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社会根源不根源，全是胡说八道！”
科斯托格洛托夫摇了摇头，仿佛啐了一口：
“怎么是胡说八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急忙按住腰部，仿佛那里被扎了一刀。如此放肆无礼的论调即使出自“啃骨者”之口也使他感到意外。
“这类情况，如果好好挖掘一下，总是可以找到资产阶级的社会根源的。”
“怎么是胡说八道呢？”瓦季姆困惑不解地扬起了两道黑眉。
鲁萨诺夫尚未躺下。他居高临下地教训科斯托格洛托夫：
“这是明摆着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嘟哝着把身子又抬高了些，现在已经是半坐半靠了，“你们的头脑里塞满了这种货色。”
“我看这是人类的贪心，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贪婪的人在资产阶级之前就有，在资产阶级之后还会有！”
“‘塞满货色’是什么意思？您对自己的话负不负责任？”鲁萨诺夫尖声叫道，一下子来劲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倒悬状态中抬起头来，脑袋挨到枕头上，以便使自己能看清瓦季姆以及其他所有的人。
“‘你们’指的是谁？”瓦季姆挺直了腰板，但书还那么搁在他腿上。“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并不盲目接受任何信条。”
“那还能是什么阶级的？”瓦季姆留神起来。今天他恰恰有看书的情绪，整个病房却偏偏不得安静。
“你们都包括谁？”科斯托格洛托夫龇牙咧嘴地问。一绺额发耷拉着。
“为什么偏偏是资产阶级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嘟哝说。
“我们！我们这一代。”
“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你们为什么要接受所谓社会根源这种谬论？要知道，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种族主义。”
讲师摊开了一只手臂，另一只手按在喉咙夹子上：
“什——么？！”鲁萨诺夫几乎是吼叫了起来。
“可笑倒是可笑，”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慢慢吞吞地说，“不过，请问，这一切您从哲学上如何解释呢？”
“就是那么回事！”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以吼叫回敬他。
“同志们！”鲁萨诺夫解释说，“既然他悔过了，认识了，还把房子交给了儿童福利单位，何必对他采取极端措施呢？”
“大家听听！大家都听听！”鲁萨诺夫甚至身子歪了一下，他挥动着两手呼吁全病房的人到这边来。“我要求大家作证！我要求大家作证！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
“目前州报上登过一篇讽刺小品，可那是什么时候来着？”病房里有人想起那篇东西。“有人用公款盖了一幢别墅，后来被揭露了出来。结果怎么样呢？他承认了错误，把房子交给了儿童福利机构，只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没有判刑。”
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霍地把两腿从床上放下来，晃着两只胳膊肘对鲁萨诺夫做了一个极其下流的动作，还用写在围墙上的那种司空见惯的脏话骂了起来：
“可笑倒是可笑，”科斯托格洛托夫从自己那低垂的状态中做出了反应，“不过……”
“……是说给你他妈的听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你们他妈的……习惯了这一套：只要谁的意见跟你们不一致，马上就是什么意识形态破坏活动！”
舒卢宾也没笑。他是以那样的眼神望道大家，似乎讨厌他们妨碍他睡觉。
这种强盗式的厚颜无耻、下流动作和谩骂的脏话使鲁萨诺夫受到极大的震动和侮辱，他气急败坏，力图把滑下来的眼镜戴好。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则朝着整个病房，甚至朝着走廊吼叫（以致连卓娅也探头进来看看）：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这个故事并不可笑，而且不合时宜。
“你们干吗老是像巫医念咒似的念叨‘社会根源，社会根源’？你们知道20年代的人们是怎么说吗？‘把您手上的老茧伸出来瞧瞧！’而你们的手为什么那么苍白和肿胖？”
“四十二岁时他就退休了。其实他身体还很棒！连劈柴都劈得动。手往外套衣襟里一插，走路的神气像个元帅。你以为他对生活该满意了吧？不，他不满意：他念念不忘过去他所在的集团军的司令员在基斯洛沃茨克的那座有十个房间的小楼、自备的暖气锅炉和两部汽车。”
“我做过工，我干过活！”鲁萨诺夫喊道，但他看不清那个侮辱他的人，因为老是不能把眼镜架好。
他站在病房中间的地方，用比耳语稍大一点的嘶哑声音在讲故事：一个过去的军需官把全套家具、雕像、花瓶、镜子都拖到自己家中，起初所有这些东西是从欧洲运来的，后来又从旧货店里添购了一些，旧货店的女店主后来也成了他的妻子。
“这我相信！”科斯托格洛托夫以厌恶的口吻瓮声瓮气地说，“我相信！您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甚至还亲自抬过一根木头呢，只是您站在中间罢了！而我可能属于商人的儿子，是第三等级，可是我一辈子都拼命地干活，瞧瞧我手上的老趼！难道我还是资产阶级？难道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是另一种红血球？是另一种白血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您的观点不是阶级观点，而是种族观点。您是种族主义者！”
病房里大伙正谈得热闹。诚然，主要讲演者的嗓门没有声音：他就是先前经常到他们这里来的那位部长派头的哲学讲师，后来他的喉咙开了刀，日前刚从外科病房转到二楼放射科病房。他喉咙前部最显著的地方插着一个金属玩意儿，样子像少先队红领巾的卡头。这位讲师颇有教养，是一个能使人产生好感的人，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竭力不伤害他的自尊心，看到他喉头这个夹子怎样使他抽动也不动声色。这位哲学家，为了使大伙多少能听到他的声音，现在每次说话都把一个指头按在夹子上。他一向喜欢讲话，习惯于发议论，动了手术以后他也希望充分发挥失而复得的功能。
受到侮辱和委屈的鲁萨诺夫尖声高叫；感到气愤的瓦季姆匆匆地说着什么，但没有站起来；哲学家带着责备的神态直摇那头发梳得十分精心的大脑袋，可他那微弱的声音谁还能听得见！
他们在外面似乎坐得太久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两腿有点儿冷，很想躺下。他让尤拉吻了吻他。放儿子走后，他向病房走去。
不过，这位哲学家紧凑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趁他换气的机会向他嘶哑地说：
父亲根据这一又被笨拙的手化为乌有的事件，彻底得出了结论：一个人要是小时候没有主心骨，将来也不会有。很难生自己亲生儿子的气，而只是为他感到非常惋惜、懊恼罢了。
“您可知道‘世代相传的无产者’这一说法？”
父亲没有再问，尤拉也宁愿不再说什么。
“哪怕他祖宗十代都是无产者，而他本人不干活，也算不上无产者！”科斯托格洛托夫激愤了起来，“他是寄生虫，而不是无产者！他成天战战兢兢，一心想的是特种退休金，我听说过！”看到鲁萨诺夫瞠目结舌，奥列格更是步步紧逼他：“您爱的不是祖国，而是退休金！而且希望早日到手，四十五岁就退休！可我呢，在沃罗涅什城下负过伤，如今除了一双打补丁的靴子什么也没有，但我爱祖国！就说这两个月吧，尽管因病假拿不到一个子儿的工资，可我还是爱我的祖国！”
他就带着这样一个疑团从出差的地方回来了，直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姑娘们的忘恩负义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知道生活是比较复杂的，不像头脑简单的、直爽的父亲所想的那样，但哪知事实上还要复杂得多。尤拉究竟该怎么办？不饶恕她们？还是什么也不说，装做没察觉这些被重复使用的印花？要是这样，他的全部工作还有什么意义？
他挥动两只长胳膊，几乎碰到鲁萨诺夫。他骤然怒不可遏，加入到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去，就像从前在监狱里参加那几十次争论一样，此时也还记得当初所听到的话语和论点，也许说的人已不在世上。在火头上他甚至发生了想象中的移位，把这间塞满了床铺和病人的窄小而又窒闷的病房当成了牢房，因此他才信口骂娘，还作好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动手打架。
讲到最后尤拉的语调已变得没精打采。他自己也无法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当他去找法官建议不要把事情公开处理时，他知道也感觉到自己做得宽宏大度，心中对自己的决定也感到自豪。他想象那两个姑娘是怎样喜出望外，因为她们在被迫交待和承认之后，本来是准备接受处分的，不料竟得到宽恕。他跟法官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她们，指出她们的行为是多么可耻，多么卑劣，他在自己严厉声音的感染下，从自己二十三年的生活经历中对她们举出他所知道的一些诚实人的例子，他们有一切条件和机会盗窃，但是他们却没有那样做。尤拉用毫不留情的言辞鞭挞她们，心里知道这些激烈的话将会随着她们被宽大处理而淡化。两个姑娘获得宽恕后走了，但在这之后的好些日子，她们碰见尤拉时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不仅不走到跟前对他的高尚举动表示感谢，反而故作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这使他非常惊讶而又大惑不解！说她们不懂得自己幸免于什么样的命运吧，可也说不通，因为她们是在法院里工作，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他忍不住走到尼娜跟前，主动问她是否高兴。尼娜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现在非换工作不可。光靠那点工资我是没法生活的。”而长得比较讨人喜欢的卡佳呢，尤拉又一次请她去看电影，她回答说：“不，我只会光明正大地出去散步，不会鬼鬼祟祟地去看电影！”
鲁萨诺夫感觉到这一点，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此时是惹不得的，打个耳刮子也是一抬手的事儿，因此在他的盛怒和压力之下低头不语。但鲁萨诺夫的一双眼睛气得要冒火星。
“应该立案，唉，应该立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如此惋惜，仿佛是他自己考虑错了。诚然，使法官难堪也没有必要，就这方面来说，尤拉做得倒也策略。“至少她们应当全部退赔！”
“可我不需要退休金！”科斯托格洛托夫无所顾忌地喊道，“我是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并以此为荣！我什么也不追求！我也不想要什么高工资，我蔑视那玩意儿！”
可是尤拉发现，两个姑娘的生活都很清苦：一个跟父母住在一起，另一个带着妹妹过，家里都没有地毯，甚至好多东西都没有，按尤拉的观念，那些东西是绝对不能缺的，他简直感到惊奇她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反复考虑，最后才把一切告诉了领导她们的法官，但当即要求不就此事依法起诉，而只是把她们开导开导算了。法官非常感激尤拉不公开处理此事的主张，因为张扬出去也有损于法官的威信。他俩一起先后把两个姑娘叫来分别训了几个小时。两个姑娘都承认了。总的来说，她们每人每月从中捞取百把卢布。
“嘘！嘘！”哲学家在制止他，“社会主义规定了工资有差别的制度。”
“这个主意想得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两手一拍，笑了起来，“真聪明！表面上是逢场作戏，实际上是在干正事。好样的！”
“去你们的什么工资差别！”科斯托格洛托夫狂怒起来，“难道在通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特权就应该越来越扩大？这就是说，为了使人人平等而首先应当不平等？这是辩证法，是吗？”
但是这事尤拉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而是悄悄地进行调查。他决心要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看两个人当中是谁在舞弊；为了避人耳目，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先是追求卡佳，尔后又向尼娜献殷勤。他带每一个都去看过电影，也到每一个家里去过：要是发现谁家的陈设富丽，有地毯，那她必定是盗窃犯。
他大喊大叫，但叫嚷引起他胃的上部疼痛，这就抑制了他的声音。
“竟有这样的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干咳了一声，两手一拍。“有多少漏洞啊！有多少盗窃国家财产的漏洞！你简直一下子都想不出来！”
瓦季姆几次试图干预，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从什么地方找出愈来愈多的论点，像击木游戏的木棒似的接连抛来，速度之快使瓦季姆来不及招架。
尤拉叹了口气，讲了下面这样一件事情。他在检查过程中，必须翻阅大量过去的司法档案文件，有的甚至已事隔五年之久。他发现，在许多应当贴一卢布和三卢布印花的地方却没有印花。就是说，痕迹留下了，表明本来贴过，可是被揭掉了。这些印花哪里去了呢？尤拉开始寻思、研究，结果在一些最近的文件上发现所贴的印花似乎已有点破损。这就使他料想到，保管所有这些档案的两个姑娘中的一个——卡佳或尼娜——把用过的印花贴上去充新的，而钱向当事人照收。
“奥列格！”他企图让他住口，“奥列格！批评一个刚刚处在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是最容易不过的，但不要忘记，这个社会才四十岁，甚至还不到。”
“你把一切都谈出来，统统谈出来！要知道，我不会给你提供什么别的东西，除了明智的忠告。要知道，我是希望你好，我是希望你不犯错误。”
“我的年纪也没超过它！‘科斯托格洛托夫迅速作出反应，’而且将永远比它小！莫非因此我就该一辈子不开口？”
尤拉即使反应比较迟钝，心里也明明白白：说了哪件事父亲会夸，说了哪件事父亲会骂。所以接下来他讲的那个案例，不能不博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赞赏。但他的眼睛老是往旁边看，以致父亲感觉到，儿子还有什么案例瞒着他。
哲学家打了一个手势让他稍停，并为自己喉咙有病请求原谅，接着便声音嘶哑地讲了一些关于医院里刷地板的和领导卫生事业的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不同的道理。
但是必须了解尤拉思想的全貌。必须沉住气，不发怒，以免吓得他不敢再讲。休息了一会以后，父亲要儿子继续讲，再谈一些案例。
对此，科斯托格洛托夫本来也想胡乱地叫嚷一通，但是被大家遗忘了的舒卢宾突然从老远的门旁角落里走过来。他笨拙地挪动着两腿蹒跚地挨近他们，还是那么邋邋遢遢，病号长衫拖拉着，仿佛半夜被突然叫醒似的。大伙见了都一愣。他却站到了哲学家面前，举起一个指头，在一片肃静中问：
不消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累了，穿着大衣已觉得热烘烘的，于是他们在稠密的灌木丛中一张长椅上再次坐下——灌木只是枝条稠密，本身还是光秃秃的，因为第一批叶芽儿还刚刚从叶蕾中伸出来。阳光和煦。在整个散步过程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始终不戴眼镜，让面部得到休息，让眼睛得到休息。他眯缝起眼睛，就那么默默地坐在阳光下。陡岸下边河水哗哗地流，犹如山涧喧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听着水声，晒着太阳在想：重新回到生活中去毕竟是十分愉快的，你会确信，到大地回春的这一时节，你还将活着，而且到下一个春天的时候也是如此。
“《四月提纲》许了什么愿，您还记得吗？州卫生局长的所得，不应当比那个内丽娅的工资高。”
“你不累吗，爸爸？要么咱们再坐一会？”
于是他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就这样，他们走进一排楼房的背阴处，再从那里走出来，沿着笔直的和曲折的小径走，接着又顺着河岸走，尤拉始终默默地听着，仅仅说过这么一句话：
“哈哈！哈哈！”科斯托格洛托夫得到这意外的支持，十分高兴，老头儿真是帮了他的大忙！
他先向儿子阐释法律、法制及其基础的不可动摇性，如果打算在检察监督部门工作的话，则尤其不能轻率地去动摇这种基础。说到这里，他随即表示，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因此法律归法律，可还得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具体的情况，考虑到某一特定时刻应予考虑的因素。他还特别试图使儿子明白，国家机器的各级机构和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相互联系；因此，即使是受共和国全权委派到某个偏僻地区，他也不应当目中无人，相反，应当充分考虑到当地的具体条件，没有必要同当地从事具体工作的干部背道而驰，他们对这些条件和要求了解得更为清楚；既然他们判了那个司机五年徒刑，那就是说，在该地区这样做是必要的。
鲁萨诺夫坐下来转过身去，他再也无法看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而对于角落里那只令人反感的猫头鹰，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始就不喜欢，此人说不出任何中听的话，居然把州卫生局长同擦洗地板的女工扯在一起拉平工资！
他站了起来，儿子也随着站起来了。他们一路走去，尤拉又竭力扶住父亲的臂肘，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觉得，即使两只手都用上，也无法使儿子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大家立刻散去，科斯托格洛托夫也失去了继续辩论的对象。
“你制止了？这案件将重新复查？哎——呀——呀！哎——呀——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捂住了半个脸。这正是他所担心的！尤拉既坏了事，又害了自己，还使父亲脸上无光。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为自己束手无策而感到恼火，想到不能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灌输给这个大大咧咧的儿子，气得头发晕。
这时，一直躺着没起床的瓦季姆向他招手示意，让他过去坐在床沿上，开始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
“我……写了一份抗议书。已制止了判决的执行。”
“奥列格，您使用的尺度有问题。您的错误在于把现实同未来的理想混为一谈，你应当把今天同1917年以前俄国历史上的那些疮痍相比。”
儿子那干裂的嘴唇牵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
“我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不知道。”科斯托格洛托夫打了个哈欠。
“好吧，你的这种看法说明你还十分幼稚，说明你还年轻；你可以对别人说自己的意见，但是我相信，你总不至于通过文件的形式表达这种意见吧？”
“用不着在那个时代生活，这不难了解。只要您读一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就行了，别的参考书用不着看。”
不懂，尤拉不懂！根据他的沉默，看得出这个道理他不懂。
科斯托格洛托夫又打了个呵欠，不想再辩论下去了。肺部的运动使他的胃或肿瘤感到剧痛，这就是说他不能大声说话。
“万一不来换呢？要是在前线呢？不管什么天气，人们都坚守岗位，即使死在那里也不离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甚至伸出一个指头指了指人们宁死不离岗位的那个方向。“你该想想你在说些什么！如果宽恕了这一个，那么所有的司机也会像他那样扔下汽车不管，也会擅离职守，把国家财产统统偷光，难道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您在部队服过役没有，瓦季姆？”
“站岗放哨，每过两个小时就会换班。”
“没有，您问这干吗？”
“死又怎么样？哨兵不是都要坚守岗位吗？”
“怎么会免了的呢？”
“爸爸，你不妨想一想：那里是暴风雪，零下十几度，叫他怎么在驾驶室里过夜？要知道这样会冻死的。”
“在大学里受过高等军事训练。”
事情是没有疑问的，判决也一清二楚，就这样还便宜了他呢！引起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警惕的是儿子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他得开导开导他。在一般情况下，尤拉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可是一旦要证明某一种愚蠢的观点时，却又变得十分固执，简直像头驴子。
“啊，是这样……而我在部队里待过七年，是一名军士。当时我们的军队叫做‘工农红军’。一个班长的津贴是二十卢布，而一个排长可拿六百卢布，您明白吗？在前线，军官可以得到补充军饷——饼干、黄油、罐头，他们吃的时候躲开我们，您明白吗？因为他们不好意思。连掩蔽部我们也是先给他们造，然后才是给自己造。我再说一遍，我当过军士。”
“即使不是他自己干的，至少是擅离职守！怎么可以把国家财产扔下不管就这样走了？”
瓦季姆皱起了眉头。
“说不定有人骑马路过，谁知道呢！到早晨什么足迹都没了。”
“可您对我讲这些是什么用意？”
“不能那么轻信，尤拉，不能那么天真。在那暴风雪中，还会有谁干那种事情？”
“用意么是想问，这里头哪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谁有这种意识？”
“爸爸，为了这箱东西，他付出的代价可太高了！”尤拉到底抬起了眼睛。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固执己见的表情。“为了这箱东西他给自己赚来了五年徒刑。可当时车上还有好多箱伏特加，都完好无损。”
奥列格今天话说得太多了，几乎是长篇大论，但他感到一种既沉痛又轻松的心情，因为他会失去的东西并不太多。
“所以他肥了自己。”
他又打了个出声的哈欠，并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接着又打了个哈欠。随后又是一次。
“当然。”
这是由于疲劳？还是由于疾病？抑或由于所有这些辩论、反驳、术语、冷酷以及怒视的目光一下子在他的想象中变成了掉入沼泽时发出的吧嗒声，同他们的病，同他们面临的死亡根本不能相比的缘故？
“制度不严，不像话！”
他所渴望接触的，是某种与一切完全不同的、不可动摇的东西。
“司机兼发货员，车上就他一个人。”
然而，哪里会有这种东西——奥列格不知道。
“发货员呢？”
今天上午他收到卡德明夫妇的来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医生顺便回答了他问起的一句话——“软话折骨”的出处还是在15世纪的时候，俄国有一部《帕里亚全书》，大概是一种手抄本吧。那里面讲到有关基托夫拉斯的传说（对于所有古老的故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总是都知道），基托夫拉斯住在遥远的旷野里，他只会笔直朝前走。皇上所罗门把基托夫拉斯召去，用计把他拴在链条上，让人带他去凿石头。可是基托夫拉斯只会笔直朝前走，当他被牵着经过耶路撒冷时，只得把他面前的房屋统统拆毁，为他开路。路上要经过一个寡妇的小屋。寡妇哭哭啼啼，哀求基托夫拉斯不要拆毁她那简陋的小屋，最后终于打动了他的心。基托夫拉斯开始弯曲身体，挤呀挤呀从侧面挤过去，结果折断了一根肋骨。小屋呢，倒是完好地保全了下来。当时他喃喃地说：“软话折骨，硬话惹怒。”
“一个司机冬天开车运送供销社的食品。路程有七十公里，可半路上遇到了暴风雪。路被雪盖没，轮子转不动，天寒地冻，四野无人。暴风雪持续了一昼夜还不停。他在驾驶室里待不住了，便扔下满载着食品的汽车去找过夜的地方。早晨，暴风雪平息了，他开来一台拖拉机，可是发现少了一箱通心粉。”
此刻奥列格在想：这位基托夫拉斯和15世纪的这些手稿抄录者是多么富有人性，同他们相比我们简直是一群狼。
“什么事跟司机有关？”
如今谁会以折断肋骨为代价去听软话？……
“还有一个案件，跟汽车司机有关……”尤拉眼睛盯着地面说。
但卡德明夫妇的信还不是从这里开头的，奥列格从床头柜上摸到了信。他们写道：
他们在太阳下一张晒干了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尤拉穿的是皮茄克，戴的是绒线帽（他就是不肯戴细毡礼帽），样子似乎严肃而又刚毅，然而内心的虚弱把什么都破坏了。
亲爱的奥列格！
“你讲下去，讲下去！”
我们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尤拉开始讲述，叙述了一桩案子，又叙述了一例，眼睛始终瞧着旁边。
茹克被打死了。
然而，他今天决心要克制住自己，同他谈话态度不要生硬，要用关心人的口气。他要尤拉详细讲讲，作为共和国检察监督机构派出的代表出差到那些遥远的城市去，用什么方法显露自己并给自己扬名增光。
村苏维埃雇了两个猎人用枪打狗。他们在街上走来走去开枪。我们把托比克藏了起来，可是茄克却冲了出去向他们狂吠。要知道，它一向连照相机的镜头都怕，大概它已有那么一种预感！它被枪弹打中了一只眼睛，倒在水渠边上，脑袋垂向渠道。我们赶到它跟前时，它的身体还在抽动。它的躯体是那么大，抽动起来惨不忍睹。
这是可以跟儿子好好谈谈的一个特别合适的机会：今天是星期六，是他出差期的最后一天，他也不用急于去上班。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更无需匆忙。而儿子的情况有些不妙，甚至是近乎危险的，这一点做父亲的心里能感觉到。即使现在，从儿子来到这里以后，他显然问心有愧，老是把视线移向一边，不敢正眼看父亲。尤拉小时候可不是这样的，他一直是个性格直爽的孩子，到了大学时代才出现这种举止，而且只表现在同父亲接触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这种躲躲闪闪或者羞羞答答的态度非常恼火，有时他直截了当地对儿子喝道：“喂，把头抬高些！”
您能想象，屋里变得空寂了。我们感到对不起茄克，因为我们没能把它阻挡住，藏起来。
这一个星期里有寒流经过，阴雨连绵，但从今天开始又回暖了。建筑物的背阴处还比较冷，地上潮湿；然而在阳光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如此暖和，以致连夹大衣似乎都穿不住了，他把纽扣一一解开。
我们把它埋在花园的角落里，靠近亭子……
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用围巾把肿瘤轻轻裹了起来。在医疗中心的小径上谁也不会遇见鲁萨诺夫，即使遇见了，他穿着混合式的衣服也不会被认出来，所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散起步来没有任何拘束。尤拉扶着父亲的胳膊，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使劲倚在他身上。在整洁、干燥的沥青路面上一步步挪动腿脚是那么不寻常，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感觉到不久即可回去——先回到心爱的家里去休养，然后再回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岗位上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只是被各种治疗折腾得疲惫不堪，还由于在死气沉沉的医院里无所事事，由于在一台巨大的机器中不再成为人们需要的重要纽带，而变得虚弱无力，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力量和意义。他盼望尽快回到人们爱他而且少不了他的地方去。
奥列格躺在床上想象茹克的模样。不是想象它被打死后一只眼睛淌着血、脑袋垂向水渠的模样，而是它来到奥列格的土屋前用两只前爪和一颗长着一对大耳朵的和善可亲的大脑袋遮住窗口叫他开门的情状。
尤拉出差刚回来，就到医院来看父亲，一待就是两个小时。在这之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打电话让尤拉把棉皮鞋、大衣和帽子带来，因为这间可恶的病房以及躺在床上的那些木头脑袋乃至他们愚蠢的谈话，已经使他感到腻烦透顶，穿堂也同样使他感到讨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尽管身体虚弱，却渴望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