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有没有出事。不过我要是你的话，清楚奥林的为人，知道他写信来，之后突然中断，我才不会坐等到夏天休假才跑来问一堆问题。我可不会绕过警察，他们可是有专门找人的机构，反而去找一个你闻所未闻的独行侠，请求他为你大海捞针。我也不明白你亲爱的老母亲怎么能定定心心地坐在堪萨斯的曼哈顿家中，一周一周地为牧师缝补内裤。没有收到奥林的信。没有消息。她唯一做的就是深深地吸口气，然后接着缝补另外一条内裤。”
她纤细紧绷的手指死死地将包包抓在胸前。“你是说他出事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化作了一种悲伤的低语，像是殡葬业主在向死者家属要定金一般。
她一下子蹦了起来。“你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她气愤地说。“我觉得你很邪恶。你竟敢说我母亲和我毫不担心。你怎么敢这样说。”
“我说不来礼貌的话，我不是个好人。按照你的标准，任何一个没有至少三本祈祷书的人都不会是好人。可我的好奇心重。眼下最奇怪的是你居然不害怕。无论是就你个人而言，抑或是你的母亲。你应该害怕得要死才对。”
我将二十元的纸币向桌子的另一侧又推了推。“你担心的是二十美元的价值，亲爱的，”我说。“并非是向我隐瞒的事。我觉得我真不想知道。把这一大张折叠的纸币放回你的工具包里，忘记见过我的事。明天你也许还想借给另外一个侦探呢。”
“这么说话可不是非常有礼貌，”她说。
她气急败坏地合上包，压在钱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粗鲁，”她咬牙切齿地说，“这世界上还没人这么跟我说话过。”
“好吧。现在我来告诉你哪里有问题。我会跳过你对我隐瞒你的住处这一点，因为你也许是担心我会手臂下夹着一夸脱的烈酒冲过来调戏你。”
我站起身，从桌子的一头溜达过来，“别想太多了。你也许会喜欢我的方式。”
她奇怪地瞪了我一眼，刚想要说什么，却猛地摇了摇头说：“没有。”
我突然向前伸手，摘掉了她的眼镜。她向后退了半步，几乎要跌倒，我下意识地一手抱住了她。她双目圆睁，双手抵住我的胸膛，用力推开我。我仿佛是在被一只猫咪用力推搡。
“在这个地方你们有什么朋友或亲戚吗？”
“要是没有眼镜的话，这双眼睛可真漂亮，”我一本正经地说。
“哦，不。与其他家书没有两样。”
她松弛了下来，头向后一仰，双唇微微张开。“我猜你对所有的委托人都来这一套，”她温柔地说。此时，她的双手垂至身体两侧。她的包重重地敲在了我的腿上。她全身的重量都倚在了我的手臂上。要是她希望我松手的话，她给我的暗示则完全相反。
我朝她挥挥手。“信上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吗？说了什么古怪的事或是隐瞒了什么古怪的事？”
“我只是不想让你失去平衡，”我说。
“恐怕——我说不上具体日期了。不过就像我说的，三四——”
“我知道你是细心的人。”她的身体愈加放松了。她的头回了过来，上眼皮耷了下来，不时颤抖几下，双唇张得更开了。嘴上浮现出一抹挑衅似的微笑，似乎与生俱来。“我估计你以为我是故意这么做的，”她说。
“他最后一封信是几月几号？”
“故意怎么做？”
这个问题令她思考了片刻。她双唇紧闭，指尖在下嘴唇中间按了按。最后她终于开口道：“大约三四个月以前。”
“摔倒，差一点。”
“他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写信了？”
“好吧——”
她点点头，一脸疑惑。
她的一只手臂忽然搂住我的脖子，使劲将我拽向她。于是，我吻了她。抑或是啃了她一口。她狠狠地用嘴唇压了我好一会儿，接着温柔而舒缓地在我怀里扭动挣扎。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吗？”
“要是在堪萨斯的曼哈顿，你这样会被逮捕的，”她说。
“我觉得奥林不怎么喜欢女孩子。”
“要是这也算正义的话，我光在那儿就会被逮捕。”我说。
“没提到过女孩们吗？”
她咯咯一笑，用指尖戳了戳我的鼻尖。“我以为你喜欢随便的女孩儿，”她抬起头斜视着我。“至少你不必去抹掉口红印了。也许下回我会涂些口红。”
“好吧，你别凶我。他会写写他的工作、工厂和那边的人，偶尔会写写他看过的演出。或是关于加利福尼亚。他还写过教堂的事。”
“也许我们最好坐在地上，”我说，“我的手臂酸了。”
“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呢？”
她又咯咯笑了起来，优雅地挣脱了我。“我猜你会认为我有许多接吻经验，”她说。
“你是指他写了什么？”
“哪个女孩不是呢？”
“信上说些什么？”
她点点头，垂着头瞥了我一眼，只见睫毛遮住了她大半个眼睛。“哪怕在教堂聚会上也会有接吻游戏的，”她说。
“每周。有时会隔得更久一些。他会轮流写信给母亲和我。当然，这些信都是给我们两个的。”
“或者是根本没有教堂聚会。”我说。
“他隔多久会写信回家？在他停止寄信之前。”
我们俩都面无表情地互望着对方。
“我跟你说过，他大约是一年前离开家乡来到加利福尼亚的。他很快找到了工作，因为他离开家乡前就是干这行的。”
“好吧——”最后她开口道。我将眼镜还给她。她戴上眼镜，打开包，照着一面小镜子，然后又在包里摸索着，手上捏着什么东西。
“他在加州西部飞机公司工作了多久？”
“我很抱歉，我很小气，”她说，将什么东西压在我桌上的便条簿下面。她又露出了一个浅浅的、虚弱的微笑，然后大步走向门口，打开了门。
“哪里不合理？我已经告诉了你真相。我是奥林的妹妹。我想我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会给你打电话，”她亲昵地说。出门后，走廊上传来了哒哒哒的声音。
“我没有说你已经知道了你想知道的一切，”我回答她，“关键是，为了替你工作，我还没有掌握我所想知道的一切。而你告诉我的并不合理。”
我走上前，移开便条簿，将压在下面那张皱巴巴的纸币摊开铺平。这算不上一个吻，不过似乎我有机会再挣到二十块钱了。
“好吧，我确定我无法改变你的想法，”她刻薄地说，“毕竟，要是我已经掌握了我所希望得知的信息，我就不会来请你调查了，不是吗？”
我还没来得及开始担心莱斯特·B·克劳森先生，电话铃响了。我心神不宁地去接电话。我听见一个生硬的嗓音，低沉而浑厚，仿佛有人在用窗帘或是某人长白的胡须勒住他。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
“你是马洛吗？”电话那头说。
“可是我所知道的已经和盘托出了。”
“请讲。”
“仅凭我所了解的情况。”
“你有保险箱吗，马洛？”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在尽力，马洛先生。”
我受够了一整个下午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别问了，有屁快放。”我说。
我打开抽屉，取出了她的钱，推到了桌子对面。她看着钱，不过没动。她的视线慢慢抬起，与我四目相对。
“我问你一个问题，马洛。”
“的确没有，”我说。“不错，但是一天还没结束。别为那二十块钱唠叨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收回去。我碰都没碰过。”
“我不回答，”我说。“就像这样。”我伸手去按电话机的挂机按钮，同时另一只手去摸索一支香烟。我知道他立马就会打回来。这种傲慢自负的家伙总是这样。他们还没用上退场白。当电话铃再次响起时，我便开门见山。
“我付了你二十美元，马洛先生，”她冷冷地说。“我明白，那是一天工作的报酬。可对于我来说，你似乎并没有完成一天的工作量。”
“如果要谈生意就直说。还没付佣金之前，要称呼我先生。”
她瞪着那双玻璃镜片后的淡蓝色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她的嘴巴小巧、结实又紧绷，双手绞着放在桌子上，前面是她那只巨大的方形包，她全身僵硬，坐得笔挺，一脸端庄不可侵犯的样子。
“别那么火冒三丈，朋友。我遇上了麻烦，我需要帮助。我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藏一件东西。只要几天，不会很久。你可以赚笔外快。”
“我做的要比这些多一点，”我说，“我给了房东一点儿杜松子酒，翻阅了登记簿，还跟一个名叫希格斯的男人交谈过。乔治·W·希格斯。他头上戴着假发。我估计你大概还没见过他。他住在，或者是曾经住在奥林的房间。因此，我觉得也许——”这回轮到我的声音越来越弱。
“有多少？”我问。“有多快？”
“你在取笑我，”她温文尔雅地说道。她的声音冷冰冰的，犹如寄宿公寓的肥皂。“这些就是你一整天干的活儿吗？只是发现了奥林已经搬走、那块儿是个糟糕的社区吗？这些我已经调查过了，马洛先生。我以为你是一个侦探，还有——”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剩下的话消失在了空气中。
“一百块钱。你就等在那儿。我正帮你捏着呢，热乎乎的。”
“好吧，”我说。“那么他们没有恐吓他。比如说他们卸下了他的腿，然后用它们来敲打他的脑袋。他会怎么做——写信给商业促进会[2]？”
“我听见它在喵喵地叫，”我说。“在哪儿等着？”那个声音我听了两遍，一遍传入我的耳中，还有一遍在我的脑海中回响。
她顽固地噘着嘴说：“不，马洛先生。他们吓不倒奥林的。”
“凡努斯旅馆332房。敲门声两长两短。别敲得太响。就像拍电影一样。你最快——”
“不错，”我说。“不过我们说的情况不一样。只要方法得当，你能够吓唬住任何人。”
“你想让我保管什么？”
“哦，他们吓不倒奥林，马洛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要是有人逼他，他只会更难缠。”
“等你到了再说。我说了，我很着急。”
“嗯，很有可能他们最初只是恐吓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意思是，”她用那种小女孩的语气说，“他们为了这个可能伤害他？”
“找332房就行了。”
“人生在世，总会有好有坏，”我说。“奥林肯定很机灵，威胁说要报警。”
“谢谢你打来电话，”我说。“再见。”
“哦，真恶心，”她说。
“嘿，等等，笨蛋。不是你想象的赃物，不是毒品，不是翡翠坠子。对我来说恰好值一大笔钱——对别人来说一文不值。”
“我所能发现的，”我告诉她说，“就是爱达荷街上的破旅馆里有人兜售大麻。是那种大麻烟。”
“旅馆里有保险箱。”
她故作端庄地坐下，静静等待着。
“你就想穷死吗，马洛？”
“这边请，别让人瞧见了。”我说。
“为什么不？洛克菲勒也是穷死的。再次再见。”
我挂断电话，灌了一杯老浮尔士德威士忌，振奋起精神迎接来访者。正当我在大口饮酒时，我听见了走廊传来了她的脚步声。我起身向前，打开了门。
电话里的声音突然变了。卸下了伪装，声音变得刺耳，语速飞快：“海湾城的那些小事怎么样了？”
“你就不会对人礼貌些吗？”她厉声说道。
我没吱声。只是静静等待。电话那头传来模糊的嘲笑声。“想想，这可能是你感兴趣的，马洛。在332房。迈开步子，快快行动起来。”
“上来吧，别装玛塔·哈里[1]了，”我说。
电话“咔哒”一声，我挂断了。不知怎么，一支铅笔滚落下了写字桌，掉在一条桌腿上的玻璃玩意儿上，折断了笔尖。我捡起铅笔，把它放进固定在窗框边上的波士顿卷笔刀里，慢慢仔细地转动着，将铅笔削得光滑均匀。我将铅笔放在桌子上的文具盒里，掸掉手上的笔屑。我是世界上最有空的人。我望向窗外，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什么。
“怎么了，我在药店里，就在——”
随后，我更是毫无缘由地看见了奥法梅·奎斯特那张除去眼镜的脸庞，光滑整洁，精心修饰，金发高高地盘在前额上，一条发辫盘在中央。还有一对性感的眼睛。她们都有性感的眼睛。我尝试想象着一个特写镜头下，某个来自完全开放的罗曼诺夫酒吧、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正在狂吻着这张脸。
“还没有。你在哪里？”
我花了二十九分钟来到了凡努斯旅馆。
“你找到奥林了吗，马洛先生？”
[1]荷兰舞女，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女间谍之一。
四点，我写字桌上的电话响起了刺耳的铃声。
[2]成立于1912年，一些私人特许经销商组成的公司，由商业促进委员会统一领导，目的是促进建立公平有效的市场，以便买卖双方建立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