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首先问对方要文件。菲尔德狡猾地索要钱财才肯出示文件，巴里给他看了看钱包，鼓鼓囊囊的，里面显然装的是真钞。剧院非常暗，巴里并没有抽出钞票。实际上，这些是舞台上演出用的钱。巴里暗示性地拍了拍钞票，但他要先检查一下文件再付钱，菲尔德肯定料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巴里是个颇有成就的演员，舞台上的训练使他能从容不迫地应付困境……令巴里大吃一惊的是，菲尔德伸手到座位下面，拿出他的高顶帽。巴里招供道，当时菲尔德说：‘没有想到我会把文件藏在这里吧？事实上，我专门拿这顶帽子保存你的记录。看——这里有你的名字。’他一边说着令人吃惊的话，一边将帽带翻了过来！巴里借着他的袖珍电筒的光，看到皮制止汗带内侧有用墨水写的他的名字。
“他坐在菲尔德旁边时，对行动的步骤已有周密的计划。别忘了，他要严格按时间表行事，不能浪费一分钟。此外，菲尔德也知道巴里必须回去，所以他也没拖延。巴里告诉我们，他原以为与菲尔德打交道需要大费周折，但事实上并没那么困难。菲尔德和气地接受了巴里的建议，也许是因为他喝得太多了，并希望赶快得到那一大笔钱。
“想象一下他此刻大脑的反应吧。他的周密计划眼看就要因为这顶帽子而毁掉了。发现菲尔德的尸体时，假如他的帽子被检查——当然，肯定会被检查——那么帽带上的名字‘斯蒂芬·巴里’将成为铁证……巴里没有时间扯掉帽带。首先，他没有小刀——很遗憾；其次，帽带牢牢地缝在结实的料子上。时间紧迫，他立刻想到，唯一的出路是杀死菲尔德，然后带走帽子。他和菲尔德的体形相似，菲尔德戴的帽子是中等尺寸，七又八分之一码，巴里立即决定戴着或拿着菲尔德的帽子离开剧院。他可以将自己的帽子留在化妆室——放在那儿很正常——然后把菲尔德的帽子带出剧院，到家后把它销毁。他还想到，假如离开剧院时碰巧有人要检查帽子，那么印在里面的名字也不会使他受到怀疑。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他不会陷入险境，尽管他没预见到意外的情况发生。”
“请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警官清了清发干的嗓子，继续说道，“并不是推导或调查的结果。我们可没本事发现这些事实。巴里昨晚的供词说出了这些细节……知道了罪犯是巴里，我们当然就能推导出整个过程——如果你了解罪犯，事情就很简单，并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这对破案来说并不是必要的。这听起来是不是为埃勒里或我找借口？哼哼！”老人勉强笑了笑。
“狡猾的恶棍。”桑普森嘟囔了一句。
“他没打算避开引座员，”警官回答，“由于当时在演出，剧院很暗，他自然希望引座员还没来到，就坐在靠大门最近的最后一排。不过，即使引座员比他先到，带他到座位，由于他伪装得很好，加上剧院漆黑一片，他也不会被认出。因此，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别人对他的回忆也不过是在第二幕演出期间进来了个男子，连他身体的大体轮廓也难以描述出来。碰巧的是，没人上来跟他搭话，因为玛奇·奥康内尔正幸运地与心上人坐在一起。于是他能悄悄坐在菲尔德旁边而没被注意。
“灵敏的头脑，亨利，灵敏的头脑，”奎因沉重地说，“许多人因此而上了绞架……正当他电光石火般地决定带走那顶帽子时，他意识到不能将自己的帽子留在那儿。其一，他的帽子是歌剧帽——一种折叠式的大礼帽——但更重要的是，里面印有戏剧服饰供应商黎·布龙的名字。你们可以看到，这会立即指向剧组的某个人——而这正是他要极力避免的。他告诉我，他当时，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觉得警方从帽子丢失所能推断出的顶多是帽子里藏有贵重的东西。他想不通为何这种侦查推测会将怀疑指向他。当我向他解释埃勒里只不过是通过帽子遗失这一事实而做出的一系列推导时，他完全惊呆了……现在你们明白了吧，他作案时唯一的基本缺陷并非疏忽或错误，而是出现了他不可能预见到的事情。这迫使他采取行动，于是产生了连锁反应。假如巴里的名字不在菲尔德的帽子上，我就不会有疑问，而直到今天他也是无任何嫌疑的自由之人。警方的档案上也会增添一件悬而未决的谋杀案。
“但是，没有引座员的引导，他是如何找到位置的？如果有引座员，那他又会被人看见了。”克罗宁不以为然地说。
“我不用说大家也能想到，这一连串的想法都是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并不像我描述得那样长。他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他的计划由于事态的新变化也要立即迅速调整……菲尔德从帽子中抽出文件后，巴里在这位律师的警觉目光下草草地检查了一下。检查时，他用的是同一支袖珍电筒——由于两个人的遮挡，那一小束光很模糊。那些文件看起来排列整齐，而且完备。但巴里当时没在文件上花太多时间，他苦笑着抬起头，说：‘好像都齐全了，妈的——’说得非常自然，如同他们是已经和解的敌人，而且他是个有雅量的人。菲尔德并没有理解这番话的真正含义。巴里伸手进口袋——这时电筒的灯是灭的——他看似很紧张，猛灌了一口扁酒瓶中的上等威士忌。接着，他似乎想起有点失礼，于是问菲尔德是否愿意喝上一口以庆祝交易成功。菲尔德看着巴里喝了瓶里的酒，也就不再存有戒心。实际上，他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巴里要将他灭口。巴里递给他一个酒瓶……
“他正是通过这扇门离开化妆室，在第二幕上演、侧门关闭之际，穿过黑暗的内巷。他偷偷摸摸地溜到街上，当时内巷的尽头无人把守——这个他是知道的——杰西·林奇和他的‘姑娘’还没到，对他而言是幸运的；接着他无所顾忌地穿过大门走进剧院，像是一个迟到的人。他在门口出示门票——LL30左，裹紧披风，当然乔装得很妙。他进入剧院后，故意扔掉票根。这对他来说是个明智之举，因为他想，如果在那儿发现了票根，只会让某位观众招致怀疑，而不是怀疑舞台上的人。此外，如果他的计划落空，以后会被仔细搜身，那么从他身上搜出的那张票根将会是铁证。归根结底，他以为他的做法不但可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而且还可以保护他。”
“但这并不是同一个酒瓶。在黑暗的掩护下，他掏出了两个瓶子——他自己喝的是从他左后兜掏出的，而他给菲尔德的是从右后兜里拿出来的。这事儿很简单——那儿很暗，再说这位律师本就喝得昏昏沉沉，事情就更简单了……酒瓶的诡计成功了。但巴里力求万全。他在口袋里放了一个装满毒药的皮下注射器。假如菲尔德拒绝喝酒，巴里就准备把针头扎入菲尔德的胳膊或大腿。他有根注射针，是多年前一位医生给他的。巴里曾患有神经衰弱，却不能接受医生的正常治疗，因为他要随剧团在各地演出。由于注射器的时间久远，所以无法追查其来源；如果菲尔德不喝酒，巴里也为此做好了准备。你们看——即使在这种细节上，他的计划也是滴水不漏的……
“当然了，你们不太清楚剧院的布局。剧院后台的一侧有很多面对左边巷子的楼面层，这些是化妆室。巴里的化妆室在最底层，门对着内巷。楼梯的一段是铁阶梯，通向下面的人行道。
“菲尔德喝的酒瓶里装着上等威士忌，这没错，但掺杂了大量的四乙基铅。烈性酒的气味掩盖了毒药中微弱的乙醚味；菲尔德在意识到不对劲之前，已经灌下了一大口酒——假如他意识到了的话。
“一旦揭开谜底，任何谜语都是简单的。”警官回答，“九点二十分后，巴里就有空了，他立刻回到化妆室，迅速给自己的脸做了彻底的伪装，披上一件披风，戴上高顶帽，这也是他戏服的一部分——你们都记得，他已穿上晚礼服——然后溜出化妆室，走进内巷。
“他不假思索地将酒瓶还给巴里，巴里把酒瓶揣进口袋，说：‘我想我要更仔细地检查这些文件——我没理由相信你，菲尔德……’菲尔德此时已极为迟钝了，他茫然地点了点头，然后轰然倒在座位上。巴里真真切切地检查了文件，但自始至终像鹰一样用眼角的余光观察菲尔德。大约过了五分钟，他看到菲尔德完了——彻底地完了。他还没完全失去意识，但也差不多了；他的脸扭曲着，喘不过气来。他似乎不能动弹，也无法叫喊。当然，他在痛苦中全然忘记了巴里，也许没过多久，他就完全失去意识了。当他向蒲萨克说出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垂死之人的回光返照罢了……
桑普森一阵激动。“我一直在为此大伤脑筋，”他承认，“毕竟，菲尔德不是傻子。这个巴里肯定是个奇才，奎，他是怎么做的呢？”
“巴里这时看了看表。时间是九点四十分，他只和菲尔德待了十分钟。他必须在九点五十分回到舞台。他决定再等三分钟——这事儿花的时间比他预计的要短——确保菲尔德不会再出声。九点四十三分，菲尔德在痛苦中濒临死亡，巴里拿起菲尔德的帽子，迅速摘下自己的帽子塞进披风下面，站起来。他对路线很熟悉。他紧贴着墙，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惹眼地沿着过道走到左边包厢的后面。戏正演到高潮，所有的目光都盯着舞台，没人注意到他。
“我们向潘泽尔借了一份座位表。有了这张表，再加上周四晚上第二幕演出后，我们立即查看左侧过道，以及舞台化妆室的布局——就可以知道凶手是如何作案的了。”
“在包厢后面，他扯下假发，迅速调整了妆容，穿过舞台的门。这扇门通向一个狭窄的过道，过道通往一个走廊，走廊又拐进舞台区的不同区域。他的化妆室离走廊的入口仅有几英尺远。他溜进去后，把道具帽扔进他的普通物品里，将酒瓶里剩下的毒酒倒进洗手池中，清洗了酒瓶。他把注射器中残留的液体倒入马桶，将洗净的针头收好。如果被发现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有充分的理由拥有注射器，况且谋杀案中根本没用过这种东西……他现在准备上台了，平静、愉快而自信，也稍微有一点厌烦。九点五十整，有人叫他上台。他走上舞台，到九点五十五时，正厅前排响起了叫喊声……”
“当我们周四晚上断定巴里是嫌疑犯时，我们决定巧妙地盘问剧组的其他成员和后台上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想查明是否有人真真切切地看见巴里离开或回来。凑巧的是，没人见到。大家或忙着演出、换装，或在后台工作。这个小调查我们是在那晚演出结束、巴里离开了剧院之后才做的。这一招还挺管用呢。
“谈谈你复杂的计划吧。”桑普森突然说道。
“凶手要到九点半左右才能进场，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LL32左和LL30左被撕开的边缘不一致。你们知道，菲尔德和巴里必须在不同的时间进来。菲尔德不太好与巴里一道进去，甚至不能迟到得太明显——对于巴里来说保密太重要了，菲尔德明白，或者他以为他明白遵守秘密规则的必要性。
“这并不像第一次听到的那样复杂，”警官答道，“记住，巴里是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个出色的演员。只有老练的演员才能完成这种计划。毕竟，过程很简单；最难之处在于他要按时间表行事。假如他被人看到，他也是经过化妆的。他的计划中最危险的部分是——当他沿着过道，穿过包厢后台入口回到舞台时，如何才能脱身。他坐在菲尔德身边时就留意过道上的引座员。当然，他早就知道由于演出的特点，引座员多多少少会忠于职守的，他指望他的伪装和注射器能帮助他度过突发情况。然而，玛吉·奥康内尔并没有尽职尽责，所以这一点也对他有利。他昨晚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他已做好了应急情况的准备……至于后台入口，他凭经验得知，演出进行到那段时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舞台上，技术人员也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记住，他在策划犯罪时，事先就了解作案的确切条件。假如有危险和不确定的因素——呃，这本来就是桩冒险的事，不是吗？——他昨晚笑着问我；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不是这件事的话，我非常钦佩他的作风。”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亲自去看演出。当天晚上——周四，埃勒里做出了决定性的推论。你们能明白为什么。我们想看看巴里在第二幕时是否有时间作案，以此来确定我们的结论。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剧组成员中，只有巴里才有时间。他从九点二十分起就离开舞台——他开了个场后，几乎立即离开了——直到九点五十分才返回舞台，并且待到这一幕结束。这毋庸置疑，是固定不变的演出时间表的一部分。其他演员要么自始至终都在舞台上，要么上、下舞台的间隔极短。这意味着周四晚上，也就是五天之前，我们就解开这个谜了——整个案子花了九天了结，但是解开凶手身份之谜与将他绳之以法是两码事。过一会儿你们就会明白。
警官不安地转换了话题。“我希望已经说明白了巴里是如何作案的。至于我们的调查……除了对帽子的推理和知道凶手的身份，我们对犯罪背后的确切详情仍一无所知。如果你们还记得周四晚上我们搜集的物证，你们就会明白，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下手。我们最希望的是，我们要找的文件当中有什么线索是跟巴里有关的。即使那样也是不够的，但……所以下一步，”警官叹了口气说，“就是发现菲尔德公寓的床罩顶篷上秘密隐藏处的文件。这项工作从头到尾也都是埃勒里做的。我们发现，菲尔德没有保管箱，没有邮箱，没有其他的住所，没有亲密的邻居或生意伙伴，而且那些文件并不在他的办公室。经过排除后，埃勒里坚持认为这些文件在菲尔德房间里。你们知道这次搜索是如何结束的——完全靠埃勒里天才的推理。我们找到了摩根的文件，发现了克罗宁需要的关于黑帮活动的材料——顺便说一下，蒂姆，我敏锐地注意到我们开始大清扫时发生的事——我们最终发现了一捆拉拉杂杂的文件，其中就有迈克尔斯和巴里的……蒂姆，你会记得，埃勒里从笔迹分析推测我们可能会找到巴里的原始文件——结果真的找到了。
“回到帽子上——你们将注意到我们总是提到那顶该死的帽子。”奎因顿了顿，接着说道，“我还从未见过哪个案子中，某个单一的因素在调查中的每个方面都起作用……现在请注意这一点：在所有剧组成员当中，巴里是周一晚上唯一穿晚礼服、戴高顶帽离开罗马剧院的。周一晚上，埃勒里在大门口观察人们鱼贯而出时，就明显地意识到，除了巴里以外，其他剧组成员都是身着便装离开剧院的；事实上，后来他在潘泽尔的办公室时，就向桑普森和我提及此事，只是我们俩当时都没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因此，巴里是剧组成员中唯一可能带走菲尔德的帽子的人。你们仔细想想就会明白，通过埃勒里对帽子的推论，现在我们就可以拨开迷雾，断定巴里是嫌疑犯。
“迈克尔斯的案子很有趣。那次他以‘轻微盗窃’的指控被送到了埃尔迈拉，就是由于菲尔德巧妙地操纵了法律。但菲尔德掌握了他所犯的真正罪行的证据，并把这些证据藏在他最喜欢的收藏处，以便日后能派上用场。这个菲尔德，真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迈克尔斯被释放后，菲尔德就以这些文件为要挟，肆无忌惮地利用迈克尔斯为他做各种勾当。
“还有另一个关于弗朗西斯的令人困惑的因素——在菲尔德衣服里发现了她的包——合理的解释是，当这个醉醺醺的律师向她靠近时，她一时紧张而掉在地上了。后来杰西·林奇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证词大意是他看见菲尔德捡起了弗朗西斯的包。可怜的姑娘——真为她难过。”警官叹了口气。
“长期以来，迈克尔斯始终在找那些文件。他渴望的心情，你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一有机会就到公寓找。一次次失败后，他绝望了。我毫不怀疑，当菲尔德得知迈克尔斯日复一日在他的公寓里翻箱倒柜的时候，一定在背后冷笑不已……周一晚上，迈克尔斯如他所说——回家睡觉了。但周二早上，当他看了报纸并得知菲尔德被害之后，他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他必须孤注一掷地搜索到那些文件——如果他找不到，警察就有可能找到，那他就完蛋了。所以，周二早上他冒着被警察撞上的危险回到菲尔德的家里。当然，所谓支票的事都是瞎扯。
“让我们再次回到埃勒里——我最喜欢的话题。”警官继续说，像平常那样干笑了几声，“除了这些关于帽子的推断——实际上，在这些推断出现之前——埃勒里在艾夫斯-波普家见面时就首先发现风吹草动的迹象了。很明显，幕间休息时，菲尔德在内巷跟弗朗西斯·艾夫斯-波普搭讪并不仅仅是出于调戏。在埃勒里看来，这两个相隔较远的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弗朗西斯必须知道这种联系。她很肯定以前从未听说过或见过菲尔德。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她，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假若斯蒂芬·巴里和菲尔德相识，而弗朗西斯却不知晓，那种可能的联系也许就是斯蒂芬·巴里。比如，如果菲尔德周一晚上在剧院与那个演员有个约定，并突然见到弗朗西斯，他很可能在半醉的状态下斗胆接近她，尤其是他和巴里之间的话题与她有较深的关系。至于为何认出她——成千上万看日报的人都熟悉她的脸——她是经常拍照的年轻社交界名媛。菲尔德以其全面的商业手段，理所当然熟悉她的相貌和外观……但回头再说这个三角关系吧——菲尔德、弗朗西斯、巴里——我稍后会详细说明。通过照片和其他新闻方式，大家都知道巴里已与弗朗西斯订婚，是她的未婚夫。你们一定意识到了在此案中，演员中除了巴里外，无人能满足这个问题：为什么菲尔德与弗朗西斯搭讪？
“但让我们回到巴里身上。我们在帽子里发现标着‘杂项’的原始文件中，叙述了一件不光彩的事。长话短话吧，斯蒂芬·巴里的血管里有黑人血统。他出生于南方一个贫苦家庭，有确凿的文件证据——信件、出生证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证明他有黑人血统。正如我们所知，菲尔德将追查这种事情当成生意了。他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这些文件，多长时间以前我们不知道，但肯定有很久了。他当时查明了巴里的身份，发现他是个苦苦奋斗的演员，生活拮据，不名一文。菲尔德决定暂且不理会他。等巴里发财了或成名后，有的是时间去敲诈他。让菲尔德万万没想到的是，巴里和百万富翁的女儿、有贵族血统的名媛弗朗西斯·艾夫斯-波普订婚了。不用解释大家也知道，如果巴里的混血血统被艾夫斯-波普知道后会有什么后果。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巴里因为赌博而一贫如洗。他挣的钱都流进了赛马场赌注登记经纪人的口袋里了，而且他欠了一屁股债，以他的能力是永远都还不清的，除非跟弗朗西斯结婚。实际上，他太穷困潦倒了，所以暗暗地催促对方尽早结婚。我一直感到好奇的是，他是如何真心对待弗朗西斯的。但是公平地说，我认为他不完全是为了钱才结婚的。我想他确实爱她——但谁不爱呢？”
“将凶手身份追踪到演员这一事实，”他继续说道，“回答了一个可能曾出现在你们脑海中、从一开始就困扰我们的问题。起先，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选剧院作为秘密交易的会面地点。你停下来想想，在一般情况下，剧院有诸多不便。只要提一件事：为确保隐私，必须多买几张周围的戏票使座位空着。与其他方便得多的会面地点相比，选这种乱糟糟的地方简直愚蠢之至！剧院大部分时间是黑暗的，并且安静得令人不安。任何意外的声音或谈话都会被注意。观众也是不时的危险——有可能被人认出。不过，当你意识到巴里是个演员时，所有这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从他的观点来看，剧院很理想——因为当受害人被人发现死于正厅前排座位时，谁会怀疑演员是凶手呢？当然，菲尔德默许了这一安排，丝毫没料到巴里脑子里在想什么，也没料到共谋了自己的死亡。你们想必记得，他一向与危险人物打交道，即使有点怀疑，也以为自己能对付。这或许使他有些过于自信了——当然，我们无从知晓。
老人在回忆中笑了一下，继续说：“不久前，菲尔德带着那些文件去找巴里——当然是秘密地。巴里把自己能拿出的钱全都给他了，但那些钱少得可怜，自然无法满足那个贪得无厌的敲诈犯。他别无出路，只能不断拖延菲尔德。但菲尔德自己也因赌博而身陷困境，正通过一笔接一笔的小生意‘回笼’资金。巴里走投无路，意识到除非让菲尔德永远沉默，否则他会失去一切。于是他策划了这次谋杀。他明白，即使他想方设法凑齐了菲尔德索要的五万美元——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他得到原始文件，菲尔德只要将此事散布出去，仍会毁了他的希望。只有一条路可走——干掉菲尔德。他做到了。”
奎因微笑着继续讲。
“黑人血统，嗯？”克罗宁嘟哝着，“可怜的家伙。”
“作为一名警探，你真是位害羞的人，”克罗宁咯咯笑道，“哎呀，这比侦探故事还精彩。本来我现在该干活儿了，但我的老板似乎跟我一样感兴趣——说下去吧，警官！”
“从他的外貌你几乎猜不出来，”桑普森说，“他看上去就像你我一样白。”
“排除了潘泽尔、尼尔森和职员，就只剩下演员的可能性了。我们最终是如何缩小侦查范围至巴里的，我先卖个关子。这个案件最有趣的部分其实是一系列令人惊讶、错综复杂的推理，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真相。我说的是‘我们’——其实我该说是埃勒里……”
“巴里和纯黑人不一样，”警官反驳说，“他的血管里有一滴黑人的血液——只是那么一滴，但对于艾夫斯-波普家族而言已足够了……继续说下去吧。我们发现和读过这些文件后，就明白了一切：谁作的案，如何作案，以及作案动机。但我们得对证据作出判断才能定罪。你不能没有证据就以谋杀的指控将一个人送上法庭……呃，你认为我们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们来分析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凶手与剧院密切相关，却不是演员。”警官顿了顿，深吸了一下他珍爱的鼻烟，“后台的工作人员可以排除，因为他们当中没人穿晚礼服，而这是带走菲尔德的高顶帽所必需的。同样道理，收银员、引座员、看门人和其他小职员也可排除。宣传员哈里·尼尔森也穿着普通的便装。经理潘泽尔穿了全套礼服，没错，但我费心量过他的帽子尺寸，发现他的帽子是六又四分之三号——码数出奇的小。他不可能戴上菲尔德的帽子，菲尔德的帽子是七又八分之一号。我们在他之前离开剧院，这没错。但是，在我出来的路上，我明确指示托马斯·韦利要一视同仁地像搜查别人一样搜查潘泽尔。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在潘泽尔的办公室出于责任感检查了他的帽子，发现那是顶圆顶礼帽。韦利随后报告，潘泽尔是戴着这顶礼帽离开的，没拿其他帽子。现在——假如潘泽尔是我们所要找的人，那么他可能会带着菲尔德的帽子走出去，尽管帽子太大，但他可以拿在手上。可是，他是戴着圆顶礼帽离开的，那么毫无疑问的是，他不可能带走菲尔德的帽子，因为他一离开剧院，大门就锁上了，没有任何人——我值班的手下可以保证——没有任何人进入剧院，直到周四早上在我眼皮底下才打开门。理论上讲，如果能将菲尔德的帽子藏在剧院里，那么能这样做的人，比方说潘泽尔或剧院的任何员工，都有可能是凶手。但这最后的假设也被我们的官方建筑专家爱德蒙·克鲁的报告推翻了。他明确地说，在罗马剧院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秘密的藏匿处。
“我们来讨论一下能够作为证据的有用线索吧。那个女提包——排除。毫无价值，你们知道。毒药来源——完全找不到。顺便说一句，巴里是按琼斯博士所说的方法做的——就是那个毒理学家琼斯。巴里买了普通汽油，经蒸馏后得出四乙基铅。没留下任何痕迹。另一个可能的线索——蒙特·菲尔德的帽子，但不见了……六个空位的票——我们从未见过，见到的概率也很渺茫。唯一的物证——那些文件——也只能说明动机，却不能证明什么。通过这个证据，摩根或者菲尔德的犯罪团伙的任何成员都可能作案。
“假如此人是凶手——不可能是其他人——那么我们侦查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他要么只能是身穿晚礼服离开的一名男演员，要么是与剧院密切相关、穿着相似的人。这个人首先要有一顶必须留下的道具帽；其次，有随意进入戏服保管室和化妆室的途径；其三，有机会把他的道具帽留在戏服保管室和化妆室。
“唯一获取定罪证据的希望就寄托在派人夜里潜入巴里的公寓，期望能发现那顶帽子、戏票或其他线索，例如毒药或毒药器具之类的。韦利替我找了个专门从事入室偷盗的人，趁周五晚上巴里去剧院演戏时，到他的公寓行窃，但没发现任何这一类的线索。帽子、戏票和毒药全都被销毁了。显然是巴里干的，我们可以肯定。
“换句话说——后台的其中一顶道具帽属于周一晚上那个身穿全套礼服、头戴菲尔德的丝制帽子离开剧院的人。
“我在绝望中召集了许多周一晚上的观众开了个会，希望有人记得那晚见过巴里。你知道，有时候人们由于紧张或兴奋会忘记一些事情，而过后则会回想起来。但这一次偏偏也不成功。唯一有价值的是卖橘子汁的男孩的证词，他见到菲尔德在内巷捡起一个晚宴用的手提包。不过这跟巴里一点关系也没有。还记得吧，周四晚上我们询问剧组成员时，也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证据。
“既然周一晚上没人戴着一顶以上的帽子离开，既然菲尔德的帽子于同一天晚上毫无疑问地被带走，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在剧院封闭期，凶手自己的高顶帽必定在罗马剧院，并且我们进行第二次搜索时，它仍然在那儿。而现在留在剧院的那些帽子都是道具。因此接下来的推论是：凶手是戴着菲尔德的帽子走出去的，所以他自己的帽子肯定是后台其中一顶道具帽子。所以，允许我重复一下，这些道具帽子是唯一实际存在的高顶帽。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完美无缺的、假设的事实陈述呈给陪审团，没有一件真凭实据。精明的辩护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驳倒我们提交的案子。这都是主要靠推理的间接证据。你我都知道，这种案子在法庭上的胜算有多大……然后，我真正的麻烦来了，埃勒里要离城了。
“其貌不扬的帽子是怎样的呢——普通的帽子待在普通的地方，以至于甚至没人质疑。在罗马剧院，所有的戏服都租自黎·布龙，因此答案很简单：就是租来演出用的高顶帽。这些高顶帽会在哪里呢？要么在男演员的化妆室，要么在后台全体演员的戏服保管室。当埃勒里推理到此时，他带菲利普太太到后台，检查了男演员化妆室和戏服保管室的每一顶帽子。那里的每一顶高顶帽——所有的都计算在内，没有遗漏——都是道具帽，里子上有黎·布龙的标志。而菲尔德的帽子，我们都证实过是“布朗兄弟”大礼帽，并不在道具高顶帽中，也不在后台的任何地方。
“我绞尽脑汁——我的脑汁所剩无几。”奎因皱着眉头盯着空咖啡杯，“情况不容乐观。我怎样才能无凭无据地给人定罪呢？真叫人沮丧。埃勒里发电报给我提了个建议，帮了我最后一个忙。”
“下一个我们自问的问题是：凶手留在剧院的高顶帽怎么了？他如何处理？他放在了哪里？……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个难题。我们把那个地方上上下下搜了个遍。没错，我们在后台找到了几顶帽子，女保管员菲利普太太确认那些是演员的个人物品，但没有一顶是属于他们私人的。那么，凶手留在剧院的高顶帽能在哪儿呢？埃勒里以敏锐的头脑击中了真相。他自言自语道：‘凶手的帽子肯定在这儿。我们没发现异常的或其貌不扬的高顶帽，因此，我们搜索的高顶帽肯定不是其貌不扬的。’这是最根本的吧？简单到荒谬，然而我却没想到。
“一个建议？”克罗宁问道。
“你不知道这事有多复杂呢，”警官严肃地说，“因为我们必须记住另外一些可能性——例如，带走菲尔德的帽子的人不是凶手，而是帮凶。我们还是说下去吧。
“他建议我亲自干点敲诈勒索的事……”
“似乎非常合逻辑，”桑普森承认，“虽然很复杂。”
“你亲自敲诈勒索？”桑普森盯着他，“我不明白。”
“沿着这条思路——因为菲尔德的帽子是一顶大礼帽，没有哪个人是不穿晚礼服而戴着大礼帽离开剧院的，这一点我们观察得非常仔细——所以拿走那顶失踪的帽子的人肯定穿着全套晚礼服。你们或许会说，预先策划这一谋杀案的人会不戴帽子就走进剧院，因此没必要处理帽子。但如果你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明白这是极不可能的。假如他不戴大礼帽就进去的话，肯定会惹人注意，尤其是进入剧院时。当然，我们必须记住，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我们推断，作案手段如此高超的人肯定会避免任何被指认的机会。此外，埃勒里推断凶手事先没有意识到菲尔德的帽子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凶手不戴帽子就进来的可能性更不大。我们想，假如他戴着帽子，他会在第一幕休息时处理掉——也就是说，在案发之前。但埃勒里关于“罪犯事先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的推论使这一点也站不住脚，因为在第一幕休息时他不会知道处理掉自己的帽子的必要性。无论如何，我认为合理的假设是，这个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帽子留在剧院内，而且肯定是顶大礼帽。至此，你们能听明白吗？”
“请相信埃勒里，他特别重视看似费解的事。”警官反驳说，“我立刻明白，我唯一可行的事，就是捏造证据！”
“除非他和其他观众被允许离开时趁机溜走，否则他不可能把帽子带出剧院；因为那时所有的出口都有人把守或上锁。左边内巷先有杰西·林奇和埃莉诺·利比挡着，接着是引座员约翰·崔斯看着，之后是我们的一名警察守着。除了整晚有人守着的正厅前排座位大门之外，右边没有出口，所以帽子无法从那里带走。
桑普森和克罗宁不解地皱着眉头。
“而周一晚上每个人离开时，都只戴了一顶帽子。因此，根据第二次搜查，我们可得出结论：那天晚上有人手里拿着或头上戴着蒙特·菲尔德的帽子走出剧院，因此必然把他自己的帽子留在了剧院里。
“很简单，”奎因说，“菲尔德是被不同寻常的毒药所害。菲尔德被害的原因是他勒索巴里。如果巴里在同样的情况下突然被勒索，他会再次使用毒药——十之八九是相同的毒药。我的假设还算合理吧？我不必说，你们也知道，‘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至于巴里，只要我能引诱他在别人身上使用四乙基铅，我就可以逮住他了！这种毒药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我不必多解释了。你们看得出，如果我当场抓住他带有四乙基铅，那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证据。
“这对我们帮助不大，却是个切入点。周一晚上我们下令关闭剧院离开时，尽管经过彻底搜查，还是没找到那顶丢失的帽子。不过我们也无从知晓那顶帽子究竟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离开了剧院，还是它仍在剧院，只不过没被我们发现。周四早上我们再次来到剧院时，彻底明确了蒙特·菲尔德那顶烦人的帽子的去向——就是说，结果是否定的。它不在剧院里。因为剧院自周一晚上就被封了，由此可以推断那顶帽子在案发当晚就被带离了。
“如何完成这项壮举是另一码事……当时的情形正好适合勒索。实际上，我有那些关于巴里出身和血统不纯的原始文件。巴里还以为这些文件已被销毁了——他没理由怀疑从菲尔德手中得到的是精心伪造的赝品。假如我敲诈他，那么他的处境就跟以前一样了。因而他必定会故伎重施。
警官耸耸肩。“区别可大了，”他说，“假如当时我们能够推断出来的话——好吧！当我们最终抽出时间详细分析帽子的问题时，首先要问自己的是：帽子为什么会被带走？似乎只有两个答案是成立的：其一，帽子本身就是涉案的证据；其二，帽子里藏有凶手要想的东西，为此他才铤而走险。结果表明，两个答案都正确。帽子本身就是涉案的证据，因为里面的防汗带的下面有斯蒂芬·巴里的名字，是用不退色墨水写就的；帽子里藏有凶手极其想要的东西——讹诈文件。自然，他当时以为那是原件。
“于是我利用了我们的朋友查尔斯·迈克尔斯。我利用迈克尔斯的唯一原因是，在巴里看来，迈克尔斯是菲尔德的狐朋狗友、狗腿子和忠实的伙伴，他掌握原始文件似乎也是合乎常理的。我让迈克尔斯写封信，由我来口述。我让迈克尔斯来写，是因为巴里与菲尔德打过交道，可能会熟悉迈克尔斯的笔迹。这似乎是个小问题，但我不能冒险。这个计谋一旦出了纰漏，巴里就会立即识破，我就再也逮不到他了。
“好啦，那也没花太多时间，你就别嚷嚷了。”桑普森笑道，“今天是星期三，谋杀案发生在一周前的星期一。只不过九天而已——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我在信中附了一份原始文件，表明此次新的敲诈威胁是有杀伤力的。我声称菲尔德带给巴里的是复制品——信中所附证明了我的话。巴里毫不怀疑迈克尔斯正在效仿他的主子对他进行勒索。信的措辞像是最后通牒。我定了时间和地点，长话短说吧，这个计谋奏效了……
“遗憾的是，周一晚上在罗马剧院我们手忙脚乱地急于马上问询，却忽视了帽子丢失的全部意义。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开始不被此事迷惑——远非如此，那是我在检查尸体时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至于埃勒里，他一进剧院弯腰检查死者时就注意到了。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有上百个细节要处理——要问问题、要下命令、要理清矛盾和可疑的发现——因此，如我所说，我们因疏忽而错失了重大时机。假如我们当场就分析帽子失踪的意义——也许那晚就破案了。”
“我想这就是全部了，先生们。巴里来了，带着他忠心耿耿的小皮下注射器，里面装着四乙基铅，还有酒瓶——你们看，除了地点不同以外，完全跟菲尔德案一模一样。我指示手下——里特——不要冒险。他一认出巴里，就用枪对准了他，并发出警报。幸好我们几乎就在他们身边的灌木丛后。巴里绝望了，只要他当时有一点点机会，就会杀死里特，并且自杀。”
“但我处理这一解释的方式错了，这表明了习惯会怎样控制一个人。我总是从动机查起……但是，在调查中显眼的只有一件重要的、核心的事情！那就是一团乱糟糟的线索——或者确切地说，是没有线索。我指的是那顶丢失的帽子……
警官说完后叹了口气，前倾着身子吸了下鼻烟，房间里一片寂静。
警官皱起眉头，换了个更舒适的坐姿。
桑普森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听起来像是一部惊险小说，奎，”他钦佩地说，“但有几点我不明白。例如，既然四乙基铅不为人们所知，那巴里是怎么发现的呢——竟然到了自己能提炼的程度？”
“与此同时，在文件方面，埃勒里注意到，在菲尔德的遗物中有大量关于笔迹分析的书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据我们所知，菲尔德曾敲诈勒索过（例如在摩根案中），并且有多次作案的嫌疑；加上他对笔迹分析的兴趣强烈，像他这样的人，极可能会伪造笔迹。万一果真如此，而且解释得通的话，那么也许意味着菲尔德有伪造原始勒索文件的习惯。他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当然啦，是卖出伪造物，保留原件以期进一步敲诈。他与黑社会之间的联系无疑使他熟知这一行的花招。后来，我们发现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就确定了敲诈是这次犯罪的动机。但是记住，这导致我们迷失了方向，因为任何一个嫌疑人都有可能是敲诈勒索的受害人，我们无从知晓那人是谁。”
“哦，”警官微笑道，“从琼斯描述这种毒药开始，这件事就困扰我了。即使抓到巴里后，我仍蒙在鼓里。不过这表明我是多么愚蠢——答案一直在我鼻子底下。你还记得，在艾夫斯-波普府上时，有个叫科尼什的医生被介绍过。现在这个医生是老金融家的私人朋友，两人都对医药学感兴趣。事实上，我记得埃勒里曾问过：‘艾夫斯-波普最近是不是捐了十万美元给化学研究基金会？’确实如此。几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在艾夫斯-波普的家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巴里偶然间听说了四乙基铅的事。经科尼什的引见，一个科学家代表团拜访了这个金融巨头，请求他为基金会资助一笔钱。晚上的谈话自然转到了医学上的流言和最近的科学发现。巴里承认，他无意中听到基金会的理事之一，一位著名毒理学家，向成员介绍这种毒药的情况。当时巴里并没想过他会在将来用到这些知识；当他决定杀害菲尔德时，他看到了这种毒药的优越性，并且它的来源难以追踪。”
“但请注意这一点：如果这是敲诈勒索——正如埃勒里和我最终判断的那样，因为这种可能性似乎最大——那么至少可以这么说：菲尔德肯定掌握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文件。我们知道摩根的文件是存在的。克罗宁坚持认为，他要找的文件在某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不时地保持警惕寻找文件——这是有形的证物，或许能弄清楚犯罪背后的基本情况。
“警官，周四晚上你派路易斯·潘泽尔带给我的消息究竟有什么重要性？”克罗宁好奇地问道，“还记得吗？你让我在卢因和潘泽尔会面的时候，观察他们是否互相认识。正如我向你报告的那样，我问了卢因，他否认了他认识潘泽尔。这是怎么回事？”
两人无言地点点头。警官继续说道：“大多数犯罪调查都以寻找动机为开始，这就不必解释了吧。许多时候，只要知道了犯罪背后的原因，就可以一个个地排除嫌疑犯。在本案中，长时间以来犯罪动机都是模糊不清的。尽管出现了某些迹象，例如本杰明·摩根的内情，但那些都并非确凿无疑。摩根长期被菲尔德敲诈勒索——先生们，虽然你们了解菲尔德的其他社交习惯，但未必知道他的某些活动。这似乎表明，敲诈勒索是可能的动机——或者说，是为了摆脱敲诈勒索。然而接下来，许多事情也能成为动机——例如报复，某个被菲尔德‘送进监狱’的罪犯实施的报复；或者是他的犯罪团伙里某个成员的报复。菲尔德树敌不少，当然也有不少朋友，但只是因为他手里捏着他们的把柄。很多人——无论男女——都有杀死这名律师的动机。那晚在罗马剧院，我们有太多急迫的事要考虑和解决，就没费心思去注意动机问题。只不过它始终隐藏在后，伺机出现。
“潘泽尔，”警官轻声重复道，“潘泽尔总是引起我的好奇心，蒂姆。我让他去那儿时，记住，我还没有做出关于帽子的推理……我派他去你那儿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心。我想，假如卢因认出了他，那就可能说明在潘泽尔和菲尔德之间有联系。我的想法没有得到证实，而且一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潘泽尔也许在外头认识菲尔德，而卢因却不知道。另一方面，那天早晨，我不太希望潘泽尔留在剧院里晃荡；让他跑跑腿对我们都大有好处。”
“回顾菲尔德这个案子，”警官开始说道，“我有时不得不提到本杰明·摩根，他真的是所有人中最无辜的受害者[1]。我想请你记住，亨利，关于摩根，不管我说什么，都到此为止，不要说出去，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社交圈。我已经让蒂姆承诺保密了……”
“哦，我希望你对我按照你的要求给你送去的一包报纸感到满意。”克罗宁咧着嘴笑了。
警官吸了吸鼻烟，舒舒服服地靠在扶手椅上，桑普森和克罗宁神情放松。朱纳蜷在角落，竖着耳朵听。
“摩根收到的匿名信是怎么回事？是掩饰，还是什么？”桑普森问道。
奎因警官伤感地笑了笑。“如果要保全脸面，我会说得好像大多数工作是我做的一样。但事实上，在这一卑鄙勾当中，是我的儿子埃勒里发挥了聪明才智，他是个机灵的小伙子。”
“那是诬陷人的小伎俩，”奎因严肃地说，“巴里昨晚向我解释了。他听说过摩根威胁要杀死菲尔德。当然，他并不知道菲尔德正在勒索摩根。但他想，假如设法在周一晚上把摩根骗到剧院，那将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假线索。如果摩根没有来，也没什么损失。他是这么操作的：他选择了普通的廉价信纸，戴着手套到一家打印店打出了这封信，潦草地签上了那个毫无意义的首字母，然后把东西从邮政总局寄出。他很注意指纹，所以从这封信自然无法追查到他了。无巧不成书，摩根上钩了，来到了剧院。正如巴里算计的那样，摩根的荒谬故事和那封明显伪造的信使摩根成了重大嫌疑人。另一方面，上天似乎做了补偿。从摩根处我们得知了关于菲尔德敲诈勒索活动的信息，这对巴里很不利。不过，他无法预料到这些。”
“我也是一头雾水，奎，”地方检察官插话道，“我想你有故事要讲给我们听。我们洗耳恭听吧！”
桑普森点点头。“我还有件事想问。巴里是如何安排买票的事呢——是他一手操办的吗？”
那两人笑了。朱纳端上咖啡，警官一时忙着吃他做的糕点，没作声。克罗宁吸着烟，说：“我来这里主要想拜访你，并且表达我的敬意，警官，但我对这件案子的某些细节感到好奇……除了在路上桑普森告诉我的之外，我对整个调查知之不多。”
“当然是他操办的。巴里说服菲尔德，为了公平起见，会面和文件交易应该在剧院里秘密进行。菲尔德同意了，并被轻易说服在售票处买了八张票。他自己意识到，为了保密，需要多买六张额外的票。他给了巴里七张，巴里留下LL30左，其余的立即销毁了。”
“那倒不是，亨利，”警官叹了口气说道，“埃勒里不在身边，我好像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老天作证，我希望他在这儿，而不是在该死的缅因州森林！”
警官站起身，带着疲倦的微笑。“朱纳！”他低声说，“加点咖啡。”
“嗨，嗨！”桑普森不满地叫道，“你怎么回事？你应该挺起胸膛，奎。你好像拉了个哑弹，而不是大获全胜。”
桑普森摆手阻止了朱纳。“谢谢了，奎，我得走了。关于这个团伙，克罗宁和我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去处理。但是，不从你嘴里听完整个故事，我又无法安宁……奎，老伙计，”他尴尬地补充道，“真心地说，你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但警官似乎非常不以为然。他招呼客人坐下，给他们叫上咖啡，然后开始谈论某些市政部门未来的人员配备变化，仿佛对这件案子毫无兴趣。
“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事，”克罗宁由衷地说道，“一个难解之谜，还有从头至尾这么完美的推理！”
“太了不起了!”克罗宁咧着嘴笑道，举起一份报纸，醒目的头版标题上印着纽约高度评价抓获斯蒂芬·巴里的消息。警官的照片赫然在目，热情洋溢的报道的配图文字为“奎因又获桂冠”，整整排了两个专栏。
“你真的这么认为？”警官平静地问，“我很高兴，先生们。因为所有的荣誉都应当属于埃勒里。我为我的孩子感到无比骄傲……”
“奎，老伙计！”桑普森喊道，伸出双手，“祝贺你！你看今早的报纸了吗？”
桑普森和克罗宁离开了，朱纳回到小厨房洗早餐用过的碗碟。警官转向写字台，拿起钢笔。他快速读了一遍写给儿子的信，叹口气，又继续写下去。
这时门铃响了，朱纳赶忙在厨房的毛巾上擦干手，跑去开门。地方检察官桑普森和蒂莫西·克罗宁走了进来——两人一脸兴奋，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奎因用记事本把信盖上，站起身。
忘了刚才我写的内容吧。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桑普森和克罗宁来过，我特意把咱们对案子所做的工作讲了一遍。我从未见过这么一对！两人都像孩子，犹如听童话故事一般入迷……如我所说，我非常清楚我做的事是多么少，而你做的是如此之多。我盼望着你能找到一个好姑娘结婚，然后我们奎因一家就打点行装去意大利，安宁下来过平静的生活……哦，埃尔，我要更衣去总部了。自上周一以来，已经积累了一大堆日常工作等着我去处理呢……
我很不想说，却不得不告诉你的是，我感到非常疲倦，而且内心有时相当不喜欢这项抓人的工作。想起那个可怜、可爱的小姑娘弗朗西斯必须面对心上人是个凶手这一真相……哦，埃尔，这个世界没什么正义，也没有仁慈。当然，我多少也要对她的蒙羞负有责任……艾夫斯-波普听到这一消息后，刚给我打了电话，表现得很大度。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帮了他和弗朗西斯的忙。我们——
你什么时候回家？别以为我是在催你，但是我太孤独了，儿子。我——不，我想，我既自私又疲惫。一个年老体衰的老古董需要照顾了。你很快就要回家了吧？朱纳向你问好。这个淘气鬼正在厨房洗碗，吵得我的耳朵都要聋了。
亲爱的儿子：昨天夜里给你打电话时，案子已经结了。我们用迈克尔斯的名字和笔迹作为诱饵，成功抓获了斯蒂芬·巴里。我真该为这一计划的心理战术可行性感到庆幸。巴里走投无路，并且像许多其他犯罪分子那样，以为能够故技重施又可全身而退。
爱你的父亲
这天是周三早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三早晨，阳光从顶窗射进屋子，楼下八十七街的人行道隐隐约约传来悦耳的喧闹声。警官穿着睡衣和拖鞋。朱纳忙着收拾桌上的餐具。老人写道：
[1] 奎因警官此话也不尽然。本杰明·摩根远非“无辜”。但警官的正义感迫使他庇护这名律师，并且遵守保密的诺言。——埃勒里·奎因
奎因警官坐在客厅的写字台旁，在信头印有“奎因”的窄长便笺上匆匆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