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缝合工具包，”她说，“但会很疼。我没有麻醉药。”
“缝吧。你有全套设备，对吧？”
“缝吧。能有多疼？”
她挑了挑眉。“现在你信任我，敢让我给你缝了？”
“我们试试就知道了。”
“缝起来吧。”我告诉她。
她用水和酒精清洗伤口时，我觉得一切正常。然后她拿起工具，缓慢但熟练地缝上第一针，拽着线。
“你不能这样随便弄一弄，戴夫。不然伤口不能愈合，而且会感染。”
“哦，天哪，疼。”我说。
我对她讲起嘉娜公寓里的那个年轻巡警。
苏菲咬着嘴唇。“还有两针。”
“发生什么事了？”她问。
“你确定吗？”
到家后，她撕开我太阳穴上的创可贴，看了看我的伤口。我没有做太多的清理工作——伤口周围仍有干掉的血迹。
“也许是三针。”
“不是你干的，”她大声喊道，声音在我的耳朵里轰鸣，“你觉得我认为是你干的？”
“天哪。”
苏菲眼睛仍看着路，捶了我一拳。接着又是一拳，更重。第三拳。
“不要躲。”
“嗯，我可能，有一点嫌疑，”我说，“但已经没事了。不是我干的。”
“有一根针，”我说，“正在往我的肉里戳。”
“那他们为什么要把你留到深更半夜？”
“想象一下你是在为我做这件事。”
“我不是。”
她缝上最后一针，打结，剪掉线。
“所以我到这会儿才知道你还活着，但然后我又只能不停地想你是不是谋杀案的嫌疑人。”
“不要再碰它，”她说，“也不要再让人把你的头往墙上撞。”
“第二个警察可能是莫雷蒂——”
我打开卧室的百叶窗，日光并没有让我不舒服，所以我绕着公寓走了一圈，打开所有的百叶窗。苏菲走了，但给我留下了一份礼物：厨房桌子上有一盒大号防水绷带。我冲了咖啡，喝了一杯。又倒了一杯，带着它来到我用作办公室的次卧。
“七次。最后终于有个警察接了电话，然后又把你的手机交给另一个警察。这第二个警察除了说你正在接受讯问，不能接电话，什么都没说。”
那是1998年，我有一台电脑，电脑占据了整张书桌：一个鞋柜一样大的显示器，一个中央处理器塔，键盘和鼠标——所有这些东西由纠结的电缆连接在一起。我启动电脑，查看日历。我一点钟要做一个房屋检查，不过那会儿我在睡觉，但五点时还有一个。现在已经快四点了。已经来不及取消，我必须抓紧时间。我需要洗个澡，而且我还得去嘉娜的住处取皮卡。
“苏菲，我还活着。”
我一直走到门口才回头。我回到书桌前，打开中间的抽屉，看到一张折起来的纸：我从嘉娜的地址簿上抄下来的名单。我三天前把它扔在了那儿。
“我以为你和那个女孩在一起，已经死了，和她一样。新闻没有提到你，但我想他们也许是有意不提的——他们也许要在警察通知了你的近亲后才会在电视上说你死了。我不是你的近亲，我只是你的未婚妻。他们也许会试图给你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打电话——”
有十几个名字，但我只对其中一个熟悉：罗杰·托利弗，嘉娜的教授之一。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但没有地址。
“为什么——”
我没有时间处理这份名单，因为我要去检查房屋。我必须二选一。
“我以为你死了。”
我摇摆不定，最后决定先查一个名字，其他的留到以后再查。罗杰·托利弗——就先查他。我可以用电脑查，但那是拨号上网的年代。查电话黄页更快。
“警察拿走了我的手机。”
我找到他了。“托利弗，罗杰”这个名字正在黄页里它应该在的地方，在“托利弗，保罗”和“托里曼，朱利亚”之间。在黄页里找到他之后，我就做出了决定。我决定丢开检查房屋的工作。罗杰·托利弗住在奎克山路。
“我听说了新闻，关于那个女孩的新闻。本地新闻，晚上十一点钟的。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奎克山路上的房屋彼此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里的房子大多建于20世纪40年代，有石头烟囱和白色墙板。但托利弗的房子不同：新建筑，两层楼，附带车库；前面是砖制外墙，其他地方用的都是乙烯基材料。
“很抱歉。”
我五点以后才到那儿，因为我要花很长的时间洗澡、吃饭和坐出租去取我的皮卡。我想托利弗可能在家，但是当我敲门之后，没有回答。我更正一下：没有人来应门。我确实得到了回答。托利弗有条狗——听叫声是条肺活量很大的愤怒的大狗。你可能会在战俘营看到这种狗：奋力挣着绳子，龇牙咧嘴地咬着空气，提醒你试图逃跑是疯狂的。
“我给你打了七个电话。”她说。
我刚一敲门，这条狗就开始叫；我走下门廊后，它还在一直叫。我绕到后面，拨开长在窗户下面的树篱。我靠近窗玻璃，看到了房子里的这条狗。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像狼。它是一条牧羊犬，安纳托利亚种，通体浅褐色，嘴巴是黑色的。它还在疯狂地叫着，就像抓到了一个正在墙上凿洞、想要逃跑的犯人。
她之前在车里时异常安静。
但事实证明它是被关起来的那个。托利弗把它关在一个金属笼子里，笼子的空间几乎不够它转身——可能是为了防止它咬家具。
百叶窗是关着的，但我可以看到透进来的阳光。我坐起来，掀开被子，站到地板上。抬手摸了摸太阳穴，感觉到苏菲把我带回家后在那里缝的针。
人类总是不够小心。
第二天下午，我十天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罗杰·托利弗那天离开家时锁好了门，不管是前门还是后门。窗户也锁上了，至少一楼的窗户是如此。谁会去检查楼上的窗户有没有锁好呢？
“赶紧过去啊，”穿风衣的男人说，“不跟着这样的女士走，你就是个大傻瓜。”
我的皮卡上有架梯子。我把梯子拿出来，伸长，靠在车库前面。车库的一段屋顶斜向房子二楼的两扇窗户，我可以看到左边的窗户开了几厘米。
苏菲看着我，但站着没动。她没有穿过街道。
你如果没有经验，在倾斜的屋顶上行走会很危险。我有很多经验。你在做房屋检查时，并不是每次都需要爬上屋顶；你从地上可以看到你需要看到的一切。但我总是上去。客户喜欢这样。你在做一些他们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这会让他们觉得，他们的钱花得值。
“在你睡觉的时候，你的电话响了，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穿风衣的男人说，“幸亏我接了，是你的夫人打来的。”
我爬上去，把纱窗拉开，再把窗扇拉起来。溜进一个看起来像是客房的地方。把纱窗拉回原位。那条狗叫得更响了。
在街道的另一边，一辆汽车停在路边。警示灯在闪烁，驾驶室的门开着。一个女人站在门边。她戴着猫眼眼镜，头发被拢在一个夹子里。苏菲。
我找到楼梯，下楼去找那条狗。托利弗的房子有一个带壁炉的大房间。壁炉周围有块石板，狗的笼子就在石板上。我跪在金属笼子旁边，让牧羊犬闻闻我的手背。吠叫声变成咕咕声——这声音似乎表明，我们也许会成为朋友。
我四处寻找出租车，然后想起我没叫过出租车。穿风衣的男人把我的手机递给我。“我自作主张，替你做了这种安排，”他说，“希望你别介意。”
我从它身边退开，去往前门时，它又咆哮起来。我打开门，走到外面，把梯子拿下来，折叠好放回皮卡。当我回来的时候，那条狗已经把我们的友谊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又回到监狱，它发现我正试图翻越大门。
“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他说，“看看你这车。”
我任由它叫。我希望它把自己累垮。很难估计我在托利弗回家之前还有多少时间——大学教授时间自由。根据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我认为他是一个人住。楼梯旁的墙上挂着带相框的照片，照片里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小孩——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估计这就是托利弗和他的儿子和女儿。所有的照片中都没有妻子。我检查门旁的壁橱，发现了男人的外套，但没发现女人或孩子的衣服。壁橱里有玩具，但打包好了。好像是孩子们来看托利弗，但没有住在这里。
“动起来，小伙子，你的车来了。”他说。我坐起来，揉揉眼睛。
干正事。我非法进入罗杰·托利弗的房子有两个理由，这两个理由很简单：纽扣和冰棒棍。
穿风衣的男人摇晃我的肩膀，我醒了。
我先解决第二个问题。在托利弗的厨房里找到冰箱，打开冷冻室的门。里面有冷冻比萨和冷冻鱼。没有冰棒，但他喜欢吃冰激凌。他有几品脱的哈根达斯，还有冰激凌三明治和冰激凌条。
我睡着了。也做梦了，不过记不得梦里太多的东西。我只记得梦里有蜡烛，有嘉娜·弗莱彻，她还活着。
里面有木棍的冰激凌条。
他大笑。“一个人会不会睡着，我可是一看就知道。”
这当然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冰箱里有冰激凌条的人有多少？
“我不会睡着的。”
我关上冰箱门，去找纽扣。
穿着风衣的男人说：“小伙子，不能在公交车站睡觉啊。警察肯定会来找你麻烦的。”
想一想：在“雌鹿之夜”，当我在奎克山路遇到嘉娜·弗莱彻时，她的脸颊上有瘀伤。现在看，瘀伤可能是她的教授罗杰·托利弗弄出来的。我如果直接问他，他可以否认。他可以说，他那晚看见嘉娜时，瘀伤已经在那儿了。他还可以说，嘉娜那晚根本没来过他家。而我没办法证明他说谎了。
我试着想出我可以对她说些什么，但什么也想不出来。我把手机放在长椅上。我把头靠在候车亭的有机玻璃上，闭上眼睛，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除非我能在这里找到嘉娜上衣上的纽扣。
候车亭的墙上有一张公交线路图，我快速看了线路图后知道，就算我等到六点，也没有一辆公交车能把我带到嘉娜的公寓附近。我在墙上贴着白色瓷砖的房间里坐得太久，我的背现在很痛，太阳穴上的伤口也很痒。我很累。我拿出手机想叫辆出租车，屏幕上显示有七个未接电话，都是苏菲打来的。
那天晚上，在雨中，嘉娜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她的上衣靠近衣领的两颗纽扣没扣上，因为那两颗纽扣不见了。
“我不等它，还能等什么呢。”
我在托利弗的房子里到处找。我还记得纽扣的样子：在黑色上衣的映衬下，就像乳白色的珍珠。托利弗家各房间的地毯全是纯白色或米白色，所以我只能趴在地上找，有时还得摸。在这个过程中，那条狗一直在叫。我在软垫中间找，在家具下面找。我从一楼找起，然后又上了二楼。我找遍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块踢脚板的缝隙，但一无所获。
“你在等的就是这一班公交车吗？”
然后我想到去壁橱里找找看。我在客房的壁橱里找到一样东西：吸尘器。
“你知道下一班公交车什么时候来吗？”我问他。“我猜，凌晨六点左右吧。”
我去楼梯口的卫生间拿来一条毛巾，铺在客房的地上。
我步行走了一个街区，来到一个公交车站，坐在候车亭下长椅的一端。一个穿着风衣的黑人老人坐在长椅的另一端。他的风衣肩部撕开了一条口子，口子上贴着胶带。
那条狗正在楼下狂叫。从它的声音听来，我们好像正在进行一场全面搜捕。我想象着穿着黑色靴子的士兵正在奔跑，探照灯扫过地面。
我走下法院大楼的台阶，穿过广场，经过一个写着天黑后禁止闲逛的标志。我没有闲逛。我来到街上，想到我的皮卡，它仍停在嘉娜的住处。我可以叫辆出租车送我过去，但眼前没有出租车。
我把吸尘器撬开，把垃圾袋拽下来，用小刀划开。我将手伸进那团灰色的污垢、灰尘和头发中。自然，袋子几乎是满的。我开始一把一把地将垃圾往外掏，摊在毛巾上，然后用手指翻检。
我以前来过这里，知道喷泉值得一看，特别是在日落之后，当他们打开水池周围的灯光时。但在凌晨三点，没有人欣赏到这一景观：灯光已经熄灭，水也静止了。
灰尘飘到空气中。我试着屏住呼吸。狗仍在叫。我又把手伸进袋子里掏了一把，手指碰到一个又扁又圆的东西。不知何故，狗叫得更响更狂了。
罗马城的中央警察局位于詹姆斯北街的旧法院大楼内。前面有宽阔的台阶，通向一个有水池和喷泉的广场。水池周围种有樱桃树，樱桃树之间有长椅。
那个圆圆的东西从我的指间滑掉了，但我又摸到了它。狗叫声上了楼梯，正在向我靠近。我的手从袋子里抽出，扫掉嘉娜衣服纽扣上的泥污，与此同时，我转过身，看到狗在门口，罗杰·托利弗牵着狗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