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海在茅棚别了娘亲，
或者唱：
肩扦担往山林去走一程。
叫一声老婆开门喽！
家不幸老爹爹早年丧命，
不觉来到自己家门口，
丢下了母子们苦度光阴。
今年看灯又是我打头。
心只想讨房亲撑持门庭，
去年看灯我先走，
怎奈我家贫穷无衣无食。
取名就叫王小六。
若干年后，我到了河南灵宝，我们一群人风一样吹来这个小城，又将风一样吹向抬首可见的小秦岭的沟沟岔岔。那里，盛产黄金。在一条街角上，听到一群箍铁皮水桶的人唱曲子，那唱调比我的父辈们要纯真得多，才知道这前一段词叫《夫妻观灯》，后一段叫《小刘海》，才知道他们是安徽人、湖南人。
我家住在大桥头，
在丹江以北，所有的年夜估计都差不多，不同的是这天的白天。我们村子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挑水。
吃了年夜饭，大人小孩都不睡，叫熬年。年年难过年年过，生活，就是个“熬”字，似乎熬过去了这一天，一切就好了。我们熬着年，年也在熬着我们。场子里点起柴火，火光冲天，人们开始唱花鼓。我至今记得一些唱词：
我们这个小村有三十户人家，孤零零地铺在半山上。村子只有一口水井，五尺见方，深大约三尺。这是一口泉井，水来得慢，如果同时来挑，轮不到头就没水了。祖上的习俗，正月初五前不倒垃圾、不挑水，这天，家家水缸都要满盈。泉有来路也有去路，为了减少损失，井边水桶就不能断。男人们抽烟，女人们说笑，一挑桶来，一挑水去，走马灯似的。
有的地片一二分，有的三四分，加起来，每年每户能分到三四斤稻子，包裹起来，吊在屋梁上。到了过年的前一天，用石碓捣了，白花花的米，白得让人心疼；三十夜，一锅煮了，那清香，从肉到骨头，能弥漫一年。
有一年下雪，先是雪片后是冰凌子，地上滑得像泼了油。有一个女孩，十三岁，她挑着一担木桶来挑水，穿着新织的红毛衣，好看极了。她摔了一跤又一跤，木桶摔漏了，她不敢回家。一个男孩把水桶提回家，用父亲的木匠工具修好了，重新装满了水，送她到家门前。那个女孩后来成了男孩的妻子。
年夜饭一定在晚七点到九点吃，很少有早的，也很少有晚的。七八个菜，主食一律是白米饭，越干越好，不能稀。虽然这儿一亩地只产三百斤麦子，土地少得可怜，但早些时候，生产队都有一片儿水田，收多少算多少，只求个有，并不敢奢望丰收。
我出生在大年三十夜八点，一年最后的月份和时间。有一年，我妈偷偷请了算命先生，那人也不用细算，就说，这个日子出生的人命不行。为啥？全世界的神和人都放假了，都忙着过年去了，谁也顾不上你，你只有自生自为。
我很小的时候，记得人们是唱花鼓戏的，那腔调掺杂了本土的孝歌腔，悲苦又苍凉，已不纯然是花鼓了。他们上工唱，下工唱，早上喝，晚上唱，生老病死都唱。那时候，空气里总是飘着花鼓的悠长味道。但最热烈的，是年这天。
我不大信命这个东西，又似乎一语成谶。几十年里，关山万里，长风秋雁，我总是一个人在走，从不敢有多余的奢望，也不敢有半点儿的懈怠。因为匆忙，总是到了遍地的爆竹响起我才恍然，哦，又长了一岁！
我们这个村子的历史很特别，像一场恍惚的梦。据祖谱记载，最早的先人们自南方逃来，那时候南方闹太平军，先人们纷纷跟着起事，有屯扎在安庆的，有屯扎在九江的，后来失败了，战死的战死，没战死的被官兵一路追杀。他们一路逃跑，顺着长江、汉江、丹江，逃到了这伏牛山与秦岭纵横跌撞的角角里，来了，占地划界，刀耕火种，一住二三百年没动窝。
2016年除夕夜，一家人围在一桌吃年夜饭，屋子旺着炉火，窗外大雪飘飘。
和我一样糊涂的人不在少数，所以就有过错了年一说，不是传说，是真的有人过错了，把春节当成了年过，前者是开始，后者是结束，看着差那几个时辰，却似乎谬了千里。这事儿成了一年里的笑料。错了，当然也没办法，下一年从头再来。
八岁的小侄女突然举起手里的饮料杯，高声说：“祝三伯生日快乐！”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正式地祝福我，她是个对岁月还没有感觉的孩子，我猛地心头一暖，接着眼眶一热。
这一天就成了一年最祥和的日子。过完了年，一切重新开始，重新折腾，该哭的哭，该笑的笑。
这个瞬间被作为收官镜头记录在了纪录电影《炸裂志》里，由于太复杂，这部自生自为的电影仿佛像我经历的无数事物一样，在风尘里云消雾散了。
老家人说：欠账不过年三十。就是说手头再难，这一天，也要把这一年的欠债还清了；这一天训孩子就说：知不知道今天是年三十？意思是这一天很不同寻常，再不安分的人，都要有个人样子，再端不动的事儿，都要放下。
生活和时间，有无数开始、无数结束。年，对于很多人，是一个分水岭，而很多人，并没有开始或结束，像永远的流水，只有流淌。
我至今没有太弄明白，年确切是指哪一天，是旧一年的结束日还是新一年的开头日？从年三十这个具体的时间看，年，应该是旧一年的结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