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安东尼·艾登爵士在妻子克拉丽莎夫人（温斯顿·丘吉尔的侄女）的陪同下，乘坐一辆加长黑色轿车回到了自己在伦敦郊区的私宅，与此同时，一位和他身材一样高大、穿着也一样得体的男士从唐宁街11号搬进了10号。新任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只走了十五米的路程，便担负起了大不列颠王国的棘手事务。
和其他人不同，打一生下来，安东尼·艾登爵士就把唐宁街10号记在了心头，刻在了掌纹中。在三十年的岁月里，他曾使欧洲各国的沙龙和地球上大大小小的外交机构为之倾倒，也曾在世界最重大的政治交易中发挥突出作用。他营造出举止优雅、道德高尚、既有严格的原则又有政治胆略的形象，在赢得尊重的同时，又把自己性格上的某些缺陷——随心所欲，思维混乱，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会使他在做决定时过于仓促、过于执拗、一意孤行、触犯众怒的优柔寡断——通通在公众面前掩饰起来。三个月前，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安东尼·艾登爵士在面对法国武装进攻占领苏伊士运河的秘密邀请时表现得如此缺乏决断，以致做出的决定过于仓促，过于执拗，全然不顾他的阁僚、坎特伯雷大主教、新闻界，当然还有伦敦民众的反对（他们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众游行以示抗议）。正是因为他固执己见做出的独断轻率的决策，在一月九日这凄惨的两个小时里——这一回他倒是得到了阁僚和整个大不列颠王国绝大多数人的认同——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辞职。
这一消息像一枚鱼雷般炸响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然而，它传到大西洋彼岸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一所新教小教堂门前的时候，却成了一条没多大意义的流言。仅仅几个小时前，那里聚集了挨挨挤挤的四千人，为的是参加亨弗莱·鲍嘉的葬礼，他在一月六日星期天死于食道癌。“请相信我的话——”亨弗莱·鲍嘉有一回这样说，“在八岁到六十岁这个年龄段，我的粉丝比国内任何人的都要多，这也就是我拍每部电影都能挣到二十万美元的原因。”死前几个小时，这位电影里最得人心的匪徒、好莱坞心肠最软的杀手对他的终生好友法兰克·辛纳屈说了这样一句话：“唯一进展得不错的是我在银行的存款数目。”
一九五七国际年不是从一月一日开始的。它开始于九号星期三下午六点，伦敦。那时，国际政治中的天之骄子、世界上穿衣最得体的男人、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最后一次以首相的身份打开了他唐宁街10号官邸的大门。安东尼·艾登爵士身穿黑色毛领大衣，手握只有在十分隆重的场合才戴的礼帽，刚刚出席了一次气氛热烈的内阁会议——这是他任期内，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内阁会议。那天下午，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安东尼·艾登爵士做了有他那样的身高、受过他那样的教育、像他那样的重量级人物花两个小时所能做到的一切：和他的部长们吵翻了，最后一次拜会了伊丽莎白女王并递交辞呈，收拾好自己的箱子，离开了那座房子，回归自己的个人生活。
这位伟大的电影演员是这个一月里故去的第三位杰出人物：在这个月去世的还有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意大利乐队指挥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音乐史上最有名也是最富有的人物之一，与此同时，波兰人民投票表达了对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信任，而法国的司机们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在苏伊士运河的冒险留给法国的只有普遍的失望和严重的燃料危机。在由限购而产生的交通乱象里，为数不多及时到来的事件中有这样一件——一月二十三日，兰尼埃三世和格蕾丝·凯利的摩纳哥小公主卡罗琳娜·路易莎·玛格丽特诞生，体重三公斤零二十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