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有人一直在照顾方碧洗一样。”
“十年就是十万。一笔巨款。有人一直在照顾他的家人。”
“还记得车小军的尸体吗？那条绳子，绑在他腿上的绳子，那个绳结，是极限运动中特有的绑结方法，非常专业，包括那条绳子在内，那东西应该是从专门的户外用品店里卖出来的……但是，在他的家里，由车小军亲手绑起的那些旧棉絮，用的却是非常拙劣的死结。一个人一般不会同时具有两种绑结的习惯，”丁松站了起来，比画着，“再有，假设这里是那棵树，它离悬崖边大概有四米的距离，如果车小军是自杀，那么他会到了悬崖边，绑自己脚上的绳子，然后再跳下去，而事实上，在树到悬崖间的距离，我们看见了双足并拢的脚印，脚尖朝前——这说明他是倒退着，双足并拢跳着到达悬崖边的……”
老孙哼了一声：“化名。”
“这个动作很古怪啊。”
“张强。”
丁松用手比出了一把枪的形状，伸直对着老孙：“如果是这样呢？”
“什么人寄的？”
“你是说，他是被迫的？”
“还有，”丁松继续说道，“车小军十年都在牢里，可是去年，他家却盖起了新楼，他母亲在他入狱后三年就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已经六十三岁了，按理说日子应该过得很苦，可事实却不是这样，我打听过，这十年来，邮局每年都会有一笔汇款到，差不多一万元钱。”
丁松打了个响指。
老孙点点头：“除非他认为王福华的行为根本不算出卖。”
“综上所述，我们的选项中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隐形人，一个有着高智商的游戏高手，他是在挑战我们，他甚至在制订新的游戏规则，现在我们得靠自己把这个人的所有特征画出来。”
“王福华。”丁松冷笑着，“他也是一个出卖者，如果不是他，我们也不会轻易找出车小军这个人。”
“怎么画？”
“谁？”
“还记得山上的四座墓碑吗？”丁松说，“第四座坟里没有尸体，墓碑上画着一个倒吊着的男人。”
“是，我承认，有这种可能性，”丁松说，“但如果我是车小军，如此睚眦必报，有一个人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唔。”老孙回忆着：“那座碑的后面还写着谜语一样的文字和数字。”
“十年牢狱，杀死叛徒后，觉得生无可恋，也不排除这种情况。”
“那根本就是谜语，而且我敢肯定，这个谜语绝非出自车小军之手，而是那个隐形人！”丁松一面说一面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翻开，“‘真相总在表象背后。找到我的人必是我的同类。告诉你，我的同类，我就藏在印度的巴格达。’这种话，打死了车小军也说不出来！当时我太急躁，忽略了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每个人的语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个人所生活的环境都是不同的。能够如此细致地阅读埃斯库罗斯的人，应该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从表达方式来看，年龄呢也不会太年轻，最有可能是出生在五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自视甚高，性格很狂傲，至少骨子里狂傲——应该是个中年男性。”
“好，就算我们承认他能脱胎换骨好了，那么为什么在最后一桩案子里，车小军的表现会留下这么多破绽和矛盾呢？第一个破绽，他把书扔进了垃圾桶，而从以前的细节我们不难知道，凶手很尊重‘普罗米修斯’，他会把书放在书柜里，他会把书放在离火场较远的安全地带，同时，他会把书放在我们能够通过一定线索就能找到的地方。这一次，完全不同；第二个破绽，他居然留下了自己的指纹和牙齿，之前的凶手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线索，可是绝对没有指纹，没有脚印，这是水准完全不同的表现，难道车小军留下这些线索是故意的，为了让我们找到他？因为他那时候就打算自杀了？”
“不错，”老孙赞道，“已经画出轮廓了。”
老孙愣了一下，失笑：“你这张嘴啊！”
“看这句话，”丁松念着，“‘告诉你，我的同类，我就藏在印度的巴格达。’这是一个提示，或者说，这是一个挑衅，就像过去一样，他透露了线索，以前是告诉我们动机，这一次，他打算告诉我们他是谁了——不过他一定认为就算他说出来也没人能明白——真是有够嚣张！”
“是的，只有这种可能性，才能解释另外的几大疑点，比如第15点，车小军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他从来不喜欢读书，就像他爸爸说的，他在意的就是吃喝玩乐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我们的监狱能把车小军这样的小混混改造成能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种、这种深奥的书都能倒背如流的人，我想，那些没钱读书的人也没必要去考大学，不如犯罪进监狱了。”
“印度的巴格达？”老孙喃喃地，“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些数字又是什么意思？”
“不管哪种可能性，”老孙的手敲着桌子，“都说明，这案子里，还有一个人。”
丁松的脸上这时却露出了一丝得意：“其实我也弄不明白，不过当我把‘印度’‘巴格达’‘数字’这三个关键词输入百度搜索引擎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张表。”丁松说着，指着第10项，“这一点是最让我困惑的部分，我是在1月30号的下午3点左右受到袭击的，可是你看这个，丁松拿出一张车票，“这是1月30日下午2点40分，市城北客运中心发出的开往青神的长途汽车票存根，这是在车小军的旅行包里发现的。如果，他当时在那辆车上，那么当时袭击我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是他，可是，我们却偏偏在他的旅行包里发现了袭击我的人所穿的衣服，这不是巧合，因为衣物纤维完全吻合，那么只剩下两种可能性，要么，在长途汽车上的人不是他，要么，袭击我的另有其人。”
“什么发现？”
“你打算怎么做？”
“公元3世纪，印度的一位科学家巴格达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符号。”丁松翻着笔记本说，“771年，印度的数学家被阿拉伯人抓到了巴格达，被迫传授这种数学符号和体系，而这种符号正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阿拉伯数字。你看，网络还真是个好东西！”
“这是从最近的几桩案子里所提炼出来的，”丁松开始解释，“从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出，似乎所有的事情目标都指向了车小军。可是除了邓昆，除了那套赛车手服，又几乎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切实的证据来证明，都是看似合理的推论。正如你所说，合理和真相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真相是由证据组成的，可我们连真相的一半都没得到。”
“‘我就藏在印度的巴格达’，也就是说，”老孙一下子反应过来，“这些阿拉伯数字就是秘密所在？”
纸上画着一张表格：
“707，718，575，304，133，813，144，797。”丁松说，“这些数字不应该是单独存在的，它们必须和什么发生关联才会具有意义。”
“那好。”丁松拿出了一张纸，“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
“而按照这个人个性，他一定给到了足够的提示，只是我们还没有把这个提示找出来。”老孙皱着眉头，“通常情况下，最秘密的东西都藏在最表面。”
老孙摇摇头，若有所思。
“表面！”丁松一下子站了起来，“真相总在表象背后！那幅画！那个倒吊的男人！”
“觉得这个游戏很弱智？”
“倒吊的男人？”老孙眯缝着眼回忆着，“那是谁？”
“花生。”
“普罗米修斯！”丁松的眼里闪着火焰，似乎盗火者的火种藏在其中，“倒吊男，《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三变一，是一个猜谜游戏。”丁松解释，“小孩儿的智力启蒙游戏。三个人玩，每个人手上有一张纸，每张纸上面会各有一句提示，每个人就按照这句提示把符合特征的东西选出来，比如说，第一张纸上写着：住着木屋子。选项中便会有花生、板栗、瓜子、苹果、核桃等，那么第一个人就会选出花生、核桃、板栗、瓜子；而第二张纸上写着：穿着红衣服。选项中便会有：红枣、花生、草莓、香蕉、苹果、梨子、枇杷、荔枝，第二个人的答案自然是红枣、花生、草莓；第三句提示语写着：是个白胖子，选项中会有：瓜子、核桃、白萝卜、冬瓜、花生。最后三个人把答案汇聚在一起，大家一起选出所有条件都符合的那一个。”
书被立即翻开了，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还不到100页，这些数字绝不可能是单纯的页码。
“啥玩意儿？”
“第7页的第7个字，打，第18个字，罗……对……紧……成……的……斯……忍。”丁松苦恼地写下最后一个字，不成句，不成意。
“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三变一’？”丁松问老孙。
“70页的第7个字是‘要’，71页的第8个字是声，……地……米……解……我……救……还！”丁松再次翻来覆去地念了一会儿，然后气馁地下了定语：“乱七八糟！”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我看，还是方法问题，不是方向问题。”老张踱着步子说，“出谜的人永远比解谜的人占优势。”
那驻在高加索附近山地上的敌军，阿拉伯武士之花，在尖锐的戈矛的林中呐喊，对你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