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叫塬上，一个小到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半山小村子。老家所在地属长江流域，峡河水入丹江，汇流汉水，最后泯然于长江千里波涛与沉沙。在葱茏的长江版图上，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地方用“塬”字来命名，酷烈、苍凉、血性与密码，只属于旷荒的北方，老家与这些都相去甚远，然而老家又是什么？我找不到一串词定义它，就像无法定义其中的生活与一些人一样，我们并不真正认识寄身的地理。
他说的这些，我信，但我还想做最后一搏，我的卡里还有一万多元钱，这是我一年的稿费。因为大夫初六才上班，我们说好初六见。
从确诊那天起，我就笼罩在母亲疾病的恐惧里。不论是在颠沛的北京，还是相对安稳的贵州，是白天还是夜里，听到家里来电，我都会心生惊慌，生出种种猜测。然而母亲，似乎并不把病当回事儿，春来种瓜，秋来补豆，墙根的柴火拾掇得一摞又一摞，有一段时间，还就着灯泡，给我们一家纳了一摞鞋垫子。
给市里一位朋友打了电话，他的弟弟在市医院肿瘤科做大夫。和这位年轻的大夫说了很长时间话，他说，在肿瘤的治疗医学上，几十年一直是停滞的，没有新药，也没有新技术，有进口靶向药，只能自己付费，效果也存疑，因为它到了小地方就不是最好的。
家里有一台手动轧面机，三十年了。1989年，峡河发大水，车路尽毁，我和弟弟用一根木棍从七十里外的邻省官坡镇抬回来的，路上，抬坏了两根杨木杠子。这些年，齿轮也换了几个。这一个多月里，母亲给我轧了三四回面条，每次三四斤，用一只盆端上来。其实流徙半生，我早已没有吃面的习惯了。
她的身体显然再也经不起化疗了，我的意思，再做一到两次放疗，有针对性地杀死具体部位的坏细胞。
我想象着她吃力地摇动着机器的轮子，面条从机器里一寸一寸伸展出来的情景，我想起来这些年自己敲下的每一个文字的历程：仰卧床头，脖子下再垫一个枕头，一只手托着一只平板电脑，一根中指一笔一笔敲下一串串文字。
母亲说，最近吃饭总是噎住，有时候喝水也噎。这都在我的预想当中，毕竟，从2012年查出问题到今天已经整八年了。自从有病以来，她一日三餐除了玉米粥就是汤面条，常年如一日的稀薄流食，让身体已极度缺乏营养。
它们并不行云流水，而是涩滞地冒出来，像破了羊水，又久久难产的胎儿。
弟弟的女儿宝仪聪明伶俐，她成为奶奶这些年最好的依伴。墙上贴满了她一年级至今的奖状，新新旧旧，起落迂转，一位贫家少女的成长履历缩减于一张张卷页。她已经读初中二年级了。
母亲年轻时喜欢独自哼曲儿，其中有一段，从旋律到内容都美极了。那曲里有最好的人，有无尽的悲和喜，有暗无天日的长长时光。她用嗓子把它们掀开，让风和月吹照进来：
母亲现在和我弟住在一块，她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秋天时被拆掉了。进门时，房间的铁炉子正冒着柴烟，这是山里人越冬的唯一取暖方法。
你走千里路 那也无碍妨
我害怕说到母亲的病。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儿我们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到了不敢正视。
我变成一桑树长在路旁
正月初一，天放晴，碧空蓝得不敢相认，但阴坡阳坡依旧白雪深得埋得住脚。记得去年春天回来时，看见东坡沿山边开满了黄灿灿的连翘花，这个时候，连翘一定风干在枝头了。经过了春夏秋冬风吹雨打的连翘，药性自然是最好的，打算摘一点儿，带回贵州自用。在经过邻居张婶家院子时，拐进去坐了一阵子，她说到了我母亲的病。
单等着你来采桑
腊月二十七，从贵州回来，原打算在县城的搬迁房里过年。按乡村乔迁习俗，新居过新年，谓之暖房，寓意未来日月的温暖和顺。但新房一无所有，又下着雪，就回老家了。谁承想疫情肆虐，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桑树枝刮破你的衣裳
母亲今年七十三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