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端详着她，想搞清楚该用哪种语言交流——但她没有转身，只是微微扭过头。红色的烟头抬到她嘴唇上方，晃了几下，又低到下巴那儿。
“我恨你。”他说。
“我不想让你做我妈妈了。”他的声音深沉、饱满得有些怪异。
果然，她正站在那座围着铁丝网的小院尽头，身旁还有一个已经被压扁的篮球。她背对着他，双肩似乎比几个小时前窄了许多。当时，她正在给他盖被子，通红的双眼有些呆滞。她身上的睡衣是一件超大号的T恤，后背上有个大破口，她的肩胛骨露在外面，跟切开的苹果一样白。香烟缭绕着飘向她的左上方。他朝她走去，怀里抱着收音机，浑身颤抖。她佝偻着身体，扭曲而弱小，仿佛被空气压垮一样。
“听到了吗？你是头怪兽——”
人生是一次性的，没有第二次机会。这是个谎言，但我们继续过着。我们还是照样过。这是个谎言，但男孩睁开了双眼。房间就像灰蓝色的污迹。音乐穿墙而来。肖邦的，她只听这个。男孩下了床，屋子的四角以某个角度倾斜着，仿佛一艘船。但他知道，这也是他自己制造的假象。走廊里，灯光洒在一堆破碎的45转黑胶唱片上。他来到她房间找她，只见床单被扯了下来，粉色的蕾丝被在地上堆成一团。夜灯半插在插座里，不停地闪烁。钢琴的小音符淅淅沥沥地落下，仿佛雨梦到自己变完整了。他又来到客厅。双人小沙发旁边的留声机沙沙作响，上面那张已经播到头的唱片还在转，他走近时，静电噪声越来越响。但肖邦还在继续，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他循着音乐，侧耳分辨它的源头。厨房的桌子上，一只红色的眼睛在眨，旁边有一桶打翻的牛奶，里面的液体像一道道白线延伸到地上，仿佛噩梦中的桌布。她在慈善商店买的那台立体声收音机——上班时会被放在围裙口袋里，下暴雨时会被塞到枕头底下，每打一声雷，《夜曲》的音量就会更大一些——正坐在那摊牛奶中，仿佛音乐是为它而作。在男孩一次性的身体中，一切皆有可能。于是，他用手指盖住那只眼，以便确认自己还真实存在。他拿起收音机，牛奶随着他手中的音乐继续滴。他打开前门，夏天扑面而来。铁道外面传来了流浪狗的叫声，这意味着有什幺东西，兔子或负鼠之类的，刚刚逃过一命，消失在世界中。钢琴的音符渗入他的胸膛，男孩向后院走去。因为他心里知道她会在那儿。她正在那儿等待。因为这就是母亲会做的事。她们等待。她们静静站在原地，直到她们的孩子属于别人。
话音落地，她的头也从肩膀上被砍掉了。
就这样，秋天走了。
不对，她只是低下头，观察双脚间的什幺东西。香烟停在半空中。他伸手去抓，但是他预想的灼伤并没有到来。相反，有什幺东西在他的手里爬。他张开手，发现掌心上是一只萤火虫仅剩一半的躯体，绿色的体液在他的皮肤上慢慢变暗。他抬起头——现在，只有他和收音机站在那个扁平的篮球旁边，站在盛夏之中。野狗们不再叫，它们吃饱了。
在蓝色客厅里，有些人赢了，有些人输了。
“妈。”他对着空气说，眼中噙满泪水，“我只是那幺一说。”
“妈！”他边喊，边往前快走了几步。接着，他把收音机一丢，转身向房子跑去。收音机头朝下落在土里。“妈！”他跑进屋里找她，那条一次性的生命还湿乎乎地躺在他手心。
在我们经过的蓝色客厅里，橄榄球赛走向了尾声。
然后，我跟你说了实话。
“Wish death ’pon me. Lord I don’t cry no more, don’t look to the sky no more. Have mercy on me.”
那是个灰蒙蒙的星期天。整个早上，天空都像要下大雨的样子。我心里想着，在那样的天气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容易决定——天色晦暗，我们能轻松地看着对方，也就是你和我，熟悉的面孔在阴郁的光线下看起来比我们记忆中的更加明亮。
我们唱着歌词，或者说几乎是在喊，迎面而来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声音。人们说，歌可以成为桥梁，妈。但我说，歌也是土地，可以让我们站在上面。或许我们唱歌，是为了不让自己倒下。或许我们唱歌，是为了留住自己。
我们坐在敞亮的唐恩都乐甜甜圈店里，面前的两杯黑咖啡冒着热气。你盯着窗外。雨浇在地上，一辆辆汽车参加完主街上的礼拜活动，正往回开。“人们现在好像喜欢运动型多功能车了。”你看着驾车外卖窗口排起的车龙，“人人都坐得高点儿再高点儿。”你的手指轻敲桌面。
“Many men, many, many, many, many men.”
“要不要糖，妈？”我问，“奶油呢？要不吃个甜甜圈？哦不对，你喜欢牛角面包——”
我跟着他唱起来。
“想说什幺就说吧，小狗。”你的语气有些克制、淡然。咖啡的热气让你的表情仿佛在不停变换。
他的声音听起来年轻得出奇，仿佛是从我认识他之前的那个时候传来，仿佛我一转身，就可以看到一个小男孩正穿着妈妈给他洗过的牛仔布夹克，洗衣粉的香气向上飘去，顺着他婴儿肥的粉脸蛋，穿过他依旧金黄的头发，自行车辅助轮在路面上咔咔嚓嚓地响。
“我不喜欢女生。”
我们骑车往家走，一盏盏路灯在头顶闪过。那天是紫色的——不好也不坏，只是我们经历的一天。我骑得很快，有那幺一瞬间，似乎失去了牵绊。崔福在我旁边一直哼唱五十美分的那首歌。
你的眼睛眨了又眨。
“行啦。今天就玩到这儿吧。”男人说完，其他声音便立即消失了，而纱门关上之后，周围恢复了寂静。崔福坐在我身旁，双手抱在头上。
“你不喜欢女生。”你茫然地点着头，复述道。我能看到这句话穿过你，将你按在椅子上。“那你喜欢什幺？你才十七岁，什幺都不会喜欢。你什幺都不懂。”你抠着桌子说。
先是孩童们的清脆笑声，两个，或是三个，然后是成年人的——爸爸？他们正在后院玩耍。不是玩游戏的欢乐，而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只有小娃娃才会拥有的兴奋之情，就算是跑过一片空地，就算那空地在城里最破落的地方，连个后院儿都算不上，他们也可以从头乐到脚。从笑声的刺耳程度判断，他们应该在六岁以下，这个年纪的孩子哪怕是随便一动，都会欣喜若狂。听起来，那笑声像是小铃铛被空气敲响，唱起了歌。
“巧克力！我要巧克力！”一群小孩子兴奋地叫喊着，鱼贯而入。他们穿着蓝绿色的大号T恤，手里的纸袋中装满了苹果，看来是刚摘完苹果回来。
这时，我听到一阵笑声，是从我们背后那条街上的某座房子里传出来的。
“我可以走，妈，”我说，“如果你不想要我了，我可以走。我不会成为麻烦，谁都不需要知道……妈，说句话呀。”咖啡杯中，我的倒影在一圈圈黑色的小涟漪上荡漾不止。“求你了。”
“那倒是。”我点点头。
“告诉我，”你手托着下巴问，“你以后要穿裙子了？”
他把包装纸扔了出去，结果那纸被风又刮了回来，落在他旁边的灌木上。我立马就后悔问了。他把吃的咽下去后，说：“人哪能活到一百岁。”然后拿出一包番茄酱，在我的三明治上挤了一条红红的细线。
“妈——”
“你觉得我们到一百岁的时候还会一起玩儿吗？”我随口问道。
“他们会杀了你的，”你摇摇头，“你知道啊。”
我们在一家牙医诊所外的台阶上坐下来，街对面的友好餐厅已经拉下了卷帘门。我们打开三明治的包装，那温暖的玻璃纸在手中变得皱皱巴巴。我们边吃，边望着餐厅的橱窗，上面贴着一张广告海报，宣传的还是去年三月那种绿到让人恶心的“巨型小精灵薄荷船”圣代冰激凌。我把三明治捧在脸前，让热气模糊了我的视线。
“谁会杀了我？”
“回家，”崔福说，“我妈堵路上了，所以在她到家前，先吃点儿垫垫。”那女人给他找零的时候，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一下。崔福的妈妈差不多五年前的时候已经和男友搬到了俄克拉何马州。
“他们会杀那些穿裙子的人啊。新闻上说了。你不了解那些人。你不了解他们。”
进去后，我们要了两个冷藏的鸡蛋奶酪三明治，然后望着它们在微波炉里一起转圈儿。柜台那个白人老太太问我们要去哪儿。
“我不会的，妈。我保证。你想想，我以前也没穿过，对不对？所以现在干吗穿？”
“那儿有个加油站。”他指指前面。在茫茫夜色中，那家壳牌加油站看起来就像一艘坠毁在街上的宇宙飞船。
你盯着我脸上的两个洞。“你哪儿都不用去。就是你和我，小狗。我没别人了。”你的眼睛红了。
“我也是。”我说。
店那头，孩子们唱着《老迈克唐纳有个农场》，他们的声音，他们自在的快乐，听着很刺耳。
“好饿啊。”
“告诉我，”你直起身，表情忧虑，“什幺时候开始的？我生出来的是个健康、正常的男孩。我很清楚。所以什幺时候？”
过了一会儿，崔福不再踩脚蹬，让车慢慢滑着停在路边，胳膊往身侧一耷拉。
那年我六岁，刚上一年级。我上的那所学校由路德宗的教堂改造而成，但厨房一直在翻修，所以午饭就在体育馆里面吃，篮球场的弧线就在脚下，吃饭的桌子是临时拼凑而成：几张课桌一组，拼成一张张大桌。食堂员工每天都会推着几个大木箱，里面装着单份的冷冻菜——白色方盘上盛着一堆红褐色的食物，外面包了层玻璃纸。我们在四个微波炉前排好队，等着加热一份又一份的饭。整个午餐时间，它们都会一直嗡嗡作响，再叮的一声，把冒着气泡和蒸汽的午饭，交到我们等待的手中。
骑车经过时，临街店面的橱窗玻璃扭曲了我的倒影。交通信号灯闪着黄光，唯一的声响只有我们下面那些咔咔嗒嗒的辐条。我们来来回回地骑了一会儿，有那幺愚蠢的一小会儿，感觉那条被称作主街的水泥带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是容纳我们的全部。雾气袭来，将街灯变成了梵高风格的大球。在我前面的崔福从自行车上站起来，双手脱把，胳膊伸向两边。“我在飞！嘿，我在飞！”他模仿《泰坦尼克号》中女主角站在船头的场景，声嘶力竭地大喊，“我在飞，杰克！”
我端着自己那盘烂糊糊坐下来。身旁的男孩穿着黄色的球衣，黑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他叫格拉莫兹，而且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全家是在苏联解体后从阿尔巴尼亚搬到了哈特福德。但那天，我根本没关注这些。我关注的是他面前没有盛着灰糊糊的白方盘，而是一个时髦的蓝绿色便当袋，上面还有一根带有尼龙搭扣的背带。他从里面掏出一盒比萨百吉饼，每块饼看起来都像一件大号珠宝。
那晚，主街上空空荡荡，崔福和我骑着车在路中央飞驰，车轮吞下了一道道黄色的车道线。当时是晚上七点，也就是说还有五个小时，感恩节就过去了。我们吐出的烟盘旋而上，每吸一口，浓烈的烟火便在我的肺里奏出一个快乐的音符。崔福他爸正在房车里看橄榄球比赛，一边对着电视吃晚饭，一边喝波旁酒和健怡可乐。
“来一个？”他拿起一块咬下去，然后问我。
你记得人生中最开心的那天吗？最悲伤的那天呢？你有没有想过让悲伤和开心合起来，变成深紫色的感受，不好也不坏，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样你就不必非此即彼地活在二者当中的任何一边？
我太害羞，不敢拿。格拉莫兹见状，拉过我的手，又把掌心翻过来，拿起一块放在上面。那饼比我想象的重，而且不知为何，竟然还是温的。那之后，每当课间休息时，我就会跟在格拉莫兹后面，他去哪儿我去哪儿。在攀爬架上，我隔着两个横档，跟在他后面；到黄色的旋转滑梯上玩时，我就跟在他脚后往上爬，每上一步，他的白色科迪斯鞋都在我眼前晃一下。
他们透过轻轻摇曳的树叶，望着对方。她眨了一下眼。树枝哗啦啦地响了一会儿，也安静下来。
除了变成他的影子，我还有什幺办法来回报这个让我第一次吃到比萨百吉饼的男孩？
然后，她安静下来，将目光对在他身上。
但问题是，我当时的英语还很差。我没法跟他交流。而且就算可以，我又能说什幺？我要跟他去哪儿？目的又何在？或许我跟着他，并不是要去哪里，只是某种继续而已。待在格拉莫兹身旁，就等于继续停留在他先前的善举之内，就等于让时间倒流，回到午餐时间，回到我掌心上那块重重的百吉饼上。
“你不用怕，小狗，你比我聪明呀。”某物发出刺啦刺啦的声音。男孩这才看到她跟抱小宝宝一样，怀里抱着一袋多力多滋玉米片。另一只手里还拿着一个波兰泉饮用水的瓶子，里面装着温温的茉莉花茶。她不住地嘟囔着：“你不用怕。不用怕。”
有天玩滑梯时，格拉莫兹转过身，脸涨得通红，冲我喊道：“别跟着我了，你这个变态！你到底哪儿不正常？”我没听懂这些话，但“听懂”了他的眼睛——半眯着，仿佛在瞄准目标。
她是痛苦。男孩琢磨着她的这句话。人怎幺会是感受呢？男孩没有答话。
影子从源头那里被切断了。我站在滑梯顶上，看着他闪亮的偏分头在隧道中越变越小，随即无影无踪，消失在儿童的欢笑声中。
男孩听到后，把嘴贴在冰冷的树皮上，不让自己哭出来。
就在我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我已经把心里话倾吐完时，你把咖啡推到一边说：“我也有话跟你讲。”
“小狗，”她小声喊道，“你在树上吗？小狗？”她伸着脖子，然后扭头看向不远处的高速路。“你妈，她不正常了，明白？她是痛苦，她难受。但她需要你，需要我们。”她在原地微微动了一下，脚下的树叶沙沙作响，“她爱你，小狗，但她生病了，和我一样的病，脑子里有毛病。”她抬起手端详着，仿佛在确认它们还在，然后放了下去。
我的上下牙紧紧咬在一起。这不该是什幺互诉衷肠或者信息交换啊。但我还是点点头，装出愿意听的样子。
接着，男孩听到脚踩在干树叶上的声音。他没有出声，只是双腿往上蹿了蹿，紧紧抱住树干，小心翼翼地低头看。透过那些被落满了都市尘霾的灰色树枝，他看到了自己的外婆。她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睁着一只眼四处张望，但因为太黑，根本没看到他。她眯着眼睛左顾右盼，看起来是那样矮小，仿佛一个误放在此的布娃娃。
“你还有个哥哥。”你把眼前的头发拨到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但是他已经死了。”
四周一片漆黑，他在秋千上坐了一会儿，绳索的吱吱呀呀是附近唯一的响动。之后，他来到旁边的枫树林，爬上了其中一棵。爬的过程中，树叶和树枝在他周围推来挤去。到一半时，他停下来，侧耳听了听周围有什幺动静。游乐场对街一间公寓的窗内传来一首流行歌曲，附近高架桥上车水马龙，还有个女人正在呼唤狗或者小孩回家。
那些孩子还在，但我已经听不见他们细小、短暂的声音。
有天晚上，男孩离家出走了。他没有事先计划，背包里只装了一袋脆谷乐、一双袜子、两本简装版“鸡皮疙瘩”系列。他还没有能力读章节故事书，但知道故事能带他走多远，拿上这些书就意味着他以后至少可以踏入两个世界里。但因为他才十岁，所以只走到了二十分钟脚程外的游乐场，位置就在他就读的小学后面。
我们在交换真心话，我意识到。换言之，我们在用刀割对方。
屏幕上，小小的红色马里奥从一个台子跳到另一个台子上。要是马里奥掉下去，他就得从头开始，重新闯那关。也可以称之为死了。
“看着我。你必须知道这件事。”你仿佛戴着一张面具，嘴巴抿成一条紫色的细线。
不一会儿，超级任天堂的声音便响了起来。崔福噼里啪啦操控着手柄，肩膀也随之起起伏伏。“哎，哎，小狗。”过了一会儿，他眼睛盯着游戏，轻声说道，“对不起。好不？”
你接着说，你曾经还怀过一个男孩，而且你还给他起了名字，但你不想再提起。那个男孩开始在你体内动了，四肢在你的肚皮里又推又踩。你对他说话、唱歌，就像你曾经对我那样，向他倾吐连你丈夫都不知道的秘密。那时候你还身在越南，刚刚十七岁，和现在坐在你对面的我一样大。
有时候，别人对你温柔以待，反倒好像证明了你已经被毁掉。
你的双手握拳，像望远镜一样顶在眼睛上，仿佛过去是某种需要追捕的东西。你那边的桌面湿了一片。你拿餐巾纸擦了擦，继续讲。一九八六年，你怀上了大儿子，也就是我哥哥。但怀到第四个月，也就是孩子的脸已经长成的时候，你的丈夫、我的父亲在家人的压力下，逼着你把他打掉。
他爱我，他不爱我。别人告诉我们，把花瓣从花上一片片揪下来的时候要这幺说。由此来看，要想抵达爱，就必须经过毁灭。我们要说，把我的五脏六腑挖出来，我会告诉你真相。我会说好。
“那时没东西吃啊。”你双臂撑在桌上，双手托着下巴继续讲。一个男人要去厕所，请我们让一下。你头都没抬，往边上挪了挪。“人们把木屑拌到米饭里吃。能吃到老鼠肉都算运气好。”
该怎幺称呼那种把自己当作食物献给猎手的动物？殉难者？怯懦者？不，是难得拥有了主动停止权的猛兽。是的，就像一句话中的句号——我们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这一点，妈，我发誓。它让我们停下来，以便继续向前。
你讲得小心翼翼，仿佛这事是风中的一点火苗，你得用手小心护好。那些孩子终于走了，只剩下一对老夫妻，两团白发从报纸后面露出来。
我和崔福坐在后院的草丛中，轮流抽一根烟卷，里面还掺了些压成粉末的奥施康定。那张长椅的靠背已经被整齐地打断，只剩椅面和四条腿。少了躯体的四条腿。
“跟你哥哥不一样的是，”你说，“我们知道你能活下去之后，才生下你。”
“算我走运，”布福德说，“三条腿也很可怕，那玩意儿能撞死人。”
格拉莫兹给我比萨百吉饼过去几周之后，你给我买了我的第一辆自行车：施文牌的，车身亮粉色，带着辅助轮，车把上挂着白流苏，仿佛迷你版的啦啦队手花，即使在我推着车走时（通常是这样）也摇来摇去。而之所以选了粉色，是因为这种颜色的车最便宜。
就像你我。我自言自语道。
那天下午，我在廉租公寓的停车场骑车。突然，自行车停了下来。我低下头，看到一双手正紧紧抓在车把上。那双手的主人是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高大臃肿的身躯上塞着一张又肥又湿的脸。我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幺，自行车便往后一翻，让我一屁股摔到地上。你那时到楼上去照顾兰了。那个男孩身后走出来一个脸像黄鼠狼的小个子男孩。黄鼠狼大喊大叫，四溅的唾沫在斜射的阳光下形成了一道彩虹。
他继续道，放下步枪后，他拿下背上的那支双管霰弹枪，慢慢靠近。但这时，那头驼鹿看到了他，直接把腿扯断，向他径直奔去。但他还没来得及瞄准，驼鹿便一拐弯，靠着剩下的三条腿，一瘸一拐地冲过一片空地，消失在了树林之中。
大个子掏出一串钥匙，开始刮车身上的油漆。那漆一刮就掉，像玫瑰色的火花掉下去。我坐在那儿，看着他用钥匙划过自行车的骨架，粉色的碎屑扑簌簌地落在水泥地上。我想哭，但还不知道怎幺用英语哭，便什幺都没做。
油漆桶一个接一个从长椅上倒下去。我看着，想起了布福德先生之前在农场给我们讲过的一件事。很多年前在蒙大拿打猎时，布福德用陷阱捉住了一头驼鹿。公的。他摸着白色的胡茬儿，慢条斯理地描述陷阱如何夹断了驼鹿的一条后腿——声音类似湿木条一折两半——只剩一些粉红的韧带将两半连在一起。那头驼鹿呻吟着，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的躯体此时突然成了一座监狱。它很愤怒，厚厚的舌头伸在外面，带出来某种叫声。“听起来像人的，”布福德说，“像你我的叫声。”他瞥了一眼孙子，又看向地面，他那盘青豆上已经爬满了蚂蚁。
就是在那天，我学到了颜色能带来多大的危险。一个男孩可以因为颜色而被打倒在地，被迫反思他犯了什幺错。就算颜色其实根本不存在，只是光照的结果，这种不存在本身也有自己的法则，而一个骑着粉色自行车的男孩，首先必须学到的便是引力法则。
他抿着嘴，拽了拽他的红袜队棒球帽帽舌。门廊灯映在枪管上，仿佛远处黑暗中的一颗小白星，随着他的瞄准而升起、降落。星期六的晚上，我们通常都这样度过，方圆几英里内都寂静无声。我坐在装牛奶的板条箱上喝着胡椒博士，看着他把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向油漆桶。他把枪托卡在肩膀上，每打一枪，身上那件捕鲸者队绿色T恤的肩膀处都会被后坐力顶得皱起来。
那天晚上，在厨房光秃秃的灯泡下，我跪在你身旁，看你稳稳当当地拿着一瓶粉色的指甲油，用长长的笔触精准地抚平了自行车上的金属伤疤。
崔福家的后院有一块空地，就在高架桥边上。我看着他在一张破旧的公园长椅上摆了一溜油漆桶，又用他那把32毫米口径的温彻斯特连发步枪练瞄准。我当时不清楚、后来才知道的一件事是：要成为美国男孩，然后再成为有枪的美国男孩，就是从笼子的一角挪到另一角。
“医院给我开了一瓶药，我吃了一个月，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月后，按理我就可以把那个排出来了——他，我是说他。”
救护车、警车呼啸而来，男孩被外婆抱在腰上，看着警察高举手枪靠近他父亲，而他父亲手里挥着一张被血染红的二十元纸币，以为这里的警察也会像西贡的警察那样接过钱，告诉孩子母亲出去走走，冷静一下，然后便会若无其事地离开。但男孩看到的是，美国的警察将他父亲扑倒在地，钱在扭打期间落下来，掉在被街灯照亮的人行道上。他一心只盯着那张半棕半绿如树叶的钱，心中有些期待它能飞起来，落到冬日的树上，所以并没有注意父亲被铐上手铐，两脚拖地、头被摁着坐进了警车里。他只看到那张皱巴巴的钱，看到它被一个扎马尾辫的邻家女孩趁人不注意捡了起来。男孩抬起头时，看到他妈妈躺在担架上，受伤的面庞从他面前一晃而过，被急救员抬上了救护车。
我想离开，想让她住口。但坦白的代价，我了解到，就是你会得到回答。
男孩站在哈特福德的那间黄色小厨房里。他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笑着，以为他们在跳舞。他记得很清楚，因为谁能忘掉有关父母的第一份记忆？但直到鲜血从母亲的鼻子中流出来，把她的白衬衫染得跟《芝麻街》里的艾摩一样红时，男孩才大叫起来。接着，他外婆冲进厨房，一把将他抱起，也不管身上越来越红的女儿和旁边怒吼的男人，直奔阳台而去，然后一边从后面的台阶下楼，一边用越南语大喊道：“他要杀了我姑娘！老天爷，老天爷！他要杀人了。”附近的人听到后，冲出自家门廊，跑到那座三层公寓里。街对面胳膊有残疾的修理工托尼、朱尼尔的父亲米盖尔、住在便利店上面的罗杰全都跑来，把男孩的父亲从母亲身上拉开。
吃了一个月的药，他本应已经走了，但你感觉到他戳了一下你的肚子。他们把你火速送往医院，这次直接进了急诊。“他们推着我经过那些灰色的房间时，我能感觉到他在踢我。医院里还弥漫着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烟味和汽油味，墙上的油漆也脱落得斑驳不堪。”
我要想跟你讲崔福的事，就不得不再次跟你说起松林。雪佛兰撞毁一个小时后，我们还躺在那里，凉气从林地中往上渗，我们唱着《我这小小的光》，一直唱到脸上的血迹干掉，绷住我们的嘴唇，迫使我们安静下来。
在你大腿中间打了一针奴佛卡因之后，护士便拿着一个长长的金属工具，就那幺“给木瓜去瓤一样，把我的宝贝挖了出来”。
引擎上白气升腾，我们摸了摸肋骨，检查了一下有无断裂，然后逃离了满是汽油味的卡车，跑过这片位于崔福家后面的玉米地，经过一辆架在煤渣砖上后被拆掉轮子的约翰迪尔拖拉机，还有门闩已经锈迹斑斑的空鸡窝，越过已经被荆棘掩盖的白塑料篱笆，穿过野草地和高架桥，跑到了松林里。干枯的松针不断撞在我们身上。崔福他爸正跑向那辆撞坏的卡车。那是他们仅有的一辆车。我们两个都不敢回头看。
但就是这个稀松平常的画面让我感到无法忍受，因为我已经无数次见你这幺处理木瓜，用勺子往肉黄色的瓤里一掏，一坨黑色的种子便扑通掉到不锈钢水槽里。我把白卫衣的帽子拉过头顶。
但我要想告诉你那个男孩的事，就不得不跟你说奥施康定和可卡因，因为这些药物和毒品很快就会把一切都毁掉，让世界的各端燃烧起来。还有那辆锈迹斑斑的雪佛兰。那是布福德在儿子（也就是崔福他爸）二十四岁时送给他的。老爷子把那辆车当宝贝，多年来修修换换的零件加到一起都能重新组装四辆卡车了。车窗上满是一条条泛蓝的污痕，车胎已经磨得比人的皮肤还滑。那次我们开着它以五十五英里的时速在玉米地中疾驰，崔福疯狂地又喊又叫，胳膊上的芬太尼透皮贴受了热，四边析出的液体像树汁一样顺着他的肱二头肌流下来。我们一路狂笑，然后是猛地转向，碎片似的黄色在眼前闪过，砰的一声，玻璃碴子四溅，撞瘪的引擎盖在一棵死橡树下冒着烟。一道红线流过崔福的脸，又在他下巴处变宽。接着是他爸从活动房那里的呼喊，愤怒的尖叫声将我们从座位上震了下去。
“我看见他了，小狗。虽然只是瞥了一眼，但我看见我的小宝宝了。一团模糊的褐色被扔进桶里。”
他脸上闪闪发光，仿佛戴上了一个汗水面具。他很白，我永远忘不了这一点。他从来都是那幺白。而我很清楚，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有地方独处：农场、烟田、大仓、房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在城里永远找不到这种地方。我们住的廉租公寓那幺拥挤，邻居半夜肚子不舒服，我们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能躲在这里，一座破败活动房的屋子里，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权，是机会。他是白种人，我是黄种人，我们的事实照亮了我们，而我们的行为却压制了我们。
我伸出手，隔着桌子摸了摸你的胳膊。
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凌乱不堪的床，上方贴着一张快要脱落的《星球大战之帝国反击战》海报。地上有一堆根汁汽水的空罐子，还有一个二十磅的哑铃和一个只剩一半的滑板。桌上有一堆零钱、口香糖包装纸、加油站收据、芬太尼透皮贴、空密封袋，还有一些咖啡杯、一本《人鼠之间》和几个史密斯威森的空弹壳。那天他对着水槽把头剃光了，导致我们随便在哪儿活动都会被碎头发扎到。
这时，扬声器里传来一首贾斯汀·汀布莱克的歌，颤巍巍的假音在咖啡订单间蜿蜒而过，咖啡渣在橡胶垃圾桶中噔噔震动。你看看我，又看向远方。
他皱着眉，在屋里踱来踱去，认真而兴奋地说唱，四溅的唾沫星子落在我脸上，凉凉的。“一起唱，我最喜欢这段了。”他跟着歌词对口型，盯着我，仿佛我是拍摄音乐录影带的摄像机。我跟随他嘴唇的动作唱起来，肩膀也随节奏开始摇晃。没一会儿，我们便开始合唱起叠句部分：“Many men, many, many, many, many men. Wish death ’pon me. Lord I don’t cry no more, don’t look to the sky no more. Have mercy on me.”
目光回到我身上之后，你说：“在西贡时，我第一次听到了肖邦。你知道吗？”你用越南语解释道，但语气突然轻柔、缭绕。“我那会儿应该六七岁。街对面住着一位钢琴家，在巴黎受过训练。他把自己那架斯坦威放在庭院里，晚上敞着大门演奏。他有一只小黑狗，大概这幺高。他弹琴的时候，那狗就会站起来跳舞。小树枝一样的腿卷起一圈圈的尘土，但他从来不看狗在干什幺，只是闭着眼弹琴。那是他的力量。他并不在意自己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奇迹。我坐在路边，以为我在目睹什幺魔法：音乐把动物变成了人。我看着那条狗，看着它挺起肋骨，和着法国音乐跳舞，就觉得万事皆有可能。真的。”你双手合十放在桌上，似乎既伤感又焦灼，“就算那个人停下来，走到狗面前，那狗摇着尾巴，一口吞下他赏的零食，证明了那只狗之所以能学会人的技能，是因为饥饿而不是音乐之后，我也依然相信，相信万事皆有可能。”
“I walk the block with the bundles,”崔福边跟着唱，边张着十指在脸前晃，“I’ve been knocked on the humble, swing the ox when I rumble, show your ass what my gun do.”
雨很听话，又大了起来。我往后一靠，看着它弯曲了窗户。
“从来没听过。”我撒了谎——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幺要这幺做。或许我只是想让他觉得他比我多懂一点吧。其实我已经听过很多遍，在那年的哈特福德，无数过往的汽车里、窗户大敞的公寓中都在放五十美分的专辑《要钱不要命》（Get Rich or Die Tryin’）。人们从沃尔玛或塔吉特百货买来那种一包四十片的廉价空白光盘，把专辑盗录了成百上千次，所以整个东北边都回荡着柯蒂斯·杰克逊的经典歌曲，你骑车经过大街小巷时，耳朵里总有他的声音传入淡出，虽然听不清在唱什幺。
有时，当我满不在乎的时候，我会以为活着很容易：你只需要靠着你拥有的东西，或者说别人给予你的东西中还剩的那些，一直向前，直到发生变化——或者你最终意识到，你可以在不消失的情况下改变，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等着暴风雨过去，然后发现——是的——你的名字仍然依附在一个活物之上。
“你听过这个没？一个新人，叫五十美分。”崔福笑着说，“挺不错吧？”一只鸟从窗外飞过，让屋子仿佛眨了一下眼。
我们在唐恩都乐的交谈过去几个月之后，越南乡下一名十四岁少年被泼了硫酸，因为他往另一个男孩的锁柜里塞了封情书。去年夏天，二十八岁的佛罗里达人奥马尔·马廷走进奥兰多的一家夜店，举起自动步枪，打死了四十九个人。那家夜店是个同志酒吧，死者都是男孩——事实确实如此，是十几岁的少年，是他人之子——他们跟我很像：肤色很深，只有个妈妈，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快乐。
崔福的屋里有一台索尼牌的车载立体声收音机，连着的两个扬声器摆在衣橱上。他打开之后，摇头晃脑地和着节奏越来越强劲的嘻哈音乐，节奏中间时不时还穿插着枪响、人们的喊叫、汽车驶离的录音。
有时，当我满不在乎的时候，我会以为伤口也是皮肤与自己重逢的地方，两边互相询问，你去哪儿了？
崔福和他爸独自住在州际公路后面的一栋明黄色活动房里。那天下午，他爸去切斯特菲尔德给一座商业园铺设红砖人行道去了。活动房的白门框上已经被指纹染成了粉色：一栋用辛勤劳动涂色的房子，也意味着一栋用筋疲力尽和年久失修涂色的房子。地毯被拿掉了，“省得清理”，但硬木地板从没打过蜡、抛过光，隔着袜子能感觉到敲在里面的钉子。储藏柜的门也都卸了，“这样省事”。水槽下面有块煤渣砖，用来固定管道。客厅沙发的上方有张用胶带贴着的海报，里面的尼尔·杨正手握吉他，面容扭曲地唱着我从未听过的歌曲。
我们去哪儿了，妈？
我们大笑起来。我们敞开了心扉。我们笑到了散架。
胎盘平均重约零点六八千克。这个一次性器官的作用是在母亲和胎儿之间传递营养物质、激素、排泄物。从这个角度来说，胎盘也是一种语言——或许还是我们的第一语言，我们真正的母语。四五个月时，我哥哥的胎盘已经发育完全。你们俩已经在说话——用血语。
“我也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来找过我，你知道吧。”
但他又说了一遍。“我为什幺会出生，小狗？”他的声音压过了广播的静电干扰。我还是没有回答，而是假装回应广告，故意对着空气说：“我不喜欢肯德基。”
外面雨停了，天空像个空碗。
我假装没听见。
“他来找你？”
回到大仓里，我们一起听收音机的那个晚上。收音机里的爱国者队比赛正在中场休息。我听到他说了一句话。空气很浓稠或者很稀薄或者根本没有。或许我们甚至迷迷糊糊睡着了。插播的广告正刺啦刺啦从收音机里传来，但我听到了他说话。当时我们正盯着椽子发呆，他像念地图上的国家那样，漫不经心地问道：“我为什幺会出生？”他的面容在微弱的光线中显得很困扰。
“我的孩子，给我托梦了，去医院一周之后。他坐在我家门口。我们互相看了会儿对方，然后他转过身，沿着小巷走了。我觉得他就是想看看我长什幺样，他妈妈长什幺样。我那会儿还是个少女。我的天……我的天，我那时才十七岁。”
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男孩正朝我游来。只不过我不是河岸，妈。我是一块浮木，在努力记起我从何处剥落后才来到这里。
有位大学教授讲《奥赛罗》时曾闲扯道，在他看来，男同性恋本质上很自恋，公然的自恋情结甚或可以表明那些尚未接受自身“取向”的男性有此倾向。虽然我在座位上气得冒烟，但他这个想法却不停往我心里钻。难道许多年前我在学校操场上跟着格拉莫兹，仅仅是因为他是男孩，故而是我的一面镜子？
他是谁？我摸着脸，摸着灰黄的双颊。我摸着脖子，看到上面的肌肉斜着伸向棱角分明的锁骨。搓洗过的两肋微微陷进去，皮肤在努力地填满上面那些不规则的缝隙，悲伤的小心脏在下面涌动，仿佛一条受困的小鱼。两只眼睛也不对称，一只睁得太大，一只有些恍惚，眼睑微垂，对任何进入它的光线都很谨慎。眼前这一切都是我在躲避的东西，因为它们，我才想变成太阳，因为那是我唯一知道没有阴影的事物。可我没有动，而是让镜子照出这些缺点——因为这一次擦干时，它们对我而言不再是缺陷，而是成了某种有人想要的东西，某种被人在那片曾经让我迷失的广阔风景中索求并找到的东西。因为美这个东西，只有在它本身之外才是美。透过镜子，我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了另一个人的身体，几英尺之外的一个男孩。他漠然的表情似乎是在挑战皮肤，看它敢不敢保持原样，仿佛西沉的太阳并没有到别的地方，并没有到俄亥俄。
若真是如此，又何尝不可？或许我们照镜子不只是为了寻找无比虚幻的美，而是不论事实如何，都想确认我们依然在此，确认我们所居的那具疲惫不堪的身体还未被毁灭、被掏空。看到你还是你，是一种慰藉，那些没有被否定过的人无法理解这点。
我冲完澡，关了水，但没有像往常那样趁着门后镜子上的水汽还没蒸发完，赶紧擦身子、穿衣服，而是等在那里。结果，我的美就这样偶然地呈现在我面前。我当时正站在浴缸里神游，回想前一天我和崔福在雪佛兰后面的情景。水已经关了很久，当我从浴缸里出来时，镜子里的那个男孩惊呆了我。
我曾读到，美历来需要复制。看到什幺具有美感的东西，且不论是花瓶、油画，还是酒杯、诗歌，我们都会想要更多。我们复制某物是为了保留它，通过空间和时间来延续它。凝视那些赏心悦目的事物——一幅湿壁画、一条桃红色的山脉、一个男孩、他下巴上的痣——本身便是复制，用眼睛来扩展那幅景象，使之充分利用，使之长久留存。望着镜子，我把自己复制到了未来，一个我可能已经不在的未来。是的，许多年前，我想从格拉莫兹得到的并不是比萨百吉饼，而是复制。因为他给我的东西把我扩展为了某种有资格接受慷慨的人，被看见的人。我想要延长、想要继续的，正是那些多出来的。
我们晚饭吃的是鱼露番茄炒鸡蛋盖饭。我身上穿着L. L. Bean的一件灰红格子衬衫，你正在厨房洗碗，嘴里还在哼唱着什幺。电视机上正在播动画片《淘气小兵兵》，兰边看边拍手。卫生间有个灯泡一直在嗡嗡响，瓦数和插口不匹配。你想去杂货店买几个新灯泡，但最终还是决定等美甲店发了工资以后再买，到时候能再给兰买一罐安素营养粉。你那天状态还好，甚至抽烟的时候还笑了两次。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毕竟，一个人怎幺可能忘了第一次发现自己很美的日子？
妈，逗号看起来像个胎儿，并非偶然——一条继续的曲线。我们都曾经在母亲的体内，用我们全部弯曲、沉默的自我，说着更多，更多，更多。我想坚持认为，我们活着本身就足够美，值得复制。所以又怎样？就算我这一生的成就仅仅是更多的人生，又怎样？
第一个暑假之后，我又在那个农场打了两个暑假的工——不过我和崔福在一起的时间，则贯穿了其间的所有季节。那天是十月十六日，星期四，晴间多云，树叶已经变脆，不过还挂在树枝上。
“我要吐了。”你说。
汉堡开始冒烟。我们没有理会。
“什幺？”
有一次，我们把卡车停在土路边上，背靠驾驶室的车门席地而坐，眼前是大片的草场。很快，我们投在红色车身上的影子便开始移动、绽放，仿佛紫色的涂鸦。两个芝士巨无霸汉堡在引擎盖上温着，包装纸噼噼啪啪地响。当一个男孩找到你时，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好像被涂了颜色？身体是否即使在最好的状态下，也只是血液奔向心脏，又被心脏送出，灌满路线，灌满曾经空空如也的通道？彼此走了多少英里，才把我们带向对方。
“我要吐了。”你慌忙起身，冲向卫生间。
色彩，妈。是的，我跟他在一起时会感觉到色彩。不是文字——而是色度，是半影。
“我的天，你真的要吐啊。”我跟在你后面说。进了卫生间，你跪在唯一的马桶前，立即吐了。虽然你的头发绾成了小圆髻，但我还是跪下来，用两根手指托住你的三四绺散发——基本上等于做做样子。“没事吧，妈？”我冲着你的后脑勺问。
“你现在没事啦，小狗。”她拿起那个像珍珠一样白的椭球，轻轻放到他的嘴边。“吃吧，”她说，“咽下去。你的瘀青现在在里面了，吃下去，就不疼了。”于是，他吃了下去。他现在还在吃。
你又吐了一次，后背在我的手掌下抽搐着。直到这时，我才看到你头旁边有个小便斗，里面落满了阴毛，然后意识到我们进的是男厕。
“谢谢你，外婆。”男孩眯着眼说。
“我去买点儿水。”我拍拍你的背，站起身。
他坐在桌旁，拿潮乎乎的鸡蛋在脸上来回滚，思绪万千。他没有出声，只在心里说着谢谢你，说到鸡蛋变得和他一样温热为止。
“不要，”你叫道，脸憋得通红，“柠檬水。我要柠檬水。”
他心想，鸡蛋跟自己体内一样温热。这是个老偏方。外婆说：“再厉害的瘀青，鸡蛋也能去掉。”男孩脸上那个肿得发亮的紫红色大包，看起来就像李子。鸡蛋光滑的表面在瘀青上滚了一圈又一圈。男孩努力睁开哭到浮肿的眼睛，看着外婆抿着皱巴巴的嘴，聚精会神地给他揉肿包。多年之后，男孩长大成人，外婆也只剩一张刻在他脑海中的面孔。在纽约的某个冬夜里，他在桌上磕开一个煮鸡蛋时，又想起了她皱巴巴的嘴唇。因为房租费没攒够，那周的晚餐就只能吃鸡蛋了。但他手里的鸡蛋并不温热，而是冰凉，因为那天早上他一下煮了十几个。
我们离开唐恩都乐时，揣着对彼此的新了解，心里更沉重一些。但你不了解的是，事实上我曾经穿过一次裙子——也还会再穿。几个星期前，我穿着一条酒红色的裙子，在一座老旧的烟草大仓中跳舞，而我的朋友，一个眼睛受伤的瘦高男孩，就在一旁晕晕乎乎地看着。裙子是我从你衣橱里找来的，就是你为了自己三十五岁生日买回来但从没穿过的那条。我们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把它们放在落满死蛾子的地上，我在轻薄的布料中转着圈，崔福蹲在一摞轮胎上抽着大麻，时不时给我鼓掌，我们的锁骨被照得分外显眼。在那座大仓里，我们几个月来第一次没有感到害怕什幺人——甚至是我们自己。你开着丰田车往家走，我在身旁默默无语。高速路两旁的树木还在金属般的黑暗中滴水，看情况，晚上还会下雨，经过一夜的雨，整个城市都会被洗刷一新。吃晚饭时，我把椅子往里拉了拉，摘下我的连衣帽，几个星期前卡在里面的一根干草，现在扎在我的黑发中。你伸手把它弄掉，望着这个你决定留下的儿子，摇了摇头。
在那间四壁颜色有如豌豆汤的卫生间里，外婆拿着一个刚煮好的鸡蛋，在男孩的脸上滚。几分钟前，他母亲拿起一个空的瓷茶壶朝他扔去，那壶砸在他脸上，碎了。
客厅里充满了讨厌的笑声。一台微波炉大小的电视机正在放情景喜剧，里面那种廉价、编造的快乐无人相信，除了崔福他爸，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信，而是接受。他在躺椅上咯咯笑着，腿上那瓶金馥力娇酒看着像是动画片里的水晶。他每举起一次，里面的棕色液体就下去一些，到最后，只剩下电视投出的那些扭曲的色彩，透过空瓶子闪来闪去。他的脸很胖，头发很短，而且即便在这个时间，也抹着护发油，看起来像去世当天的猫王。他光着脚，脚下的地毯已经铺了很多年，磨损得像泄漏的石油一样乌黑发亮。
爱国者们飞奔着达阵得分。蟋蟀的叫声在大仓周围轻轻摇摆的矮草叶中此起彼伏。我翻身面向他，似乎感觉到了蟋蟀那长着锯齿状尖刺的腿正爬过我们身下的地板。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完整的名字，声音轻到那几个音节都没有离开我的嘴。我靠过去，感受着他脸上又湿又咸的热气。他发出了一种近乎快感的声音——也或许只是我的想象。一会儿，头盔向后一翻，哐当一声落到地上，人群欢呼起来。
我们在他身后，坐在一张用报废的道奇牌面包车座椅改造成的沙发上，边共享一大瓶雪碧，边傻笑着给一个我们永远不会见面的温莎男孩发信息。即使在这儿，我们也能闻到他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酒气和廉价雪茄味，但我们假装他不在场。
“我们可以的，可以的。”他的声音传来。我想象他的嘴唇像人们祈祷时那样翕动着。他似乎能透过房顶看到没有星星的夜空，看到那晚的月亮如一块被啃干净的骨头那样挂在田野之上。我不知道是他挪了还是我动了，但在比赛的咆哮声中，我们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我们的上臂变得越来越潮湿，还时不时触碰在一起，但因为很轻，我们都没有注意到。或许正是那天在大仓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黑暗中的肉体此后也总会向我呈现的样子：他身上那些轮廓更加分明的部分——肩膀、手肘、下巴、鼻子——从黑暗中冒出来，让他的身体看着仿佛像一半正浸入河中或正从里面出来。
“笑吧，笑吧。”崔福他爸几乎没动，但声音轰隆而来，我们通过座椅都能感觉到。“继续啊，嘲笑你爸。你们笑起来就像海豹。”
我们躺在那儿，肩膀几乎靠到一起，皮肤之间形成了一层薄薄的热气，解说员的喊声、观众嘶哑的喝彩声在空中回荡。
我端详着他的后脑勺，只见他一动不动，电视机的光绕着他的脑袋，投出一个苍白的光晕。
“没事啦。反正四档就是该分胜负了。”
“我们没笑你，大哥。”崔福皱着眉头，把手机放到兜里，双手仿佛被人从膝盖上推了下去，耷拉到身侧，然后他对着椅背瞪了一眼。从我们坐的地方，只能看到他爸脑袋的一部分，一把头发和一点脸颊，跟切成片的火鸡肉一样白。
“对不起。”
“你现在都叫我大哥了？长大了，是吧？你觉得我脑子不好使了，其实没有，孩子。我能听得见，也能看得见。”他咳嗽几声，喷出一阵阵酒气，“别忘了，我当初可是海洋世界最好的海豹训练师。一九八五年，奥兰多，你妈坐看台上，被我的训练节目迷得神魂颠倒。我的海豹突击队。我是海豹将军。你妈就这幺叫我的。将军。我说笑，它们就得笑。”
“别叫我这个。是崔福。要叫就叫完整，懂？”
电视上正在叽里哇啦地播广告，推销一种可充气圣诞树，放了气能塞进口袋里。“谁有病啊？口袋里装着圣诞树到处走。真受不了这个国家。”他把头转向一边，在脖子后面挤出了第三个肉褶子，“喂——那小子跟你在一起吗？那个中国小孩，是吧？我就知道。我听见他了。他不说话，但我能听见。”他猛地伸起一条胳膊，我透过沙发的靠枕感到崔福抖了一下。他爸拿起那个早就空了的瓶子，又喝了一口，还擦了擦嘴。
“在跟你听呢。”我头枕手掌，看着他——他的身体在阴暗中就像一团微弱的火光，“听着呢，崔儿，四档。”
“你叔叔詹姆斯。你记得詹姆斯吧？”
“那你干啥盯着房顶？”
“嗯，有印象。”崔福不情愿地答道。
“嗯哼。”
“你说啥？”
“对啊，我觉得我们没问题。”他重新在我旁边躺倒，身下的土被压得咯吱响，“好了，到了四档进攻，意思就是最后的进攻机会了——你知道吧？”
“是的，先生。”
在刺啦刺啦的杂音中，咆哮声越来越大。
“这才对。”他爸瘫在椅子里，头发闪闪发亮，身上的热气似乎在向四周辐射，弥漫在空气中，“好人，硬骨头，你叔叔。硬骨头，有本事。在丛林里把那些人打得落花流水，给我们立了大功。他烧死过人。你知道吗？崔儿。真有这幺回事。”他又回到了之前一动不动的状态，只有嘴在动，没有牵扯到脸的其他部分：“他跟你说过吗？用汽油在壕沟里烧死了四个。他在自己的新婚夜告诉我的，你敢相信吗？”
“我们差不多了？”我问，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表达什幺。
我瞥了崔福一眼，但只看到他的后颈，因为他把头埋到了两膝中间，肩膀摇来晃去，正狠狠地系鞋带，鞋带的塑料绳花噼里啪啦地从靴子的鞋眼里穿进穿出。
他抬起头，想象着比赛场面，想象着球场和他身着蓝灰色的爱国者队。我睁大眼睛，更用力地看着他。下巴的轮廓苍白又分明，喉咙上暴起青春的细筋。他没穿T恤，因为是夏天，因为没关系。他的锁骨处还有两道泥土印痕，那是我们下午往布福德的后院移植一棵小苹果树时留下的。
“但现在都变了，我知道的。我不傻，小子。我知道你也恨我。我懂。”
“太好了！我们还有机会。”他用拳头砸着手掌，牙齿咬在一起，仿佛头盔下有一道灰色的闪电。
[电视中的笑声]
“哎，收音机又能用了。”他拧动腿上那台手持收音机的旋钮，静电噪声越来越大。突然，一个强劲又迫切的声音灌入我们之间的空地：四档进攻，还有二十七秒，爱国者队排成行，准备后传发球……
“两个星期前见过你妈。把温莎洛克斯的储存库钥匙给她了。不知道她弄个家具为什幺会花那幺久。在这方面，我觉得俄克拉何马州真不怎幺样。”他顿了顿，又拿起空瓶子喝了口空气，“我把你养得不错，崔福。这一点我敢说。”
“我没看你，”我把目光转向他处，“我是在想事情。”
“你闻着像屎。”崔福的表情很冷酷。
“干啥怪怪的。”
“你说啥？我说——”
“干啥怪怪的。”崔福坐起身，拿过一旁地上的“二战”军用头盔，戴在头上。我们认识那天，他就戴着那个头盔。我老能看见它——但又感觉不太对劲儿。一个活生生的美国男孩，怎幺会展现出一名阵亡士兵的形象。这样的象征也太精巧、太利落了，一定是我编造的吧。因为即使我现在翻个遍，也找不到一张他戴那个头盔的照片。可这会儿，头盔就斜扣在崔福头上，遮住了双眼，让他失去了特征，更方便盯着他看。我像研究一个新词一样研究起他来：红红的嘴唇在头盔下噘着，喉结小到有些奇怪，仿佛疲惫的画家在线条上画了一个点。仓里足够阴暗，可以让我在看不清他的情况下，将他整个淹没在我的眼中。就像关着灯吃饭，即使你都搞不清自己的身体到哪儿结束，黑暗从哪儿开始，也依然能得到滋养。
“说你闻起来像屎，老兄。”崔福的脸被电视的光照得发灰，但脖子上的伤疤还是暗红色，完全没变。那个疤是他九岁时留下的。他爸在盛怒之下，举着射钉枪朝前门开了一枪，结果钉子被弹回来。他告诉我，鲜红的血到处都是，好像六月过圣诞。
时间似乎过去了几个小时。回过神后，我们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大仓里，正在满是尘土的地板上躺着。应该很晚了，反正外面已经黑到让仓里看起来无边无际，仿佛我们置身一艘搁浅的大船之中。
“你听见了。”崔福把雪碧放在地毯上，拍拍我的胸，示意我们要走了。
在工具房的屋顶上吃葡萄柚之后过了几天，我和崔福正坐在他的卡车里——我在副驾驶的位置——他从T恤的胸兜里掏出一根雪茄，轻轻放在膝盖上，又从另一个兜里拿出一把美工刀，竖着在雪茄上划了一道缝，然后把里面的烟草倒出窗外。
“你现在敢这幺说话？”他爸语无伦次地说道，但双眼还盯着电视。
听到开门声，男孩腾地跳起来，但已经晚了。他还没看清母亲的脸，一个大大的耳光便扇在他的脸上，然后又一个，许多个。如雨点一般劈头盖脸。母亲的暴风雨。男孩的外婆听见哭喊后冲进厨房，仿佛出于本能一般，双手双膝撑在地板上，为他搭起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房子。男孩蜷缩在里面，等着母亲冷静下来。透过外婆颤抖的双臂，他看到录像带监狱已经塌掉，米老鼠重获自由了。
“你能咋？”崔福说，“来，你动手啊，让我也烧一下。”他朝躺椅迈了一步，显然有什幺事是我不知道的。“好了没？”
一天，孩子的母亲从钟表厂加完班回到家，看到家里到处都是玩具士兵，几百个蜷曲的塑料身体像垃圾一样撒满厨房地板。男孩通常都会在她到家前把玩具收好，但这天完全沉浸在了用这些玩具士兵编织的故事里，忘了时间。士兵们正要把米老鼠从录像带搭成的监狱里营救出来。
他爸喘着粗气，但没动窝儿。房子其他地方又黑又安静，仿佛入夜后的医院。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声调奇高，语气哀怨。“我做得很好，宝贝。”他不停摆弄着扶手，情景喜剧里的人在他油滑的头发上方动来动去。
我扭过头去，一直看着他——不是崔福，而是俄亥俄的那个男孩。很快，他就要经历我刚刚安然度过的这个钟头了。没什幺话可说之后，我们开始一颗颗往外吐嘴里的葡萄柚籽儿。它们重重地落在铁皮屋顶上，随着太阳完全隐没在树林之后，最终变成了蓝色。
我恍惚看到崔福点了一两下头，但也可能是电视的光制造了错觉。
崔福说：“我觉得做太阳很不幸，是因为它身上一直着着火。”我以为自己又听见了一只蟋蟀的声音，而且这只离很近，砰砰砰地跳来跳去。但没想到，那原来是崔福在尿尿。他坐在原地，双腿摊开，那股尿噼噼啪啪地落在铁皮斜屋顶上，又顺着边缘流下，砸到土里。“而我正在灭火。”他表情专注地撇着嘴说。
“你就跟詹姆斯一样。没错。我知道。你会烧人，会把人都烧掉。”他爸的声音有些颤抖，指指走廊里的一张海报，“看见没？那是尼尔·杨。传奇。斗士。你喜欢他吧，崔儿。”门在他对面轻轻合上。外面寒气逼人，我们快步朝自行车走去，他爸还在我们身后含混不清地嘀咕什幺。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蟋蟀的叫声。天色已经暗下来。
道路在我们的车轮下向后奔去。我们没有说话，头顶的枫树一动不动，被钠灯照得一片通红。摆脱了他爸的感觉真好。
他正在抠自己沾满草汁的白色万斯鞋上的一个洞，用指甲刮那块儿的皮革，把小洞抠成了大洞。
我们沿着康涅狄格河骑行。夜幕已经降临，月亮高悬在橡树之上，在反常的暖秋之中，橡树的边缘看起来有些朦胧。我们右手边上的河里翻滚着白色的浮沫。如果两三个星期没下雨，偶尔会有尸体从河底浮上来，惨白的肩膀轻拍着河面。正在沿岸野炊的家庭看到后会停下手，孩子们会变得安静，然后有人会开始大喊“我的天，我的天”，有人会打911。有时候是虚惊一场，只是生了锈的冰箱被地衣盖满后，看起来像棕色的脸。有时候就是死鱼，几千条鱼不明原因地翻了白肚皮，一夜之间，河面随光线不同而变得色彩斑斓。
“就是说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圆的还是方的，是丑的还是美的。”我继续说着，想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很重要，很迫切——但我都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你就只能看到你带给地球的东西，色彩啊什幺的，但看不到你自己。”我瞥了他一眼。
我看到了这座城市里所有那些你因为忙着工作而无暇知晓的街区，那些有事发生的街区。崔福一生都生活在白人聚居区，在河的这边，也就是我正骑车经过的地方，但有些东西就连他都没见过。我看到了疯人院大道上的灯。那里曾经有座疯人院（实际上是聋哑学校），但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发生了火灾，一半学生遇难，而且失火原因至今没人知道。不过对我来说，这条街就是我朋友希德和家人一九九五年从印度移民过来之后所住的街道。他妈妈以前在新德里的时候是个老师，到这儿之后，只能靠着两只因为糖尿病而浮肿的脚，一瘸一拐、挨家挨户地推销猎刀维生，每周平均能赚到九十七美金。卡尼诺兄弟也在这条街上住过，他们的父亲因为在91号公路上限速六十五英里的路段开到了七十英里，被州警察逮个正着，而藏在副驾驶座位下面的二十包海洛因和一把格洛克手枪也被查了出来，结果被判几乎接近两个终身监禁的刑期。可又能怎样。还有玛琳，每天要坐四十五分钟的公交去法明顿的西尔斯百货上班，平时脖子上、耳朵上总是金光灿灿，去街角便利店买烟和辣奇多时，高跟鞋踏出来的声音仿佛是最缓慢、最从容的鼓掌，还有她喉结十分明显，有人骂她是同性恋，是阴阳人时，她就对他们竖中指。而那些人即使正牵着女儿或儿子的手，也会说：“我要杀了你，婊子，我要把你剁了。艾滋病会把你干掉。今晚别睡，今晚别睡，今晚别睡。别睡。”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仿佛正在脑海里掂量我的观点，嘴唇上还有未擦干的果汁。
我和崔福还经过了新不列颠大道上的廉租公寓楼。我们曾在那里住过三年，我会骑着那辆装有辅助轮的粉色自行车，在铺了油地毡的走廊里来来回回，否则附近那些孩子会因为我喜欢粉色的东西而打我。我每天大概会在走廊里骑上一百个来回，每次碰到墙时，小车铃都会叮当响。住在最后那间公寓的卡尔顿先生每天都会跑出来吼我：“你谁啊？在这儿干什幺？为什幺不去外面骑？你是谁？你不是我女儿！不是戴斯特妮。你谁啊？”不过所有的一切，包括整栋楼，现在都没了——已经被基督教青年会取代——就连原来的停车场（没人在里面停车，因为大家都没车），以及里面那些一米高的杂草也没了，早被推土机铲平，并改造成了一座社区花园，里面的“稻草人”都是由布什内尔附近的一元店扔掉的人体模型改造而成的。人们现在游泳、打手球的地方，是我们原来睡觉的地方。人们正在游蝶泳的那块儿，曾经摆着卡尔顿先生的床。他后来在上面孤独死去时，没有人知道；过了几个星期，整层楼都开始臭气弥漫，反恐特警（不知道为什幺会叫他们来）才端着枪破门而入。之后的一个月中，卡尔顿先生的东西都被堆到了楼后一个巨大的铁垃圾箱里。下过雨之后，一只手工上色的木制小马吐着舌头，从垃圾箱顶部探出头来。
“因为你要是太阳的话，就看不见自己啊，甚至都不知道你在天上的位置。”我把一瓣葡萄柚搁到舌头上，任由酸酸的果汁蜇痛腮帮子里被我无缘无故咬了一周后咬出的一个破口。
崔福和我一直骑，经过了教会街，也就是大乔的妹妹曾经用药过量的地方，然后去了超大号情爱仓库后面的停车场，也就是萨莎曾经用药过量的地方，还有杰克和B-拉伯曾经用药过量的那个公园。B-拉伯被救活了，但很多年之后，因为在三一大学偷盗笔记本电脑，被判蹲了四年的县监狱，还不得假释——算是重刑了，尤其是对于一个生活在城郊的白人少年而言。再就是纳秋，在海湾战争中丢了右腿，周末时你去美贝尔汽车维修店，会看到他正躺在滑板上，钻到千斤顶撑起的汽车下工作。有一次下大暴雪，他从停在店后面的尼桑车后备厢里，救出一个小脸通红、不停哭叫的可爱宝宝。他用双手把孩子抱到怀里时，竟顾不上双拐已经倒在一边，多年以来第一次凭着空气支撑住自己的身体。白到发亮的雪落在地上，又被吹回空中，以至于有一个小时，这白茫茫一片让人感到幸运，让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忘了自己为什幺要努力离开这里。
他翻个白眼，调皮地摇起头来，仿佛着了魔。晶莹透亮的果汁顺着下巴滴在脖子上，流到喉结下面那个拇指大小的凹痕里，闪着光。他咽下去，在胳膊上擦了擦嘴，严肃地重复道：“为啥啊？”
还有富兰克林大道，我就是在那条街上的莫奇卡托烘焙店，第一次吃到了奶油甜馅煎饼卷。在那条街上，我认识的一切都没有消失。某个夏夜，我坐在公寓第五层的窗口往外看，空气像现在这样温暖、清新；年轻的情侣们窃窃私语，他们脚上的匡威和空军一号运动鞋在防火梯上踢来蹬去，他们的身体在努力用别的语言交流；火柴的声音，以及外形和光泽像极了9毫米手枪或柯尔特点45喷出的火焰——我们就是这样把死亡变成了笑话，将火焰变成了卡通片里的雨滴那幺大，通过小雪茄烟将它们吸过来，像神话一样。因为到最后，河水会在这里涨起并泛滥，像往常那样夺走一切，让我们知道自己失去了什幺。
“你是猪啊，嚼完再说。”
自行车轮的辐条嗡嗡转动。污水处理厂的污物气味刺痛了我的双眼，但马上就被风刮到了我身后，如同死者的名字被吹到我身后一样。
他把那一半粉色的葡萄柚全塞进了嘴里。“呜哇啊？”
我们经过处理厂，将它甩在身后。辐条带着我们深入了城郊。骑到东哈特福德的路上后，森林大火的烟气从山上飘下来，呛得人精神一振。我骑在崔福后面，望着他的背影，以及他身上那件褐色的联合包裹（UPS）工作服。他爸在那儿上了一个星期的班，便被炒了鱿鱼，原因是他在工间休息时喝了六罐啤酒，到睡醒时，周围的那堆纸箱子已经在月光下泛着紫色，时间已近午夜。
我剥下葡萄柚的最后一块皮，扔到屋顶下面。那我们的骷髅怎幺办，我想问他，我们要怎幺摆脱它们——但想想还是不问为好。我分了一半给他，说：“但是做太阳应该很不幸吧。”
我们沿着主街一路骑行，来到可口可乐的装瓶厂门前，看到厂房上面闪耀的巨型霓虹灯标志后，崔福喊道：“去你的可口可乐！今生只喝雪碧，他妈的！”他回头忘了我一眼，笑声时断时续地传过来，我也附和道：“就是！去他妈的！”但他没听见。
“反正有人说过。”他咬了会儿嘴唇。“有时候我就想往那边走，一直走下去。”他用下巴指指美国梧桐之外的地方。“就嗖嗖嗖。”我边听他说，边端详他的样子：胳膊支在身后，被汉堡喂出来的古铜色肌肉细长又平滑，不断地抽动着。
街灯渐渐变少，人行道连到了一条长满草的路肩上，也就是说我们要开始爬坡，进入豪宅区了。很快，我们就深入到了南格拉斯顿伯里的郊区，房中的灯开始出现，起初只是如橘黄色的火星一般在树木之间闪过，但随着我们越来越近，这些光变成了一张张宽大、厚重的金片。那些房子的窗户都没有装铁栏，窗帘也大敞着，所以里面可以一览无余。即使站在街上，你也能看到那些光彩熠熠的枝形吊灯、餐桌、五颜六色以装饰玻璃为灯罩的蒂芙尼台灯。那些房子真是太大了，大到你即使挨个儿从每个窗户往里看，都看不见一个人。
“谁说的？”
我们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上爬，星光暗淡的天空渐渐开阔，树木慢慢往后退去，那些宅邸之间的距离也越拉越远。有对邻居中间隔着一个果园，里面的苹果已经烂在地上，根本没人摘。有些苹果滚到了街上，被过往车辆压裂、碾碎，变成了褐色的泥。
“克利奥帕特拉看过同样的日落。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所有曾经活过的人见到的都是同一个太阳。”他到处指了指，意思是包括整个小镇的人在内，但其实放眼望去，周围只有我们俩，“难怪以前的人认为太阳就是神灵。”
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便停下来，在其中一座山顶上休息。月光打量着我们右边的那个果园，苹果在树枝间闪着微光，四下时不时能听到它们掉落的闷响，肺里满是甜中带臭的发酵味。路对面的橡树林深处，看不见的树蛙正刺耳地叫着。我们把自行车扔在一旁，并排坐到了路边的木栏杆上。崔福点起一根烟，闭着眼抽了一口，然后把闪着红光的烟头递到了我的手指间。我吸了一口，却咳嗽起来，因为骑了很久的车，口水现在有些浓稠。烟雾温暖了我的肺，我的目光落在了眼前小山谷中的几座豪宅上。
“啥？”
“他们说雷·阿伦住这块儿。”崔福说。
“克利奥帕特拉。”过了会儿，他说。
“打篮球的那个是吧？”
沉默了好一会儿，崔福掏出手机，对着天边的彩霞拍了张照片，又直接塞回口袋里，都没再看看自己拍的东西。我们四目相对，他尴尬一笑，看向别处，并开始抠下巴上的一颗痘痘。
“曾经为康大校队效力——这哥们儿在这儿可能有两栋豪宅吧。”
收工之后，我们已经筋疲力尽，暂时没力气回家，便像往常那样聊天，聊他的那些枪，聊学校的事，聊他可能会辍学，聊最近一次枪击事件已经过去三个月，不再是新闻，所以温莎的柯尔特工厂可能会重新开始招工，聊马上要出的Xbox游戏，聊他爸，聊他爸的酗酒问题，聊向日葵，崔福说它们看起来特别滑稽，很卡通，但又真的存在。我们还聊了你，聊你的那些噩梦，聊你精神现在越来越涣散，他听着，脸上露出不安的表情，让他噘着的嘴看起来更加轮廓分明。
“也许他就住那栋。”我用香烟指了指山谷边上唯一一座没有亮灯的宅子。若没有边缘那些白色的装饰衬托——看起来像极了某种史前生物的骨架——你几乎都看不见那座房子。或许雷·阿伦不在家，我心想，忙着在美职篮（NBA）打球，顾不上回来住。我把烟递了回去。
凉风习习，顺着裤腿吹进了我的短裤里。
“如果雷·阿伦是我爸，”他盯着那座如骨架一样的宅子，“那就是我家了，你可以随时过来住。”
我想了想那个男孩，想了想他离我那幺远，却还是美国人。
“你有爸爸啊。”
夏天快过去了，但暑热还未散尽。我们坐在田边一间工具房的屋顶上，衬衫贴在身上，仿佛还未蜕去的皮肤。铁皮屋顶被热浪烤了一整天，现在我透过短裤还能感受到它很暖和。这儿的太阳快落山了，但再往西走，阳光应该还很强烈吧，我心想，比如在俄亥俄，正为某个我永远不会认识的男孩闪着金灿灿的光芒。
他把烟一弹，看向别处。烟头飞出去，掉在路上，碎成一小条橘黄色的光，然后慢慢灭了。
那个男孩六岁，只穿着一条印满超人形象的白内裤。你知道这个故事的。他刚刚哭完，现在进入了那种下巴抽抽着，逐渐让自己平静到可以把下巴合上的状态。他的鼻子上沾满咸乎乎的鼻涕，还有嘴唇上、舌头上。他这会儿在家，你记得吧，他母亲把他锁到了地下室，因为他又尿床了，裆部附近的四五个超人全被染成了深色。她抓着胳膊，把他从床上拽下来，一直拽着下楼，任凭他哭喊、乞求。“再给我一次机会，妈，就一次。”地下室是没人会下去的那种，处处都是泥土潮湿阴冷的味道，生锈的管道上结满蛛网，流到他腿上和脚趾间的尿还没有干。他站在那里，一只脚踩在另一只脚上，仿佛少与地下室接触一点，他就能少在里面一点。他闭上双眼，心想，这是我的超能力：让周围的黑暗变得更黑。他停止了哭泣。
“忘了那个人吧，小兄弟，”崔福看着我，温柔地说，“他不值当。”
我转过身，崔福正对着仓顶微笑。他看到我之后，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朝我走过来。他把军用头盔拉到眼睛那里，脸上的微笑渐渐变成了某种无法形容的表情，白T恤上的阿迪达斯标志随着他的步伐不停地扭来扭去。那年夏天，我才上初一，而崔福已经是初三的学生了。他稀疏的小胡子在太阳底下看不太清，但在仓里，随着他离我越来越近，颜色倒深了些，被汗浸成一道金黄。再往上就是他的眼睛了：灰色的虹膜上有点点的棕色和琥珀色，所以你看着它们时，仿佛看到了你背后有什幺东西在阴沉的天空下燃烧，仿佛这个男孩总是盯着一架正在空中解体的飞机。那就是我第一天看到的。虽然我知道自己背后并没有东西在燃烧，但还是转过身去，望着夏日的空气盘旋缠绕，噗噗地吐着热浪，在已经变成平地的烟田上滚滚升腾。
“值当什幺？”
“我也恨我爸。”我停下沾满黑色链条油的手，对着它们说。
“为他生气呗。啊——赚了！”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小块士力架巧克力棒，“从去年万圣节前夜装到了现在。”
在那之前，我都不知道白人男孩的人生中还有值得恨的东西。我想通过那种恨，来彻彻底底地了解他。因为我以为，你就要这幺报答任何注意到你的人。你要迎头撞到他们的恨意上，当桥跨过去，进而面对他们，进入他们的内心。
“谁说我生气了。”
我往牙盘上装车链的时候，可以听到他摇了摇瓶子里的饮料，之后把瓶子放到了长凳上。过了一会儿，他轻声说：“我真是恨死我爸了。”
“他就是有毛病，你明白吧？”他拿士力架指指脑袋，“一喝酒就那样。”
“这些烟草烂得很。”他的声音在椽子间回荡着，我扭过头去，看了看他。“上面全是虫子咬的洞。我们可能还有两年的好光景，或者三年，那之后……就完蛋了。”他用锋刃一样的手摸了摸喉结，然后便沉默下来。我继续摆弄自行车，但可以感受到他在看我。我希望他看着，希望他的目光能把我固定在这个世界，因为我感觉自己只有一半进入其中。
“是吧，我猜是。”树蛙似乎跑远了，叫声小了些。
仓内渐渐暗下来，崔福和我聊着烟田的事，聊还有多少活儿没干，聊这些烟叶会出口到非洲和东亚制作雪茄，因为在那些地区，抽烟仍然很流行，来自美国的任何东西依然带有一种希冀的光环。但事实是，崔福说，这些烟叶品质很差，抽起来有股酸腐味儿，呛嗓子。
某种沉默在我们之间变得刺耳。
不过，我当时感受到的并不是欲望，而是其可能性盘绕形成的电荷，这种感觉似乎释放出了自身的引力，将我固定在那儿。在田里劳动时，我们曾短暂地肩并肩干活儿，叉板上的烟叶在我眼前已经变成一大片模糊的绿，但我看到了他在看我，而我发现他在打量我时，他的目光又会迅速转向别处。我被别人注意到了——我很少会被别人注意，因为你教育我要想平安活着，就要学会隐身。比如上小学时，有一次我被罚到角落面壁十五分钟，结果过了两个小时，同学都走光了，哈丁夫人坐到办公桌前吃午餐时，才隔着她的通心粉沙拉，倒抽一口气道：“我的天！我的天，我都忘了你还在这儿！你怎幺还在这儿啊？”
“哎，别在那儿一言不发了，哥们儿。那样太娘了。我是说——”他懊恼地叹了口气，又咬了一口士力架，“要吃吗？”
他陷入沉思的表情给人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紧锁的眉头和眯起的眼睛，让少年气的脸上多了份冷峻和受伤，仿佛正眼睁睁看着爱犬被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再加上棱角分明的脸上挂满了泥土和灰尘，小巧玲珑的嘴唇像小姑娘似的嘟成一个红润的圆圈，使得我摆弄刹车时心里一直在问你到底是谁。
我张开嘴，意思是想吃。他掰下拇指大小的一块，放到我舌头上，然后用手腕擦了下嘴，看向别处。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幺会在自行车旁一直磨蹭，花时间检查辐条。崔福坐在墙边的长凳上，咕咚咕咚喝一瓶霓虹黄的佳得乐。
“我们走吧。”我边嚼边说。
当天在田里见过后，我又在大仓见到了崔福。暮色将仓内浸在一片幽微的蓝当中，而仓外，工人们正挎着腰带上叮当响的斧头，爬过小土丘，回树林边上的房车休息。空气很凉爽，混着一股叶绿素的味道，刚刚割下的烟草现在已经挂到椽子上，有些的汁液还在滴，砸到地上，溅起一个个小土旋儿。
他张口还想说什幺，牙齿在月光下看起来像灰色的药片，但听到我那幺说，便站起来，踉跄着朝自行车走去。我也扶起我的车，发现车架上已经沾满露水。而且就在这时，我也看见了那幅景象。确切地说，是崔福先看见的，然后轻轻倒抽了一口气。我转过身，和他一起靠在自行车上，站在原地。
“崔福，”他挺直身子，说道，“我叫崔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布福德的孙子，为了躲避酗酒的父亲才到农场来干活儿。而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便答道：“对不起。”因为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到那会儿，我的道歉已经成了我的某种延伸，成了我的你好。
山下的哈特福德就像一团光在有力地跃动着，我以前从未意识到它还拥有这样的力量。或许是因为我当时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他在呼吸，我想象着氧气经过他的喉咙，进入他的双肺、支气管和血管之中，运行到所有我永远不会见到的地方，所以我在他去世很久之后，还常常回想起这条生命最基本的度量。
这也是为什幺有天下午一个男孩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我脱口而出的是“对不起”。那个男孩将会改变我对夏天的认识，会让我明白如果你拒绝按照规定的日子过，那某个季节可以持续很长时间。那个男孩将教会我人生中还有比工作更残酷和彻底的东西——需求。那年八月的烟田里，正是他走进了我的视野。当时临近收工，我虽然感觉到身旁又过来一个工人，但因为还沉浸在收割烟草的节奏里，所以并没有理会他。我们又捡了大概十分钟的烟叶，我越来越感受到他一直在我周围晃悠，当我伸手去捡一株蔫掉的烟草时，他干脆直接站到了我前面。我抬起头，看到一个比我高了一头的男孩，脸上沾着泥，但骨相很好，头上的军用头盔微微后倾，仿佛刚刚从兰的故事里出来，然后走进了我的工作时间，脸上不知为何还挂着笑。
但就现在而言，整座城市在我们面前闪着一种奇异又稀有的光芒——仿佛那并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什幺神灵在我们头顶打磨兵器时擦出的火花。
我骑车离开时想对他们说的话，还有第二天早上或者说所有早上想对他们说的话，也是我现在想对你说的：对不起。对不起，他们还要过很久才能见到亲人；对不起，他们中间有些人可能都没法活着回去，不是在穿越边境的沙漠期间因缺水或受冻而死，就是被得克萨斯、亚利桑那的贩毒集团或可卡因民兵组织杀害。我想对他们说“Lo siento”，但说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对不起已经变成了别的东西，成了我自己名字的一部分——一说出口时就带有欺骗性。
“该死的。”崔福小声骂了一句，又把双手插在兜里，往地上吐了口痰。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那件白背心上已经满是泥土和汗水，推着自行车走出大仓时，看着跟没穿衣服似的。黏糊糊又磨破皮的手指抓在车把上生疼，但我还是跳上我的银色赫菲牌自行车，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一路猛冲，经过烟草曾经生长但现在已经空空荡荡的广阔土地时，夕阳已经落到了树梢上。我听到背后有人在喊，声音如同收音机频道一样好辨认。“¡Hasta mañana, Chinito!”“¡Adios, muchacho!”（“明天见，中国小孩！”“再见，小伙儿！”）我知道那是谁的声音。看都不用看，我就知道曼尼和过去每天一样，正冲我挥手告别，而在夕阳最后的微光中，那只手上仅剩的三根半手指看起来就像黑色的剪影。
“该死的。”
我想起了这些在望不到边的烟田里汗流浃背的人，这些在我旁边开玩笑、唱歌的人。我想起乔治再赚一千块，也就是大约再干两个月，就能给他母亲在瓜达拉哈拉郊外买套房了。我想起布兰登准备满足十六岁女儿露辛达当牙医的愿望，送她去墨西哥城上学。我想起曼尼再干一季的活儿，就能回到自己位于萨尔瓦多海边的小村庄，摸一摸母亲锁骨那里的伤疤了，因为他母亲的肿瘤刚刚摘掉，而手术用的钱就是他在康涅狄格的烟田里收割烟草赚来的，以及他想用剩下的钱买条船，看看捕马林鱼能不能发财。对于这些人而言，对不起是留在农场的通行证。
整座城市都在悸动、闪光。接着，他似乎想让自己回过神来，骂了一句：“去你的可口可乐。”
但其实不只美甲店如此，妈，在那些烟田上，我们也说。曼尼走路不小心挡住布福德先生的视线时，会说“Lo siento”。里格把大刀挂回墙上，而布福德先生正拿着写字夹板坐在一旁标记数量时，也会说“Lo siento”。有一天兰的精神分裂又发作，把衣服塞进烤箱里，说是要毁灭“证据”，导致我上班迟到时，我也对老板说过“Lo siento”。某天到了晚上，烟田还有一半没收完，拖拉机的发动机又坏了，只能在黑暗中原地等待时，我们也说了“Lo siento”。当时，布福德先生坐在卡车里，高声放着汉克·威廉姆斯的歌，盯着地里蔫儿掉的烟叶，还有仪表盘上贴着的一张手掌大小的罗纳德·里根照片，我们经过他的车时，每人都说了一句“Lo siento, señor”（对不起，先生）。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劳动时的开场白也不是“早上好”，而是“Lo siento”。这个短语听起来好像靴子踩在泥里又拔出来的声音，上面滑溜溜的泥浆弄湿了我们的舌头，我们道着歉继续讨生活。一次又一次给你写信时，我都为我的舌头感到遗憾。
“对，今生只喝雪碧，他妈的。”我补了一句——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可口可乐和雪碧都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无论你是谁、喜欢什幺或者站在哪边，笑到最后的还是可口可乐。
在美甲店，对不起是工具，先是用来迎合，而最后这个词本身也会变成通货。它不只是表达抱歉，更是在持续提醒：我在这儿，就这儿，在你之下。美甲师通过这个词放低身段，让顾客获得正确感、优越感、宽容感。在美甲店，对不起的定义已经完全错乱，彻底变成了一个新词，可以同时作为能量和磨损来反复充电和使用。说对不起是有利可图的，在就算或者说尤其没做错的时候说对不起，最终可以“对得起”嘴巴说出来的每一个贬低自我的音节。因为嘴要吃饭。
崔福有生锈的卡车，但没驾照。
美甲店员工最常说的英语词是sorry（对不起），从事美容行业就意味着要把它当成口头禅。我不止一次见过美甲师对着顾客的手或脚鞠躬，即使有些顾客只有七岁，即使什幺都没做错，也得不停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止一次见过包括你在内的员工，在时长四十五分钟的美甲项目中道了几十次歉，目的就是让顾客的好心情保持下去，以期抵达最终目标——给一份小费。但就算没给小费，最后也还得说句“对不起”。
崔福十六岁。蓝牛仔裤上沾满了一道道鹿血。
比如，胡子被汗水里的盐分几乎染成花白的曼尼，看我用手捧成一朵花的样子后，皱着眉点点头，明白了你名字的意思是玫瑰。
崔福太快，又不够快。
但不知为何，这份工作弥合了我内心的某种裂痕。大家同心协力，仿佛一条牢固的铁链。每株烟草被砍倒、拾起、挂好，再从一个货厢移到另一个货厢，如掐表一般和谐，可以说每株烟草离地之后就再也不会碰到地面。而且工作的交流方式也多种多样，我学会了怎幺跟那些人说话，但不是用嘴，因为语言在这儿毫无用处，而是用微笑，用手势，甚至用沉默或迟疑。我学会了通过手指、胳膊，甚至是在土里描画，来表达人名、动词、抽象词和概念。
崔福站在车道上，挥舞着他那顶上面绣有约翰迪尔的帽子，向正骑着那辆吱吱呀呀的施文自行车经过的你打招呼。
第一天，我傻乎乎地拒绝了曼尼提供的手套，因为实在太大了，戴上以后套口几乎到了我手肘那儿。于是到五点时，汁液、泥土、沙砾、木刺已经混在一起，在我手上形成一层又黑又厚的污垢，看着像极了米饭焖煳后的锅底。我们干活时都光着膀子，乌鸦乘着滚滚而上的热浪飞来飞去，在烟田上投下倏忽而过的阴影，仿佛有东西从天空中掉落。长耳大野兔在田垄间钻进钻出，偶尔会撞在大刀上，而这时你就会听到，在大刀砍烟叶的嘁里咔嚓中，某只小动物惨叫着离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声音。
崔福曾经用手指捅一个高一女生，然后把她的内裤扔到湖里，只为取乐。
拖拉机装满之后，会开回大仓，再由几十个工人（通常都是大高个儿）接力把那些穿着烟叶的木条一条一条卸下，挂到椽上风干。由于最高的椽子离地有十二米，摔下来可不是小事，所以大仓就成了烟草农场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他们有时候会讲，在别的农场曾见过有人摔下去，落地时的声音过了很久还在耳朵里回响——比如某个人正在哼着歌儿，或者正聊着天气，或者抱怨某个女子，抱怨莫德斯托的油价，然后就突然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烟叶在原处摆动。
为了夏天。因为你的双手潮湿，崔福的名字仿佛一台在夜里启动的引擎。他偷偷溜出去，见你这样一个男孩。黄皮肤，没有存在感。崔福开着车，以时速五十英里在他父亲的麦田中飞驰。他把薯条都塞到了巨无霸里，边吃边把两只脚都踩在油门上。你闭着眼，坐在副驾上，麦田像黄色的纸屑。
我属于叉烟队，矮个儿工人都在这队，任务是收拾那些割下来后已经快被晒蔫儿的烟叶。我们会再被分成三人一组，两人负责摘，一人负责穿。穿工只需要跟着矛车（一辆马拉车，上面装有一支可拆的矛），把烟草穿到木条上。插满一条后，你取下矛头，另两人中的一人会把木条送到正在附近空转的拖拉机上，再由一名装工挂到架子上。然后，穿工会从木条笼子里再取一根出来，插上钢制矛头，继续往上面穿烟叶。
鼻子上的三颗雀斑。
他们和我一窝蜂地爬到三辆皮卡的货厢里，驶往第一片烟田。那里的烟草长得最高，顶部的叶子已经重到开始往边上倾斜。我们后面还跟着两辆拖拉机，回头装收下来的烟草。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有一个十人小组正弯着腰，在最边上的五排烟草前干活儿了。那是割烟队，他们挥舞着黎明时分磨好的大刀，飞速将烟草砍倒，现在已经把我们甩开九十米左右了。有时候我们速度快些，还能赶上他们。你会听见刀砍的声音越来越大，听见他们粗重的呼吸声，听到一片片绿油油的烟草在他们弓着的身体周围倒下，听到茎里的水分在细胞膜被刀片割破后汩汩流出，将地面洇黑。
男孩句子的三个句点。
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和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干裂又粗糙，这让我有些意外——然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好好跟着曼尼干就行。原来曼尼是我这组的组长。
崔福爱汉堡王胜过麦当劳，因为牛肉上的烟熏味说明它很正宗。
布福德先生走了进来。这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白人，大约七十来岁，头上的红袜队棒球帽压得很低，盖住了他的飞行员太阳镜，双手架在屁股上，笑容有些做作，让我想起了《全金属外壳》里的疯子中士。那人因为太浑而被手下一名士兵爆了头，但布福德先生还算和善，甚至还可以说有风度，只可惜有点儿不自然。他咧嘴笑着，一颗金牙在嘴唇间闪闪发光：“我的联合国今早怎幺样？还好吗？”
崔福闭着眼，用力吸，龅牙在吸入器上磕出了响。
一辆深绿色的福特野马从土路上开过来。男人们齐刷刷站起身，把纸盘和纸杯扔进垃圾桶，然后戴好手套，其中几个还往小抹布上浇点儿水，塞到了帽子下面。
崔福说我最喜欢向日葵，因为它们长很高。
谷仓的椽子上现在还什幺都没有，烟草收割回来后会挂在上面风干。到九月底时，每间谷仓会有两批烟草风干，每批近两吨。我边吃溏心蛋，边查看谷仓的结构。为了方便空气流通，加快干燥速度，谷仓四壁上的木板每隔一块被抬起，制造出肋骨似的空隙，所以现在灼热的暑气，才能裹挟着烟草甜中带苦的香气和红土散发出来的铁腥味，吹到我的脖子上。这些男人也散发着烟田的味道。虽然他们的靴子今天还没在田里踩过，而且早上还冲过凉，但身上留有前一日汗滴“烟”下土之后的余味。不久之后，同样的味道也会浸进我的毛孔中。
崔福脖子上有个像逗号的疤，表示着接下来是什幺接下来是什幺接下来是什幺。
他说他叫曼尼，然后指指桌子叫我坐下。桌上有一个架在丁烷加热器上的大烤盘，里面有一些单面煎鸡蛋，旁边放着一壶已经变成常温的咖啡。我在这些人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默默吃起来。不算我的话，这里一共有二十二名工人，基本上都是从墨西哥和中美洲过来的非法移民——有两个例外，一个叫尼可，来自加勒比海上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另一个叫瑞克，是个二十来岁的白人，来自康州的科尔切斯特，据说是上了性犯罪者名单，在烟草农场打工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固定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跟着庄稼跑的季节性工人，也就是全国哪儿的庄稼熟了，他们就去哪儿。在这家农场，工人们睡在一座由四辆房车组成的营地，就位于农场尽头那些树之外几米远的地方，从马路上完全看不见。
想象一下，长那幺高，还能开那幺大。
农场中间有三座一字排开的大仓，外面都没刷漆。我骑着车沿一条土路到达了第一座大仓。门大敞着，我便推车进去。里面凉快些，也暗一些，等眼睛适应后，我才看到一排人正坐在墙边，用西班牙语交谈，黝黑的脸庞下摆着纸盘子，里面放着溏心蛋。其中一个看到我后，摆手叫我过去，嘴里还说着什幺。我听不懂，就告诉他我不会说西班牙语。他似乎有些惊讶，然后便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脸上露出了喜色。“啊！”他指着我点点头，用西班牙语说，“中国小孩，中国小孩！”毕竟是上班第一天，我决定还是不要纠正他为好，便向他举起大拇指，笑着说：“是，中国小孩。”
崔福一次给猎枪装两颗红子弹。
每周有五天，我都早上六点起床，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经过康涅狄格河，经过城郊那些完美到让人想自杀的草坪，最终抵达乡下。去往农场的路上，田野在我的两边徐徐铺开，落满乌鸦的电话线被压得有些松垮，隔一段就能看到一棵正开满白花的扁桃树，灌溉渠里不时有兔子淹死，到夏末时，几十只死兔子的腐气会被热风吹得到处都是。一排排郁郁葱葱的烟草绵延着伸向远方，有些甚至已经到我肩膀那幺高，在它们的衬托下，农场尽头的树看起来像是灌木丛。
也算是勇敢吧，我觉得。就好像你长了个大脑袋，里面都是种子，但没有胳膊，无法保护自己。
那是二〇〇三年夏天。换言之，布什已经以后来被证实莫须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名向伊拉克宣战。那段时间，所有电台都在放黑眼豆豆的《爱在哪里》，尤其是PWR 98.6频道，晚上睡觉时要是开窗户，你能听到小区附近几乎每辆车上都在放，歌曲的节拍还时不时被对街篮球场上传来的啤酒瓶碎裂声打断。那是瘾君子们拿着空瓶子往天上抛，想看看街灯如何让破碎的东西看起来仿佛被施过了魔法。第二天一早，你会看到路面上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玻璃碎片。那年夏天，老虎伍兹将连续第五年获得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的年度选手称号，马林鱼队会爆冷击败洋基队（我既不在乎也不理解）。那一年距脸书问世还有两年，距苹果手机诞生还有四年，乔布斯还在世。那一年，你越来越频繁地做噩梦，我经常深更半夜在厨房的桌子下找到你，正全身赤裸、大汗淋漓地数你赚的小费，说要买个“秘密地堡”，以防哈特福德遭受恐怖袭击。那一年，“先驱者10号”行星探测器在距离七十六亿英里远的地方，最后一次向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回信号，之后便永远失去了音讯。
他举起结实、精瘦的胳膊，在雨中瞄准。
我知道你不会允许我骑着自行车去八点五英里之外的农村，所以就跟你说我是到城郊的一座教堂花园干杂活儿。根据本地基督教青年会分发的传单，农场那份工每小时能给九美元，比当时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高两美元。而且因为我岁数还太小，不够法定工作年龄，所以是私底下偷偷支付现金。
他摸摸扳机的黑舌头，你发誓，扳机被扣动时，你嘴中仿佛尝到了他
十四岁那年夏天，我在哈特福德外的一家烟草农场，找到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大多数人不知道烟草还能在这幺北的地方生长——但是你把任何东西放到水附近，它都能长成一小支军队那幺高。不过，有些事的发展过程还是挺奇怪的。阔叶烟草最先由阿格瓦姆人种植，白人殖民者把土着赶走之后，很快将它作为经济作物种植，而现在收割这些烟草的则大部分是非法移民。
手指的味道。崔福指着那只仅剩一个翅膀、在土里挣扎的麻雀，将它
我沿着你的肩膀按摩，往下揉捏那些顽固的结节，你对着枕头，轻声哼道：“真舒服……太舒服了。”过了一会儿，你的呼吸变深、变匀，胳膊松弛下来，你睡着了。
视为某种新的东西。像个词在闷燃。像个崔福
即使在这儿书写你，你身体的物理事实也拒绝我移动它。即使在这些句子中，我把手放在你背上，放在你永远不会改变的白皮肤上，也能看到对比之下它们的颜色有多深。即使是现在，我看着你腰上和屁股上的褶皱，给你按摩紧绷的肌肉，你脊柱上的一块块小骨头，也像一排没有什幺沉默能转化而成的省略号。即使过了这幺多年，我们的肤色对比还是让我吃惊——就像我握着笔，对着一张白纸，开始在它的空间里移动，试着在不破坏它的情况下作用于它的生命。但通过书写，我还是破坏了它。我同时在改变、修饰和保存你。
在凌晨三点敲你的窗户，你以为他在笑，结果发现是他嘴里叼着把刀。他说，我做的，给你做的，那刀突然就到了你手里。之后，在灰蒙蒙的黎明中，崔福坐在你家的台阶上，脸埋在臂弯里。他说，我不想。他喘着粗气。他甩着头发。一片模糊。求你告诉我，说我不是。他把指节掰得啪啪响，好像在说“但但但”。你退后一步。求你告诉我，说我不是，我不是
美甲店的那些化学物质从你皮肤上飘起来。我从口袋里拿出一枚25美分硬币，在一瓶维克斯达姆膏里蘸了蘸。桉树的清亮味道弥漫在空气中，你开始放松下来。我在硬币上浸了一层油腻的药膏，然后又沿着脊柱，在你背上涂了大概一拇指那幺大的量。你的皮肤泛着光，我把硬币放在你脖子根儿那里，向外沿你的肩膀刮。我用你教我的方法，用力、均匀地刮了又刮，直到白色的皮肤上出现道道赤褐色的条纹。这些伤痕会继续变深，变成紫红色的纹理，仿佛你背上新长出了深色的肋骨，将你体内的痧气排出。通过这些小心制造的伤痕，你的身体会慢慢复原。
基佬。我是吗？是吗？你是吗？
那天晚上，你趴在硬木地板上，脸下面垫个枕头，叫我帮你刮痧。我跪在你旁边，把你的黑T恤撩到肩膀上，解开你的胸罩——这些我都干过上百次了，双手现在几乎自己就知道怎幺做——带子松开后，你揪住胸罩，从身子底下拽出去，扔到了一边。上了一天班，胸罩已经被汗水湿透，像护膝似的重重落在地板上。
本·富兰克林的脸在你湿乎乎的手里渐渐变暗，但你没把钱放进收银机，而是塞到了你的胸罩里，然后重新扎了扎头发。
娘娘腔，是枪手，枪法好，不是疯子或仙女。崔福吃肉，但不吃
“愿主保佑你。”说完，她双眼一垂，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去。门上的铃铛在关门时响了两次，你站在那儿，两眼盯着空气。
小牛肉。永不吃小牛肉。去他的，永远不吃。因为他七岁时，他爸在餐桌旁，给他介绍撒着迷迭香的烤小牛肉，是怎幺做的，小牛肉和牛肉的区别就是牛犊。小牛肉来自牛的
脚擦干净后，那个女人重新绑好假肢，翻下裤腿，从椅子上下来。我拿过她的外套，帮她穿好。你起身往收银台走，她拦住你，把一张折了几折的百元钞票塞到你手心里。
孩子，是牛犊的肉。它们被关在和它们一样大的箱子里。装身体的箱子，像个棺材，但又活着，像个家。孩子们，牛犊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因为肉的软嫩取决于你与世界的接触有多少。要想嫩，你生命的重量就不能压在骨头上。
你再次转身示意，我跑着从保温箱拿回一条新毛巾。你一言未发把毛巾从幻肢下穿过，轻轻拍打起空气来。肌肉记忆熟练而高效地指挥着你的胳膊，让那里原本没有的东西显露出来，就像指挥家的动作在某种程度上让音乐变得更真实一样。
我们就喜欢吃嫩的，他父亲说，冷漠地盯着
然后，你眼角的鱼尾纹微微皱起，手指拢在原本腿肚子的位置，开始揉捏起来，仿佛她的小腿还在。你继续往下，按摩她看不见的右脚，先揉了揉脚背，接着把另一只手放在脚跟处，按捏跟腱，最后是沿着脚踝下部拉伸僵直的韧带。
崔福的双眼。崔福永远不会吃孩子的肉。崔福还是个孩子，脖子上有个像逗号的疤。你现在把嘴
你愣了一下——某种表情从脸上闪过。
放在那个逗号上。那个紫色的钩上挂着两个完整的思想，两个没有主语的完整躯体。只有动词。当你说崔福的时候，你说的是行为，是沾着松油的拇指压在比克打火机上，是他靴子踩在
你还是没说什幺，只是转向她的右腿——动作几乎小到不易察觉——沿着肉突轻轻地按摩，又捧水淋在肉突上，细流从皱巴巴的皮肤上纵横交错地滴下来。等你差不多把肥皂沫冲洗干净时，她又轻声问你能不能再往下点儿，几乎是在哀求。“要是价格都一样……”她说，“我觉得它还在。这幺说很傻，但我真能感觉到。真的。”
洒满阳光的雪佛兰车盖上的声音。那个潮湿的活物被拖到他身后的卡车车厢里。
“您不介意吧。”她对着胳膊咳嗽一声，继续说，“这个也做一下，如果不麻烦的话。”她顿了顿，抬眼看看窗外，又看向大腿。
你的崔福，你那个头上长着褐色头发但胳膊上长着金色汗毛的男人，把你拉到卡车里。当你说崔福的时候，你说的是，你是被捕猎的猎物，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伤痛，因为那还算不错，宝贝。那是真的。
弄完后，你示意我去拿毛巾，她俯下身指指右腿，也就是耷拉在盆上方那个一直没碰过水的肉突。
而你想变真实，想被吞噬，被只把你淹到表面、满到嘴边的东西吞下。也就是接吻。
我席地坐下，等你叫我去保温箱拿热毛巾。在修脚的整个过程中，那个女人一直半闭着眼，左右晃头，你按摩她那条腿的腿肚子时，她舒服地哼出了声。
如果你忘了
她胫骨的半截处是一个棕色的肉突，又平又圆，好像法式长棍面包的一头——小腿被截了一半。我看看你，想得到一个回答。但你面不改色地拿出锉刀，开始刮擦她仅存的一只脚，那个皱皱的肉突跟着你的动作一摇一晃。那个女人把假肢放到一旁，胳膊小心地搭在腿肚子那里，然后躺回去舒了口气，对着你的头顶说：“谢谢。”这次声音比较大。
那就什幺也不是。
假肢。
他的舌头在你的喉咙里。崔福替你说话。他说话，你变暗，如他手中一支正在暗下去的手电筒，于是他敲敲你的头，让灯继续亮。他把你照向这边或那边，在黑暗的树林中寻找道路。
“太太。”你叫了一声。美甲店平时闹哄哄的，说话声、音乐声、电视上播的奥普拉 或新闻声，但现在却很安静，只有我们头顶的灯嗡嗡作响。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蓝色的眼珠子周围变得粉红和湿润。她弯下腰，开始摆弄右裤腿。我后退一步。你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手指，挪了挪身子，屁股下的椅子嘎吱作响。她卷起裤腿，手上苍白的血管在颤抖。裤子下的皮肤很有光泽，仿佛在瓷窑里烧过。她伸手抓住脚踝，用力一扽，从膝盖处把整条小腿拆了下来。
黑暗的话语——
她一动不动，双眼紧闭。
如身体一样，有其局限。就如牛犊
水加好了，温度也正好，翠绿的水上漂着白色的泡沫，你请她把脚放到盆里。
正在棺材房子里等待。没有窗——只有一条透气的缝。粉色的鼻子贴在秋夜上，吸着气。除草剂的臭味，柏油和碎石路，树叶在篝火中发出粗糙的甜味，分分钟，距离，母亲的粪便就在一片田野之外。
“足疗，谢谢。”她的声音很细，仿佛受到了静电干扰。我帮她脱掉外套，挂在衣架上，又带她来到足疗椅前。你打开足疗盆里的喷嘴，又往冒着泡的水中倒入足浴盐和溶剂。合成的薰衣草香弥漫在店内。我扶着她的胳膊，帮她坐到椅子上。她身上有一股汗水蒸发后的味道，还混着甜到发腻的廉价香水味。我扶她坐下去的时候，感到她的手腕一直在微颤。她似乎比表面上看起来更虚弱。在皮椅上坐定后，她转头看我。水流声很大，我没听清她说什幺，但从唇形判断出是一句“谢谢”。
三叶草。黄樟树。花旗松。苏格兰桃金娘。
这时，我看到一个女人，七十来岁，头发花白蓬乱，面容瘦削，一双蓝眼睛空洞无神，露着那种早已抵达该去的地方但是还在继续往前走的人才有的目光。她两只手抓着一个紫红色的鳄鱼皮手提包，正往店里瞅。我打开门，她走进来，步子有些跛。她的橄榄色围巾被风从脖子上吹下，顺肩膀耷拉到地上。你微笑着起身，用英语问：“有什幺可以帮您？”
男孩。机油。身体，填满了。你的饥渴溢出了盛放它的容器。你的毁灭，你以为会滋养他。他可以大快朵颐，长成一只可让你藏身其中的巨兽。
你喊了一声我的名字，连眼睛都没抬。我知趣地走到正门，开了锁，又把挂牌上的“营业中”那面翻过去冲着街道。
但假以时日，假以语言，每个箱子都会被打开。线断了，
那天是星期天。那年我十岁。你打开店门，昨天美甲时残留的丙酮立即刺痛了我的鼻腔。但一如既往，我们的鼻子很快便习惯了。店不是你的，但每周日都会由你来经营——一周里生意最淡的一天。进去之后，你打开灯，给自动足疗椅插上电，水从座椅下的管子里汩汩流出，而我则去休息室冲速溶咖啡。
就像崔福盯着你看了太久，说着，我在哪儿？我在哪儿？
我既恨又爱你那双饱受摧残的手——为它们不可能变成的模样。
因为到这时，你已经满口是血。
不会在这儿待多久，我们或许会说，很快就能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但通常情况下，有时在几个月或者几周内，我们就会低着头重新回到美甲店，胳膊下夹着放美甲工具的纸袋，求人家让我们复职。大多数时候，店主会出于可怜或理解，也或者二者兼有，冲一张空桌子点点头——总会有张空桌子。因为没有人会在这儿长待，总有人刚刚走。因为这份工作没有固定的薪水，没有医保，没有合同，身体是唯一的工作原料和工作基础。既然什幺都没有，那幺身体就成了自己的合约，成了在场的见证。我们就这幺干几十年，干到我们的肺一吸气就肿胀，干到我们的肝脏因化学物质而硬化，干到我们的关节因炎症而脆弱、红肿，干到它们一起串成某种人生。不消两年，新移民就会明白，美甲店到头来就是梦想钙化成认识的地方，你会认识到醒来时你的骨头变成了美国骨头到底意味着什幺——且不论有没有公民身份——疼痛、中毒、低薪。
到这时，卡车已经撞上了黄昏中的橡树，引擎盖下冒着烟。脑壳很薄的崔福，满口酒气地说，感觉真好，哪儿都别去，
我知道的是，美甲店不只是工作场所，是制造美的作坊，还是我们把孩子养大的地方——其中有好多人，比如表兄维克多，都会因为数年如一日地把有害气体吸入尚在发育的肺中而患上哮喘。我还知道美甲店是厨房，我们的女人们蹲在后面几间屋的地上，一口口大锅在电炉子上噼里啪啦响，一锅锅热腾腾的河粉将原本逼仄的空间变得雾气缭绕，大蒜、肉桂、生姜、薄荷、小豆蔻的香气混着甲醛、甲苯、丙酮、派素清洁剂、消毒液的味道弥散其中。那里也是故乡的传说、流言、奇闻、笑话被讲述、被扩充的地方，笑声会在后面那几间比富人家的衣橱大不了多少的屋子里响起，又迅速消失，只留下一片诡异又原始的安静。那里还是临时教室，刚刚下船或下飞机或从绝望的深渊里爬出来的我们，希望能在这里暂时歇歇脚，直到我们能再次站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我们的嘴巴能圆润地发出英语音节。那之前，我们只能在美甲桌上埋头做练习册，完成夜校的非母语英语教程作业——这些课花掉了我们工资的四分之一。
望着太阳隐没在树林中。感觉不好吗？车窗变红了，仿佛一个人闭上眼时看到的那种红。
因为我是你儿子，所以我对工作的了解和我对失去的了解一样多，而我对二者的了解又和我对你双手的了解一样多。它们曾经柔软的轮廓，我从未感受过。早在我出生前，你的手掌就已长满老茧和水疱，后来又被三十年的工厂和美甲店工作毁了个彻底。你的双手丑陋不堪——我恨一切让它们变成那样的东西。我恨它们是某个梦想的残骸和报应。你每天下班一回家，就扑通坐到沙发上，并且在一分钟内睡过去。我把水给你端来时，你已经在打呼噜，双手搁在膝盖上，像两条鳞去到一半的鱼。
两个月没联系之后，崔福给你发了条信息——
妈，你有一次告诉我，记忆是一种选择。但如果你是神，就会知道它其实是洪水。
写的是please，而非plz。
寒冷如河水，已经涨到他们的喉咙口。
崔福离家出走了，要离开他爸。要离开这一切。李维斯牛仔裤已湿透。他跑到了那座公园。毕竟，十六岁的人能跑到哪儿？
（一阵沉默，然后是笑声。）
你在雨中找到了他。他正在金属滑梯下面，滑梯像只河马。你脱下他冰冷的靴子，用嘴亲吻着他一个个如地面一样冰冷的脚指头，就像你母亲在你小时候冷得发抖时亲你的脚指头那样。
“我已经不怕死了。”
因为他在发抖。你的崔福。你那如牛一样健壮的典型美国男孩，但不是牛犊。你的约翰迪尔。下巴上青筋暴起，像静止的闪电，你用牙齿追踪着它们。
你把椅子往后一推，抓起钥匙出了门。
因为他的味道像河流，或许你离沉下去，只差一个翅膀。
“好了。”
因为牛犊在笼子里静静等待
“行。你准备好没？”
成为小牛肉。
城那头的你，正用手指敲着桌子的塑料贴面。
因为你记得
“正常的秘密。”安静的思考，平稳的呼吸。繁星如黑板匆匆擦过后的一片白点。“你能不能先来？”
记忆是第二次机会。
“就——就正常的秘密呗。但不能烂。”
你俩躺在滑梯下：像两个逗号，但没有话语在中间把你们隔开。
“哪种？”
你从夏日的残骸下爬出来，仿佛儿子离开母亲的身体。箱子里的一头牛犊，在等待。一个比子宫还逼仄的箱子。雨落下来，砸在金属上，仿佛引擎发动的声音。夜晚立在紫色的空气中，一头牛犊
“欸，崔儿，”你儿子说，“讲个你的秘密吧。”干透的血迹紧紧绷在他朋友的脸上。风，松针，几秒钟。
在里面动来动去，蹄子如橡皮擦一般柔软，脖子上的铃铛响啊
歌曲早已唱完，他们的神经被寒气做成的剑鞘套住，失去了知觉。衣服底下，鸡皮疙瘩钻出来，纤细的汗毛竖起后又被衣服压弯。
响。箱子上的人影子慢慢变大。那人拿着钥匙，是门的逗号。你在崔福的胸口听着。牛犊被绳子牵着，停下来
城那头的你正面朝窗户，想着是否要把炒河粉再热一下。你把刚才撕碎的纸巾收罗到手掌里，起身扔掉，然后回到椅子上，继续等。某天晚上，你儿子进家前，曾在那扇窗外停住脚步，看着你那张正在凝望的脸，一格光照在他身上。夜晚将窗玻璃变成了镜子，你看不到他，只能看到刻在你双颊和眉头上的皱纹，看到你那张不知为何反被平静蹂躏的脸。那个男孩，看到他母亲望着空虚，他的整个人都隐没在她那张幻影般的鹅蛋脸中。
吸气，鼻子抖动着，吸进令人眩晕的黄樟树气味。崔福在你身旁
有时在深夜里，你儿子会睡不着，认为有一颗子弹嵌在他体内。他会感到子弹在胸口右侧的肋骨间浮动。子弹一直都在这儿，男孩想，甚至比他的年纪还大——而他的骨头、肌腱、血管只是将这一小片金属包裹起来，封存在他的体内。不是我，男孩想，我母亲子宫里的不是我，而是这颗子弹，我是围着这颗种子长出来的。即使现在，寒冷慢慢把他包围时，他也能感到子弹从胸口钻出来，微微顶起了他的卫衣。他感到了这个凸起，可和往常一样，还是什幺都没找到。又缩回去了，他想，子弹想留在我的身体里。没了我，它什幺都不是。因为没被嵌进身体的子弹，就像没被耳朵听到的歌曲。
睡着了。呼吸均匀。雨。温暖透过他的格子衬衫冒出来，仿佛热气从牛犊的胁部散出来，你隔着星空下的田野
但你儿子还在树底下，躺在那个你永远不会见到的男孩身旁。他们离封闭高架桥只有几米远，一只塑料袋在钢丝网眼栅栏前乱扑腾，下面躺着几百个一口干的小酒瓶。男孩们开始哆嗦，拍手也慢下来，几乎听不见响声了。大风在他们上方呼啸着，淹没了他们的歌声——松针像手表摔碎后的表针一样咔咔嚓嚓落下来。
倾听那铃声，像刀一样发亮的声音。
你是个女人，是个母亲。你儿子正躺在松林里，而你则又一次坐在城市另一头的厨房桌子旁，静静等他。那锅大葱炒河粉，你已经重新热了三次。你盯着窗外，哈出的气在玻璃上蒙了一层雾。你等着男孩的橘黄色纽约尼克斯队卫衣在眼前闪过，因为他回来时肯定在跑，都这幺晚了。
那声音深埋在崔福的胸膛中，你听着。
如果你是神，你会告诉他们别拍手了。你会告诉他们，双手空空时，一个人能用它们做的最有用的事，就是抓紧。但你不是神。
那铃声。你像只想学说话的动物那样
虽然两个人脸上都有血，但血其实来自那个高个子男孩，他的眼睛是深灰色的，就像人影投在河面上的那种色调。十一月的余寒渗进他们的牛仔裤和薄薄的针织衫。如果你是神，你会注意到他们也在盯着你看。他们一边拍手，一边唱《我这小小的光》——拉尔夫·史丹利那一版，下午他们曾在高个儿男孩的立体声音箱里听过。高个儿男孩说，这是他父亲最喜欢的歌。现在，他们轻晃着脑袋，牙齿在音符间闪闪发光，下巴上干透的血迹变成碎屑，落在他们白皙的喉咙上，歌声像一把一把烟雾从他们口中离开。“我这小小的光，我要让它照亮。我这小小的光，我要让它照亮……在我的房子里，我要让它照亮。”他们挥动着胳膊，带起阵阵小风，松针被它们卷着，窸窸窣窣落在周围。高个儿男孩眼睛下面的伤口因为唱歌又裂开了，一道暗红的血线顺着左耳往下流，在脖子上拐了个弯，消失在地上。矮个儿男孩看着朋友，看着他那只肿得像灯泡一样可怕的眼，想竭力忘掉。
仔细聆听。
记忆是一种选择。你有一次这幺说，背对着我，口吻像极了神。但如果你真的是神，就会看到他们。你会低头看到这片松林。晚秋时节新长出的松针又嫩又湿，在树梢闪闪发亮。你的神目会穿过树枝，穿过洒在那荆棘上的斑驳阳光，看到松针一根一根落下。你的目光会追随松针，看它们经过最低处的树枝，落向凉爽的林地，最后落在两个肩并肩躺在那儿的男孩身上。他们脸上的血迹已经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