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副检察官发言之后，律师席上站起一个身穿燕尾服的中年人，他胸前宽宽的半圆形白领浆得笔挺，他在雄辩陈词，为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俩花三百卢布雇用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俩做无罪辩护，把一切罪责都推到玛丝洛娃身上。
除去那些花哨色彩，其发言的意思就是：玛丝洛娃骗取商人的信任，对他施以催眠术，然后带着钥匙去旅馆房间偷钱，她本想独吞所有的钱，却被西蒙和叶菲米娅抓住，只好与他俩平分。之后，为掩盖罪行，她又与商人回到旅馆，在那里将他毒杀。
他驳斥了玛丝洛娃关于她取钱时博奇科娃和卡尔津金也在场的证词，他强调说，玛丝洛娃作为一位已被确定的投毒犯，其证词毫无分量。这位律师说，至于那两千五百卢布，应是两位勤劳诚实的人的劳动所得，他俩有时一天就能从客人们那里得到三五个卢布。商人的钱是玛丝洛娃偷的，然后交给了某人，甚或弄丢了，因为她当时状态不正常。下毒为玛丝洛娃一人所为。
副检察官本人似乎也强烈感受到了这次判决的重要性，他显然极度陶醉于自己的演说，坐回自己的座椅。
他因此请求陪审员认定卡尔津金和博奇科娃并未参与盗取钱财，即便认定他俩参与了盗取钱财，他俩也与下毒无干，并无事先共谋。
“诸位陪审员先生，”与此同时，副检察官优雅地扭动细腰，继续说道，“你们掌握着这几个人的命运，可你们也部分地掌握着整个社会的命运，你们的裁决会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你们要考虑到这桩犯罪的影响，考虑到玛丝洛娃这样的病态人物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要让社会免遭污染，要让这个社会中纯洁健康的成员免遭污染和屡见不鲜的毁灭。”
律师最后将矛头指向副检察官，他指出，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性的出色论断虽然可以阐释一些遗传性的科学问题，却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博奇科娃从小就不知父母是谁。
“地道的蠢货。”神情严厉的审判员说。
副检察官气呼呼地在纸上写着什么，似乎在嗷嗷直叫，他带着轻蔑的惊讶神情耸了耸肩膀。
“他这是怎么了，好像不着边际了。”庭长微笑着侧身对那位神情严厉的审判员说道。
之后，玛丝洛娃的辩护人站起身，笨嘴笨舌地开始辩护。他并不否认玛丝洛娃参与窃取钱财，他仅坚持认为她并无毒死斯梅尔科夫的主观故意，她投下白粉只是为了让他入睡。他想趁机展示一下口才，便给出一段回顾，称玛丝洛娃是被一位男人带坏的，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可她却要为自己的堕落承受一切重负，可是，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这番导游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却弄得所有人都很难堪。当他嘟嘟囔囔地谈起男人们的残酷无情和女人们的孤立无助时，庭长想为他解围，便请他尽量贴近本案的实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说道，眼睛并不看她，“受过教育，我们刚刚在法庭上听到她鸨母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还会说法文，她这个孤女可能带有犯罪基因，她在有知识的贵族家庭被抚养成人，本可以靠诚实的劳动为生，可她却抛弃自己的恩人，沉湎于淫欲，为满足淫欲而进入妓院，她在妓院里比其他妓女更走红，是因为她接受过教育。但更主要的是，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你们在此从她鸨母口中所听到的那样，她善于用一种神秘的能力去影响嫖客，这种能力新近得到学界，尤其是沙尔科学派的研究，被命名为‘暗示’。她正是用这一能力控制了那位宽宏大量、心地淳朴的俄罗斯壮汉，那位富有的客人，她利用他的信任，先是把他的钱财盗取一空，后又残忍地剥夺了他的生命。”
在这位辩护人之后，副检察官再次站起身来反驳第一位辩护人，捍卫自己的遗传性观点。他声称，即便博奇科娃从小就不知父母是谁，这也丝毫无损于遗传性学说的正确性，因为遗传性规律已为科学所证明，我们不仅可以从遗传性推论出罪行，而且还可能从罪行推论出遗传性。至于第二名律师的辩护，称玛丝洛娃的堕落缘起一个想象中的（他特别恶毒地道出“想象中的”一词）诱惑者，可所有证据却倾向于表明，她才是一位诱惑者，她诱惑过许多人，许多人都成了她手下的牺牲品。说完这些，他得意洋洋地坐了下来。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度的返祖性产物，此人是个卑微小人，没有教养，没有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菲米娅是他的情妇，是遗传性的牺牲品。在她身上可以看出退化个性的种种特征。此案的罪魁祸首是玛丝洛娃，她是颓废主义现象的最低级呈现。
之后轮到几位被告自我辩护。
据副检察官推断，商人斯梅尔科夫是一位身体强壮、心地淳朴的俄罗斯人，他天性宽厚，由于轻信和慷慨落入几位极其堕落的人之手，成为他们手下的牺牲品。
叶菲米娅·博奇科娃重申，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事都没干，她一口咬定一切均系玛丝洛娃一人所为。西蒙只是一再重复：
副检察官说了很久，一方面，他在竭力回忆他事先想好的一切智慧词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分钟也不能中断，要让他的演讲片刻不停地持续一小时又一刻钟。他仅中断一次，长时间地吞咽唾沫，可他立即缓过神来，用更漂亮的言辞弥补这段延误。他时而倒换两脚，看着陪审员们，嗓音温柔而又逢迎；时而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声调安静而又郑重；时而又用响亮的抨击语气，轮流朝向旁听席和陪审员席。只是面对那三名盯着他看的被告，他却始终没看一眼。他的演讲含有一切最新理论，这些理论当时在他的圈子里十分时尚，曾被广泛接受，如今仍被视为科学智慧的最新成就。这里有遗传学，有先天犯罪说，有提出先天犯罪说的意大利学者尤勃罗梭，有法国刑事学家塔尔德的理论，有进化论，有生存竞争说，有催眠术，有暗示说，有论述过催眠术的法国病理学家沙尔科，有颓废主义。
“随你们的便，我反正无罪，你们找不到证据的。”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目睹的是一桩典型的世纪末案件，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可以说，它具有可悲的腐败现象的某些特征。我们社会的一些成员在当今开始感染腐败，可以说，他们正处于这一走向十分强烈的影响之下……”
玛丝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为自己辩护，可她只抬眼看了看他，像一头被围捕的野兽那样环顾四周，然后又立即垂下眼睛，哭了起来，大声地抽泣。
副检察官认为，他的演说应该具有社会意义，一如那些已经成名的律师所作的著名演说。的确，旁听席上仅有四人，其中三名妇女，一位女裁缝、一位厨娘和西蒙的姐姐，此外还有一位车夫，不过这并无关系。那些名律师都是这样开始的。副检察官的准则在于，他要始终高瞻远瞩，也就是说要深入探究犯罪的心理动机，揭露社会的祸根。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多夫身边的那位商人问道，他听到聂赫留多夫突然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这声音是被抑制住的恸哭。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面对的这桩案件，”他开始发言，这段演说是他在书记员宣读起诉书和检验报告时准备好的，“是一桩典型的案件，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聂赫留多夫尚不明白他此刻所处境地的真正意义，便将那勉强忍住的恸哭和夺眶而出的眼泪视为自己的神经脆弱。他戴上pince-nez，以便掩饰哭泣和眼泪，然后掏出手绢，擤起鼻涕。
待物证察看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想尽早结束审理，不宣布休庭便让公诉人发言，指望公诉人也是一个正常的人，也想抽烟吃饭，也能怜惜众人。然而，副检察官却既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众人。副检察官是个天生的傻瓜，除此之外，他中学毕业时还不幸地获得金质奖章，大学时又因一篇关于罗马法中地役权的论文而不幸地获得奖励，他因此高度自信，得意洋洋（他在女人处获得的成功也强化了他的这一感觉），其结果，他便成为一个非常愚蠢的人。当庭长让他发言，他慢腾腾地站起身，展示自己身着绣金制服的优美身段，两手支着桌面，微微低头，扫视大厅，却不看几位被告，开口说了起来。
如果这个审判庭里的人知道他的行径，他就会蒙受耻辱，这一担心压抑了他内心有过的那场搏斗。在最初这段时间，这种担心胜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