里的老人们告诉我，当年那是一座四合院，天井很开阔，前后两进院落。南边靠坡处是一片翠竹，东边陡坡上辟为花园。冠华的父亲酷爱园艺，不仅在老宅的东、南两边栽竹种菊，而且还在不大的院子里搭了个葡萄架。后来，日本侵略者和伪军侵入了这个偏远苏北村庄，烧、杀、抢、掠，全村房屋几乎全部烧毁，村中百姓也大多出外逃难。冠华父亲和全家也逃往上海寄居亲友家，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一直到1949年逝世也未能返回家园。眼前的这四间北房得以幸存至今只是因为当年伪军的一个旅长看中这高坡的地形，把这几间比较齐整的房屋留作了他的旅部才没有毁于大火。现在，大队把这几间房用作榨油房。如今这房屋也只能做这个用途了。解放后，村里家家户户陆续盖起了敞亮的砖瓦房。相形之下，冠华家的这几间旧屋就显得十分简陋、破旧了。
淮美就在盐城县城内，这使冠华更为直接地处于激烈的革命浪潮之中。当时盐城地下党领导进步群众积极筹备欢迎北伐军，抵制军阀孙传芳部队从盐城过境。这年6月，北伐军进入阜宁，群情激昂，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盐阜地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同封建势力展开了殊死斗争。冠华精神异常振奋，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上街宣传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列强瓜分中国。他们捣毁了城隍庙中的菩萨，占庙宇为校舍。这个行动导致了当地顽固封建势力的反扑，制造了震惊盐阜地区的火烧城隍庙事件。由于学生们坚守城隍庙，拒不撤出，反动封建势力放火焚毁了城隍庙，烧死学生一名，打伤多名。这一事件激起了广大进步知识青年的愤怒。当时冠华由于参与了这些进步活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先后被淮美中学、淮安中学开除。
前记
冠华把县城的革命风潮在1928年初寒假回家时带回了东乔庄。他把庄上青少年组织起来，掀起了一次震动东乔庄这小小村落的反封建迷信砸土地庙行动。
在一个同姓远房侄子家休息了片刻后我就去看冠华的旧居。旧居坐落在东、南两边都是陡坡的一块高地上；西墙外是一条仅能一人通行的窄巷，隔巷毗邻我休息的那位同姓侄子家。顺小巷走到头，也就是正房的屋后是一条把村子一分为二、横贯东西的小河，河宽不过二三十米，河上架一座小桥。乡亲们告诉我，冠华在家时，这是一座木栏杆桥，名“启明桥”。栏杆雕刻精细，可以称得上是件艺术品。冠华当年最爱屋后这座“启明桥”。他出外读书后，每年暑假回家，总爱在夏日夜晚，邀集村中青少年聚此桥上，吹箫弄笙。老人们说冠华的箫声是村里有名的。高兴起来，冠华还纵身跃入小河畅游一番。我回忆起冠华对我多次说起过这座桥，他颇为得意地说他会吹箫。那时我不大相信，以为他开玩笑。1980年或是1981年时冠华还真叫我给他买过一支箫；但他已不大能吹成调了，同时他说箫的声音现在听起来太悲切，不想吹了。
东乔庄虽是个百余户的小村庄，但庄上一些较富裕人家都把男孩子送出去上学。因此每年假期，村子里都有十多名外出上学的孩子回来度假。这年年初，冠华从盐城回来，秘密召集了村中青少年集会，号召大家在村子里扫除迷信，移风易俗。他们在冠华的鼓动下决定采取两个行动：一是砸土地庙，不让村民拜神求佛；二是出墙报宣传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同时冠华发起成立了“奋斗社”组织。青年们选定农历除夕之夜行动。到了除夕夜，以冠华为首的这批青年学生悄悄在半夜时溜到街上，把家家户户贴的红纸对联用白纸贴掉，同时把宣传文章贴在乔氏宗祠的墙上。当年参与这个事件的老人乔运生告诉我，他至今还记得冠华当时提出的口号是：“鬼神不可信，迷信太愚蠢。国家太孱弱，列强动脑筋。”同时他还记得冠华在墙报上发表过一篇千余字的文章，题目是《洋鬼子已在叩门》，语言慷慨激昂，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号召乡村的劳动大众破除迷信，振兴中华。当时冠华仅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冠华的侄子乔宗秀比他仅小一岁，当时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他说大年初一清早，东乔庄的惯例是由长者带队先去宗祠磕头拜祖宗，万没想到出门首先看到的是一副副白纸书写的革命口号覆盖了吉庆的红纸对联。长者们气急败坏，妇女们惊慌失措。大家都怕得罪了祖宗、神明，将大祸临头。村中父老纷纷要求严惩冠华等“肇事者”。由于冠华和村上的青年坚持斗争，他们并未受到惩处，神明也并未降下灾难。许多老人至今回忆说，这件事轰动全村。从那以后虽然烧香叩头、求神拜佛的风气并未完全消失，但比起过去却还真是冲淡了许多。村中未出外读书的青年也从中有所觉醒。
12月8日，我最终回到了冠华出生的故乡——建湖县的东乔庄。建湖县的同志对我非常热情，头天晚上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唐主任特地来到盐城陪同我一起去东乔庄。车行两个多小时于上午十时半左右到达村口。或许是我回家乡的消息已经传开，或许是偏远小村难得有外来客人，我一下车就被乡亲们围上了。青年们用好奇的眼光上下打量我。这里的年轻人打扮得非常入时，小伙子穿西服上装，姑娘们穿红戴绿，还有穿高跟鞋，烫头发的。也许他们听说我从北京来，想象中必是衣着入时，因此当他们看到面包车上下来的中年妇女黑衣、黑裤、黑布鞋时不免显得有点吃惊，交头接耳地在嘀咕什么。但村里的中、老年人却并未注意我的服饰，他们走过来，亲切地握住我的手，用典型的苏北习惯招呼我说：“三奶奶，家来了！”因为冠华在家里男孩子中排行第三，所以村中同姓族人以孙儿辈称呼他为“三爹爹”了，我也就成了“三奶奶”。
不久之后，冠华又率二十多名青少年效仿盐城学生砸城隍庙的榜样砸了当地的土地庙，把庙中供奉的土地爷偶像、香炉、烛台统统抛入河中。他们不仅砸了本村的土地庙，而且还一路进到湖垛镇（现在的建湖县城）把沿途的十多个土地庙全都砸了。冠华提出“不靠神明土地爷，全靠自己去奋斗”的口号。老人们告诉我，去湖垛镇沿途中有个张王庄，本来就与东乔庄有宿怨。冠华带领一群青年砸了张王庄的土地庙后，庄上纠集了一帮壮年，手持棍棒，准备在冠华他们归途路经张王庄时拦截痛打。幸而当冠华等人回程时看天色已晚，决定乘船从水路回村，才幸免这一顿棍棒……
冠华从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宋村亭湖中学。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出过不少人才。亭湖中学的创办人宋泽夫先生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但思想开明，倾向进步，后来坚决抗日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监禁和毒刑。1924年，他创办了亭湖中学，教师中有些进步人士，因此在这个学校里，学生得以接触先进思想。当时它的图书馆里有多种“五四”运动后代表新思潮的图书，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以及泰戈尔、高尔基、左拉的译著；也能看到《语丝》、《莽原》以及胡适的《现代评论》等刊物，其中有些文章还被选入教材。冠华曾告诉我，他正是在这里读书时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的。
汽车在空旷的公路上疾驰。我沉浸在对冠华少年时代的回忆中。这些事对我都不陌生，其中大部分我都听他自己讲过。如今，我从他家乡回来，似乎找到了一根细柔的丝线，他昔日对我讲的那些故事犹如颗颗明珠，穿在这丝线上汇集成了他少年时代的一幅幅完整动人的画面。
12月7日下午，我乘车去秦南仓宋村寻访冠华1925年曾经在那里上过学的亭湖中学旧址。从盐城到秦南仓，小车走了一小时。宋村的三位同志带领我走了好长一段田间小路。自从我到苏北之后，天气一直晴朗，和上海大不相同。这时，我在午后和煦的阳光下走在田埂上，清新又舒坦。冠华的家乡以温暖的阳光和芬芳的田野欢迎我归来！深秋时分，地里的稻子已经收割完毕，剩下一些稻根。村里的同志告诉我，宋村那年的稻子亩产一千二三百斤；刚收完稻又种下冬小麦，产量也不低。来苏北前，我想象中，苏北还是比较贫瘠的。冠华曾多次给我讲，苏北苦得很！解放前，每到冬天，贫苦农民没有余粮过冬，只好“土封门”，全家出外谋生，甚至乞讨。开春时再回来，扒开门口的黄土就算回到家里，开始播种或给地主当雇工。遇上荒年，境况更惨。冠华生前常同我开玩笑说：“你们上海人剥削我们江北人。”因为苏北贫穷的人们，解放前大批流向上海，做最低下的工种。解放后，当然苏北整个面貌都变了，但冠华总惦念苏北是否比起苏南来还是落后。现在，我身在苏北，真未料到所见到的几乎犹如江南风光。去亭湖中学有一段水路，我们乘坐一只水泥船去那里。船行不到半小时就靠岸了。上岸走百余步就是亭湖中学旧址。当然，昔日的校址已不复存在，但在原来的旧址上盖起了相当漂亮的一座二层楼高的宋村小学。
12月10日我回到上海。24日那天晚上八点左右，从朋友家告辞出来，在蒙蒙细雨中乘车到南京西路换20路汽车。车站正设在一家极大的电器行门口。这家电器行很会做生意，晚上在铁栅栏后的大玻璃橱窗中总有两三台电视机开着，供行人看当天节目。由于它就在电车站背后，候车人都爱拥在橱窗前，边等车边看电视。我并无兴趣挤在人群中看电视，一个人在站牌下等车。突然从电视机中传出讲解员的声音，大意说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毛主席接见了他，从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竟提到了这段我十分熟悉却又感到十分遥远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我不由得转过身去走到橱窗前。就在我的目光投向电视机的那一瞬间，如同奇迹一般，冠华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那是他1974年陪同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冠华带着我如此熟悉的笑容和洒脱的神态正在招呼前来向邓小平同志祝贺的各国代表。啊，我竟又见到冠华了，他在笑，他在说话，他没有死，他活着……他在对我说：“看看我吧，我活着！”一时，我心头翻腾起感情的万丈巨浪，汹涌澎湃，使我头晕目眩；亢奋，喜悦，激动，辛酸，苦涩，悲痛……人生的各种滋味全都搅在一起。
吴科长说小学是在旧县政府东面，当时称东辕门。我们一行人穿过了宽阔的市中心广场，那里耸立着新四军纪念碑。然后拐入一条较窄的马路，这些马路都是抗战胜利后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起来的，至今仍保存着三四十年前的盐城旧貌。居民户夹杂于店铺之间，虽是初冬时节却差不多家家都敞开着大门。我张望进去，屋里黑乎乎的，光线很差。盐城从1983年起已升为市级，近年来建造了不少住房。但同所有城市一样，新的建筑还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店铺的门面也很小，卖吃食的点心铺多数在店堂外制作。有一家小百货店，在店铺外的一张方桌上放了一个大概是20世纪初使用的留声机，带一个巨型喇叭，大声地播放淮剧招徕顾客。我们折进另一条巷子，那里没有店铺，好像都是机关。走了约十分钟，到了盐城郊区招待所，紧挨招待所的竟是盐城监狱！据说这监狱就是原县衙门旧址，而冠华上学的那所小学就是紧靠它的那个招待所。招待所的后墙处是个大饭厅，吴科长说当年的二高就在后墙这块地方。当然，二高的任何痕迹都没有了，只能想象它六十年前的模样。同行中有人说墙外的路倒有三百年历史了。于是，我们出了招待所沿着院墙绕到那里。小巷非常整洁，仅能两个人并肩走，巷子中间是一条约二尺多宽的鹅卵石铺的小路，略微凸起，道旁是泥土地。小巷全长约摸五十多米，一边是招待所的后墙，另一边是居民的一幢幢独立的小院，都已很陈旧。我非常喜爱这条小巷，它那样淳朴，那样幽静。一年之后，我为冠华在东山之顶修了一个墓，我要求墓后保留一片天然岩石群，墓台上黑色大理石的墓碑四周用鹅卵石铺地。岩石群象征他的理想、信仰和品德，而鹅卵石的设想就是来自这条小巷。冠华离家到盐城上学时年仅九岁。他一定在这鹅卵石的小道上走过千百回，最终走向了世界；我相信他会喜欢安息在这带有故土气息的鹅卵石下。
“你看，乔冠华！”
1922年，冠华九岁。父亲决定送他去盐城读书。他的二哥冠鳌当时正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就读，所以冠华也进了这个学校。冠华曾给我多次讲过他在二高上学时的情况，他说他同二哥都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当时他第一次从乡下出来，还不足九岁，人地生疏，生活上也不能自理，闹出了很多笑话。多亏他二哥照应，洗衣晒被都是二哥帮助。我很想看看这所小学的旧址，可是盐城经历了六十年的风云变迁，半个多世纪前的房屋差不多已荡然无存。尤其是日本侵略军占领时，一把大火把盐城几乎夷为平地。我到处打听，许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所学校，最后是盐城纺织厂的一位科长提供了确切地址并愿带我去那里，他的父亲曾与冠华同时在这个学校上过学，他们家就住在学校附近。
“真格，是乔冠华！”
根据冠华给我讲过的他童年、少年时代的斗争故事，我在盐城希望寻访他早年上过学的两所学校——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和淮美中学。
我带着满脸的泪水转身看，身旁是两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年轻人！这一代的青年也记得冠华啊！我心头又霎时间增添了欣慰的暖流！
宗连为我在市招待所订了房间。我到达时，盐城市委的一位副秘书长在那里等我，表示欢迎我来盐城。第二天市委副书记徐植同志也来看我。感谢盐城市的领导为我在家乡的访问提供了方便。
我默默地想起冠华病危时最后吟诵的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更加理解了冠华为什么把这两句人所共知的诗句作为他最后的话语留在人间。是啊！人的生命，纵然百岁，也终有一死。但每个人一生的足迹却留在世上，由历史和人民去作公正的评论。冠华离开人世时就像熟睡一般，枕在我左臂上，轻闭双目，嘴角还挂着一丝笑意。他是安心地离去的，因为他把一片丹心留在了世上……
下午五时二十分，终于到达盐城。冠华的侄儿乔宗连在停车场接我。宗连的父亲冠军是冠华的大哥。他们同母兄弟三人，两个哥哥早年在家乡都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可惜都早逝。大哥冠军当年在盐阜地区的地下斗争中是骨干，参与出版过党的刊物。根据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可以推断他当时参加了党。只是后来党组织遭破坏，又是连年战争动乱，确切的证明已找不到了。冠军留下两子两女，长子宗明参加抗美援朝，是侦察兵，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冠华的父亲是个中等地主，但他的三个儿子却全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那年到盐城时，冠军的遗孀吴氏大嫂还健在，已经八十多岁了。
回到住处，意外地看到床头小桌上有一份北京来的电报，是一位朋友发来的。拆开看，电文是：“看今晚电视片《毛泽东》。”电报到时，我已去朋友家。是冠华在天之灵引导我准确地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到达电视机前与他相见的。这天夜里，我觉得生活似乎不那么冷漠无情了，我心里装了千千万万人对冠华的怀念！
12月5日清晨七时，我从上海曹杨二村停车场乘长途车出发前往盐城。同行的是冠华的一位远房侄子乔宗秀，就是在冠华与他父亲进行“绝食”斗争时给他偷着送干枣的那个侄子。去盐城的旅途真辛苦，路上要走整整十个小时。当时我乘坐的那种长途车名为旅游车，其实很简陋，狭窄的车厢安了四十多个座位，像我这一米七〇的个子，坐直了膝盖还顶住前面座位的后背；一旦坐进位子就难以动弹。同车的几乎全是操苏北口音的旅客，不管是为什么事来上海的，回去时都采购了大批物品，车厢的行李架早已填满，开车前连过道也塞得实实足足，停车休息时，我从后座出来真是困难。不小心就踩在别人的箱笼网兜上了。长途车在江阴过长江。过了江，司机宣布停车吃午饭。劳顿半日，反吃不下饭去，不过窝在座位上整整六个小时，活动活动腿脚倒真是解放！我心里想，去盐城的交通实在太不方便了，真有点吃不消。然而，当我后来到了东乔庄听到了当年冠华从家乡出来上学路途多么艰辛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去盐城的交通不知比那时要方便了多少倍！在冠华家乡东乔庄，我见到一位姓史的老人，他当时已八十三岁了。他告诉我，五十年前冠华去北京上清华大学就是由他摇着小船从东乔庄出发，整整走了一天把冠华先送到盐城县城，从那里冠华接着乘船到南通，在南通换船才到上海，由上海改乘火车北上。那时从家乡出来，没有公路只有水路，航行的船都是小木船，一路辛苦可以想见。遇上恶劣气候，风浪骤起，还有覆舟之险。昼夜兼程，三天能到上海就算幸运了。听史大爷讲当年的艰难旅程，我开始懂得了当初冠华这一代青年从乡村出来寻求知识、探索真理所走过的道路是多么不易！史大爷还对我说：“冠华待人好哩！我摇船送他去清华上学，他在船上和我讲笑话。他呀，从小淘气得很哩，可是待人好。到了盐城，我要撑船回来，他不让我走，叫我在客店里住两日，带我逛县城。他聪明哩！什么都懂，带我去好多地方，都讲得出故事！我那时候就知道他以后有出息！”说到这里，老人红润的脸上似乎蒙上一层阴影。他沉沉地看着我说：“这样的好人，怎么不多活几年！他岁数不大啊！我们乔家庄出了他这样的人，有福气！”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我握住老人的手，反复地说：“谢谢您，谢谢您，我代表冠华回家来谢谢大家。”
清明，我带病去苏州为冠华扫墓。动身前，医生看了我体检的X光片，警告说我双肺的结核病灶可能是活动性的，应待确诊后决定是否立即治疗。然而，我却执意要先去苏州。我的心告诉我：清明时，冠华会在太湖之滨、东山之巅等待我……我不能让他失望。
现在，我孤身一人准备回家乡了！从上海出发的前夜，我失眠了，心情极不平静。床头摆着冠华和我在景山上的一张合影。在黑暗中我长时间地把照片扣在心口上，默默地对冠华说：“明天我要回家乡去了。我把这张照片带上，你和我一起去！”
今年的江南，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淅淅沥沥的阴雨断断续续下了近一个月。我从上海去苏州的那天清晨，因为送站的汽车迟到了，致使我误了六点钟的火车，等赶到冠华墓地时，已是下午两点。上午原是一个难得的晴天，我站在上海的马路旁等送站的汽车时，心情很好，觉得这多日不见的晴天是冠华知道我要去看他，特意请老天爷放晴的。我甚至微笑起来，想象着冠华雄辩的外交才华和风度一定使老天爷也被说服了。但是因为误了火车，等我午后赶到墓地时，雨又开始下起来了。我难过极了，觉得那是冠华苦苦等我一上午，他落泪了。我抚摸着墓碑上“乔冠华”三个字，也许是痛苦的思念压抑太久，此时反觉得心中一片空白，一片茫然。太湖旁的东山满坡青绿，微雨中，如同一幅水墨画卷，透着虚缈的秀丽和淡淡的忧伤。周围一片寂静，我独立在烟雨朦胧中，潸然泪下。良久，我拿出了司机老张同志送给我的汽车用蜡，仔细地为黑色大理石墓碑上蜡打光。一边搽，一边又被打湿。那落在碑石上的纷纷雨点夹杂着我的泪，也似乎夹杂着冠华的泪……
冠华还告诉过我他和父亲的另一次冲突。那是他上高中一年级时因闹学潮再次被学校开除。父亲气坏了，节衣缩食，花钱送他上学，他却总是不安分，先后被两个学校开除。于是，父亲不许他再上学，为他在一个富有的亲戚家找了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冠华急了，和他父亲争执，都改变不了父亲的决心。于是冠华说他使出了最后的“斗争手段”——绝食。他把自己反锁在磨房里，不答应他继续上学就不出来吃饭。父亲骂他，他不理；叔叔在窗外劝他，他也不吭声。两天后，由叔叔调停，趴在窗口和他“谈判”，答应送他去南京读书。冠华获全胜，才从磨房出来。我听他讲这故事时问他这绝食一定很难受吧？两天不吃不喝，人是什么感觉？冠华仰天大笑说，他那绝食是半真半假，主要目的是吓唬他父亲，要他答应送他上学；所以在进磨房前已经同一个远房侄子讲好，由这个侄子每天偷偷从窗口给他送水和干枣充饥。虽没有吃饭却也绝不会饿死。1982年冠华在医院整整住了七个月。在那二百来个寂静的夜晚，我们在病房中谈了多少话啊！家乡、童年，常常是冠华最爱讲的话题。有的故事我听过不止一遍，但看到他那么兴致勃勃，我也就乐意一遍又一遍重复听他讲述。记得有一次，冠华用缓缓的语气深情地谈到家乡一定变得不认识了，不知童年时的踪迹还有多少保存。我问他为何解放那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回去看看。冠华轻轻叹息，他说从一解放，他就忙了；除了几次生大病，被迫休息，他这三十多年从来没有休过一天假，也根本顾不上想念家乡，没有时间想这些。再说，解放后，当了官，就更不好回去了。如果回去一次，不知要给地方上添多少麻烦。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周总理也是苏北人，淮阴县，解放后总理也从未回过家乡。接着，冠华淡淡地一笑对我说，现在倒好了，不当官了。等这次病好了，也许可以和我一起回家乡看看。听他说要回家乡看看，我心头一阵心酸，我知道他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不过我还是装作高兴的样子说等明年春暖花开时，我们回家乡去。
扫墓后回到苏州，只觉得心力交瘁。第二天独自一人关在饭店房间里，两顿饭都没有吃。说不出为什么这次来看冠华，心里特别难过，也许和下雨有关系吧？原先我并不是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可是，自从冠华离去之后，这几年，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对天气、草木、景物，非常敏感。任何旧日的联想都会引起情绪的波动。
到冠华家乡去的想法其实是他去世后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这也是替冠华了却一桩未遂的心愿。他晚年思乡之情很浓，常常与我谈他的童年、少年，谈他的家庭、村庄。他叹息说从清华毕业后五十年未曾回家乡。他的父亲就在全国解放前夕去世了；只要再活上半年，他也许可以见上最后一面。他告诉我，三岁时，他母亲就去世了，是父亲和众多的姐姐抚养他的。他多次讲起，五岁那年生过一场大病，手脚都冷了，几乎死去。村上一个会扎针的本家老妈妈用长长的针给他扎在心窝上，一口气才缓过来。父亲疼他没娘的孩子，在他大病之后，亲自跑到镇上买回几个苹果。乡下孩子从未尝过苹果的味道，怀里揣着那几个比海棠稍大一点的苹果舍不得吃，放在枕边闻香味。冠华也记得他幼年时特别淘气，没少挨父亲的打。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最爱玩蛇。我说怕死人了，一想起蛇那样子我都会起鸡皮疙瘩。他说乡下孩子可不怕，其实蛇很好对付。逮住活蛇，只要使劲抓住尾巴，用力甩几下，蛇就死了。他说有一次他用一根稻秆挑起一条死蛇吓唬有点傻气的三姐夫。三姐气极了，跑回家向父亲告状。父亲也气极了，把小冠华抓回家，两只手吊在院中晒衣绳下，用另一条绳狠狠抽打他。冠华自幼倔强，就是不讨饶。姐姐们都惊动了，跪在父亲面前哭着求饶，说小三子可怜，三岁死了娘，父亲也掉泪了，放了他。冠华说起这故事时还觉得十分有趣，哈哈大笑。我说他父亲太狠心了，怎么可以这样打孩子！冠华说，乡下人嘛，就是这样管孩子的。父亲其实最疼爱他。他家虽是中等地主，但苏北地贫，要凑那么多钱供他一直上到清华毕业，又送他去日本留学，也是极不容易的。
记得过去我很喜欢夏日的阴雨。有一年，是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吧，早饭后下起了细雨。我躺在廊檐下的藤榻上——那是冠华最喜爱的藤榻。一本书、一杯茶，听着沙沙的雨声，真觉得惬意极了。我在廊下叫了几次冠华，要他也出来享受享受。他几次答应着“就来了！”可总也不出来。我跑进屋，见他还在书桌前埋头看那些永无休止的文件，就开玩笑说：“你再不出来，我可霸占你的地盘不还了。”他说：“看完这堆材料，批完这些文件就来。”我说：“大星期天的，总该歇口气了。晚上又有活动，白天还不休息一会儿。”冠华停下笔，深情地抚摸着我的手，叹口气说：“我没这福气啊，我属牛，大概命里注定要劳累一辈子的。你也搞外交，你懂得国际风云的变幻往往来得突然。如果忽略了一些潜在的矛盾、危机，可能贻误大事。我的责任大啊！”我一时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啊，真是鲁迅说的那种‘牛’，吃了一辈子草，可是付出了一辈子的奶。我懂了，怪不得你那样喜欢鲁迅。”
那天回到住所，寒冷、潮湿和悲痛使我终于支持不住。第二天，我病了，冠华去世后我第一次垮下来，发高烧，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只是模模糊糊地幻觉冠华在这里，在那里，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烧退之后，我浑身无力，但这场病使我意识到我不能这样在上海待下去，我必须到什么地方去，做点什么事。逐渐地，到冠华家乡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我下了决心，去盐城，去建湖，去东乔庄，去寻找冠华的足迹。我写信告诉亦代，他也是冠华半个世纪的老友。不过，在冠华载誉海内外，家门前车水马龙的那些日子里，亦代和他几乎没有什么来往，我从未见亦代来找过他；而当冠华身患绝症，又处逆境，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时候，亦代又回到了冠华的生活中。在冠华去世之后，亦代夫妇对我的关怀也是我终身不忘的。亦代回信关切地问我是否一定要去盐城，身体和感情是否经得起这次旅行。我回信说决心已下，这是我的“麦加之行”，一定要去。
于是我一人回到廊下。不久雨越下越大，还夹着闷雷。突然，一道闪电，一声霹雳。我从小怕雷，跳起来往屋里跑，抓住冠华说：“哎呀，这声雷把我吓坏了！”冠华仰起头哈哈大笑。他的笑是我永生难忘的。记得有一年冠华去出席联合国大会时，《纽约时报》曾写过一篇关于冠华的专题文章，横幅大标题就是《乔的笑》。冠华笑着说：“你不是号称最喜欢下雨天吗？还说这雨最有诗意。你啊，‘叶公好龙’，一声雷就把你吓回来了。我倒爱听这雷声，走吧，我保护你！”这下子，他倒真和我回到廊下了。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伸展双臂像要拥抱整个世界，又扭动腰肢，在雷雨声中活动着疲劳的肢体……
万想不到，我求之不得的参盅竟然在冠华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就在上海碰到了。如果他还在世上，那我该多高兴啊！我一定要让他信服参盅蒸出的参汤最浓最好。然而，一切都已成过去，一切都永不返回了……
这一切如今是那样地遥远了。自从冠华逝去之后，我忽然变得最怕雨。雨让我想起向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想起三天后从八宝山迎回他骨灰的那一天。雨再也引不起诗情画意了，它在我心底勾起的只是生离死别的眼泪和思念。
可是，我却是的的确确认真要买参盅的。从那以后，我总打听谁去广东。有两次，有朋友去广州，我托他们买参盅，但每次都失望着。不知是真的广州也买不到，还是人家忘了，不好交代就说买不到。一直到第二年9月冠华离开人世。我始终没有弄到一个参盅。每每说起，冠华安慰我，故意笑我“儿童趣味”，看见人家的玩意儿总觉得比自家的好。
扫墓后第三天，我匆匆赶回了上海，立即买机票回北京。亲友们劝我留几天，休息一下，我却执意返回，说要回去看病。其实我的心又告诉我，离开北京一周了，春天一定已来到小院。冠华此时是会在春意盎然的小院中等待我归去，我不能让他失望。
那是1982年冠华肺癌复发后住院期间。我天天在病房的大蒸锅里为他蒸西洋参。后来，连贯同志也因病入院住在同一层楼，他也天天蒸参汤。一天晚饭后，我去蒸锅里取冠华的参汤，碰上连老也在拿他的参汤。我一眼看中了连老的那个颇为别致的瓷杯，问他这是什么家伙。连老最爱讲故事，于是头头是道地给我解释这叫参盅，广东人专用它来蒸各种人参。我问他哪里有卖，连老连连摇头说北京可买不到，只有广东有卖。我说拿给老乔去看看。连老很高兴，随我回病房。他和冠华是半个世纪的老友。1939年同在香港工作时，连贯同志还是冠华的入党介绍人。自从连老住院之后，冠华在医院中多了个伙伴，两人经常在晚饭后聊天。他们天南海北，谈得最多的是回忆香港时代紧张的斗争生活中那些惊险经历、生活趣事和同志情谊。冠华和连老都是乐天派，都爱说笑话。冠华说大家现在都称连贯同志为“连贯老”，他说他称呼“老连贯”。他问连老这“连贯老”三个字可以有多少排列组合。于是，他自己替连老排开了：“连贯老”、“老连贯”、“连老贯”、“贯老连”……后来，两个古稀之年的老战友都笑得前仰后合。我给冠华看连老的参盅，我说我们也托人到广东去买一个。冠华开玩笑说：“你别听老连贯的，他说只有广东才有，让你眼馋又弄不到！什么家伙不能蒸人参，非得他那个？”连老特别认真地操着一口广东北京话再三保证这参盅蒸出的参汤才是原汁。我说我信连老说的，一定要弄一个。冠华指着我笑着对连老说：“这个人最好新鲜。你跟她说什么新玩意儿好，她都信。你没人说话闲得慌就找她介绍你那里的新产品，她准听你的。前两天你介绍了她一种什么香港出的利尿的药，说治前列腺炎有特效，她这两天到处写信托人买。你们俩开个废话公司最好。”
我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追踪着冠华。我所到之处，他无处不在，可又处处不见。冠华永远在我心里啊！然而，毕竟是不在我眼前了，毕竟是永远不在我眼前，不在我身边了。
那天，我出门时尚未下雨，因而也未带雨具。一个多小时后就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初冬的天气，细雨霏霏，又阴又冷，我拉上围巾，包住头挡挡雨，从南京西路拐进了石门路。为了躲雨，我从一个店铺走进另一个，过了几条横马路走进一家山货店。进门处有张大桌子，摆了许多陶瓷器皿，大概是残缺品和滞销品，减价出售。我随手拿起一个瓷杯，一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大杯中还套个小碗，猛地想起，这是蒸人参用的参盅！一段回忆闪电般出现在眼前，这突然忆起的往事勾起我心头一阵无可名状的痛苦，我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拿着这参盅出声地哭了起来。店里的人们奇怪，关切地围过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放下参盅，跑出山货店，狂奔起来。雨越下越大，和着我的泪水往下流淌。跑不动了，可还在哭，还在走。几乎一口气跑到淮海中路，衣服全湿，我无力地靠在一个拐角处喘息……
我独自回到北京，走出机舱，外面是一片明亮的阳光。空气中还掺着一丝早春的寒意，更加感到清新舒畅。心情顿觉开朗。江南一周的雨折磨得我痛苦不已。如今见到遍地的阳光才又喘过气来。
7日上午到上海。刚下过雨，天空布满乌云，地上湿漉漉的。这年秋天，老天似乎与我同悲，冠华去世之后，北京本是金秋季节却接连下了好几场雨。我在上海的四个月也经常阴雨连绵，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我怕孤独，可又最怕听人们那些安慰的话。没有任何话语能够慰藉我破碎的心。有时我痛苦得快发疯了，就跑到街上去漫游。上海的马路终年熙熙攘攘，人们带着采购商品的大包小包行色匆匆。也有悠闲漫步的，那必是一对对年轻情侣。而我大概是那年冬天上海大街小巷中的一个怪现象——一身黑衣，目光呆滞，无目的地在喧闹的人群中走着，走着，几个小时地走着。我只觉得我会这样地走到生命的尽头。有时我从南京西路一直可以走到外滩，伫立在黄浦江边，痴痴地望着那拍岸的江水。终于有一天，一家店铺里的一件小小的商品深深地触动了我内心的伤痛，促使我决定离开上海前往冠华的家乡——江苏盐城。
一小时后到家，刚拐进小院，一阵惊喜，真想不到今年的春天来得这样早！一周前离家时，院中还看不到绿色，如今却是满院春光。北屋书房前的梨树开满白色小花，它旁边的老海棠也点缀着无数朵粉色的花蕾，千姿百态，美极了。南边的丁香和另一株梨树都含苞欲放，三两天内这院子就将是花的世界了。惊喜之余，我最关心的却是在旁边小院极不起眼的角落里那另外的两棵树。我放下提包，赶紧去那里，看南屋房檐下的老梨树，它却仍是半边吐叶，半边毫无生气。我又去小跨院中，看我们卧室外的柿子树，不觉惊呆了！这棵当年冠华最心爱的也是最茂盛的柿子树，自他离去之后逐渐枯萎，而今年，它伸展到卧室的屋檐下的全部枝干竟都枯死了！那是冠华当年抚弄的枝干，那上面的柿子每年都由他亲手采摘。我望着这枯死的树干，刚进家门时的好心情变成了一片惆怅。这柿树对冠华如此多情，他走了，它也逐渐失去了生命。但我不知道这老柿树的一半枯死是对我有情呢，还是无情？每年我盼着它开花结果，又怕它开花结果。前年它开花时，我对着它又笑又哭，内心两种激情猛烈地撞击着。我想看见柿花，它们让我觉得冠华还在身边；我又怕看见柿花，冠华已经永远不能回来了。如今，他走后的第四个春天，柿花终于没有了。我连当年冠华抚摸过的枝叶也看不见了，它不再给我安慰，也不再给我悲哀，这是对我有情还是无情呢？
11月6日离家前，我一人反锁在卧室里，抚摸着冠华的骨灰盒与他告别。那天我离开北京，单位一个人都未来送我。去车站送我的是冠华的司机老张。老张挥手告别时泣不成声。其实老张给冠华只开了半年车，但冠华病危时多亏他帮助我，最后一天他在病房守了一夜。这是位普通的工人，但有着很不普通的真情实意。
午饭后，独自坐在院中。和煦的阳光下，思绪在回忆和现实中跳跃着。也许上午到家后情绪太激动了，此刻只觉得麻木。在我的大门前，文物单位在去年嵌上了一块石牌说明此房屋属四合院文物保护单位。我此时的感觉仿佛是我也变成了这个四合院内的一件文物。我经历了这院中的几度兴衰，如今当年的主人一个又一个地去了另一个世界：1970年是我母亲，1973年我的父亲行严先生在香港病故。此后冠华迁进来，1983年他又走了。留下的只剩下我一人，唯一的女儿也早在七年前远离家乡，定居在大洋彼岸了。
但是，这个家暂时是待不下去了。来吊唁的亲友们一走，整个院子就剩我一人。冠华走得仓促，家里每个角落都留着他的痕迹。书桌上未及放回书架的书还反扣着，椅子上他脱下的外衣似乎还存有他的体温。这一切在我精神已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如果剩我一人是足以使我最终丧失理智的。于是，万般无奈，我只好到上海暂住一段日子。
从中午到黄昏，我坐在院子里，温暖的春日阳光使我紧张了一周的神经和肢体都放松下来。坐在小藤椅里，时而微睡；时而又醒来。微睡时似乎见到的是过去的景象；醒来时又看到一院春色。然而不论怎样，思绪却总是离不开那两棵伴随了冠华十年，被他称为老朋友的树……
1983年10月25日，在凄风苦雨中，冠华的遗体告别在北京医院举行。由于种种始所未料的拖延，这已是他逝世后的一个月零三天。望着他那已略为失真的遗容，我真正地感到心碎了，碎得永远无法弥合。三天后，又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我从八宝山迎回了他的骨灰，放置在我们的卧室里。这一天，我只觉得恍恍惚惚，躯体在行走，灵魂却像是飘荡在一个空荡无际的深渊中，寻找着冠华的踪迹。书桌上一本胡适选注的《词选》还是不久前冠华翻阅时随手搁下的。我拿起来，翻开书角折起的一页，不知他为何折在这一页？那是韦庄的一首《女冠子》，折角处正是那几句：“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我再也支撑不住，趴在冠华昔日的书桌上，号啕痛哭，哭过之后又是呆呆的、空空的感觉。我这大半生总是好胜，但冠华离我而去之后却是我最懦弱的一段日子。就像这时，我又不禁拿起那一瓶安眠药发愣。如果它真能让我同冠华在永恒的冥冥中重聚并且永不分离，那该是多大的解脱和幸福！然而，我毕竟还有理智，我懂得它只能解脱痛苦却换不来重聚的幸福。我更懂得，冠华要我活下去，为他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