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奉“家庭主义”的韩国社会中，能够称为社会安全网的都是以血缘或家庭为主的关系，但它在过去二十年间持续解体、两极化，导致我们的世界化作对每件事都抱持怀疑、无法相信任何人的地狱。
虽然母亲经常好奇，女儿和她的伴侣能不能拥有“正常”的性，但问题似乎并不在于非常规的性取向。女儿是同性恋者会成为母亲眼中的问题，其真正原因在于韩国社会不相信“朋友或爱人之类的松散关系”，所以质疑：“这种关系会有未来吗？不是随时都能分手、转身离去吗？”
所以在此处，母亲的想法──异性间的性带来的愉悦是家庭关系稳固的保证，实际上是基于抽象的层面，而非具体层面。即便男女之间的关系“只有那件事”，但“就连那件事都没有”的关系又怎么能确定是可信的？这个世界就和什么都不能相信、只能凭靠身体感觉的战场一样。因此我们必须去思索，从朴婉绪在小说《裸木》中刻画的战争时期到现在，我们究竟走了多远，以及母亲与女儿的故事为何非得发生在这种腥风血雨之中。
因此，对母亲而言，女儿是个“背着放入不明印刷物和书本、坚硬得宛如石块的背包，一整天在全国四处奔波的流浪讲师”，可是“明明是别人的事，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了，结果她又跑去多管闲事”，“把押金忘得一干二净，现在又以要缴房租的名义，和身份不明的女人一起闯进我家，打算让父母丢尽颜面”……女儿不仅不能像儿子一样在社会上成功，还是一名同性恋者，无法平凡地结婚，让年迈的母亲有寄托，是个没有“用处”的人。
不断劳动的女性
然而，本书中的女儿却稍有不同。相较于骑虎难下的母亲，女儿倒是很早就离开母亲身边。女儿早早就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从非洲做义工回来后，就径自过起“母亲从未想象过，也没允许过的独立生活”。可是，拒绝当“具有男根的女儿”，却在经济独立上碰到困难──她和同性伴侣的工作并不足以成为支撑独立生活的基础。
就像韩国的战后小说，因为战争失去丈夫与儿子的女性被迫出外工作，导致“坚毅母性”成为韩国母亲的代名词，本书中的母亲也一辈子都在工作。曾经是教师的她，辞掉工作后历经课外辅导、换壁纸、驾驶幼儿园巴士、保险员、机构餐厅厨师等工作，最后在疗养院担任护理员。
可是我们无法一味苛责这位母亲的无理期待，因为她曾经历只要会读书，阶级就能向上流动的时代。即便是女人，只要会读书就能凭自身力量成功，这样的错觉曾支配了整个社会，但一切变迁得太快。因此，当母亲发现比自己更聪明、懂更多的女儿过着“不像样”的人生时，起初感到惊讶，然后心生厌恶，最后则开始埋怨自己。另一方面，女儿通常会大声宣告，“我不要活得像妈一样”，但在面对与想象有落差的社会时却不知所措，最终陷入绝望。
母亲并没有期待工作得越久、越专业就越能获得肯定，拥有更好的工作条件，领取更优渥的薪资。对只能从事条件和薪资越来越差的工作的她来说，人生只是一条“必须忍受到最后”的漫漫长路。母亲本身很好奇，这究竟是因为年老还是年龄段的差异，但在此似乎需要再追加一项性别的议题，因为她之所以必须辞掉教师的工作，原因就在于她必须独自抚养女儿。
我好像让女儿读太多书了。我希望女儿能够尽情读书，可以上大学，读研究生，这样就能成为大学老师，遇上好老公。可是啊，我女儿真是个笨蛋，也不知道究竟在想什么。最近只要想到那孩子，我的胸口就像是被堵住了一样。
本书中出现的所有女性都在不断劳动。母亲照顾的珍，年轻时在异国留学，为帮助被领养的韩国籍儿童工作，回国后更持续为外籍工人发声，最后却罹患老年痴呆症，落得在疗养院孤单度日的下场。套用母亲的话，就是“将年轻时那珍贵的力气、热忱、心意和时间”任意分享给毫不相干的人。
正如“家庭计划”的口号，未生下儿子的母亲内心期待的是“比十个儿子更优秀的女儿”，若女儿学业也优秀就更是如此了。母亲不仅期望女儿在社会上的成就不亚于儿子，同时也期待女儿在婚姻上能够羡煞旁人。对只有一个女儿的母亲来说，女儿必须同时满足她对儿子与女儿的期待，也就是成为“具有男根的女儿”。
疗养院的护理员“年轻的新婚太太”，为了工作无法照顾身在其他疗养院的母亲；甚至遭受“你们知道什么是不得不尽的义务和责任吗”的指责的女儿及其伴侣也不例外。身为临时讲师、三十多岁的女儿，忙于参加抗议不当解雇的运动，无法顾及生计；女儿的伴侣则在一间小餐厅当帮厨，赚两人的生活费。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中东工作的产业役军（父亲）响应国家政策生下一个女儿，为教育女儿奉献一切的家庭主妇（母亲），还有学业优秀的女儿，这种促成韩国现代化的典型家庭，今日又面临何种处境？
所有女性都处于必须为了某人而工作的处境，而且照顾或辅助某人的那些工作，都让人觉得生产力不足。倘若在母亲那个时代的隐形劳动主要出自扮演家庭内部妻子或母亲的角色，性质属于基层照顾；到了女儿的时代，隐形劳动则属于辅助、代理性质，是专业性不足所致。因此，母亲在看到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无偿照顾、被所有人遗忘的珍之后，一直无法摆脱那种人生可能会成为自己和女儿未来的恐惧。
随着时代变迁，儿子不在场的原因各不相同。倘若朴婉绪时代的儿子是死于战争，那么九十年代后的情况，似乎与始于六十年代的“家庭计划”有关。可倡导“家庭计划”时的口号“养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最终真的实现了吗？当然，实际上我们迎来的是性别鉴定后堕胎泛滥的现象，以及儿子远多于女儿的家庭比例失衡的时代，但有些女性仍会基于不同理由，认为“要生就生女儿”。
最近，一位文化研究学者认为，日渐增多的“酷儿”文学显示出“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会在边缘性少数者的生存压力上体现”。根据其说法，这类文本的着眼点“并非LGBT群体的公民权，而是若不借助其经济劳动者的形象，就无法想象他们其实也是一般人的现象”。
若追溯较久远年代里有关母女的故事，有出自作家朴婉绪笔下，为在战争中身亡的儿子哀悼的母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母女的故事偶尔出现于大众文化中，如《蛋黄酱》（曾改编为舞台剧和电影）、电视剧《我亲爱的朋友》《上流社会》等，也都没有儿子出现，才能使母亲与女儿以焕然一新的视角去面对彼此。本书也不例外，它也设定身为叙述者的母亲所生的只有女儿一人。
本书中，无法达到经济独立最低标准的情侣，她们的故事不也是如此吗？就如同母亲的内心独白：
在母亲与女儿的故事中，儿子的角色通常缺席或干脆不存在，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唯有这样，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才能浮现台面，发展出令人深思的故事。
看到我的女儿受到这种差别待遇，我感到很心碎。我担心我会读书又学识渊博的孩子会被赶出职场，在金钱面前手足无措，最后受困于贫穷之中，到老还要像我一样去做苦力活。这件事和我女儿喜欢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我并不是在恳求你们理解这些孩子，只是希望你们放手让他们去做擅长的事情，让他们得到合理的待遇。我所冀求的只有这些。
母亲的女儿，女儿的母亲
尽管如此，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稳定的社会经济与非常规的性少数群体能否彻底分开来看？简单来说，女性及女同性恋者曾经在社会经济中拥有过稳定的地位吗？
因此，韩国社会有无数关于母子的故事，都被刻画成母亲的奉献与牺牲，而“母亲－媳妇”的故事也基于相同理由，充满嫉妒、背叛、愤怒与竞争的情感。
但请不要误解，这并不是宿命论，而是存在论的问题。在以女性的隐形劳动累积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压制女性身份的户主制被废除还不到十年的韩国；以及在韩国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竭尽一切手段强迫女性担任非正规岗位的环境里——女性被配置在具有必需性但又被排挤的位置上。
这种家庭制度在韩国形成的最关键原因在于，嫁到婆家的年轻女性在家中的成员权，是以她所生下的儿子为根基的。因而她对能让自己在新家庭理直气壮的儿子怀有深刻而执着的情感，也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如此一来，教养儿子都会变成母亲的责任，父亲自然乐见其成。
对这样的女性而言，异性恋家庭被视为最低限度的社会安全网，但对于人生与之大相径庭的女同性恋者而言，不稳定成为她们的身份认同本身。这种不稳定性造成的疏离感，导致她们永无止境地反问：“我是谁？”
人类学学者把东亚国家的这种家庭构造称为“子宫家庭”或“母系家庭”，也就是实际上一个家庭由两种模式组成──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父系家庭”；还有将其排除在外，以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为中心的“子宫家庭”或“母系家庭”。
所以书中的女儿才会问：“性少数群体、同性恋、蕾丝边，这些名词指的就是我。这就是我，大家都用这种方式叫我。所以不管是家人也好，其他事也罢，他们让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但这是我的错吗？”而女儿的伴侣也才会反问：“您认为我做这件事情时是毫无想法与信心的吗？认为我能为毫不相干的人做这些？赚钱对我来说也是件苦差事，偶尔我也痛苦得想死。即便这样，您依然认为我没有资格吗？”
然而，在希腊神话里，儿子能够占有母亲，必须是在他杀害了独占母亲的父亲之后，这与韩国的母子关系有着关键性的差别。在韩国，就算儿子不杀害父亲也能独占母亲。至今大众仍认为，孩子出生后，母亲和自己的孩子睡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事，父亲完全不会去阻碍儿子与母亲的身体接触，女性在丈夫与孩子之间来回，用不同的方式照顾所有人。
所以前期母亲试图将非常规的性取向与社会经济条件区分开，是针对女儿与伴侣提问的回答，这也证明她们非常规的性取向已构成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为了让在韩国被视为“不一般”的这些人也能被看作“普通人”，借助经济劳动者的形象反倒成为一种必要手段。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勾勒并主张女性与女同性恋者的公民权，与其执着于通过规训更多人组成能够被明确分类的家庭单位来稳定经济，不如先从改变人们对“家庭”和“个人”这两个概念的认知入手。因为如今这些已经停滞、行将腐朽的认知，才是社会经济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那么母亲又是如何呢？她先是作为女儿位居父亲的影子之下，再通过结婚成为一名男人的妻子，接着通过生育成为母亲，最后成为儿子的所有物（俄狄浦斯的故事），或是被丈夫抓来吃掉（雅典娜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历史悠久，但在审视身处父权制家庭内的父亲、母亲、儿子与女儿的地位时，却十分适合。
我要再说一次，这不是宿命论，而是存在论的问题，所以故事中改变母亲的终究还是女性、女性的照料与工作。包括珍的人生（将宝贵的年轻岁月浪费在毫不相干的人身上）、女儿的斗争（为了他人的事不惜大打出手），还有女儿的伴侣在日常生活上、情绪上给予的支持，都一点一滴改变了母亲。
也就是说，尽管如弗洛伊德所说，在通过与父亲的关系确立身份认同上，女儿与儿子没有分别，女儿却与将会威胁、否定最后杀害父亲，成为家族代表和历史主体的儿子不同，她仅位居父亲的影子之下。
在为数不多的母女故事中，大多以女儿的视角来看待母亲为主，因此本书这种说故事的方式令人感到兴味盎然。而我们也正需要更多关于母亲自己的故事，所以感受就更深刻了。
弗洛伊德也认为，在借由与父亲的关系确立自我的层面，女儿和儿子并没有太大差别，女神雅典娜的诞生神话这个关于父女的故事即能说明。宙斯在听到神谕说第一任夫人墨提斯生下的儿子将会危及自己的权力后，就将夫人吞了下去，而当时墨提斯已经怀了雅典娜。雅典娜在父亲的体内成长，然后劈开其脑袋以成人之姿诞生于世。雅典娜聪颖过人，但因为她不是会威胁到自己的儿子，因此宙斯能够给她宠爱。
所以，即便母亲认为去理解身为同性恋的女儿，是“放弃了我女儿可以光明正大、平凡生活的人生”，但我们是否能够再稍微观望一下呢？因为深知“毫不相干的外人”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是彼此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母亲，也许能凭借顺利完成每天工作的力量，走向“宛如奇迹的谅解”那一步。
有关家庭的故事，重心多半放在父亲身上──权威性的父亲、父权制的父亲、辛苦的父亲、年迈的父亲、暴力的父亲、失去力气的父亲……还有那些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斗争、冲突与爱憎。我们熟悉的家庭故事，其实都和父亲与儿子相关。弗洛伊德为了说明儿童在家庭内形成的身份认同，曾提出俄狄浦斯的故事即是这种父子故事的原型。
最重要的是，母亲深知，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做擅长的事情，让他们得到合理的待遇”。
这是一个关于母亲与女儿的故事。说起母亲与女儿，你可能会想，还有什么新的故事可说呢？因为先前已经有太多讲述家庭的故事了。但我们可以再深入思考一点，关于女儿与母亲，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
金申贤京（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