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曾试图逃脱这段既没有情感基础也缺乏物质基础的婚姻。她给迪克留下纸条，偷偷收拾好东西，回到城里。然而，按照当时的风气，已婚妇女没有入职的机会，因此玛丽被原来的公司拒之门外。万念俱灰的玛丽只能跟着赶到城里来挽救婚姻的迪克回到农场，从此陷入一种混沌、麻木的状态。她一度提出要生个孩子来排遣寂寞，却又被迪克断然拒绝，理由是家里的财务状况不能负担生育带来的开支。在迪克身染疟疾的时候，玛丽不得不挑起打理农场的重任，与农场里雇的土著黑人打交道。
（迪克）花在店铺、鸡舍、猪圈和蜂箱上的钱，足够用来安装天花板，装了天花板就用不着害怕炎热的夏季降临了。但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她简直要溶化在失望和不祥的泪水中了，可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帮着迪克把工作做完。
此时的玛丽已经处在被环境和观念撕裂的状态中。身为农场主，她并不是人们通常想象中的那种锦衣玉食、颐指气使的“压迫者”，小说的前半部分展示的其实反而是她被压迫的那一面。无论是女性承受的不公，还是城乡之间的差异，抑或“穷白人”与“富白人”之间的阶层矛盾，都纠缠在一起，对玛丽的精神状态施加压力，进而分裂着她的精神和人格。在处理与土著黑人之间的关系时，玛丽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从小就被“植入”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的观念，让她对土著黑人雇工充满敌意与戒备，甚至让她常常借题发挥，把在别处缺失的个人尊严，以及对家庭和环境的不满，发泄在比她地位更低的黑人身上。她这种反复无常甚至经常歇斯底里的态度，就连迪克也觉得惊讶和不安。在他看来，虽然表面上玛丽和自己目前“好像过得相安无事，心平气和，玛丽对他几乎带着母性的关怀，可是她对待土人，简直就是个泼妇”。另一方面，玛丽毕竟受过一定的人文教育，民主平等之类的现代观念作用于她的潜意识，因此往往在无端发过脾气之后陷入更深的沮丧。玛丽尚未泯灭的人性，在日复一日的冲撞中日益迷失。
几乎在农场醒来的第一天，玛丽就被乡村生活的无聊、破败和辛苦击倒了。莱辛儿时曾在农场生活，有厚实的素材基础，因此《野草在歌唱》对于农场生活的描写细致入微，令人信服。玛丽的性格特点，以及她与迪克之间的关系，有一部分直接来自莱辛的母亲。迪克是个厚道有余、胆略和耐心都不足的人，既缺乏审时度势、提高生产力的本领，又没有把任何一项事业坚持到底的毅力。他忽而养猪，忽而养鸡，忽而养蜂，忽而又热衷开店，三分钟热度之后便半途而废，不仅赔上了辛苦积攒的本钱，也让玛丽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时时陷入绝境。小说中有个生动的细节，玛丽提出要在他们的房子里装上可以隔热的天花板，迪克却说那要花很多钱，推到明年再说。于是玛丽坐在屋里发呆，她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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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玛丽终于走到了“破罐子破摔”的临界点，并且在那个点上巧遇农场主迪克·特纳。迪克难得进城，既讨厌城市，也讨厌电影，那天只是鬼使神差地被朋友拉进了电影院。迪克的卡车上装满了粮食，玛丽从后面窗口望着这些不熟悉的东西，不由得生发出某些浪漫的、关于乡村和草原的联想。迪克是这幅美丽画面的一部分，他的木讷和缺少攻击性，恰巧给她提供了一种新的择偶的可能性。至于迪克，之所以在相遇两次以后就马上向玛丽求婚，是因为她外表看起来温柔沉静、讲求实际，“带有贤妻良母的意味”。他们飞快地结了婚，迪克把玛丽带回了农场。
她玛丽克制着自己，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一条黑暗的隧道中，正逐步走近一个可怕的终点。那个终点她看不见，但实际上却一直在毫不留情地等待着她，她想逃避也逃避不了。而在摩西那方面，只消看看他说话举止总是那样安详自信，又带着几分傲慢和威胁的意味，玛丽便看得出他也在等待着那个可怕的终点的来到。他们两人好像是两个敌手，在暗地里斗法。只不过摩西强大有力，对自己充满自信，而她却被莫名的恐惧、乱梦萦绕的长夜和无法摆脱的妄念折磨得疲惫不堪。
此时的玛丽开始陷入怪圈。一方面，她无奈地屈服于社会压力，遮遮掩掩地寻找机会物色可以结婚的对象，每一次失败都成为别人的笑柄；另一方面，她见到男人就会条件反射地厌恶。唯一聊以寄托的是，她看电影的次数比从前更多，每次从影院出来就昏头昏脑。银幕上的虚妄镜头和她自己的现实生活之间没有丝毫的共同点。从玛丽的性格中，我们或许能依稀看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小说人物之一——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同样是接受过一点教育和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小城女青年，玛丽和包法利夫人都无法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经历协调起来，也都难以摆脱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狭隘设定。
——《野草在歌唱》第九章
与莱辛本人相仿，玛丽的童年生活同样挣扎在贫困线上，但不是在农场，而是在城市里。父母陷在“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套路里难以自拔。父亲是铁路局的小职员，整日借酒浇愁，母亲总是被债务逼得与父亲打架，而她的哥哥和姐姐，在同一年死于痢疾，家里只剩下她一个孩子。玛丽在寄宿学校念书，毕业之后在一座小城里当个小职员，这一段生活过得平稳舒适，她以为命运终于善待了她。然而，年过三十之后，一种无形的压力渐渐将她越裹越紧，她终于在某次聚会中偷听到别人对她大龄未婚的非议和猜测。这种局面很好理解，因为直到今天，全社会对于所谓“剩女”的刻薄也比较常见，不过，如果我们代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部非洲的小城，就能发现这种压力比现在要大得多。玛丽试图与一位鳏夫谈恋爱，却在答应他的求婚之后无法克制对这个男人的生理厌恶，临阵脱逃。
摩西的出现，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迪克从农场的雇工里挑选出表现最好的摩西，让他到家里帮助玛丽料理家务。然而，玛丽一看到摩西就吓了一跳，因为在此之前她曾经在农场上与摩西发生过冲突。当时摩西的神情淡定、木然，甚至有点傲气，冒犯了正在发火的玛丽，她忍不住挥起攥在手里的鞭子打在摩西身上。鞭子落下来她又马上后悔，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白人雇主是不能打黑人雇工的。但是摩西并没有去告发玛丽，只是用犀利的眼神看看她。对于这一幕，玛丽心有余悸、五味杂陈，所以当她一看到摩西出现在她家里时，起初是十分抗拒的。
这是特纳夫妇的婚姻的开端。这场婚姻自始至终都充满了误解、错位和幻灭。从一开始，站在上帝视角上，我们就很清楚：迪克当然不是玛丽的救星，玛丽也不会成为迪克“理想中的女人”。
莱辛对摩西着墨不多，而且全都是从别人的视角出发的侧面描写，但寥寥数笔已经勾勒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形象。摩西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与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相反：他干活卖力，态度不卑不亢，念过一点书，曾在教会当差，甚至比他的主人们更了解外面的世界。有一次，他主动问玛丽：“夫人看战争是不是快要结束了？”这是这部小说中仅有的一次提到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南部非洲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主人们对此漠不关心，他们觉得“战争完全是谣言，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事情”。反而是被主人们鄙视的土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因而使得这个细节具有强烈的反讽色彩。进而，摩西又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难道耶稣认为人类互相残杀是正当的吗？”
——《野草在歌唱》第二章
对于这样少见的、有个性有思想的黑人，迪克并不欣赏，因为他认为“无论如何不该教这些人读书写字，应该教他们懂得劳动的体面以及有利于白人的家常道理”。但是迪克也不能不承认，摩西为人是正派的，工作是靠谱的。面对玛丽的苛刻，摩西曾经提出辞职，另谋出路，但此时的玛丽已经在生活上甚至在心理上离不开摩西的陪伴和帮助，流露出真诚的挽留之意，从而取得了摩西的谅解。
她没有想到就是迪克。一眼看出是他，她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镇静地招呼着他；如果她当时把自己的内心感情流露出来，他一定会把她甩掉的。现在迪克总算拿定了主意，把她看成是一个讲求实际、易于变通和性格镇静的女人，只要在农场上生活几个星期，就会成为他理想中的女人。她要是歇斯底里地哭起来，那他可要大吃一惊，而且会毁了他对她的幻想。
在此之后，玛丽和摩西之间，似乎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理想化的快乐时光。主仆之间、黑白之间的距离被淡化，当玛丽照顾病重的迪克时，摩西帮助她料理家务，进而很快发展到观察她的日常起居与心理需求。小说耐心而又克制地描写玛丽与摩西的关系变化，写一个抽象的“土人”的概念怎样在玛丽的眼里渐渐变得立体起来。摩西的关切是温暖的，他的身影是健硕的，玛丽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与她处于同一屋檐下的男人有血有肉，有令她心跳加快的荷尔蒙气息。
他实在坐不住了，点着了一根烟，呆望着各个出口处挂着的黑丝绒门帘，然后望望自己坐的这一排，从他头顶上方的什么地方投下一团光亮，照见了一张脸蛋儿和一头亮闪闪的浅棕色头发。那张脸蛋儿好像浮在空中，渴望向上，在那奇怪的绿色灯光之下，显得艳丽非凡。他推推身边那个人，问道：“那是谁？”那人望了他一眼，咕哝着回答道：“玛丽。”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细致入微地描写玛丽的情感和身体渐渐苏醒的过程时，始终渲染着某种莫名的恐惧感，恐惧与欢乐几乎如影随形。玛丽和摩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小说从未直接提及，只用若干含蓄的细节暗示玛丽生理和心理的欲望如暗流涌动，时起时伏。她有时会忘却烦恼，沉浸在平生从未体验的甜蜜中，但更多的时候，恐惧感是压倒性的——在玛丽的内心深处，她很清楚背叛种族之间的戒律将会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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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的第二章开始，直到第九章，莱辛虽然仍然使用第三人称，但视角推近，从局外人的距离，渐渐聚焦到一点。同时，莱辛把时钟倒拨了几十年，在第一章里始终躺在地板上的尸体，仿佛重新站起来，在倒叙中重生。接下来的故事，莱辛从玛丽的童年讲起，紧贴着玛丽的视角娓娓道来。
第九章是整部小说的转折点。视角从玛丽身上移开，又回到第一章的那种类似于局外人的口吻，冷冷地注视着现场。在第一章中已经见过一面的农场主查理再度出现。我们很快就发现，他之所以会来关心特纳夫妇，真正的原因是想占有迪克的农场。与能力欠佳但对土地怀有感情的迪克不同，查理是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发了一笔战争财的暴发户。他一有多余的钱，就去购买矿业股票。至于他自己的农场，除非为了赚钱而不得不下点工本以外，他决不采取任何改良的措施。他一年一年地榨取这些土地，滥砍树木牟利，从不考虑施肥，终于致使自己的五百亩土地逐渐荒芜。于是他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迪克那个虽然规模小但土质保养得很好的土地。这一处细节信息量比较大，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在殖民地敛财往往是以牺牲环境、毁坏土地为代价的，像迪克那样善待土地的方式反而入不敷出。其二，掠夺与剥削，并不仅仅出现在种族之间。处在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白人殖民者，同样存在着赤裸裸的竞争与压迫。
从第一章出现的所有线索中，读者能隐约感觉到事件和人物的轮廓，但也引发了更多的悬念。最大的悬念来自躺在地板上的僵硬的尸体。这位此时已经没有呼吸和表情，无法为自己说话的农场女主人名叫玛丽，不仅惨遭杀害，而且似乎受到了所有当地白人的鄙夷——“好像她是什么令人厌恶的肮脏东西，被人谋杀了正是活该”。
为了达到目的，查理接近迪克，很快发现他的妻子是他最大的软肋。此时的玛丽，陷在与摩西的情感纠葛中不能自拔，神游天外，被查理一眼看出她“现在这双眼睛里又有了一种新的光彩”。查理为此向迪克旁敲侧击，点中了迪克虽然有所察觉却始终不愿意面对的死穴。在羞愤而无奈的情绪中，他只能听凭查理冠冕堂皇地提出让他卖掉农场、举家离开的建议。小说是这样描写查理的心态和行为的：“他甚至一点儿也不可怜迪克，丝毫也不心软。他只是遵循南非白人的第一条行为法则办事，那就是‘你不应当使你的白人兄弟败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否则，黑鬼们就要自认为和你们白人一样高贵了’。在白人那种组织严密的社会里，人对人最深厚的感情，都在他这种声调里表达尽了，这使迪克完全丧失了抗拒的能力……对他来说，农场和农场的所有权就是他的命根子，所以查理的要求无异于要他的命。”
凶手是一个名叫摩西的黑人，第一章里对他的描写只有短短一句话：“摩西身穿一套又湿又脏的汗衫短裤，全身乌黑，好像是一块精光闪亮的漆布。”案发后摩西并没有逃走，而是静静地等在原地，向警察自首。我们从摩西这个名字中，多少能看出莱辛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的理想化色彩。因为摩西是《圣经》里的先知，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
紧接着，查理便雇了托尼来接管农场。就在接管的过渡时期，托尼亲眼看到玛丽在卧室中换衣服，而摩西就站在她身旁服侍。托尼曾经一直以为自己与其他白人殖民者不同，认为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天经地义的，但直接面对这一幕，还是让他怒不可遏，那些抽象的民主平等概念随之土崩瓦解。他看到“那个土人的神态，宛如一个溺爱妻子的丈夫一般”，顿时觉得白人的尊严受到了玷污，在托尼眼里，“这种关系等于同野兽发生关系一样”。
在第一章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跟读者迅速打了个照面，莱辛仿佛给每个人都画了一幅速写：受害者的丈夫迪克·特纳精神失常，痴痴癫癫地自言自语，警察们注视着他，听任他自行其是。警长匆匆结案，对明显的疑点视而不见，一副深谙当地人情世故的样子，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等你在这个国家里待久了，你就会明白，我们是不喜欢黑人谋杀白人妇女的。”另一个农场主查理·斯莱特俨然是当地社群的领袖，跑前忙后，有意无意间，既散布着流言，又维持着心照不宣的秩序。在事件发生前，查理已经准备收购特纳家的农场，还派了一个刚来非洲不久的年轻白人托尼到特纳家帮忙。作为整个事件的间接见证人，托尼的心理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原本对于南非的种族歧视抱有笼统的反感，如今则在感情上对农场主夫妇和凶手都怀着一种“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怜悯”——他觉得，这种怜悯其实是出于对环境的愤恨。
刹那间，所有的矛盾都翻上了台面。在托尼的逼迫下，玛丽歇斯底里地叫嚷，让摩西滚开，并且告诉他自己就要离开农场，再也不回来了。摩西在确认一切已成定局之后，愤然出走，并且一晚上没再回来。事情到了这一步，无论是玛丽还是读者，都知道最终的悲剧已经无可挽回。
首先，当地社群中的白人显然都认为谋杀原因并不是谋财害命，但大家对于真实原因都讳莫如深。其次，在此之前，特纳夫妇在当地并不受欢迎。人们谈到他们时，语气尖刻而随意，原因似乎仅仅是他们生活过得很不富裕，不仅住得寒酸邋遢，而且农场经营得非常失败，同时又不愿意与邻里搞好人际关系，显得“落落寡合”。在当地，特纳夫妇属于所谓的“穷苦白人”阶层——尽管社会地位比土著黑人要高，但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却让整个白人社群为此蒙羞。莱辛在这里用了一个近乎新闻报道的旁观者视角，犀利地指出“当地人对待特纳夫妇的态度，原是以南非社会中的首要准则，即所谓‘社团精神’为根据的，可是特纳夫妇自己却没有理会这种精神。他们显然没有体会到‘社团精神’的必要性；的确，他们之所以遭忌恨，原因正在于此”。
***
《野草在歌唱》的文本一共分成十一章。小说以一则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开始，短短一句话就将整部小说的核心事件的表面要素交代清楚。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在第一章登场，围绕着这件蹊跷的凶杀案表现出各自的态度。除了表面的信息之外，我们很快从这些人物的言行中，得出几条若隐若现的线索。
天空正中的那一团红晕散布开来，染红了草原上空的一片雾霭，把树木也映成一种热烈的硫磺色。这世界成了一个五色缤纷的奇迹，而一切都是为了她，为了她呀！她心里畅快得几乎要哭出来，接着，她听到一种叫她怎么也受不了的声音——那是从树林中什么地方发出的第一声尖锐的蝉鸣。蝉声好像就是太阳发出来的声音，而她是何等地恨太阳呀！太阳升起来了，一弯黯淡的红弧从一块黑色的岩壁后面升起来，接着是一簇炙热的黄色光亮冲上蓝天。蝉儿一只接一只地尖声叫起来，这一下再也听不到鸟叫了。她仿佛觉得，那一阵阵无休止的低低蝉鸣声，就是那滚烫的、内核不停翻滚的太阳发出的噪声，是那刺眼的黄铜色阳光所发出的声音，是越来越厉害的热气所发出的声音。
——《野草在歌唱》第一章
——《野草在歌唱》第十一章
这则报道很简略。全国各地的读者肯定都看到了这篇标题触目惊心的报道，都难免感到有些气愤。气愤之余又夹杂着一种几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某件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盗窃、谋杀或是强奸罪，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野草在歌唱》的难忘，很大程度上来自最后一章。
恩泽西农场主理查德·特纳之妻玛丽·特纳，于昨日清晨被发现受害于住宅阳台上。该宅男仆已被逮捕，对谋杀罪供认不讳，唯谋杀动机尚未侦悉，疑涉谋财害命。
如果站在福楼拜的角度，这个南部非洲的爱玛也许被寄予了作者太深切的同情、太明显的叹息，差一点点就有失去节制的危险。但莱辛在这部处女作的收尾部分，展示了她独特的“开闸放水”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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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的做法是：一改前十章现实感强烈的写法，把悲剧的结尾处理成一首笔调优美、亦真亦幻的叙事诗。陷入崩溃迷乱状态的玛丽，连恐惧都已经意识不到了。她无助地哭泣，在黑夜中等待命运的审判，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耐人寻味的是，整部小说中，唯有在这里，作者才让节奏舒缓下来，用大段文字铺陈周遭景物有多么动人心魄。
1950年，三十一岁的莱辛出版了《野草在歌唱》，其突破禁忌的主题迅速引起整个文坛的注目，一举成名。不过，正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太尖锐了，南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将她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1956年起，南非白人政权禁止莱辛前往南非，直到1990年代才解禁。1995年，阔别故乡四十多年的莱辛才得以重访非洲。
玛丽知道厄运即将来临，心情反而变得异常平静，对于黎明的天空、树林中的小鸟、非洲草原上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留恋。她仿佛看见自己的一生在眼前缓缓滑过，“看见那个在沙发角落里用拳头抵住双眼，不断抽泣颤动的玛丽·特纳，也看到了早年那个有些傻气的姑娘玛丽·特纳，怎样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结局”。前十章的惨淡情节线在这里被提炼被回溯，同时叠加上舞台感和影像语言。
同当地很多女人一样，多丽丝十九岁就早早结婚，并且生下两个孩子。但她很快就感觉到，如果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寻求个人发展，那么就必须摆脱这场错误婚姻的束缚。1943年，多丽丝离婚，在二战期间加入左翼的读书俱乐部，两年后嫁给德国难民戈特弗里德·莱辛。1949年，多丽丝再度离婚，此后便再未结婚。第二任丈夫留给她的是此后沿用终身的姓氏，以及年幼的孩子。同年，多丽丝·莱辛带着儿子只身回到她此前从未踏上的英国国土。当时的莱辛一贫如洗，行李中有一卷刚刚写成的手稿，那就是《野草在歌唱》的雏形。
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读到了这个结局：摩西从树林中出现，手起刀落，杀死了来不及辩白的玛丽，然后放下刀，在雨中坦然等待警察的来临。小说到这里，与第一章合拢，形成情节的闭环，就此戛然而止。
莱辛原名多丽丝·梅·泰勒，1919年生于伊朗，父母都是英国殖民者。1925年，多丽丝随父母迁居到英国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地罗得西亚的南部务农。母亲一度雄心勃勃，想用西方文明改造当地的生活方式，当个成功的农场主，但父亲很不适应乡村生活，再加上那块地始终没有好收成，所以多丽丝的童年生活很不宽裕。母亲对多丽丝要求严格，把她送进古板的天主教学校，多丽丝从小饱受与地狱、诅咒有关的惊悚故事的恐吓。十三岁那年，多丽丝因眼疾辍学，她一生所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到此为止，此后基本上都是在担任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的间歇，依靠阅读来自修，间或投稿给当地的杂志，偶尔获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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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作为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的很多素材显然来自莱辛本人及其家庭在非洲的经历，从中梳理一条简约的线索大约是这样的：
自从《野草在歌唱》之后，莱辛就以这种一夜成名却又饱受争议的方式踏入文坛。这位从来没受过正统学院教育的女作家开始了她的“开挂”之旅，宛若一台写作永动机。纵观莱辛数十年的文学生涯，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其一，体量庞大。据不完全统计，莱辛出版图书总计七八十种，平均每年都有一两种，这个过程从未间断。其二，种类繁多，几乎覆盖了所有文学门类，除了最重要的二十余部长篇小说之外，莱辛还出版了近二十部短篇小说集，此外还涉足戏剧、童话、诗歌、非虚构甚至有关宠物猫的散文集。仅就小说而言，莱辛也不满足于在同样的题材里兜圈子，从现实主义到后现代文体实验再到科幻小说，跨度之大，在世界文坛并不多见。其三，莱辛的作品并不总是评论界的热点，但几乎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比较重要的作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一次次地证明莱辛永远是个让人无法忽视的作家。比如《野草在歌唱》在1950年代大获成功；而196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金色笔记》则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七八十年代，莱辛一连写了五大卷的《南船星系中的老人星座》，从宇宙空间的不同视角审视地球，借科幻小说的框架阐发其天马行空的哲思；1986年的《好人恐怖分子》也因为切中政治热点而获得W.H.史密斯文学奖。
其一，《野草在歌唱》的时空背景与莱辛写作时基本一致，故事也发生在1940年代的南罗得西亚。需要指出的是，南罗得西亚当时是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的一部分，后来几经变迁，直到1980年才彻底独立，成为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南非”(Southern Africa)，与我们现在熟悉的国家南非并不是一个概念，可以理解成笼统地指涉南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当然，南罗得西亚的地理位置就是今天的津巴布韦，与今天的南非接壤，当时又同属英国殖民地，所以在1940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在各方面的情况非常相似。
2007年，当世界文坛快要忘记这位八十八岁高龄的女作家时，瑞典文学院把她一生的文学成就重新打捞起来，授予莱辛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宣称：“莱辛以怀疑主义、火热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她是女性经验的叙事诗人。”据说消息传来的时候，莱辛正在杂货店里买东西。等她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家门口时，看到了一大群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记者。这位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诺奖得主说：“哦，上帝。这下我算是把欧洲所有的奖都拿遍了，一个都没错过，我很高兴。这是个漂亮的同花顺。”六年之后，这位文学巨人在英国去世，享年九十四岁。然而她一生的传奇并未真正结束：2015年，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公布了五卷有关莱辛的秘密档案。这些档案显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莱辛较为鲜明激进的反种族主义政治立场，而且曾先后加入非洲及英国的共产党组织，所以被情报部门监控了二十年之久。这份档案如今被保存在英国的国家档案馆里，与莱辛本人留下的海量作品相映成趣，拼接成一部完整的个人与时代的史诗。
——《野草在歌唱》第二章读《野草在歌唱》，有两条需要提前标注。
在我看来，如果一定要在《野草在歌唱》中找出奠定了莱辛一生文学风格的特质，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她坚定的批判力度，也不是对结构和节奏的控制力，而是那种仿佛要挣脱纸面的格外强烈的表达欲望，贯穿小说始终。正如出自艾略特诗句的书名——野草在歌唱——所表现的那样，这部小说的文本时时传达着或悲伤、或愤懑的情绪，听来如泣如诉。如此具有感染力的激情，是一个极度热爱创作的小说家才会有的。莱辛的创作力在这样的激情支撑下燃烧了整整六十年，留下了一座连绵起伏的山脉。
譬如说，她从来没想到过：她父亲只是个铁路局小职员，母亲由于经济压力，一生不幸，以致最终憔悴而死，作为这种家庭出来的女儿，现在居然能够过着南部非洲富裕之家的小姐生活，这是多么不容易。她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事，如果想结婚，也可以随便嫁给什么人。这些事情，她从来没有想到过。“阶级”这个名词在南部非洲是不存在的，而和它意义相当的“种族”这个名词，对她来说，指的是她工作的那个公司里的听差，别的女人们的用人，以及大街上一群群散漫的土人，这些人她都不大去注意。她知道这些土人一天天变得“脸皮厚起来了”（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可是她实在和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和她是两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