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察·帕贾斯维奇又去了包豪斯广场一趟，结果他们说席拉赫仍未回城。西塔·弗雷德听到这个消息后，秉持一贯作风，决定接管大局；她说席拉赫现在一定躲在卡兰堡特别建造的私人掩蔽壕内，又说她认得他的高级副官韦斯豪夫，要亲自去对付他。说罢便领着格察开车走了，留下西西·维尔切克、梅利·克芬许勒和我，在充满悬疑紧张的气氛下午餐，吃附近茶室供应的难以下咽的三明治。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大弥撒，不知日后是否还有缘再见，尤其舍不得右边小教堂内塔蒂阿娜最钟爱的那尊圣母像。稍后到凯恩特纳街上帕多瓦的圣安东尼小教堂内祈祷。
梅利依旧很平静，计划在最后一分钟驾着她的马车溜出维也纳。我们谈到在这里认识的年轻男士们，多数似乎都已化成空气消失了，甚至没跟我们道别，更遑论帮助我们。或许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男人的情况可能比我们女孩更危险。即使如此，我们仍忍不住慨叹身为所谓的“弱者”，并没有得到应得的保护。仅就这一点来看，老一代与年轻一代的差别再一次有天壤之别！要不是还有照顾我们无微不至的格察，谁会管我们呢？
4月1日，星期日，复活节
一夜之间，席拉赫神经兮兮的宣告，便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张贴，一再强调大家必须保卫“祖先的土地”，不受“最后一批野蛮人”的侵犯；他不断引用17世纪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战胜土耳其人的例子。
俄军已进驻但泽，那正是大战发轫之地。
西塔与格察终于回来了。这一次，轮格察坐在车内，由西塔攻入圣地，将所有奴才小人推开，直接扑向席拉赫的高级副官韦斯豪夫——有时候弗雷德双胞胎姐妹结交的奇怪朋友还真有用处——韦斯豪夫很快带她去见席拉赫。西塔提起她与海因里希·霍夫曼的交情——霍夫曼是希特勒的御前摄影师，恰巧也是席拉赫的岳父，接着要求席拉赫核发特别许可证，让格察离城。起先席拉赫似乎愿意合作，可惜在打了一通电话后，口气大变：“我刚才听说帕贾斯维奇伯爵已不再是代表克罗地亚的外交官了！”西塔表示她对这件事毫不知情，接着解释格察必须载三位护士去新单位报到。席拉赫答说他爱莫能助，但格察可以等他撤出所有大使馆时，跟他的旧同事一起走，否则只好留在维也纳；其他免谈！西塔回家见到我们之后，还为韦斯豪夫掉了一滴清泪，因为他在分手前对她说：“永别了！我们将死守在这里，直到城亡！”我十分怀疑，觉得他们很可能会在最后一分钟逃亡。
这批人在大战期间一直活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中，住在商店里堆满商品的国家里（对德国占领之欧洲各地而言，布达佩斯直到前一阵子仍如圣地麦加），有宽敞豪华的家族产业可栖身，不用服劳役，不用吃苦，更不用担惊受怕；他们经常浑然不知或根本不在乎战争到底为何物。如今，在一夜之间，他们的世界整个垮了，苏军占领他们的家园，所到之处，无一幸存。随着苏军不断前进，难民潮的国籍亦不断改变，最新的一波来自多瑙河对岸的伯拉第斯拉瓦地区。
维也纳被苏军攻陷之时，席拉赫果然逃往西方，并轻易混入美国人之中找到工作；后来自首，结果在纽伦堡大审判中因反人道的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他是少数认罪的人之一，自忏教导年轻一代的德国人信仰后来变成杀人魔王的希特勒。
卡塔林·金斯基和她的两个女儿，以及弗雷迪·保洛维齐尼因为也持有匈牙利汽车牌照，现在和格察同病相怜。吉嘉·贝希托尔德本来开了一辆装满粮食的汽车过来，半路上遭盖世太保拦截，没收了所有的东西，车子充公，叫他以后只能靠走。他年轻的时候可是风流倜傥的著名公子哥儿。帕里·帕尔菲也是，现在他也被困在城内。
格察当然不可能和他的旧同事一起走，他们彼此蔑视。最后，我们女孩子决定自己上路，减少格察的负担；若不必替三个女人担心，他的出路一定比较多。接着弗朗茨·塔克西斯（少数留下来的“忠实”男士）被派去车站查询火车出班表，回来后报告大部分火车都已停驶，但仍可试试往返于维也纳与林茨之间沿多瑙河行驶，经过各个种葡萄小村落的多瑙线。下一班预定凌晨4点发车。
晚上弗朗茨安排了一顿真正的送别晚餐。现在逃难队伍又多加了格察的姐夫：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这么绝的名字！他刚带着老婆和许多孩子从克罗地亚逃出来，现在坐在这里，认定格察会带他继续往西逃。西西·维尔切克的表姐，吉纳·利希滕施泰因（她嫁给了执政王子）寄给她一瓶很特别的镇定神经的补药，我们轮流对着瓶嘴大口吞，很快就把整瓶喝光了。我不停用我的小酒精灯煮咖啡，保罗·梅特涅的最后一瓶白兰地也壮烈牺牲了。
我们叫西塔回萨赫旅馆去睡个午觉；西西消失在汉西房间内，与哥哥话别；格察和我则继续煮咖啡；没有人更衣。格察告诉我，他现在联络上三名党卫军内身份可疑的低级军官，愿意给他假的汽车行照及牌照，条件是载他们三个人离开维也纳——沉船上的老鼠都准备开溜了！格察很想冒险试试看，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而且照目前的混乱情势来看，这招或许行得通。
这正是称为“05”的军事组织，他们与其他反纳粹地下组织互通声息，协调行动。大战一结束，该组织成员便成为重建奥地利民主政府的主要人士。
大家在赫林街道别，可怜的卡里叔叔看起来很不快乐；谁知我们何年何月才能重聚？！然后格察载我和西西去弗兰茨—约瑟夫车站，途中接了西塔。我们都没带重的行李，像是毛皮大衣等；格察答应会尽量替我们带，万一没空间，也只好算了！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一起午餐，我们用塔蒂阿娜寄给我的最后一批粮票买来巨大的炸肉排，放在酒精灯上烹煮，虽然十分油腻，却极可口；并用塔克西斯家族上好的葡萄酒（都是弗朗茨从被炸毁的图恩—塔克西斯宫地窖内抢救出来的）冲下肚里去。虽然有点浪费，但留给入侵者更可惜。弗朗茨的兄弟维利，似乎参加了奥地利某地下反抗军组织，一副极神秘的样子冲来冲去。
恩斯河小城 4月3日，星期二
大战末期，约有一亿德国人从他们位于东欧及欧洲中部的家园仓皇逃难，约有50万人死在路上，许多女人被强暴。
车站管制非常严格，所有人都必须通过检查。幸好我们都持有盖上官印的合法旅行证，可以合法旅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证件上面写着：“德国红十字会护士玛丽·瓦西里奇科夫。奉派前往空军4/XVII医院工作”；接着注明任何与上述目的地方向不符的旅行路线，将视同逃兵处理。
回到维尔切克府邸，发现每个人都极端亢奋。汉西的军营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形形色色的人潮不断经过门房小屋前方：提水桶的安妮·图恩、扛梯子的欧文·舍恩伯（他还想挖出他的红毛猩猩）；胸前戴满勋章，蓄一把黑色大胡子的弗瑞兹·霍恩洛厄刚从西里西亚逃出来，带回来一大堆描述苏军集体强奸女人、滥杀无辜的恐怖故事，听得在座男士，从卡里叔叔开始，惊惶失措。西西和我决定，如果格察明天还想不出办法来，我们俩将徒步逃亡，否则卡里叔叔可能会狗急跳墙，惹上麻烦。
火车自然相当拥挤，西西·维尔切克和我挤进一节车厢，西塔·弗雷德挤进另一节。我们准时离站，但大家都十分惦挂格察·帕贾斯维奇。车行如蜗步，我们根本没东西吃，很快便饥肠辘辘。将近中午，刚离开克雷姆斯不久，第一批敌机出现，对我们颇感兴趣，火车立刻躲进隧道，待在里面长达六个钟头，敌军轰炸机就在这段时间内将克雷姆斯炸个粉碎。
格察进去捋席拉赫属下的虎须时，我坐在车里等；他去了很久，我本想跟进去找他，却怕车子被没收充公，不敢离开。后来他终于出现了，毫无进展！现在他才开始自责，把我们延误在维也纳全是他的错。他说那群下僚态度友善，立场却很坚定：所有证件都需市长亲自签名，但现在他不在城内。明天再来吧！
她们搭上的那班火车是最后一班，因为那次空袭将剩下来的铁路线全部炸断。
我带他去帝国旅馆找桑德罗·索尔姆斯；桑德罗是外交部官员，将决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傀儡政府人员的命运，把他们撤退到萨尔斯堡郊区去。我们不敢告诉他，格察已被自己的外交部踢出来，只拿出他的克罗地亚外交人员护照，作为他持有匈牙利牌照车辆的理由。可怜的桑德罗却向我们抱怨，自从席拉赫上台之后，他已被架空；他接着建议我们去包豪斯广场——过去是前奥地利帝国首相的王宫，现已改为席拉赫办公室。
西西除了携带一个背包及几个小包袱之外，还在胸前紧紧抱住一个鞋盒大小的包裹，里面放了几百万马克和数目差不多的捷克银币；那是维尔切克家族全部的现金财产。西西必须把它交给她在卡林西亚的父母，我可以想象那个钱盒一路上一定会带给我们很大的麻烦。
格察此刻大显身手：他同时在三个不同的地点跟三批人约好见面；又不断到各个炸毁的地窖内跟可疑人物约谈，那些人都答应以天价美金卖他汽油，简而言之，他兴奋得要死，却让我们三个女人愁眉苦脸守着包袱，等待奇迹发生。
在隧道内感觉仿佛就要窒息了，于是乘客纷纷下车走到出口外面。大家可以看见头顶上有大群轰炸机朝维也纳飞去。等到火车重新开动时，天色已黑。火车走走停停，每次停车，西西都会下去在车旁舒展一下筋骨；我们都开始抽筋，疲惫不堪。这时西塔也挤进我们这一节车厢，平躺在其中一条长凳底下。离城之前，她在赫林街秉持一贯作风，把所有西西不要的东西全捡起来，收进自己的包袱里：旧平底鞋、没盖的保温瓶、假珠宝……现在这些杂货全跟着我们；因为她说：“你们怎么知道用不着呢……”
我们最后再把行李整理一遍。西西·维尔切克不停重新打包她那101个背包，拉斯洛·斯扎帕里和欧文·舍恩伯来帮我们把最后几样东西塞进包包里。他们俩才刚从舍恩伯宫的瓦砾堆里爬出来；空袭时，他们还来不及躲进地窖里，一枚炸弹已落入王宫的中庭内。整栋建筑损坏严重，现在他俩想在瓦砾堆里找出厄文的射击纪念奖品；他有很多银座象牙，还有两头红毛猩猩标本，可能都毁了。拉斯洛打算回他自己的产业去，但那个方向已经可以听见枪声。苏军已逼近维也纳巴登。
半夜2点，一辆货车在我们这列火车旁停下来。西西过去调查，得知它将早一点离站，我们决定换车。三人爬下车后，才发现忘了钱盒，又爬回去拿，再爬上货车。货车车厢都没有门，里面挤满裹着毛毯的人，全是从匈牙利逃出来的难民。西塔不小心坐在一个人身上，旁边的人立刻大叫：“小心！他才刚刚动过手术！”火车终于开动了。晚上月色极美，却也冻得可怕。不久，旭日自多瑙河后方升起。我们在霍约斯家族，即梅勒妮·俾斯麦娘家的家族产业，施韦特贝格停了颇长一段时间，这时又听说原先那班车已迅速赶上来，很快将超过我们。西塔又惊又气，逮住站长，给他看我们的旅行证，并坚持应让我们先走；他只是漠然地瞪了她几眼。她接着去找火车司机，送他香烟——亦无结果。这时原先那班火车冒着烟进了站，长叹一声后停下来；我们又火速爬了回去。不久便朝恩斯河畔的圣瓦伦汀驶去，那将是这条线的终点。
中午，当局公布一项笼络人心的政策：任何匈牙利牌照的车辆都不准离开维也纳，否则将被没收！格察·帕贾斯维奇的牌照便来自布达佩斯！他无视这项规定，继续搜寻汽油。我乘机四处向朋友道别。彼得·哈比希认为大家都急着离城是件奇怪的事；他打算留下来，不过他年事已长，冒的险并不大；而且他认为维也纳会跟柏林一样，拖很久。我并不同意。柏林是柏林，维也纳是维也纳！——完全是两码事。然后我在歌剧院废墟外撞见瓦利·塞贝尔，他戴着一顶大礼帽，手上甩着一把雨伞——虽然神气，却完全不合时宜。不过他是维也纳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他说：“真可怕，不过你又能怎么办呢？我是不走的！”
到了圣瓦伦汀之后，我们踉跄穿越被炸断的铁轨，登上另一班驶往恩斯河小城（乔丝·罗森菲尔德家族产业所在地）的火车，并在早晨9点抵达目的地。我们已和格察·帕贾斯维奇约好在那里等他。那时我们已在路上奔波超过24小时，一点东西都没吃。乔丝的家距离车站还得再走半小时，饥饿不堪的我们一路举步维艰，最后终于倒在乔丝脚旁，背包、包袱、钱盒散得满地。看起来一定惨不忍睹！
西塔·弗雷德回医院探望大家。部分伤患及较年轻的护士已经离开，其他人则很惊讶我们仍留在城内。
乔丝立刻开始照顾我们，先喂我们吃早餐，再让我们洗个澡。两个小时后，大家才慢慢恢复人形。她的宅邸和这一带许多乡间巨宅一样，建筑中央留有一块列拱的开放中庭，气氛典雅，诗情画意。乔丝和母亲及两位未出嫁的阿姨（全是好心却挑剔的老太太，看到我们都吓坏了！）住在这里，不过她并不打算留在这里等苏军攻来，早已开始收拾行李。两位阿姨拒绝离开，再加上寄住在这里的霍恩贝格家的两个小孩，一个8岁、一个1岁，连同他们的护士，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孩子的父亲，即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他于1914年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结果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次子，恩斯特公爵，是德奥兼并后第一批被关入达豪集中营的人之一。孩子的母亲是英国人，现在双亲都留在维也纳，公爵希望日后能为奥地利效力。
3月31日，星期六
大家都守在收音机旁，但维也纳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还帮乔丝把大量颇丑陋的银器装入洗衣篮内；一群在产业内担任农工的法国战俘，接着把这些篮子藏在水泥污水管内封死，埋入花园内。完工后，那批法国人（全来自法国南部）进屋里来和我们共饮一杯葡萄酒。整个过程都在蜡烛照明下完成，免得引起附近居民生疑。掘埋工作虽然辛苦，倒是絮语笑声不断。
罗玛莉·舍恩贝格在战场上负伤的军官长兄当时便躺在布拉格医院中，几天后他被拖下病床，遭苏军冷血谋杀。罗玛莉有五位兄弟，全部都在大战中死亡。
德国及奥地利各地农庄都雇用了这类法国战俘，大多数都非常和善，也帮了许多大忙。待战争结束他们恢复自由身之后，又常志愿保护急难中的人，陪伴以前的雇主逃往西方，担任他们的保镖。后来保罗及塔蒂阿娜·梅特涅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逃难的。这些战俘不论政治立场为何（很多人是左派），多数选择徒步走回法国，而不愿留在东欧等待“苏军”来到。
西塔和我带着所有能带的行李赶去医院，结果发现院内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人离开，而且没有人知道我们该离城了。西塔去找护士长谈，最后终于拿到我们的旅行证。院方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离城，但要求我们必须在4月10日到提洛尔位于施瓦察赫—圣维特的空军基地医院内报到，这表示我们有十天的旅行时间。现在到处兵荒马乱；碰到赫格勒教授，他说他准备留下，因为太多病患伤势严重，无法移动，很多大夫亦有同感。现在医生们在开会，谣传将给无望痊愈的伤患打针，免得他们落在苏军手中。
4月4日，星期三
我在萨赫旅馆前面碰见波弟·富格尔的女儿，诺拉。她眼泪汪汪的，说约好来载她离城的卡车没出现。
仍不见格察·帕贾斯维奇的踪影。我们决定再等24小时，若他还不出现，便先往格蒙登去。
席拉赫（1907—1974）的母亲虽是美国人，却很早便成为狂热的纳粹党员，曾在1931—1940年间担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接着奉派担任维也纳市长。尽管到后来他亦对希特勒丧失信心，但他仍然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而且在“七月密谋”发生后，亦追缉逮捕了不少反纳粹人士。
格蒙登 4月5日，星期二
以前曾担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现在是维也纳市长的席拉赫在城内贴满告示，宣称将把维也纳变成一座堡垒，反抗到底。
凌晨4点起床，趁天黑上路。乔丝·罗森菲尔德陪我们走了一段路；她想在附近的斯泰尔城内找到一家美容院。结果我们碰上两名酒醉的士兵，他们老远从匈牙利边界走来，一路通行无阻，可见德军阵营的混乱情况。
格察一直不相信医院真的会撤退，不断催促我跟他、西西·维尔切克及西塔一起逃走。但他必须先替他的车子取得通行证，而且我们也必须得到医院的许可，否则会被视为逃兵。
早上10点便抵达林茨。车站附近仿佛一大片废墟地，人潮万头攒动，看了令人十分沮丧。希特勒本来希望将林茨变成艺术大城，眼前却只剩下一片残破。
下午4点，护士长叫我们晚上9点回来报到，第一批伤患及职员将在那个时候离开。西塔·弗雷德和我都属于第一批走的人。格察·帕贾斯维奇和我赶回萨赫旅馆去通知西塔，因为今天她正好休假，但我们没找到她，只留了张条子，然后我便赶回家去收拾行李。
由于下一班开往我们下一个目的地阿特南—普赫海姆的火车下午2点才发车，又没地方寄行李，我们只好拖着行李鱼贯走进城里。天气燥热，西塔·弗雷德拖着大包小包塞满旧鞋、无盖保温瓶和西西·维尔切克其他垃圾的行李，落在后面。我们哀求她把那些垃圾全部扔掉，但她坚持不肯。
整个早上在办公室里打包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同时赶办急件。我们奉命将所有不必要的文件焚毁；做这件事我挺乐的，因为反正它们全是官僚公文。但仍有许多伤患需要协助及建议，所以整天都很忙碌。
最后终于找到一家没被炸坏的旅馆，他们让我们进去梳洗及休息。然后再上街找邮局，想发电报给家人，却遍寻不得。我决定去找肉铺，结果非常自豪地带了半磅香肠回去。但西西和西塔都认定那是马肉或狗肉做的，坚持不肯吃；我只好把香肠送给女侍应生，令她大乐。喝了点稀汤后，西西和我到公园里坐在长凳上晒太阳，四周全是炸弹坑。后来警报响了，我们奔回旅馆取出行李，带着西塔赶回车站。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愿被困在林茨，或躲进林茨的掩蔽壕内。
3月30日，星期五
车站里闹哄哄的，没有人知道该往哪里去。西西眼尖，瞧见一列火车停在另一条铁轨上，正开始冒蒸气，而且似乎朝着我们要去的方向。我们赶紧爬上车，静观其变。结果我们非常幸运，火车为了躲避即将发生的空袭，提早离站。
格察·帕贾斯维奇来载我回家，我试着发电报给家人，向他们报告最新的好消息，可是邮局不接受电报。火车也停驶了，整座城都陷入恐慌状态。
阿特南—普赫海姆是通往格蒙登与萨尔斯堡的重要转车站。下车后我们先进村里，村里只有一条街道；红十字会已接管所有的客栈，发放中心请我们喝汤。据说伤患不断朝这个方向涌来。看见那些皮肤被晒得红红的、制服浆得笔挺，且态度友善的护士，令人惊喜。这里似乎离战争还颇遥远，当地邮局甚至让我发电报给母亲；只不过不知她是否能收到。塔蒂阿娜在汉堡，距离太远，根本不必尝试。
今晚我正安静地在办公室里工作，西塔突然冲进来报告最新消息：空军管区刚刚来通知，整个医院，包括伤患、职员及器材，必须立刻撤退到提洛尔去。
下午5点登上驶往格蒙登的火车，西西和我在那里下车，西塔则继续坐到艾尔特蒙斯特。下周我们再会合，一起前往施瓦察赫—圣维特。
西塔·弗雷德开始宣战了。今天她和院长“火爆会谈”，要求被调去拜罗伊特。院长立刻威胁道：“如果再听到别的职员散布失败主义论”，他打算把我们全调到前线去。
我们对格蒙登的第一印象不太好，等了很久才等到一班电车，不过后来渐渐习惯不时的耽搁。电车载我们到湖滨大旅馆“施万”前的市集广场；广场上也一片混乱，一辆辆载满从维也纳逃亡人潮的卡车不停驶来，这些人无处可去，下了车后便拎着包袱席地而坐。我在人堆里认出一位西班牙外交官。
3月29日，星期四
我们徒步走上一个陡坡，抵达柯尼金别墅。别墅最早由坎伯兰伯爵建造，现在属于汉诺威克里斯钦王子未出嫁的阿姨，奥尔加。那栋建筑乍看之下像是已荒废了，我绕到后面马厩去找人。西西则被一条巨大的猎狼犬困住，动弹不得；狗围着她绕圈子，吠个不停。产业内插了好几个“内有恶犬”的告示，让我们有点担心。后来终于有一位德国上校的太太开门让我们进去，她自己也带着两个小女儿在逃难。然后她唤来一位典型的旧式侍女——戴着夹鼻眼镜、头顶上梳个髻的施耐德小姐。后者领我们上楼，把我们安顿在主卧室内。主卧室很小，摆了一张窄床，床尾放一张长椅。我们俩抽签决定谁睡哪里。施耐德小姐很不开心；虽然克里斯钦通知她我们会来，她却不知道确实的日期，所以没做好准备。其实我们满心感激克里斯钦，哪还会埋怨呢？！那位上校夫人邀请我们一起吃晚餐，她人很好。饭后我们泡了一个舒服的澡。整间浴室从天花板到地板，都贴满了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皇族的家族照片。
今天格察·帕贾斯维奇又来载我回家。
这时我们突然听到汽车喇叭声，原来是格察·帕贾斯维奇！他和他姐夫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一起开车过来，一路平安，而且似乎把我们所有的行李和大衣都带来了。不仅如此，格察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拖车，挂在车后，上面堆满其他朋友留下来的东西。即使在这种非常时期，有胆识、有决心的男人仍能有志竟成！他唯一丢下的东西，便是我淡紫色的手风琴，和西西的一只皮箱。
走出他办公室时，我打定主意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但只要我觉得时机到了，我就会逃走。姑且不论我个人的情况，院方对撤离病患与职员毫无计划，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同时苏军已抵达等于是郊区的维也纳新城了！
我们坚持要他们留下来过夜，但睡在哪里呢？这栋房子虽大，但每个房间都堆满了从附近一座城堡（已改成医院）运来的家具。最后我们两个女孩挤在窄床上，格察睡长椅，卡皮斯坦则睡在浴室一张临时架起来的沙发上。他们叙述了维也纳自我们离开后的状况。
西塔·弗雷德一直坚持要我去找院长蒂姆医生谈话，向他解释我身为一名白俄，万一红军进城时逮住我，将“很不健康”。今天我照她的话做了，结果他回答我，说他是业余的星相学家，根据他最近的计算，元首还会再活十年；也就是说：战争还没有失败！然后他愈说愈激动，最后还对我大吼大叫，警告我最好别到处散布谣言，扰乱民心，否则他会叫当局以“失败论者”的罪名逮捕我，云云。
过去几天情势遽变，我们离开的那天下午，西西的哥哥汉西便领着部队移防到阿姆施泰滕。格察和卡皮斯坦次日早晨载着那三名提供汽油、证件及汽车牌照的党卫军逃兵离开，格察同时答应替他们运送所有的行李。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三名党卫军中，竟有一个人是我们的朋友，即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副总经理，鲁施先生。他人这么好，实在不像一名党卫军，我因此怀疑他为了离城，可能也持有假证件。格察强调他奉派替盖世太保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证件有效期为一个月，他们一行人因此得以自由出入整个萨尔斯堡区域。本来他应该在抵达圣吉尔根之后把车子交给那三个人，但他认为自己已仁至义尽，不打算那么做，于是便让他们在林茨下车。
3月28日，星期三
巴特奥塞 4月6日，星期五
维也纳赛马俱乐部会址所在，即位于著名的萨赫旅馆转角处的菲利普斯宫，其废墟于1947年被夷平，改建为公园。大部分受害人尸首一直没挖掘出来，仍埋在地下。
我们把车上行李卸下来，让男士们开车去接格察·帕贾斯维奇的太太阿莉（她是西西·维尔切克的姐姐）、他们的两个小孩，以及卡皮斯坦·艾当莫维奇的太太史蒂芙，和他们的四个小孩，这两家人一直住在巴特奥塞埃尔茨家。我们计划周末去找他们。
苏军已越过奥地利边境，正迅速推进中。听说德军几乎没有反抗。
但首先，我们必须先申请留宿柯尼金别墅的许可证。格蒙登的纳粹地方党领导极不友善，但市长为人却颇正直，一听到我们的名字（汉诺威克里斯钦王子曾经跟他提过），立刻准许我们住下。克里斯钦也交代过园丁，让我们自由采蔬果，所以看来我们还有希望活下去。西西保持低姿态，因为她未来的医院格蒙登医院还不知道她已经到了。我们去施万旅馆吃午餐，一位刚从维也纳逃来的人告诉我们，苏军昨天已在维也纳郊区弗罗瑞兹多夫的树上吊死了一些纳粹党员。
维尔切克宫内也逐渐人去楼空：西西的父母和汉西的太太蕾妮，已在十天前离城，如今家里只剩下卡里叔叔、汉西、西西、格察、塔克西斯兄弟（他们家两个星期前被炸毁）和我。
下午我们搭火车去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探望施塔勒姆贝格夫妇。格察再开车接我们回巴特奥塞。埃尔茨母亲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儿子的消息，但据说艾伯特就躲在附近的树林里。
下班后格察来接我，我们把车开到卡伦山坐了一会儿，整理思绪，然后才返回城内，去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告别；她终于可以离城了。接着到布里斯托尔和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一起吃晚餐。我在去旅馆的路上，看见一个老人用一台小独轮手推车推一具棺材，上面写着“冯·拉瑞什先生”——可能是赛马俱乐部的受难者。我推着自行车从他身旁绕过，快要碰到他袖子时才想起来应该问他一件事——棺材是在哪里买的？
4月7日，星期六
格察载我回医院，我发现西塔·弗雷德的情绪极怪异。她溜进我办公室，悄声对我说，她有话不吐不快：自从手术病房被炸毁后，病患床位变得非常挤。以前地窖里有所谓的“水疗单位”，这是奥地利人的发明，非常有用，里面摆了很多澡缸，让脊椎受伤的病患日夜躺在温水里，甚至让他们睡在水里，从来不移动；不仅可以防止骨髓渗出骨头，同时能减轻许多痛苦。以前我常去那里探望一位俄国战俘；他非常年轻，伤势严重，整天都在哭。我希望用母语跟他交谈可以让他好过一些，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吹口琴，感觉好多了。可是自从停水后，我们必须把这些病患抬回干床上。有一名塞尔维亚人不知染上何种坏疽症，味道非常难闻，不可能让他和其他病患住在同一间病房内，最后只好让他一个人住一间病房，让其他八张床空着。医生早就放弃他了，可是他一直撑着，院方急着用空床，经过“秘密会商”，现在决定让他“解脱”。西塔刚才发现这件事，情绪很坏。她带我去看他的情况有多严重。我们走到他床边，她掀起被单，让我看他已变得跟煤炭一般黑的手臂，西塔毫不费力气就可以用手指戳进他肉里。他一直用询问的眼光看我们，好可怕！
全家人一起吃早餐，接着带孩子们出去采蒲公英，拌在沙拉里很好吃。然后去美容院做头发。史蒂芙·艾当莫维奇替所有人做饭，很困难，因为没有人有粮票。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布里斯托尔拿我的手风琴，回来时想试另一条捷径，结果那架该死的手风琴就在我经过赛马俱乐部时掉了下去，我弯腰去捡，却撞见停在瓦砾堆前的一辆卡车。那地方还是一股可怕的臭味，我抬起头，赫然看见卡车后面装满没绑紧的布袋，最靠近我的那一袋里伸出一个女人的两条腿，虽然还穿着鞋，其中一只鞋的鞋跟却掉了。
格蒙登 4月8日，星期日
回家途中，看见格察·帕贾斯维奇的汽车停在圣米歇尔广场上；他是西西·维尔切克的姐夫。我吓了一跳，手里抱的东西都掉了，因为这里没人有这么大的胆子，除非不怕死。他虽在匈牙利出生，却持有克罗地亚护照，因为他们家族的产业都在前南斯拉夫境内。他有一位兄弟本是克罗地亚驻马德里大使，后来投奔同盟国，他因此受到拖累，刚被克罗地亚外交部解雇。格察来接西西，如今却困在维也纳城内，必须等找到足够的汽油后才能启程。
早上在教堂碰见许多来自维也纳的难民，像是霍恩洛厄夫妇、帕尔菲夫妇等。午餐后，帕贾斯维奇夫妇载我和西西·维尔切克回巴德伊舍温泉小镇，路上被党卫军巡逻拦下，虚惊一场！格察拿出他的假证件，他们也要求看我们的；我的证件上注明我应该去施瓦察赫—圣维特，方向跟这里完全不对，立刻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问我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距离目的地还这么远？我解释我离开维也纳的日子比原订启程的日期晚很多。最后领头的上士表示，要不是他心地善良，早把我拉下车，派我去挖战壕了；我反唇相讥，说我以为“六年战争”期间护士的用处应不只挖战壕而已！这场对话不甚愉快，离开时大家都还在发抖。回到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后，西西和我搭火车回格蒙登；我们计划好好休息两天。
在医院里出了糗：我替几名士兵颁授勋章，却不知道只有院长才有权利颁奖。但公文放在我桌上，注明这件事必须立刻办！结果院长气坏了，因为他把这种事看得很认真。
4月9日，星期一
3月27日，星期二
天气美极了。我们坐在柯尼金别墅的阳台上晒太阳，享受湖光山色的可爱景观。很快西西·维尔切克就得去格蒙登医院报到了。
上个星期六，卡里叔叔告诉我，当萨佩哈夫妇终于获准携带财产（是他们从波兰逃出来时，用一辆卡车运来的）离开维也纳时，半夜打电话给他说，车上还有些空间，可以带一些波托茨基母子寄放在列支敦士登皇宫内的东西走。卡里叔叔马上带一批可以立刻取出的箱子过去装车。等他们离开之后，他盘点了一遍。波托茨基家族的兰卡特城堡内拥有世界闻名的瓷器、家具及华托和弗拉戈纳尔的名画等，全是他们家族的祖先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凡尔赛宫遭掠夺时廉价购得的。多亏戈林出面干预，这些宝物才安全抵达维也纳。不过，卡里叔叔很不好意思地咧嘴笑了笑说，被萨佩哈夫妇的卡车载走的那批东西，却是波托茨基家族的交响乐队乐器！当然这些乐器也算得上是18世纪的古董，不过你可以想象可怜的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开箱时的表情……
今天在施万旅馆碰见埃尔巴赫夫妇；维克托·埃尔巴赫是驻雅典的最后一任德国首长，他太太厄莎贝斯则是卡塔林·金斯基的姐妹。他们刚从匈牙利逃过来，告诉我们卡塔林在林茨被党卫军拦下，所带的东西全被没收——主要是培根、面粉和香肠——都是她老远从匈牙利带来，本来希望做小孩的粮食，维持到战争结束。埃尔巴赫夫妇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可能会在旅馆里住一夜，让我们感觉很愧疚，自己住得那么舒服；然而未经汉诺威家族的同意（他们现在都在德国），我们不敢收留任何人。
昨天我和卡里·维尔切克叔叔正在前往史蒂芬大教堂望弥撒（昨天是受难周的第一天）的路上，警报响了。空气中烟尘弥漫，太阳已下山，我们坐在圣米歇尔广场的教堂石阶上，弗朗茨·塔克西斯偶尔会过来向我们报告敌机的方位。
4月10日，星期二
今天是接下新工作的第一天，非常忙碌。
西西·维尔切克和由附近那座城堡改建而成的“坎伯兰医院”院长谈过话；他提议就让她在那里工作，这样对她很方便，她每天只需走路穿过公园便可；但她有点犹豫，因为那间医院内没有手术室，而她整个大战期间一直在手术室内工作。
3月26日，星期一
4月11日，星期三
工作人员终于挖出一条路，通到赛马俱乐部坍塌的地窖内，并开始掘出尸首。那股臭味令人作呕，留在鼻内几天都不散。通常我都骑自行车绕到史蒂芬大教堂，避开那条街。
陆军上校——他的家人就住在别墅后面改建的马厩里，从兰巴赫开车来看他们。他并不认为德军还能撑过两个星期，建议我最好别尝试赶去施瓦察赫—圣维特。他负责率领一个爆破小组，经常和林茨的地方首长埃格鲁伯见面，后者等于是奥地利这一区的国王，是个非常可憎的人物，很爱大放厥词，高谈“抵抗”、“荣誉”，云云。
我即将搬去维尔切克家住。西西下周将与她的医院一同撤退，但她的哥哥汉西是预备军官，虽然负伤，仍须留守城内，直到苏军攻来。至少他能提供我苏军进展的最新消息。已开始运送行李到赫林街。
已有消息传来：我们医院的伤患没有一名安全抵达施瓦察赫—圣维特，只有年轻的护士及一批医生报到。然后我有命令在身，尽管很想待在这里和朋友们一起面对“大崩盘”，但此刻的明智之举似乎仍是上路为妙。格察·帕贾斯维奇会开车送我一程。
每天晚上我都和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走到地下室，用大果酱瓶装满水回房间；虽然旅馆每天会在房客的盥洗池里放一小杯水，不过因为空气里满是烟尘，很容易口渴。最近我都趁着空袭期间在医院里洗澡，不过现在这么做已变得太危险，我不敢了；况且就连医院里都缺水。所有战俘，包括那批飞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只要还能走动，都被派去附近蓄水池提水。虽然大家都知道池里的水污染严重，仍照用不误，甚至用来煮饭。卫生标准每况愈下，护士亦开始接种霍乱疫苗，因为布达佩斯已经开始流行传染病了。不过我们都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时间多想或担心。
4月12日，星期四
3月24日，星期六
上校载西西·维尔切克和我去格蒙登车站。虽然我一部分的行李已比我早一步运走，但我携带的包袱还是很重。开往圣吉尔根的慢车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只好把行李塞进车窗里，站在车厢外最低的台阶上，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后来警卫走过来命令我们下车；我们绕到火车另一边，等火车开动，再赶快跳上对面的台阶，结果西西两只脚各踏一截车厢，就这样摇摇晃晃上路了，实在很危险。后来一位军医救了我们，他跳到我们后面，保护我们别因为撞上树枝或狭窄隧道的墙壁而掉下车去。抵达圣吉尔根后，格察和阿莉已在车站等我们。
居然接到乔吉寄来的一封信。他仍在巴黎，在一家新闻社工作，同时继续在科技学校念书。他建议全家人“守在一起”；俄国人会说这是“隔岸救火”的建议。此刻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在北方；父母住在柯尼希斯瓦特；我被困在维也纳城内！……不过乔吉当然是好意啦！
罗斯福总统就在当天死于佐治亚州的温泉镇。
今天的空袭持续了五个小时，但未造成损害。敌机从意大利飞来，一直飞往柏林——挺大的成就！
4月13日，星期五
3月21日，星期三
驾车开往拉德施塔特的一路上险象环生，到处都有路障，守卫若非陆军宪兵，便是党卫军。碰到后者，格察便拿出他的假盖世太保证件；碰到前者则亮出他的克罗地亚外交官护照。由于陆军和党卫军彼此仇视，他得分清两者，千万不能搞错。这点可不容易，因为从远处看，他们的制服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已听说弗斯尔（里宾特洛甫以前的藏身处）附近的路障检查尤其严格，好几辆车已被没收，乘客被赶下车子。在一处党卫军设的路障前停下来时，有一群人便不怀好意地围上来，但看见格察的证件之后，却宣称他们是“盖世太保的拥护者”对我们挥手致意，甚至警告我们要多加小心，原来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被一个伪装成宪兵的驾驶员击毙，他们正在追捕那名凶手。
再度发生空袭，但未造成灾情。
开进拉德施塔特之后，我及时跳上一列正准备离站的火车。火车开动后，格察才扔给我一叠粮票。一个小时后，便抵达施瓦察赫—圣维特。途中经过一处名叫比绍夫斯霍芬的地方，赫然看见铁轨两边围满铁丝网，后来别人告诉我，那里是专门关俄国人和波兰人的集中营，战俘都挤在围栏后，目光呆滞地看着我们经过。
街上覆满一层碎玻璃。现在我都搭便车去医院。虽然不容易搭到车，不过我眼明脚快，连续两次拦下同一辆军用汽车，后来那位驾驶答应以后会注意找我，因为他每天都会经过我走的路线。彼得·哈比希也答应把他新弄到的自行车借给我，因为他白天并不需要用车。有了单车我就可以独立了。
施瓦察赫—圣维特是个小村落，四周环绕丑陋的矮山。我下车时已6点，有人告诉我，院长蒂姆大夫正在某间客栈内吃晚餐，我最好去那里跟他报到。步入市集，艾格尼丝护士一把抱住我，她和另外两名护士在一起，三个人都穿着可爱的阿尔卑斯山地农家少女装。她尖叫着跟我打招呼，忙不迭向我报告最新的闲话：目前一切停摆，接下来两周都不用工作。这里的医院受两个敌对集团的控制，其中一个集团正迁往加施泰因温泉……
3月20日，星期二
后来我终于找到蒂姆大夫，他正和另外六七位官员吃晚餐；他劈头便问我：“卡门人呢？”——指的是西塔·弗雷德。接着问我，找到住的地方没有，因为他已无空房拨给我，所有房间都住满了，他只能让我去睡他自己的床！我怯生生地问他，那我可不可以离开，去别家医院工作。他说他以为西塔和我逃了，已向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空军管区指挥部报备——然后猛眨眼睛，补了一句：“不，不，我一定要留你们在这里的手术室内工作。再过十天医院就开工了。”这段时间，我可以回格蒙登，但到时候一定得带西塔回来报到，不得有误！然后他建议和他一起吃晚餐的一位上校开车送我一程。我赶紧将所有行李搬来，包括我事先寄来的东西，和今天手提的几个包袱。我们在晚上8点启程，那位上校和他的驾驶员坐在前座，显得有点紧张。他说现在山区里藏有游击队。我们绕了一大圈经过萨尔斯堡，终于在深夜1点抵达格蒙登。
现在日子变得很难捱，因为城里已停水几个星期。旅馆如何继续供应三餐，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也没人敢喝茶或咖啡。夜晚也没灯，西西送给我的圣诞蜡烛也都快用光了。晚上，我经常摸黑坐在房间里练习手风琴。
4月14日，星期六
快到六点时，我决定回家。走到一半，有人从楼上朝街心扔下来一扇破窗框，把我的手划破了一个大口子。结果一辆军用汽车停下来，把我送到维尔切克家；我本来想找西西，但她出去了，结果她父亲用一条毛巾包住我的手，让我撑回布里斯托尔旅馆，由萨佩哈夫妇接手照顾我。他们说我的伤口触目惊心。
我虽然因为旅途劳顿已精疲力竭，仍然步行走去艾尔特蒙斯特——往返总计两小时——通知西塔·弗雷德这个好消息。
我们奉命清除善后，在成堆破碎玻璃和瓦砾之间蹒跚踯躅。我将接替其职位的那个女孩歇斯底里发作：她在路上遇到空袭，不得不躲进一间小屋内。我先让她回家，然后继续捡拾炸烂的家具和窗棂。
昨天苏军攻占了维也纳，听说德军根本没有抵抗。
一架美国飞机坠落在附近的土耳其公园内，院方派了几名职员去把机上组员抬回来；他们只找到四个人，另一个人不见了。
其实“维也纳之役”，苏军自从4月6日便开始围城，战役虽持续不到一周，却历经整个大战期间流血最多、破坏性最大的巷战。
这次敌机在医院内进行地毯式轰炸；当时我们躲在上次悲剧发生的隧道内。自从上次事件发生后，院方从医院接了一条直通电话线到隧道内，传达在屋顶上守望人瞭望的结果。今天有三枚炸弹击中隧道；西塔·弗雷德大叫道：“蹲下！”——因为我比大部分的人都高，她怕我首当其冲，承受空气压缩力。起先病患惊惶失措，仿佛牛群般尖叫乱窜，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平静下来。虽然每次爆炸都会震倒一批人，不过并没有人受伤，隧道也没有坍塌。另外七枚炸弹落在医院内，一枚炸中手术室，贯穿三层楼后才停下来，然后就在地下室掩蔽壕正上方爆炸，所有的窗子都被震碎了。
埃格鲁伯首长最近不断在收音机里叫嚣“奥柏多瑙”（纳粹替上奥地利省取的名字）必须作战到底，直到牺牲最后一个人；现在无论情况变得多艰苦，谁都不准逃亡，就连妇孺亦不许撤退，因为已无处可退！他常在演说中引述希特勒的话，不过至少他很坦白，并不企图粉饰太平。同时他表示为了补偿民众，答应加发米及糖。
又过了仿佛噩梦的一天。
4月15日，星期日
3月19日，星期一
今天在家休息和整理房间。终于打开行李，把东西放好。
和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及另一位波兰难民，塞巴斯蒂安·卢博米尔斯基王子在布里斯托尔吃午餐。波托茨基母子一直拖延离城的日子，终于在三天前离开。看不见他们感觉好怪；我们这群人已经变得如同一家人，每个人离开都会留下一片空虚感。餐后到对街加布里埃尔的旅馆内喝咖啡。她刚买了几顶新帽子——这是现在唯一不需用配给券购买的衣饰类。由于她持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的护照（她是执政王子的表妹），现在随时都可以乘汽车离城。
4月16日，星期一
和汉西·奥普斯多夫一起上教堂，然后去探望仍卧病在床的西西·维尔切克。歌剧院被炸毁的那天，她叔叔卡里写了一封信给我，日期注明为“维也纳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一日”。可怜，他伤心透了；西西的父亲也一样。弗朗茨·塔克西斯告诉我，维也纳对他们那一代的重要性就像卧室对我们：每个角落都“属于”他们，每一块石头他们都一清二楚……
火车已停驶（缺煤），我骑自行车去40千米外的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拿留在施塔勒姆贝格家的一件毛皮大衣和背包，往返花了我五个小时！附近乡野极美，可是路边有另一座集中营，可以看见远处的营房，周围全围着铁丝网。这座集中营名叫埃本塞，似乎没有人知道关在里面的是什么样的人，或有多少人，只听说它是全奥地利最可怕的集中营之一，光是靠近它就令我浑身难受。
3月18日，星期日
埃本塞集中营为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分营，以严苛待遇及高死亡率著称。巴顿将军率领的第三军团逼近时，党卫军指挥官决定将幸存的三万名人犯关进装满炸药的隧道内，全部炸死，但营中守卫（多为从东欧来的德裔人）拒绝服从命令，所有人犯才逃过一死。如今该营已改建为纪念公墓。
猛烈轰炸开始后，家人不断捎来家书，语气都急疯了，我却无法回信，因为维也纳对外邮件服务已中断。
4月18日，星期三
今天，西塔·弗雷德和我又在萨赫旅馆的地窖内待了几个钟头。那个地窖看起来的确很牢固，不过炸弹到底会从哪个角度炸过来，谁也无法预料。
格察·帕贾斯维奇从圣吉尔根打电话来，说他碰见一个在柏林看见保罗·梅特涅的人。保罗终于被踢出军队，正打算回柯尼希斯瓦特。我们本来以为他老早可以离开军队，首先他是个爵爷（王族），而且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外国人，不过当局似乎最近才突然意识到这两点。塔蒂阿娜现在和他在一起。让我们祈祷他们能在柏林环城道路封闭前离开，敌军已逼近城郊了。
3月17日，星期六
4月19日，星期四
今天早上又有空袭。我穿越歌剧院广场走到萨赫旅馆，因为听说他们的地窖比布里斯托尔的安全。塔克西斯兄弟和海因茨·廷蒂也和我一块儿去，结果在里面待了四个小时，幸好一切平安，不过每个人似乎都比以前更紧张。警报解除后，尽管听别人说火车已停驶，乔丝·罗森菲尔德仍直接去车站（她们家在林兹附近有产业）。她变得歇斯底里，连在维也纳多待一晚都不愿意。她留了些蛋给我。
西西·维尔切克和我找不到足够的粮食。商店里缺货，客栈总是拥挤不堪，而且供应的食物都极可怕，而且我们俩都没在工作——医院里至少还有餐厅——两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中。即使如此，西西仍设法拖延回医院的日子。她过度劳累，整天睡觉，看起来很不健康；在手术室里工作五年后，现在终于累垮了。她长得这么漂亮，如今这副惨相，看了教人更心疼。
3月16日，星期五
4月20日，星期五
医院放我两天假，然后我将换工作，转到“部队顾问服务及福利”单位。我还不太清楚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可能包括与本地空军管区通信讨论院内伤患升级及授奖事宜，同时替他们的私人问题提供顾问服务。这份工作必须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触，院长似乎认为我擅长此道。不幸我还得处理所有与死亡有关的事情，自从隧道掩蔽壕被炸的悲剧发生后，我们和许多死者的亲属会谈过。今天有一位死者的未婚妻来见我，所有血淋淋的细节她都想知道。
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戈培尔发表了一场可笑的演说：“元首常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常在元首的心中！”还有比这更肉麻的话吗？他接着说轰炸后的重建工程毫无问题。然而盟军现在正从四面八方逼近，空袭警报整天响个不停。不过至少像上校的太太就相信他的话；她坚信德国拥有某种秘密武器，将在最后一刻拿出来用，否则他们怎么敢发表这样的声明呢？她坚持要我们跟她一起吃早餐，真的非常好心，因为那便是我们一天里唯一的一餐。
3月15日，星期四
4月21日，星期六
今天又得步行去医院上班；现在往返得花四个钟头！我非想办法搭便车不可，不过现在马路上到处堆满破砖瓦砾，没有车辆能够通行，每个人都是步行。
早上11点，西西·维尔切克唤我爬上屋顶去看，天空里密布飞机，从四面八方飞来，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今天天气虽美，对山谷下方的阿特南—普赫海姆而言，却是悲剧性的一天。我们可以看到炸弹如雨点般落下，机群一直在空中盘旋，扔完炸弹后，又飞回我们头顶上绕了一圈才走。空袭时间长达三个钟头。我从未在这么近的距离内观看整个轰炸过程，因为通常敌机来袭时，我们都瑟缩在地窖内。这一次我看得一清二楚，整片大地因爆炸而摇撼，那景象既恐怖又美丽。
3月14日，星期三
4月22日，星期日
维也纳歌剧院于1869年在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御前，以莫扎特的歌剧《唐璜》揭幕启用。巧的是，该院被炸毁前演出的最后一出歌剧，竟是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歌剧院被炸毁，连带焚毁总计120出歌剧的场景，及大约16万套的戏服。战后奥地利人生活虽十分艰苦，然而歌剧院的重建却一直被全国上下视为当急要务。歌剧院终于在1955年11月重新启用，不啻象征了“文明奥地利”的重生。
倾盆大雨。我们去教堂做礼拜，回家途中一辆装满士兵的卡车经过我们身旁，让我们搭便车，没想到却突然转弯朝林茨驶去。我们好不容易才唤起司机的注意，请他停车。有些士兵身上佩戴着骑士勋章被调回前线。他们请我们吃培根。
布里斯托尔的管理阶层实在厉害：旅馆内停电，只得在每张餐桌上点蜡烛，此外，一切如常。饭后我们走路去隔壁彼得·哈比希开的店，观看仍在燃烧中的歌剧院。彼得眼眶里噙着泪水；对维也纳人来说，钟爱的歌剧院遭到摧毁，无异为个人的悲剧。
昨天对阿特南—普赫海姆的轰炸显然造成极大的伤亡，车站里有好几列红十字会的火车停在侧轨上，让我想起两周前我们从维也纳逃出来，经过那里，那一群好心照顾我们、被太阳晒得红通通的年轻漂亮护士们！埃格鲁伯答应加发给饥饿民众的米与糖存粮也化成灰烬了。
1934年7月，冯·许士尼格博士（1897—1977）继被刺身亡的陶尔斐斯成为奥地利首相。因为坚持反对希特勒于1938年3月执行之德奥兼并，与其妻一同遭到逮捕，大战期间一直被关在集中营内。1945年，美军释放了他，余生在美国教书。
俄军今天占领了埃格尔，意味着柯尼希斯瓦特也落在他们手中。家人都逃走了吗？
我和波弟·富格尔及他女儿诺拉、他妹妹西尔维亚·明斯特一起吃晚餐。波弟的前妻在战争爆发以前嫁给前奥地利首相许士尼格，现在两个人都被关在集中营里。
4月23日，星期一
从维尔切克家出来后，我们继续查看灾况。歌剧院仍在燃烧；布里斯托尔没有一扇窗子完好如初，从街上一眼就可以看见里面的餐厅。外面万头攒动，每个人都衣衫不整，满身硝烟味儿。
西西·维尔切克终于去格蒙登的医院报到了。我再一次骑自行车到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在一间客栈里午餐，和一位11日才从维也纳逃出来的人聊天。他讲了几则民团和党卫军在最后一刻发生激烈冲突的恐怖故事。
波弟还留在城内，等待安葬母亲，可惜此事一直悬宕未决，因为棺材严重缺货。刚开始人们还凑合着用补窗棂的卡纸嵌板做棺材，后来连卡纸嵌板都找不到了。几天前，梅利·克芬许勒才对我说，她不准我现在死：“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暗示替我办丧事会太麻烦！不仅棺材缺货，而且连掘坟都得亲戚朋友亲自动手，因为挖墓工人都当兵去了。结果很多地方都堆了一大堆等待下葬的棺材。幸好现在还是冬天，那景象仅仅怪异而已；天知道等春天来临，雪融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前几天有人替一位死去的上校举行隆重的葬礼，甚至请来军乐队，结果棺材被降下墓穴的当儿木盖突然滑落，竟露出一位灰发老妇的脸孔——葬礼继续举行！
4月24日，星期二
我们先去在赫林街上的维尔切克家慰问他们。西西得了扁桃腺炎，又发高烧，躺在床上。每个人都有点歇斯底里，仿佛喝醉了似的。据说被炸得最惨的是赛马俱乐部，地窖里死了270个人；到现在建筑物本身仍在燃烧，无人能接近。乔丝·罗森菲尔德告诉我，在最紧张的时刻，她紧紧抓住波弟·富格尔，因为她觉得空袭期间，能躲在一位获颁勋章的空军将领旁才最安全！
西西·维尔切克今天一整天都在医院里洗脏绷带。医院里似乎没有手术设备。她现在发烧了。我仍在设法找食物给她吃。又下大雨！
晚上，维利·塔克西斯出现。他听说隧道被炸，很替我担心。他一直等我把工作做完，陪我走回城内；一路上满目疮痍。他说城市中心灾情严重——歌剧院、赛马俱乐部，甚至连我们住的布里斯托尔旅馆，都被炸了。我问他我的房间还在不在；他说不知道。等我们走到城市中心时，已经入夜，但很多建筑仍在冒着熊熊火光，你甚至可以在旁边看报纸。而且到处弥漫浓浓的煤气味，就和柏林最惨的日子一样。
4月25日，星期三
稍后，我们爬上屋顶，往城里眺望。奥尔施佩格教授说，他看见歌剧院在燃烧，可是当时烟尘弥漫，实在看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今天终于出太阳了。我们到阳台上晒太阳，想晒黑一点。下午去湖边骑自行车，坐在湖边休息时，周围的山峦开始发出低吼，仿佛在晃动。附近一定有地方遭到轰炸，却不能确定是哪个方向。听声音仿佛就在附近，却看不见飞机。回家后才听说，是50千米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听起来之所以这么近，是因为群山会制造回音的缘故。西塔·弗雷德打电话来报告最新状况，称贝希特斯加登为“磐石”！
在医院工作时西塔·弗雷德冲进我办公室，通知我大群敌机正朝我们飞来。当时我手边工作实在太多，不能立刻跟她一起去隧道躲藏。她却喜欢趁着还不太挤的时候，早早赶过去。等我准备好时，她已失去耐心，说我们干脆留下来算了，让我觉得有罪恶感，仿佛都是我的错似的。其实留下来的人很多，地下室掩体内挤满伤患和护士。我跟伤患坐在一起；其中一位病人是鲍尔上尉，他是著名的明星飞行员，获颁橡叶十字勋章。他肩膀受重伤，不过仍能起来走动。我们聊了一会儿，但很快灯就熄了，外面的噪音打断所有的谈话。我往地窖里瞄，瞥见艾格尼丝护士蹲在一张桌子上啜泣，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正在拍她的背。她平常总是和善又开心，可是每次碰到空袭都会崩溃。我走过去，坐在桌上陪她，和她紧紧抱在一起。外面的哨音及吼声不断，我从来没有在维也纳碰过这么可怕的情况。院方派了一位守望员待在屋顶上，他奉命无论如何不准离开屋顶，后来传下来一个口信，说隧道遭炸弹直接命中。我们立刻想到躲在里面的许多病患和护士。果不其然，大约十分钟之后，待轰炸噪音安静了一点，扛着担架的人潮便不断涌进，受伤的全是一个钟头以前高高兴兴走去隧道的人，看了教人心碎！有些人一直尖叫，其中一个人被击中胃部，抱住我的脚苦苦哀求道：“麻醉药，护士，给我麻醉药！……”然后一直不停呻吟。医生当场就在地窖里替好几个人动手术。院长却在一旁不断咒骂不听从他命令留在医院里的人。他发现几乎所有职员此刻都集中在这里，变得怒不可遏：“如果现在我们被炸弹炸中，我岂不是要损失所有的职员？！”据说当一部分病患走到隧道外面想透口气时，一枚炸弹正好掉在隧道出口前方；还有些人说，当时误传空袭警报已解除……总而言之，有14个人当场被炸死。大批幸存的受害者被抬进我们地窖的那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天美军与苏军在易北河岸的托尔高城外会合。纳粹帝国因此被切成两段。
今天是维也纳的黑暗日！
4月26日，星期四
3月12日，星期一
早上西塔·弗雷德开车来看我们。附近又发生空袭，我们只穿内衣躺在阳台上看飞机。稍后其中一架飞回来在湖上方绕圈子。由于敌机极少单飞，西塔认为那可能是一架被击中的美国轰炸机。起先我们懒洋洋地看着它转弯，后来它突然朝我们俯冲过来，我们拔起脚就往客厅里冲，心想它一定会撞上屋子，尚未回过神来，飞机已坠落在外面的公园里。我们赶紧奔出去，但机身已迅速燃烧，没有人能够接近。据说组员都已弹出机外，但时间短促，似乎不太可能。或许驾驶员想在草坪上迫降，却没有成功。我们都吓坏了。
回旅馆后，发现母亲发来一封电报。伊连娜从罗马、乔吉从巴黎分别捎来好消息。太神奇了，到现在私人的信息似乎仍能通过前线，或许是经过瑞士吧。母亲要我打电话给她，可其实我每晚都试着拨电话去柯尼希斯瓦特，从来没接通过。
上校派了几个人来公园里的菜园里种蔬菜。现在大家最大的恐惧便是饥馑。
半夜，玛丽安·图恩替母亲从卡尔斯巴德打军用电话给我；她说母亲急坏了，我向她报告最新的情况。
那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佩塔西以及好几名法西斯领袖，一起遭意大利游击队枪决，然后用绳索绑住尸首的脚跟，倒吊在米兰大广场上。
一位我从来没见过的穆尔巴克先生替我带来安托瓦内特·葛纳和费德·基堡（他也在上个月离开维也纳）写的信。他们俩都在慕尼黑，都恳求我立刻离开维也纳。我在旅馆前厅跟穆尔巴克先生见面，他本来应负责安排我离城的事，但这并不容易，因为一个星期前当局已下令禁止所有人做私人旅行。结果他递给我一份由慕尼黑军备单位核发的空白旅行证，我只需填上名字及地址便可。但光持有这张旅行证还是没用，除非情况变得一团混乱，否则我不可能离开医院；可是若等到情况大乱，火车一定停驶，那又可能来不及了。即便如此，安托瓦内特为我费的这番心思仍令我十分感动。
4月27日，星期五
3月10日，星期六
今晚回家时，看到门前停了一辆巨大的灰色汽车。我认出驾驶员正是安托瓦内特·克罗伊的丈夫尤尔根·葛纳（四个月前在维也纳替我们烤鹅的那个人）。尤尔根说他和安托瓦内特来巴伐利亚住了几天，现在奉命前往捷克投入舍纳尔陆军元帅麾下，但舍纳尔的军团眼看即将受围，而且尤尔根的部下都被困在克拉根福。他显然在拖时间。我们告诉他食物严重短缺的情况，他答应想办法帮忙。
听收音机报道，盟军已渡过莱茵河，现在科隆及波恩附近作战。虽然到处都受到他们的包围，但德军在西线的抵抗似乎仍相当顽强。这点令我想不通。如果必须在两者中作选择，难道他们不想优先抵挡苏军吗？
收音机报道俾斯麦家族在弗利德利斯鲁的宅邸被炸坏，而且有好几个人死亡。幸好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可是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占领埃格尔和马林巴德的似乎不是苏军，而是美国人。俾斯麦家的人又去了哪里？
空袭。因此必须加晚班。
虽然盟军正从四方逼近，再继续打下去毫无意义，但驻扎在我们这一区的德军一般来说仍非常守纪律，服从命令。
3月8日，星期四
4月29日，星期日
今晚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邀请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到萨赫旅馆的私人宴会厅内吃晚餐。整个气氛仍具有浓厚的“古风”：戴白手套的侍应生、吃由主人亲手射杀的野鸡、喝摆在冰桶里的香槟……等等。虽然敌军离他家门槛不到几千米，他却继续过富豪地主的生活。
我们让尤尔根·葛纳和他的副官奥尔住在屋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汉诺威家族产业的经理施塔拉克先生看见这么多人进进出出，开始紧张；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他也不能说什么。而且直到目前为止，所有来暂住的人都是几位王子的朋友，他们绝对不会反对的。尤尔根觉得我不应该回施瓦察赫—圣维特，他认为顶多再过一个星期战争就会结束。
西西·维尔切克带我去见波弟·富格尔。他满头白发，脸孔却仍然很年轻；非常帅，极有魅力。他答应会去找本地的空军医官指挥谈我的事；此人对我们来说好比上帝，却正好是他朋友。其实我去求情主要是想让朋友们放心，他们都觉得维也纳守不了十天，我竟然还待在这里，实在恐怖。的确，苏军前进速度稳定，就算不马上进城，也绝非德军能够抵抗，据说德军防守力早已疲软。
气候变了，又开始下大雨，甚至飘了些雪。我们骑自行车去教堂，其余时间都待在屋内。格察·帕贾斯维奇开车来找西西·维尔切克，讨论未来的计划。他已替家人弄到护照，将带全家前往瑞士，要西西也一起跟去，但她放声大哭，坚持不肯。
3月7日，星期三
我去找坎伯兰城堡医院的院长谈过，但他表示，除非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空军管区的主任医官放我走，否则他不能雇用我，因为这附近的医院全属于陆军。我们三个人于是决定去巴德伊舍温泉小镇请愿，若获得许可，我打算陪格察和西西去穆山几天。维尔切克家族在那里有一座城堡，他们计划待在那里等战争结束。然后我再回来工作。西西虽然不肯去瑞士，却同意和父母住。以后可能就没车子送她去穆山了，而且去那里她至少会有东西吃。至于西塔·弗雷德，她决定不理会任何命令，到本地医院做义工。
富格尔家族的老祖母死了。她的儿子“波弟”是德国空军的将军，前几天来维也纳。西西·维尔切克一直催我去拜托他，把我调到西边一点的空军医院。他的确有点影响力，因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明星飞行员，获颁德意志帝国最高荣誉勋章。西西自己将随所有职工迁往萨尔斯堡附近的格蒙登。不过她也不想立刻离开维也纳，正在设法拖延。汉诺威家族在格蒙登有一座城堡，现在改成医院。克里斯钦建议如果西西和我真的去那里，可以去他父母家（由马厩改建）住；并且答应为我们安排一切。听他这么说令人心安，如果我们真的必须逃难，肯定会非常仓促。
经过数月的秘密会商，党卫军中将沃尔夫就在这一天于卡塞尔塔率领所有驻意大利德军向盟军投降。
3月6日，星期二
穆山 4月30日，星期一
今天接到母亲1月2日从柯尼希斯瓦特寄来的一个包裹，被邮局耽搁了两个月，打破了以前的纪录。
我们在阵雨中出发。我仍拖拉着一大堆不必要的行李，万一在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的面谈不成功，还是得赶去施瓦察赫—圣维特。
稍后，我去看梅利·克芬许勒。她在军需品工厂工作，即使苏军进城，也不可能获准离开。不过她已从乡间的家族产业那儿偷偷弄来两匹马和一辆马车，万一我们必须在最后一秒钟逃难，可以用得着。
抵达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后，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空军管区主任医官，他正和一群军官吃晚餐，幸好我穿着制服。他领我进他办公室，听我描述施瓦察赫—圣维特的情况后，立刻发给我一张证书，解除我对空军的义务；表示现在我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家医院工作。我立刻被他迷倒！
今天和汉西·奥普斯多夫走出史蒂芬大教堂时，警报声响起。现在汉西经常陪我，他因为声带遭到枪击，正在城内接受治疗，只能小声讲话。
现在大家都可以前往穆山了。格察·帕贾斯维奇领队，载着阿莉、西西·维尔切克和我；史蒂芙·艾当莫维奇载着所有的小孩居中；第三辆车是雅各布·埃尔茨的，由卡皮斯坦驾驶。每辆车都载满各种稀奇古怪的行李，包括几袋面粉、米和一些罐头食物，全是帕贾斯维奇和艾当莫维奇家族从匈牙利大逃亡沿途搜集所得，而且奇迹似的全保存了下来。
3月4日，星期日
驶过巴特奥塞时，居然瞧见迪基·埃尔茨。大家一阵惊喜，可惜他看起来一副茫然的可怜相；他说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返回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家！
医院里变得很冷，因为煤炭烧完了。现在就连医院都无法享受配给煤炭的优先权。
本来一切顺利，后来卡皮斯坦突然不见了。我们等了好久，终于决定下车伸伸腿，这时他才出现，大家继续上路。开了六千米后，西西突然尖叫一声：她把她的皮包和装有维尔切克家族现金财产的盒子，忘在刚才停车的路边了！史蒂芙载着她开回去，到了休息地点，她们看见钱盒，却没找到皮包；便继续往前开了一段路，赶上两位骑自行车的女人，其中一辆的龙头上正挂着西西的皮包。接下来的对话极不愉快，那个女人坚持要把皮包交给警方，后来总算放手，我们这才继续上路。
今天没有空袭，总算可以准时回家。
经过拉德施塔特后，接着进入陶恩隘口；那里下大雪，我们的车子被困住，动弹不得。西西和我只好下去推车，凌晨4点穿着制服做这件事实在不太舒服。这时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突然从转角出现，上面端坐着梅利·克芬许勒，身边堆满大小包袱，俨然一幅难民图画。她果然按照计划，驾着马车从维也纳一路逃来，现在朝她们家族在卡林西亚区的奥什—奥斯特维兹城堡前进。后来总算所有人都穿过了隘口，下到山边，于凌晨5点时抵达目的地。
3月3日，星期六
穆山城堡原来是一座中世纪防御城堡，整个村庄都在堡内，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世界末日一般。我们吵醒了汉西的太太蕾妮，她赶忙替我们安排一切。西西和我共用一张四柱大床，明天我们将出去打听情况，开始计划下一步……
两天前，我们必须在空袭期间替汉尼（被切断双腿的那位飞行员）换纱布。当时他的未婚妻露琪不在；因为停电，我必须提着两盏油灯替换纱布的医生及护士照明。每次清洗伤口，汉尼必须忍受的痛苦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因为他的两根断肢等于是被绞断的，骨头碎得到处都是，不断从肉里刺出来，得用镊子一片一片挑。西塔说如果我可以看着他的伤口而不感到恶心想吐，那我就什么都不怕了。起先我还以为自己没办法，奇怪的是，我竟然能够忍受，尤其是在必须帮忙的时候，全神贯注，专心工作，和病患突然疏离，因此所有的感觉都被忽略了。感谢上帝！
希特勒就在当天，4月30日，进入他柏林住处的地下室内自杀身亡。
3月2日，星期五
几天后，西西·维尔切克和我返回格蒙登，一起进入公园对面的坎伯兰城堡医院内工作。但院内的工作环境极恶劣，我们俩几乎立刻同时感染严重的猩红热，原因是我们必须替自东欧撤退回来的数不清的士兵除虱，当然过度疲劳与营养不良亦使得病情更为严重。
塔蒂阿娜来电话。她现在仍在布拉格，不过马上就会去汉堡附近的弗利德利斯鲁与奥托·俾斯麦夫妇相聚，因为保罗·梅特涅最近被调去城堡附近的吕讷堡。去年秋天被判无罪的戈特弗里德，最近终于从一直监禁他的集中营里放出来，据说也会去那里。我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自由了，因为“七月密谋”他涉案这么深。塔蒂阿娜即将远行令我担忧，现在火车也经常遭到轰炸。
我们躺在家里生病的同时，美军第三军团抵达格蒙登。对我们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
2月28日，星期三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我没有写日记。所有留在德国与奥地利境内的人，在战后头几个月都置身于世界彻底瓦解的大混乱中，每个人都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如何活命这件事上，其他的事全部拋诸脑后。对我个人来说，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渴望，便是我愿不计任何代价与分散世界各地的家人恢复联络。当时我没有任何一位家人的消息，忧心如焚，而且我知道他们也一定在替我担心。
晚上西西·维尔切克带格察·安德拉西来找我，三人在我房间里用我的小电热器烧晚餐，甚至煮了香醇的咖啡——这得感谢汉诺威的克里斯钦送我一台咖啡机。
——蜜丝注（1945年9月）
今天比较早下班，抽空去看住院牙医。
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团于5月4日抵达格蒙登，翌日所有驻巴伐利亚的德军全部投降。四天之后，即5月8日，欧战正式结束。
2月27日，星期二
西西·维切捷克（现为格察·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对于这一段蜜丝没有写日记的日子描述如下：有一天，一辆载着两位美国军官的吉普车开上柯尼金别墅。由于产业经理施塔拉克及施耐德小姐都不会讲英语，当时在公园对面坎伯兰医院工作的蜜丝便被唤来充当翻译。两位军官很明显地立刻对蜜丝产生极大的兴趣，他们声称苏军正迅速逼近，希望保护她，极力想说服她跟他们一起离开。蜜丝婉拒，表示不愿丢下我一个人。但他们表示过两天他们还会回来，同时禁止我们离开别墅。两天后，他们果真回来了，这一次催促我们俩都跟他们一起走，我们拒绝。他们再一次禁止我们离开，并威胁说我们会被枪杀。这时我们已明白苏军逼近的说法完全是托词，其实他们另怀鬼胎。幸好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那两个人。
“普卡”·菲尔斯滕贝格的父亲死了，他是奥地利老派的外交官，很迷人。我发现曾经统治过奥地利帝国的上一代贵族，和现在这一代在遭到瓜分后、毫无前景可言的小国环境下长大的贵族之间，有天壤之别。后者基本上乡气很重，就算腰缠万贯，也几乎不会讲任何外国语言，而且都没有住在国外的经验。虽然他们也挺可爱，但一般来说都是轻量级人物，很少具有这一代优秀德国人才货真价实的学养；在柏林我就认识很多那样的德国人。1938年的德奥合并，及其各种后果（如种种强制性服军役、劳役等）以及马上接着爆发的大战，当然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很快地，我们俩都染上了猩红热，被装上一辆没有车盖的马车拉到格蒙登医院，也就是我原先服务的那家医院。我们俩睡在同一张床上，对周遭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只知道有一阵子外面传来很多刹车声，人们用美国英语大叫、发号施令。接着一批穿着陌生卡其色制服、戴钢盔的士兵，手持武器冲进我们房间，但立刻被医院内的医生及护生推了出去。几天后，他们告诉我们，战争已经结束了。
塔克西斯兄弟住在波希米亚家族产业内的家人寄给他们一只鹅，今天大家在梅利·克芬许勒家烤了它。虽然我们总共有五个人，不过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因为平常我们都营养不良。
对于那段日子，我的记忆非常模糊。只仿佛记得有一次我们找到一本食谱，上面印有面包、牛奶及肉的照片，我们俩便开始梦想着享受里面所有的食物。另一次我爬下床，溜进花园里偷拔了一杯红穗醋栗，结果被一位护士当场逮住，她大骂我是贼，我只紧紧抱住那杯宝贝，冲回病房内，然后趁着别人还来不及进来，和蜜丝狼吞虎咽把红穗醋栗全吞下肚去。六周后，医院放我们出院，我俩已濒临饿死状态。
2月26日，星期一
回到柯尼金别墅后，才发现主栋已被美军反情报军团没收，指挥官为克里斯特尔少校。接下来那段日子，我记忆最深刻的，仍是不时折磨我们的饥饿感觉。蜜丝虽在病假期间，但仍是坎伯兰医院的员工之一，我们因此可以领到马肉等粮食配额，美国人允许我们拿到厨房里烹煮。我还记得那种每次看见别墅“客人”所享受的各种美食、让我们猛咽口水的感觉。最后在绝望之余，蜜丝和我想到一招诡计。每次等到美国人快要坐下来用餐的时候，我们便溜到餐厅窗前的花园里制造各种响声，像是搬弄花盆、剪玫瑰等等。当然他们几乎每次都会邀请我们跟他们一起用餐（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美军禁止官兵与德国人建立任何形式的“友好关系”），然后总在吃下大量花生酱和喝下好几大杯道地的咖啡后，整晚兴奋得睡不着觉！
后来我们巧遇另外一位来自匈牙利的难民格察·安德拉西。他说他姐姐伊洛娜也是红十字会的护士；她拒绝离开布达佩斯。接着大家一起去赫林路上的维尔切克王宫坐了一会儿。之后我回家上床睡觉；现在每天都感觉非常疲倦，晚上几乎都不出门。
克里斯特尔少校是一位非常有礼貌又善体人意的正人君子，他不遗余力地保护我们，命令不断更换的属下规矩对待我们。由于别墅很快成为美军的“周末度假中心”，进行的活动可想而知（直到我们离开，即被遣散回乡之前，我们才搞清楚美军每晚都在一楼公寓内干什么），因此他的这项努力极有必要，也令我们非常感激。
不知为什么，我现在成了所有想躲苏联军队、离开维也纳的人的财务托管人。反讽的是，其实真的应该躲苏联军队的人是我！等轮到我逃跑的那一天（是否逃得了还很难说），这些东西还不是得全部扔掉。
遣散前，克里斯特尔少校特别替蜜丝担心。蜜丝曾经告诉他，她在柏林的经验，尤其是与“七月密谋”有关的那段日子，少校生怕她会因此遭到拘禁，接受审讯。幸好他的忧虑并没有成为事实。
过去四年都在霍夫堡王宫医院内担任手术护士的西西·维尔切克来看我。我们先去找朋友喝咖啡，然后出去散长步。星期三被击落的那架美国飞机，残骸仍散落在列支敦士登王宫前面，不过大部分零件已被捡拾纪念物的人拎走了。结果利希滕施泰因突然从门口冒出来，交给我一台淡紫色的大手风琴，他说他也打算离开维也纳，“不再回来！”
有一天，我们和一群由无篷卡车及马车组成的车队一起离开，随行的是一群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年轻男孩。我们在众多守卫严密监视下，被送去毛尔基兴，接受筛检。那群党卫军小孩几乎立刻被释放，显然都是在大战最后几周内受召入伍，在毫无训练的情况下穿上党卫军制服的。其余的人则需通过坐满三节火车车厢、各种不同审讯人员的质询；那些人不断问我们问题，同时不停拿出成沓的名单与我们的名字核对，想确定我们的确不是重要的纳粹党员。不消说，每位审讯官都觉得蜜丝非常神秘，首先，她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却又自称是俄国人。他们总会问她：果真如此，她为什么不留在俄国呢？显然他们都从没听过所谓的白俄难民！最后我们终于被放出最后一节车厢，临别时两腿还各被刷上一道白漆，表示已经“洗清”了。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才通知我们可以自由离去。对我们俩来说，战争终于在这一刻真正结束了。
我现在吃的东西不是医院里淡得像水的汤，便是偶尔在旅馆里享受的大餐。如果我的粮票能维持久一点该有多好！每个月过完前十天就全用完了。艾格尼丝护士偶尔会喂我吃蛋酒，那是专门为重伤患调的；幸好他们对蛋酒的兴趣都没有我大，所以总会剩下一些。
接着我们用徒步及搭便车的方式，走完漫长的归程。在同一天晚上回到柯尼金别墅，克里斯特尔少校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洗尘大餐。
和波托茨基母子一起吃午餐；这顿饭经过精心准备，因为主客是嫁给住在德国占领波兰境内罗兹一位德国百万富翁的赫兹太太；他们希望能从她那里打听到旧家的消息。食物美味极了，甚至还有鹅肝酱。
我们在格蒙登又多待了几个星期，探望许多来附近避难的亲戚朋友，像是去穆山城堡看我父母、去奥斯塞看埃尔茨一家……
去史蒂芬大教堂望弥撒。街上挤满人潮。现在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从郊区涌进城中心，因为据说古老的地下墓窖是最安全的掩体；大家都不信任普通地下室，太容易坍方，而且已有几百个人遭到活埋。大部分进城的人都来自劳工区，得徒步走几个小时。
四个月后，蜜丝重新开始写日记。
2月25日，星期日
奥斯塞温泉 8月23日，星期四
今天正准备回家，警报又开始响起。和朋友们一起晚餐，饭后梅利·克芬许勒带我去参加一个派对。他们请了一位查理·库恩兹风格的爵士钢琴乐手表演，非常棒。熬到很晚，一边啃培根肉，一边听他演奏。
西西·维尔切克和我离开了格蒙登，不再回去。
护士长则表示，可能派我去帮神经科主治大夫奥尔施佩格公爵工作；他有点古怪，不过也很有趣，是本地的名人之一。看来我的命运仍未定。
现在我打算想办法回德国和家人团聚，但愿他们都已成功逃出柯尼希斯瓦特（城堡现在落在捷克人手中）。
蒂利克医生叫我去当他的助理，因为我在药局代班的那位护士即将回来上班。我不喜欢这个主意，虽然他人很好，又有魅力，但他兼任我们的政治医官，负责整饬职工士气。每个星期一，无论工作有多忙，我们都必须去小教堂听政治训话。我报到的那一天，他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讨论“战争进入第五年身为护士的责任”；基本要义：别太富同情心，因为多数病患都在装病；医生必须严格，因为前线需要所有能够动员的人；不过，若观察到有病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也应该出面干预。他同时透露一位护士曾经替一位负伤士兵——是她已阵亡儿子的朋友——打了一针，令他暂时残废的药，他因此不必再被调回前线，结果，“她被判处十年徒刑！”我们无能为力，他补充说。我们没有选择，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必须作战到底！……那番话听起来好冷酷，从此我没有再去参加集会，每次都用川流不息的病人当借口。我一直以为迟早会惹麻烦，但蒂利克医生到现在都没说一句话。
我把大部分行李都留在巴德伊舍温泉小镇施塔勒姆贝格家，陪西西去奥斯塞温泉一天，结果在车站碰见威廉·利希滕施泰因；他从瑞士来，想去施第里尔。他从手提箱里拿出培根、起司和饼干给我们吃。我们俩正饿得发昏，求之不得。他身上还藏有七小瓶白兰地，打算送给愿意让他搭便车的驾驶员。然后他在无意间告诉我，保罗和塔蒂阿娜·梅特涅如今正住在保罗位于莱茵河畔、已被炸毁的制葡萄酒产业约翰尼斯贝格内，那一区现在属于德国境内美军占领区。这是自从4月以来，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威廉陪我们去奥斯塞，帮忙提行李。
又在西塔·弗雷德的行军床上睡了一夜。在医院里过夜比每天来回走数里方便多了。
施特罗布尔 8月24日，星期五
2月24日，星期六
整个早上都待在奥斯塞温泉和艾伯特·埃尔茨的母亲聊天。她最近获悉留在苏军占领之捷克境内的女儿斯蒂芬妮·哈拉克的消息。迪基·埃尔茨于战争前夕被俘，现在还关在盟军设在巴伐利亚前线的战俘营内；他们显然受到恶劣的待遇，而迪基其实是个彻底的亲英派！我会设法请吉姆·维耶曾斯基帮他忙；吉姆已被经过德累斯顿的俄军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
晚上留在医院过夜。西塔·弗雷德值班，让我用她摆在她老板书房里的行军床。
晚上两名美军从柯尼金别墅开车过来——他们俩都叫吉姆，请我们明天去格蒙登参加一个派对。其中一位吉姆跟一位法国女孩订婚了！
2月23日，星期五
8月25日，星期六
声音仍极沙哑。自从上次空袭后，公共交通系统已瘫痪，我必须走路去上班，得花两小时。
阿莉·帕贾斯维奇和我试着搭便车去圣吉尔根看出租房间，但路上一辆汽车都没有，我们最后坐上一辆由两名前德国士兵驾的马车；他们每经过一栋房子都会停下来，想找些秣草喂他们的马，结果都没找着。很快与他们分手后，我瘫在路边的阳光下，阿莉坐在马路中央，好阻挡来往车辆。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了圣沃尔夫冈，再从那里拦下一辆吉普车。虽然这段路只有12千米，却花了我们三个钟头才走完。
2月22日，星期四
几间出租房间都令人失望，我们正在发愁怎么回家，便碰上准备去接我们参加派对的两位吉姆。抵达会场后，看见很多女孩都经过刻意打扮，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难民一般。一整晚大部分时间，我都和一号吉姆聊天，他即将前往维也纳，再度成为克拉克将军手下的幕僚。我自己则打算星期二出发，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
我们继续往下走。一枚定时炸弹落在宫廷剧院附近，尚未爆炸，整个区域都被封锁起来，但我们仍然照常经过，并没有多想。整座城硝烟弥漫，隔着环市道路，我们旅馆对面的卡尔广场上多了一个巨大的炸弹窟窿。
8月26日，星期日
警报解除后，我和维克多·施塔勒姆贝格一起走到环市道路上，因为听说列支敦士登王宫被炸了。快抵达时，已瞧见王宫的屋顶不见了，不过建筑的其他部分似乎损坏并不严重。一架被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散落在王宫前的人行道上，仍在熊熊燃烧，不时发出小爆炸声，显然是机上的弹药。机上的组员几乎全死了，只有一个人设法弹出飞机，却被卡在一座屋顶的尖塔里，双腿都被切断。路人告诉我，空袭期间从头到尾都可以听见他凄厉的尖叫声，却没有人敢离开掩蔽壕；等他们把他救下来时，他已经死了。
下午格察·帕贾斯维奇、西西·维尔切克、阿尔弗雷德·阿波尼和我，一起走了几千米路去探望罗玛莉的一位表亲，卡尔·舍恩贝格；他住在隔几个村落外的一栋农舍里，农舍原属于他兄弟，但后者在捷克失踪了。苏军占领初期，本来卡尔也留在那里，但接管他们家族产业的捷克主管人很正派，劝他离开，因为情势愈来愈危险。现在他在捷克的城堡已被改建成医院。他请我们喝可口的牛奶及白兰地，令我们非常感激。然后他又装了满满两袋马铃薯，要我们带回去给阿波尼一家吃。回程路上，格察不停抱怨他脚痛，因为他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最后一辆美军吉普车载了我们一程，西西和阿尔弗雷德一路唱岳得尔山歌，令驾车的美军乐不可支。
今天空袭特别严重，警报开始响时，我仍在旅馆。大家到地下室集合，尽量往下走；碰见文奇·温迪施—格雷茨、玛莎·普罗奈、波托茨基母子、萨佩哈夫妇、艾蒂·贝希托尔德和她母亲等人。外面的噪音震耳欲聋，爆炸声和玻璃粉碎的声音仿佛没完没了。
8月27日，星期一
2月21日，星期三
西西·维尔切克和我睡同一张床，头对脚；有时鼻子会被对方的脚趾搔得很痒。不过因为染上猩红热时，医院就把我们俩扔在同一张床上，所以我们早已习惯这种“潜水艇组员”式的睡姿。
空袭。
去萨尔斯堡见一位冯·兰先生。他正借奥地利当局的协助，试图将几百名大战期间自德国北部遭轰炸城市撤退至奥地利的德国难民小孩遣送回国。他建议我加入红十字会的护送队，但筹备时间不知要等多久。下午我和普卡·菲尔斯滕贝格的母亲一起喝茶；她是位迷人的匈牙利老太太，拥有一栋很漂亮的房子。她给了我几本英文书和一些通心面及沙丁鱼带回家，我非常感激地接受了。我们在这里都未经登记户口，没有人领得到粮票，已经又开始挨饿了。每天我们都进树林里去采草菇，那便是日常主食。前几天我赤脚，不小心把大脚趾给划破了，流血不止；格察·帕贾斯维奇坚持要替我把血吸出来，以防感染败血症。我们和阿波尼一家一起用餐，他们非常慷慨好客，但他们的存粮也很少。
2月20日，星期二
8月28日，星期二
来医院上班后这么快就病倒，令西塔很生气：“你这么娇弱，他们会怎么看我们这些贵族？”我倒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今天我和阿莉·帕贾斯维奇坐阿波尼的马车去圣沃尔夫冈，希望能用我在格蒙登领的粮票换些食物。施特罗布尔属于萨尔斯堡区，格蒙登则属于上奥地利省，所以这些粮票照理无效，却幸运地换到我一周的配粮：一条黑面包、四分之一磅的牛油和半条香肠。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
早上待在医院地下室内，后来去看我们的加里·库珀，蒂利克医生。他诊断我得了扁桃体炎，叫我立刻回家，星期三再来上班。我已经完全失声了。
我们接着去探望图恩夫妇，他们带着三个小孩和他母亲一起住在四个房间里，请我们喝茶，并描述从东欧逃难过来的惊险故事。回家路上，我们每经过一株梅树都会停下来，车夫帮我们用力摇树、捡梅子。
空袭。
弗拉希·米托洛斯基（他也在最后一分钟逃出维也纳）给我一小罐沙丁鱼，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因为我并没有为返乡旅途做任何准备，而我很可能必须旅行数天。
2月18日，星期日
8月29日，星期三
过去十天每天都有空袭，今天居然没有。下午醒来后发觉高烧已退，吃了很多片阿司匹林，然后蹒跚走去美容院，心里祈祷别在路上撞见任何医生。朋友们来看我。旅馆亦送餐到我房间，还算幸运。
午餐后，吉纳·利希滕施泰因（执政王子的太太）、她父亲斐迪南·维尔切克、格察·安德拉西（西西·维尔切克未来的丈夫，他们俩刚宣布订婚）乘坐一辆插有利希滕施泰因家族旗帜的汽车出现。他们带来梅特涅夫妇的消息，是从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那儿听来的；加布里埃尔从特里尔去瓦杜兹探望家人，途中停留约翰尼斯贝格，见到了他们。
2月17日，星期六
吉纳在晚餐后离开，留下几瓶琴酒，我们和阿波尼夫妇都喝得醺陶陶的。这是一场成功的话别派对。格察和阿莉·帕贾斯维奇明天即将前往艾尔特蒙斯特，最后定居瑞士，而我也终于要离开了。
回家的路程又极漫长。
8月30日，星期四
来我们部门的病人一般状况都很糟，大部分都超过50岁或不满20岁。通常都刚刚接获召集令。蒂姆医生必须决定他们是真的病了，还是装病。因为蒂姆医生有一种恶意的幽默感，所以他与病人的对话有时颇不堪，有时又令人捧腹。
阿莉和格察·帕贾斯维奇已离开；房间里少了他们的东西，显得空荡荡的。我也开始收拾行李。冯·兰先生给了我最后的指示，我将随难民小孩的车队在明天下午5点出发。
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时，两名在昨天早晨被射下来的美国飞行员，分别被两名德国士兵一左一右扶了进来，伤势似乎都很严重，举足维艰。其中一个人脸部灼伤，黄发根根直竖。到目前为止，医院里已收容了大约30位美国飞行员，院方待他们很好，但只在碰到严重空袭时，才把他们抬到地下掩体里。我想跟他们聊聊，但院方禁止。有一位护士曾经在英国做过家庭教师，送了一束花给其中一位飞行员，结果当场被开除。不过有一次空袭期间，西塔·弗雷德带我去他们住的特别病房。有几位看起来人很好，但大部分伤势严重，几乎全身都包了绷带，几乎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灼伤。
冯·兰先生陪我们去米托洛斯基家，在那儿喝了一点葡萄酒。由于我搭的火车将直达德国不莱梅，克丽斯多·米托洛斯基怕我中途无法下车，给了我一个不莱梅的地址。大家待到很晚才走路回家，途中被巡逻的宪兵拦下，因为忘了带身份证，被骂了一顿。
好像开始生病了。昨天因为空袭，工作被打断三个小时，后来一直加班到晚上9点，觉得极难受，趁着医生替一位病人检查时，量了自己的温度：39.4℃。蒂姆医生一边搓手一边轻快地说我只是累了，明天体温就会恢复正常，又可以回来上班。
离开的时刻愈来愈逼近，我也愈来愈紧张。从我逃离柏林后，时隔已一整年，终于将重返德国。
2月15日，星期四
以下摘录自西西·安德拉西—维尔切克写于1979年的一封信：我最后一次看见蜜丝，是在施特罗布尔的火车站月台上，她即将随同难民小孩返回德国。拥别时，我们一起发了一个重誓：不愿很快结婚，尽量保持“自由身”！……结果还不到一年，蜜丝就食言了！
会议开始的前夕，盟军决定恢复对敌方重要大城进行轰炸，向斯大林炫耀强大的战力，同时打击德国民心士气，期望形成大批难民潮，阻断德军部队调度及补给线。当时位于德累斯顿的少数军事目标及主要火药库都在轰炸范围之外，因此城内几乎没有战斗机或高射炮的防御部队；该城主要以巴洛克时代的建筑闻名。结果英国皇家空军及美国第八航空军自2月13日开始，持续猛烈轰炸该城到4月，等于将这个历史古城彻底炸毁。死于火风暴的市民及难民达9万至15万人（有人估计高达20万人）。今天的史家认为，对德累斯顿刻意的摧毁，乃是西方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不公正的暴行之一。就连制定“无选择性地区轰炸政策”的始作俑者之一的丘吉尔，亦在获得胜利之后感到良心不安，从未公开褒扬过哈里斯空军元帅及其轰炸队指挥部。
8月31日，星期五（记于1945年9月，莱茵河畔约翰尼斯贝格城堡）
同盟国于2月4—11日在雅尔塔会面，举行战时最后一次高峰会议。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同意加强攻势，并划定战后的欧洲国界。
写了一封信给住在罗马的伊连娜，然后最后一次穿上刚洗干净的红十字会制服（我以护士的身份旅行），在施特罗布尔城内逛最后一圈，吃了午餐，然后在西西·维尔切克、艾伯特·埃尔茨及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陪同下去车站。
俄军已进入布达佩斯。
冯·兰先生在萨尔斯堡与我们会合。火车开了六个小时才抵达，因为两辆美军卡车在铁轨上相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拖走。
谣传德累斯顿一连遭到两次猛烈轰炸，整座城已被夷为平地。
到萨尔斯堡之后，他们要我去搭另一节指挥部职员乘坐的车厢。上车后一位迷人的护士帮我安顿好；车厢里只空出两张长凳，其余空间塞满白面包、牛油、香肠和起司，全是美军赠送的礼物，亦是供应800名小孩和40位大人两个整天的食粮。因另外几百名小孩将从贝希特斯加登赶来，我们等了很久才终于全员到齐，出发上路。
盟军在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已结束。我的小收音机只能收听到德国的广播电台，报道当然有限。
总共有45节车厢，每节车厢里装着来自不同难民营的孩童及他们的老师。大部分孩子看起来都很整洁，吃得也很好，都因为即将回家而显得十分兴奋。自从不莱梅被炸毁，他们便被撤退到奥地利，过去一年都没有家人的消息。
维也纳唯一照常工作的团体是爱乐交响乐团，从医院下班后，我几乎每天都去听他们的演奏会。
指挥部职员包括冯·兰先生、一位医生、一位秘书、我和另外一名护士，还有一位带着4岁女儿寄住在兰先生施特罗布尔家中的太太，再加上由一位美国军官及四名男子组成的护卫队。
空袭。
火车在巴伐利亚边界被拦下，等了很久，终于在深夜2点抵达慕尼黑。城内火车站只剩下一个巨大的铁骨架。当地红十字会替孩子们准备了咖啡和三明治，各车厢轮流分发。大家都睡得很差，因为空间太小，长椅又太硬。
2月14日，星期三
9月1日，星期六
空袭。
大战于六年前的今天爆发；恍若隔世。
2月13日，星期二
今天一早经过奥格斯堡，几位同车厢的旅伴试着就月台上的水龙头清洗一番，我则继续昏睡。火车继续驶过纽伦堡、班贝克及维尔茨堡。从车上看出去，每个城市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同样的废墟、同样的荒凉。我们在维尔茨堡停留了颇长一段时间，我下车彻底清洗了一番，然后和其他人开始准备食物，切面包（超过800条）、涂牛油、切香肠等等，一直忙到天黑。
空袭。
每次停车都有人想挤上来，大多是刚退役的士兵。照理说任何人都不准上车，但我们那位美国军官人很好，让他们挤进行李车厢内。一路上我们都享用优先权，因为是特别车队，不过出发后我还没看见另外一辆载客列车，一般民众似乎都搭货车，而且发车时间也不一定。基本上，德国就是一副惨相。
2月12日，星期一
旅伴和我猛看地图，想决定我在哪里下车最好，有些人劝我一直坐到不莱梅，再设法从那里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我因为好奇，的确想去那里看看（该区由英军管理），可是必须绕太大一圈，实在没道理。
和弗朗茨·塔克西斯和海因茨·廷蒂一起吃午餐。弗朗茨的公寓被炸得很严重，已收拾剩下的财物，搬进隔壁的格兰德旅馆。我们在格兰德旅馆内发现两辆单车，先沿着旅馆内的走道骑了一阵子，接着骑回我的公寓；再把我的行李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布里斯托尔。经理告诉我们，上一次保罗·梅特涅来住的时候，留下两瓶拿破仑白兰地。既然酒可能会在空袭中不保，他便颇不情愿地交了出来，我们把酒也放在自行车上推进房里，开了一瓶。
今天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开始分发食物。我站在外面，孩子们依不同难民营排队走过来领从火车上递下来的食物。他们看起来都很可爱，满怀感激，尤其喜欢白面包；不断向我们说“谢谢”。发完后，很多挤上车的平民也走过来，替他们的小孩要食物，因为粮食很多，我们也发给他们。然后我们将蜡烛插在马克杯里点燃，大家心情都变得比较好。尤其是另一位护士和那位秘书，她们都是萨尔斯堡人，再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她们唱维也纳的民歌，我们应和。接着大家又开始讨论我该怎么办？其中一位列车长说他将在富尔达之前的某个车站下车，火车将在那里停两分钟，他建议我也在那儿下车；他会安排让我在车站内夜宿，隔天我再搭火车去法兰克福。他认为我应该避开富尔达，因为整座城几乎被炸成平地，已成了荒城，根本没有车站。
利用假日搬进布里斯托尔，他们给我一个极小却一尘不染的房间。不过费希尔经理表示我可能住不久，因为旅馆里挤满了党卫军的人。我很不以为然；我也是勤奋工作、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劳工，为什么就不能拥有一个像样的房间？！
快驶进那个小站时，我们站到车门旁等待，那位列车长手提一盏油灯，冯·兰先生和两位女伴则抱着我的行李。火车慢慢驶过小站，却没有停下来，列车长跳了下去，狂乱地挥舞油灯，要司机停车让我下车。没想到车速却加快了。所以我还是得在富尔达下车。
2月11日，星期日
冯·兰先生很生气，企图劝我打消这个主意，但我不愿去不莱梅。其他的人这时都去睡了。我们一直注意看前方，终于看到一个像是富尔达车站的月台在远方出现，我准备跳车，因为我不相信火车会停，不过至少车速减慢了，让我可以溜下铁轨。冯·兰先生随后将我的行李丢下车，并大叫，两周后他会经过约翰尼斯贝格，会去看看我是否已安全抵达。
空袭愈演愈烈。今天是近来第三次遭到轰炸。院长发布命令，指示所有能够走动的病患，以及较年轻的护士，遇到空袭时不可再待在医院内，必须走五分钟左右到贯穿土耳其公园的铁路隧道内躲避。但附近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个隧道最安全，每天都有超过八万人挤进去。人潮从早上9点就开始排队，等到警报声响时，入口处已挤得水泄不通，万头攒动，全往里面挤。没有人能每天忍受这种情况，更糟的是，我们必须留在医院内，等到最后一分钟才逃出去，所以总是最后一批抵达隧道入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才进去躲过两次。我必须承认自己的胆子（经过在柏林躲警报多年之后）还是很小，现在来维也纳，一听到投炸弹的声音就开始发抖。
我很幸运，正好跳进一位提着油灯的铁路工人臂弯中，他也刚跳下火车，也打算去富尔达。他帮我提行李，我俩在漆黑的夜色中，踉跄穿过被炸烂的铁轨、炸弹坑和缠住我们双脚的电线，朝车站废墟走过去。我突然感到十分绝望，想到一旦走到富尔达后，得在月台上待一整夜，更觉得恐怖。我的守望天使已消失在前方，他先去侦察情况；这时我突然看见一辆火车头打着头灯朝我慢慢驶来，我狂乱地挥手，它果然在我前方停下。我问司机去哪里，他答道：“哈瑙！”（哈瑙就在法兰克福附近）但他必须先将货车停去别的地方，但我可以先上车。
2月10日，星期六
坐在火车头里开一整夜的车，似乎比待在被炸毁的车站内过夜吸引人些，于是我便在司机协助下，爬上车。火车头里另有两个男人，他们替我把行李挂在司机座位四周的铁钩上。这时我的第一位旅伴，那名铁路工人，也从黑暗里冲出来，大家又把他也给拉上车来。尽管火花不停溅到我身上，我却满心感激，因为坐在火炉旁很温暖，估且不去想我那身洁白的制服到明天会变成啥模样。三位男士脾气都很好，但刚开始都只用单音节与我对话。那名铁路工人家就在附近，即将下车，他提议我跟他一起下车，到他家去等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可以请我喝咖啡、吃蛋糕，“全是美国北佬送的！”我很感动，但还是婉拒了，因为觉得待在火车上，早点抵达法兰克福的机会较大。
费希尔先生通知我，这个周末便可搬进布里斯托尔。
火车以我觉得吓人的高速度冲进黑夜里，周遭乡野满目疮痍，铁轨仿佛随时都会中断。我们驶进一个名叫埃尔姆的地方停下来。他们将后面的货车车厢卸下，然后两位司机就消失了，留我坐在火炉前的板凳上打盹。不久他们再度出现，显得非常气愤；虽然他们已连续工作24小时，但主管却不准他们回哈瑙，反而命令他们再拖另一列货车，回我们十个小时前经过的维尔茨堡。我差点没哭出来！个子又高又魁梧的主驾驶这时表示，既然已经答应要带我去哈瑙，他无论如何绝不会食言。于是他们先试着溜出车站，但转辙轨已经接好了；接着他们决定停留一整个晚上，如果有人过来查看，我必须躲起来，否则可能会惹出麻烦。我本想在地图上找到我们现在的位置，却一片茫然，正符合了我对“荒原”的想象！我下车蹒跚走进站内，假装才刚刚进站，却听说下班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后天才会到。
塔蒂阿娜从布拉格打电话给我，她此行仍是去接受治疗。听到她的声音真好。
驾驶一直跟着我。突然对我说，以前他曾开过戈林和希特勒的专车，现在他已经替艾森豪威尔驾驶过两次火车，而且他们请他去美国工作，月薪2000美元（他现在每个月赚400马克）；在德国过的日子比狗还不如，他受够了！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美国？“我好像已经爱上你了！你说妙不妙！”我又踱回车上，希望另一个家伙会保护我，却发现他已经睡死了。我开始觉得很冷，试着升火——没用！我把那个人叫醒，请他多加点煤。这时我的仰慕者已回来，他俩叫我放心，说德国现在几乎已经没有火车司机了，主管非听他们的不可，否则他们就罢工。我说幸好战争已经结束，否则他们这种表现等于犯了颠覆罪，会被吊死。他们都同意我的说法。
又一次严重空袭。
9月2日，星期日
2月8日，星期四
一个小时后，天开始亮了。两位司机抓起袋子就跑，向我保证马上就会回来。7点，站长终于在打电话向各方报备后决定让步，打信号放我们出站，因为有别的车队即将进站。两位司机启动引擎，很快便加速朝哈瑙前进；我的包袱猛烈晃荡，车外的乡间景色迷人——至少在大松一口气的我眼里看来是如此。
今早又发生严重空袭。我躲在重患病房的地窖里，其实情况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们可以听见每一枚炸弹落下来的呼啸声，感觉到每一次的爆炸。碰到这种情况，我总是陪在伤势最严重的人身旁，看见他们那么地无助，自然会变得勇敢些。我替安托瓦内特·葛纳高兴，因为这次空袭炸断了主要的铁路线。
早上9点抵达哈瑙，其中一位司机替我提行李，到站内一个挂了“闲人勿进”招牌的房间内。友善地道别、感激地握手，并且跟我最后一包香烟说再见！
2月7日，星期三
管理那个房间的美军上士很惊讶地看我一眼，问道：“你要不要去清洗一下？”然后递给我一面镜子。我的脸上全是黑纹，围着白围裙的制服更是惨不忍睹。他用钢盔替我接了些水来，经过一番努力，我总算恢复人样。角落里摆了一张行军床，一个女孩坐在另一名士兵的大腿上。她告诉我，她等开往科隆的火车已等了两整天，不过现在似乎已安然接受完全不同的命运。
早上休假，和布里斯托尔的经理费希尔先生谈住房问题，似乎颇乐观。
经过一番打听之后，我找到另外一位十分钟之后将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司机，他同意带我；这一次好几个人一起爬上火车。两位美国士兵帮我提行李，我们很快就上路了。火车缓缓穿过法兰克福——又是一大片废墟。我数数美因河上总共有六座桥，全已炸毁；由两座浮桥代替。抵达赫克斯特后，又等了三个半小时，接着坐一小时火车到威斯巴登，然后又等了两个小时；最后再转搭另一列火车到约翰尼斯贝格山脚下的小村庄——盖森海姆。和我一起下车的女孩，志愿帮我把行李提到附近的乌尔苏拉修道院。我们开始往山坡上走，穿过保罗·梅特涅著名的葡萄园，我心里一直祈祷他和塔蒂阿娜千万别出门度周末了。
我的粮票快用完了，得向汉诺威的克里斯钦借一些。他眼下住在帝国旅馆，因为身为王族王子（而且还跟英国王室有亲戚关系）被陆军踢出来，后来进大学念书。
走了很久，才走到被炸毁的城堡前；那景象也够惨的了，大门口只剩下一间警卫室。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柯尼希斯瓦特的管家，库尔特。他告诉我塔蒂阿娜和保罗已在十天前驾车前往萨尔斯堡——去找我！
尤尔根·葛纳坚持要安托瓦内特现在就离开维也纳，免得以后走不成。她住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家人也开始紧张，于是昨天她便启程前往巴伐利亚，去和一位老同学住。我一定会很想念她。昨天约根派他的勤务兵来帮忙，也替我打包好行李，因我不想单独跟欧伯斯特太太住。我打算搬回布里斯托尔旅馆（以前每次来维也纳都住在那里），跟他们长期租最小的房间（我的存款仍然很少）。或许这个办法可行，因为现在我在“战时必要单位”工作。
那时我已累得哭不出来，倒在管家的客厅里。库尔特的太太莉泽特很快出现，让我突然觉得又像回到过去一般。在他们殷切的照顾下，我爬进一间看起来全新的卧室内唯一的一张床上。一切等明天再说吧，现在我只想睡觉，把所有的事都忘掉。
2月6日，星期二
9月3日，星期一
今天护士长命令我去让负责替职员看病的医官蒂利克医生检查身体。西塔慎重警告我，绝不可掉以轻心。因为据说他是医院里的加里·库珀；她连得扁桃腺炎的时候都不让他碰一下。她甚至还去找护士长闹了一场，等到我去照X光时，她就站在旁边，双手叉腰，随时准备和那个魔鬼交锋。不过最后她还是得让我们单独相处，离开时，一脸的不情愿。蒂利克医生跟我聊了很久——我穿着“简略”的服装——谈论两年前我从马上摔下来，接着脊椎受伤的经过；整个过程中规中矩，不过他的确很有魅力。我猜他是埃平格教授的明星学生，当初就是靠埃平格开的证明，我才能离开柏林。
今天我出去四处看看。这栋警卫室是1943年经过盟军轰炸约翰尼斯贝格城堡之后，剩下来唯一还算完整的建筑，我住的那间小套房本来是给管家住的，现在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就住在里面，管家则搬到楼上。套房里有客厅、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窗外是一片圆形花圃（现在成了菠菜园）和一片宽阔的空地，通向被炸毁的城堡。通过城堡原为窗户的大洞，可以眺望下方的莱茵河谷。城堡内到处可见梅特涅家族的扈从及佃户，他们从现在又落入捷克手中的各个产业地逃来这里，希望能谋个一差半职，但大部分的人整天无所事事，看了令人沮丧……
由于我尚未正式做护理工作，护士长（她人非常好）特准我不戴护士帽到处走动，别的护士却已经开始抗议，说我摆出“好莱坞作风”。如今在德国若想符合标准，必须整天灰头土脸才行！我才不管咧，只要医生和护士长不讲话，我就是不戴帽子！我好不容易才慢慢习惯不涂口红。西塔·弗雷德一看见我涂口红就大为紧张，不断哀求我擦掉。
我得知在美军抵达柯尼希斯瓦特两天后，塔蒂阿娜、保罗、父母亲坐上一辆由两匹马拉的马车，由七名一直在保罗产业上工作的前法国战俘护送离开。当地的美国指挥官恰巧是我们在美国一位表亲的朋友，他警告家人，美军很快必须将那一部分的捷克交给苏联，建议他们立刻离开。结果他们总共花了28天才穿越德国，晚上寄住在农舍或谷仓里，偶尔去朋友家住。现在照顾我的库尔特和莉泽特，带着他们的女儿、女婿，和保罗的秘书丹豪福在几个小时后，也乘坐另一辆马车随后出发。大部分财物都没带出来，令他们非常难过。塔蒂阿娜和保罗带的东西似乎也很少，到这里后甚至连晚上盖的毛毯都没有。这里的东西全在1943年被炸毁了。现在父母亲住在巴登——巴登，在法国占领区内（小时候我们全家在那里住了很多年）。
1月30日，星期二
我听说我们家有两位在盟军服役的亲戚，曾经前来询问我们的下落，想帮我们的忙：一位是吉姆·维耶曾斯基，他现在替苏军与法军司令担任联络官；另一位是葛吉·谢尔巴托夫叔叔，他是美国海军少校，曾经担任雅尔塔会议的口译。
西塔开始把我介绍给同事和病人。重病患者都住在楼下所谓“地窖单位”内，虽然病房不全建在地下，不过空袭时仍比较安全，因为那些人都不能被移动。医院里最优秀的三位护士都在这个特别病房内工作，其中有个女孩个性开朗，名叫艾格尼丝，是威斯特伐利亚人，我跟她已经挺熟了；另外一个女孩有点丑，名叫露琪，未婚夫是空军中尉，很年轻；这可怜的家伙两周前被送进来，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毫发未损，最近却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同时失去两条腿。他名叫汉尼，脸颇迷人，大约30岁，头发却白了。他和露琪虽然相爱，却不能表现出来，因为院方禁止护士与病人交往。
一整个早上都在设法申请许可证，去法国占领区探望父母。丹豪福与我寸步不离，甚至陪我去采蘑菇。他不信任美军；有一批人已经强占了隔壁穆姆家族的宅邸，而且举止恶劣，把很多家具和瓷器丢到窗外，还把奥莉莉和马德琳的衣服分送给村里的女孩。
替我谋得这份差事的西塔·弗雷德在手术室里工作；她几乎从大战爆发后就一直在当护士，跟我们比起来，资格很老，而且战前还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做过两年护士。和她一起工作令我感到心安，她却因为我没被调去她的部门感到非常气愤，坚持说这是院方故意刁难，“因为他们不喜欢让我们这些贵族在一起工作！”不过她每天早晨都会下楼来看我，带三明治给我吃；因为她可以取得特别为伤患准备的食物补给，同时还走私一点牛奶给我喝，大约每天一小瓶；所以虽然工作辛苦，令我感觉非常疲累，不过仍希望能保持健康。讽刺的是，我因为健康理由离开柏林的外交部，结果却来这里上班，工作量反而沉重许多。其实这样也好，我就没时间胡思乱想了……
稍晚布拉特·穆姆出现；他刚从位于法国理兰斯附近的盟军战俘营放出来。他在德国占领期间，回巴黎管理他们家族的香槟制造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交还给穆姆家族），法国人不原谅他这一点。虽然他被囚禁了四个月，几乎没有东西可吃，不过看起来仍然很健康。现在他和家人住在法兰克福北边的怡森堡。他把我从奥地利带回来一部分的信带走了，答应会在法兰克福寄出去，让我心头放下一个负担。他告诉我弗雷迪·霍斯特曼在苏军攻占柏林期间，一直搭帐篷住在树林里，所以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我和另外两位助理一起在药局内工作，上司是蒂姆医生，每天要看差不多150位病人，包括做各种检查、照X光等。我负责抄录他的口头诊断。他来自柯尼斯堡，挺会讲俏皮话——或许该说是冷嘲热讽的话。晚上一直工作到七八点，中间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得喝一种极难喝的汤。
晚上，丹豪福带我去盖森海姆见卢齐厄·英厄尔海姆女伯爵；她现在替驻吕德斯海姆的美军指挥官加文少校工作，亦是去年7月企图行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的表亲。她答应替我想办法申请去巴登—巴登的许可证。
开始在空军医院上班。医院旧名为“商人医院”，一切都好，就是太偏远；位于城市边缘第19区，坐落在山丘上“土耳其战役纪念公园”的后方。光是坐电车去就得花上一个小时，而且现在大众交通工具行驶速度又慢得教人心慌，因为街道上不是炸弹坑，便是积雪，所以每天早晨6点就得起床。
9月4日，星期二
1月29日，星期一
奥莉莉·穆姆带着刚从英国占领区抵达的洛布科维茨来访。他说英军颇守纪律，却极不友善，而且会抢东西；像他从东欧产业带来的那几匹马就被“充公”了。
我把蜡烛插在酒瓶里，坐下来写信；我们这一区已经停电好几天，再加上停水。稍晚到帝国旅馆，在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的套房里洗了一个舒服的澡。等安托瓦内特再度出现后，我和她踉跄走到街上的水龙头旁接水，各提两桶水回家。本来我们以为可以用水桶装满雪当水用，可是雪融化后却是黑色的，里面还浮满了马铃薯皮。
这里的食物种类不太平均；有极好的葡萄酒，足够的牛奶，自己种的水果和蔬菜，却一点肉都没有。但库尔特仍坚持戴白手套上我们节省的餐点，在我耳边低声念出葡萄酒的年份。每位仆人都争相服侍我，急切地想在这片荒废的产业上做点正事。
去俄国教堂和圣史蒂芬大教堂。才刚回到公寓内，空袭警报就响了。费德·基堡在不远处他舅舅霍亨索伦家中发现一间很坚固的地窖。其实我并不喜欢一个人去——因为我根深蒂固的恐惧感，就怕没人知道我被活埋了！但今天实在没办法。等我走出地窖时，发现附近灾情严重。安托瓦内特仍不见踪影，我开始替她担心，怕她出事了。
9月5日，星期三
1月28日，星期日
布拉特·穆姆再度带来最新消息，阿尔菲·克拉里带着莉蒂从捷克逃了出来，据说就住在附近。我会立刻开始找他们。
虽然国内被德军占领，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却一直没有放弃停战的希望。1944年10月15日，他终止与德国的联盟，并命令阻挡苏军前进的匈牙利军队停止作战，结果他与家人立刻被送进德国集中营。德方指派法西斯党领袖萨洛奇作为傀儡接替他的职位。苏联很快也设立了一个匈牙利政府，并于1944年12月31日对德宣战；那时布达佩斯已被包围。1945年1月，布达佩斯被攻破，围城期间，约两万市民死亡，该城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胜利的苏军进城后大肆奸淫掳掠，再将成千上万的市民驱逐到苏联境内。
去村里的补鞋匠店里取我寄放的鞋子，回家路上撞见我在格蒙登认识的一位美军，乔·哈姆林。他现在已升少校；说他在哈瑙碰见一位美国陆军女军官，向她提起我，说我曾经对他描述战时柏林的情况，他本来不信，后来亲自去柏林后才相信我说的话。那位女军官告诉他，她认识塔蒂阿娜，还把他们在这里的地址给了他。于是他开车到约翰尼斯贝格来找他们，想告知关于我的消息，没想到找不着他们，却碰到了我！他正打算直接开回奥地利，我求他载我一起去，但他不敢，因为盟军仍禁止与德国人“友好”，而我无论如何仍被视为德国人。不过他同意替我带信。我们俩一起喝完保罗的一瓶葡萄酒，然后他就离开了。
匈牙利已和盟军签订停战协议。
下午我走路去看邻居马图许卡夫妇，向他们借了几本英文书。他们一直非常幸运，美丽的城堡仍完整无缺，甚至到现在都不必供盟军住宿，不过那跟他一直从事反纳粹活动有关。
1月21日，星期日
9月7日，星期五
苏军已占领华沙。
我开始重新整理日记。“七月密谋”之后，我一直用速记写日记，而且记得非常潦草，我怕再拖下去，会忘了当时发生的事，或者根本看不懂自己的笔迹。
我和一大群护士一起到空军管区指挥部集合，他们提议派我去萨尔茨卡默古特的巴德伊舍温泉小镇工作，令我两难：因我不想马上离开维也纳，但如果留下来，又可能永远都走不掉，因为苏军正稳定前进。最后我终于打定主意，告诉他们我宁愿留在维也纳工作。今晚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安托瓦内特·葛纳和费德·基堡，他们都吓坏了。
9月8日，星期六
1月18日，星期四
和库尔特一起出去采蘑菇，结果收获不多，因为蘑菇季节快结束了。这是个灾难，因为蘑菇是肉的代替品。
苏军已进占东普鲁士。
乔·哈姆林回来了。他见到了塔蒂阿娜和保罗·梅特涅，他们现在住在施特罗布尔的菲尔斯滕贝格家。他还带了信回来；他们要我寄300瓶葡萄酒过去，可能想当现金用。乔现在很后悔那时没载我一起去。他即将前往柏林，会设法替我找份工作，作为载我去奥地利与梅特涅夫妇聚首的理由。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我便去巴登—巴登看父母。
1月16日，星期二
今天汉斯·弗洛托出现了，从海德堡带了两位朋友来。他已开始工作，看起来很健康。柏林别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他说罗玛莉·舍恩贝格现在替美国反情报单位工作，地点就在我待在那辆火车头里一整夜、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邀请我、加布里埃尔·凯瑟斯达特和利希滕施泰因家的三兄弟一起去看戏。他们的长兄是执政王子弗朗茨—约瑟夫；都差不多30多岁，仍害羞得可怜。看完戏后，大家到布里斯托尔晚餐。可怜的阿尔弗雷德绞尽脑汁想引诱他们开口讲话。加布里埃尔就住在对街的帝国旅馆里，未老先耄的阿尔弗雷德无论如何不肯让我独自走路回家，利希滕施泰因三兄弟又没一位自愿送我，他便不知从哪里唤出一位老太太，说是每次他母亲想出去散步时都找她做伴。
晚上，一名退役军官从柯尼希斯瓦特带了几封信要给保罗。六周前，他和一位朋友回去，结果染上白喉，遭捷克人囚禁，后来又被放出来。听他描述，情况并不乐观。现在美军仍住在城堡内，经常开派对，邀请村里的女孩去参加。她们都带着空皮箱去，然后满载而归。现在开始拿我们的衣服了。柯尼希斯瓦特的园丁写道：“眼看美丽的城堡被如此玷污，实在心痛。”那位军官还带来一封罗玛莉表亲——葛蕾特·罗翰写的信——居然以平信从捷克境内的苏联占领区顺利寄到柯尼希斯瓦特。她和她的五位姐妹（年龄从15岁到22岁不等）被迫到图瑙的一家旅馆当仆役。捷克人洗劫了她们家族的西希多城堡（1944年我还去那里住过），把所有家具都搬去布拉格。我不禁想到那些由米尼亚尔、纳蒂埃和里戈画的美丽家族肖像——它们全是罗翰家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从法国带到波希米亚的宝物——不知前途如何？葛蕾特现在急着想返回奥地利与她的未婚夫团聚，现在请弗朗茨—约瑟夫·利希滕施泰因王子的其中一位弟弟（他可以自由旅行），替她们想办法。
和特劳特曼斯多夫夫妇一起喝下午茶，他们住在罗玛莉·舍恩贝格祖父的产业舍恩贝格宫内。那栋小巧雅致的18世纪城市宅邸是由当年最著名的建筑师，希尔德布兰特设计的，外面有大花园围绕，园里种满极美的树木，可惜位于城中不太好的地段内，附近的街道都有点破旧。宅邸内最具特色的地方，是一间正圆形的小舞厅。
苏台德的德国人在1938年投票决定归并德国，此刻得付出惨痛的代价。捷克人现在毫不留情地驱逐他们出境，让捷克本国人移进他们的产业及家园。负责保罗产业的经纪人便遭到逮捕，妻小都被赶出国，而且当局不准他们带走任何财物。梅特涅家族位于捷克斯洛伐克普拉斯另一片产业的林务经理更惨，和他的姐姐及管家一起遭到谋杀，美国人只是冷眼旁观。
1月13日，星期六
9月9日，星期日
晚上费德·基堡带了一瓶香槟出现，大伙儿一起庆祝我的28岁生日。
我的小收音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壮烈成仁。送修之后，我对世界情势新发展一无所知，只能看书和整理日记。
西塔·弗雷德已说服德国空军医院的医生让我进去工作。今早院长约我去面谈；他肤色黝黑，在印度住了18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空军医院算得上是维也纳最好的医院，不过我可能必须上课，因为院方希望，一般护士能在碰到紧急状况时，取代全部被调往前线的男性看护。训练课程包括火伤急救（若被派往机场工作便有需要）。我已领到一套红十字会的制服、一张新的身份证，和一枚金属名牌——我的名字在上面刻了两遍，万一“阵亡”，可以掰成两半，一半交给我的“至亲”——好奇怪的感觉！
9月10日，星期一
今天是我生日。
整天看书、写东西、睡觉，在美丽的树林里散步。其实有点诡异，因为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1月11日，星期四
9月13日，星期四
今早上教堂。晚上葛纳正经八百地烤了我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那只鹅。他因为毫无经验，便一手握住汤匙、一手拿着食谱坐在烤箱前面。结果倒颇令人满意；我们分了一点给房东——一位德国太太，她先生是上校，在前线作战。应邀宾客为：弗朗茨·塔克西斯、费德·基堡和西塔·弗雷德（她在德国空军医院当护士）。
到英厄尔海姆夫妇家吃晚餐，施陶芬贝格家族的一位年轻人也在。他在达豪集中营内关了好几个月，表示有一位参与“七月密谋”的冯·施拉布伦多夫先生逃过一死，并保存了许多关于反纳粹活动的文件，他打算出版。的确，此刻应该把真相公诸世间，一般大众到现在对那次事件的了解仍相当有限，像是外传隆美尔“自杀”的内情，最近才被揭发。记得亚当·特罗特在被逮捕前，曾经考虑想让《伦敦时报》发表全部的内幕，当时我坚决反对，生怕会对密谋者造成更不利的影响。现在情况不同了，就算是对他们的牺牲奉献聊表敬意吧。
1月7日，星期日
冯·施拉布伦多夫博士的著作《反希特勒的军官》于1946年出版，成为第一本描述德国反抗活动的目击纪录，直到今天仍是最可靠的史实资料。
费德·基堡来看我。他也因为是“王室成员”被海军踢了出来，现在也在大学里念书。
9月14日，星期五
她戴着满头发卷冲出来迎接我，忙不迭告诉我，她去布莱德的经过；尤尔根的部队在那里和南斯拉夫游击队作战。她显得十分兴奋，因为他们的座车在树林里遭到枪击，结果冷却器旁被射穿一个大洞，内燃机被毁。她在那儿的生活想必很沉闷：从来不准出门，因为游击队喜欢绑架人质。不过她说那儿风景美极了。回家后她显然很高兴。
又有柯尼希斯瓦特的新消息。艾伯特夫妇已遭到逮捕，捷克人指控他们是间谍。为什么他们还留在那里？
进公寓时，被一堆行李绊了一跤；安托瓦内特和她丈夫，尤尔根·葛纳回来了。
9月15日，星期六
1月6日，星期六
今天早上向卢齐厄·英厄尔海姆借自行车，骑去威斯巴登拿我的收音机。路程漫长，而且空手而返。菲利浦牌的小灯坏了，无法换新的。本来带了一瓶保罗·梅特涅的酒，打算当作修理费用，后来又得老远拎回家。没有音乐听真可悲。
去了人力总动员委员会一趟。他们建议我去当护士；其实战争刚开始时，塔蒂阿娜和我便有此打算，却因持有立陶宛护照被拒。现在他们显然严重缺乏护理人员，甚至不在乎我只受过24小时的基础急救训练。朋友们告诉我，现在当护士工作极辛苦，难怪他们看到我一副快乐的样子大吃一惊。
威斯巴登充斥驾着吉普车横冲直撞的美国士兵，他们大多身穿盟军制服。不过那里跟萨尔斯堡很不一样，一个俄国兵都看不见。城内满目疮痍。
1月5日，星期五
回家途中在艾尔特维尔停留，去探望埃尔茨一家人。雅各布的母亲看起来仍然年轻美丽，她的母亲勒文斯坦公主也住在那里，再加上其他几位逃难的女士。我还记得在特普利茨城堡内看过萨金特替她和她美丽的姐姐，即阿尔菲的母亲，泰瑞斯·克拉里画的肖像。和她们现在的窘境相较，对比多么地强烈——爱德华时代的黄金时代不再！她们告诉我，阿尔菲与莉蒂现在住在布隆巴赫的勒文斯坦府邸。他们被迫在特普利茨的农田里挖了一段时间的马铃薯，后来平安逃了出来，唯一生还的儿子马库斯现在被关在苏联战俘营内。
去布里斯托尔旅馆和弗朗茨·图尔恩—塔克西斯吃午餐。图尔恩—塔克西斯家两兄弟都因身为“贵族”，被军队踢出来，在这里的大学念书。布里斯托尔旅馆从四个月前，我和梅特涅夫妇一起来住过后，到现在一点都没变。阿尔弗雷德·波托茨基和他83岁却仍精神矍铄的母亲——女伯爵“贝特卡”，仍然坐在他们的角落里。苏军进驻波兰后，他们被迫放弃举世闻名的家族产业“兰卡特城堡”；兰卡特一直被视为东欧的凡尔赛宫，多亏戈林（战前他常去那里打猎）介入，向来只对德国高级指挥官开放，至今仍完好无损。
9月16日，星期日
当地人力总动员委员会的召集令已寄到；他们真的连一秒钟都不浪费！
时间又拨回一小时，我因此足足睡了14个小时。过去几个月的睡眠不足，现在慢慢补回来。今天上教堂做礼拜，本地神父——一位萨沃纳罗拉派的小个子——情绪异常激动地讲了一段经，痛骂纳粹党。现在才骂！……
昨晚在火车上，听大家谈论维也纳现在次数愈来愈频繁的空袭。通常来轰炸的都是从意大利基地飞来的美国机群，时间多半发生在大白天。城内唯一仍在运作的大众交通工具电车只开到中午。我有点担心，因为我的行李还是太多，而且还带了一只鹅（已拔毛）。幸好一名苏联前战俘志愿替我提行李，交换一大把香烟。在步行回家的漫长路程中，他告诉我，斯大林正计划下令大赦，“或许我们很快都可以回家了”；他又说最近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所以等我们抵达目的地——安托瓦内特·葛纳·克罗伊位于摩登纳广场旁的两房公寓（我将和她住在一起）——之后，便把公寓里所有能找得到的食物全给了他。安托瓦内特人在南斯拉夫，去看她丈夫。
骑自行车去马图许卡家吃午餐。吃到一半时，约翰尼斯贝格城堡一位女仆骑自行车过来找我，说有一位美国将军开车去城堡，指名要见我。
1月4日，星期四
原来是一直负责指挥柯尼希斯瓦特区域美军的皮尔斯陆军准将，最近才调走，他在返回美国前，特别开车过来，想向梅特涅夫妇报告他们产业的最新状况。现在捷克当局同意让美国大使斯坦哈特接收城堡作为夏季别墅，如此一来，至少可以保证城堡会继续存在下去，也可以保存剩下的财物。皮尔斯将军还带来一封艾伯特夫妇写的信，他们仍被拘留。
今天是待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最后一天，轮流和每位家人长谈。看来真的必须等到度过“最后高潮”后，我们才能再度团聚。母亲希望我留下，但我的病假已结束，非走不可，否则“人力总动员委员会”会找我麻烦。塔蒂阿娜在午夜时分开车送我去马林巴德。
9月17日，星期一
维也纳 1月3日，星期三
陪马图许卡夫妇开车转了一整天，搞政治活动。一个新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刚刚成立。
保罗·梅特涅将返回军团报到，医生宣布去年在俄国前线差点害他送命的那个肺部脓疮已经痊愈。我会再待一天，陪伴塔蒂阿娜，她心情低落。
即基督教民主联盟；战后该党与巴伐利亚的相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坛上交替执政。
1月2日，星期二
回约翰尼斯贝格城堡的路上，绕道施瓦尔巴赫温泉，穿过图瑙斯美丽的森林区。那儿的宁谧是如此完整、彻底，充满了安详平静之感……
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户外，笨拙地乘雪橇和玩孩子气的丢雪球游戏。家里食物很多，但我们都在厨房里用餐，因为仆人陆续消失——男的入伍，女的进兵工厂。现在由管家莉泽特下厨。我们把所有的晚宴服都收起来，平日玩玩游戏，享受保罗最好的葡萄酒，因为明天我们又得分开了。
我的日记到此结束。
柯尼希斯瓦特 1月1日，星期一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未来的丈夫，彼得·哈恩登。）
——蜜丝注
玛丽·瓦西里奇科夫—哈恩登
自从1944年9月请病假离开柏林后，我一直和家人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努力振作自己，面对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大战尾声。赴柯尼希斯瓦特途中，我与塔蒂阿娜及保罗·梅特涅在维也纳停留数天，做了彻底的健康检查，结果埃平格教授诊断，我至少两个月无法工作。他发现我甲状腺肿大（所以我才这么瘦），多少是因为神经紧张的缘故。之后我便开始服用大量的碘。
柏林1940—伦敦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