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闭眼装睡，希望时间慢慢走。我装着不经意地翻身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装着睡意正浓连嘴都忘记合上希望时间慢慢地走。我害怕他略略粗糙的指头，停止——在我背上的抚摸。
这是我在农民家吃饭时耍弄初中生的文雅，好容易才憋出来的一句，并无什么幽默和别致。父亲也许觉得儿子的表现未受到旁人的重视，后来转弯抹角一再重提了三次。可惜人们仍没有什么反应，叽叽喳喳说着什么谷子和天气。他大概一直为此事遗憾。
我忍住了鼻酸。
他又说：“毛佗也懂礼貌多了。那天吃饭，他在老乡面前还能讲讲客气，说老乡烧菜身手不凡，每一样菜都余味无穷，嘿嘿，余味无穷……”
他是个谨小慎微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软弱。有一次他午睡了，我们几个小把戏愤恨他未能带我们去游泳，悄悄偷走了他的眼镜和香烟，在他头上扎了个冲天小辫，在小辫上挂了些草须。他迷迷糊糊醒来，也没照镜子便出门上班去了。他肯定被同事们哄笑，也忍受着没有眼镜和香烟的苦难，但他回来只是咕哝两句“没名堂”，便算事情了结。我们这才一个个从桌子下或柜子后钻出来。
我惊异万分，父亲居然能像其他人的父亲一样，对我有如此亲昵的举动。他平时为什么总是端着一脸严肃，总是离我远远的？
我还记得，有一天他骑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一块破瓷片划了道大口子，血涌如注。路上围了一圈闲人观看。他躺在地上，看见我哥哥挎着书包放学回家，也挤进人群看了看。不知为什么，哥哥没有任何表情和举动，又退出人群自个儿走了。父亲被别人搀着回家，后来向妈妈偷偷说起这事，显得十分伤心。“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但他仍对我哥宠爱有加，尤其对大儿子的作文十分得意。与客人谈话，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把话题绕到作文这方面来，然后极为谦虚地提到儿子的作文获奖，说这小家伙生性愚鲁承蒙错爱枉担虚名等等。那时候他满面红光，大呼大唤地要喝酒。
我仍能嗅到父亲的气息，是他柔软腹部渗出来的温鲜，是他腋下和胸口汗渍的微酸，还有刮过胡子以后五洲牌药皂的余香——妈妈常要他用这种药皂，防治他的神经性皮炎。这种气息来自那一个晚上，当时我跟着他假期支农后刚刚回家，睡在一只竹床上。我醒了，背上很痒很舒服。我发现他正用蒲扇驱赶蚊子，轻轻抚摸我光溜溜的背脊，小心剔着我背上暴晒后脱落的皮膜，似乎在对妈妈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毛佗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
全国闹饥荒的那些年，他患水肿病，双脚肿得又白又大，经常气喘吁吁，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但他把单位照顾他的一点黄豆和白面，全让给孩子们吃。假期他还抢先报名，去农村参加劳动，然后带着阳光烧烤出来的一身黑皮，带着手上和腿上很多虫咬草割的血痕，疲惫不堪地回家。家里一大堆南瓜和冬瓜，或者红薯和土豆，通常是支农者的收获。在这个时候，他躺在一边喘息，微笑着享受儿女们回家时的欢呼雀跃。
是的，我也记得是浅灰色，浅灰色的毛线背心到哪里去了？
他常常有些头晕，身体不大好。妈妈便给他买了一个很大的牛肉罐头，但他舍不得吃，说过节时大家一起吃。他把它放在柜子上，像供了一座菩萨，让我们充满幻想和兴奋地把它景仰了两个月。其实，这个罐头谁也没吃上。有一个贼来到家里，把罐头拿走了。妈妈气得火冒三丈，骂过了贼就骂他，骂到恼恨处，连他哪次掉了几块钱，哪次让邻居占了我家的便宜，连同他出身地主以至祸及子孙等等我们还不太懂的事，也一股脑骂将过去。
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肉球，光滑闪亮，膨大松泡，除了眼角一条皱纹有点让我眼熟，那肉球与父亲面容并无太多相似，很有假冒之嫌。大姐还告诉我，死者身上的毛线背心也不大像母亲所为。母亲的针线要粗得多，织出的男式背心不应该是那种麻色，应该是一种浅灰色。
他坐在门外，默不吭声。
如果不是因为害怕和慌乱，当时我应该跟着母亲和姑姑去河滩上迁坟。那样我可以找到更多的根据，证明陌生河滩上的陌生死者，并非我父亲。
他没有吃饭，走了。后来那半个月里他一下班就深入街头巷尾，想找回牛肉罐头。也真是巧，他居然找到了贼，是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小偷在另一次作案时被发现，由别人扭送到派出所。
他不再有了，不再在我面前语法严谨地阐述党报社论以及谴责自己的过错，但他就不可能在别的一扇窗子后凝望？或在远方的一条街道上行走吗？不在并不一定是消失。以前他出去讲课，开会，下乡支农，都不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奇怪。“不在”为什么就必定是“死去”？一九八八年，我乘船渡海迁居海南岛的时候，一九九一年我乘机飞离国门看窗外大地唰唰唰滑落的时候，还在困惑于这个问题。似乎我在轮船和飞机指向的前方，还可以找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当然，罐头早被吃掉，连罐头盒也无影无踪。父亲不但没有要求赔偿，连骂都没有骂一句，看到盗贼不过是一个无衣无食的穷人，还往对方手里塞了点钱。
父亲是否真正死了，其实我总是疑惑。
他从没在家里说过这件事。我是后来从邻家孩子那里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