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她放的，可她以为那是鸦片。”商人说。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讲得很愤怒。他的愤怒情绪也传染给了首席陪审员，后者因此便特别顽强地坚持相反的看法，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的话令人信服，大多数陪审员于是同意他的意见，即玛丝洛娃并未参与盗窃钱财和戒指，戒指是那位商人送给她的。当大家开始讨论她是否参与投毒，热情捍卫她的商人说，不应认定她有罪，因为她并无毒死那位商人的动机。首席陪审员却说，不能认定她无罪，因为她自己承认她投放了药粉。
“她用鸦片也能毒死人。”喜欢插叙的上校说，他借机说起一段故事，即他内弟的妻子服鸦片自杀，要不是附近就有医生并采取及时措施，她就没命了。上校说得如此动听，如此自信，如此得意，因此谁也没有勇气打断他。只有那位店员被上校的做法所感染，决定打断上校，以便叙述自己的故事。
“更可能是她来到旅馆，挑起了两个服务员的歹意，他俩利用了这个机会，然后把责任全都推给她。”
“有些人喝惯了鸦片，”他开了口，“他们一次能喝四十滴，我有一位亲戚……”
“我就是这么说的。”商人表示支持。
可上校却不许别人打断自己，继续介绍鸦片对他内弟的妻子造成的后果。
“她不可能拿钱，因为她身处那种地方，没办法处理那笔钱。”
“先生们，已经四点了。”一位陪审员说道。
“是啊，是啊。”商人随声附和。
“那就这样吧，先生们，”首席陪审员说，“我们认定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抢劫，也未盗窃财产。怎么样？”
“请问，”他说道，“您说钱是她偷的，因为钥匙在她手里。难道那两个服务员不能在她离开后用另配的钥匙打开箱子吗？”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满足于自己的胜利，表示同意。
聂赫留多夫凭借法庭调查时的情况，凭借自己对玛丝洛娃的了解，他坚信她既不会偷窃更不会下毒，他起初以为大家都会这么看；那位商人为玛丝洛娃的辩护很笨拙，其原因显然就是这商人喜欢玛丝洛娃，他并不掩饰这一点，首席陪审员对他的回击也正是以此为根据，更主要的是，大家全都累了，便更倾向于认定玛丝洛娃有罪，当聂赫留多夫发现这一点，便想进行反驳，可他又害怕替玛丝洛娃说话，他觉得此刻所有人都将知道他与她的关系。与此同时他又觉得他不能对此事不管不顾，应该表示反对。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正想开口，在此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彼得·格拉西莫维奇突然提出反驳，他显然被首席陪审员那种大权在握的腔调激怒了，他说的正是聂赫留多夫想说的话。
“但应当从宽处理。”商人添了一句。大家均表示同意。只有那位合作社成员坚持，应该写明“她无罪”。
第三个与玛丝洛娃相关的问题引发激烈争论。首席陪审员坚持认为，她在投毒和盗窃两个方面均有罪，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与商人看法一致的还有上校、店员和合作社成员，其余的人似乎摇摆不定，可首席陪审员的意见开始占据上风，这主要是因为，陪审员们全都累了，他们更愿意附和那种能更快获得赞同，因而便能更早解脱大家的意见。
“结果都一样，”首席陪审员解释道，“并非蓄意抢劫，也未盗窃财产。这也就是说，她无罪。”
对于与博奇科娃有关的第四个问题，陪审员们的回答是：“是的，她有罪。”但在合作社成员的坚持下，他们又补充了一句：“但可从宽处理。”
“就这样吧，应当从宽处理，也就是说，剩下的事就顺其自然吧。”商人高兴地说。
想替玛丝洛娃开脱的那位商人坚持说，博奇科娃才是本案的罪魁祸首。许多陪审员同意他的看法，可一心想严格依法办案的首席陪审员却说，并不存在指认她参与下毒的证据。经过长时间争论，首席陪审员的意见获得胜利。
大家全都累了，争得头昏脑涨，谁也没想到要在答案中加入这么一句：“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
对于与博奇科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大家讨论、解释了很久，最后认定：“她无罪。”因为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她参与投毒，她那位律师特别强调过这一点。
聂赫留多夫也过于激动，因此没能发现这一点。对四个问题的回答就这样写了下来，送交法庭。
首席陪审员以为他没理解问题，便对他解释，就一切情况来看，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无疑有罪，可合作社成员回答说他很清楚这一点，但最好还是宽大为怀。“我们自己也不是圣人。”他这样说道，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写道，有人请一位法官断案，他拿出各种法典，在朗读了二十页毫无意义的拉丁文司法条文后，他建议通过掷骰子来断案，若是双数则原告有理，若是单数则被告有理。
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快便作出回答。大家一致认为：“是的，他有罪。”都认为他参与了投毒和盗窃。只有一位年老的合作社成员不认为卡尔津金有罪，他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是无罪。
此处的情形亦如此。恰恰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因为大家意见一致，而是因为：首先，庭长的总结发言说了很久，此次却偏偏忘记说每次都要嘱咐的话，即陪审员们在回答问题时可以写明：“是的，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其次，上校关于其内弟妻子的故事说得太久，说得太乏味。第三，聂赫留多夫当时过于激动，没有注意到答案中并未说明“并非蓄意杀人”，他以为“并非蓄意抢劫”这一说明便可证明她无罪。第四，当时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并不在休息室，在首席陪审员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出去了，更主要的是，陪审员们全都累了，都想早点脱身，因此便都赞同可使此事早点结束的决定。
“先生们，你们怎么看？”
陪审员们摇了摇铃。手持出鞘军刀站在门前的宪兵将军刀插回刀鞘，站到一旁。法官们坐回原处，陪审员们鱼贯而出。
首席陪审员读出第一个问题。
首席陪审员神情庄重地手持那张写有答案的纸张。他走近庭长，递上那张纸。庭长读了，看来有些吃惊，他两手一摊，便与身旁的两位同事协商。庭长吃惊的是，陪审员们认定了第一个前提，即“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认定第二个前提。依照陪审员们的决定，结果便是：玛丝洛娃没有偷窃，没有抢劫，却没有任何目的地毒杀了他人。
（四）如果被告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并未犯有问题一所描述之罪行，她是否犯有以下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她在某某城“毛里塔尼亚旅馆”做服务员时自住宿该店的商人斯梅尔科夫置于其客房的上锁箱子中窃走两千五百卢布，她携带一把偷配的钥匙在房间里打开箱子。
“您看，他们的决定多么荒谬，”庭长对左侧的审判员说，“这可是苦役罪啊，可她无罪。”
（三）现年二十七岁的市民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娃·玛丝洛娃是否犯有问题一所描述之罪行？
“她怎么可能无罪呢？”神情严厉的审判员说道。
（二）现年四十三岁的市民叶菲米娅·伊万诺娃·博奇科娃是否犯有问题一所描述之罪行？
“她就是无罪。我认为，这种情况适用于第八一八条款。”（第八一八条款规定，如果法庭认为陪审员定罪不当，可取消陪审员的决定。）
（一）现年三十三岁的克拉皮文县鲍尔基村农民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是否犯有以下罪行？一八八×年一月十七日，他于某某城以掠夺钱财为目的蓄意谋杀商人斯梅尔科夫，他与他人串通在给斯梅尔科夫的白兰地酒中掺入毒药，致后者死亡，他窃得后者现款近两千五百卢布以及钻石戒指一枚。
“您怎么看呢？”庭长问那位好心的审判员。
大家全都沉默下来。需要讨论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好心的审判员没有立即作答，他看一眼他面前那份文件的编号，他把几个数字加起来，发现无法被三整除。他是在算卦，如能被三整除他就表示同意，可尽管无法整除，他出自好心仍表示同意。
“先生们，请大家围绕问题来谈。”首席陪审员用铅笔敲打桌面，说道。
“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做。”他说。
上校趁机说起一件更惊人的事，被偷走的一座银茶炊。
“您的意见呢？”庭长问那位生气的审判员。
“这类姑娘都不是好东西。”店员说道，为证明玛丝洛娃是主犯，他说像她那样的姑娘曾在街心花园偷了他一位同事的表。
“绝对不行，”他口气坚决地回答，“报上一直在说陪审员偏袒罪犯，要是法庭也偏袒罪犯，他们就更有话好说了。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先生们，”首席陪审员说，“请大家坐到桌边来讨论。请吧。”他说着，坐到主席的位置上。
庭长看了看表。
东拉西扯的谈话持续了很久。
“很遗憾，怎么办呢？”他于是把问题交由首席陪审员宣读。
“不可能是两个服务员独自干的。钥匙在她手里。”
众人起立，首席陪审员倒换两脚，清清喉咙，宣读了问题和回答。所有司法人员，包括书记员、律师甚至副检察官，均面露惊讶。
“问题不在这里，”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打断他们的话，“问题在于，此事是她起的意，是她唆使的，还是那两个服务员？”
三名被告心平气和地坐着，他们显然不理解那些回答的意义。众人再次落座，庭长问副检察官对几名被告如何量刑。
“她不是说了嘛，”商人又喊了起来，“那商人脾气暴躁，又喝多了，揍了她。之后，大概又可怜她。‘给你，’他说，‘别哭了。’他可是条壮汉，我听说，他超过一米九五，有一百三十多公斤！”
副检察官因在玛丝洛娃定罪问题上的意外成功而高兴，他将这归功于自己的口才，他查了查文件，然后站起身来说道：
“那戒指呢？”
“我认为，对西蒙·卡尔津金应依据第一四五二条和一四五三条第四款量刑，对叶菲米娅·博奇科娃应依据第一六五九条量刑，对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应依据第一四五四条量刑。”
“在她手里又怎么样？”商人反驳道。
所有这些均为此种情形下的最重量刑。
“钥匙在她手里。”
“法官退庭，议定判决。”庭长站起身来说道。
“您光不信她就完了？”店员说。
众人随他们起身，带着办了一件好事的轻松愉快心情步出大厅，或在大厅里来回走动。
“您能信她的话？我一辈子也不会信这个妖婆。”
“老弟，我们干了一件可耻的错事，”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多夫身边说道，这时首席陪审员正对聂赫留多夫说着什么，“我们是在送她去服苦役啊。”
“可是她说她没进过房间。”
“您说什么？”聂赫留多夫喊起来，这一次他完全没有留意到这位教师那令人不快的随便态度。
“都不是好人。”上校说。
“这还用说，”他说道，“我们没有在答案中写明：‘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杀人。’书记员刚刚告诉我，副检察官要判她十五年苦役。”
“这我无论如何也不信，”好心的商人喊道，“这全都是那个红眼妖婆干的。”
“我们就是这样认定的。”首席陪审员说。
“那您认为是她偷的？”一名陪审员问。
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开始争论，他说，她没拿钱，自然就不可能有谋杀之故意。
“关键问题在于，如果玛丝洛娃没有和两个服务员串通，他俩就不会知道有那笔钱。”犹太人长相的店员说道。
“我在走出休息室之前可是读过答案的呀，”首席陪审员辩解道，“没人表示反对啊。”
“是不错！我差点睡着了。”
“我当时不在休息室，”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没注意到呢？”
“庭长的总结发言说得不错。”上校说道。
“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聂赫留多夫说。
“我们这就来讨论一下，”首席陪审员说，“我们不能受我们的个人印象左右。”
“好一个没想到。”
“那姑娘没罪，她是一时糊涂，”那位好心的商人说道，“应该从轻发落。”
“还能改过来吧。”聂赫留多夫说。
陪审员们走进休息室，便像往常那样第一件事就是掏出香烟来抽。坐在审判庭的陪审员席上，他们或多或少都觉得自己的姿势有些矫揉造作，一走进休息室，抽起烟来，他们便如释重负地纷纷落座，立即七嘴八舌地交谈起来。
“不行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庭长终于结束发言，并动作优雅地拿起写有若干问题的那张纸，交给走近的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站起身，因为可以离开审判庭而感觉高兴，他们不知两只手该往哪里搁，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走进休息室。门在他们身后刚一关上，一名宪兵便走到这扇门前，从刀鞘里拔出军刀，扛在肩上，在门口站岗。法官们起身走了出去。三名被告也被带离。
聂赫留多夫看了看三名被告。他们这几位命运已经决定的人仍旧一动不动地坐在栏杆后面，面对士兵。玛丝洛娃不知为何面带微笑。聂赫留多夫心里突然冒出一阵恶劣的情感。在这之前，他预料玛丝洛娃将被无罪释放，留在城里，他还没有想好该如何面对她，他对她的态度将变得很困难。而苦役和西伯利亚将迅速消除他俩之间的一切可能关系：那只没被打死的鸟不再在口袋里扑腾，会让人忘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