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微笑，但不是真笑，而是装出来的。我放松双手。如果他突然有动作，我随时能打中这家伙的脸。
我浑身紧绷。现在送快递未免太晚了，而且这家伙显然跟莱尼·哈维尔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迅速打量了周围：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所以，这家伙没有任何支援。他不是送快递的，这点我很确定。我转向右侧，将成为他靶子的概率降到最低，以防他牛仔裤后方藏了一把刀。
“我就是艾迪·弗林，但我不是在等快递。”
“艾迪·弗林吗？”他问。
他把包裹和写字板放到人行道上，拿起了信封。他一这么做，我马上知道这人是谁了。
那人从车上下来，戴上一顶白色棒球帽。他穿着一件褪色的红T恤，胸口写着“阿尔纳快递”。他从后座拿起一个用牛皮纸包起来的包裹，上头压了只白色信封。他关上车门，越过街道朝我走来，将包裹和信封夹在一边的手臂下，另一边则夹着写字板。
他递出信封，我没有拿。他慢慢上前，站在距离我仅几厘米的地方，将信封抵到我胸口，说：“请收专人送件。”
我得将手表表面凝结的厚厚一层发亮水珠抹掉，才能确认时间。从我接电话到现在已经过了24分钟。一辆红色福斯轿车停在一间叫“精酿”的酒吧外面。司机朝乘客座倾身，打量着我。这和我预期的车不太一样。我以为来接我的会是奔驰，或是高档宝马。哈维尔不会叫这样的车。
我接下信封。
每一次，只要我在电视上看到哈维尔的脸，或在报纸上看见他的照片，胸口都会涌出一股灼烧感和一种空洞感，就像看着自己的旧照片。我也曾这样过。
这人是专送诉讼书的。做这行的人把时间全花在追踪别人上，无论是男是女。当他们找到要找的人，就会将这些没人想收的信封递交出去。因此，他们会装成送货人员、找路的观光客、新顾客或委托人。我没想过会接到公文。如果想找我，直接在下班后的时段来就好──就像大多数送诉讼书的人一样。不对，我几乎可以确定，这种送信时间是由雇用这家伙的人指定的。不管那人是谁，他们就是要我在这么晚的时间拿到，要我彻夜难眠。我用双手摸索着空白信封表面，认为这只可能是一种东西──离婚协议书。
我还记得他将自己的恳求传达给抓走卡洛琳的人的画面──不管那人是谁。他的每一句话说得都是对的，一字不落。他重复说着她的名字，一次又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从他嗓音的反响中听见那种怅惘的回声──曾经，我听起来也是那样。几年前，我的女儿被抓走。虽然痛苦的折磨不过两天，但时至今日那段经历依旧困扰着我。如果我没得到那么多帮助，绝无可能将她从黑帮手中救出。
我打开信封，不是我妻子克莉丝汀送来的。这是一张传票，要取得与一个叫茱莉·罗森的人相关的所有档案和文件。这张传票上要求所有档案必须在14天内送达递送诉讼书的办公室。从这份文件传递的少量信息判断，似乎是与茱莉·罗森公诉案的上诉有关。
这个国家中熟悉绑架、人质、救援和谈判的人不多。而今，他的女儿成了受害者。
这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非常确定自己从未代理过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案件。这份传票是由律师替他代表的上诉人准备的，但一般而言，传票并不会注明罗森的上诉律师是谁。
卡洛琳·哈维尔，17岁，已失踪了19天。虽举办过常规记者会，但这是她父亲首次现身。哈维尔可以说是比谁都了解失踪事件。他在海军服役20年，期间参加的大大小小战役从未取得过败绩。他以战斗英雄的身份回国，转职到执法机构。在过去的10年里，他经营哈维尔风险管理，收入丰厚。那是一家提供个人保护、人质谈判、敌对领域评估与威胁评估的安保事务所。
“嘿，茱莉·罗森的律师是谁？”我问。
不管抓住我女儿卡洛琳的人是谁，请不要伤害她。将卡洛琳还给我，我保证你不会有事。我们只想要卡洛琳回来。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过身背对着我。就眼下情况而言，这实在不是聪明的行为。我把传票放进外套口袋，在那名快递员弯下身拿包裹和写字板时集中注意力听他讲话。
他全程几乎没说话，其实也不需要。当他拿下眼镜、注视镜头时，他眼中荒芜的神情已道尽一切。他开口，声线残破且紧绷。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因为我也曾与他有过相同的遭遇，我知道那种痛。
他背对着我说：“我真是走了好运。我本来要打到你办公室，把整个快递流程走一遍的。你省了我好几层阶梯呢。晚安啊，老兄。”
3天前，我看到莱尼·哈维尔开了记者会。各大新闻频道都报道了那条新闻。当时警察局局长坐在他的左边，新太太苏珊坐在他的右边。苏珊手上戴着才不过4年的结婚戒指，戒指上那颗宝石因相机的闪光灯而闪烁不已。那东西的尺寸让我不禁好奇她究竟是如何戴着却不会折断那纤细的指头的。如果我是哈维尔的顾问，我会建议他自己上电视就行了。
“她的律师是谁？”我再次问。
“司机会在半小时内到。”哈维尔说。电话挂上了，发出一声“咔”。我回想着莱尼·哈维尔。现在的他不喜欢别人再叫他莱尼。他比我年纪大很多，在以前那个社区声名远播，最开始是个小流氓，犯些小罪，小偷小摸。他家很穷，成长过程艰辛，他家老头曾在他们家门口的台阶上痛打他，直到我爸某天目睹了他的遭遇，把莱尼的老爸拉到一边，进行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莱尼后来就再也没挨过打，也再没偷或抢过任何东西。不过，他开始帮我爸的非法赌博买卖当操盘手。莱尼从我爸那里学会下注。也可以说，莱尼是第一个教我怎么欺诈的人。某天，莱尼对一名周二赔不出钱的海军太过粗暴──因为那人在周一晚上的足球赛下错了注，欠下债款──被揍了一顿，后来那名海军对他说，他该去从军。那名海军赏识年轻的莱尼，将他纳入羽翼。加入海军使莱尼脱离了那样的人生轨迹，也让他把过往的老路抛诸脑后。我知道那种感觉。20出头时，我还是个骗子，之后进了法律业放弃了老本行。不过最近几年，我渐渐意识到，一个人其实很难真正将过去抛到脑后。
那名快递员没有转身，而是朝他的车走去，“那是机密。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的。”
“我办公室，我会在外面等。”
“你不想把你的皮夹拿回去吗──布莱德？”
他叹了口气，说：“我在家。我会叫车过去接你，你想在哪里上车？”
他停下来，摸索着臀部口袋，接着转过身。
“没错。我以前玩过这种‘游戏’。如果你要我帮忙，我现在就得到现场。你在哪里？”
“你是怎么……”
“但你把她救回来了。”哈维尔说。
我一手拎着他打开的钱包，另一手举着他的驾照。
“我懂。我希望我不懂，但我真的懂。我女儿那次被带走时才10岁。”
“你应该小心一点，不要背对陌生人。现在我知道你住哪里了，布莱德。”我边说边将驾照插回皮夹，“想把东西要回去，就告诉我是谁给你那张传票的，茱莉·罗森的代理律师又是谁。”
“我记得你爸──还有你。这算是我打来的原因吧。我需要能信任的人，一个能理解我状况的人。”他说。
他皱起了脸，把那个假包裹和写字板丢到一边，双手捏成拳头，咆哮着向我大步走来，“我要把你揍得爬不起来。”
他什么都没说。他没有预料到。
他像老电影中的斗殴者那样打直手腕，将其贴在下巴下方。据此，我判断布莱德不是什么受过训练的打斗者。20年前，我在地狱厨房最恐怖的地方（也就是米奇·胡利的体育馆）学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痛揍某人而不弄断自己的手腕。米奇教我们将手腕弯曲大约45度角，这么一来，食指的指节就能与你手肘呈一条直线，这个角度会用到你手腕周围所有细小的肌肉，提供最扎实的出拳基础。
“有，但我不会4点才过去。如果有能帮上忙的地方，我可以现在就去找你。我刚才说了，我一直在关注新闻。我记得你以前在社区帮我爸经营足球投注，他一直很喜欢你。你女儿的事我真的很遗憾。如果这些话能带来什么帮助的话……我只能说，我也有类似的经验；我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我可以在布莱德身上演练一番，将拳头打在他那张愤怒的脸上。就某方面而言，我还挺乐意这么做。布莱德可能认为自己很强悍，而我可以让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我没有。毕竟人在牙齿完好无缺的状况下讲起话来比较容易。因此，我使用了比右直拳更有力的东西，阻止他继续向前。
“凌晨4点你有空吗？”他问。不需要解释，一定是出大事了。
我把驾照塞回他的皮夹，又从我的口袋抽出一张100美金钞票，举到面前。
我有成千上万个问题，但没有一个可以在电话上问。我们家的老朋友需要帮助，目前我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
他放慢脚步，垂下双手。我趁此问了他几个问题。
“那么你应该理解，我不想在电话上谈。我想知道你接下来有没有空，我可能需要一点法律上的建议。抱歉这么直接，毕竟我没有太多时间。”他说。
“最近一般的行情是多少，200美金，250美金？你扣掉事务所抽的部分，扣掉税、油钱和保险，能拿到多少？我敢说80美金，我说对了吗？”
“我看了新闻，也读了报纸，真的非常遗憾……”
他停在不远处，上下打量我，然后盯着我手里的100美金钞票。
“能听到你的声音真好。你或许知道我为什么打来。”
“89.5美金。”布莱德说。
“哈维尔先生，我是艾迪·弗林。”
身为辩护律师，我差遣过全曼哈顿的诉讼书快递人员。我知道最低工资，也知道最高工资，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收了多少钱，以及该如何击破。
过了4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名字耳熟。
“布莱德，我可以做点什么，决定权在你手上。我可以天一亮立刻打电话给我认识的友善的法庭书记官，让她告诉我是谁发出了这张传票──我只需要在下次出庭时带上一盒甜甜圈就好。又或者，你可以帮我省却这个麻烦，在我把100美金收回去之前，换成放进你的皮夹里。你自己选。”我说。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名字耳熟，但在晚上的这种时刻，我的脑子向来不太清楚。在传讯庭和客户会议之中度过漫长的一天，中间没什么空吃饭，意味着此时此刻的我整个人已头昏眼花，搞不好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
布莱德抹抹嘴巴，盯着钱。
“莱纳德·哈维尔。”那声音说。
“要是后果还是我来担呢？我可能会被开除。”他说。
根据这个声音，我觉得可以不用理这家伙。他打扰了我的睡前酒。一天一小酌是我这些日子以来唯一的放纵。一到18点我的肚子就渴望酒精，不过我发现只需要在睡前喝一点就行了。一只大玻璃杯、慢慢啜饮，能够帮助睡眠，有时甚至能让梦魇变得温和些。所以我不接，我下定决心，无论这家伙说他姓甚名谁，我都不会接这通电话。
“听好，我不会说的。我没打算告诉任何人我是从你这里知道的。他们会觉得我是去跟书记官甜言蜜语获知的，只会是这样。”
“我时间不多，弗林先生，所以接下来我打算这么做：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字，你有10秒钟可以拿起电话。如果你不接，我就会挂断，你再也不会接到我的来电。”
我拉开布莱德皮夹的钞票位，他的皮夹很整洁，里面没有塞满旧收据或名片，驾照和几张信用卡从一个个整齐排列的独立卡位中凸出来。157美金现金在皮夹中依序排放好。100美金钞票在最后，然后是一张20美金，两张10美金，三张5美金，两张1美金。我将皮夹转向布莱德，把我的100美金小费塞进他的100美金和20美金中间。
他等待着，等我伸手去拿话筒。我又往我的波本里倒了点水，然后坐到床上。我睡在办公室后方的一个小房间里。因为最近几笔优渥的报酬，我存的钱越来越接近支付买下一间公寓的首付款。但就现阶段而言，一张拉开能变成床的沙发，足矣。
“最后机会。”我说。
“弗林先生，我知道你在听。请你接电话。”是个男人的声音，不年轻，可能四十或五十几岁，似乎很努力想将话讲得清晰得体，把纽约老工人阶级的爱尔兰腔藏起来：这是一名布鲁克林的爱尔兰后裔。
“科普兰，律师是马克斯·科普兰。”他说。
辩护律师艾迪·弗林已经下班，请您留言……
我后背仿佛通过一阵电流，冰冷且刺痛。
我静待它转成电话录音。
我在布莱德的注视下将100美金放入他的皮夹，然后“啪”一下关起，丢回去给他。布莱德接住皮夹，塞进自己前面的口袋──他再也不会把皮夹放在后面的口袋里了──至少在给皮夹买条扣链前不会。我看着他拿起那个假包裹和写字板，回到自己车上，发动车子离开。
因为已过午夜，所以我知道那不会是我的妻子或女儿。不管打电话的人想要干什么，都可以等。
离开前，布莱德没有检查皮夹，因为他见到我从口袋拿了张100美金，又直接放进他的现金之中。我打开右手，展开刚刚用指头及熟练的掌中技巧调包的那张布莱德皮夹里的100美金。布莱德没看见，是因为我没让他看见。我将手伸进他的皮夹，把我的钱放进去，但他没看到我将他的钱拿出来。我盯着这张100美金的钞票，想着马克斯·科普兰。
电话是在20分钟前打来的，直接打到办公室的座机，而非我的手机，所以我一开始没接。只有少数经过筛选的人有我的手机号码，比如我几个最好的客户，一些朋友，以及半数辖区警局的行政警察。那些行政警察会在听到可捞一笔的犯人遭逮时给我通风报信。
3年前，顶多有几个月的误差吧，除了法律业界，没有多少人知道马克斯·科普兰。他没有广告，没列在黄页上，没有网站，办公室外甚至没有招牌。律师也大多只听过他的大名。马克斯·科普兰专门代理那些大家印象中最糟糕的客户，并且仿佛带着一股嗜血的狂热工作。只有当文章出现在《华盛顿周报》上，才会容大众看见这个名字。
在我身着西装、不安等待的同时，我心中也思考着我将接下的这起案件是否会成为我未来拼命想忘记的案子之一。
“恶魔的辩护律师”，尽管老套，但算是对他相当精确的概括。马克斯代理过恋童癖、杀害孩童者、连续杀人犯和强暴犯。他这么做时心中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回归社会。我从没见过他，也一点都不想见。我不喜欢有这种名声的人。
我与大部分律师不同，不带公文包或平板。说实话，我甚至不确定身上有没有笔。我外套口袋里有份文件，共四页，单行间距。那是我的委任契约书。委任契约书底下有个空格，是留给我的新委托人签名用的。我不需要其他东西。个人法律执业者最有利的地方就在于：我不需要记一大堆有的没的，以防有人接手我的案件。证人的证词、警察侦讯、法庭日期、陪审员的挑选──除去临时记录的潦草笔记，我全记在脑中。而那些我们都努力想忘却的案子呢……则是例外。
说来说去这也无所谓了──我从没代理过茱莉·罗森的案子，也相当确定手边没有与她相关的档案。
我们已整整两周都处于这种打破纪录的热浪中，即便黑夜降临，也没有带来纾解。
一对车头灯从转角出现，来自一辆定制的加长林肯汽车，黑色，很漂亮，约50厘米的铬合金轮辐外加打蜡，使得这家伙耀眼得像是苏珊·哈维尔手指上那颗钻石。
夏天时，人们总会变得有点疯狂，犯罪率也随之上升。通常在一年的其他时候，大家不会这么疯。犯罪图表的底部会由一些一般犯罪者组成，因为天气该死的实在太热，他们不会对自己或他人做出太严重的伤害。而弥补这部分的则是因酷热失去理智的寻常男女，他们的双手被血与汗濡湿。人在红了眼的电光石火间，会对他人做出难以想象的行为。总之，7月是疯狂的季节。
车子停在我面前，我将传票放进外套口袋，并产生一股迟来的感叹：也许，我不接莱纳德·哈维尔的电话比较明智。可能是因为那张传票，也可能是因为听到科普兰的名字──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但心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请那辆林肯汽车的司机告诉哈维尔我很抱歉，我改变心意了。
因为入夜，转角酒吧早关了，西46街因此显得格外安静。任何还逗留在外面游荡的觅食者都避开了露天座位，转而待在室内，并赞叹着上帝发明了空调。我不过在街上待了5分钟，那件干净衬衫的后背就整个湿透。纽约的7月，意味着街上一切人事物都将会又热又湿。
这晚一开头就不顺遂，而且不知为何，我觉得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
时间已过午夜，我极度清醒。此时我穿着最好的黑西装、白衬衫，打着绿色的领带，站在我的办公大楼外头。我的鞋子打过蜡，头发也梳理整齐，正等着一辆车把我载进活生生的梦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