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到了国外，情况则有所不同。女性杂志（其读者通常被认为温和又肤浅）及国家级日报（其读者通常被认为严肃又阳刚）都显得谨小慎微，而我突然间在这些媒体上化身为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者，这也是我认为真正名副其实的定位。在巴西版《嘉人》、美国播客和意大利电视台，我得以表达那些最为重要的观点，讨论那些最为紧要的话题。这跟在法国的感觉完全不同。身在法国时，我深切体会到女性话语有被抨击的倾向。无论她们去哪里，不管她们说什么，只要不顺着男权的方向，就会遭到否定。
我在法国国内与国外收到的反馈不尽相同。法国媒体把我当作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女孩看待，认为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女孩。至于这本书引发的热议，他们切入的角度也相当刁钻：将我塑造成有些幼稚的人物，认为我对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不甚了了，不过带来了一阵骚乱罢了。如果版面还空出些位置，他们可能会问我几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向读者证明我并不是个歇斯底里的泼妇。显然，我不会认为这是所有男性的问题吧？我肯定有父亲，甚至还有丈夫吧？他们如何看待我的作品呢？在法国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我的表达常常只剩下尖刻批评的部分。
但无论如何，这本书重印后，在法国随笔作品销量榜前二十的位置待了两周，齐齐出现在榜单上的还有阿丽丝·科菲的《女同特性》（Le Génie lesbien）、劳伦·巴斯蒂德（Lauren Bastide）的《在场》（Présentes）、吉赛尔·阿丽米（Gisèle Halimi）的《顽强的自由》（Une farouche liberté）、蕾雅·萨拉梅（Léa Salamé）的《女强人》（Femmes puissantes）以及莫娜·肖莱（Mona Chollet）的经典作品《女巫》（Sorcières）。在那段时间里，至少有六部女性主义著作跻身畅销书排行榜。这绝非无足轻重的存在。这也不是某位不知名女性偶然写出的夺人眼球的爆款书。这足以说明些什么了，不是吗？
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透明”到几天之内便被彻底曝光在吹毛求疵而又充满敌意的媒体环境之下，这样的经历实在匪夷所思。我变得多疑起来，拒绝了很多邀请，唯恐被粗暴对待。这并不是胆小怕事或者被迫害妄想症：只需要看看阿丽丝·科菲、罗克哈娅·迪亚洛及卡洛琳·德·哈斯[5]这些女性主义活动家长期在政坛或媒体上遭受的对待，就足以让人对她们所处的位置望而却步了，更何况我当时完全没有做好战斗准备。但与此同时，我还是想要捍卫自己的作品，想要谈论女性主义、激进主义、男性地位和女性团结。周围发生的一切让我明白，机不可失，这些话题是有群众基础的。
适逢其时的表达
在热带的阳光下
我想要说的是，尽管存在系统性、结构性的缄默，尽管女性主义并不被认为是能够（并且应该）被全方位研究的领域，女性依然希望，甚至渴望，以无论什么形式表达女性主义内容。随着大量书籍、播客、短视频、newsletters以及专属于女性和少数群体的节日活动等涌现出来，我们的表达变得越来越有底气，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所谓“取消文化”的背景，因为无数女性和少数群体难以在线上畅所欲言，唯恐遭到像我那样的暴力惩罚（这样的恐惧无可厚非，而且三不五时就会出现）。面对“取消文化”，女作家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提出了“后果文化”（consequence culture）[4]：是时候让强势一方为他们的权力滥用承担实际后果了。而对于那些从未拥有过发言权的人，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我们中那些占尽优势的人，何时才能不再阻止弱势群体发声，让他们打破沉默，分享其亲身经历与想法创意？
很多人认为我的书还只是蜡蜓点水，完全不够革命。我深表赞同。我从没想过自己有能力写出一大堆女性主义理论，这本书里也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所提出的只是许多女性思想家长久以来一直申明的传统。这本书在无数更博学、更详尽、更全面的女性主义著作面前，只是个“小朋友”而已。它唯一的优势或许在于价格便宜些、读起来轻松些。它是一扇敞开的大门，里面的那个世界集想象与实际、虚构与理论于一体，静候好奇的女性（和男性）前来探索。
时至今日，我依然每天都会收到污言秽语。而我心知肚明的是，自己遭遇的这些与其他女性、其他少数群体遭遇的暴力得多的攻击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根本不算什么。但即便如此，我已经无法承受，想要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而这本书一经推出便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在全世界（从圣奥梅尔到波哥大、从约翰内斯堡到纽约）十五至七十七岁女性中持续产生影响，这足以说明当下正在发生着一些弥足珍贵的变革。这或许是我们所有女性都将滑向的断层，那是一道父权制开始土崩瓦解的缝隙。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发动进攻，他们失败的一天终将到来。
·这些男人为了制作网暴视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将我的头像P成希特勒的样子；从谷歌图片库里扒下我的照片，对我的相貌极尽羞辱之能事……
在接受采访时，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如何看待＃MeToo运动之后这个女性的怒火似乎并未消减的时代。最终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很明显，我写得比说得要好。）
·数百名愤怒的男性将他们的仇恨和暴力发泄到我的邮箱、私信、推特和Instagram评论区里，暴力、强奸、死亡、性别羞辱及／或反同性恋辱骂应有尽有；
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时期。面对日复一日的威胁，我们斗争得身心俱疲，随时（尤其是我们中那些条件优越的女性）可能缴械投降，满足于现有的一切。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就彻底输了。因此，我真正希望的，是女权活动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口中的女性情谊与政治团结，是让老学究们心神不宁的女性意识转变，是我们彼此间（终于？再度？）培养起来的同理心，这些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每当我们中有人感到疲惫时，应当有数十只手伸出来把她扶起，将她抚慰，让她重新振作。
·部分媒体滥用我和我亲朋好友的照片，想要将我拉入泥谭；
他们在颤抖。
·一名男性试图利用职权让我的声音不再被人听到；
请你们记住：是我们让他们颤抖起来了。
在这几个月的暴力攻击下，我总想要缩到自己的保护壳里。我拒绝了媒体曝光和各类邀约，关闭了自己的线上社交账号，回到了自己本就不愿离开的阴影之中。我常常想到所有那些最终不再发声的女性，无论她们是否曾出现在媒体上。成为一名敢于发声的女性在当今世界依旧是有风险，甚至危机四伏的。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写了一本毫不起眼的书，就已经见识了：
他们正在坍塌，而我们很快就可以在旧世界的废墟上跳舞了。
随着这本《我，厌男》的相关新闻在全世界发酵，我开始了自己漫长的迷途之旅。长达数月的网络暴力让我从一个自得其乐的无名小卒，变成了千夫所指的箭靶，势头之凶猛有时甚至动摇了我对人性的基本信仰。每当书被翻译成一种新的语言，我便会收到全新的辱骂性词汇。我从没上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或是西班牙文的课程，却已然学会了太多令人难以承受的他国脏话。
[1]此处为截至2022年的数据。——编者注
我在前文中用到“取消”这个词，是故意为之的。社交网络和许多较为保守的媒体上，那些长期拥有话语权的人定期就会上去咆哮一番。在他们看来，所有类型的左派分子——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反种族歧视者，等等——都是苛刻的“取消文化”的煽动者，都意图毁掉只是不慎失言或犯下小错之人的整个生涯。大量文章都在抨击这类“取消文化”，但事实上它并未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影响：强奸犯仍在登台领奖，杀人凶手依旧出现在杂志封面上，性骚扰惯犯还能在企业身居高位[3]。我们需要强调的，也应该被人们听到的，是所有那些遭到暴力抵制的声音，这正是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在其1990年的作品《反挫》（Blacklash）中揭示的问题。
[2]史翠珊效应（Streisand effect），指本意是为试图阻止大众了解某些内容或压制特定网络信息，结果适得其反，反使该事件为更多人所了解的现象。——译者注
取消文化VS沉默文化
[3]法国调查媒体Mediapart：《“取消文化”并不存在》，2020年10月6日。参见：https：//www.mediapart.fr/journal/france/061020/1a-cancel-culture-ca-n-existe-pas
这番操作激起了巨大的“史翠珊效应”[2]：我的书不但没有被“取消”，反而被彻底放到了聚光灯下。短短几天内，全球数十家媒体争相报道此事。外国记者们惊掉下巴。难以置信！在法国，居然有人仅仅因为书名就企图禁止一本书的出版发行？这个启蒙运动的发源之国难道要将照亮理性的灯泡烧毁吗？这种事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这让我错愕不已（因为我并非公众人物，而且时至今日还在纳闷，到底这本书是怎样引起一名国家行政部门的官员注意的），但诸如此类的权力滥用行为却是屡见不鲜。这一事件正好佐证了女性主义活动家们多年来强调的问题——法国社会仍然不能忍受关于男性及男权的批评言论。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都不能接受女性的公开政治表达。
[4]施瓦茨（Schwartz，M.）：《罗克珊·盖伊称“取消文化”并不存在》。参见：https：//www.motherjones.com/media/2021/03/roxane-gay-says-cancel-culture-does-notexist/，2021年3月5日。
《我，厌男》在Monstrograph出版社首发时，一位来自法国性别平等部（真是槽点满满）的官员看到书名和言简意赅的广告语后怒不可遏，于是试图利用职权勒令出版社下架这本书。各大媒体纷纷以“审查”及“禁止”等词描述此事，但需要澄清的是，事情的真相并非完全如此。在法国，禁止一件文化产品是需要经过特殊流程的。我们旷日持久地为表达自由奔走呼号，也应当懂得区分违法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当女性活动分子占领影院阻止波兰斯基的新电影上映，或是发起请愿让人们警惕某本包含种族歧视刻板印象内容的书籍，这并不属于审查：这是一种政治行动。一个男人利用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职务之便，发邮件威胁要对一家小机构提起司法诉讼，这也不是审查：这是恐吓。
[5]阿丽丝·科菲（Alice Coffin），法国及国际LGBT团体和女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为LGBT记者联合会、欧洲女同会议、女同普遍利益（LIG）等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其代表作《女同特性》（Le Génie lesbien）有力推动了法国女性主义的发展。罗克哈娅·迪亚洛（Rokhaya Diallo），法籍塞内加尔裔记者、作家和积极反对种族主义的活动人士，曾荣获“反种族主义和歧视斗争”奖，2013年被美国《石板》杂志（Slate）评为一百位最具影响力的法国女性之一。卡洛琳·德·哈斯（Caroline de Haas），女权斗士及女性主义活动家，在法国发起过大量女性主义抗议动员活动，并于2018年创立了“我们全体女性”（#NousToutes）团体。——译者注
谁能预料到这本书的命运呢？反正我在写的过程中是肯定没有想到的。它最初只是一份发行量极小的随笔，如今却成为你们手中的口袋本，而且已经被翻译成十八种语言[1]。一本首印数只有四百五十的小册子，是如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变身为国际畅销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