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尔斯无疑是早熟的，如同詹姆斯笔下众多被忽视的孩子。通过对儿童心理的曲径探幽反射混乱虚妄的成人世界，一向是詹氏擅长的题材。无论是《小学生》(The Pupil)中的摩根，还是《梅西知道的事》(What Maisie Knew)中的梅西，都是一样的纤弱、敏感、心事重重。但他们内心的力量又总是不可思议的强大，远远超过躯体和年龄能承受的极限——所以，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早夭的命运。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受害者迈尔斯。这是一个迷人的、奇怪的、可以教人发疯的孩子，至少，我们通过女教师的视角，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女教师的步步紧逼，迈尔斯全然不似弗罗拉一般慌张，反倒有成竹在胸的气势。他是那样善于看穿女教师的心事，每句话都直击女教师的弱点。到后来，女教师与迈尔斯之间的纠葛简直演变成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竞技，以窥视对方的私密、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为锦标。这哪里还像一个十一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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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太太拒绝做任何决定，但她善于作有意无意的暗示，总是在关键时刻有力地肯定女教师的假设，如一股潜流，直把女教师心里那个隐秘的角落滋养得越发阴湿，渐渐地生出霉菌来。如果真有心魔，那么，我以为，格罗斯太太至少充当了精神上的同谋。
“他没戴帽子。”接着，我在她脸上看出，她从我这句话里捕捉到了一点画面感——这让她陷入更深的沮丧，于是我飞快地补上一笔又一笔。“他头发是红色的，红得很，又密又卷，一张苍白的长面孔，五官线条笔挺，很好看，八字胡稀疏而古怪，颜色跟头发一样红。不知怎么的，他的眉毛颜色更深；眉形看起来拱得特别厉害，好像能肆意挑动似的。他的眼睛锐利，古怪——怪得很；但是我很清楚，它们其实相当小，而且眼神总是直勾勾的。他有一张阔嘴，嘴唇倒是薄的，除了那点稀疏的八字胡，他的脸刮得挺干净。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看起来像个戏子。”
第二次“见鬼”，詹姆斯安排的是一个极其玄妙的“镜像”效果。女教师站到“鬼”刚刚站过的地方，被正好路过的女管家格罗斯太太撞上。透过镜像（詹姆斯在小说《丛林野兽》的结尾也用过相似的手法），某种无声的、没有血迹的恐怖沿着我们的脊柱，爬上来：窥视与被窥视，人与非人，真实与幻象，原本就只有一线之隔，一旦立足点、参照物转换，就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詹姆斯是否真的想借此告诉我们，所谓的幽灵，正是女教师自己？格罗斯太太给人的印象始终是唯唯诺诺平庸无能，凡事面上总露着怯。然而，詹姆斯在操控全局的过程中，这始终不是一枚可有可无的棋子。对于性的讳莫如深，使她与女教师之间的对话每一个字都像暗号，迟迟疑疑地吐出话来紧接着便咽回半句去，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样子。但细细地品，你听得出有暗暗的亢奋在里面，那种默契让你不寒而栗。
她显然想让自己镇定下来。“可是他长得算英俊吧？”
——《螺丝在拧紧》第四章
这下我明白该怎么帮她了。“英俊极了！”“穿的是——”
我懵懵懂懂，觉得自己应该待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我确实这么做了；我把脸贴在窗格玻璃上，像他那样透过窗户往屋里看。就在此时，仿佛是为了让我弄清当时他的视野有多大似的，格罗斯太太——就像我刚才在他面前表现的那样——从客厅走进来。这样一来，刚才发生过的那一幕又在我眼前重演了一遍。她看见了我，正如先前我看见了我的客人；她像我那样突然刹住脚步；我也弄得她像我刚才那样吓了一跳。她脸色煞白，我不由问自己是否也脸色发白。
“穿着别人的衣服。衣服很帅气，可不是他自己的。”
所以我刚跨过门槛时，非但一眼看见我要找的物件就搁在一把靠近一扇紧闭的宽阔窗户的椅子上，而且猛然意识到窗外有个人正透过窗户直勾勾往里看。我再走一步就能进房间了；我骤然目击；一切尽在眼前。直勾勾往里看的就是那个曾经出现在我眼前的人。他如今再次现身，我觉得他的样貌并未愈加清晰——因为那不可能——倒是显得近了一些，表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又前进了一步，想到这里，与他遭遇时我不由得屏住呼吸，浑身冰凉。
骤然间，她喘息着发出赞同的呻吟。“那是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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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胜追击。“那你确实认识他吧？”
我总在想，所有的他的推卸，究竟意味着什么？按照格罗斯太太的说法，曾经，男主人对庄园里的一切多少是有些纵容的，甚至，彼得·昆特穿他的衣服“沐猴而冠”，亦不以为忤。另外，故事发展到高潮，迈尔斯宣称要写信让叔叔回来，他的语气是充满自信的，仿佛知道，依着叔叔的本性，他一定会站在自己这一边。若果真如此，那么，当初男主人刻意逃避的，究竟是责任，还是自身抵挡不住诱惑而最终“堕落”的可能？
她只是支吾了小会儿。“是昆特！”她叫道。
男主人是让女教师在心里作下病的罪魁，这一点似无异议。他的英俊富有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让她欲罢不能的是他的神秘而苛刻的要求。他的同样干脆利落的亮相与抽身而退，反倒让女教师在想象中为他镀的光环愈发夺目。
——《螺丝在拧紧》第五章
希望“掌舵”的念头有没有最终吞噬了她的理性？这是詹姆斯在那时就埋下的问题。我们沿着这条路径再问下去：为什么幽灵要出现在她心灵最空寂、思绪最迷幻的时刻？为什么他的面容转瞬即变？是他的脸在变，还是女教师内心的自我否定、自我压抑掐灭了刚刚闪现的、微暗的火？
女教师能说出彼得·昆特的相貌特征，这是“心魔”说最大的疑点：如果她仅仅是幻觉而不是亲眼所见，又怎么能勾勒得如此到位呢？问题是，判定女教师目击之人为彼得·昆特的只有格罗斯太太，那么，谁能担保，昆特在格罗斯太太心目中就没有被妖魔化（事实上，从她们俩口述的“红鬈发，眉形特别弯曲”来看，他确实不太像个真实的人），她的附和就纯然是客观的呢？从其他章节看，女教师与格罗斯太太之间多有心理暗示，彼此似有灵犀。詹姆斯的文风向来是只肯把话说到三分之一的，此处究竟是破绽还是天机，自然无须点破。只是又苦了评论者，煞费气力地猜测女教师是否有可能在撞鬼之前就掌握了彼得·昆特的蛛丝马迹——书里是没提到啊，可是，谁知道呢？
从头至尾，我们不知道女教师叫什么名字。其实也无须知道。詹姆斯更愿意让我们注意她的身份，一个浓缩了太多微妙关系、注定容易迷失的角色。家庭女教师在庄园里的地位是悬在半空的，主人眼里的仆从，仆从眼里的半主子。前任女教师与男仆昆特的私情为人所不齿，主要就是因为地位的差异。通常，女教师的经济地位贫寒，但学识教养不俗，未必貌美，但至少有青春，对于男主人是无时不在的诱惑，对于孩子是能产生所谓“母亲形象”的人物。她们往往在庄园里虚掷了韶华，把自己代入歌特式小说的浪漫情境里，在潜意识里以为，自己总有当上女主人的那一天；而欲念的支票愈是无从兑现，便愈是尖锐。在《螺丝》中，女教师初入庄园就生出了这样不同寻常的感觉：“置身于其中，我幻想着自己几乎像是坐在一艘漂流不定的大船上的一小拨乘客一样茫然无措。好吧，我竟然莫名其妙地掌着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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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师的初次“见鬼”，被詹姆斯写得如同游园惊梦般绚烂。在幻想着男主人出现时，女教师的心情“似这般姹紫嫣红开遍”；当“鬼影”现身，她慢慢意识到那并非日思夜想之人时，倏忽间，周遭的景物便“都付于这断壁残垣”了。无论中外，空旷而幽深的庭院，都是适合年轻女性邂逅“幽灵”、思春惊梦的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汤显祖和詹姆斯悄悄地隔空击了个掌。
《螺丝在拧紧》于1898年在杂志上发表之后，詹姆斯本人曾在给朋友的信里，以及再版的中短篇集的序言里，对这部小说，做过一点阐释。但詹姆斯的文论素来以晦涩难懂著称，因此他的自我阐释并没有回答读者最想知道的问题，既没有揭示迈尔斯的真实死因，也没有解释这个故事里的“鬼魂”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方面，他宣称这个故事“纯粹而简单”，另一方面却又意味深长地说，身为作者，他的乐趣在于“拿捏读者对文学与道德的敏感”。不过，总体上，在小说刚刚出版的年代里，评论家与读者对女教师的第一人称叙述予以全盘采信的态度，人们还是乐意习惯性地躲进“头顶三尺有神明”的避风港。他们认为，家庭女教师以一己之力捍卫古风盎然的庄园，倡导男女有别、长幼有序、邪魔不可近身，为此不惜付出惨痛代价，是个值得同情的正面人物。这样的主流观点持续了将近五十年。
——《螺丝在拧紧》第三章
直到1948年，美国著名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对亨利·詹姆斯的多重阐释》，其中对《螺丝在拧紧》的论述第一个揭开了潘多拉魔匣——由这篇小说引发的争论和改编，就此正式展开。有趣的是，威尔逊本人对这部小说的兴趣终生不减，因而发言特别谨慎，几乎每隔十几年就对自己的论点做一番检讨和修正，一度甚至有全盘推翻的打算，直到最后才回到原点，强调他在当初那篇论文中的说法代表他的最终裁定。
对于一个从小便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年轻女子而言，看到一名陌生男子出现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自然会心生惶恐；而那个与我面面相觑的男人——几秒钟之后我对此愈发确信无疑——绝非我先前念念不忘之人，而且也从未与我谋过面。这张面孔我并没在哈雷街见过——我在哪里都没见过。非但如此，就连这地方，也仅仅因为这身影的出现，刹那间，无比诡异地成了一片荒野。至少，在我看来，此时此刻，当我凭着前所未有的深思熟虑来叙述这件事时，那一刻所有的感觉又再度袭来。那感觉就好比，一旦我发觉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时，周围其余的一切，顷刻间归于死灭。此刻我一边写，一边仿佛能听到，在一片出奇的宁静中，傍晚的种种声音皆为之沉寂。金色的天空中，秃鼻乌鸦不再聒噪，原本惬意宜人的时光就在这无可名状的一刻失去了它所有的声音。天空中仍有几抹金色，空气依旧清朗澄澈，越过城垛注视着我的男人仿如框中之画一般清晰确凿。
简单地说，威尔逊的观点是：鬼根本就不存在，女教师本人是个被极度压抑的性变态者，英俊的男主人、传说中的彼得·昆特，甚至小迈尔斯，都可能是她在假想中投射的对象。昆特与前任女教师的桃色传闻，迈尔斯受昆特引诱的传闻，都是刺激女教师并使之变态的诱因。而且，那是一种单向的刺激，无从通过正常的渠道释放出来，日积月累之后扭曲变形。可怜的迈尔斯，就是她在神经错乱时，以爱的名义活活掐死的。如果说一定要在这故事里找出“鬼”来，那兴风作浪的就是女教师的“心魔”。也就是说，整个故事是一个逐渐走向崩溃的精神病人的自述，我们只有破解她叙述的干扰，才能发现真相。
某天下午，恰好在我那段“自娱时光”里，事情突然冒出来：当时孩子们上了床，我便出门散步。如今想来，我已经一丁点也不怕提起，当时在诸如此类的信步闲游中，我会冒出这样的念头：设若倏忽间邂逅某君，倒也正如一则迷人的故事一般迷人啊。
威尔逊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人们可以从文本里找出很多无法周全解释的疑点，比如：男主人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什么角色，他的刻意逃避，究竟在暗示什么；再比如，迈尔斯的早熟，他对所谓不端行为的半遮半掩的供认，究竟应该怎么理解。所以，在威尔逊的基础上，评论家又指出很多种解释的路径，有的在文本中找到一些与性相关的隐喻符号，来证明整个小说对于性心理的刻画是多么含蓄，又是多么细致入微；有的采取折中态度，认为詹姆斯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自觉意识，他故意把故事写得如此暧昧，就是为了告诉你：真正的恐惧，就是你根本拿不准女教师是正是邪，鬼是真是假，它存在于你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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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静默的战争在女教师与幽灵之间展开。女教师护犊心切，先是草木皆兵，终至歇斯底里。两个孩子不胜其扰，渐渐地露出反骨来，有意无意地要挣脱。绝望一寸寸攫住了女教师的咽喉——终于，凄风苦雨之夜，她，迈尔斯，彼得·昆特正面交锋，女教师以玉石俱焚的勇气“夺回”了迈尔斯；然而，迈尔斯那颗“小小的，流离失所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如此反复无常，使得我愈发相信，关于那个“要诀”的事，其中并无太多玄机。但我还是想法让他回答了几个问题，尽管他显然很不耐烦。在他本人看来，毫无疑问，那个让我们不胜迷惘的东西，明明是清晰可见的。那玩意，我猜想，就藏在最初的规划中；宛若波斯地毯上的一个复杂的纹样。当我使用这个意象时，他表示高度赞赏，而他自己则用了另一种说法。“它就是那根线，”他说，“把我的珍珠串起来的那根！”
起初一切完满，迈尔斯和弗罗拉聪颖俊美，宛然一双不长翅膀的天使。然而，一封来自迈尔斯学校的暧昧的劝退信，像抽走了积木架构里最敏感的那一根，山雨欲来，周遭的一切热热地在微醺中震颤。照女教师的说法，她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了鬼。她认定是彼得·昆特，那个传说中曾与庄园里的前任女教师有染且与之双双死于非命的男仆。鬼的面貌愈来愈狰狞，现身愈来愈频繁，渐渐地又牵扯出他情人的影子来，萦回在迈尔斯和弗罗拉身边——要知道，这一双苦命鸳鸯与两个孩子的关系曾亲密得非同寻常。整个庄园只有女教师一个人能感觉到鬼的存在，她坚信，他们是冲着两个孩子来的。
——《地毯上的花纹》
女教师的雇主远在伦敦，她只见过他两次。这份工作薪资优厚，唯条件苛刻奇诡：服务对象是雇主的两个双亲早逝的侄儿侄女，十岁的迈尔斯和八岁的弗罗拉。无论庄园里发生什么，女教师都无权诉请雇主，也就是说，这是一副压上了肩便卸不下来的担子。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最迷人也最恼人的特质——那个所谓的“要诀”在哪里？也许最合适的答案，就藏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他用一篇三万字的短篇小说，用一个奇特的故事，对自己的小说观念，做出了完整的解释。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埃塞克斯郡的庄园。阴湿的天气和情绪。
这篇名叫《地毯上的花纹》的小说，其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个赚过一点稿费却苦于在圈里寂寂无名的写手。明显比他更为资深、主要以写评论为主的考威克因为来不及完成著名作家维雷克的新作的书评，把这个机会转给了“我”。“我”以为抓到了在文学圈里进阶的机会，不料却像是一头撞进了一座迷宫。维雷克对于这篇评论不屑一顾，并且抛出了一系列炫目的名词和意象，引诱“我”追逐对于其作品的终极破解。上述对话，就发生在这样的语境中。无论是地毯上的纹样，还是串起珍珠的那根线，都是詹姆斯借助人物来阐述的对于小说“要诀”的理解。
那份被接力叙述的手稿，其早已作古的叙述者“我”，正是亲历骇世奇闻的女教师本人。这个表层的哥特式故事，以最简单的文字叙述大约是这样的：
此后的情节发展就进入了詹姆斯最善于营造的诡异疯狂的叙事链。“我”对于维雷克（毋宁说是小说这种文体）的“整体意图”的追寻，注定要像《螺丝在拧紧》中那个关于“庄园里有没有鬼”的命题那样，经受百般折磨，经受“真谛”在眼前闪现又幻灭的海市蜃楼般的瞬间。洞悉维雷克的秘密的人（或者说“我”以为洞悉秘密之人）一个接一个遭遇不测。詹姆斯得心应手地折磨着读者的耐心，在人物细节和对话里嵌入可以引发多重理解/误解的隐喻。熟悉詹姆斯套路的读者，几乎在小说看到一半时就能判断：直到结尾，我们也得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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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表面上，《螺丝在拧紧》的情节走向、叙述模式、人物设置乃至气氛铺陈，大体上能被圈进哥特式小说的范畴。也正是因为如此，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读者，虽然能隐隐感觉到异样，大致上还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特别惊悚的哥特式小说来欣赏。这个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外层的哥特元素与常常从内核溢出的叙事野心互不干扰，两个层面的读者都能得到审美上的满足。
《地毯上的花纹》首次发表于1896年1月号的《大都会》月刊(Cosmopolis)。这本杂志虽然只存在了三年，却有过不小的排场：总部在伦敦，且在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同时发行当地的版本，很吻合小说中描述的当时报刊杂志日益“国际化”的风潮。同年，这篇小说被收入詹姆斯的中短篇小说集《尴尬种种》(Embarrassments)，英国版与美国版同时面市。回过头来看，《地毯上的花纹》是这本书里影响最大的篇目，而标题“地毯上的花纹”(The Figure in the Carpet)也渐渐成了一个被后世频繁引用的文学典故。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曾经说过，自从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詹姆斯的同龄人就开始追求“地毯上的花纹”，希望能将原本复杂难辨的“花纹”变成清晰可鉴的物质实体。在发表于1941年的散文中，T.S.艾略特几乎把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如今，我们都在寻找‘地毯上的花纹’。”
“哥特”这个词原来是指生活在罗马帝国边界的一个日耳曼部落，在战乱中逐步建立起“野蛮、骁勇、烧杀抢掠”的形象。而哥特式小说大约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借用“哥特”这个词来概括当时的一批流行小说的美学标准。哥特式小说后来发展出很多分支，尤其在通俗文学层面。它通常被认为是恐怖小说和恐怖电影的正牌鼻祖。我们在西方现代很多样式的类型小说里——比如言情、幻想、灵异——也都能看到哥特式小说的影子。即便是严肃文学界，无论是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还是英国所谓的“墓园派”诗歌，都离不开哥特式文学元素的渗透。我们很难给哥特式小说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但大体上，这类小说里常常包含诸如此类的元素：恐怖、神秘、超自然、厄运、死亡，住着幽灵的老房子，家族诅咒，等等。
尽管不会在结局找到答案，但我们还是会一口气读完它。我们知道，像很多具有元小说特质的现代主义作品一样，这是一个用来阐述小说观念的小说。小说里的小说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是一种近乎猫捉老鼠的关系。小说文本的“整体意图”被层层包裹，被繁复衍生，被渐渐失去节制地神秘化。批评家疯狂地追逐它，而小说家则似乎一直在使用各种障眼法躲开这种追逐，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奇特的仪式感。地毯上到底有没有花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批评家和读者的兴趣和精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刺激、被撩拨，同时也被消解，被损耗——像表演，像爱情，像生死。作为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对于时代风气的观察，对于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游戏的深层思考，都渗透在文本的肌理中。
这样接力式的三层叙事转换，从今天的眼光看，最重要的功能是模糊了情节的确定性，形成了所谓的“不可靠叙事”。从一开始，具有警惕心的读者，就会意识到在字面意思的背后，也许存在着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可能。不过，如果我们回到当年的文本环境，那么，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它的最直接的效果是吊胃口。詹姆斯娴熟运用的，实际上是哥特式小说的常用套路。
在这篇小说里先后出现的几个命运多舛的人物，我们无法确认哪一个更能让詹姆斯产生代入感；我们同样无法确认詹姆斯是否要通过《地毯上的花纹》表达现代小说家和批评家的使命和宿命（是使命多一点，还是宿命多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詹姆斯之后的写作者，越来越深切地体验到他在这篇小说里传达的那种时而狂喜、时而虚无的复杂感受。二战结束之后陆续涌现的文学名词和小说流派，可能比此前的总和都更多。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弄清现代主义究竟在哪个时间点进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与“新历史”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或者推理小说究竟分出多少亚类型，并没有太明显的意义。社会现实的动荡和传播方式的剧变，使得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任感渐趋微妙。叙事套路仿佛已经穷尽，连“生活比小说更精彩”都成了老生常谈。小说家进退两难：时而希望勇往直前，沿着文体实验的道路越走越远；时而又希望重温现实主义的荣光，回归古老的故事传统。
在朋友们的软磨硬缠之下，道格拉斯终于同意，由他把钥匙寄给仆人，让仆人把那手稿取出，再寄过来。两天后，手稿如期而至，大家再度围炉而坐。道格拉斯展开朗诵，“仿佛将作者提笔手书的优美声响，径直传到听者的耳畔”。然而，接下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并非出自道格拉斯之口，而是“我”根据道格拉斯在临终前托付的这份手稿抄录的副本。
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小说家与批评家，作品的创造者和诠释者，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默契，密码有没有可能被完美破解？我们从这个既抽象又具体，甚至有时候颇具哥特风格的故事里，看不到詹姆斯对此有任何乐观的表示。故事的荒诞走向甚至让人联想到那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两位将军A和B各自盘踞在两座山顶，需要同时攻击山谷处的敌人，但他们之间的通讯只能穿过敌方阵线进行。A给B发了个信息：“明天出击？”B回答：“可以。”但B不知道自己的回复有没有到达，而A必须给B发送另外一条信息来确认已经收到了B之前的信息，从而确保B会行动——实际上，为了达成完美的共识，他们需要发送无穷无尽的信息。
这个总字数不过八万字的中篇小说有一个看起来颇为冗长的开头。小说自始至终都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叙述者却在开头的“引子”部分转换了三个层次。最表层的那个“我”，大体上是一个普通的绅士。在平安夜的聚会上，“我”按照节日习俗，在一栋老旧的古宅里，跟一伙朋友围炉而坐，互相交换恐怖故事。“我”的朋友道格拉斯宣称，他有一个压箱底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却又不愿意当场说出来。故事是早就写好了的，锁在一只抽屉里，藏了好多年。道格拉斯声称这个故事涉及两个孩子与鬼魂，听众顿时激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让天真的孩子遭遇鬼魂的骚扰，那种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氛围，就相当于把螺丝骤然拧紧了两圈。小说最终定名为《螺丝在拧紧》的出处就在这里：拧紧螺丝与具体的故事情节并无关联，它形容、铺陈的是整个故事的气氛。
《地毯上的花纹》就在这种看不见尽头的努力沟通中戛然而止。然而，也许，无论是密码被（简化地）破解，还是因为无法破解而失去对破解的渴望，都会使小说的魔法黯然失色。这真是个绕不出去的悖论，但叙事艺术的奇迹和荣光，也恰恰蕴含在这悖论中。毕竟，詹姆斯狡黠地在绝境中也留着一星微暗的火：
——《螺丝在拧紧》引子
如果说，她的秘密（按照她的说法）便是她的生命——这一点，从她越来越容光焕发的样子就能窥见端倪，她那因为意识到自己享有特权而流露的优越感，被她优美而仁厚的举止巧妙化解，使得她的容貌教人过目难忘——那么，迄今为止，它并未对她的作品产生直接影响。那只是让人——一切都只不过让人——越发觊觎它，只是用某种更美好更微妙的神秘感将它打磨得圆润光亮。
到了第四个晚上，就在同一个地点，当着我们这一小拨鸦雀无声的听众，他开始朗读，感染力惊人。那些曾经口口声声要留下的女士当然都没留下，感谢上帝：毕竟此前早有安排，所以她们纷纷离去，临走时还表示自己的好奇心简直势不可挡——这全是因为他施展了种种手段，将我们的胃口一层层吊高。然而，这样反而使得坚持到最后的那一小拨听众更紧凑更齐整，使得围炉而坐的人们一律笼罩在毛骨悚然的气氛中。
——《地毯上的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