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课全校一块上。由校长教形意拳，一二年级学“蹦，劈，专，炮，横”，三四年级学“连环，八式”。校长在“道门”，观音菩萨生日，“公所”念经作法事，校长就叫学生到佛堂前表演形意拳。打拳前严厉交代：“舌头舔着上膛啊！不然菩萨看不见，就白练了。”
校长戴银丝眼镜，穿“协和服”，打学生比私塾里还狠。有两位先生（那时私塾里称老师，学校里才称呼先生）。王先生教音乐、国语；李先生教算术、劳作。两个年级在同一教室穿插上课。一年级上国语二年级就练“书法”，描红模子“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二年级上算术一年级就做“劳作”，用马粪纸做手枪。两班一块上音乐课，王先生按着风琴教唱歌：“中国国民志气宏，戴月披星去务农，犁尽世界不平地，汗水浇得五谷丰，自由平等，革命成功，人情进化，世界大同……”刚唱到这儿校长急忙进来拦住说：“我说王先生，你老是要砸我吃饭的家伙呀！小日本宪兵队在门口巡逻呢，快换这个，快换这个。”校长掏出张新民会发的歌儿，那上边印的是“旭日照东亚，东亚协和是一家……”王先生看了一眼说：“这个我还没练会呢。先唱个不犯忌的总行吧？长城外，古道边……”
校长的老丈人在南墙根搭了小棚作小买卖，除了卖铅笔纸张还卖烧饼果子。校长订下校规：学生一律不准买校外的早点。每天早晨派两个学生值日，在校门口检查学生书包，发现偷带外买的早点，一律没收。
新学校是平房小院。有三间北屋，三间西屋。北屋住着校长一家。西屋两明一暗。明间一二年级。暗间是三四年级。没有高小。
没多久，宣布过去的国语书作废，“人、口、足、刀、尺”改为伪教育局新编的“太阳红、太阳亮，太阳出来明光光”。王先生就一边教一边骂：“嘛玩意儿！”接着“宣抚班”、“新民会”来学校训话了，他们在台上讲“日中提携”，孩子们在台下说：“日本人给中国提鞋？提鞋也不要他！”为了不受汉奸教育，叫家长送我进了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设施好，教师的素质高，制度也正规得多，更不用敌伪奴化教材，“新民会”也不来捣乱。只是要听牧师布道，作弥撒，过圣诞节。
1936年，我进了一家私立小学。上了一年，学会写“人、手、足、刀、尺”，学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日本向卢沟桥开了炮，逃难到了山东老家。从山东回来，天津火车站上已经挂了太阳旗，造币厂门口也站了日本兵。半夜三更中国警察领着端刺刀的日本大兵查户口。我上的学校关门了，我又进了个新学校，还是私立。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天津租界，教会学校改为伪“市立学校”。我没上几天就随家回到了祖籍山东，从此结束了小学生生活。
除去半年私塾，我还上过四年半小学，换了三个学校。这事和民族命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