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您的意思，先生。”
停了片刻，贾格斯先生说：“匹普，现在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假设有这么一个女人，她的处境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起初她把自己的亲生孩子藏了起来，不让人知道，可是，一经她的法律顾问向她说明白，为了便于他考虑如何替她辩护，他必须了解那孩子究竟是死是活，于是她不得不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她的法律顾问。假设这法律顾问同时还受了一位脾气古怪的阔妇人的委托，要替她找个孩子，让她来抚养成人。”
“假设这位法律顾问所处的环境是个罪恶的渊薮，他所看到的孩子，无非是大批大批生下地来，日后一个个难逃毁灭的下场；假设他经常看见孩子们被带到刑事法庭上来受到严词厉色的审问；假设他成天只听到孩子们坐牢的坐牢，挨鞭子的挨鞭子，流放的流放，无人过问的无人过问，流落街头的流落街头，纷纷准备好上绞架的条件，到长大了就给绞死。假设他有理由把每天执行律师业务中所看到的孩子，几乎一律都看作是鱼卵，到孵化成鱼以后，迟早都要落入他的渔网之中——迟早要被告到官里，要请人辩护，要弄到父母不认，成为孤儿，总之就堕入了魔道。”
***
“我懂您的意思，先生。”
值得安慰的是，如此直率而锐利的语言并不是空心的——至少，鲁尼避免让它空心化的努力清晰可见。《聊天记录》中的人物总是在自嘲与反诘中试图挑开（限于人物的身份，他们常常还没有“戳破”的勇气和必要）消费社会的真相。文本中对于阶层冲突的敏感甚至是相当老派的，以至于几乎所有对于鲁尼的评论都注意到她摩登的文本包裹的是19世纪的实质——毕竟，对于阶层、对于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怀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并且试图在文本中对它加以挑衅，这正是19世纪小说最重要的母题。
“匹普，假设在一大堆可以搭救的孩子当中，有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爸爸满以为她已经死了，而且不敢闹嚷，那妈妈呢，这法律顾问也自有降伏她的办法，他对她说：‘我知道你干的好事，知道你是怎样干的。你去过什么什么地方，你为了摆脱嫌疑，作了如此这般的安排。我把你的行踪调查得一清二楚，所以一件件都说得上来。我劝你还是舍下这个小女孩，如果为了要辨明你无罪，非得她出头露面不可，那又另当别论，否则，我劝你还是舍了这孩子。你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搭救你。如果你得救了，你的孩子自然也就得救了；万一你不能得救，你的孩子还是可以得救。’假设那个女人就照此办理，后来无罪开释了。”
在我看来，那篇特写的灵魂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书信体时代，尽管没有人全心认可这个判断，我们的电话凭着对电话功能的消解，又重新让文本变得无处不在。”饶有意味的是，在现代小说的早期历史上，书信体小说曾经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文本——英国的《克拉丽莎》和法国的《危险的关系》奠定了现代小说的复杂性的基础。一旦联想到这一点，那么《纽约客》的这个判断就是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小说史会在这个“新的书信体时代”里开始某种轮回吗？鲁尼会不会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现在下这样的结论或许为时过早，但至少，我们因此获得了一个有趣的细读《聊天记录》的理由和角度。
“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
在《纽约客》的那篇关于鲁尼的特写中，作者对于《聊天记录》中出现的“读互联网”（而不是在网上“随便看看”）的说法颇为震动，觉得那才是“一个在数字语言里土生土长的人”。鲁尼语言中的那份清澈、锐利、准确，与互联网时代具有某种生理性的贴合，她的小说里不再有上一代刻意揣摩的“网感”——她的“网感”自然生发，渗透进对话的肌理和人物所有的行为逻辑。
——《远大前程》第五十一章
第一次翻开《聊天记录》，我在轻微的不适应中，首先惊讶于鲁尼的直接。她把发生在社交网络上的对话、交锋、迷醉、背叛如此原生态地嵌入小说中，丝毫没有我们这一代可能会有的心理负担：这样写是不是太满了，太形式化了，会不会失去节制？回车键是不是敲得太多了？小说里的女人和男人，“旅行第一天总是心情不佳，试图寻找免费的WiFi”。他们约会的时候，女人先“把一条腿举向空中，再把它慢慢地放到另一条腿上”，然后随口说：“我会想念在（网上）聊天的时候碾压你的。”一个回车键之后，男人在她身旁躺下，自然而然地回答：“我猜你也会想念这一点。”
21世纪的鲁尼有理由羡慕19世纪的狄更斯。无论她的小说里藏着多少19世纪的灵魂，她都不可能这样自信地塑造人物，不可能让她的人物表演得如此酣畅尽兴。我们仍然可以欣赏19世纪的书写方式，却不再具有同样的语境。
当然，学生时代就成为“欧陆第一辩手”的鲁尼，一定也能从人们的追问中看穿整个文坛的微妙的焦虑。2015年，鲁尼的小说处女作《聊天记录》就收到七家报价。对于一部并非类型小说的严肃文学处女作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寻常事。全世界都在寻找年轻而独特的声音——既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又与文学传统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承继关系。
律师贾格斯是《远大前程》——甚至是所有狄更斯小说里写得最好的次要人物。狄更斯写律师特别出色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狄更斯之父曾因无力还债而坐牢，甚至导致全家陪绑，时年十二岁的狄更斯亦因此得到在监狱里“实习”的机会，从此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司法界底层讨生活。狄更斯先后担任过律师助理（其实形同杂役）、庭审速记员和跑议会条线的报纸通讯员，在专事写作之后亦广交律师朋友，还当过一次陪审员。显然，从这些经历里，狄更斯积攒了大量不吐不快的写作素材。其二，狄翁本人因为《圣诞颂歌》屡屡被盗版，曾经投入大量金钱（诉讼费高达700英镑）和精力打版权官司，非但得不到期望的结果，而且给牵扯进了更为棘手的法律程序，以至于两年后再次遭遇盗版时，狄更斯干脆听之任之，因为“法律的傲慢与粗暴，已经让人恼怒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当全世界的中年人都把“年事渐长就读不进小说”作为老于世故的标志，那些以青春和成长为主题的虚构文学便成了永恒的刚需。这种从未过时的类型在每个年代都需要寻找它的世界代言人。站在如今这个时间点上，没有人会质问为什么这个代言人曾经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者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但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萨莉·鲁尼，只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聊天记录》和《正常人》）就成为一种“现象”的萨莉·鲁尼，实在是太年轻了。对于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问号，她无法逃避，也无须逃避。
但狄更斯并没有因为对法律忍无可忍，就把贾格斯往粗糙里写。事实上，虽然是个配角，但就情节的建构而言，贾格斯是《远大前程》第二部的中心人物。因为律师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之间的关联往往需要通过贾格斯来穿针引线，因此所有的情节线最后都汇合到贾格斯身边。巧合的设置、情节的推进，都需要这个居于枢纽位置的人物来合理实现。可贵的是，狄更斯并没有仅仅把他写成一个功能性人物，而是花了不少笔墨铺陈他复杂的性格。贾格斯时而显得忠于职守、唯利是图，时而又流露出其深谙人性的那一面——我们渐渐发觉，在不对其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前提下，他对于底层生活的困苦是能够共情的。因此，这部小说最精彩、最值得回味的台词，有一半以上来自贾格斯。
***
狄更斯的所有人物，哪怕只有一点过场戏，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职业。对于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特点，以及人们如何安身立命的观察和探究，构成了狄更斯的一大爱好。这些人物总是说着一听就让人身临其境的行话，用符合其职业特点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这种对准确性的努力追求，是英国文学经验主义传统的一脉相承，在狄更斯身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时候看某些现代派小说，我真想按着作者（或许也包括我自己）的脑袋，去看看“过时”的狄更斯怎样写贾格斯，看看这个人物的律师身份如何与其言行高度吻合，看看他的台词里布下多少陷阱，包含着多少盘问。当他必须把真相和盘托出时，也一定要反复用“假设”来规避自己的风险。
一旦走出小镇的环境，成为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同学，康奈尔与玛丽安的权力关系立刻倒置。玛丽安所有与小镇格格不入的劣势都转化成了社交优势，她优渥的家庭条件也使她具备迅速赶上大都市时髦的资本（尽管她并不张扬这一点，甚至未必自知）。这一次陷入交往障碍、渴望“正常化”的人成了康奈尔。当然，我们从小说里也很清晰地知道，玛丽安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太多的快乐，难以言说的创伤和孤独感并没有放过她——正如当年，带了别人去参加舞会的康奈尔，一点儿都不快乐。
甚至，在某一刻，我们在贾格斯滔滔不绝的时候，透过他狡黠地咬着手指闪烁着目光的表情，依稀看到了一点狄更斯的影子。“我提供的只是假设，完全不能作准。”没有比这句更像小说家欲擒故纵的宣言了。
康奈尔对于“十九世纪观念”的不屑可以理解。我们打开19世纪狄更斯的名著《远大前程》，几乎每一页的关键词都是“上等人”——无论是对穷小子、富家女，还是对律师、囚犯而言，“上等人”都是一个简洁直观、与阶层鲜明对应的标杆。千禧一代与此自动划清界限，但是他们同时掉进了新的、更为微妙的陷阱。在小镇的环境中，玛丽安这样的出身背景和思维方式是绝对的少数派，同学们都能隐隐感觉到她的未来将不会局限在小镇里——他们天然地不是一路人。因此，对玛丽安的排斥和孤立，是出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她在富裕的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冷暴力或者热暴力，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理解和援助。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康奈尔甚至不敢邀请玛丽安一起参加毕业舞会。他可以轻易摒弃“十九世纪的观念”，却无法拒绝周遭环境的共识；她不屑当个“上等人”，却必须假装做个跟伙伴们打成一片的“正常人”——如此尖锐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比19世纪更19世纪。
***
当母亲觉察到两人的隐秘关系并且提出与阶层相关的疑虑时，康奈尔压制住心里隐隐的愤怒，反问道：“她（玛丽安的母亲）不介意你给她家做卫生，却不喜欢你儿子和她女儿一起玩？太搞笑了。这简直像十九世纪的观念。”
这些形形色色的玩意儿，我并不是一下子就尽收眼底的，不过我头一眼看到的东西还是多得你意想不到。我看出了，眼前的这些理应是白色的玩意儿，当年固然都是白的，可是如今早已失去光彩，褪色泛黄了。我还看出，这位穿着新娘礼服的新娘，岂止身上穿的服装、戴的花朵都干瘪了，连她本人也干瘪了；除了凹陷的眼窝里还剩下几分神采，便什么神采都没有了。我还看出，穿这件礼服的原先是一位丰腴的少妇，如今枯槁得只剩皮包骨头，衣服罩在身上显得空落落的。
对话的双方，一个是当代小镇青年康奈尔，一出场就是高中的全优生；另一个也是全优生，聪明孤傲的玛丽安。康奈尔的母亲在玛丽安富裕的家庭里帮佣，家境悬殊的少男少女在悄悄约会。看起来，虽然发生在当下，这却是一个老套的故事。
——《远大前程》第八章
——《正常人》
《远大前程》里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当然是匹普走进郝薇香的庄园，被这个古怪的老小姐一身行头震慑住的那一幕。这是个类似于蜡像、骷髅、干尸的活死人，仿佛置身于古墓，她身边所有的钟表都停在八点四十分。此郝薇香小姐过生日时，所有对她的财产有非分之想的亲戚都赶来假惺惺地庆贺，客厅里的情境更为荒诞：仿佛盛宴刚要开始，忽然举宅上下陷入停顿。长桌中央有一个物件上结满蛛网，老鼠在护壁板后面爬来爬去，郝薇香小姐告诉匹普，这个奇怪的物件就是她多年前的婚礼蛋糕。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不知道我的家人是什么样子。
偌大的庄园，孤独的鬼屋，一个让时间停止、婚纱终年不换的贵族新娘，一只存放了几十年的蛋糕。只差一点点，这些超现实的视觉元素就要失去控制，坠入哥特的黑洞。但狄更斯止步于此。郝薇香不是女巫或者幽魂，她只是在婚礼当天的早上八点四十分，被一个骗子卷走了资产和灵魂。这种极端的场景描写稍稍游离于常识之外，却又符合小说人物的行为逻辑，恰到好处地糅合了一点哥特元素，与小说里反复出现的来自监狱、刑场、囚车的各种传闻和声响遥相呼应，交织成如梦似幻的BGM。
很多人爱你，玛丽安。你知道吗？你的家人和朋友都爱你。
***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爱我。我觉得我天生就有问题。
他什么也没说，这让她感觉更糟了。他漫无目的地踢向一只压扁了的荷兰金啤罐，那易拉罐一路滑向落地玻璃门。
怎么不一样？他问。
这差不多是我家面积的三倍吧，他说，你觉得呢？
她的声音听起来莫名地冷静和遥远，仿佛这是一段她去世或离开后播放的录音。
她觉得自己很蠢，居然没意识到他在想这个。大概吧，她说，不过我还没看过楼上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我哪里有问题，玛丽安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四间卧室。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她说了什么，他没听清。我没听见，他说。
老天。
***
就这么空着，没人住，他说，要是卖不出去他们干吗不把这些房子分出去？我不是在跟你犯傻，我是真诚地在问。
然而，三观已然崩塌的匹普暂时还不能垮掉。对于冒着生命危险来观摩他成为“上等人”的马格韦契，他负有最后的、无可推卸的责任。马格韦契的世故与天真神奇地凝聚在这件“上等人”的衬衫上。直到亲眼看见衬衫放在床头，仿佛向他承诺毕生的梦想决不会在明天破灭，马格韦契才安然睡去。这一刻，狄更斯写得克制而冷冽，冰凉的寒意渗入匹普的血液，也足以让书外的我们打个悠长的冷战。
她耸耸肩。她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一个好故事不会不舍得折磨它的人物。匹普被抛向空中的一刹那，就注定他会沿着一道同样漂亮的弧线落下来。到小说的第二部末尾，谜底揭晓，匹普发现，他一心崇尚、追求、为自己虚构的“上等人”，不是心上人艾丝黛拉的教母郝薇香，不是被阴湿的哥特气息包装的没落贵族，而是他儿时搭救过的马格韦契——位于社会食物链最底层的死囚犯；他得到的资助也不是血统高贵的“老钱”，而是浸透了血汗同时又来历可疑的“脏钱”。
跟资本主义有关吧，她说。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上等人”，在原文中就是我们通常译成“绅士”的gentlemen。“上等人”的译法（王科一），准确地表现出这个词在这部小说中蕴含的多重意义——它既是高人一等的阶层，是财富、风度和道德标准的象征，也是平民成长的终极目标。这个故事的行进路线，也正是一步步解构这个词的过程。
对。什么事都和资本主义有关，这才是问题所在，是不是？
帽子属于男主人公匹普的姐夫，铁匠乔。乔把孤儿匹普养大，善良而又辛酸地看着他突然交了好运，被匿名的有钱人资助去伦敦当一个“上等人”。匹普在伦敦学会大手大脚地花钱，学会心安理得地欠债，与家乡的铁匠铺子的距离越来越远。乔上门探望，尽管匹普以礼相待，但是乔的装束、举止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进屋以后，先是把帽子放在壁炉架上，但是“帽子却从壁炉架上掉了下来，他连忙离开座位，走过去拾起来分毫不差地放在原处，好像有意要让它马上又落下来，否则就不合乎良好教养的最高准则似的”。就这样，人与帽子的别扭上演了好几个回合。在这里，狄更斯娴熟地向我们示范，环境如何构成无形的压力，附身于一顶帽子，最终逼迫着人物落荒而逃。乔匆匆离开伦敦。而匹普尽管心里非常不安，也只能暗自承认：要成为“上等人”，就意味着与过去的自己，与他出身的家庭渐行渐远。
她点点头。他看向她，如梦初醒。
《远大前程》，我最爱的狄更斯小说。儿时读，眼前全是庄园大火中被烧着的婚纱和艾丝黛拉扬起美丽的面孔等待一个少年的吻；中年再读，目光就落在掉进水盆的帽子，以及放在床头的“上等人的衬衫”。
你冷吗？他问，你看起来冻得不行。
虽然从现在的眼光看，狄更斯常常像19世纪那些具有照相式记忆的文学巨人那样，下笔极尽铺张，有时难免失去分寸，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镜头对焦技术总是那么稳定，那么精准。他的人物形象确实有点失控的漫画感，但他们随手一抓，就是一件最合适的道具。
她微微一笑，揉了揉鼻子。他脱下黑外套，披在她肩上。他们站得非常近。只要他想，她可以躺在地上，让他从她身上跨过去。他知道的。
——《远大前程》第三十九章
——《正常人》
他（马格韦契）说他想睡了，要我把我的“上等人的衬衣”拿一件给他，明天早上好换。我拿出一件替他放在床前，于是他又握住我的双手，和我道晚安，弄得我全身的血液又都冰凉了。
康奈尔和玛丽安最初的约会，也在一栋来历不明的空置“鬼屋”里。没有前情往事，没有渲染与铺陈，但即将去都柏林攻读文学专业的康奈尔，思绪里有没有一秒钟闪过奥斯丁，或者狄更斯？这一代已经有太丰富的文本经验，被太多的历史和观念裹挟，他们觉得历史早已翻篇，但当下的生活甚至没有提供足够的新词语来定义眼前的世界。
——《远大前程》第二十七章
资本主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这些久违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在《正常人》里，常常是猝不及防而又语焉不详。模糊的概念总是包裹在一团潮湿的雾气中。如果我们拿鲁尼跟曾经同样以文坛天才少女的姿势出道的扎迪·史密斯（史密斯本人对鲁尼盛赞有加）相比，会发现后者带有明显的“全球化一代”的特征。史密斯的文本信息量庞大芜杂，思维跳跃俏皮，注意给人物平均分配地域和肤色；她虽然乐于自嘲和反讽，但大体上愿意张开双臂，拥抱这个看起来正在努力抹平差异、弥合创伤的世界。反观从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鲁尼，她的笔触那么敏感、犀利，略带青涩却毫不含糊地撕开表象，捡回了前辈们大多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严肃地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当一个在任何语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难？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在一百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是否从未消失？
我深信他（乔）本来还要尽量拖长这个词儿的音调，好像唱歌唱到煞尾一样，偏巧这时他的帽子又快掉下来了，他不免分了心。说真的，这顶帽子非得他时时刻刻留神不可，非得眼快手快，拿出板球场上守门员的身手来对付不可。他表演得极其出色，技巧高明到极点；或则一落下来就冲过去干净利落地接住；或则来个中途拦截，一把托起，连捧带送地在屋子里兜上一大圈，把墙壁上的花纸都撞遍了，这才放心扑上去；最后一次他把帽子掉进了倒茶脚的水盆里，水花四溅，我只好顾不得唐突，在水盆里一把抓住。
好在还有真正的青春、成长的伤口、货真价实的荷尔蒙以及破茧重生的爱情（“他们像两株围绕着彼此生长的植物”）填满文本的空隙，让这部小说不至于失去平衡感，没有被严肃的命题抽干一个好故事应有的湿度。当根据小说改编的剧集用耐心而稳定的近景、慢镜头张扬美好的身体时，你会觉得这画面本身的说服力胜过了大多数台词，你会相信唯有坦诚相见的肉身，才能与这个时常冷漠的世界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