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抽烟。”
“越来越有趣了,”安斯蒂斯低声嘟囔道,一边飞快地记着笔录,“你还想吃点什么吗,鲍勃?”
“很快就可以了,”安斯蒂斯向他保证,“他诽谤了谁?”
“不清楚,”斯特莱克说,“现在大概有不少了。奎因的代理,伊丽莎白·塔塞尔——拼法跟读音一样,”安斯蒂斯在草草记录,斯特莱克给他提示,“把书稿寄给交火出版社的克里斯蒂安·费舍尔,那是个喜欢八卦的男人。律师也被牵扯进来,想制止人们谈论这件事。”
“关键的问题是,”斯特莱克活动着酸痛的腿说道,“那究竟是诽谤还是揭露了别人的底细。我认出来的几个人物是——给我一支笔和一张纸,”他说,因为写比口述快多了。他大声说出那几个名字,同时潦草地写在纸上:“迈克尔·范克特,作家;丹尼尔·查德,奎因那家出版公司的老板;凯瑟琳·肯特,奎因的女朋友——”
“据你估计,有多少人知道这本书的内容?”安斯蒂斯语速缓慢地问。
“还有个女朋友?”
他在伦敦警察厅接受审讯时,没有忘记利奥诺拉将会经历什么。他曾想象她打开门面对警官——也许是两位警官——想象她看到制服那一刻的惊慌失措;他们平静、体贴、满含同情地请她回到屋内时,她内心所受的打击;噩耗宣布时的震惊(当然,他们不会——至少一开始不会——告诉她她丈夫被粗粗的紫色绳索捆绑,凶手把他的胸腔和腹腔掏空,留下黑乎乎的空洞;他们不会说他的脸被酸性物质烧毁,也不会说他周围摆放着餐盘,就好像他是一大块烤肉……斯特莱克想起差不多二十四小时前露西递给大家的那盘羊肉。他不是个神经过敏的男人,但麦芽酒似乎一下子堵在喉咙里,于是他放下水杯)。
“是啊,好像交往有一年多了。我去找过那个女的——在斯塔夫·克利普斯故居,在克莱曼·艾德礼府——她声称奎因不在她的公寓里,她没有见过他……利兹·塔塞尔,奎因的代理;杰瑞·瓦德格拉夫,他的编辑,还有——”稍微迟疑了一下,“——他的妻子。”
斯特莱克没有给利奥诺拉打电话。必须由接受过必要培训的人当面通知她丈夫的死讯。他做过这种事很多次,但已经荒疏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他这个下午的重要任务是守住欧文·奎因的被亵渎的遗骸,将它安全地交至警察手里。
“他把自己的妻子也写进了书里?”
“这会儿应该得到消息了。”
“是啊,”斯特莱克说,把名单推给桌子对面的安斯蒂斯,“可是还有其他许多人物我无法识别。如果你想寻找他在书里写到的某个人,那范围可就大了。”
“他妻子知道了吗?”
“你手里还有书稿吗?”
斯特莱克耸了耸肩,然后问道:
“没有。”斯特莱克早就料到会有这个问题,轻松地撒了个谎。让安斯蒂斯自己去弄书稿吧,他弄来的书稿上不会有妮娜的指纹。
“我们可能还要再问到这个问题,鲍勃。”
“你还能想到其他什么有价值的情况吗?”安斯蒂斯说着,坐直了身子。
“不是怕给我惹麻烦。”斯特莱克说。
“嗯,”斯特莱克说,“我认为不是他妻子干的。”
“可能会有麻烦?”安斯蒂斯说,抬头看了他一眼。
安斯蒂斯盯了斯特莱克一眼,眼神疑惑但不乏暖意。斯特莱克是安斯蒂斯儿子的教父,那个孩子就出生在他们俩被炸出“北欧海盗”的两天前。斯特莱克没见过提摩西·科莫兰·安斯蒂斯几次,还没有给孩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无可奉告。”
“好吧,鲍勃,帮我们签个名,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
“嗯,嗯,”安斯蒂斯说,一边在斯特莱克的笔录上草草添加一些内容,“你是怎么弄到书稿的?”
斯特莱克仔细看了一遍笔录,愉快地纠正了罗林斯的几处拼写错误,然后签上名字。
“她的说法是,要等有了正式的封面她才会去读,”斯特莱克说,“反正,她这话我是信的。”
斯特莱克和安斯蒂斯顺着长长的走廊朝电梯走去,他的膝盖一阵阵疼痛难忍,突然,他的手机响了。
“她忘了自己拥有第二套住房,而且不读丈夫写的书。”安斯蒂斯说,语气并未加重。
“我是科莫兰·斯特莱克,请问你是哪位?”
“不是。她说她从没读过。”
“是我,利奥诺拉。”她说,语气听上去跟平常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声音似乎不那么单调了。
“书稿是他妻子给你的?”
斯特莱克向安斯蒂斯示意他还不打算进电梯,然后转身离开他,走向一个昏暗的窗口,窗下车辆仍在绵绵不绝的雨水中蜿蜒行驶。
“读了一大半。”
“警察去找你了吗?”斯特莱克问她。
“你读过吗?”
“找了。我现在跟他们在一起呢。”
“没有上市,”斯特莱克说着,又往杯里倒了些威士忌,“还没有出版呢。我告诉过你,奎因跟代理大吵了一架,因为代理对他说书不能出版。”
“我很难过,利奥诺拉。”他说。
“这本书上市多久了?”
“你没事吧?”她粗声粗气地问。
“她没有问。我们相处得不太融洽。”
“我?”斯特莱克惊讶地说,“我很好呀。”
“这点你可没告诉布里奇特。”
“他们没有刁难你吧?他们说你在接受问询。我对他们说:‘是我叫他去找欧文,他才找到的,凭什么逮捕他?’”
安斯蒂斯低头看着罗林斯警官留下的笔录。
“他们没有逮捕我,”斯特莱克说,“只是做个笔录。”
“他妻子最后一次看见他是五号的晚上。当时他刚和代理吃过饭,代理告诉他,他新写的那本书不能出版,因为天知道有多少人遭到了他的诽谤,其中包括两个特别爱打官司的人。”
“可是他们这么长时间都不让你走。”
“你知道有人最后看见他活着是什么时候吗?”
“你怎么知道有多长时间——”
“不明白。”斯特莱克说。
“我就在这儿呢,”她说,“在楼下的大厅里。我想见你,他们就带我过来了。”
“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斯特莱克空着肚子灌了威士忌,惊愕之下,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了出来:
“没错。”斯特莱克说。
“谁在照顾奥兰多?”
“真他妈的!”安斯蒂斯说。他端详着腐烂的尸体,一分钟后,厌恶地问道,“他周围的这些是什么……盘子?”
“艾德娜,”利奥诺拉说,把斯特莱克对她女儿的关心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什么时候才放你走?”
斯特莱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调出尸体照片,隔着桌子递过去。
“我这会儿正往外走呢。”他说。
“想看看吗?”
“是谁呀?”斯特莱克挂断电话后,安斯蒂斯问,“夏洛特在为你担心?”
“从我听说的来看,尸体的情况简直惨不忍睹。”安斯蒂斯说。
“天哪,不是。”他们一起走进电梯时,斯特莱克说。他完全忘记了没有把分手的事告诉安斯蒂斯。作为他在警察局的朋友,安斯蒂斯像是被封闭在一个隔离空间里,听不到那些流言蜚语,“我们分手了。几个月前就结束了。”
威士忌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想抽烟。
“真的?太不幸了。”安斯蒂斯说,看上去真心感到遗憾,这时电梯开始下降。但斯特莱克认为安斯蒂斯的失望一部分是为他自己。他是斯特莱克那些被夏洛特吸引的朋友之一,迷恋她惊人的美貌和淫荡的笑声。这两个男人摆脱了医院和军队,回到家乡城市后,“带夏洛特过来玩”便成了安斯蒂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奎因的妻子说范克特不让他们卖房子。范克特和奎因之间有仇。”斯特莱克喝了口威士忌,顿时感到喉咙和胃里暖呼呼的。(奎因的胃,还有整个消化道,都被切除了。在哪儿呢?)“于是,我午饭的时候过去,就发现了他——准确地说是他的残骸。”
斯特莱克本能地不希望安斯蒂斯看见利奥诺拉,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电梯的门刚打开,就看见利奥诺拉站在那里,瘦瘦的,缩头缩脑,软塌塌的头发梳成两个抓髻,身上裹着旧大衣,脚上虽然穿着磨损的黑皮鞋,但给人的感觉好像还趿拉着卧室的拖鞋。她身边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个是女性,显然是她把奎因的死讯告诉了利奥诺拉,并把她带到了这里。斯特莱克看到他们投向安斯蒂斯的谨慎目光,断定利奥诺拉给了他们怀疑的理由:她对丈夫死讯的反应,在他们看来不同寻常。
“我听说过他。”
利奥诺拉面容呆板,神色平淡,看到斯特莱克似乎松了口气。
“情况很复杂,”斯特莱克说,“另一位房主是迈克尔·范克特——”
“你来了,”她说,“他们凭什么留你这么长时间?”
“这可能吗?”安斯蒂斯挠着下巴,喃喃地说,“他们不是穷光蛋吗?”
安斯蒂斯好奇地看着她,但斯特莱克没有介绍他们认识。
“没有,”斯特莱克说,“她的说法是,奎因讨厌那地方,从来都不去。那女人给我的印象是,她差不多忘了他们拥有那房子——”
“我们去那边好吗?”他问利奥诺拉,指着墙边的一张板凳。他在她身边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感觉到身后三位警官聚拢到了一起。
“他妻子没有提到?”
“你怎么样?”他问利奥诺拉,隐约希望她能多少表现出一些悲哀,减轻那些目光里的好奇。
短暂的沉默。
“不知道,”她说,一屁股坐在塑料板凳上,“我没法相信。从来没想过他会去那儿,那个笨蛋。估计是某个强盗溜进去干的。他应该像以前那样去住酒店的,是不是?”
“我昨天晚上发现奎因与别人共同拥有那座房子。”
看来他们没有告诉她多少。斯特莱克认为她受到的惊吓比她表现出来的要大,但她自己并不知道。跑来找他,似乎就是心烦意乱的一种表现,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能求助于貌似能够帮到自己的人。
“我会核实的,”安斯蒂斯说着,做了点记录,“你是怎么想到去那座房子的?”
“你想让我送你回家吗?”斯特莱克问她。
“她说以前有一次奎因出走,她向你们报过警,惹得奎因大发雷霆。奎因那次好像是跟一个女朋友在一起。”
“我想他们会让我搭车回去的。”她说,还是那样当仁不让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就像她认定伊丽莎白·塔塞尔会支付斯特莱克的账单一样。“我来见你就是想看到你一切都好,我没有给你惹麻烦,另外我还想问你,你是不是愿意继续为我工作。”
“我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去找你,而不来这里报警。”
“继续为你工作?”斯特莱克不解地问。
“家里日子难过。有个残疾的女儿,钱也不够用了。奎因出走的时间比以前长。他妻子以为他去了一个作家静修所。她不知道那地方的名字,但我核实过了,奎因不在那儿。”
在那一瞬间,斯特莱克怀疑她是不是并未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奎因还藏在什么地方,需要寻找。莫非她的略显怪异的举止,掩盖了某种更重要、更根本的认知问题?
“他妻子这次为什么找到了你?”
“他们以为我知道点什么情况,”利奥诺拉说,“这我看得出来。”
“没有。奎因经常做这种事:没来由地玩失踪,不告诉任何人他在哪里,然后又回到家中。他喜欢撇下老婆,自己去住酒店。”
斯特莱克迟疑着要不要说“我相信不是这样”,但这肯定是一句谎言。他清楚地意识到,利奥诺拉肯定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怀疑对象,作为一个不负责任、有外遇的丈夫的妻子,她故意不去报警,直到过了十天以后,才假装开始寻找,她手里拿着发现奎因尸体的那座空房子的钥匙,毫无疑问可以趁他不备时对他下手。不过,斯特莱克还是问道:
“他妻子没有报警吗?”
“你为什么那样想?”
“十天。”
“我看得出来,”她又说了一遍,“他们对我说话的那副态度。还说要去我们家看看,看看他的书房。”
“当时他已经失踪了——”
这是惯例,但斯特莱克看得出来,她感觉这是一种侵犯,是不祥的征兆。
“欧文·奎因,没错,”斯特莱克插言道,安斯蒂斯眯眼审读着同事的手写笔录,“他妻子是六天前雇我的。”
“奥兰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他问。
“好吧。死者的妻子雇你寻找死者……我们假定尸体就是那位作家,那位——”
“我跟她说了,但她好像没明白,”利奥诺拉说,斯特莱克第一次在她眼里看到泪水,“奥兰多说,‘就像傻先生一样’——傻先生是我们家的猫,被车轧死了——但我估计她可能没理解,没有真正理解。奥兰多的事永远说不清。我没有告诉她有人害死了欧文。我不敢往这方面想。”
在安斯蒂斯饶有兴味的目光注视下,斯特莱克从购物袋里拿出艾伦单一麦芽酒,往塑料杯的温水里倒了两指高。
短暂的停顿,斯特莱克没来由地希望自己不要喷出酒气。
“我可以喝酒吗?”斯特莱克疲倦地问。
“你能继续为我工作吗?”利奥诺拉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比他们强,所以我一开始就找了你。行吗?”
“还需要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伙计。”安斯蒂斯说,在面前摊开那份肯定是从女警官那里拿来的笔录。
“好吧。”他说。
安斯蒂斯总是说他这条命是斯特莱克给的,这也许是实情。当时他们在阿富汗一条黄土路上遭遇火力袭击。斯特莱克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使他感觉到即将发生爆炸。他看见前面有个年轻人带着像是他弟弟的男孩匆匆逃离路边,他们也许只是躲避枪林弹雨。斯特莱克只记得自己大喊着让“北欧海盗”驾驶员刹车,对方没有听从他的指令——也许是没听见——他还记得自己探身向前,一把抓住安斯蒂斯衬衫的后背,徒手将他拖进车的后部。如果安斯蒂斯待在原来的地方,或许就会遭遇跟年轻的加利·托普莱同样的命运,托普莱就坐在斯特莱克前面,后来只找到他的头颅和残缺的躯干,被草草掩埋。
“因为我看出他们认为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她又说了一遍,从凳子上站起来,“根据他们对我说话的那种腔调。”
“滥用职权,伙计,这件事我管了。”安斯蒂斯说着,一屁股坐在那个棺材板面孔女侦探刚空出来的座位上。“你也知道,你在这儿可不受欢迎。算你走运,有迪基大叔 跟你站在一边,给你担保。”
她把身上的大衣裹得更紧些。
“安斯蒂斯!”斯特莱克说,握住警察伸过来的手,“你怎么——”
“我得回去照看奥兰多了。很高兴你没事。”
伦敦警察厅和英国地方自卫队的理查德·安斯蒂斯笑嘻嘻地走进房间,头发被雨水浸湿,胳膊底下夹着一包文件。他的一侧脸颊伤痕累累,右眼下的皮肤紧绷绷的。在喀布尔的野战医院,他们挽救了他的视力,当时斯特莱克人事不知地躺在那里,医生们奋力保住他那条断腿的膝盖。
她拖着脚又走向护送她的两个警官。女警官得知自己被当成了出租车司机,露出惊讶的神情,但她看了安斯蒂斯一眼之后,同意利奥诺拉搭车回家的请求。
“神秘的鲍勃。”一个声音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等两个女人走远了,安斯蒂斯问他。
身后的门在灰色的厚地毯上沙沙滑过。
“她担心你们把我抓起来了。”
如果他们以为这样做给他带来了不便,那可就想错了。他反正没地方可去,况且他们还给他吃了一顿像样的晚饭。如果他们能让他抽烟就太舒服了。刚才询问了他一小时的那个女人对他说,他可以由人陪着到外面的雨地里去抽烟,可是他出于怠惰和好奇,坐在椅子上没动。那瓶生日威士忌还在他身边,就放在那个购物袋里。他想,如果他们还让他在这里待下去,他就把酒瓶打开。他们给他留了一个塑料水杯。
“她有点儿古怪,是不是?”
结着霜花的审讯室玻璃窗把一切都挡在外面,他只能看见天空的颜色,此刻已是一片墨黑。斯特莱克已经在这个小房间里待了很久,可是警察还没有给他做完笔录。很难估量他们这样延长询问时间,是出于真正的怀疑多一点,还是因为敌意。当然,发现谋杀案受害者的人肯定应该接受全面彻底的询问,因为他们经常知道一些情况却不愿说出来,而且常常对案情了如指掌。可是,在侦破卢拉·兰德里一案时,斯特莱克可以说是羞辱了官方警察,他们当时那样言之凿凿地宣布卢拉是死于自杀。斯特莱克断定刚离开审讯室的那位短发女探长是故意态度强硬,想让他出点冷汗,他认为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且他认为女探长的那么多同事没必要都跑来看他,他们待着不走,有几个只是朝他瞪眼睛,其他人则说了些冷嘲热讽的话。
“是啊,有点儿。”
毫无疑问,奎因尸体横陈的那个巨大的拱形房间,此刻肯定挤满了全身穿着防护服的人,他们在收集法庭证据。斯特莱克希望自己也在其中。在有这样的重大发现之后却无所作为,让他感到恼恨。职业化的焦虑让他内心煎熬。警察一来,他就被排斥在外,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误打误撞进入了现场(他突然想到,“现场”一词还有其他含义:尸体被捆绑和摆放在那个教堂般的大窗户洒进的光线里……像是献给某种邪恶力量的祭品……七个盘子,七套餐具……)。
“你什么也没告诉她吧?”安斯蒂斯问。
他独自待在这间比普通的文具柜大不了多少的房间里,思绪像苍蝇一样,执着地纠缠他在画室发现的那具腐尸。那种恐惧依然挥之不去。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他曾见识过尸体被摆放成各种形状以伪装成自杀或意外事故;他检查过的一些遗骸上留有试图掩盖死者断气前遭受过的酷刑的伪装;他也曾见过被残害或肢解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然而,他在塔尔加斯路一百七十九号目睹的那一幕,真的完全不同。那种令人发指的行为简直像是一种邪恶的纵欲狂欢,施虐狂精细量化的公开表演。更让他思之极恐的,是泼洒酸性物质和肢解尸体的次序:有过酷刑吗?凶手在奎因周围摆放餐具时,奎因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没有。”斯特莱克说,对这个问题有点恼火。他不会那么无知,把犯罪现场的情况透露给一个嫌疑者。
斯特莱克不是第一次应官方要求拜访伦敦警察厅。前一次接受讯问也与一具尸体有关。他坐在一间审讯室里等候了几个小时,经过这几小时的强制静止状态之后,膝部的疼痛不那么剧烈了。他突然意识到他上一次也是在享受了床笫之欢后发现尸体的。
“你可得小心点儿,鲍勃,”安斯蒂斯不自然地说,他们穿过转门,来到外面的雨夜里,“不要挡了别人的路。现在是谋杀案,你在这个领域可没有多少朋友,伙计。”
——约翰·弗莱彻 ,《血腥兄弟》
“人缘没那么重要吧。好了,我去叫出租车——不用送我,”他坚决地说,盖过安斯蒂斯反对的声音,“我要先抽根烟才能去别的地方。非常感谢,理查德。”
死后将再也无法畅饮。
他们握了握手;斯特莱克竖起衣领挡雨,对安斯蒂斯挥手告别,然后一瘸一拐地顺着漆黑的人行道走去。他庆幸甩脱了安斯蒂斯,那感觉几乎像美美地抽第一口烟时一样欣慰。
活着时尽量痛快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