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艺校生吧？你别胡扯，我看人很准的。”
因为妈妈的表达总给人不祥的感觉，那个孩子本来想躲开这个话题，但是黄绢那天似乎来了兴致，不停地问东问西。
“嗯，是隔壁民族学院舞蹈系的。”
她说的是她儿子带回来的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待了三天，然后先回去了。我应该向大家说明一下，那个孩子在高三下学期就和那个叫田晶晶的女孩分手了。那个女孩比他大两届，当时已经在上大学二年级。他们分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之前干吗吞吞吐吐的，还说是同学？”
“喂，那个女孩是给我过目的吧？样子还凑合啦。”
“怕你不喜欢嘛。”
那个孩子低着头，默不作声。黄绢忽然哈了一声。
“哈，我为什么会不喜欢？找一个和你妈一样漂亮的女生我就不喜欢啦？还是说，文质彬彬的黄文成，就不能找一个学跳舞的？你妈可是很酷的人啊。”
“那也没办法，保命要紧。”黄绢挽着儿子的手臂，一边走一边说，“反正以后不能和你吃榴梿了，蛋糕、雪糕，总之，都不行。你想吃只能自己吃。不过你回来得也少。”
儿子腼腆地笑了，甚至有一瞬间笑容有些恣意，但随即又恢复了腼腆。
“啊，这样子吗？但是你最喜欢……”
“她跳的是街舞，而且是乐队的主唱。”
“吃个鬼呀，医生说了，我这病不能吃榴梿，血热。”
“真的假的？我说你配得上人家吗？你现在能把《太阳像个大南瓜》从头唱完吗？”
黄绢像个小姑娘似的嘟起嘴，发出沮丧的声音。
“今年我参加学校的合唱团了！”那个孩子倔强地噘嘴，“另外，我报了一个吉他班。老师说我只是没有经过训练，一旦开窍了——”
那个孩子咧嘴笑着：“今天突然想起，好久没和妈妈一起吃榴梿蛋糕了。我们到那边吃吧。”
“得了，黄文成有几个音乐细胞我还不清楚？”黄绢哈哈大笑起来，她笑得很开心，连头上的白发都一根根跳动，“你弟弟以前常说‘搞音乐需要特殊的小脑结构，但我哥彻底就没有小脑这个部分’。”
“啧啧！”黄绢眼睛一亮，“有一套呀。”
那个孩子虽然没有涨红脸，但是抿住嘴一言不发。黄绢见状，就止住笑。
走近一个凉亭时，那个孩子忽然像变魔法一般，不知从哪里掏出两块精美的榴梿蛋糕。
“钱够不？”她说。
那个孩子在医院里陪了他妈妈一周，不过因为黄绢行动自如，加上我和林萱都在，最后他就回去了。走的前一天，他陪黄绢在医院楼下散步。那天阳光很好，草地也看上去比平时更绿。黄绢脸色苍白，但是精神还不错。
“嗯？够呀。”
虽然她嘴上这么说，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黄绢体重减了20斤，那是她本来体重的五分之一。原本她是个圆脸美女，现在脸颊向里收缩，像做了削骨手术。头发掉得不算多，但又干又灰，缺乏光泽。大概一个月一次，她睡醒过来会发现眼睛肿得无法睁开。如果被蚊子咬了，红包要一星期才消失。那一年，黄绢42岁，本来她驻颜有术，谁也说不准她的年龄，但生病以后，她就确确实实地成为一个脸色发黄的中年女子了。
“不是说报了学习班吗，买琴什么的也要花钱吧？”
“不痛不痒，但天天要吃高价药，药还得放在冰箱里，比大班冰皮月饼还金贵。”
“差不多啦，入门的吉他也就一两百元。”
黄绢患上的是一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细胞比例一度飙升到90%，而血小板则低至五个单位，这种病和家族遗传有关，所幸发现得早。黄绢在她公司组织的一次常规体检中发现血液指标异常，而她本身并无太大感觉，所以一直保持满不在乎的态度。她做了两个疗程的化疗，病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她就出了院。之后的日子，她经常说那是个骗子病。
“买什么入门的，你弟弟13岁我就给他买3000块的电吉他了，还是纪念版的。”
“得了，当年我难产时都没输过液。”黄绢不耐烦地把医生打发走。但我知道她说的这话言不由衷。她有没有输过液不好说，但她肯定输过血。她生文成时大出血，如果当时不是医院血库的特种血刚好够，她根本不能看到她的孩子长大成人。
“妈，那个琴是我掏的钱，我足足攒了两年的零花钱。而且，那是弟弟14岁生日。”
那时候，她刚口服完氟达拉滨(3)，眼皮有点水肿，医生要她躺下来，她却坚持坐着。本来按照医疗计划，她应该采取静脉注射的，但是考虑到反应会更大，她说开口服药就行了，输液什么的等那个孩子走了再说。
说到这里，两人都静默了一会儿。想起来，他们已经好久没有提起过弟弟了。
“喂，你以为我活不长啦，还专门把媳妇儿带回来。”黄绢靠在垫得高高的枕头上，不以为然地哂道。
“喂，要不用那把琴吧。”黄绢说，“一直挂在书房吧？虽然放了这么多年，估计还能用——毕竟是好几千块的东西呢。”
黄绢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那个孩子的顾虑。但是他对母亲的牵挂没有丝毫减少。而且，在他大学二年级，黄绢病倒的时候，他对自己选择远走高飞的决定感到极大的愧疚。前一天夜里接到我的电话，第二天他就带着女朋友坐飞机赶了回来。
“但是，是电吉他，我又不会。而且……这样好吗？”
萱萱是我女儿的名字。说到最大的幸运，应该是我家千金对黄绢出人意料的认可。尽管黄绢看上去不好相处，而且有时衣着过分时髦，但我的女儿从她身上看到了比她亲生母亲更多、更藏而不露的责任、道德和母爱。
“也是，电子的东西放几年十有八九会坏吧。”
“我什么时候需要你来照顾了？”黄绢停顿了一下，她按捺着胸间的情绪，“何况，有你林叔叔在啦。你是很乖巧，但是萱萱也不比你差多少。”
“就是啊……”
“妈……但是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
“不过，不试试就不会知道。等我回去拿出来，能用的话也给我省钱了。”
“那就考呗，学费我会准备好的。”
“不用啦！”那个孩子喊了一声。
“没问题的，几次模拟考试成绩都比重点线高，而且我有信心。”
“呃，怎么了？”
“哦，很好呀。成绩没问题吧？”
“那个……妈妈没这么快出院吧？我回家看看好了，能用的话我就带走。”
“妈妈，我想去北京念书。”
“可以呀。不过，谁说我没这么快出院？”
新世纪的第二年春天，到了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那孩子考虑再三，然后郑重地对黄绢宣布：
那个孩子没说话，低着头思考什么。黄绢本来挽着他的手臂，这时抽回手，在儿子背后用力捶了两下。
她每次都这么说，然后嘴角微微翘起。当她决定告诉我的时候，已经是那个孩子大学退学以后的事情了。
“嘿，打起精神呀。如果决定用他的琴，就得加油！”
“时候还没到，再等等吧。”
那个孩子被他妈捶得够呛，他咳嗽了两声，然后脸上浮现出严肃和下定决心的表情。
我也问过黄绢几次，为什么在紧急入院的那天晚上，她会同时呼喊哥哥和弟弟的名字。但黄绢始终没有回答。
“妈，我想，没问题的。小脑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弟弟的身体。”
千禧年来临以后，那个孩子更积极地投入自己的人生了，也不再时常问黄绢奇怪的问题了。母子俩的关系变得缓和，矛盾渐渐远去，生活的甜蜜一圈圈地弥散。黄绢辞掉了俱乐部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除了看电影，他们还会一起到菜市场买菜，到旱冰场溜冰、去唱卡拉OK。有的时候，黄绢甚至会亲自下厨，端上来一盘荤素难辨的黑暗料理。黄绢开始正式和我交往，幸运的是，对此那个孩子也十分赞同。我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女儿，周末的时候，我们会一同开车出去郊游。在开满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野花的山坡上，铺开洁白的野餐布，用背囊或者石头压住四角，中间摆上三明治、凉面、甜酱和水果。
“嗯，正是如此。”
黄绢静默了片刻，抬起头说：“那就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生命，好好过你自己的人生。”
“妈……”那个孩子停顿了一下，“我想发掘这个身体的潜力，你说弟弟会赞成吗？”
“嗯，我已经想明白了。所以，我现在只想说声谢谢他。妈，我觉得能活着真好。”
“何止赞成，简直要喜出望外。”
“傻瓜，你在胡说什么！你又要开始说这样的话了吗？你们两个都是我最爱的人，只要有生存的机会，你就给我好好地活下去。”
黄绢点头同意，一抹红晕掠过她苍白的脸。
“……弟弟。他把心脏——不，身体给了我，让我活了下来。”那个孩子喃喃说，“刚入院的时候，我觉得也许是到时候了。我占据了他的身体，所以他现在提出抗议了。我应该把身体还给他，对吧？而且，妈妈也是这样想的。”
那个孩子说到做到。
“谢谢谁？”
大二下学期，他参加了学校的攀岩协会，每天坚持跑10公里，用手指做200个俯卧撑，手掌上满是老茧。到了大三，他报了空手道训练班，用一年的时间考到黑带第二段位，可以用手刀一口气击破十块瓦片。他一度加盟他女朋友的乐队，后来两人因为就谁担任主唱的问题发生争执，两人分了手。随后，那个孩子组建自己的乐队，还挖过来原来乐队的一个键盘手。他前女友的新男友来找他麻烦，两人半夜约在学校操场，赤裸上身打了一架。两人打到一半，听见有人喊救命，原来一个女孩掉进学校的荷花池里了。两人停手，不约而同地跳下水。夜里的荷花池一片乌黑，风划过田田的荷叶发出旗帜飘扬一样的响声。两人合力把那个女孩救了上来。那个孩子给落水的女孩做人工呼吸，女孩一口水吐在他的脸上。他大声说：“好好活着不好吗？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女孩的同伴从池塘的另一边跑过来，气喘吁吁地摆手：“不是不是，她喝多了，不小心掉了下去。”后来，那个女孩答应当他的女朋友，一当就是八年，直到嫁给他……
“我一直没有谢谢他呢。”
当然，把这些事情全部告诉他妈妈，花了那个孩子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地，注意着节奏。事实上，最初他只是想去远方，并没有具体的计划。和同龄的孩子一样，他单纯地认为离家越远，身心就越自由，而对于他来说，这份自由又是如此宝贵，如此让人向往。然而，当独立自主的求学生活启动以后，那个孩子在黑白无常而又五光十色的生命中取得了更加辩证、更加深刻的思考，并最终蜕变成蝶。他穿过迷雾和茫然，找到了某种方向，进而下定更大的决心。
“怎么了，没有不舒服吧？”黄绢柔声说。
“那个孩子把琴带走了，我想，他不会再犹豫了。”
“妈妈……”
2003年春天，黄绢做完第一个化疗疗程后对我说。那时候，我知道她心潮澎湃，同时也莫名忧伤。
那个孩子出院的前一天，黄绢在病房里收拾东西。那个孩子坐在床上，忽然轻轻叫了一声。
1997年年底，当那个孩子身体恢复以后，她把原本打算送给弟弟的吉他从琴行取了回来。其后，那把琴一直放在弟弟房间。当黄绢接受那个孩子是文成以后，那个孩子从自己的房间搬进了哥哥的房间。弟弟的房间一直保持原状。黄绢对那个孩子说：“随便你住哪个房间，每周一、三、五住一间，二、四、六住另外一间也行，你现在既是弟弟，也是哥哥，把对方那一份也活下来吧。”但那个孩子一直住在哥哥的房间里，吉他则挂在弟弟的床头。
或者说，我觉得他终于慢慢承认自己还是个孩子，并且能够坦然地以孩子的身份过自己的生活。
之前我也说过，黄绢从来不会随便进两个孩子的房间。有一天她进去了。那是2000年文成患上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时候。儿子出院前夕，她在家里打扫卫生，把挂在墙上的吉他取了下来。琴袋子很干净，没有灰尘。那个孩子一直认真保管着这把琴吧，黄绢一边想，一边拉开琴袋，将电吉他拿出来。在一种特殊而说不出道理的情绪驱使下，黄绢将吉他接上电源，弹拨起来。两个孩子都不知道他们的妈妈会弹琴。而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末，黄绢曾经在香港的酒吧当过驻唱歌手。当时，黄绢只有十七八岁，她坚决拒绝走她父亲——一个老派的音乐教授，给她和她的姐姐安排的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但当独自一人流落街头时，她还是只得依靠这门技艺谋生。生下文成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碰过乐器了。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那个孩子瘦了一大圈，胸腹则肿胀难消。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极力展现平日的笑容，但我还是能从他眉宇间看见因为突如其来的死亡阴影而留下的痕迹：变得胆怯，但也对生命更加敬畏。毕竟，上一次意外因为事出突然，他对生死的感知还比较模糊，而这次却经历了真正的生存的挣扎。他那原本刚硬如铁甚至超出他年龄段的心智，经此一役柔化了。
每一根手指都感到酥麻，使不上力，而且很疼。果然不行了呢。黄绢吸了口气，继续按压琴弦，这次，琴发出了声音。她微微闭目，将指尖的疼痛排出脑海，回想往昔接受的训练，C和弦、F和弦、Dm和弦……感觉慢慢找回来了，琴声越发流畅和响亮，音乐的旋律在房间里流淌……忽然，她猛然按住琴把，停下来。一种疑惑升上心头：音阶很正！可是，这是为什么呢？长年放置的琴，琴弦明明是会松弛的。
经过诊断，那个孩子患上了感染性心内膜炎。医生说，不排除是因为长期服用抗排斥药物、免疫系统功能降低而引发的病症。文成两兄弟的基因配型十分完美，术后几年都没有出现过严重的排异问题，但硫唑嘌呤、雷帕鸣(2)一类的药还是没少吃。
黄绢放下琴，找出电话簿，然后给出售这把琴的琴行打了个电话。
那一年，那个孩子读高中三年级。一天深夜，他从钻心的绞痛中醒来。他咬紧牙关滚来滚去，嘴唇一开始被咬得通红，进而失去了血色。虽然他一声不吭，但是床板的响声最终让黄绢推门而入。黄绢给我打电话，我开车把他们母子俩送往医院。一路上，那个孩子几度休克，黄绢发狂叫喊，不断用手拍打儿子的脸，好不容易才把他唤醒。她一会儿喊哥哥的名字，一会儿又喊弟弟的名字，当时不明真相的我，简直以为这个单亲妈妈因为救子心切而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状态。我从未见过那个样子的黄绢，以后也再没见过。
“是啊，那个孩子差不多每周都来，练上一小时就走。”
坦率地说，我不清楚黄绢母子俩是如何背负着各种悬而未决的难题，磕磕碰碰又相互搀扶着向前继续自己的人生的。他们两个人形同一体，都那样地固执和坚毅，那样地脆弱和刚强。不过，我想，那次危机大概发挥了不少的作用。在2000年世纪之交的夏天，和那个闷热难当、蝉虫嘶鸣的天气一样，许多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个时候，那个孩子突然的入院反而成了缓冲和转机。
听到这个回答，黄绢默默地把琴装进琴袋，重新挂回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