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我就不喜欢革命，也不赞叹革命者，我所钦佩的一直是贵族面对死亡的沉静姿态。今天这种姿态很可能已经在我们这里沉沦了。因为虽然基督教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真理，在一片肤浅的土地上是真的，而每一种文化和美，却是建立在出身高贵的贵族的感官、精神和灵魂上的——今天，比较高尚的都得死亡，因为他们拥有警醒柔软的眼睛、耳朵和灵魂，不能用高音喇叭和汽油毒气喂养。高尚的动物灭亡时，蠢蛋就胜利了，它没有任何要求，自我感觉良好，只会如此一直蔓延下去。
……您对世界语和能发出声音的明信片的反感，我完全认同。所有一切都是按照这种顺序来的：在美国顺利进行，在欧洲比较麻烦，在贪婪和欠缺思想的德意志最麻烦。我们的时代很可能不但把基督精神和欧洲文明连根拔起，而且把曾经被称为“自然”所余下的也毁了。由此对于我们产生的结果就是：心知肚明地扮演堂吉诃德的悲剧角色，如果不是通过我们的言行和生命，就是通过我们的苦难和死亡，为精神和灵魂创造传统继续存在的可能性。这并非我们想要的角色，我们艺术家更多是孩童而不是英雄，对于生命中美丽的事物有所感觉——然而，一个今天的莫扎特所需要的纯朴的程度，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得出的。
这就是我在巴登要对您说的话。现在止住。
亲爱的维甘德先生：
衷心问候您。
1929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