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里斯来说，这种日子非常难熬。走路、睡地板让他的腿和背时时作痛。作为俄国人，他天生食量大，要时刻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尽管他看上去一点儿都没瘦。总而言之，他总是表现出一副充满希望的样子，快乐得让人感到吃惊。他常常一本正经地说，有个守护神正注视着他。日子过得不顺的时候，他就会到路边的排水沟里找钱花，说他的守护神在那儿扔了两法郎。一天，我们正在皇家路(15)等待，看到附近有一家俄国人开的餐馆，就想着过去问问人家要不要人。突然，伯里斯决定花50生丁买支蜡烛给他的守护神烧烧。不一会儿，他出来了，说他会平安无事，然后又庄重地用火柴点着了一枚50生丁的邮票，算是对上帝的一种供奉。也许上帝和保护神相处得并不融洽，不管怎么说，那家俄国餐馆没要我们。
我的60法郎维持了差不多两个礼拜。我不再装模作样地去餐馆吃饭，而是把东西买回来直接在屋里解决。我们俩一个人坐在床上吃，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吃。伯里斯有时拿出两法郎，我有时拿出三四法郎，买来面包、土豆、牛奶、乳酪，并用我的酒精灯熬点儿粥喝。我们有一个平底锅、一只碗和一把汤勺。每天我们都会推辞一番，谁吃平底锅里的，谁吃碗里的。（平底锅里盛得多）让我有点儿愤怒的是，每次都是伯里斯先让步，吃平底锅里的。晚饭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要少些。我们的亚麻布床单脏了，我都有三个星期没洗过澡了。伯里斯说他都有几个月没洗过澡了。我们还有烟抽，所以一切还能忍受。我们有很多香烟，前段时间伯里斯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士兵，以每包50生丁的价格从他那儿一下子买了二三十包。（士兵的香烟是免费发的）
有那么几个早上，伯里斯因为彻底绝望而崩溃了。他躺在床上，一边哭泣，一边咒骂跟他住一起的那个犹太人。最近这段日子，犹太人越来越不愿意给伯里斯那每天两法郎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那家伙竟摆出了一副恩主的派头。伯里斯跟我说，我身为一个英国人，永远都想象不出一个受了犹太人恩惠的俄国人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
看完这封信，伯里斯失望至极，直接扑到床上睡着了，那天再不肯找工作。
“伙计，那个犹太佬，那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佬！竟然不觉得丢脸。好好想想，我，一个俄国军官——伙计，我跟你说过以前我是西伯利亚第二步枪队的军官这事吧？是的，一个俄国军官，我父亲是一位陆军上校，现在却落得这步田地，竟然跟一个犹太佬要面包吃，跟一个犹太佬……
你的伊冯
“我来跟你说说犹太佬都是些什么样的家伙。有一次，那是在战争初期，我们正在行军，眼见天黑了，我们在一个小村子借宿。这时有一个可怕的老犹太佬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这家伙留着红胡子，就像犹大(16)一样。这犹太佬说：‘长官，我给你带来个姑娘，一个很漂亮的姑娘，今年只有17岁，50法郎就行。’‘谢谢你。’我当时说，‘你还是把她带走吧，我可不想染上什么病。’‘病！’那家伙高呼起来，‘长官先生，这一点您用不着担心，她可是的我亲生女儿！’瞧见了吧，犹太佬就是这副德行。
亲爱的，我会永远记得你。请接受永远爱你的我最真挚的拥抱。
“伙计，我跟你说过没？过去，俄军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朝一个犹太佬啐唾沫很失体面。没错，我们认为我们俄国军官的唾沫太珍贵，犹太佬挨啐都不配……”
拿出点儿勇气来，我的小色棍，永远都要斗志昂扬！你要记住艰难的日子终会过去，麻烦终会消失。
这段日子，伯里斯总说自己很不舒服，不能出去找工作。他盖着那块满是臭虫的灰床单在床上躺着，一直躺到傍晚，吸烟，读旧报纸。有的时候，我们也下棋。没有棋盘，我们就从包装箱上扯下一块硬纸，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个，纽扣、比利时硬币等等这类小东西被我们拿来当棋子。像很多俄国人一样，伯里斯对下棋也很有激情。他说过一句名言：下棋的规则就像爱和战争的规则，下棋能赢，爱和战争也能赢。他还说过有了棋盘就忘记了饥饿，但这一条在我这儿并不管用。
说到你向我借钱，天哪！这事根本不可能。亲爱的，你有所不知，听到你身陷困境，我难过极了。你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生活是悲伤的，每个人都有烦心事。我的小妹妹病了（啊，姐妹当中数她最小，她受了多大的罪啊！），我们得花钱为她治病。我们的钱没了，我们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你知道吗？
打开你那封魅力无穷的信，我不由得欣喜若狂，想起了过去的日子。那时我们拥有完美的爱情，你曾深深吻过我。这种记忆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就像一朵枯萎的花散发出的芬芳。
我的钱越来越少——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最后只剩下了25生丁。这点儿钱是一点儿用也没有的，只能买一份报纸。几天来，我们一直啃干面包。接着有两天半的时间我们一点儿东西也没吃。这样的日子真是糟透了。医学上有一种叫作“戒斋”的方法，接受这种治疗的人往往三个星期都不能吃东西。据这些人说，戒斋三天后心情便会舒畅起来。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但我从没挨过三天。也许人跟人的情况不一样，要是一个人出于自愿干这事，并且一开始就不给饱饭吃可能就好受多了。
我亲爱的小色棍：
挨饿的第一天，我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不想出去找工作。于是我借来一根鱼竿，去塞纳河钓鱼，鱼饵用的是丽蝇(17)。我想钓点儿鱼当饭吃，但我的想法落空了。塞纳河里雅罗鱼不少，但在普法战争(18)时期，这些家伙变得越来越滑，从那时候起就没人再钓上来过，除非用渔网。第二天，我想把自己的外套当掉，但路程太远，恐怕走不到，索性我就在床上躺了一天，读《福尔摩斯回忆录》。没吃的，读读小说让我还能坚持。饥饿能够彻底让一个人变虚弱、变傻，就像是感冒了一样。似乎一个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只水母，似乎一个人全身的血液都被抽干，身体里灌满了微温的水。饥饿让我变得迟钝，不时吐痰，这是我的最大感受。我发现自己吐的痰是白色的、绒毛状的，跟沫蝉科昆虫分泌的唾沫差不多。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一连几天没饭吃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一点。
伯里斯觉得生活还有点儿希望的时候便会花上50生丁买一枚邮票，给他的旧情人写封信借点儿钱。只有一个人回信了。回信的这位女士不但过去跟他有一腿，还欠他200法郎。伯里斯看到了那封来信，认出了笔迹，心中立刻燃起了希望。我们俩像偷糖果的小孩子那样，拿着信冲进伯里斯的房间，拆开便读。伯里斯读完信，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就把信递给了我。信的内容如下：
第三天上午，我感觉好多了。我觉得自己必须马上做点儿事，就想着去找伯里斯，让他把每天那两法郎借给我一点儿，让我先对付一两天。到那儿以后，我发现伯里斯正在床上躺着，一脸愤怒。看到我进门，他马上咆哮起来，吼得都快要窒息了。
那是一个柳条编的筐，巨大无比，里面装满了土豆。我将它握住，别提抬了，连挪都挪不动。戴圆顶礼帽的那人一直盯着我，看到这情景，耸耸肩转身走了。我赶紧灰溜溜地走了，走出一段距离，等我回头看时，发现有四个人正合力把那只大筐搬上卡车。我估计了一下，那筐土豆大概有300磅重。那人看我没用，便用这种卑鄙的办法拒绝了我。
“他又把它抢回去了，这个卑鄙的贼！他又把它抢回去了！”
“当然。搬搬那个筐试试。”
“谁抢了什么？”我问。
“很壮。”我心虚地说。
“那个犹太佬！把那两法郎偷走了，他是一条狗！是一个贼！他趁我睡觉时把钱偷走了！”
“你很壮，是吗？”
那个犹太佬昨天晚上似乎直截了当地告诉伯里斯以后每天再也不给他那两法郎了。伯里斯骂骂咧咧地对我说，他们大吵了一架，最后那个犹太佬把钱拿了出来。但给钱的时候那家伙极尽嘲讽之能事，而伯里斯的态度却很友好，低三下四地表示了感谢。可是等到第二天早晨，伯里斯醒来后却发现那两法郎不见了。
有一回，伯里斯建议我去雷阿尔(14)，看看搬运工的活儿我能不能干。我是凌晨四点半到的那儿，这个时间搬运工正忙。我看到一个戴圆顶礼帽的矮胖子正指挥一帮搬运工干活儿。我朝他走去，问还缺不缺人手。他话也不说一把抓住我的右手，摸了一下我的手心。
真是当头一棒。我感觉失望透顶，我太饿了，盼着到这儿来能有点儿吃的，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这一点是大忌。不过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伯里斯的样子却显得一点儿都不绝望。他坐在床上，点燃烟斗，把当时的情景详细讲了一遍：
有一回，几个月前我登记过的一家职业介绍所给我寄来了一件很低档的针织品，说是有一个意大利人要学英语。这件针织品上写着“马上来”，并同意每小时付20法郎的薪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我却去不了，因为我外套的胳膊肘处早就破了。后来，我突然想起我可以穿伯里斯的外套——可他的外套和我的裤子并不搭配。不过我又转念一想，从近处看，我的这条裤子很容易被人看作是用法兰绒做的，这样一来也许就能蒙混过关。他的外套太大，穿的时候只能不系扣子，而且一只手要始终插进口袋里。我心急火燎地出去了，花了75生丁买了一张公共汽车票去了那家介绍所。可到那儿以后才发现那个意大利人已改变了主意，离开了巴黎。
“听着，伙计，情况不妙。咱俩只剩下25生丁了，我想那个犹太佬以后不会再给我钱了。不管怎么说，这家伙办事真够绝的，真恶心！有天晚上，这个家伙竟然把一个妞儿带了进来，当时我正在地上睡觉，这种事你敢相信吗？畜生！还有更糟的呢。这个犹太佬想从这里搬出去，他还欠着一个星期的房租呢！这钱他不准备出，还想趁我不备时开溜！要是这个犹太佬真溜了，我可就没地方住了，房东会把我那个箱子留下当房租的，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我们在劳动就业部门做了登记。看到报纸上有招聘广告，我们也去应聘，但我们的步行速度太慢，总是晚半个小时到。有一回，我们差一点儿就得到了一份擦洗货车的工作，但在最后一刻，人家拒绝了我们，要了两个法国佬。还有一回，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广告，说是马戏团招人。工作内容是摆放长椅，清理垃圾，还有，在表演过程中站在两只木桶上，让一头狮子从你胯下钻过去。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招聘地点，却发现早就有50多个人在那儿排队等着呢。看得出来，狮子倒是挺有吸引力的。
“行。那以后咱们该怎么办？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我的外套当掉，先吃点儿东西。”
第二天，我们又没找到工作。自从我走霉运以来，三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前面我说过，那200法郎的稿费我交了房租，不用再去担心，但别的方面仍是一如既往的糟糕。每天，我和伯里斯穿过巴黎的大街小巷，我们以每小时两英里的速度在人群中漂泊，又烦又饿，最后都是一无所获。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曾11次穿过塞纳河。我们在酒店门口闲逛，一看到经理出来就拿着帽子嬉皮笑脸地迎上去，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一样：不要瘸子和没有经验的人。有一回，差点儿我们就成了。伯里斯跟经理说话的时候始终站着，而且站得还很直，没用拐棍支撑，那个经理没能看出他是瘸子。“来吧。”他说，“酒窖里还缺两个人，也许你们俩能干。进来吧。”伯里斯刚一动，人家就看出了破绽。“哈！”那经理说，“原来你是个瘸子呀。真不好意思——”
“就按你说的做，但我得先把我的东西弄出去。我那些照片可不能被人抢去！这么说吧，我已经盘算好了。咱们来个先发制人，我先溜。走为上策——撤退，懂吗？我觉得这一步咱们走得对，你说呢？”
“可是亲爱的伯里斯，大白天的怎么走呢？你会被抓住的。”
那天晚上，在剩下的时间里伯里斯的兴致一直很高。他说要是我们俩都能在尼斯或者巴黎兹当侍者该多好，有干净的房间，有足够的钱可以玩女人。那天晚上，他太累了，我的住处离他的旅馆有三公里，这段路他走不回去了，于是他脱下外套，把鞋包起来当枕头，在地板上睡着了。
“当然了，这需要一点儿小技巧。我的房东专门盯着那些不交房租开溜的家伙。他们两口子整天在那个小办公室里轮换盯着——天哪，这些法国佬真是可恶！但我早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过你得帮忙。”
“有脑子的人能做什么呢？有脑子的人干什么都能挣钱！我有个波兰朋友，这家伙真是个天才，猜猜这家伙过去常常怎么干？他先买一枚金戒指，然后拿到当铺当15法郎。你知道当铺的那些伙计做事有多粗心吗？等当铺的伙计在票签上写一个‘黄金’后，他趁人家不备，偷偷在‘黄金’这个词后面加上‘钻石’这两个字，然后再把‘15法郎’改成‘15000法郎’。干得呱呱叫，是不是？然后他再以票签做担保，借出1000法郎。我说的有脑子就是指这个。”
我没心思帮他，可还是问了一下他的办法是什么。他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伙计，明天就能找到点儿事做了，这一点我敢打包票。风水轮流转，咱俩的命不可能一直这么背。还有，咱们都是有脑子的人——有脑子的人是不会饿死的。
“听着。咱们先得把你那件外套当了。你先回住的地方，把外套取来，然后把我那件藏在你那件下面，偷偷运送出去，拿到自由民街(19)的当铺。要是运气好的话，两件能当20法郎。然后你去塞纳河畔，捡一些石头装进口袋，把它们带回来，装进我的箱子，明白了吗？我会拿几张报纸，尽可能多地往里头塞东西，然后问房东最近的一家洗衣店在那儿。我会厚着脸皮问他，装出一副很随便的样子。这样一来，那家伙肯定以为报纸里包的都是一些脏衣服。如果他不相信，就会像以前那样鬼鬼祟祟地溜进我的房间，拎拎我那个箱子。他一拎，觉得挺沉，就会认为里面还是满满的。这就是技巧，知道吧？然后我会回来把其他东西装进口袋带出来。”
回到我的旅馆之后，我花31.5法郎买了面包和巧克力，两个人分着吃。伯里斯一阵狼吞虎咽，吃完自己那份之后，立刻就高兴了，这真是不可思议。对他来说，食物似乎拥有和鸡尾酒一样的效果，下肚之后身体马上就能有反应。他拿出一根铅笔，把那些可能会帮我们找工作的人列了一个单子。人数不少，他说：
“可那箱子怎么办？”
后来他打消了这个主意，因为我们俩都是外国人，很容易被认出来。
“哦，那个嘛，只能扔了。当初那破烂儿只花了我20法郎。还有，军人撤退的时候是要放弃一些东西的。看看拿破仑在别列津纳(20)是怎么干的！他放弃了整个军队。”
“伙计，干一票总比饿死强。我经常想这么干。在蒙帕纳斯街上一个黑漆漆的角落，有一个肥胖的美国佬，他富得流油，我们把一块石头装进长筒袜里，然后“砰”的一下……翻完他的口袋后赶紧窜。我觉得这事可行，你觉得呢？我不会退缩的，我是个军人。”
伯里斯为自己的计策（这个计策被他称为“战争策略”）欣喜若狂，几乎忘记了饥饿。可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却被他忽略了：开溜之后我们没了睡觉的地方。
我们走到斯科莱博酒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待了一个小时，盼着酒店经理能出来，但人家没有。然后我们拖着疲惫的步子来到贸易街，发现那家前段时间重新装修的餐馆已经关门大吉了，老板也溜了。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沿着人行道走了14英里，后来实在受不了，只好花了2.5法郎坐地铁回家。伯里斯拖着一条跛腿，对他来说这可是件苦差事。天越来越黑，他也越来越悲观。在出意大利广场地铁站(13)的时候，他彻底绝望了。他跟我说找工作没什么用，除了犯罪干一票外，没别的办法。
刚开始，计策实施得很顺利。我饿着肚子走了九公里回到住的地方把外套拿来，然后又成功地把伯里斯那件带了出去，后来却出了点儿问题。当铺里接待我的那个伙计，是个长相猥琐、令人讨厌的家伙，是个典型的法国佬。他当场拒绝了我的东西，说是衣服没包装。他说衣服得用旅行袋或者箱子装着。这下一切都完了，因为我们什么样的箱子都没有。我们只剩下25生丁，买不起箱子。
我们走到沃利街(12)边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这地方名气很大，酒店经理和服务员经常到这儿来。咖啡馆后面有一间漆黑的像洞穴一样的屋子，里头坐满了人，都是来找跟酒店相关的工作的。有看上去很精神的年轻侍者，也有看上去不那么精神、快饿坏了的人，有粉白的胖厨子，有浑身油腻腻的洗碗工，还有负责打扫卫生的衣衫褴褛的女人。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放着一杯黑咖啡，却没人动。这地方其实是一个职业介绍所，那些喝的是咖啡馆老板耍的小计策，要是你喝了就得乖乖掏钱。有时候会进来一个派头十足的人，很明显他是某家餐馆的老板，跟吧员聊上两句，然后吧员会走到后面那间黑屋子里把一个人领到前面来。这个吧员始终没叫我和伯里斯，于是两个小时之后我们俩就离开了。因为这里有规矩，要一杯咖啡只能待两个小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头其实有个小窍门，要是你不给那个吧员一点儿贿赂，人家就永远不会叫你。如果你能给他20法郎，一般来讲他就会给你份工作，但现在明白这个已经为时已晚了。
我回去把这个坏消息跟伯里斯说了。“呸！”他破口大骂，“这下完了。不过话说回来总会有办法的。用我的箱子装这两件衣服。”
中午都过了，伯里斯才决定起床。如今他只剩下了一件外套、一件衬衫、一条领带、一双穿烂的皮鞋和一双满是洞的袜子。在最后的艰难时刻，他把仅有的一件大衣也给当了。他有一个箱子，是那种里头有纸板的，花20法郎买的，已经很破烂了，这东西尽管不怎么样，却很有用，要是没它，旅馆老板早就把他赶到大街上去了。箱子里头装着几枚勋章、很多照片、大捆的情书和一些很奇怪的小玩意儿。日子过到了这个份儿上，伯里斯还想着梳洗打扮一下，让自己显得精神点儿。他找来一枚用了两个多月的刀片，连肥皂都没抹（穷得连肥皂都买不起了），刮了胡子，系上领带，这样一来衬衣上的洞就被盖住了，然后小心谨慎地把几块报纸塞进鞋底。最后，打扮完毕，他又找来一只墨水瓶，在脚踝处涂上墨水，让墨水渗出袜子。一切准备就绪后，你再看，绝不会想到这是一个最近在塞纳河桥底下睡过觉的家伙。
“可是拎着箱子该怎么过房东那一关呢？房东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室里盯着。这事办不成。”
“等会儿，伙计。放心，咱们不会饿死的。这只是一场命运之战，比这更惨烈的战争我经历过不下几十次。这只是一个坚持的问题。记住福煦的格言：进攻！进攻！再进攻！”
“伙计，你怎么动不动就陷入绝望啊？我在书上读到的英国人的那股倔劲儿到哪儿去了？拿出点勇气来！这事一定能成。”
“那行，咱们现在就出去找工作。”
伯里斯想了一会儿，又有了一个好主意。最关键的一点是吸引住房东的注意力，哪怕只有五秒钟。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就能把箱子带出去。话说回来，这个房东的确有个弱点——喜欢体育。要是有人跟他聊起这个话题，他就会跟人家说个没完。伯里斯刚好在一份旧《小巴黎人报》上读过一篇自行车赛的报道。我们看楼梯上没有人，偷偷下了楼。伯里斯使出浑身解数跟房东说话。与此同时，我一只胳膊夹着外套，另外一只夹着箱子，在楼梯口等着。时机成熟之后，伯里斯会咳嗽一声。我在那儿等着，吓得浑身直打战，因为房东的老婆随时都可能从办公室对面那扇门里出来，那样的话一切都完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伯里斯咳嗽了一声。我快步溜过那间小办公室，来到了街上。让我高兴的是，我的鞋没有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要是伯里斯再瘦点儿，这个计划也不会成功，因为在我溜过办公室时，他那宽大的肩膀刚好挡住了房东的视线。当时我看出他也挺紧张，我听到他在不停大笑，很随意地聊天。他笑的声音太大，盖过了我走路时发出的声响。看到我成功溜出去了，他也出来了，在街角找到我之后我们俩就仓皇逃窜了。
“哦，那咱们就得找点儿事做了。我还留着一手。有几个人欠我的钱。在巴黎欠我钱的人满大街都是，有一个马上就要还钱了。还有，想想过去我找的那些妞儿，女人念旧情，只要我开口，她们肯定帮忙。另外，那个犹太佬跟我说准备从汽车修理厂偷几台磁电机出来，让咱们给清理一下再卖，他答应每天付咱俩5法郎。光靠这个就够咱俩活的了。别担心，伙计，弄钱最容易了。”
没想到，费了这么大劲儿。当我们再次把衣服拿到那家当铺时，刚才招呼我的那个伙计又没要。他跟我说，我带的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不齐备，必须出示护照或者写有暂住地址的信封。（从这件小事中就能看出法国佬那种爱折腾人的卑劣品性！）伯里斯有很多这样的信封，但他的身份不合法（为了避税，他没有续签）。这样一来，这两件衣服就不能以他的身份当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迈着疲惫的步子回到我的旅馆，拿上必要的文件，把那两件衣服送到位于皇家港口大道的一家当铺。
“可现在怎么办？我马上就要交房租了。”
我把伯里斯留在家中，一个人去了那家当铺，等到那儿以后才发现铺子已经关了，下午四点才开门。现在是下午一点半，我已经走了12公里的路，60个小时没吃一点儿东西了。命运似乎正在跟我开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令人讨厌的玩笑。
“有希望吗？那还用说！实话告诉你吧，现在我已经找了点儿事做。有家俄国餐馆过几天就要开业了。我敢打包票，马上我就能当那儿的经理，给你找个厨房里的活儿还不是小菜一碟。500法郎一个月，管吃——当然还有小费，不过这得看你的运气。”
然后我的命运就发生了改变。当时我正在布罗卡街走着，突然我看到地上有个闪光的东西，拿起来一看，是一枚五个苏的硬币。我猛扑过去，把它捡起来，一路跑回旅馆，又拿了另外五个苏，买了一磅土豆。酒精炉里剩下的酒精只够把它们煮熟的。我们没有盐，却把它们连皮一块儿吞进了肚子里。吃完以后，我们俩顿时觉得不一样了，坐着玩牌，一直玩到当铺开门。
“你觉得有希望找到工作吗？”
四点，我重新回到那家当铺。我没抱什么希望，因为我觉得要是这两件衣服成色还行，当70法郎应该问题不大，但对现在装在破箱子里的这两个破烂儿，我还能抱什么期望呢？伯里斯说能当20法郎，但我觉得只能当10法郎，甚至5法郎。我觉得更糟的情况无非就是像以前那个可怜的83号一样被人家拒绝。我坐在前排长椅上，为的是在店员说5法郎时不去看那些笑话我的人。
“天哪，有什么可担心的？60法郎——哦，也是一大笔钱呢！伙计，麻烦你把那只鞋递给我。要是这些讨厌的臭虫胆敢靠近一步，我就碾碎它们。”
店员终于喊到了我的名字：“117号！”
本来我是来找伯里斯求助的，却发现他过得比我还惨，我很是失望。我跟他说我身上只剩下60法郎了，必须马上找到工作。这时候，伯里斯已把剩下的那半块面包吃完，精神头儿一下上来了，话也开始多了：
“是我。”我站了起来。
再问伯里斯是否还在斯科莱博工作已经没必要了。我跑到楼下买了一块面包上来，伯里斯扑过去，一口就吃掉了一半。吃过之后，他感觉好了些，然后坐在床上，把自己的事跟我说了。出院之后，因为他的腿跛得还很厉害，所以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他不但花光了所有积蓄，把能当的东西都当了，最后还饿了好几天。他在码头上睡了一周，跟空酒桶做伴。最近这两个星期，他一直在这儿跟一个犹太机修工合住。这里头还有点儿说起来有些复杂的故事，好像是那个犹太人欠了伯里斯300法郎，两个人商定让伯里斯睡地上，犹太人每天给他两法郎买吃的。两法郎能买一杯咖啡和三块面包。这个犹太人早上七点出门上班，之后伯里斯从睡觉的地方（在还漏雨的天窗下）爬起来到床上接着睡。因为臭虫太多，他在床上睡得并不踏实，但在地板上睡了一宿之后再到床上睡，他的背能得到一点儿休息。
“50法郎怎么样？”
“没有，只是饿坏了——是的，再过几天就饿死了。除了睡在地上，每天我只能花两法郎，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好几周了。真是糟透了。伙计，你来得真不是时候。”
我受到的震惊不亚于先前听到这家伙喊70法郎时的感受。我觉得这家伙肯定是把号码搞混了，这两件破衣服怎么都不可能值这个价。我急匆匆赶回旅馆，双手背在身后进了屋，什么也没说。伯里斯正在玩棋盘。他抬起头，一脸渴望。
“亲爱的伯里斯，你病了吗？”
“当了多少？”他大声问，“什么？连20法郎都没当？这么说只当了10法郎？不会只当了5法郎吧？真是太过分了！伙计，可别说只当了5法郎。要是你说只当了5法郎，我真的会开始考虑自杀的。”
“没什么事，我的背断了。我在地上躺了一夜。哦，上帝！你想不出我的背有多痛！”
我把那50法郎扔在桌子上。伯里斯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然后他就像弹簧那样一跃而起，抓住我的一只手，使劲儿握了一下，我的骨头差点儿被他捏碎了。我们俩急忙跑出去，买来面包、红酒、一块肉和烧酒精炉的酒精，然后一顿猛吃。
“怎么了？”我大声问。
吃饱喝足以后，伯里斯变得更乐观了。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他这样乐观过。“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命运之战！今天早上咱们还只有5个苏，可是看看现在。我常说再没有比挣钱更容易的事了。哦，我想起来了，在丰达利街我还有个朋友，咱们可以去找找他。这家伙是个贼，骗过我4000法郎。清醒的时候，这家伙是最了不起的贼。可奇怪的是，只要一喝醉，这家伙就变得无比诚实。我估摸着下午六点左右这家伙会喝醉。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也许他能先给我100法郎，也许能先给我200法郎！出发！”
“哦，上帝！”他大声叫着，“哦，上帝，我的神！我的背很可能断了！”
我们去了丰达利街，找到了那个人，他的确喝醉了，却不肯给钱。伯里斯和他一见面就开始在人行道上猛吵。那人信誓旦旦地说不欠伯里斯一分钱，伯里斯反而欠他4000法郎，然后两个人纷纷叫我评理。我哪知道是怎么回事？两个人吵啊，吵啊，一开始在街上吵，接着在一家酒馆吵，然后在一家我们就餐的平价餐馆吵，然后又在一家酒馆吵。最后，俩人互骂对方是贼，一直骂了两个小时。然后俩人找到一家酒馆拼酒，直到伯里斯身上带的最后一个苏花光才罢休。
那是一间阁楼，10平方英尺，屋内只靠天窗照亮。一个狭窄的铁床架子、一把椅子、一个跛腿的洗手池就是屋内的全部东西了。在床正上方的天花板上，一条由臭虫组成的S形编队正在缓慢行军。伯里斯正在床上躺着，浑身一丝不挂。他的大肚子在一块肮脏的床单下凸显出来。他的胸脯上布满了臭虫的咬痕。我进去的时候，他醒了，揉揉眼，不停地大声呻吟着。
当天晚上，伯里斯是在一个制鞋匠那儿睡的。这人也是俄国难民，在贸易地铁站(21)附近住。而这时我身上也只剩八法郎，不过我买了很多香烟，眼前都是吃的、喝的。过了两天糟糕透顶的生活，我的日子算是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第二天早上，我步行去找伯里斯。到那儿之后才大吃一惊，那儿是一条后街，两旁都是贫民窟，伯里斯租住的旅馆是最脏的。黑漆漆的后门里面正往外冒臭气，泔水和奇普牌肉汤(11)混合在一起才能发出这种气味。这种牌子的肉汤25法郎就能买一袋。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并且感到焦虑不安。只有正在挨饿或者即将挨饿的人才会喝这种汤。伯里斯还在挣他那每天100法郎吗？旅馆老板坐在办公室里，阴沉着脸告诉我那个俄国佬在家，就在阁楼上。当我爬上六组弯弯曲曲的、狭窄的楼梯时，那臭气越来越浓了。我敲了敲伯里斯的门，没人回应。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前段时间，伯里斯给过我一个地址，地址上写的是白衣大街(9)。他在信中说“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我觉得他又回到了斯科莱博酒店，继续过他那每天100法郎的生活。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还骂自己是个大傻瓜，怎么没早一点儿想起要去找他。我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间舒适的餐厅，听到快乐的厨师们把鸡蛋打入煎锅时哼的情歌，自己那天也连吃了五顿饱饭。想到马上就能挣钱了，我甚至掏出2.5法郎买了一包高卢香烟(10)。
现在，我们俩手头上一共有28法郎，又能开始找工作了。伯里斯仍在那个制鞋匠那儿住，两个人的关系挺神秘。还有，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儿借了20法郎。在巴黎，他有很多俄国朋友，多数是以前的军官。这些人有的在当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在开出租车，还有几个靠女人养活着，另外有些人从俄国成功地把钱带了出来，成了修理厂或者舞厅的老板。总的来说，俄国难民干活儿都很拼命，他们学会了忍受不幸，就这一点来说，英国人远远不是对手。当然了，也有例外。有一回，伯里斯跟我说他认识一位俄国的流亡公爵，两个人以前见过，他说这位公爵经常出入高级餐厅。每次吃饭前，这人总是打听侍者里有没有从俄国来的军官。要是有，吃完饭之后，他就会把那人叫过来，然后非常友好地说：
“啊，这么说你跟我一样以前也是军人了？那段日子可不太好过，对吗？是的，是的，但俄国士兵什么都不怕。当时你在哪个团？”
我快没钱交房租了，又在忍饥挨饿，这时我想起了伯里斯说过的话，决定马上去找他。我觉得当侍者并不像他说的那样那么简单，不过刷盘子这等活儿我还是能干的。他肯定能给我找一份在厨房刷盘子的工作，我记得他在夏天曾说过，洗碗工很缺。天无绝人之路，毕竟我还有一个朋友可以依靠。想到这儿，我的心里顿时轻松了不少。
“某某团，先生。”侍者会这样回答。
我喜欢伯里斯。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我们下棋，谈论战争和酒店。伯里斯过去常说我应该成为一个侍者。“那种生活挺适合你，”他常这么说，“一天能有100法郎的收入，还能有个漂亮妞儿陪着，这样的日子也是挺爽的。你说你这辈子想当作家，写作纯粹是瞎胡闹。作家想要有钱只有一条道，那就是娶一个出版商的女儿。要是你能把胡子剃掉，我看你当个侍者倒是很合适的。你个子高，又会说英语，这两样都是侍者必需的。伙计，你先等一会儿，让我把这条该死的腿弯一下。就这样吧，要是以后你丢了工作，尽管来找我就是了。”
“那可是挺英勇的一个团！1912年我检阅过。对了，我不小心把支票忘家里了。我知道一个前俄国军官是愿意借给我300法郎的。”
“好运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准。那是我还在皇家酒店干的时候。有一回，有个美国顾客吃晚饭前把我叫了去，他预订了24杯白兰地鸡尾酒。我用一个托盘把这些酒都给他拿来了，一共24杯。‘伙计，’这喝醉了的家伙当时对我说，‘这些酒我喝12杯，你喝12杯。如果喝完之后，你还能走到门口，那么这100法郎就是你的了。’事后，我真的走到了门口，他真的给了我100法郎。一连六个晚上，这个美国人一直在玩这种游戏。我分他12杯白兰地酒喝，还能从他那儿赚100法郎。过了几个月，我听说他被美国政府引渡了——罪名是涉嫌挪用公款。美国人身上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品质的，你觉得呢？”
如果这个侍者有300法郎就会把钱递过去。当然了，这钱就打了水漂儿。这位公爵通过这种办法骗了不少钱。也许那些侍者并不介意被骗。公爵毕竟是公爵，流放不流放都是。
“干侍者这一行就像是赌博，”他常这么说，“可能穷死，也可能一年内就变成大款。挣钱靠的不是工资，而是小费——顾客消费总额的十分之一，还能从红酒公司那儿收点儿回扣。有的时候，小费是很多的。比方说吧，在马克西姆酒店，一天就能赚500法郎的小费，生意好的时候还能超过500法郎。我自己一天挣过200法郎。那是巴黎兹的一家酒店，那儿的人，从酒店经理一直到洗碗工，每天都要工作21个小时。每天工作21个小时，只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个月就这么下来了。不过，我觉得值，一天能有200法郎的收入呢。
伯里斯从一个俄国难民那儿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有个办法能弄到钱。我们当掉外套的第三天，伯里斯异常神秘地对我说：
伯里斯性格古怪、多变，总想回部队去，但他当了很长时间的侍者才有了侍者的眼界。他只攒了几千法郎，却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最后肯定能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餐馆，变成富人。后来我才发现所有的侍者谈论的都是这个，都是这么想的。他们甘于做这个行当，原因就在于此。伯里斯经常饶有兴趣地谈起自己的侍者生活：
“伙计，告诉我你有政治上的信仰吗？”
“啊，伙计，不过我知道了一个绅士的生活该是什么样的。我不是在吹牛。有一天我算了一下在我生命中总共出现过多少女人，超过200个。是的，至少200个。啊，话说回来了，坚持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鼓起勇气来！”
“没有。”我说。
“啊，伙计，生活可真是起起落落、反复无常啊！俄军的一个队长，然后，噼啪！革命开始了——钱一分也没剩下。1916年，我在爱德华酒店住了一个礼拜，1920年，我在那儿当了一个值夜班的。我干过守夜人，当过小酒馆服务员，擦过地板，洗过盘子，当过搬运工，刷过厕所，给过服务员小费，服务员也给过我小费。
“我也没有。人人都是爱国者，不过——难道摩西没说过毁掉埃及人吗？作为一个英国人，你肯定读过《圣经》。我的意思是说你反对从共产党那儿挣钱吗？”
“快瞧啊，伙计！队伍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很高大，很帅气，是不是？我可不像这些卑鄙的法国佬。我20岁就当了队长，混得还不错，是不是？没错，西伯利亚第二步枪队的队长。我爸爸当时可是陆军上校。
“不反对，当然不反对。”
大革命只给伯里斯留下了一些勋章和过去兵团的照片。即便别的东西都当完了，这些东西也要留下。几乎每天他都会把这些照片摊在床上，不停地谈论它们。
“那好，我听人说巴黎有一个俄国人的秘密组织，也许能为咱们做点儿什么。这些人是共产党，说白了就是布尔什维克派来的密探。他们的社团名义上是一个教会组织，其实是专门跟被流放的俄国人接触，鼓动这些人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我有个朋友就加入了，要是咱们也加入，说不定他们就会帮咱们一把。”
伯里斯总说打仗那时候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打仗和当兵是他的激情所在。他读的描写军事战略和军事史的书多得都数不过来了，随便就能说出拿破仑、库图佐夫(2)、克劳塞维茨(3)、莫尔克(4)、福煦(5)的军事理论。不管什么事，只要和军人有关，就能让他兴奋不已。他最喜欢的咖啡馆位于蒙帕纳斯(6)，是一家叫作丁香园的咖啡馆，就因为咖啡馆外面有一尊内伊将军(7)的铜像。我和伯里斯有时一块儿去贸易街转转。要是我们坐地铁去，伯里斯总在康布罗纳下车，而不是在贸易街下车，尽管后者要近些。他总爱跟康布罗纳将军(8)发生点儿联系。当康布罗纳将军在滑铁卢战役中被劝降时，将军总是痛痛快快地骂上一句：“呸！”
“可他们能为咱们做什么呢？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帮我，因为我不是俄国人。”
关于伯里斯，我得说几句。这家伙是个怪人，我们俩处的时间不短，他算是我很亲密的一个朋友了。他是个大个子，35岁左右，以前是个当兵的，长得不错，可是自从卧病在床之后，他就无可救药地胖了起来。像多数俄国难民一样，他过去的日子过得也挺危险的。当时他的父母算是有钱人，但在俄国革命中被杀了。那时他正在西伯利亚第二步枪队服役，据他说，他的团在俄军中战斗力是最强的。战争结束后，刚开始他在一家制刷厂工作，后来在哈雷市当搬运工，再后来成了一个洗碗工，一路跌跌撞撞，最后成了一个侍者。生病的时候，他在斯科莱博酒店工作，每天的小费就有100法郎。他的志向是成为一个酒店主管，攒够15000法郎，然后在塞纳河右岸开一家精致的小餐馆。
“问题就在这儿。这帮人似乎是莫斯科某报纸的记者，想要一点儿关于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咱们能去投靠他们，也许他们就能让你写文章了。”
现在必须找工作了。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个朋友，是个俄国侍者，叫伯里斯，他可能会帮上忙。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公共病房里，当时他的左腿患了关节炎，正在医院治疗。他跟我说要是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去找他。
“我？可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我撒了个谎，却省掉了不少麻烦，很奇怪，是不是？事实的确如此。过了几天，我果真收到了200法郎，原来是我为一份报纸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了，我赶紧用这些钱交了房租，一生丁也没剩下。我本不想这么做，但没别的办法。尽管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我一直在饿肚子，但最起码用不着露宿街头了。
“这帮人也不懂。谁会懂政治呢？这事其实很简单。从英国报纸上照抄就行了。不是有一份巴黎版的《每日邮报》吗？从那上面抄。”
“天哪！”她显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嗯，当得不错。你那些英国衣服一定很贵！”
“可《每日邮报》是保守派的报纸，他们反对共产主义。”
“200法郎。”我赶紧说。
“这好办，《每日邮报》上写什么，你反着写就是了，这么干不会错的。伙计，咱们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说不定能赚几百法郎呢。”
“嗯，那包衣服当了多少钱？不多，是不是？”她问。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主意，因为巴黎警方对待共产党一向严厉，尤其是外籍分子，而我早就受到怀疑了。几个月前，有个侦探曾看到我从办共产党报纸的办公室出来，警方已经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如果他们看到我进出这个秘密组织，很可能会将我驱逐出境。不过，似乎这是个不能错过的绝好机会。那天下午，伯里斯的另外一个当侍者的朋友过来把我们俩带到了那个俄国共产党的据点。我不记得那条街叫什么名字了——反正是一条很破烂的街，在塞纳河南边，靠近众议院的某个地方。伯里斯的那个朋友再三叮嘱我们要小心行事。我们俩装作没事一样在那条街上晃荡，记住了我们要进的门——是一个洗衣房的门——然后又溜达着折回来，密切注视着所有窗户。如果这里真是共产党常来的地方，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被盯上了。要是看到任何疑似侦探的人，我们俩就回家。我很害怕，但伯里斯却很喜欢这种搞阴谋的做法。他早就忘了这些即将跟他做交易的人是杀害他亲生父母的刽子手。
回到旅馆，我看到F太太正在拖地。她上了台阶，准备跟我谈谈。我从她的眼里可以看出，她有点儿担心我的房租。
确定河岸上无人之后，我们俩飞快地蹿进门内。洗衣房里一个法国女人正在熨衣服，她告诉我们那几位“俄国绅士”就住在院子对面的楼梯间里。我们爬上几级黑乎乎的楼梯，来到一个平台上。一个面露凶相、身强体壮、留着短发的年轻小伙儿正站在楼梯口。我刚一上去，他就一脸怀疑地盯着我，用胳膊挡住我的去路，用俄语说了句什么。
天哪！值10英镑的衣服只给70法郎！但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我曾看到有人想争辩几句，那伙计马上就不要他的东西了。我拿着钱和当票出了门。我身上穿的这套，胳膊肘那地方破得很厉害。我还有一件大衣，要是当的话也只能当一般价，还有一件备用衬衫，此外，再没有别的衣服了。后来我才知道当东西最好下午去，但已为时已晚。当铺的伙计们都是法国人，像多数法国人一样，刚吃完中午饭脾气都不小。
“暗号！”见我没说话，他尖厉地说。
“70法郎当不当？”
我愣住了，吓了一跳，没想到还得用暗号。
“我就是。”说着我站了起来。
“暗号！”俄国小伙儿又说了一遍。
那伙计终于叫我了：“97号！”
伯里斯那个一直跟在后面走的朋友这时走过来，用俄语说了几句什么，既不是暗号也不是解释。听完伯里斯那个朋友说的话，这个一脸凶相的俄国小伙儿似乎觉得满意了，把我们领进了一间装有毛面玻璃窗的破烂不堪的小屋。小屋看起来像一间非常破烂、简陋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俄文的大幅标语和一幅巨大而粗糙的列宁画像。桌子旁坐着一个胡子拉碴的俄国人，身上只穿着一件汗衫。他正在一大堆邮包上写姓名和地址。看到我们进来，他用法语跟我们说话，他的口音很重。
我准备当掉的那几件衣服，连同那个皮箱，当初花了我20多镑，到现在保存得都还挺不错的，我原本以为怎么也能当10镑，算下来，十英镑的四分之一（你只能指望当铺出四分之一的价）就是250法郎或者300法郎。我等着，一点儿都不担心，想着最坏也能当250法郎。
“真是粗心！”他大惊小怪地嚷起来，“怎么来的时候也不带一个装衣服的袋子？”
这还是我头一回进法国人开的当铺，穿过一道挺气派的大门，走进一间像教室一样的、没什么陈设的大屋子，里头有一个柜台和几排长椅。四五十个人正在那儿等着。有人把抵押品放到柜台上，然后退回到椅子上。伙计稍微估计一下东西的价值，就大声喊：“某某号，这东西给你50法郎愿意吗？”有时，伙计喊的是15法郎、10法郎或者5法郎。不管怎样吧，经他这么一喊，屋里的人就都知道了。我进去的时候，伙计正在用一种伤人的语调大喊大叫：“83号——过来！”然后这家伙吹了一下口哨，招了一下手，像是在叫一只狗。83号站起来，来到柜台前头。那是个老人，留着胡子，穿着一件外套，扣子扣到了脖子下头，裤脚早就磨损得不成样子了。那伙计二话不说把老人刚才递过去的东西隔着柜台扔到地上。很显然，老人的东西一文不值。包袱掉到地上，散开了，里头是四条羊毛裤子。一看到这情景，大伙儿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83号把裤子收起来，包好，蹒跚着出去了，走的时候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衣服？”
一天，我的英语课突然停了。天儿越来越热，我有个学生也懒得动了，于是把我给开了。另外一个学生事先没通知我也从住的地方逃了，他还欠我12法郎的学费。这么一来，我身上就只剩下30生丁了，香烟也买不起了。一天半的时间里，我饭也没吃，烟也没抽。后来，我再也受不了了，于是把剩下的几件衣服塞进箱子准备去当铺当掉。这段日子，我假装自己还有些钱，但现在一切都露馅儿了。要是F太太在，把东西拿出旅馆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还记得我让她把衣服偷偷带出旅馆时她脸上那种惊愕的表情。交不起房租，趁半夜偷偷溜掉是这一片房客的惯用伎俩。
“到这儿来的人都随身携带一袋子衣服，看上去就像是要去楼下的洗衣店。下次带一个大包来。我们可不想让警察盯上。”
这比我事先预料的要隐秘得多。伯里斯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屋子里响起了持续不断的用俄语说话的声音。只有那个胡子拉碴的俄国人在说，那个一脸凶相的小伙儿靠在墙上。他仍在盯着我，似乎对我还是不太放心。站在一间墙上贴着革命标语的秘密小屋里，听别人谈话，而谈的是什么我一个字也不明白，这感觉真是奇怪。俄国人的语速很快，说得很急切，脸上挂着微笑，肩膀不时耸一下。我想知道他们究竟在说什么。我觉得他们应该互称“小父亲”“小鸽子”或者“伊万·亚历山大维奇”，就像俄国小说里的人物。他们谈论的也应该是革命。那个胡子拉碴的人应该说：“我们从不争论。争论是小资产阶级的消遣行为。我们的争论就是行动。”但是，我推测出他们谈论的并不是这个。那人要求我们交20法郎，显然是入会费，伯里斯同意了。当时我们俩身上的钱加一块儿只有17法郎。最后，伯里斯从我们的救命钱中拿出五法郎交了会费，剩下的以后再给。
我从贫穷中还获得了一种体会，这也算是一种很不错的安慰，我相信穷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放松的感觉，差不多算是一种快乐，因为你知道自己彻底落魄了。过去你不是总谈论窝囊废吗？现在你就成了这样的人。你能受得了，因为贫穷把很多焦虑都带走了。
看我们交了钱，那个俄国小伙儿脸上的疑虑消了不少，在桌子边上坐了下来。那个胡子拉碴的俄国人开始用法语问我问题，还不时地在一张小纸条上记着什么。他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为了言行一致，我说自己没参加过任何组织。他问我对英国的政治环境是否了解。哦，当然了解，当然了解，我还提到了几位首相的名字，并发表了一些鄙视工党的言论。然后他又问我对体育怎么看（在这个大陆上，足球和社会主义有着某种神秘联系），能不能写一些有关体育的文章。哦，我又回答说没问题。那两个人严肃地点了点头。那个胡子拉碴的人说：
这三个礼拜我过得很惨，也很不舒服。但更糟的是，我的房子老早以前就到期了。不过事情并没有我预料的那样糟糕。人穷的时候就有了另外一样新发现，这个发现跟别的发现相比要重要得多。你尝过了无聊、卑微和饥饿的滋味，但作为补偿，贫穷也回赠了你一样东西：完全不再想以后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说，人越穷就越不担心。假如你有100法郎，你就有可能担心得要死；假如你只有三法郎，你就彻底不在乎了，因为三法郎只能让你活到明天，不可能再去想别的事。你觉得很无聊，却不担心，不害怕。你茫然地想了想，再过一两天我就要饿肚子了——很糟糕，对不对？然后你的思绪就飘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一块面包和一点儿黄油就能起到缓解痛苦的作用。
“看得出来，你对英国当前的局势了解得还很透彻。你能不能为莫斯科的一份报纸写几篇文章？题目我们来安排。”
这种日子我过了差不多三个礼拜，45法郎很快就花完了，现在只有每周教课挣的那35法郎了。在花钱上我没什么经验，该花的不花，不该花的乱花，有时一天都得饿肚子。每逢遇到这种事，我总是卖上一两件衣服。我把衣服装进小袋子里，趁人不注意，拎着小袋子溜出旅馆，去圣贞维耶芙山街上的二手服装店卖掉。店主是个红头发的犹太人，这家伙的脾气可够坏的，一看到有客户进来，就莫明其妙地大发雷霆。从他的态度上，人家肯定以为我们是到那儿去毁他的。“呸！”这个讨厌的家伙总是这样开头，“是你吗？又来了？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施粥厂吗？”劈头盖脸地臭骂一通后，这家伙总是把价钱压得极低。比方说，我有顶帽子，是花25先令买的，几乎没怎么戴过，这家伙开出的价是五法郎；一双挺不错的鞋只给五法郎，衬衫一法郎一件。这个犹太佬总想着以物换物，而不是出钱把东西买下来。这家伙总把一些破烂儿塞进客户的手中，然后假定人家已经接受了，这家伙玩这一套的确是把好手。我曾亲眼看见他从一个老妇人手中抢过一件上好的外套，然后把两个白色的台球硬塞给人家。老妇人没来得及抗议，就被他一把推了出去。要是有人出得起医药费，那揍扁这个犹太佬的鼻子定会大快人心。
“当然能。”
这就是每天六法郎的日子。关于这样的日子，我还能写得再深入些，但写来写去其实都差不多。在巴黎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就这么生活着，有苦苦挣扎的艺术家和学生，有走霉运的妓女，还有从各行各业失业的人们。苦日子就是这样，以前是这样，现在仍是如此。
“那么这样，同志，明天上午听消息吧。也许是邮局第一批送出的邮件，也许是第二批。每篇文章我们会付你150法郎。记住下次来的时候一定带包衣服。同志，后会有期。”
和贫穷密不可分的是无聊，整天没什么事做，又吃不饱，什么事都让你提不起兴趣。大半天的时间你都在床上度过，觉得自己像大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年轻的骷髅。只有食物才能让你兴奋。你发现一个只靠面包和黄油过一个礼拜的人已经不能算个人了，只剩下了一个肚子和几个附属器官。
我们走到楼下，朝洗衣店外四处瞧了瞧，看着四下无人，我们溜了出去。伯里斯高兴得都要疯了。在一种献祭时才会有的狂喜的驱使下，他冲进最近的一家香烟店，花50生丁买了一支雪茄。出来的时候，他一边用拐棍猛击路面，一边眉开眼笑地说：
你体会到了饥饿是什么样的滋味。把面包和黄油吞进肚里，你到街上转转，看看商店橱窗里摆放的商品。吃的东西多了去了，哪儿都是，这使你不停地受刺激，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整片整片的猪肉，一篮子一篮子的热面包，一大块一大块的黄油，一串串的香肠，堆积如山的土豆，大得像石磨的格吕耶尔干酪——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你鼻子一酸，开始可怜自己。你想抓起一块面包撒腿就跑，在人家捉住你之前吃掉，但你没这么做，只是因为你胆子还没那么大。
“终于成了！终于成了！伙计，咱们就要挣大钱了。你骗得他们可不轻。一篇文章150法郎——天哪！咱们的运气真不错！”
你晃进一处高档社区，碰巧看到一个富人朋友向你走来。你不想跟人家打招呼，于是逃进最近的一间咖啡馆。但进这种地方肯定得花钱，你用身上仅剩的50生丁买了一杯咖啡，里头还漂着一只死苍蝇。这种倒霉的事有数百件，人一穷，这样的事就跟着来了。
第二天早晨，一听到邮递员来，我就赶紧跑下楼冲进酒馆去取信，信没来。我待在旅馆里，等着第二波邮件的到来，仍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我依然没有收到那个秘密组织写来的信。我们放弃了希望，想着人家肯定让别人去写那些文章了。
还有，你去一家蔬菜店，想花上一法郎买一公斤土豆。你的一法郎是零钱，里头刚好有一枚比利时硬币，人家店主不收，你只好趁人家不备，鬼鬼祟祟地溜出去，发誓以后再也不来这家店。
10天后，我们又去了那个秘密组织的办公室。这次我们带了一包衣服，装作去洗衣服的样子。到那儿以后才发现，那个秘密组织竟然消失了！洗衣房里的那位女士对这事一无所知——只是说那几位先生几天前就离开了，为房租的事还跟她大吵了一架。我们俩拎着衣服站在那儿，看上去是那么傻。不过我们只付了五法郎，也算是得到了一点儿安慰。
再比如说，你去蛋糕店买面包，想来一磅，刚好那个女服务员正在招呼另外一个顾客，你只能等着。这姑娘毛手毛脚，不小心切多了。“哦，先生，真不好意思，切多了，我想你是不介意多掏两个苏的，对吗？”面包一法郎一磅，你身上只有一法郎。你也怕碰到这种事，也怕那姑娘让你多掏两个苏，怕承认自己没有两个苏，于是你落荒而逃。过了好几个钟头，你才敢再次走进这家面包店。
从那儿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秘密组织的消息。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没人知道。我觉得他们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联，他们只是一些专门在俄国难民身上打主意的骗子，怂恿人家加入一个不存在的秘密组织，从而骗取入会费。这种行当没什么风险，怪不得在别的城市他们仍在做这种勾当。他们都是一些聪明的家伙，玩这一套玩得真是叫人佩服。乍一看上去，他们的办公室跟共产党的一模一样。至于那个“下次来的时候一定带包衣服”的小手腕儿真是天才之举。
即便是一天有六法郎，这种日子也极其不稳定。比如说，有些小灾祸发生了，你的食物被毁了。你用身上的最后80生丁买了半升牛奶，正在酒精灯上加热。加热的时候，一只臭虫爬上你的前臂，你用指甲弹了这家伙一下，就听“砰”的一声，臭虫直接掉进了牛奶里。碰上这种事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把牛奶倒掉，让自己挨饿。
比方说吧，你发现了与贫穷有关的秘密。你每天的生活费突然变成了六法郎，但你并不愿承认这一点，你假装自己的日子还跟以前一样。从一开始，你就被一张用谎言织成的大网盖住了，甚至有的时候连撒谎都撒不圆了。打个比方，你的脏衣服不再往洗衣店送了，店老板在街上碰到你问你为什么，你胡乱嘟囔了几句，她觉得你肯定把衣服送到别的洗衣店了，从此以后，她就成了你的敌人，你也就再不愿见到她了。香烟店的老板问你为什么减少了购买香烟的次数，你胡乱编了几句骗人的鬼话。有些信是必须回复的，但你没这么做，因为邮票太贵了。还有吃饭这个最麻烦的问题。每天一到吃饭时间，你就出去了，假装去吃馆子，其实没有，你一直走到卢森堡公园，在那儿晃荡一个钟头，看着鸽子发呆。然后，你把食物装进口袋，偷偷带回家。你买的是面包和人造黄油，或者是面包和葡萄酒，甚至连买的是什么东西你都要撒谎。你本来想买普通面包，买的却是黑面包，因为黑面包虽然贵点儿，但圆圆的，便于携带，装进兜里也不容易被人察觉。这样一来，你就浪费了一法郎。有时候为了撑面子，你还愿意花上60生丁去喝一杯，这么一来，食物就得少吃了。你的衣服脏了，肥皂也没了，剃刀也用完了。你得理个头发，这事只能自己干了，但理的效果不怎么样，不得不去理发店再理一次。当然了，理一次发，一天的伙食费就没了。一整天你都在说谎中度过，精心编织着一个又一个谎言。
我们继续在外面游荡，又找了三天工作。钱不多了，面包和粥只能少吃。现在，我们有两个希望：一，伯里斯听说协和广场(22)附近的X酒店在招人，他有可能会得到这份工作；二，贸易街上那家即将开业的餐馆的老板终于回来了。那天下午，我们去找他。路上，伯里斯跟我说，要是我们能得到这份工作，就能挣一笔大钱，他还说给老板留下一个好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和贫穷第一次接触的感觉很奇怪。先前对于贫穷我想了不少，一辈子都在担心这种事。这种事迟早都要来，等它突然来了，才发现和先前想的完全不一样。你原本以为这事很简单，其实相当复杂。你原本以为这事很可怕，其实只是很悲惨，令人心烦。人一穷立马就变得卑微起来，你首先觉察到的就是这个，还有那种一夜之间就成了卑微小人的突如其来的转变。
“伙计，外表——外表永远是第一位的。给我一套新衣服，晚饭前我就能借来1000法郎。咱们有钱的时候我竟忘了买一个新领圈，真可惜。今天早上我把领圈翻过来，可有什么用呢？里面跟外面一样脏。伙计，你觉得我看起来像个饿肚子的人吗？”
我原本还想找工作，现在完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每天的生活费是六法郎。刚开始，这种苦日子很难熬，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对贫穷开始有了了解——每天六法郎，即使不是赤贫状态也差不多了。六法郎相当于一先令，在巴黎，这点儿钱也能混一天，前提是得知道怎么混。这种事很讲究技巧，也很复杂。
“你的脸色挺苍白。”
一天，旅馆来了一个意大利人，说自己是排字工。这人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他留着连鬓胡子，说是个恶棍也行，说是个知识分子也可以，没人知道这家伙到底是干哪一行的。房东F太太很不喜欢这个人的长相，让他付了一个礼拜的房租。这个意大利人照做了，在旅馆住了六个晚上。在这段时间里，这家伙偷偷配了很多钥匙。等到第七天晚上，这家伙就实施了行动，把十几间房子洗劫一空，我的也没能幸免。不过走运的是，我装在兜里的那点儿钱他没发现，一共是47法郎，也就是七先令十便士(1)，所以说我还没有沦落到身无分文的田地。
“一个人整天光吃面包和土豆能有什么好脸色？看上去一副饿坏的样子，这一点是致命的，会让人家不要你。等一下。”
我在三只麻雀旅馆住了差不多一年半。夏季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只剩下450法郎了。当时我在教英文课，每周能有35法郎的进项，但除了这个就没别的收入了。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以后，但现在不行了，得马上找点儿事做。我决定找份工作。幸运的是，我还算是有先见之明的，提前做了准备，预付了一个月200法郎的房租。这样一来，我身上只剩下250法郎了，加上每周教课挣的35法郎，应付一个月应该问题不大。怎么说一个月也能找到工作了吧。我想在当地的旅游公司找份导游的工作，当翻译也行。不过我的运气不好，这事没能如愿。
他停在一家珠宝店的橱窗前，狠抽自己的脸，脸上有了血色。然后，趁血色还没有消退，我们俩赶紧走进餐馆，向老板做自我介绍。
老板是个矮胖子，一头灰色鬈发，看上去挺有派头。他上身穿一件双排扣法兰绒外套，喷着香水。伯里斯告诉我，这人以前是一个俄国军官。他的妻子也在那儿，是个法国人，长得很胖，很难看，一张惨白的脸搭配上血红色的嘴唇让我想起了冻牛肉和冻西红柿。老板友好地跟伯里斯握手，然后两个人用俄语谈了几分钟。我站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准备向人家撒一个弥天大谎，就说自己以前干过洗碗工。
查理的确是个怪人。说这么多，我就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在金鸡街这个地方，什么样的人都有，像他这样的怪人多了去了。
这时，老板朝我走来。我局促不安地来回走动，竭力装出一副卑贱的样子。伯里斯曾反复对我说，洗碗工连奴隶都不如，我料想这个老板肯定会像对待垃圾一样对我。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竟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
“但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这才是爱情。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
“这么说你是英国人了？”他大声喊道，“你长得可真迷人！不用说，你肯定是个玩高尔夫球的高手了？”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我获得了那种至高无上的快乐，获得了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贵、最纯粹的感觉。也就在同时，一切就都结束了，我又得到了什么？我所有的疯狂，所有的激情，都像玫瑰花瓣一样散落在地，只有孤独和虚弱与我做伴。我心中充满了悔恨，但一切都没用了。在这种突变的心情中，我甚至都有些可怜那个正躺在地上啜泣的姑娘了。我们人类怎么能这么恶心，甘愿成为如此卑贱的感觉的俘虏？我没有再看那姑娘一眼，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逃走。于是我赶紧跨上地下室的台阶，来到街上。外面很黑很冷，街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的鞋跟踩在石路上发出空洞而寂寞的回响。我的钱没了，甚至连乘出租车的钱都没有。我独自走回了那间冰冷、孤寂的屋子。
“当然。”看到他希望我这么说，于是我就说了。
“啊，是的，一切都消失了——永远消失了。啊，贫穷，匮乏，对人类欢愉的失望！现实中，这种至高无上的爱的感觉能持续多久？一瞬间，也许只有一秒钟。一秒钟的狂喜之后，一切就都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
“我这辈子一直想玩高尔夫。我亲爱的先生，你能否为我演示一下几种基本的击球方式呢？”
“啊，那姑娘叫得多凄惨啊！她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可有谁会听到呢？我们在巴黎大街的下面，安全得很，就像在埃及金字塔里面那么安全。泪水顺着那姑娘的脸颊往下流，冲出了一条条又长又肮脏的小沟壑，把她脸上的妆都弄花了。啊，那美妙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中有些人对爱情缺乏更美妙的感觉，对他们而言，这样的爱情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我也是这样，也没体会到，但现在我的青春一去不复返了——啊，青春！在以后的生命中，我再也不会有那种感觉了。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看得出来，这就是俄国人做生意的方式。这个老板认真地听我讲1号球棒和头球棒的区别，然后就突然告诉我面试已经结束。餐馆一开张，伯里斯就是经理，我就是洗碗工。如果生意好的话，我还有被提拔为盥洗室主管的机会。我问餐馆什么时候开张。“两个礼拜以后开张。”这个老板自命不凡地说（说这话的时候，他边摇手边弹烟灰，看上去挺有派头），“两个礼拜以后准时开张营业，准时为大伙儿提供午餐。”然后，他带着一脸得意，领我们把餐馆上上下下转了个遍。
“‘发发慈悲！你不会认为我到这儿来是发慈悲的吧？你觉得我花了1000法郎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发慈悲的吗？’女士们先生们，我向各位保证，如果国家没有那种该死的、剥夺了咱们自由的死刑的话，我当场就会弄死她。
餐馆不大，有一间酒吧，一间餐厅和一间比浴室大不了多少的厨房。装修的时候，老板特意选了一种华丽的风格（他把这种风格称为“诺曼底式风格”，也就是制造一种光射在灰泥墙上的感觉，差不多就是这样）。他还打算把这间餐馆称作“杰汉·科塔德小客栈”，从而给人一种中世纪的感觉。他印了一堆宣传册，说这个地方很有历史感，其实写的都是假的。宣传册上还说这地方原来就是一家小客栈，查理大帝经常来这里。老板对这种伪造的联系很满意。他还从巴黎美术展览会上聘请了一位画家为他的小店创作几幅粗俗的画。最后，他分给我们俩每人一支昂贵的雪茄，我们俩待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我疯了似的干她，一次又一次干她。一次又一次，那姑娘想要逃脱。一次又一次，她求我发发慈悲，放过她，但我只是冲她哈哈大笑。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们从这家餐馆得不到任何好处。我觉得老板是个骗子，更糟的是，还不完全是个骗子。刚才，我清清楚楚看到有两个要账的人在后门附近晃荡。但伯里斯看到自己就要当经理了，是不会露出失望的样子的。
“我二话没说就把她从床上拖下来，扔到了地上。然后我像一只猛虎那样扑到了她的身上！啊，我终于尝到了那种无与伦比的快乐！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这个，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种东西才值得去苦苦追寻，什么艺术理想，哲学信念，漂亮的言辞，高瞻远瞩的观点，跟这种感觉比起来，简直就像灰尘那样苍白无力，一文不值！当一个人尝过了爱情是什么滋味的时候——我说的是真正的爱情——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这事就算是成了，只不过还得晃荡两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意思是什么？找吃的东西？好好想想，三个礼拜以后，我就又能泡妞儿啦！我不知道她长得黑，还是长得挺漂亮的。不过我不会介意，只要别太瘦就行啦。”
“她被吓坏了，忍不住抽泣起来。我一个箭步就冲到了床边。她竭力躲闪，但我掐住了她的喉咙——就像这样，看清楚了吗，女士们先生们？而且还掐得很紧！她不停地挣扎，哭着求我可怜可怜她，但我一下子就按住了她，抓住她的头发向后用力扯，直盯着她的脸。她20岁左右，一张大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上去很愚蠢，但上面涂抹了些脂粉；还有，她那双同样透露着愚蠢的蓝眼睛在红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和扭曲，只有在女人的眼睛里才能发现这种东西。她是一个乡下来的姑娘，这一点我确信无疑，被她的父母卖进了妓院，来这儿受罪。
接下来是糟糕的两天。我们只剩下60生丁。我们用这点儿钱买了半磅面包，然后在上面抹上一层蒜泥就着吃。这么干的目的是，蒜味儿会一直留在嘴边，给人造成一种刚刚吃过饭的假象。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植物园里坐着。伯里斯用小石子儿打驯养的鸽子，却总是打不着。坐得无聊了，我们俩又在信封背面写菜谱。我们俩太饿了，除了吃的东西，脑子里想不出别的。我还记得伯里斯最后为自己点的那几道菜：12只生蚝、一碗俄罗斯甜菜汤（汤是红色的，上面漂着一层奶油，很美味）、一份龙虾、一份羊油布丁、一份李子炖牛肉、几个新土豆、一份沙拉、一份罗克福羊乳酪，外加一升勃艮第葡萄酒和一些陈酿白兰地。
“我在门口停住了，我朝她喊：‘快过来，我的小婊子。’
伯里斯在吃这方面可以说是颇具国际口味。后来，我们发达时，我还偶尔见他毫不费力地胡吃海喝一顿。
“哦，先生们，用我给各位描述一下当时我感觉到的那种夹杂着恐惧和兴奋的战栗吗？对此，我想各位深有体会。我慢慢朝前走，一点点摸索着朝前走，都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脚踩在石阶上发出的声音，此外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终于到了下面，我摸到了一个开关，一拧，一个枝形电灯架上的12盏灯同时亮了起来，发出红彤彤的光，把整个地下室都照得很亮堂。先生们，听好了，这时我才发现那儿不是一个地下室，而是一间卧室，装饰得金碧辉煌，非常宽敞，从房顶到地板都是血红色的。试着想想当时的情景，女士们先生们！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墙上糊着红色的墙纸，椅子上铺着红色的长毛绒垫子，甚至连天花板都是红色的。这么说吧，到处都是红色的，都有点儿灼伤我的眼睛了。那是一种沉重的红，让人窒息，就好像光射过盛满血的大酒杯而发出的颜色。一张宽大的方形床靠墙放着，远远的，被子的颜色也是红的，床上躺着一个穿着红丝绒裙子的姑娘。一看到我，她赶紧朝后缩，还想把裸露在短裙外面的大腿藏起来。
钱用完了，我也不再找工作了，又饿了一天。我不相信那家杰汉·科塔德小客栈真的会开张营业。我也没了别的盼头，我太懒了，一动也不想动，每天都在床上躺着。突然，我的命运就发生了转变。那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听到街上有人急不可耐地大嚷大叫。我下了床，走到窗前，是伯里斯。他正朝我挥舞拐杖，热情地微笑。他从口袋里拽出一块弯弯曲曲的面包，扔给我，然后才开始说话：
“‘瞧，就是那儿！’她说，‘那儿有一个地下室。到了里面，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不知道。你自由了，明白吗？彻彻底底自由了。’
“伙计，我亲爱的伙计，咱们得救啦！你猜是怎么回事？”
“我把1000法郎递给那个女人，把剩下的100法郎递给那个小伙儿，他说了句‘晚安’就走了。隔着门板，我听到里面传来数票子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黑衣、又瘦又老的女人把鼻子伸了出来，狐疑地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才让我进去。里面很黑，只点着一盏煤气灯，照着泥墙上的一块地方，而把其他东西都投进了更深的黑暗里。除了这个，别的我什么也看不到。这时，我闻到一股垃圾和耗子的味道。那个老女人什么也没说，她在煤气灯旁点燃一根蜡烛，然后一瘸一拐地带着我走上了一条通向石阶高处的石头小道。
“还能是怎么回事，你找到工作啦！”
“‘1000法郎，’一个女人说，‘要么现在给钱，要么滚蛋。’
“在X酒店，就在协和广场附近。一个月500法郎，还管吃。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哦，上帝，我吃得那个美啊！”
“那个小伙儿用一只脚抵住门问：‘你想要多少？’
拖着他那条瘸腿工作了10个或者12个小时后，伯里斯首先想到的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他走了三公里，来到了我的旅馆下面。还有，他让我第二天中午他歇班的时候在杜伊勒里公园(23)等他，说不定他能给我偷出点儿吃的来。按照约定时间，我去了，看到伯里斯正在一张长椅上坐着。他解开外套，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大报纸，里头有一些切碎的小牛肉、一块楔形卡门贝干酪(24)、一块面包和一块长条蛋糕，它们全部混在了一块儿。
“出租车在一条小巷里停了下来。这条巷子很窄，很偏僻，只在尽头亮着一盏煤气灯。石路上有很多黑色的小水坑。小巷一侧是女修道院高高的围墙，看上去很乏味。那个小伙儿把我引到一栋高高的房子跟前，这房子有些坍塌，百叶窗拉着。然后他敲了几次门。没过一会儿，门内响起一阵脚步声，接着又听见有人在拉门闩，门开了一个小缝，一只手伸出来。那是一只又大又弯曲的手，掌心向上伸到我们的鼻子前面，那意思是想要钱。
“哦，”伯里斯说，“我就能给你偷这么多了。看门的那家伙是个狡猾的人。”
“一个人有了钱该去干什么？也许有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去逛窑子。但你们不会把我想象成那种只会追求淫欲的粗人吧？拜托，真该死，我可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个文化人。知道吗？兜里揣着1100法郎，我可成了一个讲究的人。直到午夜时分，我才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跟一个18岁的小伙儿见了面。他非常聪明，我们俩谈得很投机，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他穿着不俗，叼着香烟，留着一个美国式的发型。我们俩在一家远离主街的小酒馆里彻夜长谈，那地方安静得很。我们俩相知，我说的是那个小伙儿和我。我们俩谈这谈那，无所不谈，还谈论到了自我娱乐的方式。后来，我们俩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起坐车走了。
在公共场合从报纸里拿东西吃的确挺丢脸，特别是在杜伊勒里公园这样的地方。这地方漂亮姑娘很多，但我饿坏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吃的时候，伯里斯跟我说，他在X酒店的那间咖啡厅上班，也就是英语里所说的茶水饮料调制室。他工作的那间咖啡厅似乎是酒店中最低级的，对一个以前当过侍者的人来说，可以说地位是一落千丈。不过话说回来，先在那儿凑合干着，等杰汉·科塔德小客栈开张以后再过去。就这样，每天我都会在杜伊勒里公园等他，每天他都会大着胆子尽量往外多偷些东西。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三天，每天我都靠伯里斯偷出来的食物活着。然后，我们的苦难结束了，因为X酒店有个洗碗工辞职不干了。在伯里斯的推荐下，我得到了这份工作。
“听着，那是两年前，那时我的哥哥在巴黎，他是一个律师。我的父母让他去找我，让他带我出去吃个饭。我和我哥哥彼此恨着对方，但他不想违背我父母的意愿。我们在一起吃着，他连喝了三杯波尔多葡萄酒，醉得快不行了。我搀扶着他回旅店，路上我买了一瓶白兰地。回到我哥的住处后，我让他喝了一杯，说这能让他清醒点儿。他喝了，等他喝完，他就像个大病突然发作的人那样，倒在了地上，醉死过去。我把他扶起来，让他依靠着床边，然后将他的兜翻了个遍。我找到了1100法郎。钱一到手，我就急匆匆地下了楼，跳进了一辆出租车，溜了。我哥哥不知道我住哪儿，我安全了。
————————————————————
“啊，生活多么美好！听着，先生们，女士们，我要把我的经历和盘托出，一点儿也不保留。我要跟你们说说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真正的感受，什么是更高级的、更高尚的快乐，这一点只有文化人才能明白。我要跟你们说说我生命中最快乐的那段日子。唉，那段日子已成过去，那时我还知道什么是快乐。如今一切很有可能都消失了，甚至连追求快乐的愿望也一同消失了。
(1) 便士和先令在此书中指的都是英国的旧币单位（1971年2月15日，英国政府宣布英镑实行十进制），一英镑等于20先令，一先令等于12便士。
我们别再像这样想着她们！
(2) 俄国军事统帅。
往你们的碗里倒满美酒。
(3)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其最出名的著作为《战争论》。
“女士们，先生们，我猜你们一定都很悲伤。然而生活是美好的，你们千万不能这样。高兴点儿，我求你们啦！
(4) 德国陆军元帅，曾统领普鲁士军队30年。
“啊，爱情，爱情！女人把我毁了，彻底把我毁了。22岁那年，我被女人折磨得筋疲力尽，彻底完了。可我都学到了什么，还有什么深邃的智慧是我没掌握的？掌握真正的智慧，成为一个通晓词汇最深意义的文化人，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啊！
(5) 法国陆军将领，一战中任法军总参谋长、协约国军总司令。
他正在谈论爱情，他最爱说的就是这个。
(6) 位于巴黎西南第十四区。
离家出走的查理年纪不大，有点儿文化，家里时不时给他寄来一些汇款单，他就靠这个活着。查理又白又年轻，粉红色的脸颊，一头柔软的棕发，的确是个帅小伙儿。他的嘴唇不是一般的红，不是一般的湿润，真像红樱桃。他的脚很小巧，胳膊短得出奇，手上长着小肉窝儿，就像婴儿的一样。说话的时候，这家伙总是手舞足蹈，没个稳当劲儿，他的精神似乎过于兴奋，青春的活力过于充沛，他想停都停不下来。现在是下午三点，酒馆里除了F太太和一两个没工作的闲汉外再没有别人。但对查理来说这无所谓，跟谁说都行，因为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查理的口才相当了得，颇具演讲家的风范。那些话从他的舌尖滚着往外冒，他那对短胳膊还不时来回挥舞着。他的眼睛很小，跟猪的差不多，却闪动着十足的热情。不知是怎的，人们见到这样的人总是心生厌恶。
(7) 曾任法军统帅，在滑铁卢战役中被英军战败。
酒馆里奇怪的交谈无处不在。在这儿我想举查理的例子，这人也是一个怪人。
(8) 法兰西帝国将军，在滑铁卢战役中受伤被俘。
说到这儿的生活，还是让我先说说三只麻雀旅馆下面的那些小酒馆。酒馆小小的，方砖铺地，一半位于地下，里面摆着几张被酒浸湿的桌子，墙上挂着一幅描绘葬礼的画，上面写着“概不赊欠”。酒馆里面，系着红腰带的工人们正用大刀子割香肠；来自奥弗涅的F太太肥胖臃肿，看上去颇具男子气概，她整天都在喝马拉加葡萄酒，说这对她的胃有好处；还有人玩骰子赚开胃酒喝。唱机里播放着《草莓和覆盆子》，还有关于马德隆的歌，她说：“整个军团我都爱，我怎能嫁给一个当兵的？”还有人当着大伙儿的面公然调情，真是让人震惊。每到傍晚，旅馆里有半数的房客都会在小酒馆里碰见。我多希望伦敦也有这么带劲儿的馆子。
(9) 巴黎著名时尚大街。因为过去修道院的修士上街穿的都是一身白衣，因此叫这个名字。
(10) 当时法国非常流行的一种香烟品牌。
在这一片儿，这样的怪人还有很多：比如来自罗马尼亚的朱尔斯先生，明明戴着一副假眼却从不承认；来自利穆赞的石匠弗雷克斯先生；出了名的守财奴罗克尔先生（这人在我来之前死掉了）；还有捡破烂儿的老劳伦，常常在随身携带的一张小纸条上不停地写自己的名字。要是有时间，写下这些人的故事倒是蛮有趣的。我想写这些人的故事，可不是仅仅出于好奇。他们可是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的全部。我要写贫穷，还有我在这个贫民窟第一次和贫穷接触的过程。这个地方，连同它的肮脏和古怪的生活，首先是一堂关于贫穷的生动的实物教学课，其次才是我的经历所依托的一个背景。正是因为这些，我才想写写自己对这儿的生活的看法。
(11) 当时一种非常廉价的盒装肉汤。
下面我要说的这个怪家伙叫R先生，是个英国人。他一年中有六个月跟父母住在普特尼，剩下的六个月住在法国。在法国，这家伙每天都要喝四升酒，星期六则要喝六升。有一回，R先生不辞劳苦，一路奔波到亚速尔群岛，就因为在整个欧洲那儿的酒最便宜。这家伙挺绅士的，很有教养，从不对人动粗，从不吵闹，人也从来没清醒过。他会一直在床上躺到中午，然后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就坐在小酒馆的某个角落里，一个人默默地、不紧不慢地喝个没完。这家伙喝酒的时候总喜欢没完没了地谈论古家具，声音听上去倒是挺文雅，只是有点儿娘娘腔。在这一片儿，除了我之外，R先生就是唯一的英国人了。
(12) 巴黎最著名的街道之一，被称为“一条充满时尚气息的商业街”。
还有一个叫亨利的家伙，是个管子工，个子很高，留着一头鬈发，总是一副忧郁的模样，穿上他那双长筒工装靴，那是相当罗曼蒂克。亨利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可以连续几天一句话也不说，除非为了工作不得不说。就在一年前，他还是一个司机，待遇不错，攒了些钱。一天，他恋爱了，可那姑娘拒绝了他。亨利一气之下踢了她几脚，没想到的是，这么一来那姑娘竟爱上了他，而且还爱得死去活来。他们在一起住了两个礼拜，把亨利辛辛苦苦攒的1000法郎花了个一干二净。然后这姑娘在外面有了人。亨利拿起一把刀，把她胳膊的上半部分扎伤了，为此蹲了六个月的监狱。谁承想，这姑娘被扎伤以后，就变得比以前更爱亨利了。接着，两个人重归于好，并商定等亨利刑满出狱后买辆出租车，然后就结婚，安定下来。但只过了两个礼拜，这姑娘又红杏出墙了。亨利出狱后竟发现她已怀上了别人的孩子。这次亨利没有用刀子扎她，而是取出所有的积蓄，喝了个烂醉，并因为酗酒滋事又蹲了一个月的监狱。出狱后，亨利就成了一名管子工。从那儿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能勾起亨利说话的兴趣。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干这行，他就会闭口不答，只是把两个腕子交叉到一块，那意思是说腕子被手铐锁住了，然后脑袋猛地向南边一伸，指向监狱的方向。亨利的运气真背，似乎一天的工夫他就变成傻蛋了。
(13) 巴黎地铁七号线的一站。
比方说罗基尔夫妇吧，这两个衣衫褴褛、长得像侏儒一样的老人干的行当可不一般。他们过去常在圣米歇尔街上卖明信片。奇怪的是，这两个家伙卖明信片的时候并不光明正大地卖，而是把明信片密封起来卖，就好像卖的是裸体照一样。其实呢，明信片上无非是卢瓦尔河的风景画。买家当时并不知道这事，事后才知道，不过也不会有什么抱怨。罗基尔夫妇每周差不多能赚100法郎，却生性吝啬，想尽办法节衣缩食，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让自己时刻处于半饥饿、半醉酒的状态。他们的屋子臭气熏天，别人站在一楼就能闻见臭味，据F太太说，四年来这两个老家伙就没脱过衣服。
(14) 位于巴黎第一区。以前是一个大的零售市场，1971年遭取缔。
我住的这家旅馆里有些很古怪的人。这些怪人掉进了生活孤寂的沟壑中，齐聚在巴黎的贫民窟，拒绝过正常、体面的生活，让自己一直处于半疯癫状态。贫困让他们获得了解放，让他们放荡不羁、无所拘束，正如钱把人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一样。还有些房客的怪诞举止已经到了用语言无法描述的程度。
(15) 巴黎第八区的一条街道，南到协和广场，北到马德莱娜广场。
这儿的房客都是流动性的，属于“漂一族”，外国人居多，来的时候行李也不带，待上一周就又不见了踪影。干什么的都有，补鞋匠、泥瓦匠、石匠、卖苦力的、学生、妓女、捡破烂儿的……有些穷得简直不可思议。一间阁楼里住着一个来自保加利亚的学生，做一些很漂亮的鞋子，然后由雇用他的老板拿到美国市场上去卖。从早上6点到中午12点，他得一直坐在床上做鞋子，半天做十几双，挣上35法郎，下午还要去索邦学院上课。他学的是神学，神学书的书面朝下摊开散放在堆满皮子的地板上。另一间屋子里住着一位俄国女士和被她称为艺术家的儿子。这位女士每天工作16个小时，在一家织袜厂织袜子，每双能赚四分之一法郎，可她的儿子，每天却穿得体体面面的，在蒙帕纳斯街上的咖啡馆里晃荡。另外一间屋子里住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房客，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还有一间屋子，住着一个寡妇和她的两个成年女儿，她们正是花钱的时候。
(16) 出卖耶稣的人。
我住在三只麻雀旅馆。旅馆共五层，又黑又脏，还很拥挤，房东用木板隔出40间屋子。屋子很小，历来就没有打扫过，脏得不行，房东F太太很忙，没时间干这种活儿。墙面很薄，薄得像做火柴梗的木片，为了隔音，房东让人在墙上贴了一层又一层粉红色的纸，年头儿多了，纸都变得松松垮垮的，里头藏着不少臭虫。靠近房顶的地方，有一长排臭虫在行军，像一队士兵那么威武。到了晚上，这些饿疯了的家伙就都下来找食吃了，没办法，房客们过几个小时就得起来一回，对它们进行一番大屠杀。有时臭虫太多了，房客们采用的办法便是用硫黄熏它们，把这些家伙赶到隔壁的房间；而住在隔壁的人呢，又用同样的办法把它们赶回来。这地方真是脏透了，却很温馨，有点儿家的感觉，F太太和她的丈夫人不错，每周的房租从30法郎到50法郎不等。
(17) 一种绿头苍蝇。
这条街很窄，像是一条深谷，它两旁都是高高的房子。房子个个像患了麻风病一样，站姿都是那么奇怪，东倒西歪，像是在倒塌的过程中突然凝固了似的。这条街上到处都是旅馆。租客挤满了旅馆，大多是波兰人、阿拉伯人和意大利人。旅馆下面有些小酒馆，只须花上一先令就能喝个大醉。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这儿的男人有三分之一都会喝醉。有的为了女人大打出手，干粗活儿的阿拉伯人住得最便宜，为了解决长期积攒的恩怨和纷争，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密谋，想方设法干掉对方，多数时候用椅子，有时也用转轮手枪。到了晚上，警察来巡街，只能两个一起来。这地方很吵，不过在这吵闹和肮脏中却住着很多开商店、面包店、洗衣店等等此类店铺的法国人，他们话不多，不动声色地攒钱。这地方可以说是巴黎贫民窟最好的写照了。
(18) 指发生在1870年7月至1871年1月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为普鲁士和法国，最后法国战败，德意志帝国得以建立。
我简单描述了一下这种情景，只是为了让读者对金鸡街的脾气有点儿了解。在这儿，可不是只有争吵，不过要是每天早上不这么吵上一两回，这个早上就过不去。争吵声，街上流动摊贩寂寞的叫卖声，孩子们在砾石路上追抢橘子皮时发出的吵闹声，晚上闹哄哄的唱歌声以及垃圾车散发出的恶臭就让这条街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9) 巴黎非常有意思的一条长街。
这时，周围的窗户“砰”的一声都打开了，半条街的房客都跟着吼起来，什么样的怪声都有。过了十分钟，这些人突然都不作声了，原来走过来一支骑兵中队，大伙儿不叫了，转而去看这些兵。
(20) 指1812年11月26日到29日发生在此地的别列津纳河战役。
三楼的女士回话了：“呸！你这头臭母牛！”
(21) 巴黎地铁8号线的一站。
莫斯太太说话了：“该死的贱人！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在墙纸上挤臭虫，你怎么就是不听？你不会以为自个儿把这旅馆买下来了吧，嗯？你怎么就不能像别人那样把它们从窗户扔出去？真是个烂女人！”
(22) 塞纳河北岸的一个大广场，修建于1755年，面积约8.4万平方米，西面是香榭丽舍大街，东面是杜伊勒里宫。
早上七点，巴黎，金鸡街。街上传来一阵怒吼，这人一声连着一声，吼个不停，都快让人窒息了。这是莫斯太太在街上跟住在三楼的一个房客说话。莫斯太太经营的一家小旅馆，就在我对面。她穿着一双木底鞋，没穿袜子，灰色的头发披散着。
(23) 以前是法国皇宫，现改建为公园。
(24) 法国诺曼底卡门贝村生产的一种干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