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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形势危急。麓城就这么几所大学,最好的是南方大学,又是一所理工科为主的学校,没有历史专业。还有几所小学校,也没有历史学院,去了只能上边缘化的公共课。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麓城师大了。蒙天舒在那里,跟我是同班同学,现如今他跑出那么远了,这叫我情何以堪?这怎么玩?不好玩。可事到如今,生存需要已是压倒性的危机,还有什么资格讲情调?从前跟同学谈及将来的职业规划,同学说:“混碗饭吃。”我也跟着说:“混碗饭吃。”其实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虽然没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大志,还是想认真把学问做一做。冯教授说:“只有学问是永恒的,其他都是浮云。”传说他吃过年夜饭,一家人拥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他看了一会说:“太肤浅了。”就回书房写论文去了。想着这也应该是自己对学问的态度,看来还是有点太诗意了。

我寄了自荐书过去,等了一个月没有消息。犹豫了几天,想着是不是该跟符所长打个电话。他不是说要个博士撑门面吗,怎么就不理我呢?又等了几天,心虚了起来,实在不能再等,再等毕业就无处可去了。硬着头皮把电话打过去,符所长说:“正准备给你发信息呢。”我说:“我想请符所长收留我。”我放低了姿态这样说,心想,你们所里一个博士没有,我去了还不是给你们长脸提气吗?符所长说:“我个人是百分之百绝对欢迎你的,可是我们这边的情况有点复杂。”我连忙说:“我这个人胸无大志,别的想法没有,有时间看点书写几篇文章就行了,你看我读博期间都在核心刊物发有七篇文章了。”他说:“小聂,你可能有点误会了我,我个人百分之百绝对是欢迎的。你看我五十好几了,就希望所里来几个胸怀大志的人。可是你知道我们这里是老爷单位,这么多年养了一批真正胸无大志的老爷,他们都希望把现在这种和谐的局面维持下去。”我说:“怎么会这样?早知道我就只填两三篇到求职申请上就好了。”他说:“我也没想到,这些人怎么会这么狭隘?想到了我应该提醒你的。”打完电话我感到了羞耻,自己是抱着公主下嫁的心态去联系的,以为真的是撑门面的人物,没想到那张门倒是关闭的,头上碰出一个大疙瘩才醒悟了:哦,这也是一张玻璃门,而且是钢化玻璃。

我把自荐书特快专递给了杨教授,请他推荐一下。再怎么说,他也是当过院长的,又曾是自己的导师。过了几天杨教授打电话来说:“小聂啊,你的材料昨天收到就交给院里了。”我说:“请杨院长推荐一下,别的地方我都没有联系了。”他说:“我这几年都没有管事了。”又说:“推荐那肯定是要推荐的,你这几年成果不错!”我说:“想来想去还是想为自己的母校服务,那感情是不一样的!”他说:“那你把自己的想法跟院里沟通一下。”我说:“院里是谁管这件事?”他说:“是院长助理具体操办。”又突然想起说:“他不是你的同学吗?蒙天舒啊。同学,好办!”

麓城师大因为蒙天舒我不想去,我看不得他那种似掩非掩的得意之态,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说,那是菩萨没雕出来,鸡巴雕(吊)出来了。这样我想起了符所长,把电话打过去说:“符所长,我是致远呢!”他迟疑说:“哪个致远?”我心里一惊,是自己太自作多情了,就见那么一面,又是小人物,谁记得你?我说:“我是冯老板冯教授冯羽的弟子聂致远,去年在青岛拜访过您的那个聂致远。”他连声说:“哦,小聂小聂小聂,有事吗?”我说:“就是那个事,求你帮忙来了!”他说:“那个事?哪个事?”我心里又一惊,又是自作多情,太把别人的话当回事了。我说:“想到您手下来工作。”他说:“欢迎,欢迎!我个人绝对是百分之百欢迎的。”要我寄份简历过去。收了线我有点心神不定,他个人欢迎,那就是说,还有别人不欢迎。

同学,好办。对我来说就是不好办。可是我已经没有任何资格清高,说自己不想混碗饭吃,那是假的;说心灵的自由高于一切,那也是假的。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还谈什么心灵自由?太奢侈了。我不让自己犹豫,就给蒙天舒打电话说:“听说你进院里的领导班子啦?”他嘿嘿笑说:“听谁讲的?”我说:“北京这边都知道。”他说:“暂时还是个助理。”我说:“我有一份材料托杨教授转给你了,你要用力帮我推一下。”他说:“看见了,看见了,不错。这几年在北京还是有收获啊!”我等他说下文,不错又怎么样呢?他不说,似乎在等我说。

寒假前写了自荐书给麓城大学,这是最理想的选择。寒假过去了没有音信,到四月份还没有音信,我感到了恐慌,打电话去问,回答是今年没有名额了。他们历史学院的网站讲明了今年招聘两个人,怎么也不让我试讲一次竞争一下就没名额了?我通过朋友了解到,历史学院是要进两个人,其实已经内定。一个是职工子弟,条件也够,要优先;另一个是副校长打招呼的,还是个硕士,先进来占个坑,准备读在职博士,然后留校。我说:“怎么就不能给个机会让我竞争一下?我读博在核心刊物发了七篇文章呢!”朋友说:“中国的事,你也知道的,不想要一个人,一万条理由都有。已经是这个局面了,你赶快去占别的坑,不然来不及了!”我想,自己是个博士还占不到一个坑,不知那些没有背景的人往哪里走。生活对他们来说,处处都是玻璃的墙,墙那边的东西你看得见,看得清,近在咫尺,似乎一步就可以迈过去,可你就是过不去;似乎只差那么一点点,可永远都差那么一点点。

沉默了一小会,我咳嗽一声,想证实他是不是还在听。他也咳嗽一声。我只好说:“这件事要请你用力推动一下。”他说:“你怎么不早来联系?我以为你明年毕业呢。今年北大、复旦、武大都有人来联系了,试讲好几个人,人事处也同意了,都要签了。”听他这一说,我自卑起来,说:“都是名校啊。”他说:“如今跟前几年形势大不相同,博士打堆了。”我说:“那怎么还轮得到我?”他说:“要你们学校把你的论文报北京市的优博,再要北京市报全国优博,有全国优博那就是直通车,试教都免了。”我脱口说:“我的导师又没当校长。”马上觉得犯了错误,改口说:“有几个人能写你那么扎实的论文?”他说:“扎实是一方面,主要还要创新。”我说:“创新,创新!我们一般人哪有那么强的创新能力?我现在也没有联系别的地方,一心一意就想着自己的母校,你还是帮我争取一下吧,拜谢了,拜谢了!”每说一次,膝关节就不由自主地弯曲一下。又想起他说的“创新”,刚才怎么没抓住发挥一下?于是说:“优博我就不敢想了,有几个人有你那样强的创新能力?”我左手捂着嘴叹息了一声,松开来挣扎着说:“有几个人?”他说:“我那是一下子来了灵感。”我说:“灵感,灵感!”正想着是不是抓住这两个字发挥一下,他说:“今年进人的事,院务会已经讨论过了,要不下次开会我帮你特别提一下?谁叫我们是老同学?别人我就不多这个事了。”我抓住救命稻草似的说:“老同学,老同学,老同学!那我就把希望放在老同学身上了!”他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再拿出来,龚院长会说我多事呢。那我还是要提,如果是别人我就不多这个事了。”我在这边拼命点头说:“有老同学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拜谢了,拜谢了!”

还是在上个学期,冯教授带我去青岛开学术会议,会上遇见了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符所长,他是冯教授的大学同学。冯教授带我去见他,说:“老同学,给你带个老乡来了!”那次符所长主动提出,要我毕业以后去他那工作,说:“我们所里还没有一个博士呢!来帮我们撑撑门面!”我当时想去的地方是麓城大学,就没有往深里说,含含糊糊应了一声。

收了线我还惯性地点了几下头,又握着手机作揖几次,突然头在低下去的时候停住了,在门后的镜子中看见了自己。我慢慢抬起头来,自己的姿势怎么这么难看?我挪步到镜子跟前,又拼命地把头点了几下,膝关节也有节奏地弯曲,口里说:“老同学,老同学,拜谢了,拜谢了!”每次抬头我就瞟着镜中的自己,撇着嘴投去一丝鄙夷的微笑,口里说:“创新,创新!灵感,灵感!”最后撮着嘴对镜中的自己做出吐唾沫的姿态,又挺直了身子,双腿夹紧,双手伸得笔直垂下去贴紧大腿,对着镜子里的自己一次次鞠躬,每次弯下腰,口里就嚷道:“嗨,太君,嗨,太君!”

这些记忆已经渺远,偶然想起,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可接下来马上又要面对现实的问题:房子装修了,家电还没有钱买;赵平平今年一定要安排生孩子了;眼下最现实的,是我必须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问题让我很快就没有了想哭的感觉,而以十倍精神百倍毅力,与这个世界周旋。

以后隔几天我就给蒙天舒打一次电话,把“老同学”“拜谢”几句话翻来覆去地讲,讲多了觉得自己的语言怎么这么苍白,一点想象力都没有。有一次出乎自己意料地说出了“感恩”,心里惊了一下,马上就适应了,成了一个常用的词。有时觉得只要思想解放,想象的空间还可以很大,比如说“恩人”,又比如说“提携”,都说不出口。半个月后终于有了结果,他说:“你这个周四过来试讲吧。我极力推荐,龚院长总算给了我一个面子,同意你过来。”我说:“这么严峻的形势,没老同学顶在那里,这机会那是不可能得到的。拜谢了,感恩了!”本来忍着不点头的,还是下意识地点了几下。顾不得下周就要答辩,赶快去买火车票。

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话让我想了很多天。这是这个世界的生存哲学,全部的要义就是实现目标,要“搞到”,手段是无需计较的。不会有人去追究他为什么得到,而我又为什么没有得到。人们看到的只是结果,并以结果来衡量他的能力、他的地位、他应该得到的回报。当有人得到的回报大得超乎想象,而他就在你的身边,你还有什么理由、什么力量、什么韧性去坚守你的信仰、你的清高、你的内心骄傲?清高,这本来是一道心灵防御底线,就那样被轻易突破了,因为你不可能对身边的人的“搞到”无动于衷。商人想搞到钱,不想搞到就不是商人了;从政者想搞到位子,不想搞到就不是从政者了。这是生活现实。知识分子想搞到学问和社会责任,不想搞到就不是知识分子……可这不是生活现实。学问更多地成为了路径,而不是目标本身。也许,应该理解他们,就像理解我自己。可是,理解之后,人们看到的是那种悄然无声的心灵衰微景象。这让我想起刚进大学那年,在一个晴朗而凉爽深秋的下午,我拿着那本《宋明理学史》到麓山去读,不知不觉爬到了山顶。我随意地翻开书,正好瞟见了张载的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一瞬间我激动不已,比中学时读到范仲淹心忧天下的名句还要激动。这是我的使命、我的道路、我的信仰、我的毕生追求。那时太阳正在落山,麓江上泛着金色的波光,在麓江对岸,麓城的高楼一望无垠,色彩缤纷,笼罩在落日的余辉之中。看着夕阳徐徐降落,我感到有一轮红日在心中缓缓升起。

那天有三个人试讲。我想,难道他们的机会也是作揖作来的?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呢,吃了小灶呢。我问中山大学那个人怎么来的,他说:“寄了自荐书,接到电话通知,我就来了。”我说:“形势也没那么严峻呀。”他说:“没觉得呀。说实话我在广州那边联系得差不多了,是回家顺便来试一下,备个底的。”这让我觉得这段时间白紧张了,一堆好话也白讲了,蒙天舒他不是折腾我吗?人情有这样做的吗?

以我自己的心愿,我想回麓城师大。可有蒙天舒在那里,我心里就堵得慌。要我多么看得起他,那不可能,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可这只是我的心情,事实是他已经跑到前面很远去了,我只能远远望着他的背影。这是事实。在这个事实面前,我的心情毫无意义,对谁都不能说,包括赵平平,说了就是自取其辱。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了蒙天舒,既然碰见了,就向他表示祝贺说:“你得了优博,北京那边都知道了!”这祝贺有点无奈,也有点虚伪。他说:“真的?”我说:“北京真的知道了。”说起来我也没有撒谎,我一个师弟提到过这事,是感叹跑关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重要。师弟在北京,他也就成了北京。蒙天舒说:“是的呢,好多人跟我说过。”我说:“不容易!”他喜滋滋地说:“搞到了就搞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那就是搞到了。”他的话让我心中隐痛,没搞到那就是没搞到。我说:“你还搞到了一个新娘子呢!”他说:“新娘子谁都有,你也有啊!还不是个女人?身上长得大概都是一样的。”我说:“都一样你怎么不找个村姑?”他喜滋滋地说:“大概还是有点不一样。”又小声说:“外国语学院的院花呢。”我诡笑着说:“那你天天采蜜采花粉。”他仰头哈哈大笑:“有朝一日而已,没有天天,没有天天!没你那么好的身体!”又说:“搞到了就是搞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就是搞到了!”

试讲的时候来了五六个教授,杨教授也在,这让我很安心。蒙天舒也坐在那里,我心里有点别扭,当年我还没看起他呢,现在他倒来决定我的命运了。讲完了几个人到楼下办公室去等教授们评议的结果,我难受着,还是给蒙天舒发了信息:“美言,拜谢,老同学。”一会蒙天舒来了,代表院里跟我们谈话,讲了人才引进的政策和待遇。我填了表交给蒙天舒,说了一堆感激拜托的话,回北京去了。一个月后,我接到了麓城师大的录用通知。去人事处报到,我问人事科长说:“今年历史学院是不是还进了几个北大复旦的博士?”他说:“没听说啊。”我说:“哦,那是我听错了。”

读博的最后一年我过得很不开心,我被一把巨大的钳子给钳住了。这钳子的一边是写作中的论文,总是要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不能痛快地自由表达;另一边就是毕业以后何去何从的焦虑,找工作的过程总是别别扭扭磕磕绊绊。这把钳子把我的心灵给夹住了,哪一边压力大一点,我都会痛得嗷嗷地叫。这嗷嗷的声音是别人听不见的,唯有我自己能听到,很清晰,是心底发出来的声音,疼痛啊,渺小啊。疼痛是渺小的疼痛,渺小是疼痛的渺小。这就是聂致远。有时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在长久的静默中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