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如果此事与任何别人有关的话，那么我是参加内阁会议了。
“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
“内阁会议？我倒要问问，你去参加内阁会议干什么？”
他这些话说得温和体贴，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我这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办公室，拿出议员的派头刚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贝壳学委员会一位议员就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我说：
我说我是去出主意的——为增强说服力，我还说此事从各方面讲跟他也有关系。他当时极为无礼，最后说什么他找了我三天，要我抄写一份有关炸弹壳、鸡蛋壳、蚌壳还有其他什么乱七八糟壳类的报告，可谁也找不到我。
这时候，国务卿开腔了，他用最亲切的口吻对我说：“年轻人，你想错了。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算内阁成员。就好比给国会大厦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这听来好像奇怪。因此，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审议国家大事，你不能参与；万一灾祸发生，这是常有的事，你会感到难受，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祝福你。再会了。”
这太过分了。他这根羽毛一加上去，我这个抄写员的骆驼背就给压折了。我说：“先生，你以为我是为六元钱一天在干活吗？要真是这么想，那么我建议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另请高明。我不是什么党派组织的奴隶！你那些降低我身份的差使，给我收回去吧。不自由，毋宁死[3]！”
“那好，”我说，“咱们马上讨论正事，时间宝贵，不能浪费，不要互相揭工作里的老底，这不像样子。”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担任政府工作了。我在那个部门坐冷板凳，受内阁的奚落，最后被我想讨好的那个委员会主席训了一顿，我蒙受迫害，被迫远离我那既冒风险又吸引人的伟大的工作，在危急的时刻抛弃我那正在流血的祖国。
总统说是内阁会议。
但是我为国家尽过力，我呈上报销清单：
我说：“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想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抹黑；而且我看得出你们都不想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今天这个会，我什么通知都没有收到。我靠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可这些事我就不说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这是不是开内阁会议？”
参议员贝壳学委员会文书博士向美利坚合众国报销：
海军部部长说：“我认识这个年轻人，就是他这个星期再三干扰我的工作。他担心法拉库特上将领着整支舰队旅游，用他的话说，‘旅游’。他发神经病，建议海军乘木排旅游。荒唐透顶，我没法重复他说过的话。”
国防部咨询50美元
国防部长说：“就是这个人做白日梦，他昨天跑来给我出主意，叫我用教育的法子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其余的统统杀死。”
海军部咨询50美元
“就是这头捣乱的蠢驴跑来对我说，要我在报告里写诗出谜语，把财政报告当作日历片。”
财政部咨询50美元
我把名片递给他，他念道：“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文书马克·吐温。”接着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财政部长说：
内阁咨询 免费
“先生，您是什么人？”
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好像凡是我履行职责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然而我做的事，打算做的事，用意都为我的国家好。我受了冤屈，痛苦万分，没准会逼得我得出不公正的、有害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我其他同僚准是一开始就想把我撵出政府。我在政府供职那阵子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那一次就够我受的了。白宫看门的那位公仆好像不情愿给我让路，后来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到了没有。他说都到了，我这才走了进去。他们都在场，但是没有一个人请我坐下。他们两眼瞪着我，好像我是外人似的。总统说：
共2，800美元
我说，他话题转得这么突然，我感到遗憾，这种做法令我反感。不过，在目前情况下，我不去计较，谈正经事要紧。我接着恳切地告诫他，他作的报告长得出奇。我说作这么长的报告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而且结构别扭。其中没有描写，没有诗，没有感情——没有主人公，没有情节，没有插图——连一张木刻都没有。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这是明摆着的事。我奉劝他不要因为写这样的报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来，他写的时候一定得多搞点花样。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往上写。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有谜语，他的财政报告要是处处插进一点谜语，销路一定更好，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收项目来劲得多。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诚恳，可是财政部长大发雷霆。他居然说我是一头蠢驴。他存心报复，咒骂了我一通，还说如果我再敢来干涉他的工作，他就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我说，既然我得不到与我官差身份相称的待遇，我就取帽告辞。我这就去了。这号人好比新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处女作快发表了，就不知天高地厚，你甭想对他们提什么意见。
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文书薪金，每天六美元，
他说：“你有什么事到这里来，先生，你就说，越简短越好。”
共六天 36美元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防备。我说：“来点甜酒吧。”
总计2，986美元
“您要点儿什么？”
除了文书薪金三十六元这个小数目之外，报销单上各项竟没有一项照付，财政部长逼得我山穷水尽，他提起笔来把我其他各项统统划掉，只在旁边批了“不准”两字。居然赖账！这国家完蛋了。
打那以后，我真想不再吭声，随政府去，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使命在身，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召唤。我访问了财政部长。他问我：
我的官场生涯眼前是完了。让那些愿意上钩的文书留下去干吧。据我了解，各部门许多文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内阁会议；他们对于战争、财政、商业有什么高见，国家领袖从未去询问，好像他们不是政府里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干活！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对国家来说多么重要，这一点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中下意识地流露出来，你瞧他们在饭店里点菜时候那副神气——但他们是干活的呀。我认识一位文书，他得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式各样小纸片贴到剪贴簿上去——有时候一天要贴八张、十张之多。他贴得不怎样，可是他拿出了最大的本事去贴。这活儿是最累人的。它掏空你的才智。可是他只挣一千八百美元一年。那位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头脑，要是愿意干别的行当，他可以攒起成千上万元钱来。可是，他不——他的心向着祖国，只要祖国还剩下一本剪贴簿，他就甘心为祖国去贴。我认识几位文书。他们不知道怎么写得好，可是他们有多少知识就把多少知识尊敬地奉献在祖国的脚下，累死累活，受苦受难，就为这二千五的年薪。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候别的文书不得不重起炉灶，可是一个人已经为国家尽了力，国家还能埋怨他吗？有些文书，找不到文书的活儿，就等啊，等啊，等什么时候有个空缺——耐心地等一个为祖国效劳的机会——而在等的时候，他们只有两千元一年。这可真惨——太惨了，太惨了。如果国会议员的一位朋友很有才能又没有工作，无法施展他伟大的抱负，那位议员就把他交给祖国，安插他在某部当文书。那个人就得当一辈子奴隶，为了从不替他考虑、从不同情他的国家的利益而同文件去开仗——就不过为了两三千元一年的薪俸。我要是把几个部门所有文书的情况统统列举出来，说明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儿，拿的又是多少钱，那么你会发现文书还缺少一半，就他们干的活来说，工资也还差一半呢。
国防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他又问担任什么职司，我说我是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的文书。于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剥夺了我一天的大好时光。
董衡巽译
接着我去找国防部长。他压根儿不想见我，后来他得知我也是政府里的人。我呢，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我想我才不会去找他。我先向他借个火（他当时正抽着烟），接着我对他说，他维护假释李将军[1]及其战友们的条款，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不赞成他对付大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我说他兵力过于分散。他应该吸引住更多的印第安人——选一个有利的地形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双方都有足够的供应，然后来它个大屠杀。我说，对于印第安人来说，大屠杀最使他们心服。如果他不赞成大屠杀，我说第二个绝招是使用肥皂[2]和教育。肥皂和教育的效果不如大屠杀来得快，但是从长远考虑，更能致他们于死命。因为杀了一半，还剩一半，印第安人还能复原，可是如果你给他们上学，叫他们洗澡，他们迟早要完蛋。这个办法慢慢毁损他的机体，击中他生命基础的要害。我说：“先生，是时候了，一定要残酷镇压。对毁坏大平原的印第安人，用肥皂和拼音本加以严惩，让他们去死吧！”
[1] 李将军（1807—1870），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队的统帅。
这时候，海军部长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我在政府供职，他问我是管什么的。我心想同一个政府里工作的人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真叫人莫明其妙，但我没有说出口来，只告诉他，我是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文书。好一顿脾气！他命令我滚出他这个地方，以后只许管我份内的事情。我头一个冲动是想撤他的职。不过，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的人，而我又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没有撤他。
[2] Soap，双关语，另有收买的意思。
你该听听他当时发多大的脾气！你还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似的。可是我不在乎。我说我这个办法不花钱，既富于共和国的简朴精神，又万无一失。我说，你想安安静静地旅游，乘木排比乘什么都强。
[3] 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政治家、演说家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
“先生，我看法拉库特海军上将在欧洲啥都不干，闲闲散散，像是在郊游野餐。这个嘛，也许蛮不错，不过我不是这么看。他要是没有仗可打，还是让他回国吧。一个人带领整支舰队旅游，没有什么好处。太浪费了。你注意，我不反对海军军官旅游——合情合理的旅游——厉行节约的旅游。现在，他们还不如沿密西西比河乘木排——”
[4] 准州（指待成立、尚未正式批准的州——译者）代表的旅费都按往返旅程报销，尽管他们一去不复返。我为什么不能这么报，百思不得其解。——原注
我辞职不干了。政府的工作好像照常运行，可是不管怎么说，它车轮上少了我这根辐条。我原来是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的文书，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差使。我看得出来，政府其他人员的表情也很清楚：他们就是不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所以，我没法子只当官差而不丢面子。我在政府任职六天，如果我把这六天当中遇到的所有气人的事一件件、一桩桩，详详细细地摆出来，我可以写上一本书。他们指定我当贝壳学委员会的文书，却不准我同抄写员打台球。不打球虽说冷清一些，倒还可以忍一忍，只要内阁其他成员给我合乎我身份的待遇。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待我客气过。我一发现某个部门的头头推行一条错误路线，我就放下一切工作跑去纠正他，我把这种事看成我的职责。可他们没有一回谢过我。我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去见海军部长，对他说：
[5] 西班牙西南部一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