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下来，要洗三盆水，用半包洗衣粉。那会儿的洗衣粉特别能去污，一把洗衣粉揉在头皮上，像泼上了一摊火，烧得慌，但清过水后，清香弥漫，头发光溜又茁壮，人也因而精神。
四十岁前，我好像从来没有过洗头膏的概念，从少年到中年，一直使用的是洗衣粉。矿山环境里，头发特别容易脏，机器开动起来，粉尘弥漫，工友之间，不敢张口说话，只靠头灯和手势交流。地热凶猛，我们在塑料安全帽周围用铁丝烙出一圈孔，用以散热透气，自然，粉尘们也乘虚而入。
有一年，在灵宝阳平，我们接了个千米巷道掘进的工程，这也是职业生涯到此接到的最大工程，大家欢天喜地。工程干到一半，老板没钱了，工人们穷得烟也抽不起，我们开始卖用秃了的废钻头。那时候，矿山到处是收旧物的女人。
谁还没有过一头青葱的水草。
我们那片儿，被一个女人包了，谁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身世怎样。她背着两个包，上山时，里面是袜子、香烟和小吃。她从沟口开始，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过，再下来时，已经满满两包矿山物件。她还年轻，不卑不亢，俨然一个公主。有一天，我卖给她三颗钻头，给了我十五元。
爱人说，你的头越来越难理了。我知道，那是因为白发和脱发。
那会儿我刚洗过头，头发湿漉漉的，她看了看我，说：“兄弟，你在矿山，实在是糟蹋了，还是干点儿别的吧！”半个月后，矿山暴雨发大水，大水从山顶漫下来，席卷了整条峪。她永远埋身在了矿渣里。没有人会记得一个自食自力的女人，也没人记得一个人消散在千米巷道的青春。
十四五岁时，有一回去山上砍柴，一根干树枝从树顶断了，落下来，砸在我头顶上。树对加身的刀斧没有办法，也算找准了复仇的对象。我没有被砸死，却把头顶砸出了一个坑，皮骨分离，从此那鸡蛋大一片，再没长出过好头发，像一片庄稼被谁打了百草枯，又像遭了火灾的现场。爱人剪刀到了这儿，总要怔一下，我能感觉到剪刀在那儿的犹豫。
头发难理，难在扬长避短。既要有模样，又要遮去岁月的痕迹，给生活和生命世界添一丝生气与勇气。这就像一棵树到了冬天，却要开出花叶来。现在爱人给理发时，就特别慢。她站在我的身后，一站半个小时，我有颈椎病，她也有，我可以在椅背上靠一下，她却不能。
我曾观察过全国各地人群的头形，发现形状各异，各地有各地的形状特点。要说好看，当数东北人，那是真正的砖型；要说难看，就是秦人，连我们自己也谓之红薯头，一颗中间粗两头尖的红薯，不好看，也不好理。人类的科学还远远不足以解释人类自身现象，许多物状的形成，一定有特殊的密码。
我知道，她的犹豫是对自信的犹豫，也是对眼前世界的犹豫。对于强大的生活，对于这个看不见尽头的世界，没有哪个女人真正自信过。
十年磨一剑，慢慢地，如今她已练出了手艺。除了给我剪头，也给邻居剪头。有几回要去重要点儿的场合，顶着爱人理出的发型，竟平添了几分底气。
在理发时，爱人习惯停下来，一根一根拔去我头上的白头，这个过程小心而认真。从十年前开始，我一直有熬夜的习惯，经常熬到十二点多，熬夜的结果是两鬓白得非常快，在同龄中，我是白发最多的一个。我虽然反对爱人这个习惯，但确实从中获得了某种安宁，一个远行的人返身回家的感觉。这些年，她也有了白发，仿佛它们具有传染性。
剪刀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嫁妆之一，原是用来裁剪衣服的，也修手脚指甲，七八寸长，好久不用依然锃亮，威猛得很。爱人颤颤巍巍地拿起来，在我脑袋上试着耕作。在此之前，她连羊毛也没剪过，哪里接过这么重大的任务。
今天是腊月十九，农历庚子年只剩下十一天了。中午吃过饭，天暖和得像三月阳春，门前的山茱萸结出了嫩黄的骨朵。爱人说：“给你理理发吧！”她翻出剪刀，罩上门帘，在我头上细细剪下去。农村的说法，正月不理头，理头死娘舅。我早已没了娘舅，主要是，她有了难得的半日闲。
那些年在矿山，那时候年轻，头发长得特别快，出门前，第一件事儿就是理发，回到家第一件事儿也是理发。老家没有理发店，去镇上既花钱又费时间，还特别远。有一天，我翻出一把剪刀扔给爱人：“给我把头发剪了。”
她个头低，一米五多，瘦小，九十多斤。她努力踮起脚，打理我的头顶。剪刀在轻轻游走，我感到铁的凉意，铁的凉意后面是手的温度。这双手，抓住过许多东西，又差不多都放走了，只剩下粗糙的皮质层。
忘了从哪年起，我理发这事儿，都是由爱人来完成的。
收起剪刀，吹去脖子上的发屑，爱人说：“今天又节省了八元钱，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