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纳粹屠犹

随着战争的开始，集中营的功能发生变化。以前只是用它们关押威胁政权的敌对分子或敌对嫌疑人，现在则用它们剥削囚犯的劳动力。集中营还用来执行集体灭绝：有项安乐死计划是杀害精神病人和慢性病患者的；在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女子集中营，还有一项计划是将怀孕的犹太妇女用毒气毒死。因此，抓进集中营的犯人越来越多，波兰的奥斯威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马伊达内克（Majdanek）和索比堡（Sobibor）建造了新的集中营。从1941年开始，几座集中营增设焚尸炉，处理囚犯尸体，操作焚尸炉的也是囚犯，他们遭定期处决，以防焚尸炉的内幕外泄。

德国人在1940年入侵法国后，把非法国籍犹太难民从德占区驱逐到维希傀儡政府所控制的地区。维希政府配合贯彻反犹政策的力度超出纳粹的期望。它禁止犹太人参与公开活动，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还设立由法国人管理的集中营，非法国籍犹太人从这里被运到东部杀害，但法国籍犹太人受到保护，免于驱逐出境。相形之下，在法国沦陷区，巴黎附近的德朗西（Drancy）建有一座集中营，许多法国籍犹太人从那里被运往奥斯威辛。德国于1942年底占领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犹太人便涌入由意大利占领的小块地区。德国人在1943年入侵意大利后，这些犹太人只能坐以待毙。

在战争初期，隔都内的犹太人尚能得到国外犹太救济组织的援助，被征召的犹太劳工还能拿到配给。较大的隔都有时组织得相当好，在拥挤、贫穷、疾病和普遍的虚幻气氛中，慈善组织、学校、医疗服务机构尽可能地发挥作用。个别犹太人有时发现，通过贿赂和合作能获得德国警卫的特殊照顾。但是，管理隔都生活的规定不断收紧，德国人的要求不断增加，到1941年底，从外界接收食物包裹遭到禁止，饥饿、疾病和死亡率于是便显著攀升。官方规定的食物配给每天只有1100卡路里，隔都里的犹太居民饿得奄奄一息。

在其他被占领的国家，对德国的反犹政策是否合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作，各国差异很大。在荷兰，对犹太人的迫害激怒了公众并引起总罢工，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教会领袖号召大家抵制，许多荷兰基督徒藏匿犹太人。但大多数荷兰犹太人还是被送往集中营。包括国王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丹麦基督徒保护丹麦犹太人，设法将他们用渡轮运过海峡，送到瑞典，拯救了几乎整个丹麦犹太社群。保加利亚人也拒绝与德国人合作，保加利亚犹太人因此躲过一劫。

犹太隔都由听命于德国人的犹太理事会（Jewish councils）管理，这种安排表面上延续了犹太人半自治的传统模式，也因此有助于制造一切如常的假象。但是，德国人设立犹太理事会，最终目的是要实施自己的计划。随着战争的进行，犹太理事会的真实目的昭然若揭，它们并不是为绝望的隔都居民提供组织援助，而是满足德国人的需求。这些需求变本加厉，让理事会的理事进退两难。

意大利虽然是德国盟友，也处在一个官方反犹的法西斯政权的控制下，但在其整个参战期间都没有配合“对犹太人的战争”。它颁布反犹立法，也适时地设立了集中营，但在围捕犹太人方面只是敷衍了事，且意大利集中营里的待遇也比较人道。1943年9月，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以后，意大利犹太人才真正开始遭受厄运。德国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那里居住着大多数当地犹太人，还有许多来自法国和南斯拉夫的犹太难民。德国人将他们围捕并送进死亡营。即便如此，许多犹太人还是得到非犹太朋友的保护。天主教的许多机构，如男、女修道院甚至梵蒂冈，都暗中抵制德国法令，藏匿犹太人。但是，教宗庇护十二世从未抗议德国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西方世界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宗教领袖在当时的缄默，直到今天仍被视为一大憾事。

但在东欧，对犹太人的蓄意谋杀已经开始。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时，波兰是世界上犹太人口最集中的国家，也是犹太宗教与文化生活的主要中心。占领波兰后，德国人实施适用于德国境内的反犹规定与限制，但实施力度要大很多。犹太人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折磨和枪杀，到1939年底，超过25万犹太人被害身亡。德国人高度重视对波兰犹太人的镇压和毁灭，有时甚至将其看得比军事利益更重要。在铁路交通发达的城市，比如罗兹、华沙、克拉科夫和卢布林，他们建立隔都，把这些城市和数千个村庄中的犹太人塞进隔都；在隔都外非法逗留的犹太人一经发现，即遭处决。德国人命令犹太人佩戴黄色六芒星，以便于辨认。他们侵占犹太人的产业，强迫隔都居民做苦力，特别是干诸如修路之类与战事有关的重活，还让他们挨饿和受虐待。

上述情况还不算太糟。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德国的占领助长了长期流行的反犹主义，导致它成为消灭犹太人的得力帮凶。匈牙利只要保持独立，就不会驱逐犹太人，尽管它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但在战争后期，德国入侵匈牙利后，匈牙利警方、当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犹的“箭十字”（Arrow Cross）运动也开始协助驱逐匈牙利犹太人。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希腊，犹太人（主要是塞法迪犹太人）的毁灭几乎是彻底的。希腊犹太人的毁灭终结了萨洛尼卡的犹太社群，这是历史上塞法迪犹太人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见第六章）。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从此无法再逃离欧洲，但德国试图将犹太人驱逐到邻国的政策一直持续到1941年末，那时已禁止向外移民，对德国犹太人的政策已变成谋杀。

1941年6月，德国人入侵苏联，成立特别的机动杀人小分队（或称“别动队”［Einsatzgruppen］），负责在德国控制的广阔新领土上谋杀苏联人民委员（commissars）、共产党员、游击队员、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别动队可以处决平民百姓而丝毫不受掣肘，并与武装部队协同作战。他们肆虐于东欧乡间，围捕小镇上的犹太人，用机枪扫射、溺毙或用汽车尾气窒息犹太人。乌克兰、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罗马尼亚的辅军往往热衷参与杀戮。最臭名昭著的这类行动发生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Babi Yar），1941年9月29日至30日，德国人和乌克兰人在那里杀害了约3.3万名犹太人。

“碎玻璃之夜”事件后，德国犹太人的文化与经济生活彻底走到尽头。现在没有人再怀疑逃离德国的必要性。许多犹太人匆忙廉价抛售产业，外国领事馆前排起申请签证的长队。为了尽快驱逐犹太人，德国政府先在维也纳，后在布拉格和柏林设立移民中心，简化移民手续，加速犹太人外迁和对犹太人财产的侵占。政府想用大量犹太移民压垮邻国，从而激发邻国的反犹情绪。可是即使犹太人已经陷入绝境，几乎没有国家愿意放松移民限制，控制巴勒斯坦的英国还在此时减少了那里接收移民的配额（见第十章）。可怕的情景出现了，不少船只满载着有时甚至带着合法移民证件的犹太难民，从一个又一个港口被遣返，不得不驶回欧洲的犹太人屠场。

入侵苏联后不久，德国人决定要“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即系统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阿道夫·艾希曼被授权启动这一计划。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奥斯威辛集中营变成一个主要的死亡营。1942年1月，所有相关的军政代表在柏林郊区的万湖集会，以明确这一灭绝政策，并协调决议的执行。虽然这只被当成普通行动，但其实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因为欧洲仍有大约1100万犹太人需要转移、安置、杀害和处理。抽调如此大规模的人力、物资和运力，与一个无助而分散的少数族群作战，而且又要多线作战，并要控制许多满怀敌意的占领区，足见纳粹德国执着于犹太人问题的疯狂程度。

艾希曼选择波兰作为灭绝中心，既因为这里是犹太人口的主要中心，又因为当地居民有着古老而根深蒂固的反犹传统，可以指望他们合作。欧洲所有犹太人都要用货车车厢运到罗兹、里加、明斯克和科夫诺（Kovno）的犹太隔都，再从那里与当地犹太人一起转运到波兰几座集中营。隔都中的犹太理事会负责按照规定配额定期交出犹太人。运输条件极端严酷，大量犹太人甚至没有抵达集中营就死在途中。所有被判定为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抵达后即遭处决，其余的则在劳役中累死，或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杀害。

1938年3月，当德国吞并奥地利时，在德奥两国民众势不可挡的热情之下，奥地利基督徒自发攻击和羞辱奥地利犹太人。此外，新的官方措施也被用来对付犹太人；德国在当年晚些时候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并于1939年占领整个捷克，之后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但是，真正为犹太人在德国的生活敲响丧钟的事件发生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史称“碎玻璃之夜”。是夜，德国全境的犹太商户和会堂遭到打砸破坏，许多犹太人沦为一场全国范围的集体迫害的受害者。政府声称，这次事件系民众自发，目的是报复一名犹太人在巴黎谋杀一名德国政府官员，但它实际上由政府特工周密策划和协调实施。政府处理得好像是犹太人自己引起破坏的一样。德国犹太社群被处以10亿马克的罚款，新反犹法规被强制实施，犹太儿童遭学校开除，大批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不过，在这一阶段，如果犹太人能拿到签证，获准进入其他国家，仍可以从集中营获释。

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已在试验机械化的大规模杀戮，以取代苏联境内别动队那种效率较低的作业。六所集中营现在已成为死亡营，那里的囚犯被一氧化碳或氢氰酸气体毒杀。1942年夏，集中营里引入伪装成淋浴室的毒气室系统，毒气室里使用法本（I. G. Farben）公司生产的杀虫剂齐克隆B（Zyklon B）。这种新手段能在四五分钟内毒杀七八百人，另有数千人无辜地等待轮到他们获准“淋浴”。负责运尸的囚犯在火化前从尸体上收走金牙、戒指和头发；之后，骨灰被加工成肥料，衣服经熏蒸消毒再回收利用。1943年底，苏联部队逼近，纳粹被迫放弃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的集中营，但其他地方对犹太人的毒气行刑一直持续到1944年11月。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受反犹法律影响的人甚至都算不上是犹太人。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德国犹太人已完全同化，他们与非犹太人通婚，改信基督教，放弃与有组织的犹太社群的一切联系。更多犹太人虽然没这么极端，但也试图将生活中的犹太成分降到最低限度。但对非雅利安人的严格定义意味着，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的孙辈也被算作犹太人，哪怕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有犹太血统。在中世纪，犹太人一般可以通过改宗自救，但《纽伦堡法案》逼迫犹太人移民，否则无法自保。

役使集中营囚犯劳动，是为了维持必要的工业生产，以保障战事进行和后方供应。法本、克虏伯（Krupp）、蒂森（Thyssen）、弗利克（Flick）和西门子几大公司（它们至今仍然是德国主要的工业公司）控制了这种奴隶劳动，这些公司的劳动力中约有40%来自集中营。使用囚犯效益很高，因为囚犯得不到什么食物，几乎没有医疗服务，可以一直工作到死，再由别人顶替。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平均只能活9个月。

在这些压迫之下，许多犹太人离开德国，但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外流。并非所有德国犹太人都有国外关系，允许他们进入另一个国家，也并非所有犹太人都有移民的经济条件，而且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对移民有严格限制。此外，大多数犹太人难以相信反犹政策能够持续，或者希特勒这样的怪物能够长期控制一个现代而先进的国家。大多数犹太人觉得自己完全是德国人，以为德国同胞迟早会清醒，要么推翻纳粹政府，要么逼其改弦更张。令他们灰心的是，他们发觉大多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困境无动于衷，不愿冒险反对官方政策，或者他们实际上赞同政府的反犹政策，尽管和犹太人有个人友谊或长期交往。

即便已经有传言将驱逐犹太人的真正目的传回隔都，隔都里对驱逐的抵制仍然很少。饥饿而消沉的犹太人很容易逆来顺受。一旦出现抵制，主要是由年轻人，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体所为。隔都的犹太高层通常不支持抵制活动，因为必然会招致报复。最著名的起义发生在华沙隔都。早在1942年，一个犹太战斗组织就在那里成立，并设法将武器走私进隔都；该组织还和波兰抵抗运动接触，但未能实现合作。在1943年1月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犹太人杀死20名德国人。这鼓舞了隔都士气，为更大规模的行动赢得支持；同时也引起波兰抵抗运动的注意，他们同意向犹太人出售武器。德国人决定肃清隔都。他们于4月19日抵达，犹太人奋起还击，德国人不得不烧毁隔都，镇压起义。这次抵抗持续了五周。虽说可能只是一种无望的反抗姿态，但华沙犹太青年的战斗精神激励了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其他隔都和一些死亡营也相继出现起义。

与此同时，集中营开始建造。1933年建在达豪的集中营是最早的一批之一。它最初用来关押“政治犯”或“危险分子”，如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工会成员、耶和华见证会成员、同性恋者，以及一些被认为具有潜在危险的犹太人，如作家、记者和律师。1936年，盖世太保（秘密警察）接管集中营，他们有权拘留任何人。随后，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又新建起两座集中营。次年，犹太人开始被关进集中营，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1942—1943年，随着东欧的犹太隔都和村庄遭到肃清，犹太人成群结队逃入密林，以游击队员的身份作战，他们或加入苏联游击队，或自己组织游击队。犹太游击队的处境不如苏联游击队有利，因为这种非法游击队只有得到当地民众的协助才能生存，但在东欧，农村群众一向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就连非犹太的游击队也往往不愿与他们合作。不过，仍有大约2万名犹太人参与游击行动，破坏警察局、杀害纳粹卫兵、炸毁列车、用手雷炸瘫坦克。

犹太人很快成为纳粹民兵和政府官员任意施暴、胡乱逮捕和当众羞辱的对象。“犹太人免进”的警示牌出现在工商企业、咖啡馆、体育场馆和旅游度假地，甚至公园长椅也分设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专座。战争纪念碑上的犹太人名字被抹去，威胁犹太人的海报随处可见。这一阶段迫害的顶点是1935年《纽伦堡法案》的通过，该法案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身份，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还强制推行其他限制与规定。

战争接近尾声之际，苏联军队穿越波兰，那里的集中营不得不拆除，囚犯也被迫撤离。这一次，没有人提供运输工具。犹太人和其他囚犯只能在毫无给养的情况下向西徒步走到德国，因此，仅仅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就有大约25万犹太人在这些死亡行军中丧生。战争快结束时，苏联和美国的士兵解放了剩余的集中营，集中营囚犯的状况让他们目瞪口呆。大多数犹太人在战后依旧艰难度日，往往要在流离失所者的收容营里长期逗留。战争结束后，许多东欧犹太人踏上返乡之路，却在一系列集体迫害中惨遭杀害，凶手是波兰和乌克兰的城镇居民，这些劫后余生的东欧民众把怨愤都发泄到传统替罪羊即犹太人身上。

在纳粹执政的最初几年，政府的政策是破坏犹太人的生计，逼迫他们离开德国。选举刚结束，在1933年4月1日，该政策就以全国抵制犹太商业和专业机构的形式生效，这项政策对政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4月7日，犹太人被清除出公务员队伍。4月11日，“非雅利安人”（定义是至少有一位犹太祖父母的人）的法律范畴设立，这是为了加速犹太人与德国社会其他成员的隔离。随着时间推移，适用于“非雅利安人”的法律纷纷获得通过。各行各业的就业大门对“非雅利安人”一扇扇关上。最后，犹太儿童也被赶出学校。

尽管许多资源本可以用来抵御同盟国的攻势，德国还是把它们耗费在“对犹太人的战争”上，几乎一直持续到德国投降为止。虽然德国在与同盟国的战争中遭受重创，但它在“对犹太人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战争结束时，德国几乎没有犹太人了，而东欧这个世界犹太人的中心已化为墓地，那里的犹太机构四分五裂，那里的犹太居民或死或散。欧洲的犹太人生活已经走到尽头。

纳粹党不是通过革命或政变上台的，希特勒也没有“夺取政权”。希特勒能赢得大批追随者，是因为他所散布的包括威胁犹太人在内的暴力言论广受欢迎，而这些追随者够多够强，足以使他成为在1919—1933年间统治德国的民主政体（一般称为魏玛共和国）中的玩家。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通过合乎宪法的途径成为总理，在同年3月5日举行的选举中，纳粹党又以44%的选票获得对政府的控制权，得以贯彻他的政治纲领。

华沙隔都

希特勒在他早期政治宣言《我的奋斗》（1925—1927年）中写道：只有摧毁犹太人，才能迎来德国的复兴。因此，从一开始，消灭犹太人就是希特勒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他能够吸引德国大众的原因之一。他的口号是“犹太人是我们的灾星”。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把希特勒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对犹太人的战争”，是不无道理的。

1939年9月德国人占领华沙时，华沙只有不到40万犹太人。1940年，一堵围墙拔地而起，将840英亩的土地圈作隔都。到11月中旬，所有犹太人被勒令住在墙内，墙外有德国和波兰警察看守，墙内有犹太民兵把守；没有许可证，任何人不得出入隔都。德国人会不时改动围墙位置以缩小隔都面积，还一度把隔都分割成两个独立区域，由一座人行天桥连接。他们又把华沙周边地区的15万犹太难民塞进隔都，直到人口密度达到13人挤一间房，而无家可归者只得在饥寒交迫中奄奄一息地挤满街头。

在希特勒职业生涯初期，犹太人就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声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不是德国人民的过错，而是因为犹太人背信弃义。他还指责犹太人掀起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称他们正在德国谋划一场类似的革命。除了这些政治观点，他还散布一种伪科学的种族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德国人及其他北欧人属于高级人种“雅利安人”，在容貌、体力、智力上都出类拔萃，堪称优等种族。其他民族属于劣等种族，可按等级排列：雅利安人之下是地中海人，地中海人之下是斯拉夫人，而处在最底部的，是排在黑人之后的犹太人，他们天生就是腐蚀和摧毁文明的犯罪种族。希特勒声称，犹太人和德国人通婚是为了削弱雅利安人的种族优越性，犹太人参军是为了当内奸，犹太人写书是为了腐蚀德国的智力生活，犹太人当艺术家是为了用颓废的污秽污染德国，犹太人渗透进商业公司是为了摧毁这些公司和德国工人。最重要的是，犹太人策划了这场经济危机。不过，希特勒说日耳曼人终究不可战胜，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比其他人种优越，生来就注定统治世界。

在围墙内，与其他隔都一样，华沙犹太人由一个犹太理事会（Judenrat）管理，负责提供条件允许的社会服务，并按德国人的要求行事。在束手无望的境况下，华沙隔都由亚当·捷尼亚科夫领导，这位工程师是睿智而勤勉的管理者。捷尼亚科夫那本内容丰富的日记本是从战争中幸存的寥寥几本日记中的一本，我们关于华沙隔都的大部分信息就来自他的日记。捷尼亚科夫竭尽所能，改善隔都的生活条件，平衡争夺稀缺资源的各种群体的需求。德国人后来要求他配合，将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他因此而自杀（1942年7月23日）。

一战后德国的环境有助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抬头。战败蒙羞以及获胜协约国的索赔压榨造成的经济危机，使许多德国人敌视外部世界。战后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也致使人心惶惶，许多人担心不久前刚推翻俄国政权的共产主义革命会出现在德国。为了回应这些态度，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始出现。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组织和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通常简称“纳粹”）脱颖而出，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尽管困难重重，华沙隔都仍勉强维持着一座城市的功能。非法作坊以及一个运进原料并运出产品的走私体系维持着基本生活所需（非法进口食物实际上是隔都居民赖以生存的手段，因为法律允许的每日食物配额每人不到1100卡路里）。施食处不但分发食物，还充当非法的世俗、宗教和职业学校的掩护，提供技术、医疗和科学培训。尽管犹太会堂被关闭，公共礼拜遭禁止，但礼拜仪式仍在私下举行，《塔木德》学院仍在秘密运作。有时甚至还有营业的咖啡馆和歌舞厅。地下组织仍在印制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波兰语的非法期刊。

年表

正是这些地下组织领导的抵抗活动，最终升级成一场著名的起义。这些地下组织的政治承诺各不相同，有时甚至相互敌对。但面对始于1942年7月的第一波大规模驱逐，它们决定成立犹太战斗组织（ZOB）以协调行动。该机构包括大多数地下组织，其中一些能够从波兰地下组织或黑市获得武器。犹太战斗组织建立了生产手榴弹和炸弹的秘密车间，并通过一个由掩体和地下通道组成的网络进行联络。始于1943年1月的第二波驱逐引发了为期4天的街头巷战，这是在德占波兰发生的首起此类事件。德国人的反应是实行24小时宵禁。隔都生活这时陷入停顿；犹太理事会瘫痪，社会机构停止运作。但是，在末底改·阿涅莱维奇的领导下，犹太战斗组织继续为武装抵抗做准备，以便驱逐恢复时有所行动。

然而，如果说犹太人对更大社会的态度有了深刻变化，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却鲜有起色。多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疑心重重地视犹太人为异类，基督教神职人员在布道中反反复复说他们是杀害救世主的凶手，他们还被当作恶棍，要为所有不幸负责。人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消除这份根深蒂固的遗俗，遂听之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社会面临战败国的压力，欧洲基督徒对犹太人一贯以来的厌恶又浮出水面，其方式和强度是德国犹太人完全始料未及的，他们自以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德国社会。

1943年4月19日，德国人返回隔都，遇到激烈抵抗，不得不撤退。他们更换指挥官，卷土重来。再次遇到坚决抵抗后，德国人以烧毁隔都应对。虽然隔都内已经十户九空，但地下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8日犹太战斗组织在米拉（Mila）街的总部失守，阿涅莱维奇遇害。一些武装抵抗持续到6月。部分战斗人员逃脱后组建了一支以阿涅莱维奇命名的游击队。5月16日，德国人炸毁特罗马卡（Tlomacka）街上的犹太大会堂，庆祝华沙隔都毁灭。

19世纪，德国犹太人被赋予公民权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欣然接受德国的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文化适应所提供的机遇几乎不可抗拒。就连情愿与犹太过去保留联系的人，也看到德国文化与德国经济体系的优越，遂采纳西欧生活方式，将德国文化视为自己的文化。1870—1871年，在普鲁士和法国交战期间，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并肩战斗，对自己的德国公民身份倍感自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德国犹太士兵荣获铁十字勋章，对他们个人和家族来说，这不仅是对英勇作战的认可，更是忠于祖国的证据。

1938—1945年间，欧洲大陆上的千年犹太史以大屠杀告终。这场浩劫的规模超出人类想象，永久改变了全世界犹太人的面貌。

20世纪40年代以色列的游行场面。照片，版权方为大卫·鲁宾格/科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