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的情节线，往往构成一个完美的闭环。不过，一旦隔了上百年的时光，离开当年的时空环境太远，就不太容易体会人物的逻辑。早已习惯现代交通工具的我们，在阅读奥斯丁之前，需要先想象一个速度更慢的世界。那时，农村里的圈地运动已经发展了好几轮，向海外开辟新航路的事业方兴未艾；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但离高潮尚远，还要再过十几年蒸汽机才能被搬上铁路。所以我们看奥斯丁小说里所有的交通方式都得通过马和马车，各位女士的活动范围、出行规划都得受制于马匹的速度。奥斯丁在这些问题上非常精确，以至于你读完小说之后差不多能在脑子里勾勒出那几个郡县、村庄的线路图，标出在它们之间往返的时间。你还能发现，奥斯丁很善于利用这种精确的时间概念推动小说的情节。一辆看似无心、实则有意顺路捎上女主角的马车，一场拥挤的、被人流冲撞得忽而遭遇忽而分开的音乐会，那些欲说还休的片言只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和心跳，如同吉光片羽，常常出现在奥斯丁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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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马和马车更难理解的，也许是英国18世纪的财产继承法。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个法相当奇葩，既复杂又不近情理，它造成的大量纠纷正是过渡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几乎出现在奥斯丁的每一部小说中。
如此具有功能性的段落，同时还能用最简洁的笔触为四个人物塑形，这正是奥斯丁在象牙上微雕的绝技。班太太的迫不及待和精于算计，班先生顺水推舟之余的暗含揶揄，伊丽莎白的“看热闹不嫌事大”和吉英虽然不无羞怯却终究掩藏不住的憧憬，全都跃然纸上。
18世纪的英国采用复式继承制，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奉行的是不同的规则。动产相对合理一点，通常分为三份，妻子、儿女和教会各得一份。按照这个规则，班先生如果去世，则班太太和她的五个女儿一共可以在动产部分得到五千英镑，另外班太太自己也有一笔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共计四千英镑。然而，和我们今天一样，家庭的主要财产是不动产。我们从奥斯丁小说的很多细节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房地产交易和租赁市场相当活跃，房价总体上涨势喜人。在《傲慢与偏见》中，班家的小日子之所以过得凑合，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一处地产，每年可以给他们带来两千英镑的稳定收入。然而，根据不动产继承的游戏规则，这笔钱只能领到班先生去世为止，因为当时英国的土地承袭中世纪的封建宗法传统，把长子继承制作为第一原则。长子继承制的好处是保持土地和房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国家管理，长子在继承基业的同时也得承担教养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但这种从政府角度看一劳永逸的办法，在实行起来常常碰到问题。好比班太太，一直生到第五个女孩之后，才发现不动产没有长子可以继承。她早年从未担心过这一点，吃穿用度从不省俭，如今却为此日夜焦虑。丈夫只能这样安慰她：过一天算一天吧，没准你还有幸死得比我早呢。
这一计果然奏效，并且替班太太超额完成了任务。吉英非但留在那里过夜，而且因为骑马淋雨生了病。伊丽莎白不放心，可她不会骑马，只能步行三英里去富家庄园探望姐姐，路上溅了一身泥，于是她们都给留在那里过了不止一夜。经此一病，青年男女们得以近距离相处，傲慢与偏见得以互相碰撞。
比长子继承制更糟心的是限定继承权。英国的土地权属错综复杂，很多地产在相当长时间里都附带着古老的封地义务。这种义务来源于距今一千年前的诺曼王朝，非常复杂，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这种土地是国王的，一层层往下分封，但是你不能白拿这块地，得有男人服役。从小说的情节看，班家的地正是这一种。尽管让男丁到军队服役的行为实际上早就被废除了，但由此产生的限定继承制度却没有被废除。限定继承地产不能空置，必须有形式上的男性服役者，如果你家里没有男性，那对不起，有关部门就会按照亲缘关系指定男性继承人。如果班太太不幸比班先生死得晚，班先生的表侄柯林斯就随时能把她和五个女儿赶出门。
一段不到四百字的对话，调遣四个人物，四种情绪，实现情节的转折。文本前提是这个姓班内特的英格兰乡绅家庭膝下无子，一共有五个待字闺中的女儿，而隔壁庄园刚搬来的新住户正好有个阔少爷。班太太一收到他们家发给大女儿吉英的请柬，算盘就开始打起来。天眼看着要下雨，吉英只有单人骑马去才有可能被留在彬格莱家里过夜。我们不得不感叹班太太的细密心思，她甚至考虑到此时彬格莱家的马车正好也有别的用处，没有可能及时送吉英回来。所以班太太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阻止丈夫把马车给女儿。第二，祈祷下雨。前一件在她的控制范围内，后一件只能看天意。因此，班太太对大女儿说，预祝天气变坏。
这样不公平的继承法延续了很多年，让大大小小的班太太们气火攻心，引发了不少伦理公案，直到1925年才彻底废除。所以我们在英剧《唐顿庄园》的第一集里就能看到，20世纪初的贵族庄园仍然要面对和《傲慢与偏见》一模一样的问题——爵爷同样膝下无子，同样只能把家业传给表亲，同样为这事搞得鸡飞狗跳。可想而知，从《傲慢与偏见》到《唐顿庄园》，这块骨头在英国人喉咙口鲠了一百多年还没有消停。
——《傲慢与偏见》第七章
因此，班太太虽然性格不那么讨人喜欢，但她的焦虑是实实在在的，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工作，婚姻非但是头等大事，而且，用奥斯丁的说法，是“唯一的大事”，关乎生计甚至生存。她们通过社交手段求爱、相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女性把高考、求职和恋爱结婚打包在一起，一战定生死，以后基本没有翻盘的可能。这样的命运其实颇为凄凉，这里头的明争暗斗也肯定十分激烈，但是奥斯丁并不打算凄凉地写凄凉，激烈地写激烈，她更愿意把整个事件当成一个笑话。所以从一开始，她就坚定地为她所有的小说都铺上喜剧的基调。
她终于逼得父亲不得不承认——那几匹拉车子的马已经有了别的用处。于是吉英只得骑着另外一匹马去，母亲送她到门口，高高兴兴地说了许多预祝天气会变坏的话。她果真如愿了；吉英走了不久，就下起大雨来。妹妹们都替她担忧，只有她老人家反而高兴。大雨整个黄昏没有住点。吉英当然无法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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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说：“可是，如果今天到得你的手里，就如了妈妈的愿了。”
“也许，”埃莉诺微笑道，“咱们说的其实是一回事。我敢说，你说的生活必需和我说的财富是非常接近的；我们都承认，以现在的世道，如果少了它们，就不会有各种生活上的舒适。只不过你的说法比我的更清高些罢了。你倒是说说，到底多少算是你所谓足以过上温饱生活的收入？”
“农庄上常常要马用，可惜到我手里的时候并不多。”
“一年大概一千八或者两千镑，不超过这个数。”埃莉诺笑了。“一年两千镑！我所谓的财富不过才一年一千镑！我猜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乖孩子，我包管你爸爸匀不出几匹马来拖车——农庄上正要马用，我的好老爷，是不是？”
——《理智与情感》第十七章
“我倒还是愿意乘着马车去。”
《理智与情感》出版于1811年，比《傲慢与偏见》还要早两年。不过，这两部作品分别改写自奥斯丁在1797年左右写的两部书信体小说，无论是它们的雏形，还是大幅度改写之后的成品，都诞生在同样的时段里。显然，两者在故事走向、写作风格和人物设置上，都不乏相似之处。最直观的一点表现在书名上。“傲慢”(pride)与“偏见”(prejudice)，“理智”(sense)与“情感”(sensibility)，这两组词汇不仅在意义上构成对仗，而且都巧妙地押了头韵——而后者，在翻译成中文时是无法完整呈现的。
“噢，彬格莱先生的马车要送他的朋友们到麦里屯去，赫斯脱夫妇又是有车无马。”
《理智与情感》的情节线要比《傲慢与偏见》简单，喜剧基调也要略微淡一些。同时，作为这部小说前身的书信体的痕迹，在《理智与情感》中倒是更明显——不仅关键情节总是用书信在推动，而且对话在小说文本中占比更大。某些大段对话，你甚至能大致想见它原来在书信里的样子。所以，乍一眼看上去，《理智与情感》可能不像《傲慢与偏见》那么热闹。
“这倒是个好办法，”伊丽莎白说，“只要你拿得准他们不会送她回来。”
但《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缩水版的《傲慢与偏见》，它的好看，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回味。在人物塑造的深度上，《理智与情感》显然花了更大的心思。由始至终，埃莉诺和玛丽安的性格都在互相对照中愈显鲜明。
“不行，亲爱的，你最好骑着马去。天好像要下雨的样子，下了雨你就可以在那儿过夜。”
玛丽安一心追求浪漫脱俗的情感，她的日常行为和价值标准，都深受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对于“容貌不动人”、无法“优美地朗读库柏诗句”、“不喜欢绘画”的男人，玛丽安毫无兴趣。在社交场合，她天生丽质，敏感热情，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威洛比的爱慕——如此不设防的坦诚，既是玛丽安的可爱之处，也是她容易受到伤害的软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玛丽安的情感也并没到完全失控的地步，在每个关键时刻都会在埃莉诺的劝说下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很多细节里看到，玛丽安对于婚姻的现实基础有基本认知，她固然认为婚姻不能“只是一种商品交换，双方都想损人利己”，而“财富除了能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之外，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但她仍然表示自己的基本需求是“每年1800英镑到2000英镑”，而这个标准比埃莉诺认定的基本需求要高得多。这些溢出既定“人设”之外的细节，大大增加了玛丽安这个人物的丰富性。
“我可以乘着车子去吗？”吉英问。
反观埃莉诺，表层的性格特征是冷静、耐心、心平如镜，但仔细分析她的言行，就会发现埃莉诺的“理智”并非一味的隐忍，更不是懦弱无能。在很多细节中，我们都能发现她的冷静中蕴含着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她的自我克制里往往具有一定的策略导向。在处理与露西之间的关系时，埃莉诺的判断力显得尤为出色。她迅速而准确地分析出露西唯利是图的本色，也很快坚定了对爱德华人品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后来埃莉诺静观其变的态度和暗中帮助爱德华寻觅职位的行为，才显得既得体又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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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我们在研究奥斯丁的价值观时，仍然很难将她纳入任何一种现成的体系。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可以从她的细节里得到很多一手材料，女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分析埃丽诺和玛丽安的思想活动测量18世纪女性意识的温度和活性，但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说，奥斯丁就站在他们这一边。她的笔下有最尖锐最深刻的社会批评，但我们也能发现她把人物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那些乡绅家庭的仆佣好像从来不在她的视野范围里。她鼓励个人价值，提倡精神自由，但几乎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否定私奔、质疑鲁莽的浪漫，强调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毫无出路。她对于社会经济状况异常敏感，对上流社会冷嘲热讽，对新兴的中产者时不时犯的幼稚病和自我意识陷阱，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玩笑的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她又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和合理的个人幸福的可能性，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她是洞察秋毫的批判者，但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叛逆者。换另一个人来统一这些互相矛盾的元素，很可能自乱阵脚，最终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文本。但奥斯丁不会。她下笔，那种戏谑的口吻，那种半真不假的调笑，都会提醒你辩证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提醒你，看一枚硬币的正面时永远要想到它的反面。
奥斯丁时代最流行的小说通常比较狗血，简小姐肯定在很多哥特小说里读到闹鬼的城堡，或者在感伤小说里遭遇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的形象，她们总是眼泪汪汪，动不动就要昏过去。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有没有可能比古墓荒野、比传奇故事更有趣？这样的问题，简小姐也许在昏暗的烛光下翻来覆去想过很多回。实际上，当奥斯丁决定要突破套路、写点不一样的东西时，她就真正地改变了文学史。因为后来的评论家发现，如果没有她的推陈出新，那段时间就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名字、一部像样的作品可以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深藏在闺阁之中的老姑娘简·奥斯丁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个案。这种情况跟后来集群式轰炸的19世纪大不相同。奥斯丁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发表，所有的文坛声誉都来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追认。她几乎是单枪匹马、悄无声息地填上了这个空白。
我们在奥斯丁之后的很多英国作家身上，都能看到这样基于经验主义的平衡之道，这个特点深深地烙在了英国文化的基因中。很难说奥斯丁是不是这一脉的开创者，但至少是绕不过去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英国文学，理解英国人的国民性，那么奥斯丁和她的《理智与情感》是一面很有用的镜子。即便只是出于功利心，想学会一点处世哲学，那么《理智与情感》也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小说中出现过多次姐妹俩深谈的场面。奥斯丁借她们之口，让“理智”与“情感”不仅作为情节的一部分，而且衍生出超越情节之外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思考。在她看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唯有通过这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手段，才有可能得到完整的幸福。也许，把埃莉诺和玛丽安拼接在一起，才是奥斯丁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那时的英国，“小说”这种题材还处于青春期，虽然前面有斯威夫特、笛福和菲尔丁开道，但是它还登不上大雅之堂，在文学的整个生态系统里还处在相对底层的地位。后人一般把那一段称为浪漫主义时期，可是当时台面上主打的基本上都是华兹华斯那样的诗人。那时的小说家有点像我们这个时代网络小说草创时期的样子，海量的作品，强大的流传度，作者虽然能获得一些实际收益，但作家地位基本上处在“妾身未分明”的状态。更有尊严更有追求的男作家、男读者往往羞于混迹其中，这就促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读小说的是女人，写小说的也往往是女人。引文中提到的“《塞西丽亚》，或《卡米拉》或《比琳达》”全都是这一类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将两位女性（她们可以是姐妹俩，也可以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的成长历史交缠在一起叙述，也构成了女性文学的一个经典故事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具有开创性。在这些故事中，两位女性的性格和经历往往构成鲜明的对比，个体在强化某种特质的时候往往也造成另一方面的缺失（这种始终陷于缺失感的状态，本身也是女性困境的一部分），她们拼接起来才能构成女性完整的理想人格。她们成长的过程往往悲喜交集，充满艰辛、激情和悖谬，因此格外具有震撼力。在近年的文学作品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布克奖获奖作品《盲刺客》，意大利现象级畅销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都可以视为这种故事类型的延伸和变体。
重读奥斯丁，记下了这两段与情节主线并没有多大关系的闲笔。就像是写累了，突然借着人物的口吐个槽，浇胸中郁积已久的块垒——小说家都有这样难得的放飞自我的时刻。无论是叙事权的性别之争——“笔杆子握在男人手里”（请注意上文，这里指的是“歌词或谚语”，而不是小说），还是年轻小姐对于小说的矛盾态度，都需要做一点时代注解才能领会奥斯丁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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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桑觉寺》第五章
埃莉诺已经把自己真实的看法告诉了妹妹。她不相信她对于爱德华的倾心会像玛丽安所想的那样一片光明。有时候他会显得没情没绪的，如果这并非表示他态度冷淡的话，那也说明他们的未来当中有什么几乎同样不容乐观的障碍。如果说他是因为感觉到她的情义还有些靠不住的话，那至多也只会让他有些焦虑不安。没道理会让他的情绪经常表现得那么灰心沮丧的。更合理的原因或许能在他的经济地位尚未独立中找到，这一点不容许他放任自己的情感喜好。
“哦！就一本小说！”年轻的小姐一面答话，一面放下手中的书，装作没事儿似的，或者一时表现出不好意思的样子。“不过是《塞西丽亚》，或《卡米拉》或《比琳达》罢了”；或者简而言之，只不过是一部表现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一部用最贴切的语言，向世人传达对人性的最彻底的认识、并对人性的种种表现作最恰当的刻画，传达洋溢着最生动的才智与幽默的作品。相反，假如同一个年轻小姐是在阅读一卷《旁观者》，而不是在看一部这样的作品，她便会非常自豪地展示这本杂志，说出它的名称！尽管她肯定不可能被那本大部头刊物里的什么文章所吸引，但这刊物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亦都不会使一个具有高尚情趣的年轻人感到厌恶：这个刊物上的文章常常是陈述荒谬的事情、别扭的人物以及活人不再关心的话题；而语言也常常粗糙得使人对容忍这种语言的那个年代不会有很好的看法。
——《理智与情感》第四章
——《劝导》第十一章
在这段文字中，从第三句开始都是用第三人称叙述，但显然反映的是埃莉诺的观察心得和主观分析，而非上帝视角，更不代表作者奥斯丁本人的立场。在去掉了双引号和“她想：”之后，自由间接引语与前后文融为一体，叙述简洁灵动地在主客观视角之间来回穿梭，就好像摄像机机位频繁变化，表达效果自然要比通篇呆板的一问一答好得多。别小看这种仿佛信手拈来的省略——略去引号的一小步，是小说技术的一大步。
“也许我会这样说的。是的，是的，请你不要从书本中找例子了。男人在叙述他们的奇闻轶事方面比我们强多了。他们受的教育比我们多，笔杆子握在他们手里。我认为书本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文学研究者认为，奥斯丁是最早在文本中使用自由间接引语技术的小说家。所谓自由间接引语，是一种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它结合了第一人称直接引语的本质，具有第三人称的某些特征。在《理智与情感》中，这样典型的自由间接引语确实已不少见。要知道，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小说技术，基本上是作家自我修行的产物，没有文学理论，也没有写作创意班。因此，在面对这样的文本时，我们不能不感叹奥斯丁对于技术创新的自觉性和与生俱来的分寸感。
他放低了声音，“我已经说过，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永远也不会一致。也许，任何男人和女人也都不会的。不过，请允许我指出，种种史实都说女人不好；所有的故事、散文和诗歌都是如此。要是我有本威克那样的记忆力，我马上就可以引出五十条论据来证明我的观点。我觉得，我一生中很少看过有哪一本书不讲到女人是反复无常的。歌词和谚语都说女人水性杨花。不过，你也许会说，这些都是男人写的”。
奥斯丁在短短四十二年的人生中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处理的题材都是日常生活。如何在流水账式的生活中制造悬念，引导读者在琐碎家常中体会惊心动魄，奥斯丁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理智与情感》虽然始终都用第三人称，但上帝视角用得相当节制，大部分恪守着埃莉诺的个人视角展开。我们往往是在跟着埃莉诺的眼睛洞明世事，体会她在复杂局面中如何应对。体面人家的社交圈里充满了虚与委蛇的套路，年轻男女对彼此心事的拿捏，对婚姻前景的揣摩，往往都得通过分析各种流言蜚语来操作。由埃丽诺的视角展开的叙述，同样会被扑朔迷离的传言干扰情绪，同样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错觉。于是，我们时而跟着埃丽诺提心吊胆，时而又代入她带有反讽意味的自我排解，时而识破机关、解开谜团——借此，原本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在奥斯丁笔下变得险象环生、回味悠长，那正是小说这种文体最迷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