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抚养孩子阶段的30多岁的男性之中，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人接近两成（根据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劳动力调查》）。丈夫在单位拼命工作，回家后疲惫不堪，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则全部由妻子一人承担，这种持续的不合理分工将导致二胎更加遥不可及。
她父母一直坚持“养儿至三岁”（孩子三岁之前应当由亲生母亲抚养，否则会对孩子的成长有不好的影响）的做法，因此极力反对智美回归职场。智美束手无策，就连最亲近的父母都不理解她。想当初刚结婚的时候，她幻想着自己能养育三个孩子，现在想来，连二胎她都不想再要了。
公益财团法人onemorebaby后援团（理事长为森まさこ女士）在2018年5月发布了《2018年夫妻生育意愿调查》，关于理想子女数的调查显示，回答“两个以上”的已婚夫妻的占比为69.9%，自该调查实施以来（自2013年起），首次跌破70%。2016年曾达到历史最高，为81.1%，在那之后生育意愿急剧下降。而且，回答切实感受到“二胎之难”的夫妇甚至达到了74.3%。
由于养老院人手不足，智美在产后的第三个月就被召回了职场。领导明知她生完孩子才几个月，还施加压力，让她尽快恢复夜班，甚至说：“不能值夜班的话，你就降为合同工吧。”她也同样在职场上遭遇了生育期职权骚扰。
日本的困境：“一胎过后生育难”
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面临卵巢退化等难以怀孕的情况，也就是说晚婚晚育可能是导致“一胎过后生育难”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更加严峻的是，雇佣不稳定等经济因素而导致的“一胎过后生育难”。
智美说，孩子一岁半左右的时候，每天的日子如同地狱，她稍微不留意，孩子就会在墙上乱涂乱画，有时还打翻茶壶，调皮捣蛋一刻都不停。带孩子出门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孩子就冲到马路上去，吓得她丝毫不敢松懈。她感觉光照顾孩子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根本没有精力再干好家务活。打扫的时候，孩子就哭着喊妈妈，家里乱得像被龙卷风吹过一样，她愁容满面地说道：“没人帮我，将来再养第二个可怎么办呀？”
上述《2018年夫妻生育意愿调查》公布的结果显示，“二胎之难”的首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回答“经济因素”的占所有受访母亲的84%，位列第一。而在针对全职工作的母亲的调查中，有57.8%的母亲回答“工作因素”，这是由于生育两个孩子之后再回归职场会面临诸多的不利因素。其他理由中占比较多的还有“照料第一个孩子已经精疲力竭了”（49.1%）、“（看孩子的压力所导致的）心理因素”（45.0%）、“年龄因素”（43.2%）等。
丈夫与她同岁，是一名系统工程师，工作上加班已是家常便饭，他对家里的事一概不管，“孩子生下来，你可以出去工作，但我没办法帮你”。智美每月收入较少，只有15万日元，她只能以丈夫的工作为先。丈夫月薪28万日元，经常连续几天加班到深夜才回家，有时周末也要加班，家务和照顾孩子方面，他一点儿也使不上劲，这样的生活已经是他默认的状态了。
“二胎之难”的原因
丈夫和父母也指望不上的无力感——三十八岁的智美
大久保智美今年38岁，是北关东一家敬老院的护工。她说：“照顾孩子和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在负责，我已经受够了。”她觉得自己每天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排名第六的原因是“社会制度因素”（32.2%），这是因为托儿、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可以说，怀孕、生育、育儿期男女双方的雇佣问题、托儿所问题已经成为“二胎之难”的现实因素，我们不可忽视。
孩子慢慢长大后，妻子就不断地说服正志：“正好趁着现在我没有工作，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等孩子长大一些，我就可以出去工作，就多一份收入。对孩子来说，我一对一的陪伴固然重要，要是有个弟弟妹妹不是更好吗？”但是，正志想：“现在的饭碗随时都可能保不住，年纪再大，就没办法靠出卖体力赚钱了。”对他而言，未来的路并不乐观。
从国家角度而言，如果想让夫妻生育理想子女数，就需要保证夫妻双方收入稳定并减少长时间劳动，保证托儿所稳定运营。但事实上，目前的政策还远远不够。
正志为了能多赚些钱，接了许多工作，每周能休息一天都已是奢望。放假的那天，他会尽情地陪孩子玩。他看着孩子从最初只能搀扶着走，到东倒西歪地迈步，再到真正学会走路，不禁感叹：“这个年纪的孩子真是可爱，长得真快！”他有时会带孩子去附近的公园逛逛，看着孩子同小伙伴们一起愉快地玩耍，他觉得内心轻松了些。
女性的“生育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我们习惯于把这一问题同人口的减少相提并论，这导致许多人把矛头指向“不能生育”的女性。
在老人、孩子共同居住的家庭，即“三世同堂”（三代人同居）的家庭中，有84.4%的家庭回答“完全没有”，回答“经常会有”（2.1%）、“有时会有”（4.3%）以及“较少会有”（8.3%）的家庭占比为14.7%，也就是说仍然有一些家庭无法负担生活必需的食品开销。正志的家庭也是其中之一，他早已习惯忍受因为钱包空空荡荡而无法去买菜的艰难。
但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想生而不能生”，换句话说，问题在于难以让女性“安心生产”的社会现实。有一种说法叫作“机会损失”，意思是无论女性能否选择生育，因为社会性因素的阻碍而导致女性无法实现某种期望，虽然这种表达有不妥之处，即便如此，对于想提高出生率的日本而言，当下的情况的确让人感到焦虑。
在我们的社会上，究竟有多少人苦于填不饱肚子呢？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发布的《关于生活和支援的调查》（2017年）指出了在过去一年之中各个家庭的食品支出情况。“你的家庭是否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购买生活所需的食品呢？”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来看各个家庭的回答。
“一胎过后生育难”问题，同“不孕不育”相比，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也没有让人感到紧迫。但对于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的日本来说，这种打击犹如温水煮青蛙，形势会越来越严峻。政府和相关行政部门应当尽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出台相应的解决措施。
妻子比他小五岁，是一名派遣职员，被外派到某家公司做文书工作。妻子怀孕后，立马被公司解雇了。从此之后，她每次找工作、参加面试，就会被招聘方以她要照料孩子为由而婉拒，以致到现在仍未找到工作。为了节约开支，正志每天都会带便当、水壶去公司，他说：“瓶装的茶饮料太浪费钱了，我才不会买。”他们的生活着实不易。
当下特别需要创造的就是让女性安心工作的劳动环境。的确，女性与男性在许多问题上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比如许多人即使到中年仍然没有走出非正式雇佣，转正的机会也寥寥无几。另外，相比于男性，女性还要在怀孕、生育期面临被迫离职的风险，育儿期过后再回归职场，也会遇到种种压力和阻力。然而，这些问题往往隐藏在统计数字之下，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和理解。
正志大学毕业之时正赶上就业冰河期，一直做着非正式雇佣的工作，转眼间就加入了中年自由职业者的大军。如今，他以业务承包的形式，在一家食品销售公司做销售。每个月，不算提成的话基本工资只有10万日元。当地的经济形势算不上景气，好的时候月薪也只有15万日元，还需要扣除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正志只得靠周末的时间在搬家公司做兼职。
许多女性生了孩子后就被迫离职。总务省统计局的《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五年间，“由于生产、育儿原因”被迫离开原工作单位的女性，2017年达到102.48万人，其中调查之时仍处于下岗状态的有71万人。并且，这些女性即便重新开始求职，也只能得到非正式雇佣的职位。根据《兼职劳动者综合实际状况调查的概况》（2016年），在回答“工作的理由是什么”这一问题时，17.5%的女性表示工作是“为了维持生活开支，自己的收入是家庭开销的主要经济来源”。在这些女性中，36.4%的人回答“工作是维持生计不可或缺的收入来源”。对于许多已婚女性以及有孩子的女性来说，她们也应该算作自由职业者大军中的一员。
住在东海地区的佐藤正志，今年41岁，三年前放弃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想法。
35岁至54岁的女性非正式职员，属于被扶养对象，因此并未被纳入“待就业”的范畴。据《就业结构基本调查》显示，这一人数在2017年达到了414.32万人。这也就是女性中年自由职业者这一群体的总数。
二胎是一种奢侈——四十一岁的正志
“妻子说想要二胎，但现在的收入养活一个孩子都不容易。”
无论是已婚女性还是单身女性，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下面，我将通过采访来审视女性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1 职场的生育难
她感觉光照顾孩子就已经精疲力竭了，根本没有精力再干好家务活。她愁容满面地说道：“没人帮我，将来再养第二个可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