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第二章有问题的天使_麦家

黄依依一进屋就忙开了，又是泡茶又是拿饼干，甚至还拿出一盒当时很少见的高级香烟来，说是专门给我买的，并立马抽出一支来要我抽，说她喜欢闻我的烟味。我点燃烟抽了起来，吐着烟雾问她：“你说我现在要不要再给安德罗去信？”

我禁不住在心里暗想：真是什么人崇拜什么样的偶像！

她即刻叫起来：“啊哟，你烦不烦啊，今天晚上都说了这么多工作了，还是说点工作之外的事吧。”

这是我第一次去她房间，布置得温馨典雅，但也很热艳，其中贴在她床头墙上的美国影星玛丽莲·梦露的海报画给我突出的印象：那尤物撅着臀双手撑在膝盖上，仰头望着你，丰厚的嘴唇微微翕开着，浑身上下都充满欲望！

我问她说什么，她饶有兴趣地望着我，要我说一说我当间谍的事，还有和我妻子小雨的事。我便简单地将我在苏联的事给她说了说，关于我妻子小雨，我只说了一些我们生活上的琐事，至于她的真实身份和秘密，我只字未提。这是纪律，绝不能说。

然后她邀我出去散步。散步回来的路上，她又邀请我去她屋里坐一坐。我说算了吧，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她说还早，才九点多钟，走吧。我觉得今天晚上她一直都在跟我谈密码，不能太驳她面子。我甚至想，也许她还要继续跟我谈密码。所以，虽然我觉得不妥，但还是跟她走了。

黄依依突然问我：“嗳，电影上那些间谍都很风流，很浪漫，一回一个女的，女的还经常以色相从事间谍活动，你有过吗？”

我说：“不知道。”

我说：“我有小雨，怎么可能呢？”

她断然说：“没有第二次，第二次毫无意义。”顿了顿，她又说，“我真希望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安德罗的学生，而是安德罗本人，如果安德罗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会坚决地把这个可能性排除掉。你觉得安德罗为什么不给你回信呢？”

她说：“你们的关系是公开的？”

我说：“我刚才说了，如果有第二次……”

我说：“就是不公开也不能啊。”

她问我：“你觉得她这次有可能再耍流氓吗？”

她说：“工作需要嘛。”

我说：“是斯金斯剽窃谜密的流氓行为在影响你的感觉。”

我说：“没有这样的工作，有了那就是腐化堕落。”

她沉吟道：“坦率说，我现在没直觉，所以我头痛。我本来直觉很好，但这次就是没感觉。”

她说：“不叫腐化，叫浪漫，难道你从来没有浪漫过吗？”

我问她：“那你选择什么呢？”

我说：“我跟你说过了，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我们就是靠革命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她立刻打断我：“没有第二次机会。”

她伸出手拉住我的手说：“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铁面正直，无私无欲呢？你不知道，你越这样我越不能摆脱对你的爱。你理解我心里的爱吗？”

我说：“第一种，‘超大值的数字密码＋中大值的数字密码’。如果你给我第二次机会，我选择……”

我慢慢抽回手，准备起身告辞。

她说：“对。既然我们可以肯定光密是一部数学密码，那么我现在想问你，凭着我们对斯金斯的了解，你觉得斯金斯在事隔二十年后设计的光密，可能采用哪一种‘加法’？你不要深思熟虑，凭直觉说。”

她没有阻拦，而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原位，静静地说：“你刚才几次说要我给你第二次机会，其实你不说我都知道你第二次想选什么，就是超出现有的四种可能，打破常规，把原始密码的古老技术也一并加进去。”

我说：“不外乎几种，一、超大值的数字密码和中大值的数字密码累加；二、超大值的数字密码和移位密码相加；三、超大值的数字密码和替代密码相加；四、超大值的数字密码和移位密码又和替代密码相加。主要就这么几种，一般原始密码技术是不可能出现在数学密码中的。”

我不得不佩服她犀利的洞察力。“对。”我说，“因为斯金斯用你的话说是个流氓，做事没底线的，很可能超出常规，使一招怪招。”

她说：“对。那么你说这个巨大的难以数计的和值，产生的途径有多少种？”

她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这也影响了我的直觉，因为我吃不准她。不过不管她有没有这样做，反正我是已经在这样做，算是受她的启发吧。”

我懂她的意思，“只有当这个‘和’值大到难以数计时，它才成为数学密码。”

我不禁问她：“你做了什么？”

“但是，”她解释道，“不管是中级密码还是现在的有些高级密码，其实都是在这上面打转转，在做各种复杂的加减法。比如说谜密（即英格玛密码机），理论上说它的技术就是数字密码加上替代密码。这样相加出来的‘和’—新的密码，依然还是数字密码。”

她说：“我做了一部数学密码，给你的那四封密信分别代表四种加密技术，你现在回去把这四封密信加起来看，那就是我糅合四种不同的加密技术做的一部数学密码，我最想对你说的话也藏在这部密码中，你回去好好看吧。我可以提醒你，解密的钥匙是‘4’，数字‘4’。”

我正这样糊里糊涂地想着，不料黄依依敲门进来。她一进门就问我密信破了没有，我指着那四封密信，说她精力过剩。她不客气地反驳我说：“你也太实用主义了，就算这是游戏嘛，一个搞破译密码的人做做这种游戏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做这种游戏说明她生活在密码世界嘛。”我请她言归正传，说说她给我出这四道密题的真实意图。她便给我讲起来，意思是这四封密信分别代表的是不同时期的密码，酒瓶是原始密码，信封是移位密码，书本是替代密码，扑克牌是数字密码，现在我们将这些密码都称为初级密码。

我回去，将先前破译出来的四句话依次放在一起，按她给我的密钥，圈出每句话的第四个字，顿时几个令我生厌的字眼倏地射进我的眼里。

我不觉陷入沉思，是啊，我给安德罗的信已经发出一个多月，但至今没收到回信，这是为什么？还有，黄依依煞费心机地给我出的四道密题，总不会只是为了好玩吧？她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还有，这些天她关办公室里老是咚咚咚地敲打着，究竟在干什么？如果真像老陈说的那样，她在玩什么稀奇玩意儿，会那么神秘吗？可不是玩又在做什么呢？破译密码是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不需要在屋里搞得跟杂货铺一样，老是叮叮当当的。

那几个字是：我很爱你！

为什么你的安德罗迟迟不回信？

扑克牌中潜藏的密语也很快被我破译。当我按一定的先后次序重新排列扑克牌后，扑克牌侧面便显露一行文字：

第二天刚上班，黄依依来到我办公室，一进门就问我，有没有译出她最想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故意沉着脸，瞪着她，“我觉得那是你最不该说的话！如果你还想跟我说这个，请你回办公室去，我没有闲工夫跟你说这个。”

冬妮娅爱保尔，就像保尔爱革命。

她反唇相讥，“这说明你根本没有看出我要对你说的真正意思。”

然后我去看那本书，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还夹着一页写满数字的纸。我同样马上识破了它的“密锁”，对着“电文”一页一页地翻起书来，最后我把从书中选出的文字组合在一起，竟是这样一句话：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其实是想借此来表达她对光密的一种猜想和设想。“我很爱你”这四个字其实有个奇特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排列，比如“我爱你很”，“很爱你我”，“爱你很我”等，但其根本的意思都没有变。这是一种奇特的语言，她怀疑光密可能就是这样一部密码，可以颠来倒去地使用，像多米诺骨牌，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或者说，起点和终点是人为的，灵活多变。而她老是在办公室叮叮咚咚的，正是在捣鼓这样一副“多米诺骨牌”。

俄语是很复杂深奥的，俄国人造的密码也深奥吗？

我是偶然发现她这个秘密的，那天我的洗脸盆架子不知怎么的脱了一颗钉，松了，我去木工房想要颗钉子，正好看见张师傅在往一块木板上打孔，旁边摊放着几张手绘的图纸，上面画着像一部打字机一样的平面图，标着尺寸。我看那字迹有点像黄依依，有点好奇，问师傅在做什么。他说是黄研究员让他做的，究竟做来干什么他也不知道。临出门的时候，我又看见墙角堆放着一些圆的、锥的，还有像酒瓶和保龄球一样的东西，又问师傅这干什么用的。师傅又说这是黄研究员先前做的，现在不用了，送来让他毁掉。我不觉望着那堆东西惊奇起来，黄依依做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干什么？她屋里老是叮叮咚咚的，是不是就在捣鼓这些东西？我当时还没有将这些玩意儿与破译光密联系起来，及至后来我听了黄依依的想法，我才被她大胆新奇的设想惊呆。我不得不惊叹，庸人就是庸人，天才就是天才，你不服都不行！

接着去看信封，信封里是空的，但信封上面写着一句乱七八糟的俄语。我很快识破其中的天机，提取出一句完整的俄语：

那天我走出木工房后，在旁边的树林里找到黄依依。她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在喂松鼠，而是站在一棵树下，正与那个成天在树林里转悠的疯子说着什么。疯子仰头望着树冠或者树冠上的天空，似乎在与她说话，又似乎没与她说话，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喃喃自语着。这人就是黄依依第一次去老陈办公室谈到的那个人，那个疯子。他叫江南，曾经是与老陈齐名的破译家，后来因为破译紫金号密码疯掉了，因为他身上有太多的秘密，疯了也不能走出701，甚至不能与家人见面，只好滞留在大山里，成天在树林里转悠，与默默不语的树木为伴，与不能说话的花草和小松鼠为伴，与他那已经失去逻辑但不失绚丽精彩的虚幻的世界为伴。平时，看见陌生人，他总会迎上去，把对方拦住，对他们说：“我破译紫金号密码了，这是国民党用的最难的密码啊，谁都破不了，只有我能破……”被拦的人对他都很客气，总是顺着他说：“对对对，你破译了，你是最了不起的。”于是他就很高兴，张开双臂做出一种飞翔状，在路上跑啊跑，一边跑一边喊：“我破译了紫金号密码，我是最了不起的，我是最了不起的……”看着让人心酸。

我不觉摇头笑了笑，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女人，自比美酒，还说自己和美酒一样香醇！

那天我走过去后，并没跟江南多说什么，我给他点了一根烟，好言好语地劝他走。然后我问黄依依都跟江南说了些什么，她说她在问他是怎么找到紫金密码的密钥的。我开玩笑说，你问他还不如问我，反正是胡说，我也会说。她答非所问，说：“我看见你去木工房了，你在当小人，调查我。”我如实说不是，但确实也偶然发现了她的“机密”，希望她跟我解解密。她这才跟我说起关于“多米诺骨牌”的想法。我感到很新奇，想追问下去。她说：“行了，这我都已经把它推翻了，不过我又有了新想法。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手上落满马蜂，马蜂咬烂了我的手，飞走了，留下一个个小圆洞，看上去我的手就像一副筛子，到处都是筛眼，而从筛眼里漏出来的都是阿拉伯数字……”

美酒和我一样香醇，光密和你一样重要！

生活中许多人都不相信梦，但对我们破译者来说，梦是智慧竞技者抵达胜利彼岸的秘密通道，在密码的破译史上，在梦中得到启示而一举成功者，不乏其人。黄依依兴奋地告诉我，这个梦提示了她，开启光密密锁的钥匙（密钥）可能是一部原始而现代的密钥机！形象地说，它是九只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筛子组成，每只筛子分九层隔板，每一层的漏眼有365孔，即筛子共有9×9×365＝29565孔漏眼，每天的电报对应一个孔。就是说，某一份电报只有某一个孔才能脱密，一旦某份电报找到那个孔，那么这一天的电报都可以脱密。如果我们把电报的数字比喻成谷粒，用筛子筛它，反复筛，理论上说总有一粒谷子会从某一个孔眼里漏下，然后一通百通，相同的谷子（同一天的电报）都会漏下来。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同的是，传统的多米诺骨牌的“牵一动百”的第一动力是人为的，但现在她设想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动力是“筛子为的”。换言之，它不是一条长龙形的多米诺骨牌，而是圆形的，平面的，感觉“那条长龙”已经被无限压缩，合众为一，只有当“某一个”通过“某一孔”，这条长龙才会依次排成队源源不断地漏出，像水桶里的水，一旦底部出现孔眼，水就会成流成线涌出一样。

我先看了看酒瓶，发现酒瓶里装的不是酒，而是一张有两个指头宽的纸条。我拿出纸条看，只见上面写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中文，有英文，有俄语，还有乱涂乱画的东西，比天书还天书。我对着纸条琢磨一会儿，预感到这可能是一份古老的“罗马密码”，酒瓶其实就是密码筒。于是，我把纸条以各种方式绕在酒瓶上，当我以螺旋的方式往上绕时，“天书”中出现一行清晰的文字：

我听得非常激动，催促她快往下讲。黄依依嗔怪道：“原来你还是个急性子，你要在对我的感情上有这么急就好了。”她就是这样，屡遭我拒绝依然心不死。她提了个要求，要我挨着她坐下来，我才有权听她往下讲。又是胡闹！好在当时我们已走进林子，四周无人，我也走累了，陪她坐坐也无妨。我估计她一等我坐下来后又会有进一步的要求，所以坐下来之前我也有个要求，要她坐下来后一切都要听我的。她答应了，我们才坐下来，她才开始说。她说，密锁和密钥的复杂化是现代密码发展的趋势，但这种复杂性却受到无线电通讯本身的限制，尤其是距离远、布点多的呈放射性的无线电通讯，一般的密钥总是藏在报文中。

罗院长的话提醒了我，我决定找黄依依认真谈一谈，尤其是要让她正确看待我，不能让她陷入个人感情的泥淖中，影响光密的破译。我还在这么想，她似乎已经感应到。这天晚上，我踏着夜色回家，看见门把上挂着一只布袋，里面装着一只酒瓶、一封信、一本书、一副扑克，还有一张纸条。我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这里有四封密信，请你按编号次序破译，时限半个小时。不说你也知道，是黄依依搞的鬼！我虽然感到惊讶，但还是将布袋提进屋去，将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开始破译她的“密函”。

她说：“比如说谜密，如此高级的一部密码，你知道它的密钥是什么吗？”

罗院长想了想说：“这样也好，至于黄依依，我看你还是要找她谈一谈，让她充分意识到肩上的担子，专心致志，不要再……我听说她很不尊重老陈，这样不好，你一定要设法把他们两个人的心捏到一起去，不要搞同行相轻，更不要搞内讧。”

我说：“单日是电报的前三组码，双日是后三组码。”

我说：“现在哪有时间，我想等破译了光密再来操办她的事。”

她说：“对，是藏在报文中的。为什么它非要在报文中做文章呢？”

罗院长说：“有也不是错，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嗳，小雨的葬礼你还是要考虑一下，不要再拖，人走了，还是入土为安好。”

我说：“因为它联络的电台很多，又是在战争时期，电台的流动性很大，人员的流动也很大，如果不这样，比如专门造一份密钥表，万一掌握密钥表的人死了，通讯就得瘫痪。”

我矢口否认。

她说：“就是这个道理。光密其实是斯金斯为美国军方造的密码，而美国军方从二战以来一直在搞军事扩张，部队遍布世界各地，部队这么分散，网点这么多，可以说这注定光密不可能专门单独造密钥表的。”

罗院长看我一眼，笑着说：“嘿，我看你总是说她好话，有没有感情因素在里面啊？”

“嗯，如果有专门的密钥表，也不适合像现在国民党这样，让特务系统用。”

罗院长指着她空荡荡的办公室，“这像认真工作的吗？上班时间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说：“有些事情……她带回家去做了。”

“对，国民党把光密作为台湾本岛与大陆特务联络的密码，更加可以肯定，它的密钥不可能离开报文。因为特务分布多散嘛，人员行动的限制又很大，如果密钥不在报文上，联络很容易导致瘫痪。”

我说：“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每个人的工作方法不一样，她表面上看是有点不……那么刻苦，但听她的有些想法，你会发现她是在认真工作的。”

“嗯。”

一天下午，罗院长特地给我送来铁部长的一封密件，是从机要转过来的，上面特别注明由我“亲启”。罗院长以为这一定是光密的资料，其实不是。是什么呢？我后面再说吧。当时罗院长可能听到关于黄依依的一些闲言闲语，再加上那天她看所有的人都在办公室里忙着，唯独不见黄依依，就对我说：“我听到了一些不好的说法，说她工作态度不是很好。”

“所以，我相信，光密的密钥一定是藏在报文中。但是会怎么藏呢？如果仅仅沿用像谜密一样，单日是哪几组电码，双日又是哪几组码，不论是斯金斯本人还是雇佣她的美国军方都不能接受，她一定会在无法摆脱的局限中寻找到灵活、多变的新的密钥方案。然后，我又想起斯金斯早期发明的一个数学原理，就是阴影原理，也叫漏光原理，俗称蜂窝原理，原理的实质就是一个固定蜂窝装置，借助一个移动的光源，可以把黑与白，或者阴和阳分割开来。我现在没有器械，无法给你演示。”

老陈说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黄依依让他参与破译，本就是让他来当替死鬼，就像打仗时的尖刀班、排雷兵，就是让他们去送死，用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扫清障碍，清理陷阱，你还敢奢望他们去攻占山头打胜仗吗？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老陈是我们701一位很受人尊敬的破译专家，他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在破译组扮演的真正角色。直到后来黄依依奇迹般地破了光密，他还蒙在鼓里。后来的几十年间我一直抱愧于老陈，原因就在这里。不过，这都是后话，我们还是接着说黄依依吧。

“我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的房顶是一块蜂窝状的盖板，那么阳光就成了一孔孔的漏光。”

安德罗说过，现在的密码不是迷宫，而是黑洞。迷宫是走得进走不出，所以你即使不能破译整部密码，但照样可以破译部分电报，因为你不管从哪一段闯进去，前面总有一截路可以走的；而黑洞是走不进的，但一旦走进去又一通百通，问题是你要想找到入口，比找到走出深奥的迷宫出口还要难！

“对。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只要和阳光移动的速度保持一致，你就可以随时处在阴影中，这对我们将来发展太空技术很有意义。”

我安慰他说：“没事，正常的，现在的密码入门都很难，入了门就好了。”

我怕她把话题扯远，提醒她，“还是说我们的密钥吧。”

“你看看，她这样子，怎么跟她合作嘛？”老陈又对我唉声叹气，“请个菩萨来，忙帮不了，反而老给你添乱，你说这密码怎么能破嘛？不瞒你说，这么多天我连根毛都没摸到，一点感觉都没有。”

她说：“我正在做我的密钥样机，等做出来我演示一下你就明白了。”

我起先不信，黄依依会贪玩到如此不分场合的地步。结果我跟老陈去他破译室，果然听见隔壁黄依依的屋里，时不时叮咚作响，似乎是有个木匠在那边干活。我有些恼火，过去敲她的门，可怎么敲她都不开。我拍着门大喊道：“黄依依，开门，我有话给你说！”只听她笃笃地跑过来，猛地拉开门，露出一张脸，满脸怒气地对我嚷道：“你干什么，你不是不理我了嘛，嚷什么嚷？”然后砰的一声又把门关上，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那样子仿佛不是她影响了别人，而是我打搅了她什么好事一样。我气得不行，真想一脚踢开门，但想想又克制住了。

我禁不住瞪大眼睛，我说：“你屋里老是咚咚作响，就是在用那些酒瓶子、保龄球一样的东西琢磨密钥机？”

事后我几天都没有理她，直到老陈来找我，气咻咻地向我反映，黄依依整天在办公室里敲敲锤锤的，让他无法安心思考问题。“你玩就玩吧，在树林里喂松鼠也好，到警卫处跟人下棋也罢，可你别在破译室里闹啊，叮叮当当的，别人还工不工作了？”老陈说着，脸上是一副忍无可忍的恶气。

她说：“是呀，你们以为我在干什么？”

她顺势扑倒在我的怀里，一口咬住我的下巴，寻找我的嘴巴。我只好丢下她，像在别人屋里行凶作案的罪犯一样，畏罪而逃。我像只丧家的狗，待在外面，不敢回屋，懊恼地等待她离去。黑暗中，我再一次强烈地怀疑，我带回来的不是一个天使，而是一个魔鬼。

我不好意思地说：“老陈还以为你在玩什么稀奇玩意儿呢。”

我实在听不下去，一把拉她起来，对她吼起来：“你还有完没完！”

她哼一声说：“你们这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她说：“姐姐啊，我是真心爱他的，老天和你的在天之灵可以作证。为了他，我离开了心爱的事业，从偌大的北京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旮旯里。我不仅爱他那卷曲的头发，青色的胡子碴，连每一根细小的汗毛也都爱……”

我赶忙跟她道歉，说我们误解她了。哪想她却轻轻一笑，妩媚地对我说，只要我没误解她的爱就行，其他的她一概不计较。说着，来拉我的手。幸亏我事先要了权利：一切要听我的，否则这时她一定会做出非分之举。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把本来设在书房里的小雨的灵台（骨灰盒、香炉、烛台）移到客厅。我要请小雨告诉黄依依，我和她之间没有什么“爱情密码”，即使小雨走了，我心里依然容不下第二个女人。没想到，这反而又成了她向我发起爱情攻势的武器。一天晚上她来找我，第一次看到小雨的灵台，震惊之余，烧了一炷香，对着小雨的遗像，流泪满面地吐露起衷肠。她口口声声称小雨为“姐姐”，要姐姐在天国同意她爱我，并且帮助她，让我接受她的爱。

那天黄依依走后，我一个人留在树林里，也像疯子江南一样绕着一棵大树旋转起来。我仰望着树冠和树冠上的天空，想起木工师傅在木板上打的那些孔，我仿佛看见一孔孔的光从那些蜂窝状的孔洞中漏出来，随之泄漏而出的还有光密的所有秘密。当时我想，疯子江南为什么每天绕着大树转圈，喃喃自语，显得那样快乐，就因为他有破译紫金号密码的玄想的快乐。那天，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一种疯子般玄想的快乐。

她对我笑：“所有的爱情都是一部密码，需要我们破译。我已破译了你的爱情密码，那就是我。”

我对她吼：“我和你之间只有密码！”

大约一个星期后，黄依依想象中的密钥机被木工师傅打造出来，我将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全都召集到会议室，听她讲解。

她理直气壮地说：“当然有关哦，你看我在干什么，我在算命，我要算一算，我和你到底有没有爱情运。”

那密钥机其实并不复杂，造型和功能都有点类似大街上常见的量身高的仪器，标尺可以自由移动，不同的是密钥机的标尺是一块蜂窝状的木板，高度约三十公分，宽窄如书页。底部是一个长方形的托盘，四边有凹槽，槽中刚好可以放电报纸。

我没好气地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黄依依一边示范着一边给大家讲解：“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密钥机，你们看，这是一块隔板，上面有很多蜂窝状的圆孔，这标杆里有一根活槽，槽子被分成三十一格，代表一个月的三十一天；这隔板上有一个滑轮，这样隔板可以自由地上下升降，升降三十一格。这标杆的顶部有一个光源，然后这儿底部的凹面里，是放电报的地方，电报刚好可以卡在里面。然后这个托盘也可以伸缩，伸缩格度也是三十一格，一格代表一天。现在我们可以想象，随着隔板的上下移动和托盘的伸缩，这些孔漏下的亮点不断移动。如果以亮点照中的数码组合出的数字作为解读当天电报的密钥，那么你们可以算算，这个密钥有多大，三百六十五，也就是说在三百六十五天之内它的密钥不会重复。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光源上再稍做一点文章，比如说让它多一块隔板，就会产生两个三百六十五个变化点，以此类推，有几块隔板，就可以做到几年之内它的密钥都不一样。我现在初步设想有九块隔板……”

这天，我去她宿舍找她，准备跟她好好聊一聊。一进门，我愣了，你猜她在做什么？在用扑克牌给自己算命，好像算的是“爱情运”，算得一个人在屋里哈哈大笑。我沉着脸问她在干什么，她竟满脸认真地问我：“嗳，我听说你妻子去世了，是真的吗？”

老陈站起来，打断她，“小黄，我说一点，如果有这么一台密钥机，对反破译倒是很好，但是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哪部密码专门为密钥搞过一个装置。你们听说过密钥机吗？”

确实不像话。

黄依依说：“那你听说过谁敢偷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吗？”

我本以为黄依依洞悉斯金斯剽窃谜密的无耻行为后，会乘胜追击，一门心思扑在光密上，哪想她又故态复发，疯疯癫癫的，今天去树林里给小松鼠喂饼干，明天跑到警卫处去跟人下棋，甚至木工房也成了她寻开心的地方，常去串门。到办公室，大门紧闭，不跟人交流，不看简报，不关心敌情。老陈看她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常在我面前抱怨，“你看，你看她，像话吗？”

我笑道：“只有斯金斯。”

黄依依说：“是啊。正如安副院长说过的，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斯金斯偷盗英格玛机技术绝对不仅仅是偷，而是她的智慧，她太诡异了，诡计多端，喜欢干超乎常规的事。”

信寄出后，我并不敢奢望得到回信。

老陈说：“可是小黄你想过没有，密钥不是密码的本质啊，它只是几个数字，是密码的一个附属东西，是防君子不防小偷的东西，斯金斯会花那么大工夫在这上面做那么大文章吗？”

信的内容表面上看很平常随便，但措辞都经过精心考虑，原文我现在记不清，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回来后一直忙于办理妻子小雨的后事，未能及时给他去信，请他原谅。还说我刚到一个新单位报到，这是一所密码学校，我将在这里把从他那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我除了给学生讲密码知识外，还附带给他们讲点密码史，主要是苏联的密码史，其中就要讲到他以及另外几个苏联著名的密码专家。然后我就在他的名字后面罗列一长串苏联密码专家的名字，中间当然就夹了斯金斯的名字。我说我缺乏讲课资料，希望他力所能及地给我找点这些专家的个人资料寄来。总之是绕来绕去，就是绕着圈子跟他挖斯金斯的底细。

黄依依说：“为什么不？第一，它工夫其实很小，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装置，我们的木工师傅都可以造出个大概。第二，它产生的价值非常大，可以在几年之内不重复密钥。这是很难很难的，如果他们专门造一张相应的密钥表，这个表要挂满整面墙呢，再说我现在基本上肯定他们不会专门造密钥表，因为这不现实，用起来有后遗症，很难在实际联络中成功应用。那么如果没有密钥表，仅仅在电文中设置密钥，受到的局限很大，无非就是什么前二组、前三组、后二组、后三组、中一组、中三组等等吧，不可能弄出这么大的密钥。第三，这个密钥机的原理是斯金斯本人的。大家可能觉得，我为什么会猜想斯金斯可能会造这么一部密钥机，就是因为斯金斯早有此数学构思。第四，我从斯金斯的诸多著作，包括她的有些作为中看，斯金斯不是一个太有深度的人，她不是黑洞，但她怪异、狡猾、善变、易躲，她是一条变色龙，很善于迷惑人。因为她缺乏深度，她造的密码，在难度、深度上可能走不太远，也正因此，密码本身的难度有限，她更需要在附属性的东西上，比如密钥上增加难度，以弥补密码本身的缺陷。”

当天晚上，我按黄依依的意思，给安德罗写了一封信。

老陈问我：“安副院长，你觉得呢？这有没有可能，专门配一部密钥机？”

我问她打算怎么耍，她还是让我给安德罗去信，挖挖斯金斯的底细。我知道安德罗是个很敏感、严谨的人，恐怕很难达到目的，所以那封信我一直没寄。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确实没有接近斯金斯的其他办法，似乎也只能试试看。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转而问黄依依：“我现在假设你这个猜想是正确的，就是对方确实有这么一部密钥机，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要仿造一部。仿造也是猜想，他们造这么一个东西很容易，但我们要仿造很难，大小、高矮、尺寸等等，稍有偏差都不行，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当然，我知道，只是数据上仿造，那么现在这个数据的演算量有多大？

黄依依说：“看来我们也只得跟她耍耍流氓了。”

她递给我一个讲义夹，“演算公式，演算量，我都列好了。”

我说：“可她目的达到了。密码作为应用技术，只要破译不了，它就是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无权耻笑她。”

我接过讲义夹，见里面夹着一厚叠纸，每张纸上都写满演算公式和演算数据，而且公式都很复杂，数据都很庞大，密密麻麻的看得人眼睛直发胀。我说：“哟，这个演算量很大哦。”

黄依依说：“她这样做，是要被人耻笑的。”

她说：“当然大哦，隔板、托盘、光源，都是活动的，上下动，左右变，隔板数量还要增减，演算量自然不小。”

晚饭后出去散步时，我和黄依依分析起斯金斯剽窃谜密的心理。我们都认为，斯金斯之所以不偷别的密码，专偷谜密，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不是傻，也不是无奈，而是她的一种狡猾和绝顶的胆识。偷谜密，正如偷大街上的广告牌，偷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你大鸣大放去偷这些东西，警察见了都想不到这是偷。斯金斯是数学界的名人，一般人谁想得到她这种人还会去偷，去抢。一个常人看来不可能偷盗的人去偷了一个常人看来没人敢去偷盗的东西，你想想，这种偷盗往往成功率很高。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当然是流氓的智慧。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这些数据，我们的任务就是破译它，我们很可能就被她的流氓举动蒙骗了，挖空心思地破啊破，根本没想到谜底就在教科书上，在我们的身边。

我把讲义夹递给演算室的蒋科长，“你看看，这个量大概需要多久能完成？”

这个发现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用黄依依话说，这足以说明斯金斯是个无赖、流氓。跟这样一个做人做事没有道德和科学底线的人打交道，我们的底线似乎也摸不着了。

蒋科长看了看，说：“我们所有人三班倒地干，起码也要一个月。”

黄依依说：“对。当时这部密码难度并不是很大，但它转换成机器，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密码机，以前有些所谓的密码机充其量不过是加密机而已，理论上没有密码技术作支持。或者说，之前还没有人能把一部密码转换成机器，英格玛是第一部，所以被公认为是密码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如果我说，斯金斯研制的这部商用密码机是照搬英格玛密码机的，你们信吗？肯定不信，因为英格玛名声太大，研究者也很多，要偷也不能偷这种显眼的东西是不是？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密码机就是照搬了英格玛密码机，虽然有些改动，但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比如把齿轮换成滑轮，二十六个组合增加到三十四，连动变成驱动，仅此而已，理论和技术上的支持完全一致。打个比方，就像有人把翻译的作品当作自己的著作出版卖钱一样……”

黄依依自己也叫起来：“哇，要这么久啊？”

我笑着对老陈说：“就像你，名字叫陈二湖，但有职务后一般人都喊你陈处长，一回事。”

蒋科长说：“我们的条件和人力就是这样。”

她说：“对，破译界一般都叫它谜密，因为密码本身的名字叫谜密，制造成密码机后密码机的名称叫英格玛，但其实是一回事。”

她说：“要有台计算机就好了。”

老陈说：“英格玛，我知道，不就是世界上第一代实用的机械加密密码机嘛。”

老陈说：“万一猜想不对呢？这个冤枉就大了！”

她说：“对，就是英格玛。”

老陈一句危言，说得大家都惊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包括黄依依在内，最后都把目光落在我身上，等着我做主。说实话，我当时也不敢轻易拍板，这么大的演算量，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万一它是个不正确的猜想呢？那可就亏大了！可我转念一想，破译密码本身就是万中求一的事，哪有一猜就中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不去演算，怎么就知道它是错的？于是我沉吟片刻，毅然地拍了板：“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我们就等于敲开了破译光密的大门。和这个诱惑比，一个月，值得！”

我说：“是不是就是英格玛密码机？”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你可以猜想我们是怎么过的。我们特别行动组的所有人，把心思和目光都投射到演算组，人虽然在办公室里上班，但心思不在，总是恍恍惚惚的，总是想象着演算室里的演算情景，总是满耳都是那爆炒豆子一样的打算盘的声音。那段时间，素来沉稳的我也显得有些浮躁，一天里总有几次要忍不住地站到窗前，望着演算组那排静默的平房发呆，那巴心巴肝的样子，就像一个溺水逃到荒岛上的人，翘首盼望着拯救自己的船只从远处而来。

她解释说：“其实我要说的很简单，两位都是破译界混迹多年的人，你们一定知道，二战时候德国曾启用一部很著名的密码，叫‘谜密’。”

当然，最受煎熬的还是黄依依，她几乎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天天都往演算室跑，打听演算结果。她紧张得几乎都不会笑了，有时我逗她，她也没多大的反应，嘴角草草地抽动两下就了事，一副魂不守舍的梦游模样。我见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心里有种盲目的感动和愧疚。一天，我与黄依依一起上楼时，她不知怎么的，脚下一软，跌倒在楼梯上。我搀她起来，扶她到我办公室里坐了，劝她放松一点，不要把演算结果看得太重。她竟瞪大眼看着我哭了，一边像吵架似的嚷道：“我能不看重吗？这是我来701后提出的第一个破译光密的猜想，真要是像老陈说的那样错了，还不被人笑掉大牙！”

一席话说得我和中途赶来的老陈都满头雾水，懵懂地望着她。

那天我第一次有种冲动，想把她揽在怀里抱抱她，安慰她。当然，我马上又意识到这是荒唐的，我的理智比钢铁还要坚硬，那是长期的间谍工作和对小雨的爱锻造出来的，不论在何时何地，我的理智总是坚定地守护着我。我知道，人世间没有完美的事情，我们要甘于忍痛和接受煎熬。

我让她坐下慢慢说，同时让小费去把老陈叫来一起听她说。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急着要说。我示意等老陈来了再说，她没有理会，擅自嚷开了，“也没什么好说的，这是密码界的一个丑闻，我现在可以肯定，美国人之所以不用世纪之难密码，要送给台湾，一定也是发现了斯金斯的这个丑恶，对她的人格发生了怀疑。一个造密码的人如果人格令人怀疑，那么谁还敢用她的密码呢？何况她屁股上还拖着一根长长的苏联人的尾巴！”

到第二十九天，演算终于到收官阶段。我们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全都拥进演算室，等待着最后的结果。演算室的案台上，写满数据的纸张已经堆了两三尺高，可还有几个人在向台上报数，像股市报盘一样，源源不断地报：

报告很长，又全是些复杂深奥的数据，我看得很慢。但黄依依很快就看完，急匆匆来找我，见我还在拿着报告看，气愤地说：“别看了，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斯金斯是个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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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熬了一个通宵的蒋科长把结果给我送来，一式三份，厚厚的一大叠。我接过来翻了翻，赶忙将其他两份交给小费，吩咐他给老陈和黄依依送去，请他们马上看，看完大家开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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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我们从总部带回来的那台商用密码机的拆卸报告出来了，我立即让小费给蒋科长送去，要求他们尽快演算，演算结果要出报告。下午，我连着去演算室几次，他们都没算出来，我有些急，问蒋科长今天下班前能不能出结果。蒋科长说肯定不行，演算量太大，就是加班加点也要等到明天才能出来。我只有耐下心来，要他们辛苦点，明天早晨，务必要出结果。

2345678901……

好在没有让我等太久，黄依依开始“显山露水”了。

所有的数据汇聚起来后，最后由蒋科长把它们统一加减乘除一遍。

老陈怔在那里，像被什么东西噎着一样，许久说不出话来。当然，事后老陈不免要找我来数落她，我能说什么呢？我的赌注肯定都压在黄依依身上，听老陈一味数落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却又不便流露。我安慰老陈，她是对铁部长立了军令状来的，敢来就说明她一定有道道，我们要给她时间。时间会告诉我们她到底是个什么人，能干什么，想干什么等等，反正就是和稀泥。

当蒋科长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到一架又长又大的算盘前准备开始作最后的演算时，我和黄依依紧张到了极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蒋科长的手指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指在算盘上飞快地拨动。偌大的演算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只有那算盘珠子在啪啪地响着。那声音虽然轻小，但感觉里却像一记记重锤打在我们心上。

她笑了笑说：“老陈，我说一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搞破译就像写日记，写多写少写好写坏都是自己的事，你不用替古人担忧。老实说，我会跟你同心，但不一定协力，因为无法协力啊。”

最后，蒋科长的手指像被电击似的，抽搐了一下，悬在空中不动了，而在他僵死的手指下，还有几个珠子紧贴在算盘中间的横梁上！这就是说，最后算出的结果是一个“不尽数”，除不尽，数破了。换句话说，就是黄依依的猜想是错的！

老陈提高声音：“我要求你看，行不行？黄依依同志，我们俩现在是绑在一起的，荣辱与共，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同心协力，不要一开始就互相拆台。”

蒋科长吓坏了，愣在那里，不敢报。

她不接电文，“不用了，老陈，你要看你看吧，我现在是看报的时间，不看这个。”

演算室里顿时死一般沉寂，空气一下紧张得似乎都要爆炸。

老陈说：“不是权力，而是责任。来，给你，还是仔细看看吧。”

黄依依见此失控地叫道：“不可能！你算错了！”

她还是那般笑容可掬，“陈处长，我知道，你这是为我好，也是在行使你处长的权力。”

我已从愕然中回过神来，赶紧上去安慰她。黄依依却突然像疯了似的冲上去，一把抓起算盘，狠狠地把它砸在地上，哭着冲出了演算室。

老陈说：“你刚才不是说就翻了一下吗？”

算珠子纷纷滚落在地，在我的面前和脚边弹跳着，滚动着。

她说：“我看了。”

一个令人梦牵魂绕的猜想，一场兴师动众的演算大战，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老陈说：“这是第一手资料，你还是要认真看。”

这天晚上，我第二次去黄依依的宿舍。我想去安慰她，没想到她似乎已经自我安慰了，情绪比较稳定，正倚躺在沙发上在看一本国外的休闲杂志。见我进来，她坐起身歉疚地说：“对不起，我……太没有理智了。”

她说：“翻了一下。”

我说：“没事，可以理解。你要不砸算盘，说不定就是我砸了。”

老陈晃晃手上的电文说：“你都看了？”

她见我这样说，一下变得喜悦起来，“是吗？我担心你生我气呢，让你难堪了。”

她说：“现在有什么好看的，等有一定的量时再看吧。”说着拿起旁边的报纸翻阅起来。不料电报刚送过去，老陈就撵过来。黄依依开门见是老陈，竟不让他进门，堵在门口说：“嗳，止步，什么事，我出来说。”出来后，笑嘻嘻地对老陈说，“你的破译室只准男人进，我的只许女人进，有事我们到小查办公室谈。”老陈怔了怔，脸色非常难看，但他还是跟着她进了对门小查的办公室。

我说：“给我们难堪的是斯金斯。”

小查惊讶地望着她：“你不看？”

她咬着牙骂：“这个魔鬼！我以为……这次把她逮住了，没想到，扑了空。”

如果说她的毛病我还能理解、容忍的话，老陈简直忍无可忍，也不想忍。所以，两人的合作开始就不对头，磕磕绊绊，多有龃龉。这事是我后来从小查那里了解到的，那天黄依依来上班，小查拿着几份“分尸”电报递给她，说是分析室刚拿来的，请她马上看，看完交给老陈看。她只随便翻一下，就丢给小查，让她给老陈送去。

我说：“我也没想到。我也以为你这次胜算蛮大。”

据我所知，老陈一向不吃午饭，不是因为有胃病，而是因为要保持脑子清醒。人在饥饿中，大脑的思维能力比较活跃，饱了容易瞌睡，古人说弱食强脑，大概指的就是这意思。这就是老陈，陈二湖，把职业当作性命看，为了破译一部密码，经常把自己弄得苦海无边。对黄依依，我就希望她有这种精神。换句话说，我是担心她没有这种精神，破釜沉舟的精神。用安德罗的话说，上帝在造人时是公平的，聪明的人往往缺勤奋，智慧的人往往爱出世，爆发力好的人往往没耐力。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是上帝开小差的结果，上帝让他什么都有了，却让自身的公平没有了。黄依依给我的感觉是天资极好，悟性极高，数学上又有非凡的能力。这种人天生是密码的克星，但她性情中有玩世不恭的东西，这又是人要做大事成大事的大毛病。

她说：“所以才下这么大决心，兴师动众地支持我？结果却让人笑话了。”

我说：“没人会笑话，这是破译密码，不是撒网打鱼。这次演算量是很大，同志们付出的努力也是超常的，所以失望可想也是超常的。但是，我想他们会理解的，因为江南每天就在他们的窗户外面徘徊，他们每天看得到，也想得到，破译密码虽然是一件日不晒雨不淋的事，但同样需要付出甚至包括生命在内的牺牲。”

她说：“既然这样，我和你没有男女之别，也就无所谓授受不亲了。”说着凑上来拉住了我的手，满副亲昵的样子，吓得我连忙抽出手，跳开去。她看我一副狼狈的样子，高兴得哈哈大笑，放肆的笑声回荡在沉静的山谷里，我恨不得往地下钻。

她很感动地说：“我……我真不知该怎么说，你太好了，谢谢你。”

我说：“从今天起，你就收起那一套吧，这里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

我笑道：“承蒙夸奖，不胜荣幸啊。”

她说：“你才是十三点，给我配个女助手！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里有那么多大男人，你非要给我配个小女孩。我知道你的鬼点子，就是想把我比老呗，让我觉得惭愧，少些花花肚肠。”

她却认真地说：“真的，我很佩服你，荣辱不惊，拿得起，放得下，我不行，我做不到。”

我说：“记住，听我的没错，你跟他们说话没轻没重，结果他们就把你当愚人看，当十三点了。”

我安慰她，“你也不要气馁，这不叫失败，它只不过是一个破译者难免要遇到的挫折而已，破译密码不是猜谜语，可以灵机一动，一蹴而就。”

她说：“你这是愚人逻辑。”

她闪动眼光，把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肩上，说：“我知道，你放心，我不会气馁的。我离开北京时到祖冲之的像前膜拜过，还许了愿，我相信神灵会保佑我们。”

我说：“要深不可测，不是平易近人。”

我拿起她的手，本来准备要把它们从我肩上拿掉，可她却借此抓住我的手，很认真地说：“在天，我知道你不敢爱我，所以我一直努力想忘掉你，把你从我心里赶走，可是不行啊，你说我该怎么办？”

她说：“我就想通过开开玩笑，让他们觉得我还是挺平易近人的。”

我连忙把手从她手中挣脱出来，准备告辞。她没有抗拒，只是劝我再坐一会儿，可我担心她“故伎重演”，决意走。她怏怏地送我到门口，一直眼巴巴地望着我，欲言又止的伤心样子让我心里酸酸的。我预感到这时她要挽留我，我可能会失去反抗力，所以我更加坚定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想起安德罗对我说过的话：在你没有破译密码之前，只有一个白痴才相信自己一定能破译密码。这不是一片土地，密码也不是一把土豆，只要你种下去，给予辛勤的劳动就会迎来收获的一天。我油然为破译密码这种鬼都害怕的事唏嘘感叹起来，以致一夜不眠。

我说：“你说话放正经一点行不行？别老是嘻嘻哈哈，怪腔怪调，尤其是跟下面的那些人，说话一定要注意影响，少跟他们开玩笑。”

她就是这样，总是怪话连篇，但话总有一定道理。我记得安德罗也曾经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对一些高难度密码，与其早揭盖碰它，不如多闷头想它。

大约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夜深了，我正准备去卫生间洗漱，忽然听到有人敲门。我疑疑惑惑地去开门，竟然是黄依依立在门外。我惊讶不已，“这么迟了，你还不休息，有什么事吗？”

她说：“太急了吧？现在才分了二十七具‘尸体’，你让我现在就去爱它（密码），等于是让我去爱一个未成年少年，要犯大错误的。”

她盯着我，不说话。我看她头发凌乱，脸色非常难看，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苍白，一副病态。我担心她生病了，赶紧请她进屋，问她：“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生病了？”她浑身失去了筋骨似的，一下倒在我怀里，闭着眼，一声不吭，像是昏迷了。我连忙将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又是呼她，又是摸她额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当我决定放开她去打电话时，她忽然睁开眼，摇摇头说：“我没事，别打电话。”然后就用一种很深情的眼光默默地望着我。

我说：“现在你就好好爱你的密码吧，到时破不掉密码，我看你满头乌发就会变成白发！”

我说：“你刚才昏过去了，怎么回事？”

她说：“还是告诉你吧，因为我心里有爱。知道吧，女人需要爱情来滋润，没有爱就会老，有了就不会。”

她点点头，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我太累了……我很累……你……还有光密……都让我很累……”说着握住我的手，要亲它。

我斜她一眼，“也可以不告诉我。”

我想把手抽出来，“你到底怎么了？”

我出去时，她却凑上来神乎其神地说：“想知道我为什么年轻吗？我可以告诉你。”

她紧紧捏着我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久久才说：“在天，你要相信，我们都需要老天的帮助，你还记得我离开北京前曾在祖冲之的塑像前祈祷过吗？”

黄依依笑着说：“是吗？知道我为什么年轻吗？”金科长正要说什么，她不等人家开口抢着说：“这是我的秘密，不告诉你！”说完掉头就走，把金科长晾在那里一愣一愣，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当然记得。”

金科长说：“我看你很年轻嘛。”

她说，声音透出一种哀伤和绝望，“可是我，一个被男人抛弃的人怎么可能得到老天的垂爱？在天，你希望我能破掉光密吗？”

黄依依说：“老大不小了。”

我预感到她可能又要来老一套，一边用力想抽出手，一边笑道：“废话，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能破掉光密。”

我们走进分析室时，金科长正与几位分析师在给一份密电“分尸”，他们面前的密电上面已有几个分析揣摩出来的词语：共军、光复、演习……像这样被他们“分尸”的密电已有二十七份，可依然还有近千份密电等着他们去“分尸”。在与金科长的闲谈中，我说黄依依早就是教授，套过来是正厅级，工资比我还拿得高。金科长听后惊讶不已，不觉瞪着黄依依问：“你今年多大了？”

她极力紧握我的手不放，“那我们就相爱吧，在天，我需要你的帮助，老天都知道我爱你……老天看你都不爱我怎么会爱我？真的，在天，这次……失败……在天，帮帮我，你爱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我带她去了金科长那儿，分析室。分析师的工作就是对具体的每一份密电作形而下的分析，然后揣摩出密电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字和词。有人也因此把分析师戏称为“分尸”，因为一份没有破译的密电无异于一具尸体，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分尸”，对一具整尸进行分解、剖析。用安德罗的话说，分析师和破译师的关系，就像文字和文章的关系，你要写文章，首先必须认识足够的文字。分析师是教字的，破译师是识意的。由此你可以看出分析师在破译中的重要作用。

我说：“依依，你怎么……又说这个了……”

我说：“去了就知道了。”

她说：“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破译光密……”

她追出来问我：“你要带我去哪里？”

我打断她，“没有这个说法！”我奋力抽出手，退开去，完全像个逃兵，一边讨饶，“依依，你别为难我了。”

我把信塞在抽屉里，冷淡地对她说：“我想一想，现在你跟我走吧。”说完即走，有意不跟她道明去哪里。

她追上来，又抓住我，“你为什么不爱我？在天，我爱你，真的爱你……我知道你也是爱我的……”

她说：“那你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了解到这些当然更好。”

我气恼不已，看看灵台上小雨的骨灰盒，禁不住把她拉到门前，指着门说：“你走，快走！”

我说：“这样去信太冒昧了。”

她茫然无措起来：“在天，我真不知该说什么……”

她说：“这是我以你的身份给安德罗写的信，当然我的口吻肯定不对，你需要彻底换成你的口吻，但事情主要就是这些。总的说，我希望你能从安德罗那边了解一些斯金斯的个人资料，比如她最崇敬的数学家、她的生活习性、家庭背景、婚姻状况等。了解这些对我们破译光密没有坏处。”

我说：“你什么都不要说了，快走吧。”

我接过来，问她：“这是什么？”

她说：“我不走。”说着全身朝我身上倒，“在天，你爱我吧，抱抱我吧……”

她笑了笑，说：“别生气，对不起，我知道。今天我确实有事，你看，我昨天晚上四点钟还没睡觉，就在做这个。”说着就从身上摸出几页纸来递给我。

我猛然推开她，往后退去，“你别过来……快走……”

我盯着她：“看来我要启动一定的程序，让你明确知道我是谁，你是来干什么的。”

她站住，湿漉漉的双眼里既有一丝幽怨更有一份炽烈。她说：“在天，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知道，我不应该在这时来索取你的爱……应该等我们把光密破了……可是，在天，这次失败对我打击太大了，上帝没有帮助我，神灵没有站在我这边……我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老天为什么不帮助我，就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你的爱……一个没人爱的人是得不到上帝的宠爱的……在天，相信我，我爱你，我需要你的爱……”

她说：“那你以后也别这样，回家先看看门底下，万一有我的请假条呢？”

我绕到小雨的灵台前，指着骨灰盒说：“黄依依，请你尊重我，请你不要在我妻子面前对我提爱这个字，你没权利爱我，我有妻子！”

我说：“谁都不要改变谁，但是谁也不要给谁制造不愉快。今天是我们特别行动小组的第一个会议，你就没到会，以后别这样。”

她说：“可小雨已经走了，我相信……她会理解我们的。”

会后，依然不见黄依依来上班，我让小查去找她，看她究竟在干什么。结果小查发现她竟被一只小松鼠吸引，跑到树林里去逗小松鼠玩了！小查把她叫回来，我透过窗户看见她披着一件大红的极具俄罗斯风格的披肩，在路上东张西望，像是一位游客在观光，心里不觉有些生气。我忍不住批评她：“别人都要下班了你才来上班，你上班也太迟了吧。”她说她有事，还说给我请了假，假条就塞在我房间的门缝里。我说：“你以后请假就跟小查说吧，她是你的助手。”当她得知小查是个革命孤儿后，她又没正经地说：“怎么我身边的人都是革命孤儿啊，是因为我不够革命吗？所以尽安排一些革命孤儿来教育我，改变我。可我是不能改变的，你知道吧？”

我说：“对你来说她死了，对我来说她永远活着。你快走吧，请你尊重我。”

开会的目的主要是明确人员关系和各自的职责：陈二湖为特别行动小组副组长兼破译组组长，老羊是他的助手；黄依依也有个助手，叫小查，一个年轻女孩。此外，全组还有一个秘书，叫小费，是个类似办公室主任的角色，主要负责上情下达，下情上传，迎来送往等日常事务。他们都是我亲自去政治机关找来的，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社会关系单纯。尤其是小查，跟我一样，是个革命孤儿，从小在701长大，人很单纯，有很强的上进心。作为黄依依的助手，我觉得她最合适。

她说：“那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呢……在天，抱抱我，我需要你，我爱你，请你……”

那天晚上，我忍不住跟黄依依说了许多话，就像两个惺惺相惜的人，面对面述说着。我让她看见了我不少的秘密，但我想她也看见了自己不轻的任务。我希望沉重的任务能够把她压得沉稳一些，能使她紧张起来，尽快投入到破译工作中。但是，第二天上午，破译组第一次开会，黄依依就无故缺席。我们等了一会儿，见她迟迟不来，只好先开会。

我忍无可忍，提高声音：“你别说了！我们之间没有爱，你没权利爱我，请你走，快走！”

我说：“不会，如果我是魔鬼，也是个欣赏你的魔鬼。我刚回来，听说让我来负责这摊子，我感觉也是组织上找错了人，但是当我找到你时，我相信我又是最合适的人。如果换一个人来，我相信即使你出现在他面前，他都不一定会要你。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地欣赏你。也许这就是安德罗给我的。欣赏你需要智慧和勇气，还需要……国外的生活阅历，而这些我都有……”

她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我不走。”

她说：“你会把我害死的。”

“你不走我走！”说着我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我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对她说：“你不觉得你很荒唐吗？哪有这样爱人的？！”

我说：“你是个天使。”

她愣愣地望着我，崩溃似的跌坐在身后的沙发上。

她气咻咻地说：“你是个魔鬼。”

那天晚上，黄依依足足在我屋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后，才步态迟疑、缓慢地走了出来。她没有东张西望，而是一直向前，梦游似的往外走着。直到看着她消失在自己楼道里，我才悄悄摸回家。

我无言。

屋里的茶几上留着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安在天，我恨你！

她瞪眼说：“那不就是间谍嘛。”

我赶忙划根火柴，背对着小雨的灵台把纸条烧了。

我说：“利用那个位置，收集国内破译界需要的资料。”

第二天早上，我去食堂打饭，等了许久都没见黄依依来。我不由忐忑起来。正当我茫然四顾时，培训中心的王主任朝我走过来，问我：“嗳，你们新来的那个数学家，昨天晚上怎么啦？”我很奇怪他一个培训中心的人，隔我们破译局远远的，怎么突然问起这话，便有些冷淡地回应道：“她怎么啦？”王主任说他昨晚从招待所回来，都快两点了，天上下着瓢泼大雨，他竟看见黄依依跟丢了魂似的，一个人在雨中游荡，淋得跟落汤鸡一样，怎么劝她，她都不肯回去。

她说：“那你在那儿干什么？”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便赶紧打了饭，稀里呼噜地刨起来。我想几下吃完，去问问小查，黄依依有没有事。可我没有想到的是，王主任打了饭后竟坐到我旁边，一副还想跟我探听点什么的样子。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他，这个王主任，后来竟对我们破译光密制造了极大的麻烦，还差点毁了我和黄依依！我当时要是预见到这点，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他从饭桌上撵走。可我不是未来的先知，无法知道后面的事。我当时只是非常讨厌别人打听我们内部的事，特别是有关黄依依的事，别人一提我就烦。所以，当王主任凑过来想跟我说什么时，我只给他一副冷脸，埋头扒了几口饭就走。

我笑了笑，“所以，我要等你来以后才跟你说这些。其实我在安德罗身边所谓学习破译密码只是个名义，你想我连高等数学都没怎么学过，怎么可能在这方面有发展？”

我到办公室，没看见黄依依。问正在做卫生的小查，说她还没来。过一个小时，我又去问，小查还是说没来。我有些气，批评她，“你是黄研究员的助手，不见她来上班，你也不管她？去屋里喊她。”小查有些委屈，说：“我去喊过了，屋里没有人，我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她叫道：“可我需要帮手，你这样子能帮我吗？这部密码就是专门为你的安德罗老师挖的坟墓，你还能帮我，你帮我是瞎子帮忙越帮越忙。早知这样，我就根本不会跟你来！”

我一下愣在那里，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可怕的场面，我不由被这臆想中的场面吓得头都大了，慌忙带着小查去找她。先去房间看，使劲敲门，又叫又喊，里面就是不见动静。但我有种预感，她就在屋里。于是，我向邻居家借来家伙，捅开房门，发现黄依依正发着高烧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我们赶紧给医院打电话，让他们立刻派车过来，把她送去医院。

我静静地说：“不是喊我，而是喊你。”

医生检查后，诊断没什么大问题，只是重感冒，我才放下了心。

我只得耐心地给她解释：第一，我回国之前不知道这个情况；第二，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又不知道破译界的这些内幕。她竟气得在屋里团团乱转，连说：“荒唐，荒唐，喊你来带领我们破译世纪之难，岂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

她突然大叫起来：“那你怎么还敢接这活？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吧，明明是死路一条，还敢往前冲，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可以开天辟地？！”

小伙子，不早了吧，咱们明天再聊吧。

我摇头：“这么大的事，我敢开玩笑吗？”

嘿嘿，时间会让你忘掉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可能只有死亡才能让你忘掉。我说的这些我其实很想把它们都忘掉，但是忘不掉啊……

她站起身说：“你没开玩笑吧？”

我平静地说：“事实就是这样，美国高层因为考虑到斯金斯的身份，谨慎起见，最后没敢用世纪之难，结果卖给了台湾，台湾把它改名为光复一号。”

我在前面说过，我在年轻时曾谈过三次恋爱，但都不成功，最后还是组织出面帮我解决的婚姻问题。说实话，我在对付女人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特别像黄依依这样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更是显得手足无措。但我也有我的武器，我的武器就是固执。我人生中的许多成功都得益于我的这种固执和固执的追求，我相信我也能“固执”地处理好我与黄依依的关系，处理好个人情感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我将我的话重复一遍，她的脸色一下就阴沉下来：“怎么可能？”

今天看来这未必不是我人生中的一大错误，即或不算错误，至少也是处理不当。可放在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情景中，我不“错”行吗？我只能“错”！这好像是个悖论。可破译密码本身就是悖论，在701，像我这样生活在悖论中的人多着哪！我不知道这是我们701人的崇高伟大，还是我们的人生悲剧。

她即刻瞪大眼睛：“你说什么？”

不说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知道她说的“安德罗的学生”就是我，但我的思路不在这儿，我沉默一会儿，对她说：“事实上，光复一号就是世纪之难。”

第二天下午，我去医院看黄依依，她居然已经出院。毕竟只是感冒，来得急，去得也快，吊了药水，很见效果。从医院出来，我犹豫着该不该上门去看她一下。最后，我还是从领导这个角度考虑，决定提点水果去看看她。我不知道是她真的恨我，还是故意装出冷若冰霜的样子，见了我很冷淡，说话很呛人。我问她病好一点没有，她竟白我一眼，说：“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像我这种下贱之人，死了你才高兴！”一句话呛得我愣在屋当中，不知该说什么好。可见我不说话，她又急了，对我大声嚷嚷：“你说话啊！”我说你这样子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你好好休息吧，我走了。她立刻又生气，骂我，说早知道我不是存心去看她。我只得停下步来，对她说：“依依，我真的是诚心来看你的。”她冷笑说：“恐怕是来看我的笑柄吧。”我放开喉咙训她：“你还有没有一句好话！”她看我火了才缓了语气，让我坐下来，陪她下盘棋。我不想下，因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她不管我，端过棋盘，一手黑子，一手白子，帮我跟她下了起来，跟个神经病似的，念念有词地：“啊，我估计你会这样下……你下这儿我就这样下……这下子嘛你那个水平一定会下这儿，其实这棋下得很臭，可是没办法，你就这水平啊……”逼得我最后不得不夺过棋子跟她下起来。

“可以想象，斯金斯一定在世纪之难密码里暗藏了好多专门对付安德罗的暗道机关。所以，如果请安德罗来破译世纪之难密码，一定会吃亏，破译不了。”她笑吟吟地望着我，“如果是请安德罗的学生，那更是死路一条。”

下着下着，棋盘上落满了她的眼泪—她老毛病又犯了！又开始责问我为什么不爱她。

我说：“从某种角度说，当初美国人请斯金斯研制世纪之难密码，目的就是想躲开安德罗的智慧。也只有斯金斯才有这个本领，只有她最知道，安德罗长于什么，短于什么。”

我说：“我们不谈这个好吗？”

她说：“是这样，因为安德罗破译过美国好几部密码，美国人害怕他。而斯金斯是安德罗的大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彼此很了解。所以，如果请斯金斯研制密码，她一定会设法避开安德罗的智慧。”

她说：“我要谈，我要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爱我？”

我说：“美国人之所以雇用斯金斯研制密码，目的是想躲开安德罗的破译。”

我说：“因为我心里有我爱的人。”

她说：“知道，那是斯金斯专门为美国军方研制的。”

她瞪着我说：“谁？就是那个……遗像上的人吗？”

我点头说：“你知道斯金斯研制的一部叫世纪之难的密码吗？”

我点头。

这天晚上，我在屋里收拾房间，黄依依敲门进来，很快就从一大堆我从苏联带回来的行李中，发现了我与安德罗的合影，并认出他来。我们的话题自然就扯到安德罗和斯金斯身上。她说：“安德罗擅长破译的是美国密码，而光复一号密码作为斯金斯研制的密码，它本质上属于苏式密码，你学的技术对它不灵。”

她说：“你不觉得荒唐吗？”

我说：“我觉得……死者的尸骨都还没有入土，就另觅新欢才荒唐。”

老陈只是干笑，很苦涩地干笑。

她冷笑：“哼，人死了，不给人家安葬，还当宝贝供奉在那，你以为这是对死者的尊重吗？”

我笑着说：“老陈，怎么是拉你下水？如果破译了光密，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这是给你锦上添花呢。”

“我要等一个日子。”

老陈痛苦地叫了起来：“安副院长啊，你这是把我往火坑里推，我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你就别拉我下水了。”

“什么日子，是周年祭，还是诞辰日，还是八一建军节，还是国庆节？”

我只得老老实实地说：“我在那边其实根本没学破译，都在做其他事。我刚才跟罗院长研究决定，由你来担任破译组组长，负责破译工作。”

“都不是。”

老陈说：“道听途说而已吧。老实说，我对这种说法根本不相信，为什么？因为，首先真正破译密码的人，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其次，真正破译过密码的人，也不该像她这样口出狂言，好像密码就是一道复杂的数学题。破译密码是什么？你的导师安德罗不是说，是听死人的心跳声，需要我们有死人一样的清心寡欲和荣辱不惊的定力，但你看她……虽然我同她刚认识，不了解她，但从她的目光可以看得出来，她内心充满欲望，她是个心气浮躁的人。我不知道你在安德罗身边待了这么久有没有学到什么真功夫，依我看，我们能不能破译光密，就看你的啦。所以，我过去愿意做你的助手，好好配合你。”

“莫非还要等到我们破译光密？”

我说她以前在美国破译过苏联密码。

我说：“对！”

尽管我对黄依依的这个要求有些不满，但还是去找罗院长汇报。罗院长竟然很爽快地同意，当即给老陈打电话，把他叫来，当着我的面，让他去我那儿报到。本以为老陈会跳起来反对，没想到他沉默一会儿，对我表态说：“既然罗院长和你都是这个意思，希望我加入进来，我还能有什么不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我对破译光密不抱任何信心，我自己没信心，对你请来的这位专家我也没信心，她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这种人，凭我的经验，天生不是破译密码的人。”

她眼里突然出现一丝莫名其妙的亮光，定定地看了我很久，说：“你的意思是……难道我破译了光密，你就会爱我？”

我不由惊愕地望着她，为她的“险恶”用心所震惊。但我又无力拒绝，因为她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现在，破译光密已经成了我们最急迫的任务和最高的目的，至于采用什么手段无所谓，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人，都可以无所顾忌。这就是破译密码，一个阴暗的职业，充满阴谋和阴险！

我苦笑道：“你怎么整天就想着爱，难道爱有这么重要吗？”

老陈是破译处的元老，当处长都十多年了，现在又是我们701的副院长，只不过没有到位，因为还兼着破译处长。她竟让老陈去给她当助手，这怎么可能！可我出去跟她商量时她竟毫不退让，坚决要求老陈来。“我不需要助手，我需要竞争对手！”她果决地说，还振振有词地跟我讲起她为什么要老陈来的理由，“因为你和我都不知道国内的这些破译员在怎么破译密码，他们一直都没有破译过真正的高级密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破译光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他们破译的思路，等于是看清了一条死路。”这让我想起安德罗也曾这样说过：破译密码不是单打独斗的游戏，它需要替死鬼！只有别人跌入了陷阱，你才会轻易地避开陷阱。

她反问我：“难道还有比爱更重要的？”

然后回头对我一字一顿地说：“安副院长，我希望陈处长积极参与到我们破译小组当中来！”说罢拂袖而去，我喊都喊不住。

我说：“当然，对我来说破译光密就是现在最重要的，比其他任何东西加起来都还要重要。要说爱，这是最大的爱，是爱国、是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具体体现。”

黄依依说：“不，也要看你的。”

她说：“可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还有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说你只能爱他们，不能有其他的爱。”

说得我和老陈一时都愣在那，许久老陈才回敬道：“行，那就看你的。”

我说：“其他的爱要服从这些爱，我现在只想破译光密，除此之外别无他念。”

“那也不一定，”黄依依简直是抢着往枪口扑，坚定又坚决地说，“所有的密码不就是几道深奥的数学题而已，有那么可怕吗？”

她说：“我也想破译光密，而且我相信只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一定能破译。”

老陈说：“起码在短时间内吧。”

我说：“只要不是我们之间爱不爱的问题，其他任何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

老陈的那套说法，我听了就听了，懒得跟他去辩解。不料黄依依却跟他较上了真。黄依依说：“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我们是肯定破译不了光密的。”

她说：“现在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如果我破译不了光密，我也将不会有任何要求，但是如果我破译了光密，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这哪像处长说的话？上面首长要听了，还不撤他职！不过，我知道，他也不稀罕这个职务。破译局作为一个业务单位，业务强就是最大的职务。无冕之王。

我说：“什么？”

他说：“是上面的决定不错，但既然我们明知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我们又何必认真，这么兴师动众地执行，还专门找一个数学家来呢。当然，数学家来，我们欢迎，但要我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们应该安排她去破其他密码，至于光密，随便叫两个人破译，给上面做个样子看看就行。”

她说：“娶我！你娶我！！”

老陈这人就是这样，平时不说话，但一说都是实打实的，不会拐弯，不会躲藏，不会变通，经常把人和事逼入绝地，让人尴尬。其实，他说的道理我们不是不明白，但这是上面的决定，我们除了服从又能怎样？我这么一说，老陈又跟我顶上了。

我该怎么说呢？说真的，这个要求不过分啊，瞎子阿炳为701立了功，组织上都要送给他一个老婆，黄依依要真破译光密，立的功远比阿炳要大。这时候，她提任何要求我们都应该满足她，只要不违法，何况是我。她破译光密，我是直接的受益者，于公于私我都没有理由拒绝她。如果没有特别的隐情，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哪怕我一点也不爱她，我都愿意娶她，何况我—怎么可能不爱她？她那么漂亮，那么有才华，那么有风情，哪个男人不会为她动心？我敢说，是男人都会喜欢她，如果说她有点儿作风问题，也是因为喜欢她的男人太多，对她的诱惑太多，加上长期在国外，对男女关系看得比较随便而已。作为老婆，这当然是个缺点，但我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她的优点远远大于缺点。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只要她破译了光密，哪怕她没有那些优点，同时又有作风问题，我照样愿意娶她，正如林小芳一样，就权当是为英雄献身！

老陈说：“首先，谁都知道，光复一号密码是一部目前世上少有的高级密码，保险期限至少在十年之上。这就是说，十年之内，正常情况下任何人都难以破译它，而我们决定破译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想在目前紧张的台湾问题上取得主动权。那么，这种紧张关系究竟会延缓多久？一年？两年？还是十年？二十年？我想顶多就是一两年吧。这就是说，我们要使这部密码具有理想的破译价值，就要求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破译它，顶多就是一两年，而一两年时间我们也许连破译它的门都还摸不到。你们现在信誓旦旦的样子，老实说，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疯了，痴了，是痴人说梦，疯人做傻事，不信走着瞧……”

可是我……不行啊！

其实，我知道老陈想说什么，在关于破译光密的问题上，老陈始终保留着自己独立的看法，他认为我们决定破译光密是武断的，毫无理智可言，荒唐透顶，是异想天开，是疯子的决定。至于理由，他昨天晚上就到我屋里来说过，现在他又准备对黄依依说一遍。

为什么？

一句话把黄依依弄得稀里糊涂的。

因为小雨其实没有死！

这时，老陈突然插话：“其实你也疯了。”顿了顿，又说，“我们都疯了。”

你不知道，这是个骗局，是总部精心策划并制造的一个大骗局，目的是为了我走后让小雨以一种绝对隐秘的身份从事谍报工作。她“死后”，改名换姓，从莫斯科到了彼得堡，从公开的使馆工作人员变成了黑道上的军火商，与“飞机”同志一起出生入死，沉浮谍海。当时除了总部的个别领导外，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包括罗院长，包括我开始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是铁部长告诉我的。铁部长可能在北京听到一些关于黄依依追求我的风声，专门给我送来密件郑重告诉我事实真相。就是那天罗院长转交给我的那个密件！那一天，我震惊极了，同时我也明白了，当初组织上为什么要让我那么招摇地捧着小雨的“骨灰”回国，外交部为什么要开那么隆重的追悼会（并发简报），然后又让我在家里专设灵堂……等等一切都是为了扩大、传播她的“死讯”。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丧了妻，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小雨能够安生的“条件”。相反，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对小雨的生命安全就多一份威胁。

她说：“世界著名数学家，博弈论大师约翰·纳什，他也是被密码逼疯的。”

但是那天晚上我没办法，黄依依把我逼到绝地，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答应她的要求，她破译光密后我娶她；二是对她道明实情，让她心甘情愿死了心。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明白第一个选择决不可能，那将对她造成极大的伤害。这等于是双倍地欺骗她，她也将受到双倍的伤害，我于心不忍，于情也不忍。最后，在她对着毛主席的像发过毒誓后（保守秘密，绝不外传），我一五一十对她道明了真相。她像被这骇人的事实吓坏了，虚弱地望着我，久久不语。后来又像突然爆炸似的，号啕一声，涕泪交加，双手捧着一张泪脸，跌跌撞撞地破门而去，任凭我怎么喊和追都置之不理。

我问：“谁？”

这天晚上我在她屋外徘徊很长时间，直到看见她屋里的灯熄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才回家。可以想象，我一定狠狠地打击了她，从此她将不再对我心存幻想。让我无法想象的是，她究竟会怎么来对待此事？会不会因此而愤然离开701？她做事很绝，不计后果，我真担心她做出激烈的举动，导致组织和她本人两败俱伤。为此，我连夜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塞在她门缝里，希望她能正确对待这事。

她说：“像纳什。”

不知是我的信起了作用，还是别的原因，第二天我看她准时出现在办公楼里时，我顿时有种丧魂落魄的快乐。不过，我也明显发现了她的变化，就是她不再像以前一样快乐，她变得沉默，变得冷漠，尤其是对我，目光里透出一种冷若冰霜的寒意，时常令我茫然若失，忐忑不安。

我说：“他是因为破译密码疯的，用脑过度，脑筋像琴弦一样绷断了。”

一天下午，我们开了个小会，主要是针对黄依依此次攻势失利，分析得失，探讨新的路子。黄依依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我主要讲了两点：第一点，关于分析率的问题，这是个反映大家成绩的标杆，我们的分析率由开始的不到2‰，到现在将近5‰，这个增长速度和幅度是可喜的。但是从破译的角度看，虽然分析率一路攀升，但是这个分析率的含金量还不是太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分析出来的一些字啊，词啊，数字啊，具有针对性和陌生度的关键字和词，相对比例占得比较小，大部分字和词以一些部队代号、番号、人名、日期等类似的名称居多。我大致统计了一下，类似的名称占了总分析量的87%。这意味着我们的分析吃了偏食，没有遍地开花，这对破译不是好的状态。好的状态，分析率不一定很高，但是要遍地开花，满世界都是窟窿。现在我们某一处窟窿很密集，大部分地方又是死板一块。第二点，是一个要求，也许是一个苛刻的要求。我要分析科的同志把已经上交的分析电报全都带回去，重新分析一遍。我这样做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就是：我们境外报刊都是十天半月后才能看到，一些即时反映的线索被丢掉了，回头对着当日的报刊再分析一遍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她说：“这种人离圣人也只有一步之遥。”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电报分析质量由此有了很大改善。老陈似乎是直接的受益者，几天后他兴冲冲地找到我，给我带来他的喜讯：他完整地解读了一份密报。密报的内容是：“老狼”业已启程，务必到老地方守候，有香蕉相送……

我说：“他曾经是这里最了不起的破译家。”

这就是老陈的本事，他凭着对敌情的了解和长期积累的浩如烟海的翔实资料，可以平地拔楼，就像一个天才作家，不识文理照样能著书立说。在二十年前，加密技术尚未数据化的情况下，解读这么一份电报价值连城，它可能出现牵一动百的多米诺现象，从而导致整部密码的崩溃。

她说：“猜的，你看他的目光，多么神经质，这种人离疯狂只有一步之遥。”

为此，我们又开一次例会，对老陈的密报解读进行讨论。可黄依依似乎对老陈取得的成绩不以为然，她在会上说：“首先我祝贺老陈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一次完整译出一份电文，据说现在有关方面已经证实该电文的正确性。但是，老陈由此认为我们的破译工作已取得多大突破，并对我们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切实的建议，这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份单纯的电文而已，对我们破译光密来说并无实际意义，九牛一毛而已。指望通过一根牛毛得到一头整牛显然不切实际，我们不要过分乐观，更不要轻易下决定，把破译工作误入歧途。”

我问：“你怎么知道？”

老陈忍不住反驳道：“你说这是牛毛，那以前我们就是通过几根牛毛得到整头牛的。”

不料，黄依依一语道破：“他是不是疯了？”

黄依依说：“那是以前，那时的密码主要靠人工设计，由一份电文引发第二份，进而第三、第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的密码完全数学化，你要一通百通，必须要从根子上解破它的数学原理和程式、程序，否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指望一而再再而三。所以，我建议老陈不要痴迷其中。”

老陈示意我来回答，我就说这位老同志现在身体不好，无法正常工作。其实，这人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疯了。

老陈瞪着她，让她指出一条新路。她摊摊手，说无可奉告。

黄依依好奇地问：“为什么？”

“所以，我说你还是不要好高骛远，”老陈不客气地说，“踏踏实实从资料和联情（联络情报）入手，从具体的每一份电报入手，能破译一份就是一份的收获，我相信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质的变化。”

老陈说：“这个人你不能要。”

黄依依说：“当然，如果你能这样完整译出上千份电报，大功就告成了。不过，等我们积累到这个量的时候，这部密码可能早已过了有效期，报废了。我刚说过，我们现在不要指望这份电文是一只鸡，可以下蛋，可以举一反三，不可能的。它就是它，是一只公鸡，既不能下蛋，也不会变成凤凰。然后你想，老陈，以后就算一个礼拜给你破译一份吧，什么时候才能积累到上千份？”

黄依依仔细地看了一会儿，指着其中一个戴眼镜的老同志问：“他是谁？是破译员吗？”

老陈生气地说：“这总比像你这么瞎折腾好嘛。”

老陈说：“差不多。”

黄依依也提高声音，“我怎么是瞎折腾啦？”

黄依依说：“这就不必了。”说着走到老陈的办公桌前，认真地看起压在玻璃板下的一张合影，问，“这是你的全体同志？”

我感到一些火药味，赶紧拦在中间劝和。黄依依仍旧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有些刻薄地说：“老陈，不瞒你说，你现在做的工作以前叫破译密码，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高级分析师的工作。”

老陈说：“那你还要什么？难道要我把人全喊来，当面让你一个个挑？”

老陈惊愕不已，“你说什么？我这是分析师的工作？那楼里那么多分析师，为什么到现在也没有译出一份电报？你不是每天也在看他们的分析报告，千分之几的几个字、词，还经常张冠李戴。”

黄依依随便翻了翻，还给他说：“这能说明什么，只有名字。”

黄依依道：“所以他们只是一般的分析师，你是高级的。”

老陈显然不喜欢她这种喧宾夺主的样子，有些抵触情绪，找出一本花名册，递给她，“人都在这，你看吧。你可以从这些人中任意挑选一至两名同志，做你的助手。”

气得老陈霍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狠狠地瞪着黄依依，“哼，感谢你直言相告，我也有句直言要对你说。”

黄依依抢先说：“算是吧。”

黄依依说：“请讲，我洗耳恭听。”

进办公室后，老陈直截了当地问我：“是来要人的？”

老陈咬牙说道：“你这样子能破译光密，那……”

和老陈见面，是在老陈的办公室里。除了办公室，老陈还有专门的破译室，在办公室的南边。我和黄依依先是去办公室，见没人才去破译室。听到敲门声，老陈出来，看见黄依依，跟见了鬼似的马上关闭破译室门，带我们去办公室。听说老陈这人很迷信，从不允许女人进他的破译室。其实搞破译的人都有些莫名的禁忌，因为破译工作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智慧和才情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运气是个神秘的、神乎其神的东西，要抓住它，似乎需要我们也变得神神秘秘的。

黄依依很有兴趣地看着他，“那怎么样？”

如果说多数人是用眼睛在这么责问我，那么老陈后来是当面责问我的。

老陈剜她一眼，伸出手掌，“我用这只手给你煎鱼吃！”

黄依依捧着花，跟着我高高兴兴地离开警卫连，一路上都有人在看她，看她手里的花，也看花一样的人。半路上，黄依依看见有人拿着碗筷在路上走，问我是不是下班了，可以去吃饭。我看她这样子怎么能去食堂，要她先把花拿回去，换套衣服再去。但是，黄依依回去放了花，换了衣服出现在食堂时，简直把大家的眼睛都烫了！怎么回事？原来她回去换了一套非常低领的毛衣，没有穿外套，里面的白衬衫上面两个纽扣都没有扣，露出很大一片白生生的肉，甚至还隐隐看得见乳沟，嘴唇也画得红鲜鲜的。本来我让她回去换衣服是想让她穿得朴素一点，谁想到她……打扮得像个女特务似的，往人堆里一站，一下子大家都傻眼了。众人的目光都往她身上泼，泼了她又泼我，那意思很明显就是：你带来的到底是个什么人！

黄依依笑答：“好，我等着，那鱼一定好吃，说不定还带着你的肉香哩！”气得老陈转身就走。散会后老陈来到我办公室，一进门就气呼呼地对我发牢骚，数落黄依依的不是。我替她开脱几句，老陈更不高兴，指责我，“不是我说你，你有时候过分信任迁就她，这样不好。比如这次，我就很纳闷，破译密码先找密钥，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嘛，而你居然还支持她。你把她当神仙看，结果会使你变成小丑！”

于是黄依依走到球桌前，嚣张地抹掉一边的车、马、炮，还让小张先走。战士们全都惊愕地看着她。但让战士们更为惊奇的是，她落子极快，灵巧的小手在棋盘上令人眼花缭乱地上下翻飞，几乎是不假思索，三下五除二就赢了小张。于是，就有人爬上树去，给黄依依摘了一大把玉兰花送给她。

我说：“怎么叫本末倒置？这是一种新路子。”

处长自然说行。

他说：“什么新路子，事实证明是死路一条。哼，我破译密码二十多年，还没听说先找密钥的做法。密钥是什么？是屋子大门的钥匙，就算给你钥匙，让你进了门，可我们要的东西都在保险柜里，你打不开保险柜，光进门顶什么用。相反，只要我能打开保险柜，没有钥匙，我可以爬窗进去……”

会议结束后，我打算带黄依依去演算室、分析室和破译室这些业务部门看看，算是熟悉熟悉情况吧。可她神情恹恹，不想去，而是要我陪她在院子里随便转转。我只得带着她四处转悠，也算带她认识一下环境吧。我发现，几乎每到一处，总有一些眼睛好奇地在打量着她和我，好像看见什么稀奇，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她兴致很好，一会儿看这，一会儿问那，看到好看的花要摘，见到好看的鸟要追。我们就这样从戒备森严的办公区转出来，转到外面生活区，最后走进了警卫处的小院。院子里有棵高大的白玉兰树，满树的白花正含苞欲放。黄依依一见树上的花和花蕾，竟兴奋得尖叫起来。树下有一张水泥乒乓球桌，一大堆战士正围着在下象棋，见了我们，都抬头朝黄依依傻看。警卫处的袁处长见黄依依喜欢玉兰花，就叫旁边一个战士上树去给她摘。那战士正准备爬树，黄依依却阻止他，看着球桌上的那盘残局，问他们这里谁的棋下得最好。众人都推小张，是连里的文书。黄依依对袁处长说：“我不要无功受禄，我跟你的象棋高手下一盘，如果他输，你派人上树给我摘花，行不行？如果我输了我只有自己上树喽。”

我摇摇头，默默地看着老陈。看来老陈确实是老了，他不知道，这些年随着西方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崛起，密码的研制和破译都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现代的密码，密钥和密码已经合二为一，浑然一体，就像新兴的合金技术把铝和铁完全合成为一种崭新的材料一样，你怎么能随便把它们分开呢？

会议开下来，我明显觉得老陈对黄依依有情绪，我觉得这是黄依依的问题，她初来乍到，不应该随便发话，尤其对老陈，更应该谦虚谨慎，他不但是领导，也是这里的破译高手。至少在黄依依来之前和走之后，老陈是这里破译上的绝对权威。但在黄依依的字典里，也许根本没有谦虚这个词。这就是她的问题。

也就在这天，在与老陈的谈话后，我突然萌生要去一趟苏联的念头。安德罗不给我回信，难道我就不能去苏联，亲自去找找他？

老陈冷冷地说：“我听从组织的安排。”

但701的人却似乎等不及了，我们到达的次日上午，罗院长就召集有关人员，在她办公室里跟我们开了个见面会。来的人中有副院长兼破译处长陈二湖，演算科蒋科长，分析科金科长等，总之都是各处室的业务骨干。说是见面会，其实是动员会，我们不仅当场宣誓、签名，开启了铁箱子里的秘密（里面装着一部斯金斯研制的商用密码机，三本斯金斯的数论专著，还有一只装着国民党三军连以上军官和地方各大安全、警务部门科以上官员花名册的黑色牛皮袋），还宣布成立特别行动小组，由我来当组长，同时抽调十名业务水平一流的演算员和五名分析师专门来配合这次行动。蒋科长和金科长主动请缨，要求加入特别行动小组，我自然热烈欢迎。我也邀请陈二湖加入，可他不想加入，我也不便强求。他大致向我介绍现在处里的几位破译骨干，建议我去与他们碰个头，熟悉一下，只要我看中谁他都会放给我。我说好的。黄依依却没大没小地跟他抬杠说：“那如果我们看中你呢？”

我的想法很快得到总部的支持，铁部长指示我：安排好家里的事后，快去快回！临行前一天，我决定找黄依依谈谈，我在树林里找到她，她正在给小松鼠喂饼干。自她知悉小雨的秘密后，她一直对我爱理不理的，见了我，装作没看见，径直往林子深处走。我只得喊住她。她站在一棵树下，等我走过去后，竟阴阳怪气地说：“是来做我思想工作的吧？怕我轻生，还是撂挑子不干？”不等我作答，她又说道，“你别担心，我没有你复杂的经历，没有大彻大悟，小彻小悟还是有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既不会轻生，对不起天地、父母，也不会撂挑子不干，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铁部长、罗院长和你安副院长。我今后会好好上班，你放心吧。”

我找来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成了我的一部分，她将来好，有我的一部分，她将来孬，也有我的一部分。出于我一贯的谨慎，加上对黄依依已有的出格之言行的忧虑，我回单位后，没有在首长面前过分显摆她的神奇性，包括她对破译光密的种种有利条件，比如当过冯·诺伊曼的助手，还在莫斯科待过等，只是笼统地说她是个数学家，生性开放，甚至有点野性子，应该是比较适宜搞破译工作。这是我的心计，开始不要让人产生过多过高的期望，保守一点，低调一点，这样等出成果时就更有一份意外，有出奇制胜的效果。

我突然对她说：“我明天要去莫斯科。”

她吃惊地望着我，问我是不是去找安德罗。我说是的。她表示了疑虑，“他连信都不给你回，怎么可能见你？”我说会的，只要我去，他一定会见我。她认为，我这么突然地去，估计我就是见了他，他也不一定会说什么，这种人很敏感的。我说我给这次去见他找了个不错的理由，是给小雨招魂。小雨的魂灵丢在那边，死不安生，需要找回来。这种事他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理由是成立的。我说我之所以来找你，就是想请教你，我见了导师后打探些什么为好。这好像问到她心里去了，她一下来了兴趣，说：“那好吧，我晚上给你写个东西。”我说晚上太迟，我明天一早就走，而且这种东西也不宜落成文字，最好是她现在想一想，告诉我。

尤物—魔女—漂亮—多情—智慧—放浪—哐当—哐当—火车越驶近701，我心里越发担心，我带回去的不是一个破译光密的数学家，而是一棵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害的大毒草！

她当即想了想，对我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最想知道安德罗对斯金斯造密技术的总体认识，除了出冷招、怪招之外，她有没有在难度上走近极限的本事。如果她没有这本事，以前我们说过的‘四条路’，我基本上可以排除一条，就是：光密不是‘超大值数字密码加中大值数字密码’产生的数学密码。弄清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如果光密真是这样一部密码，对我们破译很不利，这个演算量非常大，而我们的演算能力很普通，很没有竞争力。那样的话，再过一年两年都可能破不了。”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一件常人难以启齿的事，她竟可以如此轻松，这般堂皇，没有窘迫，没有顾虑，光明磊落，直截了当，如同一个平常的问候，一个正当要求一样，随便吞吐于唇齿间，这令我惊诧又惊诧。以前只是听说，现在算是亲身经历了，感觉有点晕眩和紧张，如临深渊。由此，我真切地感受到，她确实是个魔鬼附身的天使。是的，不论怎么说，她确有天使的一面，她有天生丽质的容貌，同时她的智识和身份、地位与其漂亮的容貌一样过人，一样耀眼。这种女人是尤物，亦梦亦幻，可遇不可求。然而，我又觉得她身上有一种妖精的气质，热艳，妖冶，痴迷，大胆，辛辣，放浪，自私，无忌，无法无天，无羞无耻，像个多情的魔女。

罢了，她问我打算去莫斯科待多久。我说我恨不得当天到，当天见到安德罗，当天得到信息，当天返回。

我理所当然拒绝了她。

她说：“你好像有点沉不住气了。”

“可我还是喜欢你，握一下我的手好吗？”

我说：“只要你沉得住气，我就沉得住气。”

“也许吧。”“你是个胆小鬼，枉有一副男子汉身材。”“也许吧。”

她说：“谢谢你的信任，明天我不送你了，祝你平安回来。”说罢，径自朝林子深处走去。

“你是不敢喜欢我。”

我看着她形单影只、孤寂落寞的身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怅然，伤感，仿佛再也见不到她似的。

“是。”

第二天，我带着警卫处袁处长赶到县城，坐上呼啸的列车，辗转去了莫斯科。这已是我第三次去莫斯科，然而，几乎每次去都有不幸的、意想不到的事发生。看来莫斯科确实是我的伤心之地，我下这么大决心走了这一趟，最后连安德罗的声音都没听到，更不要说见面。我每天穿梭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像个探子一样，四处打探安德罗的下落，而人们给我的消息都是似是而非。有人说他被克格勃软禁起来，也有人说他出逃去了法国，有人说他去世了……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安德罗似乎在一夜之间被西伯利亚的寒风刮走了，消失了……

“你不喜欢我吗？”

一个多月后，我丧魂落魄地回到了701。

“没有。”

我将从苏联带回来的纪念品一一分送给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后，黄依依和老陈就脚跟脚地跟着我，走进我的办公室，问我怎么样，这一趟去有什么收获。我摇头，说没有见到安德罗。我把有关安德罗失踪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黄依依听了，急了，紧盯着我问：“这么说你空手而归？”

“没有暗生欲念吗？”

我说这倒也不是，便拿出我在莫斯科收集到的一些斯金斯的生平资料，还有她到美国后和安德罗的部分通信—这是我在他一个学生手上不经意发现的，还有经过北京时，铁部长给我从公安部找来的一些最近国民党特务在大陆搞破坏活动的资料，一并交给他们，让他们交换着看看。最后我还向他们通报了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情况：斯金斯在上中学时曾经被几个白军强奸过！

“有点与众不同。”

老陈迷惑地说：“这对我们破译有什么用吗？”

“哦，那你见了我是什么感觉呢？第一印象。”

我说：“当然有用，这可以分析她的性格，人在少年受过的创伤对人影响极大，会渗透到她一生的任何事情当中去。由这件事再来分析她偷盗英格玛的行为，包括她拒绝斯大林宴会的事就不难理解。一个内心健康的人不会做出这种事，她心灵里有创伤，她的行为就会变态、乖戾。她身上所有的恶毒的智慧、魔鬼的招术，或许都跟她这次经历有关。”说着，我从资料中抽出一张斯金斯的照片给他们看。照片上，一个目光阴冷的、嘴里叼着烟的半老女人，把老陈和黄依依都吓了一跳。

“不可能，”我撒谎说，“我第一次见你是你来找我。”

老陈说：“这人，怎么这么凶神恶煞的啊？”

“我相信你也在看我。”她说。

黄依依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们问她什么感觉，她紧盯着斯金斯的照片说，“我看见的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黑洞，一个爬满了毒蛇和吸血蝙蝠的阴暗的黑洞！”她要我把照片送给她，我同意了。

接着她告诉我，她为什么来招待所找我，是因为那天下午她从操场走过时，不经意抬头看见我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虽然隔得有点远，但她还是被我英俊和凝重的样子深深吸引。

这时罗院长听说我回来，打来电话要我过去汇报情况，我们便结束谈话。晚上，罗院长给我洗尘，在招待所吃的饭。完了，我踏着夜色去办公室，看见黄依依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便过去看她，发现她正端坐在办公桌前，手上拿着斯金斯的相片，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说你在干吗，她说她在与斯金斯作“深刻的交流”。我说你得到了什么信息，她说很多。我想起专门从莫斯科给她带来的一个小礼物，请她去我办公室。是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套娃，她见了很喜欢，说：“这个刚好和我家里那个是配对的，一个公主，一个王子。”

“你！”

我说：“我正是看见你屋里有个‘王子’，才专门买这个回来给你配对的。”

“你喜欢谁？”

她夸奖一通“公主”的美丽后，突然抬头问我：“你干吗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喜欢的人并不喜欢我。”

我说：“这叫什么好，举手之劳，也是很便宜的。”

“为什么？”

她看看我，像是有些失落似的，自语道：“我搞不懂你，你这人……太深了。”

“可我感到很绝望。”

我很大方地说：“搞不懂我没关系，只要能搞懂光密就可以了。”我问她我下午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是斯金斯年轻时被白军强奸对她后来形成乖戾性格影响很大。她说当然，这足以说明斯金斯绝对是个变态的人。

“不。”

我说：“那么一个变态的人，她能不能让自己刻意地不变态呢？”

“是安慰我吗？”

她说：“应该不能，就是想改变也是狐狸藏不住尾巴的。比如我，也许可以一时装装矜持，但装得了一时装得了一世？现在大概这院里的人都在另眼看我吧，为什么？就是狐狸藏不住尾巴。其实你也一样，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会有的。”

我说：“你应该记得，当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选择斯金斯可能会以哪种方式制造光密时，我选择的是第一种方式，就是‘数字密码＋数字密码’产生的数学密码。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选择吗？因为我想，斯金斯，用你的话说她已经耍过流氓，调戏过破译界，那么当她再次研制密码时，我猜想她可能会拼足老命来研制一部高难度的密码，一方面是显示她的才华，另一方面也以此来证明，她当初耍流氓不是出于无能，而是有意为之，是她在有意戏弄密码界。”

“可我至今还没有家。”

她有些惊奇地望着我，要我继续往下说。

“对。”我说。

我说：“现在我们可以越发肯定她是一个变态的人，而对一个变态的人，刚才我们也说了，她不是想不变态就可以不变态的。这也就是说，即使她想研制一部常规的、超难度的光密，可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她的秉性不是可以随便回到常规中来，就算她有造一部常规的、深难密码的盖世才华，但是禀性难移啊。”

“最终解放全中国，”她接过我话头说，“让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了自己的国，自己的家。”

她试探地说：“你是说，光密不是两部数字密码相加产生的？”

我说：“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我们就是靠革命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我点头。

她说：“不叫腐化，叫浪漫，难道你从来没有浪漫过吗？”

她仰望着天花板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正常地说，光密只能走一条路，就是‘数字密码＋替代密码’。”

我说：“那不成了搞腐化？”

“为什么不会是‘数字密码＋移位密码’呢？”我问。

她说：“有家有室照样可以培养感情嘛。”

“因为老陈走的就是这条路，他已经走不下去了。”

老实说，几天来，我对她这种我行我素的谈话，包括行为方式已深有领教，不会再有唐突和惊乱。所以，我平静回敬道：“你以为我还是什么人，我儿女都成对啦。”

“那你现在走的是哪条路？”

黄依依说：“你这样生拉硬扯地把我调去你们单位，总不会是因为看上我，想弄我去跟你培养感情吧？”

“无路可走。”

不用说，这个电话不但免除了我可能有的担惊受怕的等待，而且还让我享尽旅途的舒适和安静。我以前坐过软卧包间，但都夹杂在生人中间，像这样，包间里无一外人，还是第一次。包间里只有我和黄依依，感觉像是从701切出来的一片空间，我们可以无忌讳地谈701的事情，如果要谈情，也是可以的，无需夹尾巴，躲躲闪闪。正是这种独特的条件，促使黄依依开始放肆地对我“吐露衷肠”。

“你不是说还剩一条路吗？”

半个小时后，站长又亲自把我们送上一辆特快列车的一间上等的软卧包厢。站长告诉我：这趟火车将专门为我们两个人在那个弹丸之地停靠半分钟。我受宠若惊，一下想到那个神秘的电话。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电话，包括至今也不知。但我直觉，并且有理由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很权威的电话，也许在中南海里面，也许在更秘密的地方。

“我是说正常的话……”

十分钟后，火车站站长出现在我面前。

我正认真地听着，她却突然停住不说，要我听外面。外面的走廊上，有人在来回地走动，脚步显出几分焦躁的味道。我笑了：“一定是老陈，他肯定有什么新进展急着想向我汇报。”黄依依说：“那你先叫他进来。”我说：“先听听你的想法。”

二、有人会马上安排我们走。

她清了清嗓子，往下讲：“想必你还没忘记，那次我给你四封密信，四封密信加起来其实又是一封密信，内容是四个字：我很爱你。”

一、原地不动待着；

我很不自在，“怎么又说到这上面去了？”

错失了它，正常情况下，我们只有改天再走。就是说，要再耽误一天。关键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还有安全问题，我的安全，和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的安全。我的安全是有一条线在为我负责，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负责的，但我知道他们一定在负责，有时在我身边，有时又离我远远的，有时候到处都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我的行踪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还没来，他们就知道我什么时候要来，我还没走，他们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将走。然后，我有理由相信，到这天的十一点钟，看我搭乘的火车哐当着驶离站台，他们可能都大功告成地回家，心里不再有我这个人。这样想着，我心里禁不住起鸡皮疙瘩。人心里一慌，不免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我私自找到火车站治安大队，亮出我的证件，要求他们替我接通某个电话。我不完全知道这是个什么电话，只知道万一我有事需要紧急处理，可以打这个电话。我在电话上只说几句话，还没把事情完全说清楚，电话那边的人就对我下达两条命令：

她说：“你害怕听这个是不？那我不说好了，反正还有人等着要跟你说话呢！”说罢起身要走。我赶忙拉住她，要她继续说下去。她不屑地看着我说：“你放心，我已经不会再跟你说什么儿女情长的事了，那都是老皇历，翻过去了。我现在请你琢磨一下这句话，有什么特点。我念一下，你听，就知道它的特点了。我很爱你—很爱你我—爱你我很—你我很爱，四个字，可以颠来倒去地读，但意思完全不变。”

那时候火车车次不像现在这么多，而且，我们701驻地仅仅是个偏僻的小县城，弹丸之地，在我们单位入驻之前，这里甚至还没设火车站，火车每天从它身边喧嚣而过，却从来不肯停下来。火车不是汽车，火车傲慢着呢，不是见人就停的。当然，也要看是什么人，对我们701人来说，火车向来是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停，没有铁路，铺过来，没有月台，造起来。就这样，这个弹丸之地，由于我们的到来，就有火车乖乖地停下来。但从首都北京过去的火车，每天只有一趟车次停靠，而且时间很短，只停三分钟。这趟火车的发车时间是中午十一点整。由于黄依依不愿意跟我走，走得有情绪，老是刁难我，一会儿要办这个事，一会儿又要见那个人，把时间耽误了，结果十一点钟的火车，十一点钟时我们才冲进站台。我还要说，火车不是汽车，可以叫得停。火车傻得很，任凭我叫着，依然傻乎乎地开着，不停下来。我几乎眼看着一节一节装满黑压压人头的车厢，从我跟前缓缓驶过，然后驶出站台，把我气得恨不得把铁轨掀了！

我惊奇地望着她，眼前突然出现一些飞快扭曲变幻的光束，仿佛看见了一个奇异诡谲的世界。

应该说，我们去701的路上还是很顺利的，不顺利的是在赶火车时遇到了麻烦。

“这就是我最早猜想中的光密，”黄依依接着说，“它不是常见的，也不是深难的，但它机巧、刁蛮、吊诡、有趣、智慧，像一个好玩的魔术。魔术没有难度，但它和密码一样叫人迷惑。斯金斯很可能就是想造一部魔术密码，来调戏密码界。”

这是我年轻时的照片，你看这一张，很清楚的。年轻时我就这个样，还是比较英俊的吧。有人说我鼻子长得很好，鼻梁坚挺，鼻翼收紧，是个可信赖的男人；有人说我嘴巴长得很好，嘴唇厚实，棱角分明，是个沉得住气的男人；有人说我额头长得很好，方正，印堂发亮，是个有出息的男人。再看这一张，我高大着呢，有人说我这身子板是个真正男子汉的身板。人们说，女人都喜欢我这样的男人，沉默、稳重、坚韧、英俊、有前途、有魄力。但说真的，年轻时没有哪个女人喜欢过我，我谈对象谈得很困难，谈了三个都不成功，最后还是组织出面解决的。我给你说这些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虽然在别人看来我很有男人气质，可我见到黄依依时，已经是四十好几的人，而且是有妇之夫，有子之父，女人对我已经没有秘密。也就是说，尽管黄依依像朵花一样在我身边开放，并且古怪灵精地说了一些魅惑人心的话，但我始终没有激动，也没有慌乱，只是一笑置之。

我说：“像斯金斯这种有着怪异天才的人就喜欢玩这种游戏。”

先别急着叫我说，先还是来看看这几张照片吧。

她说：“对，这也是我作此猜想的原因。”

我不觉兴奋起来，搓着手说：“有意思，真有意思。”

可我不行了，我累了，明天再说吧……

但黄依依却显得有些信心不足，说：“对密钥机猜想的失败，让我很遗憾，由此我也怀疑自己的猜想是不是正确，然后我做出新的猜想是：‘数字密码＋数字密码’。因为我想，像斯金斯这种盛名之下的人，数学能力又那么强，如果要造一部常规的密码，她一定会走这条路的，可以显示她的数学才能和水平。但是老实说，我这样尝试着往前走了这么长时间，毫无感觉，也许是该结束了。你不是也认为，斯金斯不可能这样来设计光密吗？”

小伙子，你觉得我说的行吗？

我点头。

她又说：“我真的有种预感，斯金斯极可能会独树一帜，把原始密码的加密技术运用到光密中去，虽然我失败了，但这种预感还是没有彻底消失。”她长长地叹口气说，“也许我还是要走回头路啊。”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黄依依出发了。同时带走的还有铁部长交给我的一个箱子：一只很大很沉的铁箱子，一根红线露在那箱子外面。里面装的什么，铁部长没说，可我一看那伸在箱外的燃烧弹导火索（红线），就明白它的保密等级很高，属于绝密类，肯定与我们这次破译光密有关，丝毫不能出差错。换句话说，我在路上要是遇到意外，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是拉燃导火索，让它里面的秘密顷刻之间化为灰烬……

那天，我们就这样越谈越兴奋，越谈越投机，不知不觉间谈了几个小时，双方都把自己心里的设想或某种一闪即逝的念头毫无保留地向对方和盘托出，畅快得很哪！可在我与黄依依畅谈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老陈的脚步声在外面走廊上来来回回地响了好几次，显得焦躁而又固执。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老陈这焦躁的脚步声的意味，等我明白过来，一切都晚了。

我咧着嘴笑，“她真要是帮我们破了光密，别说带走一个人，就是带走一座山也行！”

铁部长很奇怪地盯我一眼，说：“这是人家的隐私，我怎么知道。”

那天晚上黄依依走后，我又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处理了因为我去苏联积压的一些文件和信件，才独自一人慢慢地走回家。我刚走进家属院，就碰见老陈，好像专门在守等我似的。我当时以为老陈要跟我谈的无非是他在破译光密上的新想法，就说我有点累，有什么我们明天再谈吧。老陈怔了怔，没说话。我们一起默然往前走，我远远看见黄依依亮着灯光的窗户，不觉地对老陈感叹道：“今天我看她八点钟都还在办公室，你看，现在都这么迟了，她也没睡，可能还在工作呢。”

我问：“谁？”

哪想老陈鼻孔里哼一声，一脸不屑地说：“可能是在等大家都睡了，她好出门。”

铁部长说：“破了光密就要离开，还要带走一个人。”

我说：“出门？她要去哪里？”

我说：“什么条件？”

他说：“去培训中心。”

铁部长见我乐得那般傻样，侧身过来，在我耳边小声说：“人家可是提了条件的。”

我说：“她去培训中心干吗？”

半小时后，门打开，铁部长兴冲冲走出来，拍着我肩头说：“好啦，她已经是你的人啦，明天就带她走吧。”我愣在那，不知道铁部长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让她已变成我的人。我感到不可思议，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像血液一样，从心脏流到心脏，流遍全身。

他说：“你不知道吗？”

我想也是，就带她去跟铁部长见了面。两人关在屋里谈的时候，我在外面走廊上忐忑不安地等着。我了解铁部长，办事雷厉风行，说话掷地有声，很有权威的，但我心中依然没有把握。铁部长那一套对我们这些人有用，可对黄依依有用吗？她像一匹小疯马，在草原上放任自由惯了，想撒野就撒野，还从来没有上过套子呢！我不知道铁部长能不能像胡上校说的那样，在心理上压倒她。我在外面紧张得心里咚咚直跳。

我问什么事，他说跟培训中心王主任的事。我问他俩有什么事，他欲言又止。

上校说：“她能有什么事是你们办不了的？再说，这本身是一种策略，在心理上先压倒她，让她明白你们的决心，也知道你们的权力。”

我说：“什么事，老陈，你说啊。”

我说：“万一她要胡搅蛮缠，提些我们根本满足不了的条件怎么办？”

他说：“没人跟你说？”

说什么好呢？上校说：“先发制人，来，必须来，这是个先决条件，没什么好谈。可以谈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在来的前提下，让她谈她的条件，这样显得尊重她，又显现出你们的权威。”

我说：“有人说我还问你？”

同时，上校私下又教我让铁部长怎么跟她说，“到时铁部长见了她，不要跟她做什么思想工作，讲什么大道理，对她说这些意思不大。”

他说：“那你还是去问别人吧，我不便说。”

这一招还真灵，她同意跟我走。

我一下火了，“我现在在问你，你不说谁说！”

她死心塌地，坚决不从，死活也不肯跟我走。最后胡上校想出一计，劝她，也是骗她，“他不过是个小领导，跟他闹没用，我建议你先跟他走，等见了大领导后再表明你的态度，那才有用。”

他只好说：“还能有什么事，好着呢。”顿了顿，又说，“听人说，她现在晚上经常往中心去，到天亮才回来。”

沉默一会儿，我开始做她工作，我说：“小黄同志，你自己说过，我也知道，你是爱国知识分子，如果国家的安全需要你，我想你总不会拒绝吧，而你将要去从事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安全，很神圣的。我希望你不要有抵触情绪，调整一下心情，跟我走。”

从破译局到培训中心，要翻两座山岭，走公路得有七八里，抄小路也有四五里路，得走上一个多小时。按规定，破译局的人可以出入培训中心，而培训中心的人不能出入破译局。就是说，如果他们俩真要干个什么，也只有黄依依去找他。但我还是有点不信，一个王主任是有妇之夫，谅他也不敢；二个黄依依这么年轻漂亮，怎么会看上他？

“我不同意。”

口说无凭，猜想也作不了数，要获得真相，最好办法是把王主任喊来问一问。

“我恳求你。”

王主任虽然只是处级干部，可也是一方诸侯，我虽然挂着副院长的名，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诸侯而已，机关的事情管不了。所以，要问审王主任，还必须请罗院长出面。罗院长一听我汇报，比我还吃惊，当即打电话把王主任叫到办公室。没想到，这狗日的王主任一听首长问这事，连狡辩都不狡辩一下，就一五一十的都招了！

“没有这种可能。”

原来，两人真的好上了，就在我去苏联期间！这狗日的王主任真是狗胆包天啊，居然敢玩女人！还不是一般的女人哪，是我们当宝贝挖来的，要给组织上干大事情的。罗院长简直火冒三丈，根本不同情他这个那个的讨饶，当天召集院领导开会，研究怎么处理他。会上罗院长说，她已经向总部领导汇报这个情况，总部领导要求我们先拿出个处理意见，然后报上去批。她的态度是要严肃处理，从严从快，不听解释，不留情面。“真是无法无天啊，一个有家有室的人，一个已经有近二十年党龄的行政主管，竟然腐化堕落到这种程度，真是岂有此理！”罗院长愤怒地说。

“我要不走呢？”

负责行管工作的钟副院长问政治部主任，以前像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罗院长说：“不要管以前，他的性质特别严重，不是一般的偷鸡摸狗，他偷的是我们当宝贝挖来的、要给组织上干大事情的专家同志，这个性质相当严重，弄不好就会直接影响我们整个行动的如期实施。”

胡上校劝她坐下后，我对她说：“看来你对我们确实还不了解，那么你想不想了解我们呢？我想，反正我已决定要你，我可以跟你说实话，我是特别单位701研究院的副院长，我现在手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是我看中的人，谁都不能拒绝，只能跟我走。”

钟副院长说：“那就‘三开’，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回家去。”

她盯着我好一会儿，突然咬牙切齿地责问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讨厌你！”

老陈说：“‘三开’重了，还是给人家留条后路吧。”

胡上校说：“你们领导也要听他的。”

罗院长问什么后路，老陈说还是保留个公职吧。起初罗院长不同意，但最后还是作了让步，保留他公职，送去后山灵山农场养猪，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但我又建议，处理王主任的同时，不要把黄研究员扯进去。老陈立刻附和，说：“对，黄研究员的名誉必须保护，否则会影响她的工作。”

我拦住她，问她去哪里，她说：“我去找领导，我不走！”

罗院长也同意，让政治部主任好好在文字上做做文章，马上拟个文，报给总部，争取尽快下文件，让那个姓王的滚蛋，去农场。

她呼地冲到我面前，威胁我，“那不是听你的！”说着要走。

处分意见很快就批下来，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到各处室。文件的用语很模糊，只说姓王的“道德品质恶劣，影响极坏”，其他的一概没提。

我说：“现在已经不行了。”

可黄依依却不领情，下达文件的当天上午就闯进我办公室，责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处理王主任。我正不知怎样来发泄对她的火和气，不想她自己找上门来，还神气活现的，一下激起我火爆脾气，我大声呵斥她：“你还有脸来见我！”

她又冲动起来，大声叫道：“可我不想！我不会跟你走的！”

她说：“我怎么了？”

我说：“我了解你，我相信你去我们单位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

我骂：“你自己心里知道！”

胡上校劝她有话好好说，不要冲动。她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静静地说：“不，我不会跟你们走的，你们不了解我，我是个……坏人……”

她说：“我不知道！”声音有点要跟我一比高低似的，“文件上没说明你们为什么要处理他，只是说他‘道德品质恶劣，影响极坏’，这是指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是指我跟他的事情，那我告诉你，这跟他无关，是我要跟他好的，你们要处理就处理我，别处理他。”

“不。”她提高声音，“你需要我，可我不需要你们！”

我说：“你以为我们就听你的？”

“不是玩笑，”我说，“是真的，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她说：“不是听我，而是听事实，你处理人总要根据事实吧，事实就是这样。”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她笑吟吟地问我。

我说：“事实是我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你招来，不是要你来给我们惹是生非，而是希望你来挑起重担，建功立业！”

就这样，我告诉黄依依：“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已经被我录取，我们马上将给你办理调动手续。”

她撇着嘴说：“我早跟你说过，我是个坏人……”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要她！

我骂她：“你是呆子是不是？！他是有妇之夫，你跟他搅有什么好处？”

总之，她就是黄茜。

她冷笑：“什么好处？就是有男人的好处呗。”

后来我知道，她跟摄影师分手后很痛苦，一度想自杀，为此组织上安排她去苏联当了一年访问学者，有点出去散散心的意思。也许是为了跟过去告别吧，她去苏联时改了名。也是为了跟过去告别，访问结束后她没有再回哈军大，而是到了北京，这儿。

我说：“男人多的是，你就不能好好找一个？”

话说回来，上午我跟胡上校通过电话，希望他过来帮我看看谢、吴两人的答题情况，以便我最后确认录取谁（那时我还没考虑黄）。正好，这会儿他来了。进了门，胡上校对黄依依左看右看一番，一个箭步上去，紧紧握住黄依依的手，惊喜地叫起来：“黄茜！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胡海波！”转而兴奋地对我说，“嗳，她就是我叫你们找的人，黄茜！”

她反问我：“难道我没有找吗？我找了你你要我吗？”

我又生气，又暗喜。生气是觉得她这人太玩世不恭，喜的是，我想既然这样，说明我看到的是真实的—起码不会是有人帮她答题。她本是无心，我也本是无意，无心无意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往往真实，经得起检验。

我气得无话，叫她滚蛋。

她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我来应试是真想去你们单位？你们是什么单位我都不了解，怎么可能呢？”笑完了，正了正神色又说，“说真的，我来应试是想来见识见识你，这几天同事们都在说你这个那个的，我很好奇，就来了。”

她低下头去，“这是我自己的事，但是……这是事实，我……不会不认的……”

“那你干吗还来应试？”我有点生气，责问她。

我说：“你也否认不了！”

“生性自由，生活浪漫，最害怕受纪律约束，最喜欢无拘无束。”

她脸上很难看，但还是低声说：“我觉得你们……不能这样处理他。”

“你是什么人？”

我问：“为什么？”

“那哪是我这种人待的地方？”

她说：“太过分了。”

“为什么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

我冷笑一下，“哦？你还想给他说情，看来你是爱他爱昏了头！”

“不愿意。保密单位就更不愿意了。”

她沉默许久，说：“我知道，现在我说什么都没用，你不会信的。但是，在天，请你把我当一回朋友好吗？我求你了，不要处理他。”

“是的，你愿意去吗？”

我冷笑：“好让你们继续相爱？”

“知道一点，好像是保密单位的，是吗？”

她说：“不，如果为了这个我求你不是很滑稽吗？”

“那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我说：“你不觉得你现在就很滑稽吗？”

“因为那不是人干的，是魔鬼的职业！”

她说：“我想求得自己的心安，不滑稽。我知道你们在文件上所以含糊其词，是为了保护我，可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不安，我成了个有事不敢当、苟且偷安的人，这我受不了。”

“为什么？”

我断然说：“受不了也得受，他必须处理。”

“不愿意。”

“可是……”

“愿意再去从事这种工作吗？”

“没有可是，这事你不用再说，你可以走了。”

“接触过。”

她赖着不走，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突然冷不丁地叫道：“安在天，我恨你！”

“第一个问题，你以前有没有接触过破译密码的工作？”

我说：“我知道，因为你希望我救你的心上人，可我不愿意。我愿意去救一条狗也不会救这个人，他猪狗不如！”

她说：“这没问题，你说吧，什么问题。”

她久久地看着我，忽然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指着我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连自己喜欢的人都不敢面对……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你是罪魁祸首，现在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我恨你，安在天，我恨你！”

我说：“不难，但你必须说真话。”

我霍地站起来，对她厉声喝道：“你够了没有！”

她作出发嗲的样子，说：“别太难的。”

她吓得哆嗦起来。我和缓了语气，对她说：“你走吧。”

我也是一本正经地说：“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她走两步又停下来，抹着泪问我：“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笑完，她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刚才不是说在找我嘛，什么事？”

“你还想去看他？”

说着，自顾自哈哈大笑起来，笑得身子都勾起了。在她勾下身子时，我无意中又看见她胸脯，满满的，像要从衣服里膨胀出来，诱人得很。我想，看来书记说的没错，我带她走合适吗？这念头刚闪现，又被我掐掉。我想，这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去哪里找像她这样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

“他这样不明不白地走，会恨死我的。”

“就这意思，博士也是人，到了晚上，照样要寻欢作乐。”

“你还希望他爱你？”

“什么意思？”

她脸色苍白，苦笑道：“哼，爱……爱在哪里……爱都成了恨……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他这样走会以为是我……出卖了他。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

“白天博士，晚上不是。”

我没好气地说：“他在他该去的地方！”说完就转过身去，再也不和她说话。她愣愣地站在那里，恨恨地剜我一眼，含着满眼的泪水，走了。

“怎么看？”

黄依依刚走，小费拿着一封信走进来，说是王主任被押送到后山农场时，交给保卫处袁处长的，要袁处长转交给我。我一听是他的信，心里不由一阵刺痛，赶紧挥挥手让小费出去，拆开信看。你猜这杂种在信里说什么来着？他这样写道：

她又阻止我：“说过的，不准叫我博士，什么博士，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博士的？”

安在天，我知道你恨我，因为我碰了你的女人。但是你知道吗？我更恨你，因为我只是那女人替代你的一个玩物。我因为爱了一个不该爱的女人付出了代价，而你，我相信最终将因为没有爱一个你应该爱的女人而付出代价！

我说：“不愧是博士。”

我气得咬牙切齿，看完信，把它撕得粉碎，扔进纸篓。

她说：“错不了的。”

我原以为王主任的事到此结束，该说的话我都说了，而且说得很绝，再怎么着她黄依依也不好意思再来找我给他求情。可我没想到的是，她还不死心，竟然拿出杀手锏，用撂挑子来要挟我！

我说：“那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

这天晚上我刚回到家，她就来敲门，并在外面严正声明：“开门，安在天，我不是来跟你谈情说爱的！我来跟你谈正事。”我开门让她进来。她进来后竟目不斜视，径直去沙发上坐下。我看她一副刚哭过的样子，情绪似乎很激烈，随时都要爆发的样子，便尽量显得随和地说：“我给你倒杯水吧。”

她说：“你别这么喊，现在我是你的学生，在被你考试呢。”

她冷冷地说：“不要。你坐吧，我要跟你说几件事，说了就走。”

原来，她嘴上说是“免了”，其实回去后又做了。我当场看她解答的程序和结果，完全正确，心里一下子生出满满的喜悦，嘴上怪怪地喊她一声“黄博士”。

我坐了，听她说。第一件事，她说不管她做错什么，都请我能够原谅她；第二件事她说，她希望我们重新从轻处理老王，不要处理得这么狠，别把他送去农场。她解释道：“我所以有这样的要求，不是因为爱他，而是我觉得你们这样处理人不公平，等于是他在为我受过，这我受不了。我不想欠任何人的情，更不想做一个叫人看来无情无义的人。”

她递上来一页纸，说：“给你交卷啊。”

我说：“这不可能，已经处理，文件都下发了。”

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她说：“断头台上的死刑犯都可以改判。”

她说：“我都来第二次了。”

我说：“除了你，现在没人想同情他，包括我。”

我说：“我正找你呢。”

她盯着我看一会儿，突然放低声音说：“如果你还希望我来破译光密，我就希望你们尊重我的意见，给他一个机会。”

从书记那里回来，刚进房间，我就听见有人敲门。开门看，门口又立着黄依依，她脱掉了外套，藏青色的紧身毛衣让她身体的曲线毕露，胸前鼓鼓囊囊的，像长着两个小脑袋。我的目光无意地碰了一下她的胸前，便触电似的躲开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听你的，你就不破了？”

她说：“我破不了。”

但其实，我心里已作决定：只要没其他问题，我要的就是她！

我气得一下站起来，指着她鼻子声厉色严地骂道：“黄依依，你别跟我玩文字游戏，现在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处理老王就是因为跟你的事。之所以不处理你，是考虑到你在破译光密，如果你因此不想破了，那好，我明天给铁部长打一个电话，让总部再一模一样地签发一份文件，只要把名字改一下，改成黄依依，然后你就跟他一道去后山养猪吧。”我越说越气愤，气得把文件揉成一团，朝她脸上丢过去，“你是什么人，来了这么长时间屁事还没有干出来就想耍大爷脾气，这种人我没见过，也不想见，你滚！”

我安慰他说：“我要看过档案才能决定。”

她不走，也不跟我认错，只是沉默地坐着。我去外面转一圈回来，她还是没走，老地方坐着，甚至连姿势都没变一下。我心里的气还没消，见了人，嘴里又是骂腔骂调的，“喊你走不走，是想跟我闹静坐？还要绝食吗？”

书记绝望了：“你真要她？”

她突然流出两行泪，但说话的声音依然没有一点哭腔，还是字正腔圆的。她说：“确实是我的错，是我……主动的，你跟组织上说一说，不要处理他好不好，我求你啦。”

书记哪里知道，他把黄依依说得越邪乎，却是越发坚定了我要黄依依的决心。因为我明白，在密码这个充满奸诈、阴险、邪恶、惨无人道的世界里，一个桀骜不驯、带点邪气和野性的人或许要更容易生存。我还想，虽然701人的思想没这边开放，但只要她能破译光复一号密码，有什么不能容忍？所以，王书记说得苦口婆心，我却是依然贼心不死，要求把她的档案调给我看。

看着她缓缓滑下的两行泪，我的气开始消退，低声问她：“你真想救他？”

书记说：“结婚？她这样子谁愿意跟她结婚？她自己都跟我说过，现在她对婚姻已经不抱希望，因为没人真正想娶她，那些人都跟她逢场作戏而已。所以，她也索性自暴自弃，更加放任自由。说实在的，我们这儿毕竟是个学术单位，人的思想相对要开放一点，很多人也是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所以多少还能迁就她，要在其他单位，她还能有今天？早就当毒草铲除掉了。你说这样的人你能要？我劝你还是别要她好，关键是没这必要，我可以负责地说，谢兴国和吴谷平两位同志专业上不比她差，她能干的事他们都干得了。这几个人的思想和生活作风都没问题，去了会踏踏实实给你干事，她去了，说不定事还没干出来，尾巴就露出来了。尾巴一露出来，你们这种单位能不处理她？到那时，她想干事都没机会，这不是害人害己，何必呢？”

她认真地点点头：“他确实是无辜的。”

我又问：“那个男人呢，她离婚后，没跟她结婚？”

我说：“现在说无辜已经没有用，说救他还有办法。”

书记说：“有以前的，也有现在的。据说她在美国就有过婚姻，丈夫是个化学家，老家是福建的，回国前两人离了。回来后不久，她跟长春电影厂的一个摄影师好上了，婚后不久又离了，就因为她在外面有男人。”

她一下来劲地问：“什么办法？”

我问：“这是以前还是现在的事？”

我跟她卖关子，“就看你的。”

书记说：“你以为她没结过婚？结过两次呢，都离了。”

她很聪明，马上破了我的关子，“看我能不能破译光密？”

我说：“也许结婚就好了。”

我说：“对，只要你能在短时间内破掉光密，你就是盖世英雄，然后你想把他怎么样都行，这我可以承诺。”

书记说：“哪个男的能接受她？”

她问：“这个短时间是指多少时间？”

我问道：“她有家吗？”

我说：“尽快吧。”

书记说：“应该是不可能，可到她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瞒你说，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我倒希望听到她否认甚至是狡辩也好，可就是听不到啊，听不到。”叹一口气，接着说，“说真的，影响很坏啊，反应很大啊，现在所里开领导会，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要处分她，开除她。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否则早有人把她轰走了。这个黄依依啊，黄依依，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她回到中国后还在唱西方那边的歌，这怎么行嘛，完全不同的伦理嘛，能这样乱来吗？”

她说：“一年行吗？”

我说：“怎么有这么多人？不可能吧。”

我说：“行。”

他说：“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说着，从抽屉里翻出几封信件让我看。我大致翻一下，发现都是告状信，有匿名的，也有落名的，说的都是一个内容：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有的还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一边看着，一边问书记这些是什么人。书记说，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所里的，有的是外边的。

她听了，决然地对我说：“好，请你记住你说的，你给了我一年时间！”

我说：“没有调查，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说完，扬长而去。

书记说：“那还用调查，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脑海里一下浮现黄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笑声，嘴上却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调查过吗？是谁勾引谁？”

安德罗常说，冲动是魔鬼，容易冲动的人往往容易轻听轻信。我天性里是个容易冲动的人，虽然平时装得很沉着。那天听着黄依依丢下的话，看着她扬长而去的背影，我心里就有种冲动，心想如果这样把她逼一逼，让她全身心地投入到破译光密中去，遥远的运气也许就会降临到她头上。我说过，搞破译的人也是都知道的，破译密码，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的精神外，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运气是神秘的东西，但对黄依依来说，也许就在她的勤奋中，她的天资肯定是过人的，她的技术、她在数学上的才能肯定也是无人能比。这种人只要一门心思扎到光密中去，肯定要比谁都扎得深，扎得远。运气其实就在最深远处。对扎不到深远处的人来说，运气天马行空地游荡在一片眩目的黑暗中，想抓住它当然需要靠运气，需要老辈子的坟地冒出缕缕的青烟。但对可以扎到深远处的人来说，运气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在你身边游荡着，飞舞着，你不去抓它，说不定它还会自己撞上你。我们经常说，运气来了推不开，躲不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光密是很高级，但黄依依也非等闲之辈，她曾经是冯·诺伊曼的助手，是掌握世界顶尖级数学奥秘的人。

他说：“你去问黄同志是最清楚的，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这一些，别人不知道，但我知道。

我问：“我看见她在哭，她为什么哭？”

这也是我之所以在老陈等人对黄依依破译光密不敢奢望的情况下，依然对她寄予如此厚望的资本。应该说，是秘密的资本，因为我从没有把她的这些诱人之处告诉组织上。我说过，这是我的心计。不用说，我比701任何人都希望她破译光密。我甚至想，只要她适时破译光密，下一步不管是我还是她都会有好的前程。因为老陈和罗院长都已经到该退休的年纪。这种情况下，如果黄依依能顺利破译光密，她是毫无疑问的破译处长，我也可能问鼎罗院长的位置。

他说：“是的，就是她。”

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命运。

我说：“我在楼梯上碰见了，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白色毛线衣？”

我的命运并不完全在我手上，而是在黄依依手上呢。

书记说：“其实你要早来几分钟，就会看到她的问题，黄依依同志的问题。就在你进门之前一分钟，一个女同志刚从我这里哭着走了。”

然而，从老陈和小查那边传来的有关黄依依的消息实在令我悲观……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正在食堂吃饭，小查突然急匆匆地跑来对我说，有人看见黄研究员今天大清早出走了，穿着长衣长裤和胶鞋，戴着草帽，背着一只军用挎包和水壶，一副要远行的样子。她会去哪里呢？我不敢多想，急忙带上小查去大门口问哨兵。哨兵说他们今天没有看见黄研究员出门，我们又慌忙往后门赶去，结果后门的哨兵说，他看见黄依依大约一个小时前从这后门出去了。小查问她去哪里，哨兵说不知道。我问哨兵她是从哪边走的，哨兵往一条山路指了指，说，往那边，那条山路。

我没有答话，等着他往下说。

我抬头望望那条崎岖曲折的山路，不觉倒吸一口凉气。我想，我当时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这条山路是去后山灵山农场的。所以，我不用想也明白黄依依是去哪里了，干什么去了。我望着那条蜿蜒隐没在山野林间的小路，突然有一种被毁灭的感觉。

书记看我态度有些硬，笑了笑说：“我可以跟你说，但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说，“就像你的事，仅限我知道一样。”

这天我的心情坏到极点，整整一天我几乎什么事也没做，也无法做，就那么坐在屋子里发呆。后来待不住，又到山上去转悠。转着转着，我就看见疯子江南，他手上抱着一只受伤的灰鸽子，望着天空念念有词：“你好啊，我知道你是给我送密码来了……他们都说我疯了，破不了密码了……嘿，他们哪里知道，我现在每天都在帮他们破译密码，我白天破一部，晚上破一部……嘿嘿嘿，我是破译天才，现在那些造密专家听了我江南的名字，都闻风丧胆啊……”

我问有什么问题，书记说这是她本人的隐私，不便说。我说，在我们701面前，没有任何隐私。确实，跟我们谈什么隐私是不聪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最大的隐私。再说，对我们谁还有什么是隐私？个人？还是国家？我们为探寻他人隐私而活，我们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隐私。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们要平淡这种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隐私这个词从我们面前消失掉。抠掉。像抠掉一粒恶心的粉刺一样抠掉。

我默默地听着，不觉想起黄依依，鼻子一阵阵地发酸。

书记接着说：“老实讲，当时你没说要她，所以我都是拣了些好话来说。但如果你想要她，我可以说，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合适，绝对不合适。”看我不语，他又说，“当然，她有她的优点，人聪明，见识广，业务能力强，专业上有建树，工作上可以独当一面。但……有些话我不好说，不过你相信我，她这人有问题，不合适。”

直到黄昏的时候，黄依依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我躲在树丛后面看着她，见她那般劳顿奔波、形容憔悴的样子，我的忍耐之弦也随之崩断，我发疯似的踩踏起旁边的灌木，直到把它们都踩倒在地才恨恨地回去。可回了家，我怎么也坐不住，我感到胸腔里塞满块块垒垒的东西，好像要爆炸似的。于是我忍不住地去找黄依依。她开门见是我，啊呀一声，说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哪里不舒服。我说我心里不舒服。她哧地一声，嬉笑我，“心里不舒服来找我，找错人了吧？唉，不过，你孤家寡男一个又去找谁呢，找我就找我吧，反正我也是孤家寡女，半斤八两，一回事。”

我摇摇头。

我嘲讽道：“你怎么会是孤家寡女呢？”

“黄依依？你怎么想要她？你……”书记沉吟着，脸上堆满了惊疑和不屑，而不是原先的谨慎和不安，“你不会被我说她的一些好话迷惑了吧？”

她说：“你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

书记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上楼的时候，在楼梯上，恰好和一个女同志劈面相逢。我为什么记得她，是因为我们擦肩而过时，我看到她在掩面而泣，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捂着胸口，头低低垂着，是一种很悲伤、很无奈的样子。后来，从书记那里又知道，我看到的女人正是刚从他办公室里走，所以他的情绪不是太好，见了我不像前几次那么客气。他问我有什么事，我直截了当说：我想看看黄依依的档案。

我说：“因为受了气，满肚子的恶气没地方出。”

下午，我去找书记。

她惊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啦？我哪里招你惹你啦？”

事情到这个地步，其实我心里已经很明白，我要的人不是他们，而是黄依依！因为在密码界，谁都知道，密码是反科学，反人性的。反科学也是科学，所以研制和破译密码都需要智慧、知识、技术、经验、天才。但同时更需要一颗“恶毒的心”—不管是研制还是破译密码，因为它是反人性的。密码，说到底，玩的是欺骗，是躲藏，是暗算。兵不厌诈，密码是兵器，是兵器中的暗器，是人间最大的诈。在这个充满奸诈、阴险、邪恶、惨无人性的世界里，一个桀骜不驯、带点儿邪气和野性的人，或许要更容易生存下来……想到这里，我抓起电话，通知书记同志，下午我要见他。

我黑着脸问她今天去了哪里。她一怔，说：“今天是星期天，你管这么多干吗？我就去山上走走不行吗？”我说：“当然可以，问题是你不是随便走走，你是专门去会人。”她硬着脖子说：“会谁？山上有个鬼，我会鬼去！”

应该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们不过是证实了我的感觉。这感觉不寻常啊。这感觉刺激我啊。我分明感觉到，两位闪闪烁烁的说法和各种举证，非但不能平息我对黄的好奇心，反而如火上浇油，更添了黄在我心目中挤拥的感觉。而当我将他们与黄依依放在一起看时，我感到，后者身上明显要多一些邪气和野性，感觉他们是家养的，黄依依是野生的。是的，我真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强烈，强烈得我要一吐为快。

我冷笑道：“我看他就是个鬼，否则怎么会把你迷成这样。简直不可思议，那么远，起早摸黑，翻山越岭五六个小时，还冒着被毒蛇咬的危险，就是为了去看一个品质极其恶劣的腐化堕落分子！”

脚步声其实不是书记的，而是食堂炊事员，他来叫我下楼去吃饭。吃完午饭，我约见了谢兴国和吴谷平。我已经看了他们的档案，想跟他们聊一聊。然而，我自己都奇怪，我与他们聊的几乎都是黄依依，好像我心里装满了她，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以想见，黄依依已经以她的“放任自由的方式”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和好奇，我与他们谈论她，事实上是在向他们打探她的真实。而两位对黄的评价，给我一个印象就是：我看到的黄依依是真实的，在真实的基础上又是不全面的，不充分的。他们眼中的黄比我看到的要更天才、更乖张、更无耻、更邪乎、更诡秘……用她前相好谢兴国的话说：她身上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她愣了一下，说：“你消息很灵通嘛，我这人做事一向敢做敢当，是的，我就是去看他了，怎么啦？不行吗？他又不是犯人，犯人还可以探监呢。”

她笑笑说：“免了吧。”说着，走了。

我说：“探监也轮不到你去！”

我提醒她：“那你还想不想应试呢？”

她说：“可是我愿意去，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朝我这边走来。黄依依听到脚步声，说：“一定是我们书记同志来请你去吃饭了，我告辞了，反正你也不会请我吃午饭。”

我说：“那么请问，你把自己当什么了？一个著名数学家、一个受党和国家领导亲切关怀的知识女性，居然跟一个搞腐化的人搅在一起，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荒唐！”

她哈哈大笑道：“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矣，太小视我！说实话，我希望他走，免得……嗯，跟你直说了吧，我们曾经好过，但现在不好了，就是这样的。你应该想得到，一对好过的人不好之后会怎么样，即使不反目成仇，总是有些解不开的疙瘩，谁愿意跟谁每天搅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要喜欢他，就让他跟你走吧。如果你请他是去做你或者谁的副手，那就更好，他是最好不过的搭档，做事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过如果你想让他一个人去开天辟地就难为他了，他真的没这本领。”

她说：“荒唐的事多着呢，你身边的事比我荒唐！”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就是小雨，人活着却设着灵堂。可这是革命需要啊，我这么说后，她说：“我也是革命工作需要，我的身体需要有人爱，思想才会有灵感。”

我说：“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么说的结果有可能影响我录用他。不过，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你的目的，因为你的课题研究需要他，所以怕我把他挖走。”

我说：“这不是爱，这是害！”

她说：“你没听到我夸他吗？我说的都是实话！”

她白我一眼，“我曾经对你的爱才是害，害得我好苦。”

我有些反感她这种做派，冷冷地对她说：“我对你们的其他合作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说他坏话。”

我沉默一会儿，郑重地说：“黄依依，我再说一遍，我希望你离开他。”

她又回到先前轻佻的口吻，卖起关子，“你是问什么合作？工作上的还是其他的？告诉你吧，我跟他什么合作都有，工作上他现在跟我是一个课题组，其他的合作则是我的隐私，是什么你自己去想吧。”说着，露出一脸坏笑。

她想都没想，倔强地说：“不！”

我问：“你们合作过？”

我不觉气得浑身发抖，抖抖索索地掏出烟来抽。她竟不让我在她房间里抽烟，我没理会她，点燃了。她一把从我嘴上将烟夺过去，扔到地上踩得粉碎。我不禁霍地站起来，恶狠狠地瞪着她吼道：“黄依依，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她说：“这人我太了解了，钻研精神十足，做研究特别细心扎实，典型属于那种耐力极好的人，但就是缺乏创造力。如果你要搞个什么课题研究，他是最好的合作伙伴，你只要把大的想法告诉他，他会一步一步给你求证得漂漂亮亮，无可挑剔，比你期望的还要好。但你如果想让他单独开创一个东西，他就不灵了，他缺少的就是这种平地拔楼的勇气和本领。”

她毫不示弱地瞪着我：“你说我想干什么？”

我问：“为什么？”

我说：“你还想不想破译密码了？”

她说：“不过我实话告诉你，这两个人我都很了解，你招他们去如果是准备让他们去独当一面，干出石破天惊的事，那么你是找错人了，尤其是谢兴国更别提了。”

她说：“想，怎么不想？不瞒你说，我比以前更想，知道为什么吗？我想当个—用你的话说—盖世英雄，救人也救己。”

我说：“那你只有放弃。”我拿起刚才两个候选人交来的答卷，对她晃了晃，“正如你所说的，已经有两名同志把两道题都解了，现在你只完成一道题，如果我就这样来选拔你，把你作为他们的竞争者，对他们是一种不公平。”

我说：“可你这样三心二意地能破译吗？你以为光密就是一两道数学迷宫题吗？玩玩耍耍就可以破解？我们费尽心机把你挖来，把你当宝贝一样看，给你高工资、高待遇，平时你有什么不是不对，我们睁一眼闭一眼，尽量理解你，原谅你，工作上尽量给你创造最好的条件，目的就是希望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可是你在干什么？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惹是生非，今天闹这个别扭，明天使那个性子，动不动甩摊子、撂挑子，这像干大事的样子吗？你是见过世面的，你应该比谁都明白，天降大任必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个道理，我们的任务需要你呕心沥血、挖空心思、殚精竭虑！可是你呕过心吗？沥过血吗？你以为你是神仙啊，吹口气能把愿望变成现实？”

她说：“看来我暂时还没有这种崇高的革命精神。”

她嘿嘿一笑，“你说这么多大道理干什么？我虽然不是神仙，但也不是小孩子，道理我都懂，我不懂的是你凭什么这么横加指责我？我去看他怎么啦？我用的是星期天，没占用上班时间。星期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没权力干涉我！”

我说：“这没办法的。事实上，这也是考核的内容之一，就是你必须有一种把国家利益看得至高无上、不管去干什么都心甘情愿的革命精神。”

“可是这不利于你安心工作，我就有权干涉。”

她说：“这不公平的嘛，我去干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我愿不愿意去呢？”

“我认为这没有影响我工作，甚至还有促进呢。”

我说：“这你不必问，你要被录用，自然会知道，否则永远知道不了。”

噎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有鼓着眼狠狠地瞪着她。

她说：“那你告诉我，你要人去是干什么的？”

她说：“你别这样看我，安在天，你不要用个人的意志来解释别人的行为。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我肯定跟你不一样，为了实现什么理想可以抛弃一切，可以禁欲，可以足不出户，夜以继日地连轴干。而我如果像你这样就会一事无成，这是你的方式，不是我的。通天的路不是只有一条，这个世界从来就是猫有猫道，狗有狗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谁惹谁了嘛，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我说：“怎么用不着？既然你来应试，就必须按我要求，完成所有测试内容。”

我气呼呼地盯着她很久，最后咬牙切齿地说道：“好吧，那你去，你以后可以每天都去！”

她说：“用不着了。”

她却显得很轻松，说：“我为什么要每天去，我就是星期天去。”

呃，这个人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怎么说呢？但我当时已经想好，不管她做人有什么问题，只要政治上没问题，我会对她网开一面。就是说，当黄依依轻易地将那道题破解之后，我也轻易将她列入了候选录取的名单中。所以，我希望她尽快破掉第二道题。考虑时间快到中午，我决定给她开个房间，要求她下午两点钟之前给我交答案。

我说：“你不是想跟他在一起吗？天天去不就成了吗？”

真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我抽两支烟的工夫，她就把第一道题破了，简直不可思议！我兴奋地在房间里踱步，不时走到窗前去张望，期待她尽快上完课回来。有一次我往窗外看，恰好看见她夹个讲义夹，像个骄傲的公主一样，挺着胸脯从路上走来。我痴迷而兴奋地望着她。突然，她像有灵感似的也抬头往我这边看过来，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她显得意外又高兴，潇洒地对我做了一个飞吻。

她说：“可是我要干活，要破译光密。你不是说，我破译了光密就是盖世英雄，就可以把他救出来吗？那样，我们就可以结婚，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再也用不着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我相信此刻我的瞳孔一定被震惊放大了，因为她说的一点不错，到现在为止真正做完两道题的确实只有谢和吴！我对着她的纸条不禁浮想联翩起来，耳边不由又响起安德罗的声音：大部分密码都是在有意无意间破译的，大部分破译天才也都是在有意无意中被发现的……

我听得眼睛都发直了，我没想到都这时候了她还这么鬼迷心窍，还有这样的想法！我愤怒地甩开脚步，离开了她家。我感到再不走，真的要被她气炸了……

我用二十七分钟走出了你的第一个迷宫，相信一定是满分。我也看了你的第二个迷宫，如果有时间我照样走得出去。但我现在没时间，我要去上课了。顺便告诉你，以我对同仁的了解，能按时把这道题破掉的大概只有谢兴国、张欣和吴谷平三人，而能把第二题又破掉的，可能只有谢和吴，张欣只能交白卷了。嘿嘿，认识你很高兴……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听到走廊上响起她的脚步声，咚咚地朝我房间走来。但临到门口脚步声止了，却没有响起敲门声，而是看见门缝里塞进来一些东西。我拾起来看，是一份答卷，还有一张纸条。有趣的是，纸条的抬头处画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我的漫画头像，似乎以此来代替称呼我，下面是这样写的：

事出无奈，我只得将黄依依去后山农场偷会老王的事，向罗院长作了汇报。罗院长一听生气极了，说这怎么行，这不是要影响她的工作吗？当即作出决定，让负责行政的钟副院长带人去，立即把老王赶走，赶回他江苏老家去。

我确实开始梦游了。

这是我对黄依依犯下的又一个罪！如果说，老王不走，有一天黄依依破译了光密，他们也许会有圆满的一天。但现在，老王回了老家，整天跟老婆孩子待在一起，“圆满的”可能性小得多了。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老王走后，但黄依依还蒙在鼓里，到星期天，依然买了很多东西，戴着草帽，挎着军用水壶，去后山看他了。我没拦她，也没跟她明说，让她去。我想，你碰一鼻子灰回来，总会死心的！

我送她到门口，看她梦游似的样子，自己也变得梦游似的。

哪想这天下午都四五点钟了，还没见她回来。这时，我发现外面的天空乌云密布，窗前的树木在一浪一浪的风头中稀里哗啦地摇来晃去。要下大雨了！我担心她遇到意外，赶紧叫一辆吉普车，去后山找她。我们的车刚驶出701的大门，铜钱大的雨点就噼里啪啦地砸下来，砸得车顶砰砰的乱响。

迷迷糊糊地一会儿，她突然又似醒非醒地抬起头对我说：“我可以破这题，但需要一点时间。我可以带走吗？要么我就在这儿做？”我同意她带走，并把另一道题也找出来一并给她。她拿了题半梦半醒地走了，感觉和她刚才进来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

车开到后山的一个谷口，没路了。我和司机只得穿上雨衣，跳下车，冒着倾盆大雨，踏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往后山农场赶去。直到我们在滂沱大雨中翻过两个山头，才看见黄依依在一片接天连地的白花花的雨雾中，像一个醉汉似的跌跌撞撞地走来。她头上的草帽不见了，整个人淋得跟落汤鸡一样，在雨水中不停地跌倒、爬起，爬起又跌倒。当时她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灵魂出窍的人，只剩下一副单薄的躯壳在无情的风雨之中飘荡行走。

她答非所问，像进入了无人之地，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道数学游戏题……题面有意复杂化……出题的人肯定是心理变态狂……”一边跟梦游似的，飘飘然地坐直身子，嘴唇无意识地翕动，完全是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我惊诧于她这种突然间的变化，从刚才喜笑颜开的样子，到现在恍若隔世的样子，中间似乎没有任何过渡，没有起承，没有接口，像她身体里有个神秘开关，可以自便地转换状态。

我大喊一声跑上去，将她抱在怀里。她睁开眼睛虚弱地望了我一下，翕动着嘴唇想说什么，但终究什么也没能说出来，就昏迷过去。她的额头上已磕出一条口子，雨水将血洇开来，流得她满脸满身都是。我心急如焚，抱着她大声喊：“黄依依，你醒醒……依依，你醒醒……”我喊干了嗓子，喊酸了鼻子，她也没睁开眼看我一下。

我冷笑着说：“这可不是光靠大胆和笑声可以解答的。”

直到我们把她送到医院缝了伤口，打了针，输了液，她才醒过来。我站在她床前，指着她作了包扎的额头，故作幽默地说：“缝了两针，开天窗了啊，说明你要交好运了。”她冷冷地瞪我一眼，把脸别到一边。我知道她恨我，但还是厚着脸皮逗她，“依依，知道今天是谁像英雄一样把你从山上背下来的吗？”

未经我同意，已经拿在手上看起来。

她冷哼一声，干脆翻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

她说：“我能看看吗？”

我突然伤感起来，忍不住坐在床前，望着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对她说：“依依，我今天在背你回来的路上老是想哭，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我背的不是你，而是我的女儿。我女儿今年九岁了，但我还从来没有这样背过她，我真希望这样背背她，好让我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依依，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是保证党和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我们既然选择了它，也就选择了一种革命的人生，在这里个人的利益、愿望、理想、前途都变得不再重要，都要服从革命的需要。革命就意味着牺牲，意味着纪律，意味着没有自我，忘掉自我。个人的‘小我’只有融入到革命的‘大我’当中去，才会迸发出更多的光，更多的热。”

我说：“是。”

她睁开眼睛，叫我不要跟她说大道理。我说在这里，我们就要讲大道理。她竟一脸的愤怒，大声说：“你不要你们我们的，好像我是这里的外人似的！”我怔住了，她接着说：“我就是一棵树，在这里长了这么久也已经是701的树了，这些大道理已经不需要你讲。老实告诉你，光密我是一定要破的，但不是为你。你把光密当作是你的，你的理想，你的前程，但其实光密不是你的，而是我的，是我要证明你可恶可恨的一个证据。所以，不管你怎么伤害我，我都不会丢下它。我知道你现在想干什么，做了亏心事又怕我撂挑子，来哄我，没必要。你走吧，我累了，我要休息，好早点养好伤去工作。”

她说：“这就是你选人的试题？”

我张嘴想说点什么，她打断我，“别说了，省点劲吧，回去吧。你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我呢，只剩下该做的，我会把它做好的，你放心吧。”

我说：“不是我做，是我要的人做。”

我说：“我放心……”

她说：“告诉你，这又是一句酸话。”说着径自咯咯大笑起来。适时窗外吹来一股风，把茶几上的试题吹开一页，露出了题目。黄依依对上面的那些符号显然很敏感，扫了一眼问我：“这是你在做吗？”

她又打断我，冷笑道：“你可以放心，但你无法安心，因为你做人做事太狠！太毒！！”

我说：“这里没有先生，只有同志。”

我想解释，她却慨然阻止我，“什么都别说了，你做你的，我说我的，不需要解释。我已经说完，你可以走了。”

她说：“别说得那么酸溜溜的行不行？安先生。”

我只得怅怅地离开了她。

我又语焉不详地答她：“做一个数学家能做和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做的事。”

这天晚上我回去后，禁不住坐在屋中，默默望着小雨的“遗像”久久发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对黄依依做得太绝情。“遗像”上的小雨用那么真切的目光盯着我，这眼光里的秘密只有我和她知道。

她又问：“你们要人是去做什么的？”

我抱着小雨的像，心都碎了。

我说：“跟你一样，一个研究所的。”

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此后的黄依依果然像变了个人似的，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最让我惊奇的是，她竟把她的长发剪了，剪成当时最常见的运动头。当我一天早晨看见她穿着一身运动装在跑步时，不觉惊喜不禁。我知道，她这是在“削发明志”，她已憋足劲，准备对光密发起冲锋。

她问：“安同志是哪个单位的？”

果然，在不久后的一个周一例会上，她对破译光密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还是认为光密是一部集原始密码、移位密码、替代密码和数字密码等多种密码技术的综合密码，它花哨、复杂、机巧，但不一定有多高难。但老陈却不同意她的想法，说这不是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吗？前次的演算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死路！她说她已在老思路上作了调整，虽然上次演算证明她的方案有问题，但这不是绝对地证明它是一条死路。事实上，有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导致出现这种演算不支持她的设想。

我说：“我姓安，安在天。”

我问：“哪两种情况？”

她说：“你还没有告诉我尊姓大名，让我认识一下吧。”

她说，一种是她对密钥的猜想不正确，或者说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局部有问题。她现在还是坚持认为，大方向没错，问题出在某一个或者几个局部环节上。另一种情况是，她对密钥机的猜想完全正确，错误出在光密本身，光密本身有问题。

我说：“是。”

老陈问她：“你说什么？光密本身有问题？”

“啊，这么说我来迟了？”

她解释道：“世上的密码都是有误差的，就像我们写文章，总会有些错别字。如果错别字不多，差错率不大，在标准范围之内，这是允许的。我上次的方案是把光密当作一部标准的、误差率小于规定标准的密码来做的，那么如果光密本身有大问题—误差率大于规定标准，演算也会不支持我的方案。”

“是。”我不想跟她啰唆，只想打发她，“但我已经招到人，所以这工作已经结束。”

我说：“你现在怀疑光密的误差率大于规定标准？”

“你不是在招揽人才嘛。”她瞪大了眼。

她摇摇头，“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我现在主要是在求证密钥系统，希望能够尽快发现问题，好重新设计程序，作局部调整。”

“应什么试？”我有意装糊涂。

我说：“如果你求证的结果证明你的密钥系统没问题呢？”

“可以让我进来说吗？”不等我作答，她已经进来，一边说道，“我是来应试的，你不会不准我进来吧？”

她说：“那我就怀疑密码本身有问题，误差率超过标准值。”

“什么事？”

老陈说：“说来说去，你是不相信演算结果，只相信自己。”

“当然。”她说，“但不是请你跳舞，放心吧。”

她说：“我相信自己大的思路，但怀疑推测的程序，所以才需要重新求证，调整出新的方案。”

“有事吗？”我问。

老陈问：“那什么时候才能调整出新的方案来呢？”

我夹着候选人的档案回到招待所，开门进房间时，看见地上躺着两只信封。我不想也知道，这一定是他们交来的答卷。昨天，我给三位又出一道数学迷宫题，我将根据他们三人解题的情况，对错、快慢、简繁等，最后来裁定录取谁。现在已有两人交了答卷，我坐下看，发现两人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心里一下子很高兴。刚才我还在想，如果三人都不能及时交来答案，或交来的都是错的，最后还不知怎么来作裁定呢。现在看，起码有两人可供我选择。从答题的思路看，虽然两人各有千秋，但从感觉和简繁程度看，几乎都不差上下，难分高低优劣。这就是说，我几乎可以在两人中任意选一个，最后选谁将主要取决于档案材料。于是，我准备好好研究一下他俩的档案，从中来明确我的抉择。就这时候，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看，是黄依依。她立在门口，见了我，还是昨天那种梦幻似的笑容。

她说：“这很难说，快也许很快，慢也许永远没有结果。”

走出书记办公室，我想把黄依依也从脑海里甩出去，但似乎不那么容易，她的形象、声音、话语、舞姿等，老是像苍蝇一样在我眼前飞来舞去。说真的，书记对她不错的口碑引起了我对她的好奇，我以为像这种人在单位里肯定会叫领导头痛，没想到还这么好，这说明她在业务上可能真有过人之处。看上去疯疯癫癫的，实际上才学满腹；我觉得可恶，有人觉得可爱，比如那个老板娘……看来，她并不是个简单的疯女人，不能等闲视之。我甚至想再见识见识她，但想到昨天晚上我无疑给了她难堪（不辞而别），若主动去见她，没准还要被她奚落一番。再想，她这样子去我们那里确实也不大合适，毕竟我们是个特别单位，纪律性强，思想作风要过硬。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淡了她。

老陈摇摇头：“这太没谱了吧。”

我想也是，我们怎么可能要她？她充其量不过是一只“有思想的苍蝇”而已。

她说：“所有的密码都是在没谱的情况下被破译的！”

我想，既然她业务那么强，为什么又不把她推荐给我？我这么问书记，他哈哈笑道：“你不是已经跟她有一面之交，你觉得合适吗？她这样子，用你的话说，疯疯癫癫的。”

老陈摇着头看着我，我说：“确实如此。”明显是没有帮老陈说话。

“我认为她典型属于那种大脑发达、小脑不发达的人，智商很高，但自控能力较差，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平时说话行事太任性，太无拘无束，放任自由。所以，也容易遭人非议，有人就批评她身上资产阶级的东西太多。”看看我，书记又说，“不过，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人？人总有缺点，她本来就在美国生活多年，思想上难免受影响，我们一方面要改造她，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她。我理解她，所以经常劝她要入乡随俗。她的问题，说到底一句话，没有入乡随俗，或者说还没有很好地入乡随俗。但我相信慢慢地，她会的。”

之后，黄依依要么整天不来上班，要么来上班就一头扎进自己的破译室，把自己死死地关在屋里，中午和晚上的饭都是小查给她送进去的。在家里，她屋里的灯光也常常亮到三四点钟，有时还通宵不灭。我知道，她在用自己超常的胆略和智慧，在与阴险狡诈的斯金斯较劲，在与斯金斯搏杀。是搏杀就要刀光剑影，就要血流成河。这让我不由想起安德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破译密码是男人生孩子，女人长胡子，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关起来，放在时间上烤，放在苦海里煮，把你的骨头烤断，把你的脑筋煮烂，烤得你魂飞魄散，煮得你心肝俱裂。没有把你的脑筋煮烂，没有把你的灵魂烤出窍，没有这种精神，破译密码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书记要三名候选人的档案看，顺便问起黄依依这人。书记将她的情况大致作了介绍，总的说，我感到书记对她的才学和科研精神是推崇有加，目前所里进行的两个被国际上看好的研究课题，其中就有由她主持的“数字微分和质量划分”这个课题，只是对她“放任自由的性情”略有微词。

那段时间，我经常站在黄依依亮着灯光的楼下，默默地为她祝福，祝愿她有一天真能给我们一个惊喜，真能给我们烤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大蛋糕来！

看着两个人恶心得像苍蝇一样在我身边转着，我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很快就抽身走了。不辞而别。

一天晚上，黄依依神情倦怠地来找我，我赶忙让她坐下，问她怎么样。她坐下说：“不怎么样，七万四千二百一十一个程序，我已经求证两万多了，还是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说真的，当时我不知道卡门是个文学形象，但说到可不可爱，我知道：不！一点也不！我想，这也叫可爱？这叫神经病！十三点！疯子！

我想了想说：“你为什么怀疑是自己出了问题，而不怀疑是斯金斯的密码出了问题呢？”

“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像卡门一样可爱。”

她说：“按我的猜想，光密不是以深难来取胜的，那么它的误差程度应该不会太大，何况这是斯金斯的密码。再说，美国现在很多部门都有计算机，验算密码的标准度只是举手之劳，肯定是验算过了的，如果发现这部密码设计程序上有问题，想必他们也不会卖给台湾用的。”

我坚决不从。我简直觉得荒唐，在咖啡馆跳舞，还跟个陌生女人。这种事我想一想都不敢，更别说做了。但黄依依像中了邪似的，看我死活不肯，不知是想报复我还是怎么，掉头即去找那个大胡子跳。大胡子欣然起身，还对我说声谢谢，好像是我恩赐给他这个机会。在起舞前，黄依依对老板娘说了一句俄语，老板娘听了，笑嘻嘻地从柜台里出来，陪我坐下。老板娘的中文说得不错，除了腔调难听外，意思基本上能正确表达。她问我是不是“卡门”的男朋友。我问卡门是谁，她指着黄依依说，就是她。我说她不是叫黄依依吗？老板娘笑说，看来你不是卡门的男朋友。然后她对我解释说，黄依依是她的名字，卡门是她的昵称，这里人都这样叫她。我问为什么要叫她卡门，老板娘反问我：

我沉思一会儿说：“有个问题不知你有没有想过？”

她说：“不会我教你。”坚决要求我跳。

“什么问题？”

我说：“我不会跳。”

“光密是斯金斯给美国军方量身定做的，而实际上现在真正穿这件衣服的人又变了。人变了，衣服就可能不合身，需要修改，是不？”

我当然不从。

“是的，这种修改并不难，斯金斯会乐意去做。”

这一切，当然是我后来才逐渐了解到的。那天晚上，我们到咖啡屋后并没有说什么就分了手。是我溜走的。咖啡屋不大，是以前的一个教室改成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长得像新疆人，其实是个哈萨克，苏联人。据说，她丈夫曾经是最早来这里工作的苏联专家，她开这爿咖啡屋本来是为那些苏联专家服务，如今专家走掉一大半，包括她丈夫也走了，而她却留了下来。听黄依依说，她现在跟这里的某个人好着，留下来就是舍不得他—不是舍不得咖啡屋。在大批专家撤走后，咖啡屋的生意已经日渐惨淡，我们进去时看见只有一个客人，国籍不明，但肯定是个外国人，留着满脸大胡子，跟马克思似的，正如醉如痴地听着电唱机里放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曲子。音乐一遍放完后，他用蹩脚的中文要求老板娘再放一遍。因为没什么客人，屋里空敞得很，也许就因为空敞吧，等音乐再起时，黄依依心血来潮地邀我起舞。

“正常情况是这样，给你做的衣服，临时给了我，不合身，请师傅稍加修改，师傅会乐意修改。但是像斯金斯这种怪人，内心充满仇恨的人，别人对她稍有异议或者异举都会引起她不满。在她眼里，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不会是平等的你我关系，而是悬殊的大小关系、穷富关系、贵贱关系。本来这件衣服是高贵的公主穿的，现在沦落到丫环手里，丫环出面请她修改一下，请得动吗？可能请不动。”

一九四二年，黄依依以优异成绩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有一次，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来给他们开讲座，也许是有意想引起这位大数学家的注意吧，课间休息时，她从身上摸出算盘，戴上纤巧、朱红的假指甲，噼噼啪啪地击打起来，一下把这位数学巨人吸引过来，看得如醉如痴。一年后，在博士答辩会上，她再次见到这位大数学家，后者对她说，我有一个助手刚离开我，如果你今天的答辩依然像你的算盘术一样打动我，我将热烈欢迎你来做我的助手。后来，她果真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于是转眼成了国际数学界有名的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院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之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二十一位人名，其中就有黄依依的名字。她就这样回到祖国，成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女教授，年仅二十六岁。后来她又去莫斯科做访问学者八个月，带回来一个苏式绰号：伏尔加的鱼。至于有何寓意，少有人知晓。

她怔怔地望着我，突然激动起来：“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台湾方面请不动斯金斯，最后只好自己修改，结果导致密码误差率上升，超过了规定值！”

算盘小巧又珍贵到这般地步，与其说是个算盘，还不如说是件珍宝，只有观赏性，而无使用性。因为算珠子太小，小得跟一粒绿豆似的，常人已根本无法使用，要想使用，只能用指甲尖尖来点拨。然而，黄依依却可以拿它来跟所有珠算高手比试算速，开头几年用的是真指甲，十指尖尖的，后来改用假指甲，跟弹琵琶似的，却依然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将细小的算珠子点拨得骤风暴雨的快，飞沙走石的响，那感觉如同你看艺人踩着高跷，依然健步如飞。这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骄傲，不论何时何地，她总是随身带着这件宝器，高兴或不高兴时，需要或不需要时，都拿出来热热手，有时候是展示，是炫耀，是露一手，更多时候是习惯，是无意，是下意识。靠着这门绝活，她到哪里都能引人瞩目，叫人铭记。

我说对，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她欣喜若狂，“这种可能性很大，我怎么没想到呢？还有你……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我现在的求证工作就先从密码入手了！”说完竟连招呼都忘了打，就起身急匆匆地走了。

老祖父遗传下来的这算盘实为稀世之宝，其大小只有半只烟壳子一般，有如一块玉佩，可以合掌护爱，而奇特的用料和工艺更是令人惊叹。整个算盘由一枚野生象牙浑然雕刻而成，手艺和功夫大有盖世绝伦之高超，而且上面一百零五颗算珠子个个着有纯黄金粉，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凉手称心，可谓美不胜收，举世无双。

说句实话，我自己也没想到，我的一个偶然得之的连常人都可能拥有的想法，居然使黄依依如获至宝。她当天即调整求证方向，并很快找到问题症结，从而使破译工作突破了困扰已久的瓶颈问题。

黄依依与诺伊曼博士的缘分，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是得益于她打得一手举世无双的好算盘。她打算盘的绝活是祖传的，在广东英德县大源镇的黄家祠堂里，至今还挂着慈禧太后的御书：两广第一算盘。说的是她爷爷。老人家晚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当过一阵子临时国民政府的收支总管，后人将此演绎说他是孙先生的账房先生。黄依依从三岁就开始跟爷爷练习珠算，到十三岁赴广州读中学时，算盘打得之快已经与年迈的老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他一生视为宝贝的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赠予她，引得黄家几十个嫡传后裔们无不眼红心绿。

然后就是最后一道难关：攻克结构整部密码的数学链条。

她叫黄依依，正如她自己说的，是个爱国知识分子，归国前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算得上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我记得安德罗曾对我说过，当今世上冯·诺伊曼是最伟大的破译家，他有两个脑袋，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世界上只有他既可以破东方的密码，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码，他收罗了大批东方学子，为的就是领略东方智慧的玄奥……所以，有人说他的脑袋比爱因斯坦还要复杂，还要深不可测。

后面的情况可想而知，黄依依几乎将她的家搬到办公室，白天黑夜都把自己死关在屋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拼搏着，有时小查去敲门喊她吃饭，她也置若罔闻，敲很久才听到。一天，她从洗手间出来，我在走道里碰到她，那憔悴的样子竟把我吓了一跳：人瘦了一圈，眼睛红红的，眉头皱得老高，头发乱得像草！我想对她说点什么，她朝我嘘一声，匆匆走过去。我知道，她是怕我打断她的思路。

那些天，我们特别行动小组的所有人都在围着黄依依的工作转，我不仅去找罗院长特批给她最高的伙食标准，还每天都去食堂，亲自给她搭配营养，安排饭菜。小查和小费则负责数据传递工作，小查从她屋里将数据拿出来，交给小费，由小费送到演算室去，然后再将演算出的结果返回给黄依依。最后，连对黄依依多有抵牾的老陈也禁不住加入到数据传送工作中，与小查、小费他们一起，在我们的办公楼与演算室之间来来回回地跑，经常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有一次老陈专门到我办公室，说起黄依依眼下的高强度工作，由衷地说：“真希望她快点破了这鬼光密，结束这魔鬼一样的工作，不然她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啊！”

黑暗中，我觉得她的声音也是做作的，常常夹杂着一些外语单词，叫我听着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我疑问着，这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到第十四天，连罗院长也坐不住，过来问我，“怎么样，有消息吗？”

“不要用老掉牙的眼光来看我，那样你会觉得我是个怪物，其实我不怪，只是有些特立独行而已。在这里，他们都是一个样，千篇一律，我是唯一的，与众不同，所以也值得你认识。”

我摇头说：“这些天除了小查，谁都没见过她。她回避见我们。”

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好像不是真的，跟书里的人似的，说话酸溜溜，做作得简直叫人心烦。最后我还是跟她走了，路上，我对自己说，她身上有种惹是生非的东西，你最好离她远一点，见机就撤。她似乎看见我心中所想，用一种宽慰的口气说：

罗院长说：“可能是怕分心吧？”

我还在犹豫去不去，她掏出一张十元钞票说：“小姐请先生，你好意思拒绝？”

我点头说：“是的，她现在的思路一定像游丝一样透明又脆弱，风都可能把它吹断，断了就麻烦了。”

她说：“我们可以装成外宾。”接着流利地说了一串外语，也不知说的是哪国话。

罗院长问我：“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我又不是外宾。”

我说：“不知道……很难说……”

我手已经伸进口袋，去掏钥匙，但临时又放弃。我问自己，对她一无所知，贸然请她进屋是不是合适？答案是否定的。于是，我请她去楼下大厅里坐。她似乎不乐意我在大厅里接待她，到了楼下，她要带我去专家楼，说那里有爿咖啡屋，是专门招待外宾的。

罗院长叹口气说：“唉，她这人啊也真怪，过去总是担心她不好好工作，可一旦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老是这样伤身体啊。”

她敲敲我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我：“开门吧，请我进屋吧。”

我说：“这没办法，她这人就这样，迷进去就什么都不管。”

我听着，云里雾里的，一时愣在那。

罗院长望着我说：“但愿她这次能成功，成功了，你可以让小雨入土为安，我呢，也可以减轻压力。你不知道，总部已经接到好几封告我和我们这个班子的信，说我们无原则袒护她。”

她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看你这么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国民党的残留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说，“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

我想了想，认真地说：“我相信她会成功的。”

我很粗暴地顶回去：“我不想猜。”

罗院长说：“好，我相信你。”

她把头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你是干什么的？”我冷淡地问。

我们祈盼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

“你不是在找人嘛，我想来了解了解，不欢迎吗？”她理直气壮地说。

当时我的感觉啊，就像在沙漠中跋涉了很久，浑身的血液，哪怕是头发尖尖的那一点水分，都被沙漠里的热风烤干了。可就在我们心力交瘁，或者是说我们自感生命快到尽头的时刻，却突然看见一汪蓝幽幽的清泉，那潮湿滋润的水汽迎面扑来，又舒爽又透彻，让我们都禁不住打了个惊喜而又愉快的寒噤。

“找我干什么？”我问。

那是我们生命的战栗，我们灵魂的战栗啊！

她脱口而出：“找你啊。”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这巨大的胜利在到来之前，却没有任何征兆，它说到来就来，来得突然，到得我们措手不及。正因如此，我们的内心里才骤然之间爆发出那么多的惊狂与喜悦……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周一例会，事先小查说黄依依今天要来出席此会。于是，我们都在会议室里等她到来。可她迟迟不来。我为了安慰大家，说黄依依今天早上六点钟才睡觉，请大家都耐心等一下。老陈说干脆我们先开会吧，等她起床了我们再开个会就是。小查说还是等一等吧，黄研究员睡之前专门留下纸条，要求参加这个会议，她可能有事要跟大家说。

“你在这干什么？”

分析科的金科长说：“会不会已经大功告成了？”

事情从此变得有些荒唐起来。不一会儿，我送走书记他们，回来时，见女子正立在我房间门口，见了我，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我心里有些虚实不定的无措，为掩饰这种无措，我带点儿指责口气地对她说：

演算科的老蒋说：“有可能。我们这个黄研究员是个奇女子，这次我看她有戏。”

所谓设宴，只不过是多了几个陪我吃饭的人而已，都是所里的领导和名人。人多了，话就多，吃饭的时间被无聊地拉长。用完餐，我们从餐厅出来，经过大厅往外走时，我突然注意到，在临时会客的沙发那边，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个女人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大胆又热烈，有点风骚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纪也许有三十来岁，也许还要大一点，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件黑白细条纹相间的列宁装，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很洋派的样子，有点电影上女特务的时髦和妖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冲我暧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宁愿相信这是幻觉。但即使是幻觉，我也感觉到一种像被火烫着的惊吓，吓得我不敢再侧目去看她。

我笑着说：“老陈，那你这只手就没了。”

出门滴酒不沾，这是我养成多年的习惯。

老陈说：“没了就没了，只要破译了光密，命没了也无所谓。”

考试的纪律非常好，结果也还行，有三个人胜出，遗憾的是书记极力推荐的两个人都交了白卷。下午，我把答出题的三个人的名字报给王书记，要求约见他们。书记安排我在他的办公室跟他们一一见面，我把另一道试题发给他们，要求他们独立答卷。这次，我有意不集中安排考试，目的就是要试探他们的品德，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能否“遵纪守法”。不用说，正常的话，我要的人必在他们中产生。我明显地感觉得到，书记同志对我选拔的结果有点失望，也许是因为他重点推荐的几个人，我一个都没看中的缘故吧。但这没办法，青菜萝卜各有喜欢，我不能以他的胃口来确定我的菜单，就像晚上他设宴款待我，三番五次劝我喝酒都被我坚决拒绝一样。

大家都不觉笑起来。

笔试的内容就是我从胡上校那边要来的选拔资料，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中级密码演变过来的两道高等数学题。它们当然不是密码的全部，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数学才华和对密码的某种亲近。在目前情况下，这也是我考察人选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我决定先拿出一题作考题，考试时间是两个半小时，形式是开卷，各人可以带资料，但必须绝对独立完成。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和谢意，中午，参加考试和监考的工作人员的伙食由我提供，按每人两元的标准准备，另外参考和监考人员每人发三元钱的补贴。我交给书记一百块钱，和可以到附近任何粮站或肉店买十斤大米和十斤猪肉的票据。我发现，书记看着厚厚的一沓钱和两张真假难辨的票据，有些受宠若惊地发愣。这就是那个年代，任何人在吃的问题上都有问题。

说实话，大家当时那么说，不过是个愿望而已。可让我们谁也没想到的是，黄依依这个曾经让我焦头烂额，也曾经让大家颇有微词的神奇女子，即将让我们的梦想变成现实！我们正这么说笑着，黄依依突然风风火火地走进会议室，将手中一沓厚厚的纸往桌上一放，对大家说：“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但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截至今天凌晨四点钟，我终于把结构密码的数学链条全都推断出来，当然只是我在纸上的推断，成不成，对不对，最后还要演算来支持。我已经列出所有的演算方案，演算量还是很大，老蒋，但愿这一次别让你们白辛苦。”

当然，密码技术作为一门数学科学，尖锐而深邃的数学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一样必要又重要的，两者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自己对他们数学能力高低优劣的判断标准是绝对科学而合情理的，或许存在着某些偏狭和蛮横。但我敢肯定对他们心理素质上的直觉，自己是不会错的。我的原则是宁缺勿滥，不要凑数，多了未必是好事，少了也未必是坏事。所以，我固执地按照我的要求选拔人，首先从十二人中选出六名候选人，然后组织他们笔试。

蒋科长说：“上一次也不是白辛苦，最后事实证明你的猜想还是对的嘛。”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破译了才是不正常。天机不可破，但你的职业却是要去破，你的命运由此而变得残酷又荒唐。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破译员必须要具备绝对沉着—在绝对残酷又荒唐面前绝对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果面对一个刻意装弄出来的傲慢，你就乱了方寸，忘记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悦他，迎合他，这类人的内心可想有多么懦弱，怎么可能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要知道，我们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游丝一样纤细，而且还在风驰电闪中，也许我们只有像一个死人一样沉着，处乱不惊，处变不惊，这样地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黄依依把那一沓纸递给我，我看了看，递给蒋科长：“你们再辛苦一次吧，成败都在此一搏！”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一天。

是这样，当时我们进房间后，我有意摆出一言不发的傲慢样子。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脸上始终坚强地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种人也许更合适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安德罗说，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所以，无需你观人言察人色，更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聆听死人的心跳声。

两天。

书记不解地问我。

三天……

为什么？

日夜不息的紧张的演算持续了一天又一天，演算的量逐渐又逐渐地减少、集中。到第九天，演算进入到最后时刻，见过大世面的黄依依也不觉紧张起来，不时地双手合十，闭着眼睛虔诚地默默祈求。当所有的数据都报完，蒋科长准备再次亲自上场作最后的终算时，黄依依突然对台上的蒋科长大声说：“等一下。蒋科长，我来吧。”所有在场的人都禁不住转过头去看她，她却奇怪地走出屋，去洗手间端了一盆清水来，当着大伙的面，细心地洗啊洗，一遍又一遍地洗，像要把手洗出金来似的。演算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把视线集中投射到她的手上，脸上的神情既紧张又肃穆。

第二天上午，我吃完早饭，从楼下餐厅上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书记，另一个没见过。书记给我们作了介绍，我知道他就是来应试的，是个数理学博士，去年才从苏联回来。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候选人。随后，陆续有人出入我房间，到晚上我已与十二个人（其中有两名女同志）进行了面晤。这些人中，只有一半同志在我房间逗留的时间超过五分钟。就是说，来人中一半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比如刚才那位留苏博士，事后书记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入选的，所以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仅仅是被我明里暗里地多看了几眼，我就请他走了。

她把洗了又洗的双手从脸盆里提起来，像即将进入手术室的大夫一样，把它们端吊在胸前，让水慢慢地滴干。她看看大家，又看看自己的双手，不由地亲吻它一下，说：“你今天可要给我争气噢！”然后才一步一步地走上去，坐到演算台上。我仰头深吸一口气，静静地看着她将双手庄严地放到算盘上。在接触到光滑轻灵的算盘珠子的瞬间，她的双手像被贯注了一股灵妙之气，不知不觉间灵活自如地飞动起来。噼噼啪啪的声音如雷贯耳，我终于受不了，悄然走出去，站在走廊上，将头紧紧抵着墙壁，默默地祈祷着，等待着屋里的演算结果。

只是短暂的十几分钟，但我像经历了漫长的生死考验，冷的、热的汗水从额头上、手心里、脚底下……每一个汗毛孔冒出，恐惧让我感到极度的疲倦。但是，一切都结束了，屋里突然传出惊天动地的喊号声：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也许是他过于紧张，总之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干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致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说。

“啊，归零了！”

我说：“你就按最快的去落实吧。”

“啊，成功了！”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们成功了……”

我说：“尽快。”

我猛然睁开眼，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跌跌撞撞地冲进屋去，模模糊糊地看见大家都扑上来抱住我和黄依依，喜极而泣……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黄依依破译光密的功劳究竟有多大，一句话很难说清，总之自我们破掉光密后，潜伏在大陆的美蒋特务接二连三地露出他们罪恶鬼祟的尾巴，大批特务纷纷落网。当时曾有个说法，说当初蒋介石“光复大陆”的气焰十分嚣张，甚至放出要回南京给蒋介石做大寿的狂言，最后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就因为我们破了光密，打掉了他们潜伏在大陆的耳目。所以，我们破掉光密，不仅极大打击了一度嚣张的特务活动，还确保了国家安全。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总部的嘉奖令很快颁下来：给负责破译光密的特别行动小组记集体二等功，给黄依依和我各记一等功。虽然破译光密是绝密的，但院里还是开了一个档次很高的内部庆功会，总部铁部长亲驾，现场又是放鞭炮，又是戴大红花，开得非常隆重。而破译光密的头等功臣黄依依，自然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最骄傲的凤凰。在她上台领奖、戴花的一瞬间，我们都在台下向她欢呼，向她挥着手。她微笑着望着大家，志得意满的样子像明月一样当空高挂，让我们对她充满无限的崇敬和向往。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吗？”

会后铁部长找到黄依依，对她说：“小黄呀，你是难得的人才，我有个想法，供你参考。”

他问：“大致要多少？”

她立刻明白铁部长的意思，“看来首长是不准备兑现当初的承诺了。”

我说：“对，主要是这四条，最重要的是前面三条。总之，我们的原则是人不要多，越少越好，有理想的一个就够。这不是人海战术，人多力量大。这是一个数学家破解另一个数学家精心布置的迷魂阵，不论是布迷魂阵的数学家，还是破迷魂阵的数学家，都必须是百里挑一，非他莫属。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百里挑一、非他莫属的人。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铁部长点点头：“是，我希望你留下来接替老陈。老陈是头牛，干活是一把好手，当领导是赶鸭子上架。我知道他早不想拉这个套，只想一门心思破他的密码，这次你立了大功，我看他更不想当这个处长了。他啊，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要把你比下去！他这人就是这样，不服输，肯拼命。怎么样，留下来当个年轻的处长吧？”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黄依依连想都没想就摇头，“不，我要走。”

我说：“就这些。”

铁部长笑，“还要带一个人走？”

他问：“就这些？”

她沉吟半晌，“算了，人就不带了。”

“那么二，”我接着他话说，“必须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四，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铁部长笑道：“既然有约在先，我也不能食言，你要就带吧。”

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

黄依依说：“关键是带不了啊。”

“首先，”我说，“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研活动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

铁部长问：“为什么？

“就一个？那么……”他疑惑地问我，“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黄依依说：“人家是有妇之夫。”

“就一个。 ”

铁部长问：“哦，那么你能告诉我，你想带的人是谁吗？”

隐形粉在双氧水的化学作用下，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任务便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书记同志，看得书记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完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

她迟疑一下，将嘴巴凑到铁部长耳边小声说。铁部长听了不觉一怔，扭头看我。当时我正跟罗院长站在不远处说话，突见铁部长狠狠瞪我一眼，回头对黄依依嘻嘻哈哈地笑道：“好吧，我们就按当初的约定办，如果他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走；如果不愿意，那跟我就没有关系了。”

破译他国密码，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一桩阴暗的勾当，是国与国之间，或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隐蔽斗争。当时台海局势已经相当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破译光复一号密码迫在眉睫，已成了国家的最高机密，不容有丝毫意外，哪怕只是一点风声，一旦泄露出去，对我方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甚至影响到我们在“光复”与“反光复”行动中的成败问题，也就是新中国的安全问题。说到底，这事情绝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即使要败露也不能败露在我手上，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做了高级隐形处理，在书面上刷了一层白色的隐形粉。

这就是一个老特工，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窘迫流露出来，他用爽朗的笑声掩盖了惊惶。无疑，铁部长没想到，黄依依想带走的人是我，他知道，小雨还活着，我是带不走的。所以，他狡猾地转换概念，把主动权交给我。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和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不慎丢失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光复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才。

黄依依听铁部长那么说后，气恼地丢下一句：“首长，你其实没什么好笑的，你应该为我哭才是。”扬长而去。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的文书。

铁部长望着她离去，敏感到我已跟她说过小雨的秘密。怀疑被我亲自证实后，铁部长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确实，这是天机，不该跟任何人说。我为了摆脱黄依依纠缠，把天大的秘密泄露，老天注定要惩罚我。我早想过，如果我不告诉黄依依真情，她一定不会和老王发生什么事。正如老王在给我的信中说的：他是我的替罪羊，是黄依依对我绝望后的反弹，报复，发泄，结果是玉石俱焚，把两个人都彻底害了。

我说着，纸上就慢慢显出字迹来，一笔一画，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画先后顺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不管怎样，小雨的戏得继续演下去，我得把她“骨灰”带回老家去“安葬”。临行前晚上，黄依依来看我，她说等我从老家回来时她肯定已不在这里，回北京了，所以提前来告个别。我劝她别走，留下来接替老陈。她二话不说，只是默默地拿出我曾送她的俄罗斯套娃，说：“该留下来的不是我，而是它。”就走了，没说再见。

我说：“你看。仔细看。”

我看她那么冷漠地离去，心空了，人垮了，跌坐在身后的行李上，久久不动……

他惊奇了，问我：“你在干什么？”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像作画一般。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蒸发掉了。

小伙子，有些爱比恨还要折磨人。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睡不着，因为接下来要说的每一件事都是折磨人的。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显得有些粗糙。

折磨我。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 终于，他忍不住疑惑地望着我说。

我该接受这种折磨，这是我的命……我回上海待了一个月时间，所以待这么久，其实是想回避再看见黄依依。我真的怕见她，怕她瞪着一双大眼爱之切切、恨之入骨地看我。她越那样我心里越难受，所以想迟回去，等她回北京后再回，免得跟她重逢。我们俩像两颗偶然相遇的流星，在天空中擦肩而过，心底的感情和伤痛也就随风而逝。想不到，我回去后得知黄依依并没有走，她已经听从组织接替老陈，当了破译处处长。老陈还辞掉副院长职务，只要求当一个破译员，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对他也许是最惬意，也是最合适的。老陈后来在破译上大有建树，我觉得跟黄依依对他的刺激大有关系。这是后话。

他近看，远看，左看，右看，拿起来看，又放下来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

话说回来，听说黄依依没走，我又惊又喜，当晚便忍不住去看她。她见了我不冷不热，我给她带去上海带回来的一些土特产，小零嘴，她也不接受，说：“算了，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我带点儿幽默口吻地对他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我很惊异，问她：“依依，你怎么了？”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份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它一会儿，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她说：“安副院长，别这么喊我，喊我黄依依或者黄处长，都可以，就是不要再喊我依依。”

“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惊愕地望着她。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只让车送我到门口，没让车子进来。没想到，就几百米的距离居然天公不作美，突然降下一场大雨，搞得我很狼狈。他对车子抛锚的说法显然不信任，却又不知怎么质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信任，我索性给下午通知他我要来的上级领导同志拨通电话。其实，下午领导给他挂电话时，我就在旁边。我把电话递给他，让他来接。他听着领导的电话，笑逐颜开起来。放下电话，他就紧紧握住我手，说失敬失敬。说着，客气地拉我到沙发上坐下，还给我敬烟、泡茶。我坐下后，开门见山告诉他：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

她却很平静地说：“以后我们还是保持正常的上下级关系，除了上下级关系，什么都不要再有了。”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我沉默不语，半晌后才盯着她说：“你在恨我。”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她摇了摇头：“没有，我觉得这样更好。”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听说你生了一场大病？”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

她避开我的目光，淡淡地说：“是，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

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易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安在天。看了证件，还是不放心，还要这个那个地盘问我。

我问她什么病，她说其实也没什么病，就是浑身没劲，下不了地，头晕。我说主要是前段时间太累了。她苦笑道：“是啊，累，我太累了。你没事了吧，没事就这样吧。”遂对我下逐客令。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亮堂，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书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书记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一般领导。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象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没有走，我说：“这也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你在赶我走。”

的确如此，当时JOC电台每天都在对我们系统的人广播，希望我们跑过去，人都明码标价，高的已经超过几十万美金，低的也有几万。像我这样的，不值几十万嘛，至少有十几万吧。这就是说，只要谁把我弄到×国，就可以得到十几万美金。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说实在的，那时出门我的心态很不好，老是疑神疑鬼。也许是我经事太多，也许是形势的问题……说到形势，大家都知道，形势很严峻，而且还在继续严峻，谁也不知最后会严峻到何等地步。想想看也是，要是在以前，谁想得到，昔日的老大哥，苏联老大哥，如今也会成为我们的对手。反目成仇。剑拔弩张。明争暗斗。还有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蒋介石妄图“光复大陆”……这种形势下我分明感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胆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书记同志不像我事先听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学者”。

她一阵苦笑，笑得酸涩，笑得凄凉。她说：“你不走干吗呢？走吧，以后有事我们在办公室谈。”

进房间后，我马上走到窗前，看窗外那棵枣树，它在风中摇曳着，一股声浪像海潮一样朝我扑来，而摇曳的树枝好像极力想拍打我，却怎么也够不到，总是在一两米之外又反弹回去。我想，如果是只猫，它也许可以凭此跳进我房间，但人大概只有《水浒传》中的时迁有此本领了。我相信，我是个谨慎的人，但我更相信，对701人—每一个人—来说，所有的谨慎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总部首长所说：我们701一个人的价值，抵得过一个野战师。

我依然不走，磨蹭着问她：“你为什么没回北京？”

当然是三○一房间。

她冷冷地说：“走得了吗？”

我说：“这是铁部长都同意的，谁拦得住你。”

“这里不便多说，请带我去房间。”

她说：“那就算是我不想走吧。”

他啊一声，一个箭步冲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手上的力量和气息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急于叙事的冲动，我不知道他将叙述什么，但我知道在这里有些话是不可以说的，说了就可能给我带来不便。所以，我十分职业（机智）地将握手临时转换成亲密的拥抱，借此将头架在他肩膀上，悄悄说：

我说：“你不走是对的。”

我说：“是的，我叫安在天。”

她叹口气，苦笑道：“没有什么对不对的，一个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活的人，也许就同一只猪或狗没有两样，在哪里都一样。在这里，我起码还是一只有功劳的狗，受人尊敬的狗。也许这就是我不走的原因，绝不是为你，也不是为哪个男人，就是为自己，行了吧？这样你理解了吧？”

他问：“你姓安吗？”

我茫然地望着她，她的冷漠和孤傲让我感到陌生和冰凉。过去，我曾迫切地希望她能改变一下，可现在果真变了，我又感到怅然若失，心里一阵阵地发酸发痛。但是，真正的痛，彻骨的痛，还在后面等我。

我说：“我是从701来的。”

第二天，我从罗院长那儿得知，黄依依并非主动留下来，而是铁部长下了死命令不准她走。铁部长不是跟她早有约定，怎么会不同意她走？我觉得很奇怪。罗院长说：“铁部长不知从哪儿获悉，黄依依在工作中不经意了解到总部的一个绝密信息，如果放她走有可能对我们工作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只好委屈她了。”我问是什么绝密东西，罗院长说不知道。“连对我都要保密的东西，说明真是个大东西啊。”罗院长言之凿凿地说。

“我就是王书记，请问你是哪位？”

那么这“大东西”到底是什么？我马上想到可能就是小雨的秘密，后来铁部长明确告诉我，就是它！按照保密规定，黄依依必须要等小雨的秘密失效后，才能离开我们这个系统。

你知道，这时候，书记同志其实就在我身后，他已经被再三的等待焦了心，听我这么一说，似乎已经有所敏感，不乏客气地对我说：

天哪，原来罪魁祸首又是我！

我说：“我是你们王书记的客人，请你配合一下我行吗？”

据说，黄依依曾以绝食抗争，结果大病一场。我可以想象她留下来，是没办法的办法，别无选择的选择。这件事把她彻底击垮，以致对我都懒得说，懒得责怪我，只想搪塞了之。我想她一定恨死我，恨到极限是无语，是心死，是把你打入另册，不再对你有任何想法和愿望。

服务台不准我换，我临时编的几个理由，都被视为无理取闹，遭到拒绝。我的态度因为有恃而无恐，于是我的声音因为情急而变大，而服务台里的人一点也没有被我吓倒，他一边偷偷地注视着我背后的书记同志，一边以蔑视和沉默对待我。无奈之下，我很不像一个有秘密权威的人一样吓唬他。

果然，从此以后除了工作上必要往来外，黄依依再也没有主动和我单独说过话。我知道，这是她对我的惩罚，也是我命运的一部分。既然是命运的内容，我似乎也只有接受……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黄依依与我朝夕相处，却形同陌路，我们经常在路上迎面相逢却视而不见，无声而过。

于是，我下楼去要求换房。

这种状态维持了将近一年，一天下午黄依依突然来找我，要求组织出面，帮她解决一个人的问题。我问她是谁的问题，她像陷入沉思一样沉默着，很久才抬起头来，说是通讯处张国庆。我当时很纳闷，张国庆有什么事需要她来出面解决？她说：“他爱人和孩子都被处理回老家了。”这我知道。我问她要干吗，她说：“你曾答应我，破译了光密我可以救一个人。”我说：“是的，让老王回来工作。我一直纳闷，后来你为什么不提这事了。”她哼一声说：“当时我因为被铁部长强硬留下，自己都不想活，哪还有心思去管那些。再说了，你把他赶回老家，他整天跟个罪犯一样地看老婆孩子的脸色做人，赎罪还来不及呢，心里哪还敢有我？”

绝对不行！

确实如此，我对她的伤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我想表示一下歉疚，她不耐烦地阻止了，“行了，这些都不说了，现在就说这个，我要讨回我的权利，但不是为老王，而是张国庆，请你看在我面上，帮张国庆把他老婆和孩子弄回701。”

这怎么行？

我不觉糊涂，张国庆到底跟她有什么关系？

本来，王书记已经替我开好房间：三○一房间。这是个套间，里间有一张暗红的古典雕花大木床，床上叠着绸缎的花被，蚊帐是尼龙的，如蝉翼一样透明，还有单独的卫生间；外间宽敞，物什齐备，有舒适的沙发，派头的电话，还有吊扇、衣帽架、台灯、茶几、茶具和烟缸等大小设施和用品。就楼层说，是顶楼，就方位说，在走廊尽头，不但安静，还有保密性，安全感。我需要这样一个房间，因为我是特别单位701的人。但是，这个房间现在只属于“安在天”，不是“杨小纲”，杨小纲只配住一般房间。一般的房间比较多，任意性比较大，根据我的要求，最后安排给我的是二○一房间。这个房间在三○一的脚板底下，一样处在走廊尽头，也是套间，虽然没有那么多配备，但基本符合我的要求。所以，我进屋后，就决定住下来。由于一路雨中奔跑，我似乎有点累，进屋后，简单擦洗一下，就上了床，而且很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过，一个惊天动地的霹雳很快又把我惊醒，我听到有个东西在不停地拍打窗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走过去看，发现窗外的右手边，有一棵跟楼房差不多高的枣树，正是盛夏季节，枣树枝繁叶茂，有条枝桠出格地伸到我窗口，借助风力的鼓吹，冒昧地拍打着我的窗棂。再看下面，有一根分枝完全贴着墙头长过来，要不是有人砍断它的头，没准它早已破墙，钻进屋来。也因为砍断了头，所以它变得格外粗壮，粗壮得像一根独木桥一样吊在我窗下，只要稍有点脚力和不犯恐高症的人，都可以凭它翻进我房间里来—破窗而入。

张国庆在701也是个众所皆知的人物，他以前是我们机要处的机要员，701内部所有机要文件，都要从他手头过。妻子是我们医院的内科护士，是胶东人，人高马大，脾气也很大。据说张国庆很怕她，两人一旦吵嘴，女方常大打出手，打起来，手里抓到什么都敢往男人身上甩去。有一次甩过去的竟是一把医院手术剪子，银光闪闪飞过去，一下插在张国庆肩膀上。从此，张国庆怕老婆名声在外。不过又有人说，女人其实很爱丈夫，张国庆在家里什么事都不要做，女人还给他洗脚，剪指甲。她在外面总是说张国庆怎么怎么好，她是怎么怎么爱他，离不开他，以致他不在家时都睡不着觉，等等。但是张国庆总要离开她的，因为他的工作决定他经常要去总部出差。三年前的一天，张国庆去总部出差回来，以往他都是先回单位，把随身带的文件锁进文件柜后再回家。但是那天的火车晚点好几个小时，到701时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如果去了单位再回家，起码要折腾个把小时。他不想折腾，于是直接回了家，根本没想到这会给他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说真的，我没想到我一个平常为之的老习惯，竟然让年迈的书记同志平白增添了一个多小时的焦虑不安。我是说，用假名字登记住宿或办事，是我素有的习惯，也是需要。我身上备有各种各样的空白介绍信，我以什么身份和名姓住进该招待所，完全是随心所欲和偶然的，就看我当时伸进挎包的手率先摸到“哪一页”—那里面有许多页差不多大小和硬软的介绍信函。当时，我率先抽出来的是一张由北方某省政府给一个名叫辛小峰的处长开的介绍信，只是觉得这个职称跟我此刻落汤鸡的模样不太符合，于是又重新摸了一张，即杨小纲的那张。不用说，杨小纲和某省政府处长都不是我的真实面目，我的真实面目是—真名叫安在天，身份是特别单位701副院长，代号A705，即701五号人物的意思。但如果要说我使用过的名字之多，绝不亚于一个江湖老骗子，可以说，一本百家姓氏谱里，我至少用过半本的姓氏。别的不说，就说在这次为期八天的回国途中，我先后用过李先进、陈东明、戴聪明、刘玉堂等六个名字，它们一定程度上说明我此行经事之多，和我固有的谨慎。是谨慎，不是胆怯。谨慎和胆怯，跟冷漠和郁闷一样，看起来有点相似，骨子里却有云泥之别。

退一步说，如果第二天他早点起床，去单位把文件存好，事情也不会出。但那天张国庆起床时，老婆提醒他，今天是星期日，意思是你可以多睡一会儿。这一睡就是一个大懒觉。等他醒来，已十点多钟，家里空荡荡的，妻子和孩子都不在家。妻子不在家可以想得到，因为这是星期天，院子里的家属一般都要跟单位的班车去镇上采购东西，一周仅此一回，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了，下周的菜、柴米油盐都可能要成问题。一般妻子不带孩子走，反正张国庆在家，有人带。但这天，张国庆妻子也许想让丈夫睡个安稳觉，把孩子带走了。孩子是个男孩，七岁，刚上小学，以往父亲每次回来，都会有点东西送他。这次，父亲深夜回来，他不知要送什么东西，当然要翻翻父亲的包。母亲到食堂去买馒头，父亲还在睡觉，屋子里等于没有人，于是他及时拉开父亲皮包，并且马上找到一份属于他的礼物：一小袋纸包糖和一盒小饼干。他先剥了粒糖吃，一边吃着一边继续翻找。于是翻到一只文件袋，里面都是机要文件。对文件孩子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这些纸，这么白花花，亮光光的，他见了忍不住用手去摸，一摸，又硬又滑，简直是叠飞机的上好材料……

书记同志怠慢我的原因，我猜想有二个，一个是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又黑，我在雨中像一个逃兵一样冲进招待所，脸上的神情和身上的衣衫都透露出一种落魄和慌张，太不像一个“要人”；二个是我在服务台登记时用了一个假名字：杨小纲。我注意到，开始书记同志对我的到来还是有点敏感，我走进大厅后，他始终用警疑的目光忽明忽暗地打量我，在我身边转悠，像个探子。我到服务台作登记时，他也跟着我磨蹭到旁边，装模作样地跟服务员说事。低级的探子！但当我掏出的那张介绍信函—它不但纸质普普通通，而且足以证明我只是南方某高校一名叫杨小纲的教职工时，他顿时对我了无兴趣，迅速从我身边滑开，我的背脊骨甚至可以真切地感觉到，他在拖着沉重的步子背离我。当我办完登记，往楼上走时，我看到他在门前不安地踱着步，焦虑的目光时不时扎进黑暗的雨丝中，好像我还在来路上，随时都可能从黑暗中向他走来。

到这时，张国庆命运中的劫数开始作怪了。孩子看袋子里这样的纸有厚厚一沓，一份又一份，有十几份，他想抽掉一份谁知道？于是“聪明地”抽出一份，把它转移到自己书包里。

大约是三个小时前，研究所党委书记王某就已接到科学院主要领导的一个重要电话，说的就是我即将“莅临”的事。领导对他说：人一到你就通知我。挂电话前，领导又交代：他是个有特殊使命的人，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于是书记放下电话便直奔招待所，守在招待所刚修缮一新的大厅里，诚惶诚恐地等我出现，不时还冒着雨到外边来翘首张望，想象着我的如期而至。可以说，他在心里早把我盼望了又盼望，也许还用心推敲着“觐见”时应有的辞令。但当我真正出现时，他却仅仅多看了我几眼而已，没有上来招呼，更没有“热情接待”。

两个小时后，张国庆起床，注意到皮包拉链开着。他是个机要员，十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使他格外关心里面的文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少了一份！他几乎笃定是儿子干的坏事，急忙出门去找儿子。院子里都找了，左邻右舍都问了，不见孩子的影子，有人说可能是跟他妈去镇上了。这个“可能的事实”让他吓坏了，因为如果文件确实在孩子手上，出不出院门这一点至关重要，会改变性质。事后，也正是这一点，把张国庆全家毁了！

当天晚上，我以杨小纲的名字，住进这里的招待所。这招待所在当时看也许是很高档，因为要接待外国专家。门口设有一个保安，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对进出的人好像都很熟悉。我在总台登记房间时，看到有两个外国人，一男一女，坐在大堂的椅子上聊天。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但可以肯定不是苏联人。

长话短说。当张国庆在半路上见到孩子时，孩子已经跟着他妈从镇上回来，孩子手上正捏着用文件叠的纸飞机呢。据孩子事后说，因为文件纸页较大—十六开，他就对开来用，这样一页可以叠两架飞机。在母亲去街上买东西时，他没有跟去，而是以做作业的名义，留在停车站里，与院里另一个孩子一道叠飞机玩。文件共有四页，按每页两架计，他们共叠出八架飞机。现在他们手上只有每人一架，两人就是两架，其余几架，有的飞上屋顶，有的坠入人流，有的当场被镇上其他孩子抢走。后来返回停车场去找，总算又找回四架，应该说还算不错。但是，丢失的两架，造成的损失，似乎不亚于丢失了两架真飞机，整个701上下都为之惊心，为之危言耸听。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位于海淀区北郊，一个寂寞得有点荒凉的院子。这天下午，我去胡上校他们单位取了选拔资料后，回来的路上恰好经过这里，便以一个闲人的身份溜进去闲逛了一下。一进门，就看到祖冲之的塑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远处，一个年轻人正凝望着太阳，好像在试图计算太阳的高度。在我离开时，又看到一个戴着深度近视镜的老者，正一路俯首在地上拾捡着刚刚不慎从菜篮子漏出的几颗土豆。有一颗土豆滚入了下水道，他还是不甘心，把它当宝贝似的捡进篮子。看来，我们国家确实正处在一种我想象不到的贫困中。

处分肯定免不了，而且一定不会轻。

结果，张国庆老婆被开除公职，和孩子一起遣回老家。张国庆因为身上有高等级秘密，不便流入社会，才有幸保住公职，下放到通讯处，行政级别也由二十一级一抹到底，降到最低二十三级。

“有名有姓有地方，哪还会找不到？”铁部长当即指示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柳处长负责，马上出发去哈尔滨军工大学寻找这个叫黄茜的人，一路由我负责，去中科院数学所看看。

有人说，对张国庆妻子的处理过重，其实正是因为不能正常处理张国庆，才这么重地处理她的。她是替丈夫和孩子受过，理所当然，合情合理，没什么好冤屈的。没有冤屈，组织上当然不会给她翻案，没想到黄依依居然要行这个好。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得很含糊，说：“一个七岁小孩犯下的错误，要让一家三口都付出一生的代价，挺冤枉，也挺可怜。”

“黄茜。”上校说。

我说：“老王在老家也挺可怜。”

“她叫什么名字？”铁部长问。

我其实希望她把老王“赎”回来，一来老王的下场毕竟跟她有关，二来这也是我对她有过的承诺。她巧妙地将了我一军，说：“你的意思是把老王的事情和张国庆的事情一并解决了，那当然最好不过。”

资料在他单位，铁部长吩咐我随他去拿资料。我们一行人从办公室出来，在门口等车时，他突然想起一个人，回头对铁部长说：“如果你们能找得到这个人，应该就是你们现在需要的最合适人选。”他介绍说，这个人曾在美国兰登公司工作过，据他所知她在那边曾经破译过苏联密码。铁部长一下睁圆了眼，问他怎么样才能找得到。上校说几年前他曾在哈军大跟她见过一面，是个女的，很年轻，也很漂亮，但后来听说她离开那里，去了哪他也不知道。

我说：“我的意思是先把老王的事解决了。”

上校说：“只要能找到合适的人，新不是问题。破译密码就好比男女之间谈恋爱，不是说你谈多了就容易谈成，关键是要有感觉，有缘分，有灵性。”他建议我们不妨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去找找，这些年海外回来了不少数学家，多数都在那里面。他说：“虽然不是每个数学家都可以干这个，但要想干这个离不开数学，那边人多挑选余地大。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选拔资料，也许能帮助你们找到想要的人。”

她说：“不，如果两个事情只能解决一个，那么先解决张国庆的。”

铁部长指着我说：“他这不到处在找嘛，但让一个新人开始就独当一面，我心里总觉得没底，所以专门来找你。原来想有你心里就有了底，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

我问：“为什么？”

上校摇摇头，笑道：“首长，您说的不对，世上的密码恰恰是不相通的，尤其是苏式密码和美式密码完全是两回事，一个追求的是深难，是复杂和深奥，技术含量特别大；一个追求的是疑难，主要以诡秘、机巧取胜，可以说有天地之别。一个往天上飞，一个往地下钻，区别就有这么大。这也是双方研制密码的科学家有意为之的结果，要的就是要有区别，区别越大越成功。然后到破译界就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就是一个破译美式密码的人，一般不去破译苏式密码，去破也是破不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人就是这样，你在这方面强了，往往在那方面弱了；这方面越强，那方面越弱。现在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觉得我很强，但针对光复一号密码我其实毫无长处，只有短处，你们哪怕随便找个数学家来，都比我强。”

她说：“没有为什么。”

铁部长说：“所以，这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过，开天辟地的。因此，我们的行动叫‘天字一号’行动。不过我想世上的密码总是相通，你破译了那么多密码，经验、技术都是无人能比，我还是非常希望你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应该说，她要保救老王，大家心照不宣，可为什么要施恩于张国庆，这事情就很叫人费解。既然费解，我不免要去底下打探，结果又探到一个“大地雷”—两人原来相好着呢！听说相好的过程很偶然：有一个星期天，张国庆向别人借了二十元钱，加上自己的五元钱，准备给老家正闹饥荒的老婆孩子寄回去救命。他填好汇款单，正要往柜台里递钱时，一个人从后面突然扑上来抢了钱，跑了。张国庆追出去，没追着，一下瘫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号啕大哭，正好被路过邮局的黄依依和小查碰见。黄依依见一个大男人当街哭得那样伤心，动了恻隐之心，当即摸出身上所有钱，还借了小查几元钱，凑够二十五元交给张国庆，让他给家里寄去。张国庆望着黄依依手上的钱呆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各地都有人饿死，二十五元钱可以买几百斤大米，够他老婆孩子吃上大半年。

胡上校说：“是啊，他们以前一般都用的是美式密码。”

从此以后，张国庆经常去帮黄依依干活，扫地、提水、糊窗户纸、打扫卫生，最后连黄依依脱下来的衣服裤子，都抢着洗。这样一来二去，日久生情，渐渐好上了。探到这个“大地雷”后，我没有像对待老王那样，把事情捅上去，而是找到黄依依。我想让她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现在她与张国庆的关系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但如果组织上根据她要求，把张国庆的老婆孩子弄回单位，可能她与张国庆的事情全701都会知道，这会破坏她目前有的光辉形象。

铁部长说：“要说接触，苏式密码谁都没有接触过。我们两国关系这么好，起码是以前吧，怎么可能去破译他们的密码？而且，谁也想不到，斯金斯的密码最后会转到台湾去。”

“再说，”我提醒她，“你也不能老是这么单身下去。”

上校想了想，诚恳又无奈地说：“首长，不是我不愿意来，而是……怎么说呢，斯金斯的密码，我破不了。她研制的密码属于苏式密码，那边的密码我从没有接触过，更谈不上研究，来也帮不了你们忙。”

“怎么会呢？”她跟我半真半假地说。

我向铁部长汇报后，铁部长没有任何犹豫，亲自出面去海军找到相关领导，要求见他一面。人就在北京，第二天胡先生便来了，四十多岁，穿一身蓝色的海军装，上校军衔，戴着眼镜，头发透顶，说话慢条斯理的，看上去很斯文、很智慧。我赶去的时候，铁部长和柳处长已经跟他聊了一会儿，好像是在动员他过来，已经被胡上校推辞。铁部长把我和他介绍认识后，有点快刀斩乱麻的意思，干脆地对他说：“这样吧，我们先不说调动，估计要调你过来难度不会小，即便你愿意也不一定行。就折中一下吧，我们借用你几个月，我跟你们领导去商量，行不？”

我说：“你如果真喜欢张国庆，也不能这样帮他。”

柳处长对我说：“他肯定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但要把他挖过来的可能性我看不大，除非铁部长亲自出面。”

她说：“你的意思应该让他离婚，然后跟我结婚？”

我别无选择，可又不知如何开展工作。好在还有柳处长，他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高才生，又长期在破译圈子里转圈圈，他很快给我提供一个人选。此人叫胡海波，从美国回来，几年前被海军情报部门挖去搞破译工作，建功卓著，短短时间就破译过境外好几部中高级密码，在破译圈内颇有些令人称奇。

我说：“对。”

下最后通牒了！

她说：“这不现实，也不可能。我知道他这个人，要他离婚简直等于要他的命。他没这个胆，也没这个命。”

第三点，铁部长对我们这次行动取了一个代号。他说：“我们要破的密码名叫‘光复一号’，我们的行动就叫‘天字一号’吧，你不愿当组长可以，我来当，你就当副组长。这是我对你唯一能让的步，如果你再跟我叫难，想撂挑子，别怪我不客气！”

我说：“即使不这样，你也不能帮这个忙。”

第二点，要求我马上行动，该招兵招兵，该买马买马，不要耽误，现在就开始行动。先找人，找到了人，马上回701，把工作开展起来，不能等，不要拖。

她问为什么，我告诉她，她现在条件很好，组织上已出面在给她物色对象，这时来办这些事，等于是把她跟张国庆的事张扬出去，对她找对象很不利。总之一句话，我认为，她不该管张国庆，不是管不了，而是管不得，管了，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对她有害无利。我说的是实话，也是事实，也引起她深思。但是，她最后作出的决定还是叫我失望。

铁部长听了我的话，又批评我说：“你有困难说出来是对的，但不要被困难吓倒。我知道美国密码界对这部密码评价很高，但我们破译它也有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斯金斯是苏联人，她研制的密码难免落入苏式密码的套路。这些年，我们跟苏联不论是密码界还是数学界，深深浅浅都有一定的接触，有接触就有了解，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其次，你在斯金斯的同学安德罗身边待了这么长时间，想必也不会一无收获吧。所以，我想，你的畏难情绪可以少一点，即使少不了也只能迎难而上，没有退的余地！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她说：“我答应过张国庆，我不能食言。再说，谁要在乎我这种事，他也做不了我丈夫，做了也会散。”

说真的，我怎么去找呢？我是个土八路，半路改行过来，属于那种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根底，跟师傅学艺的破译人员，对国内数学界的情况根本不熟悉，就是一队数学家排在我面前，我也不知道要谁。

我说：“谁不在乎，是男人都在乎。”

铁部长打断我说：“你已经胜任，能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就是胜任的标志。老实告诉你，早已经有专家告诫过我，凭我们现在的破译力量不可能破译这部密码，所以调人是必须的。说，你想调谁？我们是祖冲之的后代，我们国家不乏优秀的数学家。有就去找，就去请。你们请不来我去，我也请不来，我找人去请。总之，不要怕请不来，就怕找不到，不会找。”

她说：“那我只有单身的命了。”

我说：“可我的能力远不能胜任，我不是数学家……”

我说：“组织上不是正在努力嘛，所以才需要你配合，别把跟张国庆的事捅出去。”

他说：“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我非要点你的将？”

她说：“包得了一时，包不住一世。行了，别扯那么多，张国庆的事我是管定了，至于其他事就听天由命，我才没这份理智和耐心，做一件鸟事想得八辈子远。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只想帮张国庆这个忙，一个这是我答应过的，再一个，张国庆这人你不是不了解，一个老实透顶的人，除了老实就是老实，我不帮他，他还能靠谁？靠他的老实能解决问题吗？可这问题不解决，他下半辈子能幸福吗？所以，张国庆的事我一定要管，你如果不想管可以，我去找其他人管就是。”

我说：“她是我导师安德罗的大学同学。”

话说到这份上，我只有管。我知道，我不当这个好人，自有人来当，让别人当等于是我得罪了她，自找麻烦。那时候，上面来领导哪一个不要接见她？都要见她！她借机奏我一本，对她是顺手的事，对我是改变命运的事。什么叫一言九鼎？那时候她说的话就是一言九鼎。我没这么傻，好好地去得罪她，让人家白捡一个便宜。所以，我看她执意要帮张国庆，同时又表示：最好能一起解决老王的事，我索性给她来一个“最好不过的”，专程去了一趟总部，把两个人的问题一并解决了。

第二天午后，李秘书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身后竟是铁部长。铁部长走进屋，笑着对我说：“看来你比谁都了解列列娃·斯金斯。”

说真的，当时组织上对她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会慎重考虑，尽量满足。像张国庆和老王这种问题，都是单位内部可以解决的，只要她出面了，要求了，也就解决了，没什么难度。

但事实就是如此，用柳处长的话说，美国人自己不敢用这部密码，废掉它又觉得可惜，便转卖给台湾，国民党则把它当宝贝接受了。资料从我手里掉下去……我几乎有一种生理的反应，双眼发黑，双腿发软，身体里的血像在倒流……当天晚上，我便给铁部长写了一份报告，特别指出这是一部世界顶尖高级的数学密码，不是一般的数字密码。在我看来，就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源看，根本不可能破译它，要想破译它，必须从外面调人，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必须要优秀的数学家才行。同时，我又一次提出，我力不胜任，建议组织上重新考虑负责破译光复一号密码的组长人选。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701总的说是个很封闭的单位，正因为封闭，与外界无关，内部有什么事都传得飞快。像张国庆和老王，在701本来是无人不晓的著名人物，黄依依保救他俩，等于在新闻上面又制造新闻，转眼便风靡一时，无人不知。这样，如果张国庆老婆回来，重新安置在701医院，隔墙有耳，总有一天要东窗事发。所以，出于“保密”需要，我们特意将张国庆老婆安排到镇上县人民医院，还是当护士。老王没回培训中心，他大概觉得回来面子上过不去，所以选择了远走高飞，去了我们701在外地的一个分站，离这边很远。

他说：“我知道。”说着递给我一沓资料让我看，一边说，“我们现在要破译的光复一号密码，其实就是列列娃·斯金斯一手研制的世纪之难密码。”

张国庆老婆回来后，我心里老是有她的影子，怕她知道真相，闹出事来。我听医院的人说，她有点泼。俗话说，世间有两种人最可恶：泼的女人，谄的男人。我确实担心她一旦得知实情，大肆撒泼，闹得鸡犬不宁，影响黄依依的名誉和破译工作。有些人的工作影响就影响了，不怕，起码用不着我怕，但事情一与黄依依沾边我就怕。她现在是一处之长，整个破译处的核心人物，也是701的典型，出了事就是全院的事，所以当然要重点保护。说到保护，什么安全啊，身体啊，饮食啊等等，都容易，难就难在张国庆老婆，怕她知情闹事。

我说：“不知道。”

一个月过去了。

柳说他知道这件事，并问我：“你知道这部密码后来的下落吗？”

两个月过去了。

我说：“是的，安德罗经常说起她。你应该知道，她到美国后曾帮美国军方制造过一部叫‘世纪之难’的密码，据说是当今世上最深难的密码之一，但美国军方最后还是不敢用，因为她毕竟是苏联人。”

张国庆老婆那边安静得很，无任何不祥不妙的声响或迹象。就是说，我担心中的事没有出现，如果说有什么不顺心的话，就是给黄依依找对象的事，开展得很不理想。要给此时的黄依依找一个双方如意之人，谈何容易，首先年龄合适的人就少，然后又要有文化、有自信，这样的人就更少了。

柳说：“看来你确实很了解她，因为她是你老师安德罗的大学同学，两人关系一直不错。”

为什么说要有自信？因为，我们遇到过两个，说的时候很起劲，但一见面，看黄依依长得那么好，又听说还有那么多荣誉，就蔫了，似乎已料到自己落败的下场，索性先投降。后来有一个，是附近部队的一个副团长，两方感觉都还行，谈了一个多月，见了三次面，但就没了第四次。我们的人追去问原因，副团长说，这女人太不自重，才见三次面，八字还没一撇，就主动要跟他搂搂抱抱，还是大白天呢，像什么话。看来，他是被黄依依的大方吓倒了。还有一个人黄依依也是有感觉的，他是省城一个大学教授，前几年被打成右派，老婆跟他离了。双方年龄相当，教授以前在国外留过学，有不少互相欣赏的基础，两人几乎一见钟情。教授的胆子也大，来的第二次就留下来跟黄依依过了夜。这样来去几个星期，黄依依跑来对我说：就是他了。喊我们给他们办手续。

我说：“知道，帮美国人制造密码。”

结果，一办手续把两人的好事办没了。

柳问我：“她到美国后干什么你知道吗？”

原来，教授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高级官员，兄弟姐妹七八人，有的在台湾，有的在香港，有的在美国。而我们701，因为保密需要，严禁跟有境外亲友关系的人通婚。这几乎是我们系统内部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谁都不能以身试法，总部首长都不敢，更别说我们下面。这样，黄依依的婚姻又陷入茫茫人海中。

我说：“当然听说过。”此人在苏联可是大名鼎鼎，一个十足的奇女子，数学上的成就极高，但为人也极其傲慢。据说有一次斯大林请她吃饭，她居然因为要看一场球赛谢绝，后来自然被斯大林整惨了，最后被迫流亡到美国。

据我所知，在张国庆老婆回来的头半年，黄依依基本上没跟张国庆来往，但后来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因为对象找得不顺利吧，两人开始又有来往。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大清早，张国庆从黄依依屋子里出来，看得我心惊肉跳。我想，都在一个院子里住，这样下去迟早要败露。于是，我亲自去找镇上领导，请政府出面在医院给张国庆老婆分一套房子。这样，他们家安在镇上，张国庆老婆几乎不上山，彼此天各一方，穿帮的可能性小多了。大部分时间，张国庆上完班下山回家，但有时也会被黄依依留在山上过夜。为此，我几次去张国庆家做慰问，跟他老婆说张国庆现在任务重，有时回不了家，希望她支持什么的。总之，为了保证他们的私情不败露，我是用了心思，也用了权力，做了不少荒唐事。从某种角度讲，整个701都是他们的同谋。说真的，他俩的事在山上连只狗都知道，但张国庆老婆始终不知，可见风声之紧，紧得几乎不可思议，靠的就是大家心领神会，积极配合。

他说：“列列娃·斯金斯。”

当然，我知道，这不是根本之计，根本之计还是要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他”，让黄依依有个家，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所以，一边是极力捂，一边我们又四面八方帮黄依依找如意人。难啊，但难也得找。因为，这不是黄依依的个人问题，而是701的组织问题，政治问题。

我问：“谁？”

转眼到第二年春季，一天下午，黄依依突然跑到我办公室，进门就说：“我要跟张国庆结婚！”

如果说李秘书是铁部长的身体，帮他跑腿，端水泡茶，待人接物，打理日常事务，那么柳处长则是他的心脑，他的智囊，替他看云识雨，出谋划策，指点江山。柳处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破译家，他麾下的处主管着下面各院、所的破译工作。我从外交部参加完小雨的追悼会回来后不久，柳处长到招待所来看我，对我很客气，口口声声叫我“安副院长”，让我很不习惯。开始我们主要是闲聊天，聊一些共同的熟人、同事，后来聊着聊着就聊到密码上去：他现任的工作，也是我不久后的工作。聊到光复一号密码时，他突然问我：“安副院长，你在苏联这么长时间，不知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一个数学家。”

我一下愣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很久才接她话，说的只是一句废话：“什么意思？”

话说回来，那天铁部长接见我时，有一个人在场，就是柳处长。

她说：“就这意思，我要跟张国庆结婚。”

我说：“你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知道，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小雨已走。怎么走的？当然是“不慎车毁人亡”。只要灵台设在屋里，这个消息很快将不胫而走，慢慢地，701的人都会知道。这个系统里的人，做这种掩护工作总是技高一筹。

她说：“不是。”

这对我确实是个巨大的震惊，由此我马上想到小雨的死肯定另有隐情。铁部长说：“要说隐情，何止只有一个‘死因’。”确实，“隐情”太多，多得我无从说起。事实上，从我认识小雨之初，一切都似乎已经注定。这是一个真正的秘密世界，夫妻关系不过是工作关系的附属，是掩护，是安全保护措施的一部分。同样是为了掩护的需要，第二天，外交部为小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外交部内部报纸刊登了相关消息，似乎恨不得尽可能让人都知道，小雨是在外出办事途中“不慎车毁人亡”，因公殉职。这还不够，追悼会后，铁部长让李秘书把小雨的骨灰盒带走，后来等我到701赴任时，发现骨灰盒比我还先来到我的屋里：一个像模像样的灵台，香火缭绕，遗像上的小雨透过缭绕的烟雾看着我，仿佛我们之间真的隔着千山万水。

我说：“那就怪了，你怎么突然有这想法？”

当然不能，我一个在校学生不可能老是去社会上抛头露面，跟一个比我大好多岁的女人去接触。事实上，我的情报大多是通过小雨传给“飞机”同志。她在大使馆做文秘工作，“飞机”同志是她部门领导的家属，两人关系不错，经常见面，传递个东西很方便。可是，我一直以为小雨是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我和“飞机”同志的秘密关系。原来—啊，天大的秘密啊！铁部长告诉我，其实小雨都知道，她早就是我们的同志，只是为了减轻我的压力和工作需要才对我隐瞒。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雨秘密的级别比我还高！正因此，他将代表本部领导去秘密出席小雨的追悼会，因为她是我们部的同志，外交部不过是她的名头而已，是面具，是伪装。

她说：“我受不了他天天回去陪老婆。”

他反问我：“难道你不觉得小雨是你的得力助手？你在安德罗身边收集的那些情报没有小雨协助，你能那么顺利地传给‘飞机’同志吗？”

我说：“就为这个？那我跟张国庆说，让他少回家不就行了，何必结婚？”

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不，我要结婚。”说得很平静，又坚决，显然经过深思熟虑。

如果说这件事—工作上的事—个人前途的事，让我感到意外的话，那么关于我妻子小雨的事我感到的就是震惊—万分震惊！铁部长告诉我，明天外交部要举行小雨的追悼会，他将要以小雨老师的身份去参加追悼会。

我责怪她：“早知现在，何必当初？还把他一家人都弄过来……”

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只有说行。

她打断我：“现在是现在，当初是当初，反正我要跟他结婚，你喊他离婚吧。”

果然，下午铁部长一见我便直截了当对我指出：我没有任何推辞余地。“不要再有这个念头！”他大着嗓门教训我说，“连犹豫都不要有，干干脆脆，高高兴兴地上任，现在就上任，就进入角色。组织上把你从安德罗身边召回来是下了狠心，所以也不可能有商量的余地。这是一。二，你的任务很重要，还是这句话，组织上下狠心把你从安德罗身边召回来，说明现在破译光复一号比破译任何密码都重要，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头号任务。为什么这么急，这么重要，原因也是明摆着，因为老蒋在做美梦，并且采取一系列切实的行动。你应该知道，去年台湾一次性向美国购买了十七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光复大陆’的军事演习搞了一次又一次，向大陆遣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特务，现在又把通讯密码换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说明这一次他们喊‘光复大陆’不是嘴上说说，是准备大干一场的。话说回来，即使是嘴上说说，那么多特务派过来，在我们眼皮底下，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我们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搞个破坏，明天去那里造个谣言，怎么行？不行。所以，这部密码—光复一号—必须破，作为我们的头号任务来破！第三，有什么要求和困难都可以提出来，组织上，包括我个人，都会尽最大努力给你解决。我知道，当然一定会有很大的困难。我听柳处长说，这是国民党方面迄今启用的最高级的密码，保险期限高达三十年。把一部这么高级的密码交给特务部门用，不是军方，也不是高层，这本身说明这些特务在本次‘光复’行动中担任着非同寻常的角色。你现在刚回来，对这部密码情况不了解，不知道有什么困难，想提要求可能也不知怎么提。没关系，柳处长很了解，完了我把他交给你，好好了解了解，想一想，把你的行动计划，包括困难和要求，写个报告交上来，我在第一时间内答复你，怎么样？”

说来真有点荒唐，她要结婚，不跟张国庆去说却跑来跟我说，好像这是我下达给她的任务。还有，她早不想，迟不想，怎么就突然动了这根筋？简直是损人害己，让我们白忙乎那么多事！但荒唐归荒唐，我却不能不管。就这样，我找到张国庆，把事情问说清楚，最后要他表个态。

他干脆地说：“有什么你下午跟铁部长说吧，跟我说没用，跟铁部长说我认为也不大可能改变。”

张国庆倒说得干脆：听组织的。

他说：“已经决定，昨天文件已经下发，我先跟你通个气，下午铁部长肯定要见你，他现在有会议。”他真诚地祝贺我连跳三级，说我现在是全系统最年轻的副院长。可我像是丢了魂，一直发着呆，直到他起身要走，才紧急向他申辩，要求组织上重新考虑人选，我难当此任。我说：“这个不是其他东西，可以拼一拼，搏一搏，可以赶鸭子上架。”

听组织的就离。

我一听简直愣了！我说：“我才学了点皮毛，怎么可能担当这么重大的任务？”

就离了。

这么说701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十年前他们是听不到，今天是听得到但看不到。我问他现在701谁在当院长，他说是一个姓罗的。这人我认识，是一个女中豪杰。我在侦听处时她曾当过处长，据我所知她并不懂破译。我这么说后，他对我笑道：“是，她是侦听出身，不懂破译。不过她不懂没关系，只要你懂就行，你现在是701副院长，光复一号密码破译小组组长。”

那边才离，这边就结，心情之急，做事之不讲究，不避讳，像是两个世事不谙的小年青。婚礼很简单，他们处里的人，加上我和几个院领导，聚在一起，在单位食堂摆了两桌薄酒，完了又去新房坐了坐，吃了点糖果，算闹了洞房，天地作证了。就在闹洞房之际，黄依依几次啊啊的干呕不止，让所有的过来人都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她已有身孕！

他说：“你的娘家，701。”

至此，黄依依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地同张国庆结婚，不言自明。但无人想得到，在这个表面明白的原因之下，其实还藏着一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谜。原来，黄依依虽然结过两次婚，而与她有过云雨之事的男人肯定更是多。这么多男人，这么长时间，黄依依却从未有过喜—或者有过忧。这是她第一次怀孕！连黄依依自己都感到神秘，这么多男人，唯独张国庆才为她“开天辟地”，好像她的生育机制里上着一把神秘的锁，只有张国庆才能打开。

我问：“破译任务交给了谁？”

这确实叫人觉得神秘，神秘得似乎只有用缘分来理解，来接受。既然这是缘分，是天地之约，是独一无二，是别无选择，还有什么好犹豫？所以，她才这么坚决、霸道地要同张国庆结婚—张国庆仿佛天定是她的！

我知道，紫金号是台湾本岛与国内特务联络的通讯密码，很高级，是一个美国专家给他们设计制造的，保险时限是二十年，现在最多用了就十年吧。我们是两年前才开始对它有所突破，突破的程度远没有达到必须更换的地步，突然更换说明他们可能真的想打仗了。

找到了天定之郎，现在又有了身孕，好上加好，我们都为黄依依感到高兴。一天张国庆来跟我要车，说黄依依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医院在培训中心旁边，距家属区有好几里路远，以前黄依依跟老王好时经常一个人徒步来回，如今不但没了这份心情，似乎也没了这身体，需要车子代步。

他说：“历史又重演了，跟十年前不同的只是叫嚷的口号变了，那时叫‘反攻大陆’，现在叫‘光复大陆’。为此，他们已经把紫金号密码换成‘光复一号’密码。”

从医院回来，黄依依径自来到我办公室，见面就莫名其妙地甩给我一句：“这下你高兴了。”

我说：“十年前朝鲜战争刚爆发时，他不是也很来劲，天天派飞机在沿海轰炸，还派遣大批特务，企图里应外合，反攻大陆，结果怎样？鸡飞蛋打，把仅有的老本都蚀了。”

我问：“高兴什么？”

他说：“前两年是说说而已，现在是又说又做，不一样。你在外面，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现在我们国家是最困难的时候，国内，连年自然灾害，国外，中苏关系微妙，中印边界局势紧张，真正是内扰外困啊。你有困难，他就来劲，企图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搞翻你。这就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小人的算盘。”

她说：“我又可以给你卖命了。”

我说：“他说什么都可以，反正是说说而已，过过嘴瘾。”

原来，去医院看病，确诊是一般的感冒，医生明知什么药可以快速治她的病，却颗粒不给，理由是这药对孩子不好。黄依依掐指一算，自有身孕后，她至少两次并多日服用过此药。医生把药拿来，把说明书上的“孕妇忌服”几个字指给她看，并加以口头说明，说得她心惊肉跳，后悔莫及。

他说：“确实不妙。当然，对我们不妙，对有些人来说就妙了。不知你看到没有，香港的报纸上说，蒋介石准备要回南京做大寿呢。”

医生总是危言耸听，母亲对孩子总是小心谨慎，不论是对已经出生的，还是尚未出生的。权衡再三，黄依依决定把孩子处理掉，以后再要。正是这个决定，可怕又不可避免地让黄依依踏上了不归路。几天后，我在医院看见黄依依硬冷的身体，突然双膝一软，差点跪倒在她遗体前。当时，我心里直想骂那个危言耸听的医生。因为，是她首先敲响了黄依依死亡的丧钟！

我说不妙。

他说：“是啊，今非昔比。”并问我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不是死在手术中，是死在手术后。

我说：“现在的形势要再开展工作也难，他们现在对我限制很多，不像以前。”

也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厕所里。

他说：“你可能不了解，这几年我们先后破译美国、英国和台湾等敌对势力的好几部高级军事密码，其中你搞回来的资料立了大功。所以，部里领导对你的工作十分肯定，这次喊你回来几个领导都不同意，觉得你在那边工作很出色，回来可惜了。”

我后来去看过那厕所，有两个用木板隔开的厕位，门是弹簧门，里外都可以推拉。有个厕位已经停用，门上贴着“下水道堵塞，禁止使用”的字条。这个厕位安的是坐便器，专为病人准备，另一个是一般的蹲便池。据说，两个厕位门上的弹簧其实早已不顶事，门能开不能关，却一直没人管，直到一个多月前，因为上级要来检查，才终于有人来管，换了新弹簧。现在的门，开关都没问题，就是因为弹簧是新的，劲道很足，拉开门，人进去后，不用带门，门自己会朝着你屁股直扑上来，啪地打你一下，有点吓人兮兮的。

第二天，总部一位主管业务工作的副部长接见了我，他姓铁，五十多岁的年纪，半头白发，有点显老。但说话的声音宏亮，干脆果断，像个将军。他曾是701的第一任院长，因为脾气大，部下们在背后都管他叫“地雷”。他是两年前离开701，提拔到总部当常务副部长，全面负责业务工作。他的秘书姓李，是个年轻人，会俄语，在我去莫斯科之前，我们曾做过几个月的同事。因为时间不长，不是很熟，但几年不见，见了面反而变得亲热起来。在铁部长接见我之前，他先来招待所跟我大聊一通，对我问寒问暖，介绍部里的情况，很热情。他跟我透露，为了我这次回来铁部长跟部里其他几个领导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说的不是701医院，是县人民医院。701医院没有妇产科，有关妇科病或大小生产的事，都到县医院看治。为此，我们机关还跟这边妇产科建立了联谊关系，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这里看病有个优待。黄依依那天去县人民医院处理孩子时，机关专门安排一位跟那边有良好关系的同志陪同，优待自是不必说，去了就有人接待，手术室是最雅静的，医生是最有经验的，手术也是很成功的。做完手术，还安排她到单人病房休息，还给她泡糖水喝。等等这些，都无可挑剔，也许是上帝为了在她走之前，有意给她留下一点人间的美好吧。

到了北京，第一天，有人来我住的招待所取走了“飞机”同志交给我的皮箱。

休息一个钟头，钻心的疼痛消散了，身上的力气随之回来。黄依依看时候不早，要张国庆收拾东西，准备走，自己则去了厕所。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等大家觉得蹊跷去厕所看她时，她半躺半坐在厕所里，已经昏迷不醒。开始以为只是一般性的昏迷，但脉搏却越来越弱，可见不是一般的昏迷。事实上，这时她已经无可救药。

是颅内出血！

感谢安德罗先生的祝福，我一路平安。

她摔倒时，后脑勺刚好磕在墙角下水管的接口上，致使颅内出血。

我走进车厢，不久便有人来敲门。进来的是“飞机”同志，她手上拎着一只黑色皮箱。我也有一只同样的皮箱，此刻放在茶几下。她把皮箱放在我皮箱的边上，告诉我她箱子的密码。走的时候，她带走了我的皮箱：一模一样。我不知道她的箱子里留的是什么东西，但我知道那东西一定比我的性命重要，如果我在路上遇到不测，我首先要保护的不是我的生命，而是箱子里的东西。

医生说，这种伤势，除非是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里，有医生及时做开颅手术，才可能有救。但这里没有这样的人力和设备，人们眼睁睁看着她脸色越来越苍白，脉搏越来越微弱，身体越来越安静又变冷……所有人都企图想阻止这种状态，临时采取一些可以想到的措施，手忙脚乱，结果均以无济于事告终。这是大医院的病，这里的人连确诊的常识都没有，更不要说抢救了。事实上，包括颅内出血的伤势也是事后才确诊的。说来也怪，把人都磕死了，但黄依依的后脑勺既没有磕破，也没有磕出什么包块，只是表皮有一点擦伤，有一点血丝而已，加上又埋在头发丛里，很难发现得了。它使人想到，好像黄依依的头皮是铁打的，颅内却是豆腐做的。

就此分手。

一个为701破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破译天才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他脸上露出一种伤感来，将我拥到他胸前抱了抱，说：“上车吧，祝你一路平安。”

黄依依的死让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惊，无比的悲痛，无比的惋惜。我曾想，如果她的死是由于某个人的错误造成，那么不管怎样，我一定会把这个人撕成碎片，还要用脚在碎尸上发狠地踩踏，踩得它粉碎，踏得它血肉模糊。但似乎没有这样一个人，事实上那天上午，所有与她见过面、打过交道的人，几乎无一不有恩情于她，她们都把她当大首长一样客气地对待，殷勤地关照，小心翼翼地做手术，出事后又及时抢救，至于抢救技术上的遗憾，那是怪不得人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怪罪的人，只有院方领导，可以怪罪他们没有及时把坐便器修好。想一想，黄依依为什么会昏迷在厕所里？因为她以前就有昏厥的毛病，加上刚做手术，身体很虚弱，蹲着上厕所对她是考验，站起来时一下天昏地暗，人就摔倒了。

他摇着头说：“没机会了，就像我们两国的关系已经没机会回到从前一样，我们也没有机会再做师生了，还是做朋友吧。”

黄依依的死，无疑给我们的破译事业带来了难以想见的困难和压力。自跟张国庆的关系公开后，人们当面都爱喊她叫“天使”，背后经常在“天使”前面加个定语—“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天使”。但说真的，在破译密码的事情上，她没有一点问题，是真正的天使，是深悉密码秘密的天使。在我看来，701历史上的所有破译员都捆绑在一起，都抵不过她一人。我是说能力，破译密码的能力和才情，至于贡献，后来还是有超过她的。她毕竟就职的时间短，才两年多，不到三年。不过，从某种角度讲，她的贡献也最大，因为由于她的出现，她神奇的表现，她留下的闪光的足印，让701后来的破译者都不敢妄自尊大，不敢怠慢，只有咬紧牙关去搏杀。她有如一束神秘的剧烈强光，闪一下后消失了，光芒却永久留在了后人的脑海里，言谈中，记忆里，生生不息，广为流传，成了一支参天的标杆，激励着后人往更高更远的黑暗深处发奋扑去。

我说：“是啊，所以我还要回来继续学习。”

破译密码啊，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啊，就是在死人身上听心跳声啊。

他说：“我这么说一是因为从感情上我接受不了，另一个你现在的技术也无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

人死不能复活。黄依依的死却让张国庆和他前妻的婚姻复活了。说到这里，我心里的仇恨也复活了。我不想多谈这两个人，尤其是张国庆老婆—这个泼妇！这个天杀的！我简直想把她撕成碎片！

他指着我抱在手上的骨灰盒，问我妻子小雨到底是怎么死的，他说他不相信只是一起偶然的车祸。我发誓事实就是这样。其实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只能这样说，哪怕我对他非常信任。最后，他郑重地要我记住他一句话：回国后，如果组织上要求我破译他们国家密码，无论如何我都不要接受。

告诉你吧，就是她，把黄依依害死的！

他说：“朋友，你没有说实话。”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没人想到黄依依的死会有凶手，我们都以为这是一起事故，所以没开展任何调查。于是，这个天杀的泼妇轻松地逃脱了罪名，并幸福地过上了破镜重圆的好日子。就这样，过去一年又一年，到第三年秋天的时候，不知怎么，家属区里突然冒出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说黄依依是被张国庆老婆害死的，有说是她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地给黄依依打了一支毒针，有说是她躲在厕所里用纱布把黄依依活活闷死的，也有说是用木棍打死的。总之，说法很多，行凶的方式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听起来有点混乱和可笑。我听了，基本上断定是胡言乱语，因为黄依依和张国庆老婆的关系—情敌—大家都知道，这些说法不过是有人基于这种事实，想当然编造出来的。

我说：“先生，我对你没有任何秘密。”

但是一天下午，张国庆在楼道里碰到我，神色慌张的样子，像见了鬼，一下让我有些疑虑。后来，我让办公室主任把张国庆叫来，叫来干什么，我心里其实也没个准。哪想到，张国庆一进我办公室，就吓得哭哭啼啼起来，可怜兮兮地哭诉道：

他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你给我了很多秘密和疑虑。”

“安副院长，你把她抓起来吧，是她害死了黄依依……”

我说：“安德罗先生，你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个？”

后来，我们审问那狗日的—张国庆老婆—才知道，那天黄依依进厕所时，她正蹲在里面，听到有人进来，她还主动招呼了声，外面的黄依依也客气地回应了。两人虽然见过面，也算认识，但声音不熟悉，就这么随便招呼一下，不可能辨识对方。可以想象，如果黄依依当时听出是她一定会拔腿就走。走掉了，就躲过了劫难。但这只是一种假设，事实是黄依依没走，于是，两人狭路相逢……听那狗日的泼妇说，当她上完厕所出来，看见外面站的是黄依依，心里头直冒鬼火，嘴上就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黄依依没有骂她，只是叫她嘴巴放干净点，随后便往厕所里钻。但她没有就此罢休，还是站在门口，用身体把门挡住，继续说一些难听的话。

检查完行李，导师问我知不知道刚才检查我行李的是什么人。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克格勃。我估计他对我的秘密身份可能已经有所觉察，故作惊讶，“怎么可能呢？”他笑道：“我的朋友，我认为你应该对我说实话，你除了中国科学院密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外，还有没有别的身份？”

两个人，客观地说，黄依依是肇事者，对方是受害者，心里窝着火，见面骂几句可以理解。所以，黄依依很克制，不回嘴，甚至闭了眼，任凭她胡说八道。骂够了，她准备走了。听那狗日的自己说，她在决定走时看见黄依依双眼紧闭的样子，心里很想甩她两巴掌，但想了想还是不敢，怕激化事态。她本想就这样走掉，但动身时弹簧门推她的力度让她想到，可以借门自动弹回去的力量打她一下，以解心头之恨。于是，她特意把门拉到底，让弹簧回力处于最大，然后她突然松手，门跟着就劲头十足地弹回去。当时黄依依闭着眼，哪知道躲闪，被门撞了个正着，身体一下失去重心，往后倒去，后脑勺正好碰在下水管凸出的接口上……

当时中苏关系已经非常微妙，我的行李在火车站也受到严格检查，我的导师安德罗见此再一次劝我别回国。那几天，他一直在劝我留下来，就在头天夜里，我们曾有过一次长谈，他给我分析了中苏关系的前景和我个人可能有的前途，认为回国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差的选择。他似乎已经预感到中苏关系必将交恶，怀疑我回国后可能会去破译他们苏联密码，把我俩深厚的友情玷污。他希望我留下来，读完本科读硕士，甚至读博士，今后专心做学问，不要卷入破译领域。导师说：这是意识形态的事情，说到底跟学问是没关的，我自己的经历应该成为你的教训。我已经不可能走回头路，但你完全可能不步我后尘，做一个单纯的学人。可我知道，这不可能，可以说，我生来就是个“意识形态的人”。我说过，我是个革命孤儿，是党把我培养成人，在党和国家需要我时，我不可能有自己的愿望和选择。

那狗日的看黄依依被撞倒在地，感觉占了便宜，得意地走了，哪知道黄依依已经被她推落生死崖，生命正在飞速地往黑暗的尽头滑去。同时，她自己也跌落悬崖，只是在坠落的过程中，像侥幸被一棵树钩住，得以苟活三个年头。为此，她又付出死不瞑目的代价：张国庆受牵连坐了牢，未成年的孩子由此变得无爹无娘，无依无靠。

我带着小雨的骨灰盒离开莫斯科，至今我还记得那天莫斯科突降大雪，火车站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的心情就像这冰天雪地一样寒冷。一列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苹果、生猪等货物的闷罐火车停靠在月台上，苏方和中方的很多人员正在卸货、验货。这些货物是中方作为还债用的。正如人们听说过的一样，苏方对货物有严格的检查手续，月台上摆放着好几台滑轮机，卸下来的苹果都要经过滑轮机的检验—大小都有“科学而死板”的规定，过大的不要，过小的也不要。对生猪，苏方人员也一一检查，凡是猪身上有伤痕或青疤，都不要。

人们都说，如果她不苟活这三年，事发当时就归案自首，她可能不会被判死刑，张国庆更不会受牵连，那样的话她孩子起码还有个爹可以照顾。但这仅仅是假设，事实是她苟活了三年，事发后张国庆的形象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虽然可以排除他作为元凶的嫌疑，却不能排除他包庇凶手的嫌疑。这足以叫他去尝尝铁窗的滋味。

骨灰盒呐！

张国庆是个可怜的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仅仅是遗憾了。就在我把一切离校手续办完，准备落实回国火车票的前一天，我突然—又是突然—接到噩耗，说我妻子小雨出了车祸！她乘坐的小汽车被一辆大卡车撞出山道，跌落悬崖，车子坠毁，车上的人全都遇难。人死不说，连个尸体都见不着。据说车子在坠落悬崖时着了火，车上的人都烧得不成样子，肉眼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最后是医院根据化验确认死者。当我看到小雨时，她已经成了一只黑色的盒子。

客观地说，张国庆老婆也是个可怜虫，只是我无法可怜她！

按理我应该是一九六○年七月毕业，但是这年三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组织上通知，让我迅速回国。是一个代号叫“飞机”的同志来通知我的，她是女性，长春人，长得很高大，皮肤像游泳运动员一样棕红棕红：一种健康的颜色。她是我在莫斯科期间的领导，当时我名义上是个留学生，实际上是有秘密身份，说白了就是间谍，主要收集当时苏联破译美国军事秘密的情报。我的导师叫列夫列耶·安德罗，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令美国人头痛的破译专家，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他身边，目的是要利用他的地位搜集西方军事情报。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友情与日俱增。他不但是我的先生、导师，也是我一生事业的“生身之父”，我后来所以改名为安在天，正是出于对他的敬意和纪念。知道要走后，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他，尤其是我的学业尚未结束，突然走，眼看就要到手的毕业证拿不到，心里觉得非常遗憾。

我的故事要从莫斯科开始讲起。我是个革命的孤儿，从小在莫斯科长大。一九三一年，我才四岁，就去了莫斯科，回国时已经二十岁，是一九四七年。我在莫斯科学的是无线电业务，回国后组织上安排我进了701工作。开始干的就是最基础的侦听业务，后来因为我俄语好，做过一阵子情报收集、整编工作。一九五七年，组织上把我和妻子小雨都派去莫斯科，我妻子小雨在外交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我则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编码研究中心学习破译技术。这是改变我命运的一件事，我一生的功与过、荣与毁、幸与不幸都跟破译有关，包括现在，我走出人们的视线，蛰居在这里，也是它的后遗症。我的导师安德罗经常说，这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阴谋，一个阴谋中的阴谋。一个人长期从事这种阴暗、秘密、高智力强度的工作，身心都会受到某种伤害。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最后你无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最后，我想再说一点与黄依依无关的题外话。我本不打算在这里说，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小雨，还是一并说了为好。干我们这行，哪怕有巨大的悲伤和痛苦，也只能默默藏隐在心底。但心里梗着东西，总让人难受，我已为小雨的事难受几十年，现在想借机一吐为快，获得一种轻松，一种解脱。

似乎一切是命中注定的，就在黄依依意外死亡后不久，铁部长突然电令我立刻去北京见他。干什么？铁部长没在电话里说，我也没问。这是我们的纪律，上级没说，你最好不问。见到铁部长，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木质的黑色匣子！是什么？你猜对了，一个骨灰盒。

不过，说真的，他的讲述远没有我的乡党讲得好，也许是年纪大的缘故吧，讲得特别拉拉扯扯，我几乎花了多于对付阿炳十倍的精力，才勉强整理出下面这个样子，应该说，依然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没办法，因为我不能添加材料，不能变腔改调，只能删繁就简，作些词语的调整而已。如此这般，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可你绝对想不到，它竟然是小雨的骨灰盒！

后来当然找到了，但可以想见，要请他开口绝非易事。无疑，当初他选择“失散”的目的大概本身就是为了免开尊口。所以，我理解。但我不能接受。最后，我以巨大的耐心和诚恳战胜了他的固执，不是全胜，只能算半胜。他同意跟我讲关于黄依依的故事，但同时要求我，是签字画押地要求：在本书中不能写他离职前后的故事。是有所指的故事。那故事，我在701已经有所耳闻，相信如果写出来，也许比阿炳和黄依依的故事还要好看。现在，我跟他签字画押过，这故事成了我的禁忌，讳莫如深，在此不敢有半点涉及。连暗示也不敢。他还要求我，关于黄依依的故事只能采用“他的说法”。这也是签字画押过的。所以，现在我只能以他的口吻讲述本故事。

这次是真的，不再是掩人耳目的“阴谋”。荒唐的是，小雨竟然真的是死于车祸！车祸的原因至今也没有搞清楚，有说是天气转暖，路面上到处是融化的雪水，很滑，小雨自己驾车不小心出了事。但更多的说法是，克格勃已经知道她真实身份，是他们一手炮制了车祸。其实，怎么死是次要，关键是当时小雨的身份还没有解密。这就是说，即使她是自然死亡，也不能公布她的死讯，因为她已经早“死”了。

安院长资格甚老，系701初创时著名的九位元老之一，曾有“九君子”之称。现在九君子相继辞世，他是唯一在世的，已经八十好几。但身体似乎还好，跟我握手时，我感觉他手上的气力很充足，说话的声音也有气有力，只是浓重的浙西土语让我听来有些吃力。他离休后一直生活在北方某个偏僻小镇，那里既不是他家乡也不是他的工作地，只是他刚满周岁的小孙子胡乱确定的一个地方。据说，安老这人颇为怪异，离休时面对北京上海等大好城市都不去，只要求组织上给他任意安排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不管哪里，只要陌生！这可把组织难住了，因为中国这么大，他陌生的地方多着呢，怎么来确定呢？最后，还是他自己做主，让只满周岁的小孙子在一幅中国地图上随便丢一枚硬币，硬币停落之处，便为他归宿之地。这有点宿命的意思。就这样，这些年来，他有如一只失散的鸟，过着几乎与701人隔绝的生活，时间长了，要找到他谈何容易。

铁部长要求我严格保密，把小雨的骨灰盒带回去，悄悄地安葬。说真的，那时候我对从事的职业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憎恨与绝望。我憎恨的是它的残酷无情，绝望的也是它的残酷无情！后来，我回到701，在一个深夜，悄悄摸到树林里，把小雨的骨灰盒埋在黄依依的墓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感到她们两人应该在一起。都是一条战线的姐妹，没什么不合适的，更何况两个都是寂寞的灵魂，在阴间有了伴，或许就不再寂寞了吧？

在701，有关黄依依的传闻并不比瞎子阿炳平淡，人们因着自己的好恶和见闻，以不同的感受向我讲述着同一个人的故事和传闻。他们的讲述是那么引人入胜，使我对这位701历史上唯一的女破译处长—黄处长—充满写作冲动。但我一直不敢贸然下笔，因为一个对黄依依故事最知情的人，一个像讲阿炳故事的钱院长一样的人物，我迟迟未能谋面，他就是701历史上的第四任院长，安院长。

她们不再寂寞了，可我呢？还得孤独地活下去。记得那天晚上，我默默流着泪，在黄依依和小雨的坟头上坐了很久很久，一直到天亮。那时已是四五月间，树木花草都披了新绿，鲜花盛开，各种花香和草气在夜露中四溢弥漫，充满勃勃生机。可我却在这个春日里闻见的全是死亡的气息，一种类似于植物腐烂的气息。坦率地说，此后的半生岁月，我都只为我的职业活着，我没了感情，没了灵魂，我的感情和灵魂，都在那个春天里彻底死了。

她就是701破译局欧洲处第五任处长黄依依。

我在“死亡”中活到现在，不知道这是我的坚强，还是我的软弱。不过现在我可以安心了，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就要去与小雨和黄依依做伴。有一种说法，不知你听说过没有，叫“天堂有路”。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我想，我的一切愿望，一切爱，都可能只有在天堂里去实现。别人可能不相信有天堂，我相信。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可我依然相信有天堂。是安德罗让我相信的。安德罗经常对我说，没有天堂，人类怎么活？人类的精神往哪里去？就像我和小雨、黄依依一样，如果不寄望天堂，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告慰别人，又告慰自己？

嘿，她是一个有问题的天使。

天堂有路，说得真好噢……

她是个天使，但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