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不知道兄也要来，故此不曾带在身上。”
“啊，那么信呢？”
“那——密之如今怎样了？他在信中怎么说？”这么追问了之后，看见张岱挨延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黄宗羲就把缰绳往马背上一抛，回头叫：“黄安，看着马！”然后跟着张岱，一边向前走，一边问：“嗯，密之到底怎么说？”
张岱点点头：“这信已来了好些天，其中，还问到兄……”
他们的共同朋友方以智，是前年八月，因为弘光朝廷要追究他在农民军攻陷北京时的所谓失节行为，而仓皇出逃的。从那以后，他就同朋友们失去联络，变得音讯全无。虽然大家十分挂念他，却苦于不知道他的行踪，连打听的办法也没有。因此，现在忽然听说他有信寄给张岱，黄宗羲自然大感关切，以至连上木城去投名报到也暂时顾不上了。张岱自然很知道这一点，因此，为着让对方多陪自己一会儿，他就故意向堤内走去，直到快要走到斜坡的底下，他才站住脚，神秘地说：
这一问果然奏效。黄宗羲怔了一下，把已经踩上马蹬的脚又放下来，疑惑地问：“兄说什么？方密之有信来？”
“嗯，兄知道么？方密之眼下已经到了粤东，正在南海县衙中依人为活呢！”
张岱眨眨眼睛，感到有点惋惜。忽然，他心念一转，连忙又说：“可是，方密之近日有信来，莫非兄也不想知道么？”
黄宗羲错愕了一下：“什么？密之到了粤东？”
黄宗羲瞧了水寨一眼，“不成，弟还是先去报到！”说着，转过身去。
“哎，兄听我说啊！”张岱做了个安抚的手势，“密之在信中说，他自前年逃出留都后，先是来到浙南，在天台、雁荡山中住了一阵，随后转入福建，在太姥山下还遇到了同是避祸逃亡的陈百史，盘桓数日，又独自从福宁南下，冬天抵达广州。本想从此隐姓埋名，不料一日，在书肆中被一位姓姚的年友撞见认出。那年友正做着南海县令，便把密之接回衙中居住，待他甚是优礼。如今密之算是在那里安顿下来了！”
张岱却拦住他：“急什么！还有好些人没到呢！况且里面乱得很，进去也没人管你。还不如在这儿先歇口气，看看风景——你瞧，王之仁手下的这些战船，这些水寨，确实是强兵劲卒，非寻常可比！”
停了停，看见黄宗羲睁大眼睛，张着嘴巴，听得发呆，张岱又微微一笑，补充说：“密之在信中还说，他的案子已得唐王颁旨昭雪，并且官复原职了哩！”
“可弟还不曾报到呢！”黄宗羲说着，就想转身上马。
“啊，”黄宗羲这才一下子回过神来，忙问，“那么，密之可是打算赴任？”
“报过了。还见了张阁老。不过他们眼下忙得很！”
张岱摇摇头：“许多人都这等劝他，唯是方密之说，他全无此想——哎，也多亏他不去。要不，如今福建与我们浙东闹成这个样子，将来各为其主，彼此还不知怎样相见呢！”
“那么兄已报过名了？”
他这样说，是因为去年十月，福建唐王的隆武政权派兵科给事中刘中藻携带诏书来到浙东，要求鲁王政权归入他们的统辖之下，结果遭到冷淡的接待，最后更被断然拒绝，致使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虽然在张国维等大臣的再三劝说下，鲁王于去年十二月勉强派都察院佥都御史柯夏卿、御史曹惟才为使节，带着书信到福建去谈判，得到隆武帝允许浙东保持现有政体不变，以及将来传位给鲁王的许诺，敌对情绪算是有所化解。但是在浙东政权内部，意见分歧仍旧很大。浙、闽双方的关系也仍旧十分冷淡，始终存在着重新恶化的危机。如果方以智当真投奔福建，去为隆武政权效力，说不定真有可能同浙东这边的朋友们反目成仇。
张岱挥一挥手：“早着哩！还不定何时才开仗。故此弟便出来走走。”
不过，黄宗羲眼下却显然没有心思探讨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吗？”他问，并且做出转身要走的样子。
“啊，原来兄也是……”黄宗羲一边说，一边跳下马来，“可是，不是说在木城里观战么？怎么兄……”
“哦，自然还有！”张岱赶紧说。由于没想到拿出方以智这样的宝贝，也仍旧留不住对方，他不禁有点着忙，于是随口又说：“嗯，兄以为、兄以为我们同福建闹成这个样子，是应该呢，还是不该？”
“那么，难道只许兄奉命前来观战，就不许弟也奉命来观战么？”
这一问，在张岱而言，无非是胡乱找个话题把对方绊住。但是，黄宗羲的神情却一下子变了，脚步也停了下来。不过，他也没有立即说话，沉思了片刻之后，才抬起头来，紧盯着张岱，反问：“那么，兄以为是应该还是不该？”
“弟是奉命前来观战……”
“这个……这个……”由于没有准备，张岱变得支吾起来。
“怎么在这里？那么兄又怎么在这里？”张岱笑着大声反问。由于意外地遇到了熟人，而且还是气味相同的朋友，他不禁大为高兴。
黄宗羲哼了一声，冷冷地说：“大敌当前，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此中道理，虽愚者亦能省知。何况国事败坏到这种地步，浙、闽两地仍旧不思联手对敌，却为名分争斗不休，弄到势成水火，彼此像防贼似的防着，你说说看，这到底算什么？”
“宗子兄，你怎么在这里？”他一边驾驭着还在打转的马，一边睁大眼睛，惊讶地问。
“那么……”
来人果然就是黄宗羲。不过，大约他一心只顾着赶路，并没有听见。直到张岱连叫了两声，他才疑惑地朝这边打量一下，随即用了一个匆忙的动作，使劲把马勒停下来。
“哎，且听弟说！”黄宗羲急切地挥了一下手，与此同时，他的目光变得更加明亮，口气也更加坚定，“当此神州陆沉，社稷丘墟之时，天下万民所瞩望于我浙、闽者，是联袂同仇，尽速把鞑子打回关外去，拯天下于亡丧，解百姓于倒悬。此外万事，俱属其次！如若不然，那么试问，莫非一人之名分，较之天下之兴亡，万民之死活，还更要紧么？啊？还有——我朝三百年基业，之所以败亡至于如此，实在于君权太重，臣责不明；专任武将，轻弃文臣；科举取士，堵塞贤路；立法为一姓，而不为天下；以学校为养士之所，而不以之为育才之所。此数大端者，俱为取祸之根源，亡国之渊薮，而亟须改弦易辙，弃旧图新者。唯是我浙东立朝至于今，不唯不以崇祯、弘光为鉴，反而盲人瞎马，一仍旧例，不作一丝一毫之改革。试问这中兴之业，尚有何望？退一万步而言，纵使侥幸得成，也不过是苟延残喘，百姓又有何安乐可享？我辈又有何盛世可期？”
“哎，太冲！”
这么咬牙切齿地说出心中的积愤之后，黄宗羲就双手叉着腰，气哼哼地在江堤下走来走去。他没有看张岱，但是也没有离开的意思，看来当真把上木城去报到的事忘记了。
然而不久，他就把目光收回来，并且转过头去。因为他听见，从左边的远处，传来了一阵迅疾的马蹄声——那是两乘人马，正沿着江滩并辔而来。起初，由于距离得远，张岱只从一起一伏的乌纱帽和圆领袍，判断出其中一人是个官员。片刻之后，那两乘人马来得近了，于是他又依稀觉得，那官员看上去有点眼熟。“嗯，那是谁呢？”他疑惑地想，紧盯着愈来愈近的人马，末了，心中蓦然一动，脱口大叫起来：
张岱却听得目瞪口呆。说实在话，直到刚才为止，他支支吾吾地同黄宗羲敷衍，目的也还只是逗对方说下去，以消磨时光，却没想到，竟然引出对方这么激烈的一番议论。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大放厥词的朋友，渐渐地也被激发起心中的思虑。等黄宗羲的话音一落，他就把手中握着的折扇一挥，大声响应说：
还在进入木城之前，张岱就发现，西兴渡口一带作为王之仁水师的大本营，那规模和气象确实不比寻常。一眼望去，高耸的桅樯，招展的旗帜，交织的缆绳，在初升的太阳下，有如展开了一片茂密的、色彩缤纷的森林。而在“森林”之下，则是猛兽似的昂然排列着的无数战船，其中有九丈多长、一丈多宽的四百料巨型战座船和巡座船，也有体型稍小的各种型号的战船。此外，还有供不同需要使用的船只，像巡沙船、哨船、浮桥船和别的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船。它们都按大船居外、小船居内的方式，在江边连接成一个接一个的阵容严整的水寨。再加上无数爪牙似的森然罗列的镰钩、撩钩和刀枪戈矛，那架设在船头的一尊尊铁炮，以及船上忙碌备战的将士，在蜿蜒一二十里的江边上，构成了一道威严肃杀而又生气勃勃的风景，显得那样威武，那样雄强，那样神秘！即便是此刻，当张岱再一次走向它时，仍不由自主地被眼前的非凡气势所吸引，以至久久地打量着，从心底里激荡起一股豪迈的、紧张的、悲怆的诗情。“哦，多么好！多么难得！多么与众不同！”他摇着头，心头发软地惊叹说。
“说得痛切！故此弟观完此战，回去复命之后，就决意再度散发入山，从此撒手不管了！”
鉴于眼前这一仗事关重大，张国维早在前一天，就把总督行辕临时搬到了钱塘江边的木城中，以便就近指挥。因此各方的代表也被安排在那里一道观战。所谓木城，其实是用木桩、竹子和板块搭成的一座临时军营。不过它比一般军营要讲究和坚牢。临江的一面，矗立着一道用成排的巨型木桩筑成的高墙，顶部也像普通城墙一样，有女墙和走道，可以架设大炮，也可以登高观察敌情。眼下，战斗尚未打响，因此无论是张国维和他的僚属们，还是各方的观战代表，都还没有登上墙头，而是聚集在木城内等候。这种当口，可就使生性好动的张岱感到颇为气闷。他眼见中军大帐中，张国维还在一边听取有关敌情的各种报告，一边作最后的布置，忙碌得很，就悄悄地退了出来，在木城里东张西望地随意闲走。不过，木城里来往奔忙的人尽管很多，却没有一张脸孔是张岱熟悉的。结果，无聊地兜了一圈之后，他就干脆溜出城外，信步向江边走去。
“啊？”
现在，来自各路兵马的代表按照总督行辕的秘密知会，已经先后抵达西兴渡口。而鲁王也派出职方主事张岱作为朝廷的代表，前来观战。说起张岱，自从崇祯十五年秋天，因参加乡试前往南京，与复社社友们有过一段颇为快活的交往，还替他们出面，向阮大铖借演新剧《燕子笺》之后，就回到绍兴家中，没再出门。不过，眼下他却成了深受鲁监国信赖的一位红人。这不仅由于他家是绍兴城的高门望族，更因为他的已故父亲张汝霖曾在山东担任鲁王府的长史，双方交谊深密，所以这一次鲁王在绍兴监国，对他们家就特别垂注和优礼，不惜降贵纡尊，亲临张府饮宴叙旧，还给尚未有功名的张岱封了个正六品官，可谓恩遇隆渥。不过，倒是张岱本人对此并不怎么看重，更没有得意之色，待人接物，依旧是那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派头。去年九月，他甚至一度辞去官职，到剡溪山中去隐居。直到不久前，鲁王委托方国安一再去信敦促，他不得已才又重新回到朝中任职。这一次，因为鲁王也很想了解前线的真实战况和结果，觉得张岱最为忠实可靠，所以便特地派他前来。
“老实告知兄吧！”张岱左右望了一下，发现江堤下空荡荡的，只有满坡的青草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却没有一个人影，他就凑到黄宗羲跟前，压低声音说：“弟此次被方国安催得急了，不得已出山。记得是正月十一日，行到唐园岭下的韩水店，背疽发了，只得住下将息。谁知刚一合眼，就进来一个人。你道是谁？原来是祁世培！其实他已经死了，是去年六月鞑子召他去杭州投谒时，在绍兴投水死的。这我当时也知道——他一坐下，就问我为何出山。我说欲辅助鲁监国。他却摇摇头，说：‘天下至此，已不可为矣！’说着就拉弟离座，说是让弟看天象。到了阶下，果然看见西南方向大星小星，坠落如雨，而且崩裂有声。祁世培又说：‘天数如此，奈何奈何！’又劝我即速还山，如若不然，哪怕再有本事，最后也只有走他那条路！说完，就飘然而去。我听见街上的狗叫得很凶，猛然惊醒，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唯是那街上的狗吠依旧响个不停——嗯，兄说，怪也不怪？”
面对这种颓势，为了重振士气，督师张国维征得鲁监国的同意，召集已经晋封为兴国公的王之仁，还有驻守小尾的义兴伯郑遵谦紧急商议，决定出动主力水师大举攻击，务求重创敌军，狠狠地打击一下张存仁的嚣张气焰。为了使将士们明白敌人其实并不可怕，张国维还一面严饬各路兵马坚守阵地，防备敌人突袭；一面则让他们派出代表，齐集西兴渡口观战，亲眼看一看王、郑二人怎样联手破敌。
张岱绘声绘色地说着。黄宗羲却显然没有料到对方竟然还有这么一个不祥的怪梦，而且结论比自己更加悲观和消极，一时间反倒眨巴着眼睛，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南线的战事陷于僵持状态，北东两线却又燃起了战火。首先是春节过后，一度溃不成军的长兴伯吴日生与总兵官周瑞又在太湖重整旗鼓。接着另一位总兵官茹文略也转战麻湖，最后由于援兵不继，才力尽身死。到了二月中，又有锦衣卫指挥使徐启睿率师渡江，与清兵展开激战，在重创敌人后失手被擒，壮烈捐躯。当然，这些战斗的规模都不大，原因是方国安在南线惨败的消息传开后，不少明军将领慑于清兵的狡悍善战，一下子又变得畏葸胆怯起来，不敢再轻易出动。张存仁发现了这种情形，干脆不等博洛的援军抵达，便在西岸大事打造战船，操练水军，摆出一副反守为攻、随时都会挥师渡江的架势。于是惶恐不安的空气，便日甚一日地在明军的营地中弥漫开来……
“哎，还有呢！”张岱做了个手势，正要继续说下去，忽然，江堤上传来了黄安焦急地呼喊：
事情要追溯到去年十一月，自从鲁王在萧山县的官山脚下筑坛拜将，晋封镇东侯方国安为荆国公，并授予节制各营兵马的全权之后，一时士气大振，朝野上下纷纷摩拳擦掌，建议乘势挥兵渡江，一举攻下杭州。方国安本人更是跃跃欲试，打算有一番作为。因此到了十二月，当营中来了四个投诚的儒生，表示愿意给他们带路，从杭州城后西湖山中的小路实施偷袭时，方国安就大为高兴，深信不疑，立即率领主力精兵出发。谁知，在五云山的白塔岭下中了清军的埋伏，被一举歼灭了三千余人，还有五百多名将士成了俘虏，可谓损失惨重。接着，清朝的浙江总督张存仁抓住战机，乘胜出击，又一举攻下了于潜和昌化二城，杀死了方国安的侄儿、副总兵官方元章和都督张起芬，使鲁王政权再也无法从西侧对杭州构成威胁。经此一战，方国安元气大伤，只得踞守位于钱塘江心的七条沙一线，不敢再采取大的行动。
“大爷，不好了！要开仗了！要开仗了！”
正当余怀等人间关南下的途中，浙东地区的战局也呈现出越演越烈的势头。
两个朋友不由得一怔，果然听见，江堤那一边已经响起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战鼓声。黄宗羲说声“不好！”，首先猛地跳起来，向堤上奔去。张岱起初还在发呆，但随即也回过神来，连忙用双手提起官袍的下摆，慌里慌张地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