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们本来就该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话说了上千年，想必是真理了。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弄清过，这个“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正当、应当还是当然的“当”。或者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说一个人到了婚龄，就拥有了可以结婚的“个人权利”，还是说被赋予了必须结婚的“社会义务”？恐怕没有人认真想过。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男孩子长大了，当然要结婚；女孩子长大了，当然要嫁人啦！为什么就“当然”呢？没有什么“为什么”，可见是“想当然”。但如果全中国都这么想，那么，不用想，也当然。
反面的原因，则是对独身的憎恶和歧视。本书第五章已说过，中国人无论什么事，都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连婚姻也不例外。既然我结了婚，那么你也应去找对象；既然我们比你年轻，都找了对象结了婚，你那么大了，还故意拖着，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孤芳自赏？是不是孤傲自大？是不是孤高自许？是不是孤僻自爱？否则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称孤道寡”，不像我们这样成家立业？是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故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故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故意不给我们面子？否则为什么我们介绍的对象，你一个也看不上？如此推理下去，便会产生一种憎恶感，视独身者为怪物。甚至以一种阴暗的心理，对他们进行猜测和怀疑。至少是，大家都结婚生子过小日子了，某某却坚持一个人独往独来，便不能不让人感到别扭，因为他竟如此地“不合群”。你既然“自外于国人”，“自绝于群众”，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所以，坚持独身，拒绝他人介绍对象者，便往往被视为孤僻，在单位上会被孤立，甚至档案里没准也会被“记上一笔”。
于是，婚嫁一事，就由“个人权利”变成了“社会义务”。既然是“社会义务”，也就“人人有责”，每个人便都有资格来关心，来过问，来插上一脚。显然，这正是作为中国文化思想内核的群体意识所使然。依照群体意识，人与人之间，既无分公私，亦无分你我。个人的事，也就是公共的事；他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大家都该管，人人都能问。不问不管是不负责任，而不让别人来管则是不通人情。
正面的原因，是出于对他人的一种关心和同情。这种同情心是任何一个有人缘会做人的人都不能没有的。而在中国人看来，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又无非是无妻、无夫、无父、无子这四种人，即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之所以特别不幸、特别值得同情，不但是因为他们无法享受天伦之乐，而且在于他们没有或失去了自己社会角色的对象—— 夫无妻，妻无夫，父无子，子无父，可不是没有“对象”？没有对象，也就没有自我；无法担任角色，也就没有面子，岂不悲哉？大男大女虽然一时半会儿的还称不上“鳏寡”，但至少是候补“鳏寡”，甚至候补“独”，因为年轻时不结婚，老了何来的子？所以要帮他们找“对象”。不但要帮大男大女找对象，也要帮中年丧偶的人找对象。不这样做，就是没有同情心，也没有人情味。大男大女和中年丧偶者们的周围，总是集结着一大群帮他们寻找介绍对象的热心人，道理就在这里。而且，“皇帝不急急太监”，这些热心人往往比“大男大女”们还要积极。
可见，正是群体意识，使大男大女这个原本纯属个人的问题，成了“他人问题”和“社会问题”。
他人来关心大男大女们，有正反两方面的原因。
社会的态度
他人的态度
社会的考虑与他人又不尽相同。
所以，成年男女超过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当然都是一件麻烦甚至不幸的事情。但这也至多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与他人何干？与社会何干？又与国家何干呢？
社会考虑的主要是稳定。上一章已说过，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家庭本位”和“伦理本位”的。家齐而后国治。所以，只有当每个人都被“安顿”到一个个小家庭中去，各自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尊卑长幼有序地“安分”下来以后，社会才“安定”，政权才“安稳”，军民人等也才各自“安心”。
况且，父母不着急也不行。因为父母为子女的婚嫁操心，已成了一种习惯或习俗，如果自己的子女成了“大男大女”，做父母的居然还无动于衷，岂非咄咄怪事？这就会招来议论，引起闲话。没法子，只好催子女抓紧点。
因此，中国社会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份职业，有口饭吃，否则便会成为无业游民；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一个配偶，有个对象，否则便会成为无家浪子。无业游民和无家浪子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没有饭吃就会闹事，比如行窃、诈骗、抢劫、杀人等。没有对象就会出事，比如通奸、嫖妓、搞同性恋、看黄色录像，甚至强奸。这些都是社会问题，社会不能不管。如果只是一两个人没有婚嫁，倒也无伤大雅；如果人数众多，那就成了“问题”。因为不但他们本人成为“问题”，连带他们的家族亲人甚至单位，也难保不成为“不安定因素”。社会对此如果竟然无动于衷，那么，这个社会可就真是出“问题”了。
自己的子女到了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他们的家长而言，也同样是一个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不结婚，孙子从哪儿来？列祖列宗面前如何交代？家庭宗庙的香火由谁来接续？所以一到这时，做父母的往往比当事人还着急：“你还想不想让老娘抱孙子？”“你想让老子断子绝孙么？”如果自家的女儿不能出嫁，则压力更大。“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成冤仇”，这一古训不能不记取。况且，女儿嫁不出去，做父母的脸上是极没有面子的。“某某人家的丫头是个没有人要的货”，听了这话，谁的脸上还挂得住？
这就要将“大男大女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尽快予以解决。
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方说，中国传统观念，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己“大”了还未婚嫁，就有点“不当”，也就是“不应该”，这在心理上是会有压力的。另外，孤男寡女的，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多有不便，弄不好就会有人说闲话。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大男大女的门前是非也不少。既有善意的规劝，也有恶意的猜测和敌意的防范（怕他们充当“第三者”）。所以，即便为了避免闲话，为了能和社会正常交往，也不能不考虑婚嫁问题。
显然，社会关心的，首先是甚至仅仅是“女有家，男有室”，女的得嫁得出去，男的不打光棍。至于结婚以后过不过得下去，到时候再说。反正有老婆总比没老婆好，嫁得出总比嫁不出好。“光棍苦，光棍苦，衣服破了没人补”；“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因此，应该给他们找个“补衣服的”和“顶房梁的”。至于他们是否相爱或是否将来能够相爱，对不起，就管不了那么多啦！
再比方说，没有面子。一个成年男子，如果总也讨不到老婆，就会被人看不起，视为无能。或是事业上没有成就，或是经济上没有担保，或是行动上没有魄力，或是社交上没有本事，或是相貌不好，或是品行不佳，或是人缘太坏，或是地位太低，要不然就是生理上有毛病，心理上有名堂。一个成年女子，如果总也嫁不出去，就更会被人认为有问题。否则一个年轻貌美的“黄花闺女”，哪有嫁不出去的道理？多半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这种心理压力，谁也承受不了。所以不少大男大女，到了实在顶不下去时，往往胡乱找个对象，凑合着结婚了事。
这就难怪中国有那么多无爱的婚姻，也难怪有那么多家庭干脆不谈爱情了。爱情实在太遥远、太浪漫，也太不着边际，还是找个条件相当、看得过去的人结为夫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安安分分过日子来得实际，才是正经。所以，即便现代社会的所谓“自找对象”，也与传统的“包办”没有太大区别。其方式，往往是通过热心人的介绍见见面，大致满意谈妥条件就结婚。反正结婚原本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说，是为了解决个人问题，自然亦不妨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完成指标就是“好同志”。所以，有的人甚至自己不操心，干脆交给父母亲去操劳，组织上去考虑。只要能履行社会义务，了却父母心愿，走完人生旅程，也就自己安心，大家放心。爱不爱的，不打什么紧。
又比方说，没有爱。既没有贴心人的体贴、关怀、温暖，也没有性爱。在中国，宿妓违法，婚前和婚外的性关系（通奸）也被视为“不正当”。于是，正派的青年男女，如无合法配偶，就只有忍受性饥渴，至多用手淫的方式聊以自慰，这对性欲旺盛精力充沛的青年男女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
这当然也未必不好。但如果以为只要男男女女一个个都配了对，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则未免过于乐观。事实上，没有爱情做基础的婚姻，从来就靠不住。可以凑合着过的，也可以随便地离。离不离，只看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条件。传统社会离婚率不高，第一是没有必要（离了也没爱情），第二是没有条件（女方没有权利）。一旦人们发现离婚并不很困难，离婚后或在婚外又能找到爱情，那么，婚姻的破裂，也就只是早晚的事。
超过了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男女当事人而言，当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给当事人带来许多麻烦和不便。比方说，没有自己的家。按照传统观念，一个人到了婚龄，就应该自己成家，不能再和父母住在一起。继续住在一起，不但会让父母焦虑，弟妹嫌弃，自己也会有种种不便。再说，父母终归要去世，弟妹终归要自立，到头来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那可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岂能不是“问题”？
这个问题，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而且，好像大家也都不关心。
诸多麻烦
也许，问题就出在“个人问题”这种说法上。道理很简单：既然是“问题”，那么，只要解决了，就不再是“问题”。至于解决得好不好，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既然是“个人问题”，那么，两口子过得怎么样，当然也只能由“个人”来解决。先结婚后恋爱也好，只结婚不恋爱也好，社会和他人都管不着，也不会管。也就是说，婚姻虽然被称为“个人问题”，但大家看到的，却实际上只有“问题”，没有“个人”。然而，爱情又恰恰是仅仅属于个人的。如果连“个人”都没有，又哪来的“爱情”？
“问题”这个词，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很复杂，也很微妙。它至少包括这样几种意思：一是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二是必须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三是事故、意外、麻烦、障碍、疑难、纠葛，甚至缺点、错误、污言、秽行，也都可以称作问题。不但有上述事实是“有问题”，怀疑其有也可以说是“有问题”，因为“怀疑”本身即是“问题”。比如，说一个人“历史上有问题”，就既可能是指他历史上有污点（如曾叛国投敌等），也可能只是指他历史上有些事情还不清楚，“政治面貌不清”，有待调查。所以，窝里斗的老手，在整人时，便往往含糊其词地说某某人“有问题”，却并不说出问题的内容，弄得大家疑神疑鬼。可见“问题”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还是一个“问题”。说清了这一点，下面的问题，就比较好讨论了。
看来，也只好说上这么一句：“少谈些爱情，多解决些问题。”
然而在中国，所谓“大男大女”，不但是“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由全社会来关心过问的“社会问题”。家长要着急，领导要关心，单位要过问，群众要议论，甚至政府也要设法予以解决，早已超过“个人问题”的范围。这样一来，“大男大女”之成为问题，本身就是“问题”。本书要研究的，也不是大男大女，而是它何以是一个“问题”。
离婚问题
这种意义上的“大男大女”，恐怕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难免会有的。因为一个人成为“大男大女”的原因实在太多、太复杂，有一直难以找到称心如意伴侣的，有经济条件家庭条件不允许的，有为事业宁肯牺牲个人生活的，也有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抱定宗旨决意独身的，不一而足，更难说会形成一个共同的问题。甚至在现代西方国家，一般说来，青年男女都可以自由地找到自己的异性朋友、情人或性伙伴，并公开同居，而结婚则只是一种形式和手续。他们并不缺少爱情和性，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即便有问题，也纯粹是“个人问题”，而绝不是什么“社会问题”。
在中国，独身是一个难题，离婚更是一个难题。独身虽难，但只要自己有房，又拿定主意不去理会别人的说三道四，外面的飞短流长，也并非办不到。即便在古代社会，也有终身不娶或终身不嫁者（当然一般要找一个借口，比如虔诚礼佛，带发修行，或要练“童子功”）。离婚就难多了，因为要别人同意。或要政府批准，或要社会认可，至少也要配偶同意，而由于传统观念的制约，他们的态度，又往往是不同意。
所谓“大男大女”，是指较多地超过了婚龄而又尚未婚配，甚至连个婚配对象也还没有的“超龄青年男女”。这里说的“龄”，当然是“婚龄”。具体的数字，则没有法定的明确界限，只有约定的含糊说法。大体上说，在古代社会，男子超过三十岁，女子超过二十岁，如尚未婚配，也没有指婚或定亲，就算是超龄，因此有“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的说法。至于现代，年限又可再放宽一点，大约男子超过三十五岁，女子超过二十八岁，如无对象，便一般公认是大男大女。
一般说来，中国传统社会是不赞成更不鼓励离婚的。你想，就连“大男大女”们都要设法帮助和促其结婚，已然婚配者又岂能让他们轻易离异？这是不近人情的。再说，结婚既然是“合二姓之好”，则离婚岂非“结二姓之怨”？这是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故“士三出妻，逐于境外”。也就是说，离婚被看作是万不得已的非常之举，故可一而再，不可再而三。另一条规定也很重要：“贱娶贵不去。”或者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因为这关系到人情回报的良心原则，是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严格遵循的，否则便会与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相冲突。其所得罪者，也就不止妻子一人。
婚嫁之事很麻烦，大男大女则是大麻烦。
这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对于“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应该说也不无小补。它使得那些见异思迁的负心汉，多少会有些顾忌，不敢过于放肆，至少还得表面上维持原配的“正妻”地位。而“原配”们能保住名分，也多半会表示满意。因为她们的目的，原本不在爱情。只要有名分，就有面子，也有实利（比如产权和治权）。至于爱情，本来就没有，争它作甚？
第三个问题最麻烦。麻烦在于前面两件事是选物（学校或专业），后面这件事却是选人。如果嫁非其人，或者娶不如意，不但子女倒霉，自己也不得安宁。当然，如果找不到对象，也麻烦。麻烦还在于前两个问题自己还可以想办法，后一个问题却往往使不上劲。但不想又不可能。尤其是，当前两个问题解决以后，第三个问题就会突现出来；而子女们一旦成了大男大女，问题也就严重了。
实际上，就连当代许多不肯离婚的妻子，想法也差不太多。反正离不离婚都无爱，只要能凑合着过日子，就得过且过，拖一天算一天。拖到对方精疲力竭心灰意冷，说不定就会回心转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都很现实，虽说难免“这山望着那山高”，但如果“那山”没有了，或被别人“占了山头”，也就不再浪漫下去。所以，拖，或者说，打持久战，也不失为“离婚大战”中之一种战略。只要坚守“不同意”立场，有国家法度，有公众舆论，谅他奈何我不得。拖半年不够，就拖一年；拖十年不够，就拖一辈子。只要临终之前离不了婚，咱们就是“白头到老”，岂不“死也瞑目”？再说，“我好不了，你也别想好”；“我得不到幸福，你也别想得到”。大家都不好，都不幸福，可不仍是“同甘共苦”？
第二个问题最关键。因为如果工作问题没安排好，则前面的努力等于白费，后面的希望也会落空。所以，一些有头脸有门路的家长，往往在子女尚未毕业时，便未雨绸缪，预为铺垫。没有办法的，则多半会帮子女挑一个热门专业，选一个便于分配的行当。节衣缩食以备来年请客送礼之需，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心理，在离婚案中，似以女性为多。公道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确实更令人同情。因为一旦离婚，第一，女方比男方更没有面子。所以在某些双方协议离婚的案例中，会让女方担任“主诉”或“原告”。第二，女方的生活会比男方更困难，因此往往要判男方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第三，女方再婚也比男方更麻烦。生理上的原因，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衰老。“女子三十而色衰”，男子即便到了四十，也仍不显老，甚至还有一种成熟男性的魅力，比稚嫩的男孩更吸引人。观念上的原因，则无非“从一而终”“一女不事二夫”之类。离婚是“没人要”，已是丢脸。再嫁是“事二夫”，更加丢脸。连同她的再婚丈夫，也一起没有面子，因为他竟“拣”了一个“没人要”的，“吃别人啃过的馍”，“喝别人剩下的汤”。由是之故，一个女人，不到万不得已，便断然不肯离婚。而且，一旦丈夫提出离婚，男方家属亲人中有“同情心”“正义感”的人，尤其是女人（如小姑子等），也往往会不顾“血亲之情”，义无反顾地站到女方一边去。
第一个问题最基本。因为如果教育问题没解决好，没有学历和文凭，或者专业没选好，就不好找工作和对象。所以一到高考，家长都要围着子女团团转，甚至从上小学起，就开始忙。因为只有小学上得好，才能上重点中学；上了重点中学，考大学才有希望。所以非“从娃娃抓起”不可。
应该承认，我们民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因为我们的同情心总是倾注在弱者一边。只要一边是现在“抖”起来了的、地位显赫荣华富贵的丈夫，一边是人老珠黄身份卑微无依无靠的妻子，舆论便几乎会义无反顾地站在后者一边，甚至不论他们先前是否真的共过患难。显然，在这里，同情者们也未尝没有这样一种心理：你小子现在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势有地位，难道还容不得一个“糟糠之妻”？同情心与嫉妒心加在一起，便越发“义愤填膺”。义，多因前者“忘恩”；愤，则多因自己“不平”—— 我们大家都没有“以旧换新”，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得手？因此，对于此类“义愤”，最好多做分析，不要一概肯定才好。
中国父母最关心的，无非是子女的三个问题：教育、工作和婚姻。
更何况，在这里，公众舆论和不愿离异的妻子，也都共同地排除了“感情”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更深入地想一想，即使那负心丈夫迫于舆论压力而收回成命，维持婚姻，他的心会在妻子身上吗？他们这种感情早已破裂的婚姻，会幸福吗？
所谓“大男大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