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有时真的充满不可思议的韧性，眼前的焕嫂子健康、开朗，所有的伤害与痛苦都被自我吸收并消化，或者被主动屏蔽掉。她向哥哥打听，城里哪所寄宿学校好，哪一个老师的班学习好，她的大女儿已经上初三，想考县里第一高中，焕嫂子对她抱的希望很大。我问她，知不知道天津的“移民政策”，只要在那里买房，就可以落户口，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学，并考大学，天津整体的分数要比河南低得多。她很惊异，还有这样的政策？她从来都不知道，她在天津，清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每天忙碌，很少看电视、看报纸。我想，即使偶尔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也会觉得与自己无关，就像即使生活在天津，“天津”这一名词也与他们无关一样。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和努力的点还在自己的家乡。在了解到天津买一座房子大约要花四五十万时，焕嫂子又释然了，她根本买不起，前些年挣的钱全盖房了，现在手里最多也就十来万的样子，根本买不起。看着焕嫂子的表情，我有点难过，她的释然是因为她买不起，她可以不做“非分之想”了。
但是，情形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农村生多胎的越来越少。按清道哥的观点，在农村，头胎是男娃儿，一般都不急着生二胎，或是抱养个小女孩。二胎又是男娃，都哇一声，气得不得了，咋了？养不起。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大多数人还是想再生个男孩，别绝了后就行。生三胎的现在几乎没有。真要想生，你再罚，还是有办法生出来。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并没有形成约束力，反而是经济约束着人的意识。
已经快中午了，又下起蒙蒙细雨，焕嫂子锁上门，带着她的小闺女，和我们一块回村里。小姑娘真的很乖，一双黑色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转，警惕地看着我，一边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想着她刚出生时，看到焕嫂子时戛然而止的哭声，真的精灵极了。也许，她早已预感到自己要被母亲抛弃，想以这哭声来反抗并感动母亲。她成功了。
对于一位乡村女性来说，生育是伴随着对生命的破坏与轻视而发生的。当怀孕、引产，再怀孕、再引产，变为一种常态的时候，那种母亲的神圣感和喜悦感会变得非常淡，到最后，从被迫变为自愿，从痛苦变为麻木，进而成为一种内在的自我要求。仿佛不达到这一目的，人生就不完整，任务就没完成。
回到哥哥家，发现雨水浩浩荡荡地在马路上奔腾，下水道不畅通，水没有地方流，只有在街道上漫溢。即使是镇上，也没有完整的下水管道。只有一些非常浅，并且窄的通道，上面用石板随便盖着，生活垃圾、脏水、泥沙、石子都会漏到里面，时常被堵塞。一到下雨，问题就出来了，各种脏东西都泛了出来，散发着强烈的臭味。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焕嫂子共生了七个女儿，三个留下，三个引产，一个送人。如果以现在的文明观念，以一个有知识的城市居民的视野来看，这样的生育大战似乎是残忍的。
巧玉：回来送前夫一程
望着漂亮、坦然、爽朗的焕嫂子，我似乎有些迷惑，焕嫂子绝对是有见识的女人，做事情的方式，对事物的看法，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包括她讲到在天津做生意的理念，都很具有前瞻性。但是，在生男孩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道理可言。她反复提到，她就是想生个男孩，不是因为落后观念，而是想要。
几年前，梁庄村出了一则大新闻：韩家巧玉和梁家万青一块儿跑了。跑到深圳，巧玉在厂里做计件工，万青骑三轮车。同村的人也有在那里打工的，他们也不避讳，就住到了一起。留下巧玉的丈夫明在梁庄村里咆哮如雷，从村东骂到村西，从村南骂到村北。几个月后，他带着几个同族兄弟去深圳抓巧玉，十几天之后，却一个个灰头土脸地回来，听说还是巧玉帮他们买的火车票。
还有个事，我还是给你说说吧。我这次回来，算了一命，算命先生说，我命中是七仙女的命，要凑够七仙女之后，才有男孩。我一想，连引掉的，我不刚好够七个了吗？要是再怀孕，不就应该是个男孩了吗？我想着，我再最后试一次，岁数大了，再拖，就生不了。要是再不是，我就死了这条心了。你说，我生不生？我还没有给你张哥说呢。
韩家巧玉本不姓韩，在她三岁时，她的寡妇妈带着她嫁到了韩家，就跟着姓韩了。巧玉家里可怜，巧玉的继父是村里有名的老实疙瘩，沉默寡言，挣不来钱，粮食也不够吃，全靠巧玉的寡妇妈暗地里跟村里村外一些单身汉做些勾当，换些粮食、粮票或钱，虽说是暗地里，村里人也都知道。因此，巧玉家在梁庄村名声很不好，她们也自动不与村里人打交道，尤其是巧玉的妈，面部表情很木讷，路上相遇，远远瞥上一眼，表情很严峻，或者很警惕，然后就低下头继续走路，一语不发。在我的印象中，她们的存在很怪异，村里人也几乎不谈起她们，好像她们完全不存在似的。
早十来年，家里穷，生第二个闺女时，计划生育管得严，很多人都快生了，还被抓去引产。万明老婆离生还有二十几天，想着没事，不会恁倒霉。还想着就是抓住了，都快生了，应该不会恁绝情吧。那最后不也被拉去做手术了吗？就是现在，万明老婆想起来还流眼泪，好端端一个娃儿，硬是被弄死了。俺们跑得远，新疆、甘肃都去过，你张哥出去干活，我在租的小房子里就不敢出门。家里把她奶奶抓去关了好多天，罚款拿不出来，差点把老房子都卖了，最后还是在我娘家借到钱，人才放出来，真是难哪！后来到天津才算安定下来。现在农村管得松了，也让生二胎了。说老实话，真超生的也不多。现在养孩子成本高了，再生，也养不起，也没时间养。
巧玉长大了，一直低眉顺眼的她个子长得特别高，也很丰满，细长的眼睛，配在她善良的长脸庞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与光彩。再加上她那永远手足无措的慌乱与紧张劲儿，有一种异样的可爱。韩家小伙子明开始追求巧玉，明家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父亲是村干部，家里有磨面机、榨油机，还有一个代销点。巧玉辍学之后，就在明家的磨房里帮忙，每个月给点钱，有时还可以把一些小麦麸子拿回家。据村里人们说，这也是因为巧玉妈和明的父亲之间有些说不清的关系，明的父亲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接济巧玉一家的生活。
你说身体受损伤没有？也没啥，咱们的爹妈哪一个不是生四五个的，也不见得就咋样了，女人生小孩，是天生的，不会有啥影响。不过，岁数大了，这几年身体也开始有毛病了，不敢累着。三个闺女，老大老二上初中了，她们奶奶帮着看，现在住校，星期天回家住一下。这个小的跟着我们在天津，她一点儿不费事。平时，饭店我也有请人，我主要管收钱、采买，不是很累，就是离不开。
明的父亲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和巧玉谈恋爱，有几年时间里，明的父亲通过打、骂、软禁等多种方式表示自己反对的决心，而明也总是通过忍、吵或逃跑的方式来显示自己非巧玉不娶的决心。最后，明和巧玉在村东头的一间破房子里结婚了。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只有巧玉的母亲悄无声息地替女儿准备了几套被褥和厨房的必备用品。这在梁庄村是一则新闻，同村人，又都姓韩，结婚的非常少见。但毕竟，巧玉不是真正的韩姓人，大家议论一段时间，在习惯了他们在村里同出同进后，也逐渐接受了他们。
说实话，以后我老了，就指望这几个闺女。闺女好，心细，嫁人了还会顾娘家。儿子有啥好哩，我清楚得很，你看看，农村有哪个儿子结婚后顾自己老娘？不是不孝顺，自己一家人还过不成呢，最好的也不过就是给父母点钱花花，真正能心疼父母的，能陪在身边说上两句话的，还是闺女。这我心里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想要个男娃儿，还得有个根儿。你张哥也想要，他是个闷葫芦，嘴上不说，他也看到我这些年受的罪了，知道求儿求不来了。但他有时那叹气声，真让人泄气。过年回家，那神情好像没儿子短别人一截似的，看着难受。人家都以为俺们想要男孩，就是想着自己的钱、房子没人继承，其实不是这样，就是觉得得有个男孩，一个大家庭，兄弟三个，连个男孩都没有，别人笑话，自己也心不甘。
他们生了一儿一女，还盖了新房，除了明的脾气火暴以及时不时对巧玉的暴打外，日子还算过得去。
她是提前生的（焕嫂子说着，怜惜地看一眼身边的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脸），比预产期早十来天，是个晚上，肚子突然疼了，到医院不到半个小时就生了。她姨还没来得及通知那家人。本来，我是不想见闺女的，想着直接送走算了，怕一见受不了。可她在那儿哭啊哭的，嗓子都哭哑了，那家人还没到。我怕她哭出事儿来，就让护士抱过来，我哄一下。谁知道，刚挨着我，她就不哭了。我扒开包裹，小家伙粉里透白，睁着大眼睛看我。我一下子心软了，就决定不送了。后来，那对夫妻来了，一看长得漂亮，就特别想要，给我送礼，还答应以后让认亲，我说啥也舍不得，她姨也气得不得了，为这，她还得罪了那家人。你看，幸亏没送人，这小家伙跟我亲得很，懂事得不得了。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情了，在一段时间内，我和小妹忽然经常出入巧玉家，她善良的长脸庞，细长的眼睛，温柔的笑意，轻柔的声音，对没有得到过母爱的我们俩来说，充满了魅力。一到她家，她总是给我们拿出各种零食，还倒上茶。坐在堂屋的一张破圈椅上，和我们说话。由于身材高大，她的背略微有点驼，坐下来以后，显得更驼了。她的手特别大，特别阔，在不经意的抬手之间，似乎能够把我们拢过去，拢到她身边，给我们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我完全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什么话，也非常奇怪，一个三十岁左右、有两个孩子、整天下地干活的妇女，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话题。我只记得，我们俩每次都是坐好久，吃好些东西，或者，有时也在她家吃午饭，然后，幸福地、做梦一般地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充溢心间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她姨这样一说，我又有些心动。我要求见见那家家长，那一对夫妻，还真是很有修养，比我岁数大不了多少，还年轻着呢，在政府部门上班，儿子已经上大学。我一看，挺喜欢的，就决定生了。但是，人家就是不同意以后认亲。那也没关系，我都想通了，能给闺女送个好人家，也可以。
谁也不知道巧玉和万青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我的堂哥万青，和村里其他男人一样，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和春节时回来。后来老婆病死，他出外打工的时间减少，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万青聪明，爱说俏皮话，在村里是活跃分子，巧玉低眉顺眼，很少出入公共场合。他们连碰面的时间都没有。用村里人的话说，还真不知道他们咋对上眼的，同村男子一块儿到巧玉家找明玩耍、打牌、看电视、喝酒、聊天，巧玉往往在做完饭端上之后，就在厨房里待着，很少主动和男人们打招呼，也不像村里其他那些已婚妇女一样，和男人乱开玩笑。
女娃儿我也喜欢得很，是我的贴心小棉袄，你看我这小闺女，多可爱，我稀罕得不得了。当初差点都不要她了。怀她到五个月时，去做B超，一看又是个女孩儿，就想着再引产引掉算了，前面生的那个闺女，刚出生，就被送走了，不知道有多伤心，现在连面都没见过，还不如没生下来的好。她姨，俺一个远方亲戚，俺们每次去，都是找她验的B超，她说你别引了，到时找个好人家，就在咱们县城里，想的时候，也可以偷偷去看一下。我一想，闺女也是一条命。引第一个闺女的时候，我多伤心啊，都五个月了，听说眉眼五脏都有了，可是，前面已经有俩了，我还想要个男孩，不能再要了。就引产引掉了。心里可难过了，可也没办法。后来那两个，连想也不想，就引掉了。我就是打算生下来，她爸也反对，一是还得好几个月时间，二是怕到时舍不得，再说，送人了，就不是自己的了，费这心也没啥用。
在以后的几年里，巧玉和万青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这期间，巧玉挨有多少打，似乎已经数不清了，梁庄村的人们对巧玉家里每隔十天半个月发出的惨叫声见怪不怪，只不过，原来人们是骂明，有的还前去拉架，现在只是摇摇头，苦笑一下。巧玉年老色衰的寡妇妈被再次提起，还是那句古老的话：“有其母必有其女”。
我就想生个儿子。张家这一大家，兄弟三个，没有一个男娃儿，人太单了，我得生一个，无论如何也得有一个。
巧玉和万青在深圳扎下根，几年没有回来。后来，巧玉的大女儿和万青的两个孩子也到深圳打工，他们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过起了小日子。明知道巧玉在哪儿，也知道闺女去跟了她妈，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却并没有再去找。时间一久，明的落魄模样就显出来了，一个刚硬、火暴性格的人逐渐变成整天沉默寡言、埋头干活的庄稼汉。一年春节，他终于和巧玉办了离婚手续。
再打量焕嫂子，轮廓还在，仍然漂亮，只是黑了，瘦了，人显得很憔悴。问起焕嫂子为什么在这里，不是在天津开饭店吗？焕嫂子笑起来，她已经回来有十来天时间，主要是看病，腰椎疼、头晕，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开了药，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过几天就回天津，那边生意忙，离不开人。这是她婆婆的瓜地，连续下雨，她来看看怎么样。聊了一会儿天，我小心翼翼地说起我的想法，焕嫂子非常认真地听我讲着，不时点头，最后她说，她愿意讲，这是好事，她自己有时也想着自己这一生，这些事儿，不知道做得对不对。坐在门边的小凳子上，搂着她乖巧、伶俐的小女儿，焕嫂子给我讲起了她生孩子的故事。
也就是他们离婚的第二年，明被诊断得了脑血栓，中风在床。在儿子打电话到深圳的当天晚上，巧玉和万青就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们重又回到梁庄村，并不只是简单地探望一下明，而是长住了下来。巧玉和万青开始认认真真地服侍明，巧玉住在明家里，负责照顾病人，收拾家务；万青住在自己家里，种两家的地，农闲时在镇上打点短工。在明需要打针复诊的日子，万青推着三轮车，巧玉跟在旁边，三人一块儿去镇上，或坐车去县医院看病。一时间，他们三人成了方圆几十里的风景，背后议论无数。一年之后，明去世了，万青把明的房子修缮了一遍，请梁家、韩家的长辈在一起吃了个饭，大意是向大家保证自己不会占据明的宅基地和房子，这也是人们一直在背后质疑的问题。
唯一的遗憾就是，焕嫂子一直没生男孩儿。张家是我们村的独姓，三兄弟，分为三户，这三兄弟结婚之后所生的都是女孩，在农村，这种情况被称为“绝户头”，被村民们视为一种耻辱。焕嫂子的丈夫是长子，在他们结婚十多年间，前后估计生有五六个女儿，至今仍然没有儿子。
在古老的乡村大地上，只要你真正做出有美德的事情，人们会自然忽略你的其他问题。早就有人背后议论万青是为了霸占明的宅基地才回来的，也有人认为他们俩是内疚，因为明的病就是给他们气下的，但不管怎样，能够坚持一年，照顾一个臭气熏天的、已经不相干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巧玉的诚恳与低调使她逐渐恢复了名声，而万青，也因为能够灵活、公正地处理各种事情，很快得到了韩家族人的谅解。巧玉和万青，终于成为名正言顺的、被人祝福的夫妻。
焕嫂子，今年四十二三岁的样子，当年和我们村张家小伙子谈恋爱，到村里玩，大家都被她的漂亮震住了，轰动一时。一个农村姑娘，常年下地干活，但却皮肤白皙，眼睛黑亮亮的，清澈透明，长发飘飘，像电影明星似的，走路腿一弹一弹的，韵味十足。唯一的缺点是鼻子过于直削，破坏了脸上的和谐感，但却让人感觉出，这是一个有主意和性格坚强的人。事实证明，焕嫂子也的确有主见。在嫁过来之后，她和丈夫就出去打工，先是在小饭馆端盘子当小工，丈夫后来当拉面师傅。经过几年的经济积累，他们在天津郊区也开了一家拉面馆，生意非常好，挣了不少钱。在村里公路边也盖了房子，是村里不多的三层小楼。
傍晚的时候，夏日的燥气下去，有风吹过，经过大妈家门口，听到了热闹的哄笑声，循着笑声进去，意外地发现巧玉和万青也在家里，问起，才知道，万青的儿子要结婚，他们特地从深圳回来办喜事。巧玉的头发还是老样子，全部向后梳，用一个长发卡拢住，很老式，像五六十年代妇女的打扮，她年轻时就是如此。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在巧玉头上的中间部位，有一片是没有头发的，这是刚结婚时，她那火暴脾气的丈夫给她留下的印记。
河坡地里散落着许多小屋，基本上都是人们为看守庄稼而建的，在一片片空阔的沙地上，种了许多西瓜和花生，它们最适宜在沙地上种植。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个身影在西瓜地里忙碌，估计是在检查西瓜的情况。这样的连阴雨对种瓜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我们在一个开着门的小屋前张望，里面有一位妇女正在做家务，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女孩子在玩耍。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位妇女扭过身来。哥哥笑了起来，这不是焕嫂子吗？
巧玉脸红红的，惊喜地看着我，远远地坐着，背仍然驼在小凳子里面。她看着我，好像我们之间很陌生，但那惊喜的表情却又一直挂在脸上，还有一点羞涩，两只大手来回对搓着，流露出内心的紧张。看得出她真的很高兴看见我，但又因为某种原因，她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向我表示进一步的热情，就那么一直远远地看着我。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过得怎么样，她也不说话，只是转向我的堂哥，示意他说，仿佛一切都以他说的为准。我问堂哥，听别人讲，他在深圳还有一个职业，即帮助别人打麻将，替别人支摊儿，输赢与自己无关，只按时间计费。据说因为堂哥打得好，开始只是偶尔为之，后来就变为专业了。堂哥听了，哈哈笑起来，这是谁胡编排我？纯是出我洋相，要是真打得好，我还骑那三轮车干啥？！但是，他眼睛一闪而过的狡黠却又让人有些疑惑。出去讨生活的人，谁没有秘密？
河坡的树林是近几年才栽种的，林间还没有长出足够覆盖地面的草。赤脚踩在沙土路上，细细的、湿湿的砂石轻硌人的脚，微疼微痒，感觉非常舒服。河水“哗哗”奔腾而去，充满力量和向往，那巨大的芦苇丛接受着雨水的冲刷，稳重而又充满生命力。雨中的河，升腾着雾气，苍茫无边，却又具有永恒的清新。
望着仔细倾听堂哥说话的巧玉，那个善良、温柔的女人还在，那双大手也还在，结结实实的，洋溢着生命力。但这一切，被一种温顺的、服从的天性遮蔽着，只有那些愿意接近她、爱她的人才能够发现。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激动，甚至想冲过去拥抱她，但我还是忍住了。
雨季来了。虽然不是南方，但每年的这个季节总会有十几天在连续下雨。我喜欢这样的雨天，雨“哗哗”下着，但并不阴暗，灰色的、发亮的天空辽阔、肃穆，给人一种庄严与阔大之感。
赵嫂：现在不管孙子，以后还想不想活
整整下了两天的雨。雨水洗刷下的原野清新、干净，树叶、庄稼都绿得发亮，灰暗的天空形成了一个封闭、安静而又辽阔的世界。而我们就在这时大时小的雨雾中穿行。世界那么小又那么无穷无尽，我们像在孤独中漫游，又像在无限神秘的大地中探索。公路两旁的水沟在多年的干涸之后终于又获得了新生，河流翻出了巨大的波浪和旋涡，在树林间游戏。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湿润的童年，雨后在小沟渠捉鱼，踩水的欢乐和对自然无邪的亲近，每个人在此时都是最纯洁的。
在村头我和其他几位老人说着闲话。赵嫂两口子来了，推着婴儿手推车，车里躺着才刚十个月的小孙女。后面跟着俩孙子，一个四岁，一个七岁。婴儿车的把手上搭着几块尿布，随风飘着，像旗帜一样，估计是孙女刚尿湿的。一看见我，赵嫂就嚷起来：“你在干啥？咋到处都看见你。”我笑起来，“赵嫂，不见你干活，就见你走四方。”话还未落，赵嫂就叫道：“不干活？我干的活还少？五六十岁了，养仨小鳖娃儿，你说还少？叫你养一下试试。”赵家大哥不大说话，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赵家大哥就没说过话，常年在村里的砖瓦厂干活，人干瘦，脸黑得就像烟熏过一样。问赵嫂怎么喂婴儿车里的孩子，累不累？爽利的赵嫂打开了话匣子：
焕嫂子：我是七仙女的命
我正经是不按你们城里的样子喂。娃儿不到半岁，玉米面、面条、南瓜都吃，吃得可欢。孩子他妈打电话说，不让这样，不让那样，跟着城里人学。说得可美，自己又不弄。背背他们眼[4]，我该咋着还是咋着，不按他们那样儿来。你要跟他们那养法，那就叫弄不成。原先，你们那时候，有病了给娃儿沾点土腥气，放到地下滚滚，不也就好了。哪像你们现在养孩子那样子？
其实，在许多时候，“信主”与生产并不那么必然有冲突，但当事人都会夸大其与劳动、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以此为理由表达自己的不满。中国的乡村文化仍然是一种务实文化，踏实地生活，这是第一要义。个人精神需求、夫妻情爱往往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存在，嘲笑、戏谑、回避是通常的相处方式，很少从容、正面、严肃地去叙说或交流。这种压抑、扭曲精神空间的现象不单存在于家庭内部、夫妻、父子之间，也是邻里交往的基本模式。
他们挣那俩钱算啥！没有俺们给他看小孩，他们出去个屁？！要不是俺们给他们当不要钱的保姆，算算就是没挣钱。我给你算算，老大家两人在一个厂里，有三千多块钱，他俩自己租房子住，连吃带住得花一千多。俩娃儿在镇上她姑那儿上学，哪个月不得几百块钱，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也得百十块钱，一个月最多剩下千把块，可不就是俺们老两口的保姆钱。老二家两人在两处打工，吃住都在厂里，一个月还能存上个一千多块钱，老二媳妇拿得紧得很，一心想着盖房，也没说多给俺们点钱。
农村的大部分教民，对自己所信的宗教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现象非常广泛，我和身边一些信主的亲戚谈话，有时特意问她们《圣经》和宗教上的事，她们的回答往往令人啼笑皆非），但她们在其中找到了一种尊严、平等和被尊重的感觉，找到一种拯救别人的动力和自我的精神支撑，这是她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所以，中国人信教，尤其是北方乡村的信教，并非是对信仰有多少了解。许多时候，它只是她们为生活的压抑和精神的贫乏所寻找的避难所，这也是乡村里女教民的比例高于男教民的原因。在村庄生活里面，她们并不敢公开表达，更不敢舒展自己的感觉，因为她们往往被看做是一群没事干的人，脑子出了问题，或者，干脆就是一群傻瓜。
你以为他们感谢你，感谢个屁！这里面有啥原因，老人帮他们带孩子，他们的地老人种着，这等于是交换。他们不管你累不累，想着你种他地也算给你报酬了，也不管种地到底能不能赚到钱。有许多娃们出去打工，孩子撇在家里，连一分钱都不给。有的老两口，好几个孩子，你留我也留，要不，吃亏了。还为谁留得多谁留得少打架，非得把老人撕吃了才行。
似乎不能用“愚昧”两个字来简单评价明太爷对老婆及其“信主”的那种态度。这里面既涉及到乡村生产力的实际情况，也还涉及到一个文化习俗的问题和中国乡村如何看待精神空间的问题。在乡村，夫妻合作、家庭式分工协作是生活的基本前提，如果舍弃生产而去从事什么精神活动，会破坏这一模式而使家庭陷入困境，就像明太爷所面临的问题。从文化层次来看，乡村，尤其是北方乡村，高雅的、超出世俗的文化生活是被排斥的，或者说，不属于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异质文化被另眼相待，多少有点“精神病”、“不正常”、“怪异”的味道。灵兰大奶奶在村里面就是这样一种形象。要强的明太爷绝不允许自己的老婆成为村里被取笑的对象，就拼命阻拦大奶奶去“信主”。表面的原因是大奶奶不帮他干活，实际上是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羞耻感，觉得老婆的行为使自己无法在村里挺直腰杆。一个村庄，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和有机的网络，身在其中的每个村民都会为自己定位。在这其中，每个人都自觉地扮演着某一角色，这一角色是他自我价值和自我形象的确立，一旦这个形象被破坏，他就会失去基本的心理平衡。
你看我这辈子容易不容易？可怜不可怜？才刚把他们拉扯出来，又得照顾他们的娃儿，到死都不得安生。你说不管他？眼看他日子过不去，你能不管？在家里没指望，又不让出去打工，儿媳妇非怪死你。你看农村有哪个敢说不管孙娃儿的？现在不给人家帮忙，想找死，老了还想不想活？咱们隔壁李村，老两口七十多岁了，四个儿子，两个闺女，没有一个养活爹妈。到哪家哪家都不欢迎，最后把儿子们告到法院。不告还可能有碗吃哩，一告倒好了，老两口连饭都没人送一口。二儿子把钱摔到他妈面前，说：“你不是稀罕钱吗？拿去，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说完，扭头就走。那家大儿子好赖还是个国家干部哩。也不见得咋样，给爹妈办个存折，把法院判的钱汇到存折上，让别人捎回去，见都不见。生气爹妈不顾他面子。现在，那老两口天天哭，后悔都来不及了。
在村庄里面，能够感觉到，人们对信主的人有一种普遍的轻视，她们的行为、语言及方式经常被作为一种笑料谈起。譬如父亲就认为，信主的人都是又傻、又闲、又穷的人所为，啥也不懂，跟着瞎跑。在问起我们的现任村支书是否让自己老婆信主时，他非常干脆地说：“那不行，我不想让人笑话。那信主的人都是那些老婆儿们，闲哩没事干。只是作为一个精神支柱。至于啥信念，谁也不懂得。再说，作为干部，我不可能叫她信，我非叫她随大流。”那几天一直跟着我们的司机，也忍不住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信主的人，他既觉得可笑，有点傻，用他的话说：“日他妈，真不知道那些人从哪儿来那么大的心劲儿，一群人傻傻的，跪在那儿念念有词，那都是闲哩没事干的人。”但同时，又非常尊敬他们，譬如他们村头的一座桥塌了，那些信主的人看见了，一商量，分头捡石头、找木头、和泥灰，几天就把桥修好了。他说，那团结劲儿，比单位的人不知好多少倍。
还有，王营也有这事儿，寡妇把三个儿子拉扯大，把房子、宅基地都分给他们了，到最后，仨儿子个个不愿意让老母亲住自己家里。还都有一番理由，说是妈偏心这个，偏心那个。谁多上两年学，多花家里钱，就应该多养活；谁娶媳妇时，妈不愿意，少置办了彩礼；谁自己盖房，妈也没出钱。那说头可多了，听着都嫌丢人。老婆子嫌丢人，一头扎井里，想自己死了算了，结果，被救上来，仨儿子好上几天，过后还是那样。最后，大队支书说，干脆让法院判。法院也判了，说是老母亲轮流住儿子家，一家一个月，有病集体掏钱。住到老二家里，刚照顾完儿媳妇月子，老婆子出去一趟，儿媳妇就隔着墙头把老婆子的包袱扔了出去，连门都不让进了，说：“我就不让住，有本事，还去告去。”老婆子也不敢告，现在到城里给人当保姆了。过几年，老得干不动了，还不知道会咋样呢？
我又问会长，有没有不顾家，或有病不吃药的信主人？会长说，也有信迷的。不顾家了，不劳动了，成专业了。最后成邪教了。“东方闪电”已经是邪教了。有病不吃药是少数。但是，也有一种现象，医院判了死刑的，在教会里好了。会长又意味深长地加了一句，宗教有超自然的行为，这才是宗教。像明太爷和灵兰大奶奶的事情，会长认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基督教徒，本来就是两个信仰，容易产生冲突。但同时，还都是劳动者。
世道变了，原先是儿媳妇怕恶婆子，现在是婆子怕儿媳妇。有哪个是省油的灯？不把你榨干就不算完。你辛辛苦苦替她照顾孩子，回来该吵你还吵你，该不养活你，还不养活你。给他们摆一下自己的功，说那是你孙子，你想让他饿死我也管不着。刻薄得很。
那明太虐待灵兰，打她，脾气来了就骂，还不叫反驳，你说灵兰咋爱他？他光猜测，不往好处想，光往坏处想，说灵兰天黑了也往外跑，不干好事。灵兰也不对，一打她就跑，男哩没智纺棉花，女哩没智回娘家。说不顾生产，都只是借口。信主也不是天天来，就星期天。再说，现在家里也没多少活儿，地少，一到农忙时有收割机，还有短工队。
你说小孩跟他妈有隔阂，不可能，还是人家妈亲。这小鳖娃们都能死了，他爹妈回来最多五分钟，就跟他妈亲得不得了，前后追着他妈。你稀罕死，一年到头累死，不抵人家妈回来几天。你还不知道吧，我还有俩孙儿，跟着他们姑在镇上上学，把她姑也累得够呛。我呢，每周还得给他们蒸馍、轧面条。
咋不认识，我就是明太经常骂的灵兰的姊妹。几十年了，可了解他们是咋回事。明太的性格不是个性，太暴躁。他说灵兰这不好，那不好，灵兰可是没说过他一句坏话。你想想灵兰一家，就知道主的恩典有多大，他们闺女、儿子都在北京买房子，谁有这能力？明太不信，灵兰是神的好儿女，不争不辩，所以他才吵。灵兰那里有神的爱在里面，明太不骂爹也不骂妈，光骂神，这她最受不了。他就是找碴，说话就打人。明太其实是太脆弱，他不是想她在信主，他光往坏的地方想。
出去打工的日子过得可美啦！小两口上完班，回来吃吃饭，就能睡觉了，清闲得不得了，俺们这些老骨头在家帮他们带小孩。你说，城里幼儿园又上不起，上学也没户口，谁接送？再说在工厂干活，一天下来，那可不是玩儿哩，累得就不想动，也不愿小孩泼烦[5]。你侄儿在那啥胶厂里干活，高温，一天下来，烤得受不了，环境还差，咳嗽得不得了。
你认识明太[3]吗？
你看，这是我那二孙子，一直在生气，怪汪汪的，想上她姑那儿。但她姑好不容易清净一下，也不想带他。这个小女娃子，生下来五个月的时候她妈就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没回来，就看这个年下能不能回来了。
我信了三十几年，我是平安信，没有理由，没有条件。以前没有信，邻居有信主的，她们讲信主的好处，对社会都有益处，做善事，做好事，不做坏事，也能改造自己的脾气。一信主，自己有个约束，想发脾气的时候，《圣经》的话语一对照，就不发了。我们家里那个人不支持，不过也没有吵过。我在六天内把自己的干好，腾出一天来教堂，他也没啥说的。真有事也可以不来。不能来，非要来，那样神也不喜欢。双手劳动得来，神也是喜悦的。
赵嫂一边“骂”着她的孩子们，一边晃着婴儿车，时不时用手摸摸里面，看孩子尿了没有。农村留守老人的状况和城市的老人问题完全不一样。城市是孤独问题，而乡村的老人却是金钱问题。
大嫂，你为什么来信主？家里大哥支持吗？
农民打工的成本有多高，赵嫂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不是老人当免费保姆，帮忙带孙子外孙，降低打工者的生活成本，打工挣的那点钱根本不足以支撑生活。另一方面，老人也不敢太多抱怨，因为将来还有个养老问题。所有乡村老人都是想万一有一天躺倒在床上，不会动了，不能为人家服务了，指望谁？没有退休金，又没有社会保障。你现在不给“人家”养孩子，不努力干活，将来“万一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会有你好看的。农村的观念，是绝对不会接受不替自己照顾小孩的老人，尤其是在这种需要出去打工才能挣到钱的情况下。
在堂长的回答中，可以感觉出，他试图把信教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以增强它的内在合理性。我又向一直在旁边给大家服务的大嫂问了一些问题。
从最直观的情况来看，儿女也很少有意识，认为父母年龄大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很自然地寻求父母的帮助。除此，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只有父母愿意做免费保姆。如果有多个儿子，那这家的老人就要遭罪了，还有个“攀比”问题，如芝婶和赵嫂都提到的，都是“比着留”，因为你不留，你就吃亏了。即使如此，如赵嫂所言，没有哪一个农村老人会自己悠哉游哉，喝着小酒，打着太极拳，眼看着儿女有难处不去管的。赵嫂还比较年轻，农村还有许多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两口也在强撑着为子女服务，他们也会抱怨，儿女也会心疼，但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撑到哪一天是哪一天。在这里，探讨个人的生活、个人的自由，是可笑而不切实际的。
与人接触中，宁愿吃亏。河东陈集有一条大沟，娃们上学不方便，基督徒主动集资，弄一些预制板修桥。基督徒行的是善事，收获的也是善。有的教民，在开堂的时候，把自己家喂的猪杀了，给大家吃。爱国爱教。
赵嫂热情地邀我到她家去坐。从外面看，赵嫂家的房子非常一般，但是进到里面，看一些细节，就能发现主人的精心营造。粗直的圆木屋梁，椽子上面铺着一层在乡村极其少见的细竹篾编成的席子，这既起到了加固的作用，同时也隔绝了瓦层上面的灰尘，使得房间显得雅致明亮。地上铺着一层青砖，砖缝用水泥抹得非常平整，整幢屋子整洁、干净，这是一个殷实、富足、会过日子的家庭。当我称赞起房子的时候，赵嫂有些伤感地说：“人家要拆呢！”“人家”就是他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妇。大儿子已经在路边买地盖了一座两层小楼，小儿子折了一些钱给哥哥，这座房子和宅基地算是分给了小儿子。
信教是辅助国家的。教会的奉献随个人意愿，想捐多少都行。主要用来修缮教堂、买教材，有时候哪里有灾难，响应国家号召。没有贪污受贿的，奉献还来不及呢。多一个信徒，就多了一个公民，少了一个信徒，就少了一个好公民。
又问老两口将来跟着谁住？赵嫂又是一声冷笑，“跟着谁？谁也不跟。你别想着给‘人家’侍候儿子闺女了，将来就可以让‘人家’养你，门儿都没有。咱也不操那心。我和你赵哥还回到最早的房子里去，在那儿养老。儿子、闺女高兴了看看，给俩钱花，不高兴了，只要不骂我俩老不死的就行了。”
神是慈爱的人，号召人们做好事，譬如《圣经》说，你们要从上到下服从国家。当官的也是神的仆人。信教的人自己要走到前面。个别人不理解。譬如有人讥笑说天不下雨，你们可祷告一下，让神下点雨。下雨不下雨，是神的安排。当官也是一样，都是神的安排，公益善良。教一个普通教徒如何顺从社会，如何以身作则，多做善事。
原来，在春节里，赵嫂两口子和小儿子、小儿媳妇闹了别扭，还吵了一架，原因就是这房子。这栋房子是赵哥、赵嫂子两人一生的心血，也是他们作为家长所拥有的房产和权威的象征。赵哥前半辈子在村砖瓦厂里干活，一砖一瓦地积攒自己盖房所需要的东西，光是砖、瓦就攒有八年之久。当属于自己的那窑砖烧出来的时候，赵哥一个人躲在人后哭了起来。房子是1993年盖起来的，房屋上梁那天，吝啬的赵嫂、赵哥又是杀鸡宰羊，又是放鞭炮敬神，总算盖房起屋，像个人家了。那时候，赵嫂的女儿师范毕业，回到镇上教书，两个儿子虽说没有上成学，但也都初中毕业，准备出门打工了。赵家的好光景就要开始了。
要服从在上掌权的，他们是上帝配备的臣，那是神批准的。
在赵嫂心里，他们为小儿子留这个房子，也是想着将来跟小儿子一起过的。小儿子虽然折了一些钱给哥哥，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再买宅基地的钱。而大儿子之所以同意，也是认为既然老人将来要跟他们过，那现在少拿点钱也是应该的。
咱们镇上，这个教堂，星期天来礼拜的有四五百人，管八个行政村，这是有规定的，不允许串，各在各的教点。夫妻一块儿来信的比较多，年轻男子还是比较少，都打工去了。现在农村是“3860部队”，38指妇女，60指老人。闹矛盾的也有，有哩软弱，有哩刚强，这是理解程度不一样。他们信的灵性都在逐步学习，完善。经是好的，是否能念好，看个人。这是不断改造的问题。所以，也允许他是坏人。为啥六天劳动，一日闲，这一日就是改造自己。才信就像小孩子，大的原则上的罪过在基督教徒很少，小毛病还是有的。他是个人，不是个神，基督教徒也是人，只是追求一种信仰。譬如想偷而没偷，也是犯罪，动了意念。宗教是法律的补充，宗教是现实的，讲究心灵的束缚，善事不去做，这就是犯罪。
但是，今年春节回来，小儿媳妇提出要重新盖房。在协商的过程中，也暗示将来他们不应该单独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更何况，赵嫂也帮助大儿子看小孩，不应该只有他一家承担赡养的责任，这就打破了之前的平衡。赵嫂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彼此之间开始有些隔阂。按照赵嫂的分析，小儿媳妇虽然表面上提出是要再盖房，实际上就是不想养活他们。把他们盖的房拆了，连证据都没有了，真正到争论的时候，一点底气都没有，因为你住的也是人家的房。赵哥在旁边反驳赵嫂，认为小儿媳妇还没有那么恶毒，可能也是嫉妒大哥过得好，房子盖得好，现在流行盖平房、小楼房，你这瓦房再好，那不还是瓦房。
堂长，镇上教堂和教民是怎样的情况？
在乡村，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两个儿子，往往是家产一分两半，因为农村宅基地比较紧张，一般是其中一个儿子占用父母的宅基地，另外一个儿子补偿一点钱，这等于说父母到最后是瓦无半片、房无半间，只能依靠孩子。在现代观念里，这种分配方法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此过程中，父母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但在乡村，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在一般状态下，儿子、媳妇出去打工，需要老人照顾孩子和房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一旦儿子、儿媳妇回来，要落叶归根，问题就出来了。这时候，父母的命运往往是极其凄凉的。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镇上教堂的堂长一直都很用心地听着，一边还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
对于老人来说，他们甚至不敢理直气壮地要求儿子尽传统的孝道，如和儿子在一块儿居住，要求得到尊重等等，因为他们没有给儿子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儿子年少出去打工，彩礼、结婚、盖房，全是自己打工挣来的钱，父母根本没有权利支配。而家族制度的衰落、公共道德监督力的衰退、国家的法律与赡养习俗之间的矛盾，都使得儿子、儿媳妇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社会学家阎云翔把这一现象称之为“父母身份与孝道的世俗化”，传统的文化机制遭到破坏，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儿子、儿媳妇根据市场经济的新道德观来对待父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交换关系，双方必须相互对等地给予。
在农村，信主的弟兄少，姊妹多，老年人多。这主要还是因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另外，国家规定，不到18岁不允许信主。但是，18岁之前也不允许入党，还是公平的。这些年，信徒在不断增加，现在没有到处跑着去信主的，国家也不允许有家庭教会，必须到指定的教堂去聚会。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述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我信二三十年了，1978年宗教政策一开放，我就信了。因为患难而信，家庭常年没办法生存，最后才走这个路。信了之后，我觉得自己精神变化大。过去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太过功利，心中要强，信了之后，觉得可以当一个善人，好人。从文化角度是一种修养，从宗教上，它也有利于社会。教会初期开放，1978年以后才落实。穰县一百五十二个堂点，大致有三四万信徒。与其他县市比，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人口基数大，体现了宗教自由的政策。这个大门一开，不仅仅是患难信，而是精神需要来信。过去的理解是因为愚昧无知，现在很有层面的人，像国家退休干部也有很多人信。自己改造自己，真正做到表里如一。
非常奇怪的是，从赵嫂、五奶奶、芝婶一些抱怨性的话中，却仍然可以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对儿女，对他们在外面的艰难生活，对身边这一个个让他们年老还不得安生的孙子，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虽然他们也担心将来的生活，也担心儿媳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仍然兢兢业业地伺候孙子，替他们承担一切。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的生物相等齐的。
会长好，你信主有多长时候，原因是什么？穰县整体的信教情况怎么样？就你的经验而言，大部分人，尤其是农村人为什么会信主？
赵嫂的厨房里飘出了一股香味儿，大概是刚焖好的咸米饭。炒点肉和芹菜，多倒些水，把米放在锅里，小火烧煮，二十几分钟后停火，再焖上一段时间，非常香的一锅米饭就好了。在我的童年时代，这种米饭只有在改善生活时才可以吃到，每家一年最多也就做那么两三次，因此，我对这香味有独特的记忆。而现在，这早已是乡村的家常便饭了。郁香的炊烟飘出院子，在乡村的上空散开，氤氲了整个村子。
我约到了县基督教协会会长，他主动要求到我们镇上教堂与我见面，同时，还让教堂的堂长约几位信主的普通群众过来。会长本人就是牧师，是县里教职最高的。牧师并不善于言谈，也没有放开，言谈之中很谨慎，可能与乡党委书记、其他乡干部在场有关。下面这段访谈，其中的回答部分，有牧师本人的，也有其他信主群众的。
万会：在棺材里把骨灰撒成人形
灵兰：“神”的好儿女
“老道义”是我的一个大伯，没有出五服。他为什么叫“老道义”，说起来也颇有意思。大伯可以算做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先是在县城里的高中教书，后来为支援家乡建设，被请回来到镇上高中当了教务主任。虽然颇受学生喜爱，但却并不受领导的欢迎。他特别喜欢“论理”，倔犟耿直，口头禅就是“做人要讲道义”。学校食堂饭菜不好，学生哪一项收费不合理，甚至，学校中间的路被一些老师的菜地侵占了，他都会去管。如果领导不管，他就直接去教办室，或到乡里去找，不厌其烦，直到问题解决为止。时间长了，人们就背地里叫他“老道义”。
天黑透了，星星更亮了，小镇完全静了下来。偶尔过往的车辆开过，明亮的灯光像闪电般划过小镇，过后仍然一片寂静。
大伯和他儿子的关系并不好，三个儿子，小儿子考上大学，其他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都做了民办教师。20世纪90年代初，民办教师转正的非常多，他们的条件也都够。但是，每年名额有限，要排名评比，这里面，讲究很多。因为要讲“道义”，大伯不去找人说，更不送礼。儿子一说要怎样，大伯就大骂，说凭良心干活，该是啥是啥。到最后，俩儿子都没评上。后来，民办教师转正取消了，我的俩本家哥又都成了农民。几年时间里，俩本家哥和他父亲一直不说话。后来，大伯退休回到村里住，父子关系才又好一些。
将近夜里十二点的时候，我和父亲才回家。明太爷把我们送到家门口，他和父亲在后边一直嘀咕，好像不想让我听见。我猜想，肯定是明太爷在向父亲讨主意。
我去大伯家的时候，我的本家哥万会正在看电视。他家还在村里面，三间青砖瓦房，大前檐，院子里铺的是砖，这在当年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现在，看起来却有些低矮破败。大伯的相片供在堂屋的正中间，黑框，上面搭着一个黑绸的花结。
明太爷认为对方骗不住他，来一次就知道了。显然，他很上心。其实，一直以来，他和灵兰大奶奶都是离婚不离家。但今年暑假，灵兰大奶奶从北京回来，就没来这里，而是住到了娘家，可能也与这件事有关。此刻，耿直、刚硬、脾气暴躁的明太爷，就好像一个思春的少年，面红耳赤，颇有点激动。
你伯是2004年死的，肺气肿，要是不死现在多好，还能给我看个门，我好出去干点活。病了六七年，以前身体就不好。死后在屋里放了两天，等你万安哥回来，为咋出葬，火葬还是土葬，我和你大娘发生了矛盾。
父亲说这八成是“放鸽子”的，哪有恁巧的事。村里原来不是没有这样的事，何坡村的一个表哥娶山西一个姑娘，也是带着孩子，还在村里举行了婚礼。后来说她家里有事，让表哥寄了一些钱回去。结婚十来天，出去玩儿，住旅社，把表哥丢在旅社里，跑了。为此，表哥前后花了万把块。
我咋都可以，只要生前孝顺就行。可是你伯他不想火化，一直唠叨着怕疼。村支书来看他，他还给人家讲，不要火化他，哪怕出点钱也行。农村人怕成灰，希望有完整的尸首，见不得烧那样子。
一阵闲谈之后，明太爷突然神秘地对父亲说：“光正，给你说个事儿，你看咋办？我拿不准，原来准备进城找你说呢。一个女的，二十七岁，带着小孩，已经离婚，普通话说得可好。对方‘拨错’电话，拨到我这儿，我接住了。一说，说对劲儿了。她娘家开一个毛衣小加工厂，父亲也是个胡整。她非要来跟我过日子。还说，找个年轻的人家瞧不起她，愿意找个老的。”
现在偷着埋的多了，出钱就可以完整地埋。一种是把钱直接交给支书，但也不能太明目张胆，另外一种是半夜偷偷埋掉，也不敢哭，闺女来了都不敢哭。本来可以热闹一点，请响器，吹吹打打送葬的。这是给了支书一些钱，支书点头了，半夜抬着棺材，孝子跟在后面，伤心得很了，捂着嘴硬憋气，就是不敢哭出声。实际上村里人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说，谁没有往土里埋的那一天？
前几年，儿子寄回来个电视，我坐骨神经痛，都不能走路。我给你大奶奶说：“你去，你打个电话问问，看寄到了没有，要不找个人帮着取一下。”那时候她正在教堂演圣剧[2]，天天出去，根本不管。我腿一拐一拐就去了。那时候，我真是眼泪都流出来了，难啊。后来，我对俩娃说，你妈只算生你，养你还是老子。闺女、儿子都结婚了，俩娃孝顺，让我俩别干了，每月寄六百块钱给俺们，我说：“不干也不行，闲着干啥？可是，再好的生意在我这儿干不成。一个人咋干？你妈说走就走，根本干不成。”
也有背时[6]的，咱们村周家保良，他们没有火化，把钱给了支书，说可以埋了。棺材刚下到墓坑里面，还没有扔土，民政的人去了，也不敢说把钱已经交给支书了，只好又交一千块钱，算了了。说难听话，也就是为那俩钱。啥政策不政策，经是正哩，关键是念经哩。
也有人说，信主，这是好事，只要她高兴。我说，不出在你家，光说轻省话[1]，要是你老婆跑三天，回来不打架才算！为这信主，我跑到她娘家，对她爹说，为这俩娃儿，你劝劝灵兰。她爹说，信主是好事，共产党支持，我支持。就这一句话，我啥也不说了。从此以后，我连她娘家门边都不登。你大奶奶信主以后，慢慢把家忘了。闺女也伤心，我们俩在北京吵架，闺女跟她妈说：“妈呀，你要是离婚再嫁了，我都不会认你。”在儿子的婚姻上，你大奶奶主张也要信主哩。儿子说：“信主的，我一个也不要，年轻轻的都信主，肯定是个缺心眼儿。”我说，我只有三条，不要信主的女子，不要当官的女子，不要有钱的女子。第一条最重要。
我一说火化，你大娘就哭。可是那段时间管得严，咱们村成了典型，都在盯着哩。支书也不敢答应，只说，火化也没啥。最后，你万安哥回来，他在外面工作，也算是个面上人物，县里一些人知道了，也跟过来。这下不火化不行了。
我原先跑长途时，老战友说，有个知青特别漂亮，咱们去看看，就去了。长得真漂亮。我那时候，长得也真是没说的，这你爹最清楚。人家也愿意跟我，咱就不干，人得讲道德。现在后悔不？后悔啥，这是你的命，再说那时候你大奶奶还没信主，对我也真不错。我刚退伍那时候，你大奶奶对我是真好，在地里做活回去，娃们吃糊汤面，给我做一大碗捞面条，下面还卧个鸡蛋。做活的衣服不脏，非要洗，说是，男人的衣服女人的脸。这句话我记得可清。有时候气她气得没办法，想想她也给我说过这些暖心话，就原谅她了。
咋办？又不能违背你大伯的遗愿，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没火化以前，就让阴阳先生把手上指甲、脚上指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把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里，指甲放在四肢旁，还做一个完整的躯体形状，这也算是一个囫囵人。实际上棺材一抬，肯定形状散了，但又能咋办？只能是去去心意。
吃完饭，我们移到院子外，继续谈话。
拉你大伯去火化的时候，女婿们请了响器，离开村的时候，也放鞭炮，孝子还下来磕头，也算送行了。现在农村兴这样，火化也摆排场，有钱人家还开一长溜小汽车，把亲戚们都拉去。回来再埋，再请吃饭。等于是花两回钱，费两回事。
硕大的蚊子在头上乱飞、腿上乱叮，嗡嗡作响，一拍，手上立马就是一片血，明太爷拿过来一个小风扇，对着我使劲吹，蚊子也围着灯光和电扇晕头晕脑地乱飞，场面很壮观。明太爷又从床头摸出一盒清凉油，让我抹上，都不起效。我很疑惑，不知道明太爷的夜晚是怎么度过的。
我现在想想心里都不美气。心里明知道，人死了啥都没有，但一想着要去火化，心里就难受。后来，到了火葬场，你大伯在床上躺着，头上蒙着农村用的那种黄纸，不知道为啥，它只往下掉。我拾起来盖上，一会儿它又掉了。后来才发现，你大伯胳膊压住了，是不是他嫌疼啊，所以提示我。我就哭了，你大伯是不情愿啊。我把他胳膊重又放好，说：“爹，我也是没办法，现在政策这样，你多谅解。”
天黑了，明太爷家的电灯瓦数似乎很低，屋里昏惨惨的。父亲打趣说：“你明太爷一个月的电费还不到一块钱，把收电费的气得乱蹦。”明太爷一听，“扑哧”一下笑了：“成天就知道收电费，我就偏不用，反正晚上也不做活。我也不喜欢看电视，坐在院子乘会儿凉，冬天找人说说闲话，回来就睡了，用电干啥？”想起年轻时穿着黄军装、英俊潇洒、意气风发的明太爷，现在竟然成了“吝啬”的老头儿，我不禁有些好笑，也心生感慨。
烧完我去拿骨灰，都是白色的，就像屋里烧的那种豆秆灰一样。虽说人埋在地下，也是慢慢朽了，但总想着还是好好的人。现在可好，成了一把灰了，你大娘都哭晕过去了。
说起和灵兰大奶奶的婚姻，言谈之中，明太爷仍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理解灵兰大奶奶何以沉湎其中，几十年如一日地不要家，只要主。
这又回来，还得偷偷埋。坟头是已经挖好了，亲戚们也都来了，孝子们跪在那里，也还有支客[7]，招呼着亲戚，来磕头上礼，但是声音都很小，孝子们也不敢哭，都憋着，只是抹眼泪。想想你大伯也是可怜，辛苦一辈子，走的时候子女、亲戚连送个行都不敢。
明太爷是父亲最好的朋友，实际上父亲比他大十几岁，属于忘年交的那种。在我小时候，他俩，一度还有原叔，三个人经常彻夜长坐，有时候吃完午饭就过来，晚饭一定回去吃，吃完再过来。夏天坐在我家院子里，摇着蒲扇，冬天在西屋的角落用玉米秆或树根烧一个小火堆，总是灰烬已凉还不回去。他们在谈些什么呢？无从知道，或者说些家事，或者谈村里的事。说到不公平的事儿，嗓音会突然提高，骂几声。有许多时候，他们甚至不说话，就那样默默地盯着火光，看着它逐渐暗淡。这是乡村的友谊，虽然沉默，但同样深厚、丰富、细腻。
啥时候火化能实行开？真是不好说。就现在看，坟地其实跟原来一样多，只算是里面人烧了。原来大队部说，找一片地，盖个房，按村组来分，骨灰盒拿回来，按死的顺序埋，一人一个小格子。但是，这么些年了，在哪儿哩？在农村，这根本推行不开，猴年马月也不行，没这个风俗习惯。
明太爷的修车铺在镇上非常偏僻的地方，但也算是门面房，前面两大间是正房，正房后面的楼梯间就是厨房。厨房里结了一层厚厚的蜘蛛网，煤炉冰凉，看得出已经好久没生火了。我说：“明太爷，你都咋吃饭？”他说：“早晨吃一碗窝子面，中午、晚上吃凉馍，喝水，夏天吃点凉粉和馍。能把肚子填饱，也不求啥。”
你说那几年烧坟，事可多哩。咱们村里你华嫂子，得了失心疯，这你估计都不知道，华在外边跟其他女人胡混，把你华嫂子气伤了。后来掉到坑里淹死了，偷偷埋了，不知道咋被知道了，坟就被扒了。当时埋了有半个多月，尸体都快化了，执法队的人用铁钩子拉出来，屁股都划烂了，拉出来人都走样了。扒的时候，华不在屋，兄弟也不管，没门了，执法队只好拉到城里烧了。后来娃儿回来，才把他妈的骨灰收了。动静大得很，开车的人都停下来看。
后来，咱们乡里教堂选堂长，让你大奶奶当副堂长，我坚决反对。我说：“堂长你算干不成，我是家长，你要是当堂长了，这家都不让你进。你看这教会里面有几个好家伙？都是弄得账目不清，开支要签字，一张条签错了都要负责任，看你这脑子，平时连家里账都管不了，肯定被绕进去。”人家不同意，说你大奶奶德高望重，非让干，我说：“那得说明白，要是当个副堂长，他们弄到咋样，跟你没关系。灵兰，你都干过组长，你看教会有几个好东西，都是戳七捣八哩。”
万会哥坐在椅子上，声音越讲越低，完全没有了当年给我们讲课时的风采。那时候，他，还有万明哥都是乡里有些名气的民办教师。老高中毕业生，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会教学，又负责任，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梁庄小学的毕业班成绩一直在乡里名列前茅。他对现在的葬丧制度及农村现状非常不满，但同时，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他非常消沉，甚至不愿意更深地想问题。可以看得出，当年被踢回农村，重又成为农民，对他的打击非常大。
我从北京回来，才买这个房子。你大奶奶想她的主内姊妹们，也回来了。有一段时间，你大奶奶跑，我也跟着跑，我就想摸摸底，看看主到底好在哪里。农村的路也不好，我没事，岁数大了，沟沟坎坎，也能扶一下。我听了一些，总教会的梁牧师讲得就是好，不是这显灵那显灵的，而是从思想上改造你。实际是个人，他把自己弄成神。老牧师讲出来真是在理，你大奶奶她们那儿，完全是胡编乱造。
回到县城，在和大姐单位的一个人聊天时，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在北京修自行车那几年，也是没少生气。闺女生小孩儿，叫她侍候，她还要跑教堂，北京那路，这你知道，那多远，一个来回得几个小时。
这可是真事儿。那是1994年、1995年的时候，一天我突然接到个通知，叫我带个口罩下乡。那次可能有万把人围观，人头攒动，俺们到一个村里去挖坟，那时候是刚开始实行火葬制度，有点儿杀鸡给猴看的意思。在农村，挖人家祖坟是晦气事，多少也有点不道德，一般人都不干这个事。所以，都找那种痞子、无赖，或劳改释放犯，他们动手，一个政府人员看着。俺们那一组的五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我是组长。
咱们村里，平占家里的，我四婶儿，拐子常的老婆，保贵家的，才开始都信，女的多。后来，都不信了，主还要钱，是骗人哩。你大奶奶地位比较高，都尊重她，我说，尊重是尊重，我这家没有了。离婚闹了多少年，总算离了，可也算离婚不离家，她回来了还住在这儿。你说叫她住哪儿。
扒的那个坟埋的是个女的，刚死没多长时间，挖出来的时候，尸体刚肿胀起来，脸肿着，虚白胖大，还有蛆在爬。真是吓人。尸体就趴在墓坑沿上，没有人愿意再动。然后，浇上汽油，谁去点，是事先说好的，就是那几个二流子。结果，浇的油太少，人烧了一半，不着了。你不知道那形状有多难看。就又点一次。那个坟园里有七八个刚埋的人，都是在那个下午烧的。狼烟四起，那味道，现在想起来，还恶心，想吐。点完之后，又烧了一会儿，我们这些人就走了，也不管烧成什么样子。
你大奶奶我是根本管不住，管她只图生气。那年盖房子，正在上梁，屋里十几个人，忙得不得了，教会来叫你大奶奶，说要让她教歌。我说：“都忙成啥，你能不能不去？”你大奶奶说：“我去教会儿歌就回来。”我生气了，我说：“你今儿教不成，你要敢去我把你腿打断！你那些信主的姊妹知道咱们盖房子，有几个来？都是些图清闲的懒家伙。你看看信主的屋里有几个干净？”结果，你大奶奶还是去教歌了，扔下这一大堆活，一大堆人，我一个人忙。现在想起来还是气得心口疼。
那真是场面大，人山人海。烧着之后，有些人嫌味道难闻，就跑了。过一会儿，又回来，都想看看是什么样子。那些家属，刚开始哭着、骂着、拦着，被警察挡住了。其他一些地方因为烧坟，还发生了警民冲突。我们那次派去的警察多，没有闹起事儿。后来，味道实在难闻，连家属都坚持不下去了，哭着哭着，都跑了。过一会儿，回来，接着哭，又跑。
也不知道主到底是啥，前几年有个妇女掉到水里，我跳进去把她救了，她不说感谢我，她说感谢主。咱是想不通。今年春上有个实事儿，一个村里有个老太太，俩外孙跟着她过，闺女、女婿出去打工了。也是信主，那天中午，看着坑里漂着俩娃儿，急着上教会，就没吭声。赶到她回来，才知道，那俩娃儿就是她外孙娃儿。这些都是血的教训，信主的头儿就应该提醒，过分讲究形式化不对。星期天不管是啥事，非要去，完全失去人性。别说是你的外孙，就是不是你的，你大声叫两声，坑里掉娃儿了，看有人来，你再走，那不也行？
现在想想，真是对人不尊重。那几年为扒坟、烧坟，打架被抓的多得很。这几年也不严了，就罚钱，特别有钱的，直接埋，也是偷偷的。一般都是先火化，再埋。只要你火化了，罚完钱，埋个坟头也没人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不挣，谁给你一分？！不管娃们也不管家。娃们长大，也气得很。有一回，你大奶奶打闺女，打一下，闺女拿头都往墙上撞，在那儿哭啊，真叫人伤心，原来闺女学习多好，硬生生是家不消停，把学习给耽误了。
[1] 轻省话：不关自己的事，站着说话不腰疼。
才开始我骂你大奶奶，她没反应，说自己觉悟高，不和我一般见识。后来我就骂主，骂她她不在乎，骂主她就上了心。
[2] 圣剧：根据圣经故事改编的短小戏剧。
你大奶奶，她们主内人都叫她“灵兰姊妹”。我那俩娃儿从小脑子都好使，上学有希望，我出去跑车，她要出去信主，就把娃儿送到你老三爷那儿（明太爷的父亲）。有时候她就不让他们上学，带着他们到处跑着信主。到最后，娃们的成绩都不好。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咱这儿教会还没有会堂，你大奶奶会唱，就各个县到处跑，一跑就十天半月不落家。我说：“既然信主恁好，咋你们那头儿，韩立挺们一家七八个儿子没一个有信的。我说，你问问老殿魁，当年立挺们是咋骗他的。老殿魁见人都说：‘我算认清了，印传单，连一分钱也没落着。倒是立挺们个个盖着大院子，吃美喝足。’都是一帮坏货，坑你们这憨人哩。有鸡蛋拿鸡蛋，有粮食拿粮食，那时候多可怜，他们发财了，俺们算绝了。能人信主是发财哩，憨人傻子是送钱去哩。你们那些信主的头们，那娃儿们都开着车，从哪儿来的？他们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不都是从募捐那儿来的。你们往里捐，他们往外拿，你们知道？啥也不知道，只知道在那儿傻捐，有的还把自己家粮食卖了去捐钱。”
[3] 明太：即上文提到的“明太爷”，大嫂与明太爷是同辈，因此这里称为明太。
你让我说你大奶奶（明太爷的老婆）信主的事，那可真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我这一辈子算是叫主给坑了，真叫个家破人亡。
[4] 背背他们眼：他们没有看到。
明太爷，五十八岁。早年当兵，年轻时英俊潇洒，从部队转业回来，穿着笔挺的黄军装，整洁、气派，曾经是梁庄著名的景致之一。原来干了一段运输，由于老婆信主，到处跑，总不在家，只好放弃跑车，在家给孩子做饭。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修自行车，挣了点儿钱，回来在镇上买了房子，开了一个小修车铺，一天能赚二十几块钱。
[5] 泼烦：麻烦，缠。
明太爷：我这一辈子算是叫“主”给坑了
[6] 背时：倒霉。
——《2007年穰县年鉴》
[7] 支客：北方农村丧礼或喜宴上安排来往亲戚座次的人。在葬礼上要特别讲礼数，安排座次是一个很有讲究的活儿。因此，一般做“支客”的人都是那些在村庄有威信的、能够服众、对村里各家的远近亲戚也比较熟悉的人。
至2006年，穰县开放基督教教堂151处，简易活动堂点多处。有长老3人，传道员184人，神学院毕业生3人，信徒4万人。基督教各堂点均建立5人至7人的教务组，制定规章制度和爱国公约，宗教活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