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在温饱线
张玲觉得，上海滩最火的周立波说对了一个事实：人不能和蜗牛比。蜗牛生来就背着父母给的房子了。而在上海，像张玲这样的“无房”白领，始终找不到归属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只是一个过客。”
除了房子，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要是让我选，我肯定选‘不太幸福’那项的。干了四年多了，连个自己的窝还没有，天天在外面啃盒饭，我能幸福吗？”张玲是上海张江地区某台资企业的高级主管，福建人，大学毕业后留沪，目前住在单位给他们那些管理人员集中租借的白领公寓里。
上海浦东大道与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对从安徽来的农民工夫妇趁着夜色推出了卖小吃的摊位。他们没有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但是仍然生意兴隆，因为价格低廉。来此吃饭的，除了一些与摊主同是外来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从附近高档写字楼走出来的看起来衣着光鲜的人。
张玲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调查结果，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造假，二是结果属实，但被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上海本地居民，有房有户籍。
这就是上海白领的“伙食生活”，这种生活让他们在美味营养与便宜快捷之间，迅速地选择了后者。
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十四次主席会议，曾公布一份关于上海市民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市民的总体幸福指数为69.16，指数整体水平为中等偏上；其中，近五成受访者感到幸福，感觉到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上海市民分别为6.7%、41.7%、43.2%、6.8%和1.6%。
2009年9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对上海主要商圈CBD（淮海路、徐家汇、虹桥、南京西路、人民广场、中山公园、陆家嘴、火车站、八佰伴、五角场、虹口、金桥/外高桥等）近3万白领的生活形态进行连续性跟踪调查，发布了《华东区白领生活形态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上海白领平均午餐花费18.92元；虹桥白领午餐花费最高，人均26.8元；陆家嘴白领可用餐时间最短，人均28分钟。
童睿说，由于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一日三餐即便都吃盒饭，一天至少也要花费30元，一个月的饮食成本少说就得900元。“再加上我的交通费、手机费，以及为了上班穿正装而必须花费的置装费用，我每个月还没有到月底就只能依靠信用卡透支过日子了。”
问起对午餐状况的看法时，任职荷兰国际集团的蒋小姐开玩笑地表示，除了“狼吞虎咽”他们别无选择。
可是，童睿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式工作后，他才发现，5000元的工资扣除税、养老金、公积金等费用后，真正拿到手的钱是3700元左右。“我一个月的房租是1500元，而水电煤等费用加在一起也要200元至3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我可支配的金额只剩下2000元不到了。”
金融危机对以金融为主的陆家嘴白领影响颇深，高薪的客户经理不但收入严重下跌，并且时刻面临裁员危机。原先悠闲的一至一个半小时外出就餐时间，也被自觉自愿地缩减至半小时以内，调查显示陆家嘴白领午餐时间人均小于28分钟。
带着即将踏入社会的喜悦以及得到较高月薪的骄傲，童睿在自己公司所在的南京西路附近找到了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租住。“当时的房租是1500元，我觉得相对于我5000元的工资来说绝对可以承受得起。”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西式快餐由于方便快捷即食，成为了陆家嘴白领的首选（33.8%），外出就餐人数由原先的23.5%下滑至16.1%，甚至有部分员工一周有3-4次在会议中忽略午餐，直接以饼干、面包等零食“果腹”。
“50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当时我们班不少同学都为找不到工作烦恼，而大部分同学得到的工资都在3000元至4000元左右，像我这样拿到5000元工资的毕业生真的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而对于在淮海路上班的白领来说，在外面吃饭真的很浪费，一个最简单的盒饭都要16元、18元，有的甚至20元、25元。尽管如此，超过半数（57.7%）的淮海路白领仍不得不选择外出就餐。究其原因，是由于老外老板觉得饭菜味容易跑得满办公室都是，明令禁止员工带饭或叫外卖，大家被逼“集体走餐”。
童睿说，虽然自己是外地人，但是凭借刻苦和努力，毕业时他以一人独得6个offer的成绩“笑傲”全班，在众多企业抛来的橄榄枝中，广告专业的童睿最终把一家大型公关公司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当时这家公司给出的月薪是5000元。
在淮海路香港广场某外资单位工作的李小姐郁闷的是公司地处繁华地段，吃饭免不了等电梯、排队，往往一等就超过半小时，于是水果、零食充饥成了无奈之选。
2010年，上海的房租在楼市的频频跳价中，不断攀升。年轻白领想要在上海落脚的梦想在高昂的房租面前日渐脆弱，房租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让不少白领望楼兴叹。“我希望能够在上海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不需要面朝大海，只要能放下我安居的梦即可！”27岁的童睿（化名）感叹说。
任职智利驻外商务处的包小姐在外国人聚集的虹桥一带写字楼里上班，虽然月入7000元有余，但是仍坚持自带“隔夜饭”。因为以虹桥地段最多见的日韩系餐厅为例，午餐一顿最便宜的人均也要上百元。还有很多台式、港式的餐厅，一道“蜜汁叉烧饭”或者“蜜汁鸡腿饭”平均20-30元。虽然公司有饭贴，但是远不够外出AA餐。
由于在上海有金融工作背景，小于的老公在重庆得到了一份外资公司客户经理的职务，月薪9000元。小于说，来到重庆，“钱赚得不比上海少，而生活质量却明显提高，我们现在的房子位于重庆的市中心。考虑到小宝宝马上要出世，我们刚买了一辆车，日子过得非常舒适。”
包小姐说，一般公司都配有茶水间，身边的同事大多自带饭盒，需要时只要把便当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圈，或者索性绕道东华大学，每天在高校食堂“蹭饭”。相对价格昂贵的快餐，自家盒饭和高校食堂饭菜更经济实惠。
“当时我们想先投资买个商铺，租金可以存起来在上海买套房。”不过，几年下来，小于靠着重庆商铺出租赚来的租金远远抵不上上海楼市涨价的脚步。即将到来的小宝宝又需要住房，于是，小于和丈夫就考虑着要回老家了。
在上海，白领开销还有一块叫做社交成本，这基本上占到他们月收入的25%-30%。聚会等方面的支出尤其令刚入圈的青年白领大感“身不由己”。
然而，今年已经年过30的小于怀孕了，这让她和丈夫必须要考虑房子的问题：“我们两个的存款过日子绰绰有余，但是要买房却是望尘莫及。”小于说，自己和丈夫几年前就考虑过要买房，但是当时的房价已经很高了，无奈之下，丈夫在老家重庆的解放碑附近买了一个10平米不到的小商铺。
王晓亮（化名）一年多前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他的那个大学生同学群体中，不少人每个月的社交费用已接近工资收入的40%。其中，仅聚餐费就在千元左右。小亮现在世界500强的一外资通信公司工作。
“在上海，买不起房，工作压力又大，生活成本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归去！”这是白领小于在离开上海前发的最后一个帖子。小于从上海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和丈夫两人的月收入税后都有7000多元。然而，这样一对业绩可观的白领最近却考虑“出海”——“跟着老公回重庆”。小于说，她和丈夫的工作都不错，不仅待遇优厚，公司还经常会有去日本培训的计划。“如果我们有套房子的话，在上海的日子其实是很滋润的。”
“虽然找到一份不错的外企工作，但我总觉得钱不够花。”原来，他除了基本吃、住、行，社交费用常常使他入不敷出。“我一个月也就和朋友出去吃几次饭，跟同事出去泡泡吧、唱唱歌，但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要在1200元-1500元，总要超过预算。”
在被调查者里，每个月挣3000元以下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几乎全部在10%以下，这些人都是有住处的上海本地人，因为如果需要支付租房或还房贷的费用，3000元以下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所需。而平均月收入在3000－5000元、5000－10000元，以及10000－30000元这三档收入水平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占收入的比重分别在10%、10%-30%、30%-50%这三个档次。
据了解，不少新白领十分习惯过去大学校园中的低物价消费，突然出现的属于白领特有的高消费让他们措手不及。“我刚进公司，资历比较低，同事提议晚上去酒吧喝酒，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总不可能一个人开溜吧？”王晓亮有些无奈，去普通酒吧人均也就100元出头，但是碰到自己做东“开酒”，一瓶就是1000元，加上其他小食、拼盘，最厉害的一次花掉他1600元。
《解放日报》曾于2009年刊登了一篇对该市白领生活状况调查的文章。该文透露，上海白领生活中的住房开支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较高，给大部分白领带来压力。
生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生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其实也是白领们疯狂工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如蜗牛
有位网友这样形容大上海的“白领”——“干得比驴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装得比孙子都好，挣得比民工都少，看着比谁都好，其实勉强解决温饱”。
说白了，上海白领的压力来自于对物质的追求，这种追求，有时主动，但绝大多数都是被动的——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太昂贵，而置身于这个繁华大都市，贫富差距格外鲜明且刺眼，别人有的，为什么我不能有？
生育槛
虽然收入和对奢侈品的消费都遥遥领先，但在四地白领幸福度的比较中，上海白领所感受到的幸福度却是最低的。可锐职业顾问通过幸福指数的比较，比如友谊、健康、金钱、事业、时间等为重点进行综合调查，上海白领的幸福度最低，北京白领的幸福度最高，随后是广州、深圳。
即便衣食住行的问题都解决了，对于上海的女白领们来说，却还要面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生育。
分析认为：上海是精英云集的“高压所”，强大的经济实力、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使身处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压力；其次，上海是一个工商社会，其一大特征就是分工明确，讲究细节的完美，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需要很大的抗压能力；再次，虽然上海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市场，但上海人的排外意识比较强，爱比较、看品牌，只要你行事言谈做派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起周围人的异样目光，生存压力可见一斑。另外，上海的消费、就业环境等带给人们的物质压力更是明显。
《新闻晨报》2009年3月报道了上海东北片某知名高校的三年级女研究生王萧云（化名）艰难的求职经历。
该项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工作现状，78%的上海白领表示压力较大，北京为53%，广州为47%。
王萧云简历中的社会实践一栏满满当当，各种证书十分齐全，沟通能力也很不错，在一般人看来，她找工作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王萧云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东家”。“有时候在招聘会上和用人单位面对面，明明看我的简历挺满意，可最后还是没有下文。”
为什么上海的年轻白领会出现这种心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高档消费品的购买行为又逐渐减少呢？可锐同期对京、沪、穗三地跳槽白领生存状态的调查，可以给出答案。
有一次王萧云参加了一场综合招聘会，用人单位看了她的学历后，直接把简历退给了她，于是她当面要讨个“说法”，“企业招聘的人回答很直接，如果我是男生就肯定要，本科生也可以考虑，但女研究生年龄到了，进了单位不久就会生孩子，单位还得找人顶替，到时候我复职了还要考虑多出来那个人的安排，觉得很麻烦。”尽管王萧云再三表示自己近两年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对方最终还是没有给她面试的机会。
上海白领奢侈品消费主要集中在购买高档服饰、家具用品以及古董收藏等方面。可锐首席职业顾问卞秉彬分析说，23-30岁的年龄段是四地中最低的，说明上海成熟白领对奢侈品消费渐趋于理智，但年轻的高收入白领们却大多抱着盲从的心态在消费奢侈品。
在此后的求职过程中，王萧云经常会暗示招聘者，自己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没什么用，招聘者看到女研究生，就自然而然地和生孩子挂钩了，后来遇到有的企业说他们工作劳动强度大，经常要加班，所以想找男性员工，但我听得出来，还是觉得我今年26岁了，面临结婚生子，承担不了很重要的工作。”为此，王萧云很是苦恼，她甚至准备如果单位接受，她可以写一张“三年内不生孩子”的保证书。
53%的上海白领购买过奢侈品，以23-30岁这一年龄段为主；而北京的比例为45%，以28-35岁白领为主；广州为37%，以25-32岁年龄段为主；深圳为28%，年龄段以27-35岁为主。
王萧云的烦恼也是目前求职中的女硕士研究生、女博士研究生普遍面临的问题。复旦某文科专业女研究生小沈告诉记者，自己也发了上百份简历，只收到寥寥几个回复，而且至今仍未定下来，“我觉得女研究生求职有很多不利因素，很大一个是生育问题，我们专业的所有女生几乎都遇到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干脆毕业了先结婚生孩子，等这些事情解决后再出来找工作”。
然而，根据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于2005年对京、沪、穗、深四地平均月收入在1.5万至2万元、年龄在23岁至38岁、所属不同行业的白领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的高档写字楼里当白领，物质满足度相对其他城市可能较高，但幸福感最低。
而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者也表示，企业招人肯定要从多方面考虑，不仅是员工当前的能力和状态，还有入职后的可持久性。“毕竟新员工前三年正是勤勤恳恳干活的时候，大四女生年龄尚轻，入职后可以全心工作几年，但女研究生毕业时已二十六七岁了，正是生育的高峰年龄，到时又不能限制人家，还要找人来顶替，而且复职后的几年内又要被养儿育女的事所分心，工作的专注性会大打折扣。”一家中小型通信企业的负责人坦言，招收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女员工，单位会更慎重考虑。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级写字楼联谊大厦开盘。这幢上海第一幢全玻璃幕墙建筑，让当时还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上海人“弹眼落睛”（上海方言，泛指好看，也有眼前一亮的意思）。进出男女个个西装革履、体面至极，以致一些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联谊大厦上班。”
华东师大就业咨询中心副主任沈维宇表示，女研究生在就业上遭遇“生育”槛确实比较普遍，“很多单位不会明说，但在录用时却无形地提高其他的门槛”。
1984年8月，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成立，它是当时惟一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向外商驻沪机构派员的市属国有企业。从此，外企在上海的派驻机构雇用本地员工有了通畅的正式渠道。
为此，一位女大学生在一家公司针对每位应聘者必须填写的调查表中，这样回答问题之一：“谈恋爱了吗？”
上海最早的一批Office先生和小姐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她说：“我的EQ很低，对男孩子没感觉。所以，五年内保证不恋爱；五年后万一不慎恋爱了，保证五年内不结婚；五年后万一不得不结婚了，保证五年内不生孩子；五年后万一不小心必须生孩子了……那应该是四十五岁以后的事了吧，你们可以考虑辞退我了。”
幸福感最低
为了工作，为了在上海生存，女白领们纷纷表示“三年内不生孩子”，或者“五年内不谈恋爱”，其实都是一种无奈，并非心甘情愿。
尤其是在昂贵的上海。对“白领”们来说，上海就像吸血鬼，将他们的人生瓶盖打开之后，插根吸管，把瓶子里的“青春、热情和希望”一饮而尽——三分之一拿来养活现在的自己、三分之一存起来养活未来的自己，另外三分之一拿去养活“别人”，所谓“别人”包括餐厅老板、KTV业者、服饰店小姐，还有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根据上海人民政府官网2008年公布的《在沪白领生育意愿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沪上白领生育愿望强烈，平均生育意愿为1.7个。这一结果，无疑颠覆了人们的习惯思维。所谓“丁克”，实际并非是沪上白领们的自愿选择。
但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这个词又变了味儿。所谓“白领”，就是今天发了薪水，交了房租、水电、煤气费，买了油、米、方便面，摸摸口袋剩下的钱，感叹一声：唉！这月薪水又白领了！——有位网友这样解释自己的白领身份。事实如此，近些年，白领们头顶的光环已渐渐退去。
30岁的张小姐在沪上一家外企工作，三年前与同为外企员工的裘先生结婚。婚后，双方家长都期盼着能早一天抱上小宝宝，可左等右盼了好几年，却迟迟不见动静。
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白领”？按美国的标准，白领是指年薪在8万美元、从事纯粹脑力劳动的人。
小夫妻俩直截了当地告诉家人：三年之内暂无计划。追问其原因，得到的答复是“现在生孩子对双方的事业发展不利”：有了孩子之后，受家庭拖累，从事销售的裘先生不可能再经常出差，这些年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客户，就有可能被别人夺走。况且，房贷要还、生孩子后开销增加，势必会影响生活质量；而张小姐眼看再过几年就可以熬到行政主管的位置，这个时候生孩子，不仅影响经济收入，而且以后的职场前途也将面临重新定位。
2.白领被“白领”
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抚养费用和就业压力，生儿育女已不再是沪上白领家庭的天然选择。亲爱的，我们生个孩子吧？哦，这可不是你我就能决定的事情，需要先核算一下成本，看上海这座城市是否允许我们这样挣得不多的人享受生育的权利。
仔细一瞧，上海市实施的一系列对于外来人口、人才引进、户籍改革的措施，全都可以落实到一个字：钱。而上海的所有改革能否成功，在这座城市看来，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她的魅力掏钱，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愿意为了“成为上海人”买单。
3.金融才俊的“高税”梦魇
在这种情况下，为居住证转户籍撕开一道口子，好让更多外来人才积极主动申请上海市居住证，以便增加缴费人员的数量，成为上海最现实的选择。《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具体条文中，也鼓励参保人多缴社保。在第六条（激励条件）中提出：最近连续3年在本市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基数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倍以上的，技术管理和关键岗位人员可不受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专业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等级的限制，可以优先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上海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后，计划要变成与纽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室提供的一组数据更能反映问题：2002年推出居住证制度的当年，上海办理人才类居住证7500人，当年户籍引进4.67万；2005年，办理居住证人数才首次超越办理户籍人数，至2007年，上海办理居住证5.43万人，当年办理户籍2.42万人。而这背后的背景是：从2004年起，上海大幅度提高了进户籍的门槛，60%以上的本科生申请不到户口，只能申请居住证。
这个目标，自然要靠人、靠人才去完成。相比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有77万金融从业人员，其中华尔街就有40万人，而伦敦仅金融城内的金融从业人员就有30万。但是，上海全市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区区20万，金融人才缺口巨大。
上海600万外来人口中，有200万属于吸引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对象，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表示，但这部分人群中，办理居住证的比例并不高。
如何尽快填上这个大窟窿？上海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设立金融人才奖，给金融高管们塞钱。但这个钱一开始就是用税收的形式，从金融人才们的口袋里堂而皇之地掏出来的，如今却要以奖励的名义塞回去一些，并希望人才们因为上海的“借花献佛”而深受感动，以致心甘情愿地跑来给你卖命。这就是上海揣着2020年的小九九，打着的如意小算盘。
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外来人口近600万，办理居住证的外来人员超过433万人，但这其中占多数的是临时居住证，达到392万人，临时居住证的办理者多数办理的是外来人员综合保险而非城镇保险，而可以办理城保的人才类居住证的不过20万人。
减税，加人
正是这些支取条件的限制，加上从2002年至2009年1月，居住证转户籍的大门一直紧闭，使得上海市居住证的办理比例一直不够理想。
“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于税收偏高。”在被问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板”时，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不假思索地回答。
医疗保险的情况也是一样，持有居住证者，退休前可在上海享受上海本地医疗保险。而退休后上海不承担居住证的医疗保险，退休后需要转回原籍，只能转个人缴纳的2%，企业缴纳的12%不能提取。
按中国现行税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2000元，分为九级，最低一级税率5%，每级递增5%，最高一级为45%。收入动辄百万的金融高管，几乎都适用于最高一级税率标准。
其次，居住证和户口最大的区别在于：持居住证者尽管在上海缴纳养老保险，但并不纳入上海的养老体系，不能在上海支取养老金。换句话说：企业为持有居住证的劳动者缴纳的养老金，劳动者离开上海时只能提取个人缴纳的8%部分，企业缴纳的22%部分进入统筹账户，不能提取转至外地。
“按照现在的税法，我们高管收入中的40％都要掏出去缴税。”注册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高管说。
首先，拥有上海市户籍者，必须参加上海市城镇保险，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四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办理居住证的劳动者只强制缴纳“三金”，企业无须为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之一的任仕达，于2010年4月8日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数”尖锐地指出，虽然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国际金融人才来华工作，但上海在税收、福利、生活、医疗、教育等软环境上可能落后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
尽管拥有居住证的公民一样可以在上海享受子女就学、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各项社保政策，但是细究起来，其待遇却大不相同。
根据任仕达国际金融中心税收环境指数显示，香港位于第一，纽约其次，上海位居第三，伦敦排后。
“我算了一下，基本上等于几十年后拿回本金，但好歹还能拿到单位为个人缴纳的部分，而一旦参加缴纳‘城保’，将来转回原籍，等于单位缴纳的部分一分钱都拿不到。”王蕾说。
根据其调查，起征点和税率结构对于中高收入者的影响最大。香港税率有4级，最高一级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税负仅为15％；美国税率有5级，最高一级为35％，对于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税负小于30％；中国内地有9级，最高一级45％，对于年薪过百万的人而言，其平均税负约40％。
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劳动社会保障局提供的信息，参加综合保险的外来人员，每缴满12个月，可获得一张老年补贴凭证，在男性年满60，女性年满50周岁之后，可一次性拿到一笔养老金，目前大约是1000多元。
据KCS凯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业务发展主管张宝玲介绍，即便是外籍人士，只要在中国工作超过183天，就得按照中国的标准缴税。“虽然目前内地为外籍人士提供住房、教育等五个方面的税收抵扣优惠，但如果和香港等城市相比，内地税负确实要重很多。”张宝玲说。
这就意味着，在上海工作的外省市户籍人员，离开上海时只能提取个人缴纳的8%部分，企业缴纳的22%部分进入统筹账户，不能提取转至外地。医保账户的情况也和此类似，离开上海时只能转移走个人缴纳的2%，企业缴纳的12%则不能提取。
凤凰卫视曾在2009年8月4日播出《解码陈文茜》栏目中，以“双城争艳，金融海啸后上海香港竞争金融中心”为题，讨论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各自未来十年的战略发展格局，并认为“上海的重新定位，某个程度威胁最大、竞争最大的就是香港”。
根据新政，没有上海本市户籍的人员，即使在上海缴纳“城保”，在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之后，也无法在上海领取养老保险金。“按照现行的政策，缴费人可以自己去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机构申请，将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金额和年限转过去，但是，能转移走的只是个人账户部分，进入统筹账户的不能转。”社保局的相关人士表示。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按照目前的政策，参加‘城保’之后，拿到的钱可能更少。”这是王蕾研究完新政之后的结论。
汇丰（HSBC）、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高管已经迁至香港，而摩根大通（JP Morgan）也于2010年3月宣布该公司从纽约派遣了其高层私人银行家，以利用亚洲的发展机遇。
“这是一条只看得见进口，看不见出口的路。”在上海市某台资企业工作的王蕾说。在上海，和王蕾处于一样状况的人有近600万。眼下的问题是，只能缴费却无法领取保险金严重影响了这600万人的缴费热情。
他们表示，与其他西方地区相比，香港的财富不断增加、居民的投资倾向更强，并且能够从全球经济低迷中快速反弹。但是，在所有这些正儿八经的理由后面，还发生着另一件诱人的事：据管理咨询企业Hay（合益）集团称，香港也是亚洲劳动者实得薪水最高的地区。
但是，上海在对外来人口打开这扇进门的同时，另一扇出口的门却还紧紧地关着——没有上海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即使在上海缴纳了城保，也无法在上海领取养老金。
没错，收入！同样是快速发展中的金融中心，既然付出的劳动相等，得到的回报，在香港比在上海多得多，那有何理由选择可爱的东方之珠？
而从远期来看，上海有约200万外来人口都是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如果这200万人全部办理居住证，那社保统筹账户每年可增收27亿，可以相当程度上缓解社保“穿底”的压力。
Hay（合益）集团完成了对管理人员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国家的年度排名，它综合了工资、住房补贴和保险等其他形式的薪酬，以及当地生活成本和税负（甚至包括额外福利指标，如员工获得的汽车类型和品牌）。Hay（合益）集团的PayNet分析师利用标准方法衡量56个国家的工作范围、薪酬和福利，进而收集资料。
以一个持居住证者月平均工资5000元计，其企业缴纳的“三金”额一个月即达到1080元，全年即12960元，目前上海市持居住证人口约21万，仅此一项，社保基金每年增加收入约2.7亿（社保资金中企业缴纳部分进入统筹账户的比例分医保和社保，略有区别，难以精细计算，但企业缴纳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入统筹账户的）。
Hay（合益）集团最新的“全球高层薪水报告”（Global Management Pay Report）显示，就员工购买力最高的亚洲地区而言，紧随香港之后的是泰国、新加坡、韩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内地位居第八。
2009年2月公布的户籍新政，也意在吸引符合条件者申办上海市居住证，这样的人群，在上海市有近200万，而7月份改革之后，上海纳入城保范围的是几乎所有外省市户籍在上海就业人员，数据显示，这一人群的数量达到600万之巨。
在亚洲，香港名列榜首。尽管这座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因高房价而保守争议，但住房通常也包括在薪酬福利里面，因此香港管理人员的消费能力通常比美国管理者高出40%。
外省市非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与属于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并具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或者为单位需要的其他专门技术人员等，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也可以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Hay（合益）集团香港办事处主管William Lo表示：“香港是金融中心，必须吸引大量的人才，因此工资相当高。由于税收也低，因此消费能力较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落后于香港的原因。税收无疑是香港和其他地区名列前茅的首要原因。”
根据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最新规定，从2009年7月1日起，外省市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与属于参加上海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应当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在“人才战”依旧激烈的中国和东南亚等地，比较薪酬选择非常重要。“这些地方的发展趋势是第三世界的新兴市场，这里高级管理人才紧缺，必须透过高薪来吸引人才，”Hay（合益）集团薪酬资讯服务总经理NidthiaChelvam说。
2009年7月1日起，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俗称“城保”）对非上海户籍的外来人员打开一扇门——允许非上海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在上海缴纳城保。
显然，税收仍是吸引人才流动的重要砝码。因此，为了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出台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资源，加强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其中提到，按照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金融人才队伍的要求，对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显著贡献的金融人才，市政府给予金融人才奖励。
就在上海市地方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社保基金的窟窿越来越大，连俞正声都不得不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上海做了什么？让外来人口一起参与进来，与上海市户籍人口一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但是，只有入口，没有出口。
上海市金融办一位官员说，目前香港个人所得税15％，上海最高一级达到了45％，因此上海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25％左右。不过由于地方政府难以改变税收政策，因此，他们通过设立金融人才奖的方式予以返回。
在一系列财政问题中，最让人苦恼的是上海社保基金的“入不敷出”：“这一情况已经到了出现严重穿底的境地，而未来二十年这一用财政收入填补社保基金窟窿的局面会越来越严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坦言：“对内地的金融行业而言，我们觉得这些金融人才的税负可能有些过重，所以说，上海会在未来进一步降低这方面的税负。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上海工作。”
俞正声说：“我来上海之前，曾向中央领导包括曾经在上海工作的老领导请教，上海发展中应该注意什么。有些同志和我讲，上海现在的钱多得用不完，我来上海之后感觉钱是很多，但我随后发现上海财政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没有我当初想的那么好，上海各类财政支出的压力很大。”
愿望是好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要真正落实，想要在金融税收方面有大动作，除体制因素外，还面临不少细节上的难题。“如果最终方案是：上海决定对这些金融高管超出国际水平的税收部分进行财政补贴；那么针对补贴的部分，国家税务总局会不会再次征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说。
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上海市200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09年市级财政安排对社会保险基金等补贴121.4亿元。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加深，及社保体系“隔代支付”的特点，上海未来社保的支付压力会越来越大。
过去上海一些区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对个别金融企业实施了财政奖励，以弥补高税收的影响。
韩正还特意再次给政协委员算了两笔帐。韩正说：“按照规划，上海的轨道交通1-13号线，总里程350公里，预计总投资2380亿，政府至少要拿出35%近833亿的资本金。在已经将1、2号线的回收资金平铺用于新开工的线路项目资本金的情况下，现在只到位近700亿元，还有200亿元，我也不知道哪里来。”
任仕达市场总监朱宁透露，一家国有金融企业曾经向政府申请，将部分个人所得税以财政奖励的方式返回给高管，这种优惠的有效期为两年。“但实际上，申请优惠大部分是招商引资的土政策，大部分是一事一议，政策不透明也不公开。”朱宁表示。
韩正说：“目前上海已运营的轨道交通线路230多公里，每天客流300多万，2008年收入35个亿，但是仅需要返还的利息就高达28亿，收入仅够支付利息，银行贷款的本金如何归还，还是个未知数。”
将区级政府的“土”政策上升为金融中心的全面政策，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虽然金融人才奖提出已久，但金融人才奖针对哪些机构、哪些级别的高管，目前仍没有对外公布具体实施细则。
显然，上海市政府在资金调度上已“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人说为什么上海不像北京一样把公交包下来，上海没条件。北京不贴社保养老金，所以每年贴100多亿给公交，而上海每年财政要贴160亿给养老保险。”上海市市长韩正在2009年会见政协委员的时候表示。
“我们还没有收到类似信息，也不知道是否对我们上海本地金融机构实施。”一家上海银行高管表示，预计该政策实施仍有一定的难度。
2008年，上海市地方财政收入2382.3亿元，同比增长13.3%。与之相对的是，上海市2008年地方财政支出2617.7亿元，比2007年增长18.9%。在外界看来，地方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的背后，折射出上海正面临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
显然，能否真正将已经进驻或打算为上海效劳的金融才俊们的“高税”梦魇击退，吸引更多人才入沪，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之都的关键任务，但也任重道远，至少目前“减负”也只停留在嘴皮子上。
事实上，除了吸引人才来沪工作，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之外，从外来者身上获取经济利益，直接榨钱，也是上海在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上更“开明”的原因——“社保（全称社会保险，对居民而言，社保即通常说的“五险一金”，“五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即是住房公积金）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入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2009年1月6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与市政协委员座谈时称。
小白领的大烦恼
为“上海人”买单
高税收对金融高管们的影响最大，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但在全上海的20万金融人才中，小白领才是主力军。他们和这座城市之间的“鸡毛蒜皮”，同样关系到上海伟大的2020年目标的实现，难道不是吗？除了高税负之外，这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实际上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政策随时会变，而你为了上海耗费的七年青春，永远一去不返。如果你只是为了一张上海户口，而忍气吞声地留在这座城市里，那么你就该再次认真掂量，这样的交换到底值不值？
2010年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却只有日本人均GDP的1/10，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国人收入1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全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丁金宏也认为，因为不符合户籍改革的根本目的，所以上海的这次“户籍新政”注定也会像上海市前三次改革一样成为权宜之策。
上海的“金融城”，小陆家嘴地区，集聚着逾500家金融机构，10万多金融从业者。在这座“金融城”里生活的金融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言下之意，一旦全国正式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大势所趋，那么，任劳任怨在上海熬了七年，为了职称，为了保住工作按时缴纳各种税收，勤勤恳恳的外来者将上海居住证变成上海户口之后，得到的只是一个上海人的符号，户口本背后附带的珍贵的各项福利，将因为户籍制度的全面改革而被打破——你有的，乡下老家的人也有了。专家预测，这种情况或许就会发生在未来十年间。那么，当初在大都市的隐忍和坚持，又是为了什么？可能很多人都将“亦喜亦忧”吧。
2009年《解放日报》曾对金融城内的150位从业人员进行调查问卷。结果发现，陆家嘴金融从业人员的月收入水平从3000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不等，上限与下限相差很大，收入水平集中在1至3万元之间，占比约为41.2%。按照《2009上海统计年鉴》，2008年上海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292元，第三产业职工平均月工资3849元。有超过70%的金融从业者，收入水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对于这一观点，王锡锌教授表示：“有条件的同意，因为从短期来看，我想这个短期还需要加上一个长期条件，就是户口背后的一些特殊福利必须要维持。维持了，我拿到户口才有用。如果我拿到一个户口仅仅是为上海人这样一个符号，而后面这样一些特别的福利没有了，那短期内可能我们也不一定得到，所以你必须要承认这些福利要保证。从长期来看，是否对上海的经济是一个推动，当然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是我可以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考虑国家关于户籍制度改革一个总体的战略，比如说2020年左右，学者估计，那时候我们要启动实质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恐怕是要破除的，而现在这样一个改革可能与那个目标是有距离的。”
不过，薪酬虽高，金融行业人员的流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被访者中，有68.2%的人工龄超过5年，而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超过5年的人数，刚刚达到50%。这也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转行”自其他行业，也从侧面说明了金融行业准入起点相对较高，需要有相当的工作经历。
有人说：“从短期看受益的是这次拿到上海市户籍的人，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受益的是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
调查中，70年以后出生的人占到95.9%，70后、80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80后一代在金融行业已经成为中流砥柱。在目前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员中，学历水平大多集中在本科和硕士水平，分别占到54.3%和39.2%，博士这一学历层次在金融业所占比例并不高，仅0.7%。从分析来看，大多数金融从业者的学历越高，所处的职位也就越高。硕士在中层领导岗位上占比较高，70后则是目前银行中层岗位的主力军。
按照上海市的相关规定，像陈崇彬夫妇这样没有高学历的人，就连拿到一张人才引进居住证都难度不小，更何况是上海的本地户口。而在上海数百万外来人口中，真正能满足五项条件的实属凤毛麟角。最终，被寄予厚望的上海户改新政给人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
陆家嘴金融城聚集了上海最多的金融白领，他们大多供职于名气响当当的金融大企业，身穿面料挺括、做工考究的衣裳穿梭于这座城市最集中的高楼之间，是大多数人眼中令人羡慕的一群。但对于他们而言，上海的“昂贵”依然是个问题。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国际经验可用，上海的规定也更为苛刻。譬如，瑞典规定，在瑞典居住6年就可以入籍。我知道一个个案，移民到瑞典后，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但满了6年，照样可以入籍。在国际惯例中，除了‘坐移民监’，还有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那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只要符合条件，立即就办手续。而现在的‘新政’是必须同时符合所有的条件才行，这比国际移民还要严格得多。”
的确，在《解放日报》的调查中，仅有6.8%的受访者对陆家嘴的满意度投了赞成票。而更多人认为有缺憾，需要改变。金融白领们最不满意什么？首选答案是交通出行，有56.1%的人将不满意的目光投向了陆家嘴的交通问题。
有人以所谓国际经验来解释上海的“转证”条件，但立刻在网络上遭到一片声讨，有网友指出：“这些经验都是国与国之间处理国际移民问题的，拿来对付国内的流动人口或‘非户籍人口’，这合适吗？”
每天，陆家嘴金融城都早早“醒”来。
事实上，首批符合“累计7年”条件的人只有3000名，同时符合其他条件人数将会更少。而如今，上海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有600多万人，办理居住证的是450多万人，在这之中拥有上海市人才居住证的，有机会获得上海市户口的人数，不过30多万人，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事实上这次户籍改革与其他的420万人无关。
清晨7时多，居住在城市四面八方的金融白领，开始向这里汇聚，开始了一天的陆家嘴生活。金融城的第一法则就是准时准点。于是，金融白领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得“赶早”。
为此，他们拨打了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咨询电话。但是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中级职称不能办理户口，而且三年后的政策还会变化”。这样的答案，让夫妻俩很失望。
供职于陆家嘴某基金公司的张兴华，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来坚持在家吃早饭，而且“自给自足”，为了赶在8时30分前到达办公室，家住浦西的他往往需要更早起来；二来选择以“公交+摆渡”方式出行，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不确定的拥堵，保证“准时准点”。上述，也是为了更省钱。
妻子赵雪林说：“外地人来上海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按道理说，我们要比一般的中级职称的人，对这座城市的贡献更大，因为我们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包括税收等等方面。”
陆家嘴“金融城”的生活，难逃压力的困扰。在《解放日报》调查统计的8项产生压力的因素中，上下班费时费力这个因素被选了82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2.2%，有56.6%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由于这个因素而感到有压力；生活成本高被选择了81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1.9%的比例，有55.9%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考虑了这个因素。
陈崇彬、赵雪林夫妇来自福建，2008年刚刚拿到了人才居住证，多年来一直在上海从事钢材生意。陈崇彬说：“我们从1994年7月1号到上海，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我们也期盼成为一个新的上海人，但是我们出来早，文化学习这块比较薄弱，肯定也没有这个中级或者高级职称，这点就达不到。”
在众多压力和烦恼的来源中，住房的压力不容忽视。
不过，对更多的外地人看来，他们面对的不止时间这一道门槛。
调查发现，住房开支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高，给大部分陆家嘴金融白领带来压力。在被调查者中，有35%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低于10%；35.8%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例在10%-30%之间，23.6%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在30%-50%之间，有5.4%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的50%以上。
田晓清2004年底申请获得了上海市居住证，被卡在了7年这个门槛上。“现在看来，条件虽然诱人，但是真正能够拿到户口的人，恐怕只是少数。”居住证持有要满7年，这一条件几乎难住他们公司的所有“沪漂”一族。上海自2002年开始实行居住证制度，在他们这家外资公司，同事获得居住证多在2004年到2005年。
伴随着收入的提高，金融业从业人员对住房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尽管陆家嘴地区的收入水平总体不低，但上海高昂的房价，让他们同样感受到住房带来的压力。
“盼了好多年盼来新政策，没料到与期待差这么多。”田晓清今年34岁，已经在上海打拼10年，说起户籍新政，他有些失望。
4.冒险家的乐园？
户籍准入门槛的调整就上海的目的来讲，是为了吸引人才。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先后在1994年、2002年、2004年三次调整户口迁移政策，这次“居住证转户籍”改革被称为上海第四次户籍制度改革。
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曾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马云，“过去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深圳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应该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上海没有。
不过，丁金宏同时指出：“从某种程度上，上海的户籍新政仍然是一种嫌贫爱富的选择，这样一种改革某种意义上还在利用户口的含金量，就因为它有含金量，所以政府要拿它作为引进人才的工具。”他说，“也就是城市的价值观至上，这不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价值观，城市利益要得到充分保障，城市的价值要得到优先体现，当然城市当中人的话语权也最强势，所以这些也都决定了城市自身的利益会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考虑。”
“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市民文化，管好自己，没有做大事的冲动；另一个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在许文强时代有，在浦东大开发时代有，后来就泯灭了，上海要成功转型，还是需要冒险家精神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分析说。
丁金宏说：“首先政府做了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情，兑现了一个承诺。我觉得上海出台人才居住证，是一种人才优先或者是发展优先的战略思路，也就是上海要建立四个中心。特别是经济金融中心，那么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是必要的前提。”
“上海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屠启宇举例说，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之后，提出新加坡不仅要整洁、美丽，还要加上X元素，就是人们到了那里之后就会莫名兴奋，有干事的冲动，“这种感觉在海南有，甚至在广西北海也有，今天却在上海荡然无存。”
在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看来，上海现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高端人才竞争，而现在户籍问题实际上成为人才引进的一个瓶颈。户籍改革符合城市发展的利益，另一方面，能够完全符合标准的人才非常有限。丁金宏坦言，作为政府的一种工具，本次户籍改革必定是要为上海市自身利益服务的。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这样的企业家？
原来传说中的“七年为期”是有附加条件的：其一是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持证期间依法在上海缴纳所得税，这是经济条件；其二是在上海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这是身份条件。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给出的答案是：“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起初，一听说持满《上海居住证》七年就能“转正”，让上海600多万外来人口中持有居住证的450多万人，欢呼雀跃。满怀憧憬地期待细则的进一步公示。然而，真到了“东风吹梦到沪上”之时，包袱抖开，见到的却是一道令人沮丧的“脑筋急转弯”。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上海户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背后有医疗、福利、教育、就业机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等这样一些福利。户籍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淡化户口的含金量，而上海市的这次户籍改革非但没有降低含金量，反而将使得居住证的份量变得更加沉重。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这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解决城乡二元分割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的户口一体化和统一化，而上海的这项新政，主要仍然是一个户口管理，更具体的说是关于户口准入管理的一些改革。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于新政颁布第二天在央视的《新闻1+1》中表示：上海的一些做法尽管是立足于当前的一些形势和具体问题的需要而做的尝试，可以理解，但是它和我们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的逻辑是相悖的。
其中，第一和第三点都属于历史客观原因。而第二点提到的“坐商”模式，则反映出上海自身的问题。如果将上海看作一个商人，那么这个人习惯于坐在自家舒适的铺子里，等着顾客上门，却不会想到可能有客人觉得店子太远不方便而不光顾，更不会花钱去离顾客住家近些的地方开个分店。需要他首先花钱，然后才可能得到回报的事情，上海这个商人是不肯干的。俨然一副守财奴的模样，把手里的钱看得太重。
注意，以上条件必须同时满足，而非“任选其一”。条件之苛刻，一看便知。
2002年，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张亚培试图回答这个疑问。他总结了四条原因：一是缺乏企业家成长的文化传统，二是缺乏善待企业家的社会环境，三是尚未形成有利于著名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四是上海企业家自身缺乏成为领军人物的意识和素质。看上去，这是四条十分严厉的结论。
（1）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七年；（2）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3）持证期间依法在本市缴纳所得税；（4）在本市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5）无违反国家及本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
香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许德音的意见稍有不同，他认为“上海曾经是一个马云迭出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大批国际冒险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1937年，美国记者兼成功商人卡尔·克劳（Carl Crow）出版了著名的《4亿消费者》一书，记述了他在上海开办广告公司25年间种种的轶闻趣事、奇思妙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中国观。
2009年2月23日，上海市政府发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来沪创业、就业人员均可通过申请以获得上海户籍。按照规定，符合以下条件者可以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许德音教授说：“最近十几年上海在物质上的繁荣，反而让我们更加忘记了这段历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乐道这些表面的成就，却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丢失了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这些成就太过依赖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其中有些正是从上海走向世界的——在这里建立了地区总部。”
七年之“养”
“这些早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大企业让我们上海文化中的一些被过分渲染的方面——职员文化、敬业主义，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它们未能带来过去曾经带来过，而且被老上海人视为英雄楷模的冒险家，以及他们的创业精神——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了冒险家，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历史断层局限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今天的上海被讥为缺乏冒险精神的城市。”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说，上海的这种做法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逻辑是相悖的。它看学历、讲贡献，把上海户口当成了一种有偿奖励，最终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其自身利益的权宜之计。
上海市政协常委郑韶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虽然许多媒体把上海这次户籍改革的动向评价为“打破了中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坚冰”，但事实上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2月23日公布实施的“户籍新政”（试行三年），并非免费午餐。
无论是“职员文化”，还是“奉令惟谨”，说的都是一件事：上海务实。不会为了看不见的未来，放弃摸得着的现在。
1.榨取外来者
其实，说好听点，是务实，难听点儿的话，就是见利忘义，这个“义”就是精神，冒险精神。既然外来资本和大企业已经把我喂得饱饱的，我又干嘛傻乎乎地不去关照这些送上门的大资本，而分心关注一个瘦巴巴的穷小子呢？你说你来创业，你说你有本事。但是，现在呢？现在你有钱吗？现在你有钱大把大把地缴税去填上海的大胃口吗？
虽然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上海的态度和政策貌似比北京宽容很多，但在允许外来人员缴纳城保等问题上，“只进不出”的政策，已经表明了其利用外来人口填补自身巨大的“社保窟窿”的叵测用心；外表光鲜的都市白领，也因上海的昂贵而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连实现2020年“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所急需的金融人才，也逃不脱上海戴在他们身上的“高税负”的紧箍咒……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结语
上海就是一座曾被人“白相”，但也善于“白相”别人的城市。
如果把上海和涌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之间，看作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的苛刻房东，恨不能天天涨租金不算，还老是怀疑住进来的房客觊觎他的财产。有房客打算免费帮忙粉刷房子，这位房东就会脸色苍白，连连摇头，认为这会吓跑他的其余住客，甚至可能导致他破产。天晓得！他否决的原因仅仅是看不到这么做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天刷一下房子，明天住客就挤破头要进来，纵容他把房租一涨再涨，或者粉刷用的是“金子做的漆”，那么他肯定举双手赞成。
“白相”是上海话里的常用词，据说其原来叫“薄相”，是苏州人指小孩玩耍、游戏等。因为讹写，变成了“白相”。如今的“白相”已经有了些变化，不再仅仅是小孩的事，连大人也有份。大致可以将其理解成“玩”、“混”。愚弄人或被人愚弄，也可称作“白相”。
这就是上海。当你踏进这座城市，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上海人的时候，这种“守财奴”和“势利房东”的城市形象，就会更具体、更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