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为了在世博期间，规范市民乱晒衣，杜绝城内“万国旗”的现象，政府下足了本钱，斥资近40万，统一为居民安装了新型球门式晾衣架，并安装了塑料叶板，以起到一定遮蔽和美观作用。不想，风吹叶板声响甚至影响到了隔壁小区居民，只得再统一拆除。而且，由于新型衣架与大厦原本结构不协调，居民晾衣很不方便，很多居民弃而不用，纷纷将衣服晾晒在楼道内。
上海是牛了，老百姓却还苦着。一方面，是上海无法从实处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一系列“民生工程”而投入更多的资金，结果却也未必尽如“民意”。
“整幢大楼像搭了脚手架。”网友在新民论坛上热议。上海瑞福北大厦西侧成排式的晒衣架甚为注目，更被网友戏称为“上海市区最牛的晒衣架群”。
显然，上海的地铁造价领军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而这样的“光荣”背后，是居高不下的地铁票价——继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安亭支线开通之后，地铁的最高票价终于冲破个位数大关，达到10元；和北京的“2元，统统2元”可坐全程的地铁票价相比，上海真是贵得“理直气壮”。
而钦州南路上的晾衣架高约2米，每个“横跨”约2米，与行道树穿插而立，连成一排，直接被安装在附近小区围墙外面的马路边上。对此，居民张先生觉得：“类似‘万国旗’的乱晾晒早就被认为是城市不雅景象之一，如今却鼓励人们在马路边随意晾晒，一排排的占道规模那么大，以后行人就要贴着湿衣服或是内衣裤走路了，真是煞风景！”居民吕女士则抱怨：“把原来的自行车停放点占掉了。”
据《观察与思考》杂志2009年7月的报道：“地铁是高造价、高成本运营的地下交通。20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新加坡3条城市轨道交通线，综合平均造价为每公里3.32亿元人民币；日本东京最现代化的11号地铁线造价为每公里7.54亿元人民币。上海和广州两地由于地铁设备进口化率比较高，地铁造价也相对较高。上海地铁造价每公里是8亿元，广州地铁每公里达到7亿元左右。北京地铁由于国产化率较高，每公里造价也超过5亿。”
政府好心办坏事，原因其实很简单，以为用几十万的高级晾衣架代替居民几毛、几块钱的晾衣绳，市容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还是一个“金钱万能”的观念作祟。这个观念也很容易导致“凡是贵的都是好的”的结论。
然而，在这辉煌的成绩背后，是昂贵的建设成本。
虽然上海为了世博会的顺利召开，花大价钱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形象工程”。但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停止，且理性而客观地从城市化和金钱观念出发，站在远处，冷静看待这场不惜代价的盛会。
2010年4月15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建设交通委副主任沈晓苏表示，截止开园前，上海轨道交通已经投入11条运营线路，420公里通车里程，日均客流规模可达到550万人次，这个里程让上海跻入了世界前三。
上海艺术家陈航峰就是少数几个批评世博会的人之一。他于2010年3月展出了自己的作品“泡沫城市，泡沫人生”。一个铁笼子包围着一串不间断的泡沫，几乎所有的泡沫最终都会撞上笼壁的铁丝网，然后破裂。“世博会就像一个造梦机器，产生各种各样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未来主义想法，”他说。这件作品是不久前在上海OV画廊举办的世博会抗议展览的一部分。展览中还展出了一组照片，照片中一座房屋被拆除，而房主当时正在法庭上挑战拆迁行为。
为了这场盛会，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教授吴志强说：“上海用15年时间完成了伦敦用150年才做完的事情。”上海地铁系统的建设始于1995年，但仅是2009年一年，总运营里程就延长了一倍，突破420公里。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世博筹备期间，上海市内大片的传统住宅、街道被拆除。其中也包括了吴江路，这是上海一条著名的小吃街，人们在那里可以一边品尝鱿鱼串，一边吃两口倍受喜爱的上海小馄饨。但这条街也被拆除并重新开发。星巴克（Starbucks）和卡卡圈坊（KrispyKreme）已进驻该街。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国人说：“金钱逐渐主宰了这座城市，抽空了它的灵魂。”到处是无特色的购物中心、星巴克（Starbucks）和无处不在的古琦（Gucci）店，“如今上海已很难找到有意思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唯一在意的就是面子：我们肯为了美化城市而劳民伤财；即使那条路没必要重铺，我们仍会去做，”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屠启宇表示，他正在进行一项世博会研究。他承认，没有人真正清楚上海为此花了多少钱：官方数字在3000亿元人民币（合440亿美元），但地产服务公司仲量联行（JonesLangLasalle）估计，上海为世博会投入或提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总成本推到了950亿美元。
用“高贵的”取代“廉价的”，这就是上海改造的思路，她一块块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让这座城市越来越富丽堂皇，也越来越贵。渐渐地，你会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或许，只是让有钱人的生活更美好。
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地铁线路或高速铁路建成，甚至还有一个全新的机场候机楼。世博园区——在混浊的黄浦江江畔一块方圆5.28平方公里的土地——竖起了200多座国家、企业和市政场馆。这些富丽堂皇的欢乐宫集中展示了未来的场景：洁净、绿色、高科技的城市生活，而上海则成为宇宙的中心。
奢侈品“野蛮生长”
政府重新粉刷或修缮了临街墙面——经常是在不通知所有者的情况下；高速路和桥梁上安装了明亮的新霓虹灯；居住在乱糟糟工地附近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在原本只有泥浆和大梁的地方，种上了枝繁叶茂的树木。
上海曾被誉为“东方的巴黎”，整个亚洲大陆时尚与颓废艺术的大本营，这是帕提·沃德米尔（FT中文网驻上海记者）的观点。不过他同时认为，因几十年的缺失而形成的对奢华的渴求，使如今的上海不再仅仅希望成为亚洲的巴黎，而是要成为巴黎本身。
上海的历任领导者其实数十年前就开始了城市改造，但为了世博的最新一轮准备工作实在有些过头：在一年内，上海几乎重铺了所有街道，挖了（有时不止一次）新的下水道，铺设了新的路沿，修建了新的人行道，将庞大的地铁线路延长了一倍。
从昔日福开森路的洋楼、戈登路的“鸽子蛋”到今天世界各大奢侈品牌云集沪上的现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俨然已成为奢侈品的明日帝国。
新加坡《联合早报》以“不惜代价的憧憬”为题，发表了对上海世博大兴土木的感慨：
86亿美元，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总额的1/4。这就是截至2009年1月，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总额。据英国咨询公司OC&C预计，到2010年，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20亿美元。
拿最近的世博盛会来说吧。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博会。官方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海世博会，园区内的建设涉及资金投资180亿，运营费用106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顾问、前副局长黄耀诚透露，整个上海对世博配套投资达3000亿左右，项目涉及地铁、交通、环保等。是北京奥运会花费的两倍以上。
与之相对的，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欧洲奢侈品消费的增长速度只有2007年的一半，美国与之前基本持平，日本则出现了负增长。但“经济不景气并未对中国内地构成太大影响，市场仍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亚洲地区奢华品市场调研公司信天翁咨询公司执行董事ChristopheCais说。
不惜代价的世博
由此，中国这艘奢侈品消费的潜水艇正迅速浮出水面。上海，又在这艘旗舰上扮演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呢？
上海的拜金，不仅在于她喜欢有钱人，喜欢赚钱，也在于她喜欢花钱，喜欢用钱把自己装扮成一座漂亮的“黄金屋”。远看，这座屋子金光闪闪，而近距离接触，你才能真切感受到“黄金屋”的本质——硬邦邦，冷冰冰。
根据《2009中国奢侈品报告》对全国21个一二线城市近千名年收入平均达24.3万元的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以最高票数当选为内地消费者首选的奢侈品消费目的地。有33.3%的华东地区消费者把上海作为奢侈品消费地的首选，华南、华西和华北各有一成左右的消费者也会选择在上海购买奢侈品。
2.海上“黄金屋”
2010年某个周一的晚上，中雨。恒隆广场一楼LV店内包袋、鞋子、衣服柜台前均有顾客在选购商品，半个多小时内，营业员已经开出多张购物收银单。该店二楼一位女营业员称：“我们店生意一直挺好，今天是周一又下雨所以顾客不算多。周末客流会明显增多，为了给顾客舒适的购物环境，还一度限制人流量。”
即便说要追忆往昔，怀旧，也只停留在这座城市华丽的表层而已。王安忆说：“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去咖啡馆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
在这些消费者眼中，上海无疑是中国的奢侈品之都。林立的高楼大厦间随处可见巨幅奢侈品广告，众多气派的大品牌旗舰店总有充满距离感的橱窗，不停歇的时尚秀、不停歇的名流派对，眼前所能见到的一切都印证着上海正是奢侈品消费的热土。
在上海看来，这是一段不值一提的历史，不会像北京那样，有个梁思成哭喊着拆城墙就是“挖我血肉”，至今还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北京古城被严重拆毁忿忿不平。在上海，似乎只要让贸易更流通，让赚钱更容易，就万事大吉。
上个世纪80年代雷达表的广告曾在这个城市中时常可见。彼时，这个品牌的腕表在中国内地还没有销售，其宣传推广却已开始。时至今日，更奢华的百达翡丽、江诗丹顿腕表也早已来到上海。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书以上海民政总长身份宣布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1912年1月15日《时报》）。上海的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被陆续拆除了。
在蝶亿公关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陵眼里，上海是奢侈品品牌登陆中国市场的首选。蝶亿公关作为国内承接最多奢侈品品牌推广和活动的公关公司，其发展成长的过程几乎就是国际奢侈品大牌进入中国市场的历史。王陵说：“上海这个城市的开放程度非常高，与国际接轨的程度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家接受奢侈品的信息很快。而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办事风格也非常符合国际惯例。对奢侈品品牌而言，上海是他们最容易进入的城市。”
你可以发现，李平书很聪明地选择与“南北绅商及商团”讨论这件事。对商人来说，文化、地方隐患之类眼前抓不着的东西，都无关紧要，拆了城墙，大家往来更方便，自然有利于经商，所以“无一人有异议”。
于是，淮海中路西段的798号到806号，一连开出数家名表店：积家、伯爵、卡地亚、万宝龙、豪爵（RogerDubius）、宝玑（Breguet）。2009年6月，古驰（Gucci）于上海钻石地段金鹰购物广场上高调开出2000平方米的中国旗舰店，这是此奢侈品牌在上海的第5家门店，也是在众多内地店铺中，第一家采用品牌创作总监FridaGiannini最新店铺设计概念的专门店。在古奇的销售系统中，能享受这一待遇的只有位于纽约、罗马、慕尼黑、香港和伦敦这些世界著名城市中的店铺。与此同时，LV入驻力宝广场、阿玛尼进入香港广场的消息也相继传出……
当时，李平书、姚文等拆城派召集了南北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在救火会大楼开会。李平书强调拆城有利无弊，认为“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2000多名与会者一致赞成，无一人有异议。
世界各大奢侈品牌抢占上海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正如王陵所言，上海这座城市和奢侈品之间，是王八看绿豆，越看越顺眼。他们彼此，深深相爱。
早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但当时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毕竟城墙可“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徐珂《清稗类钞》）。所以，拆城一事直到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才真正落实。
也许你会问，何谓“奢侈品”？
北京拆掉古城墙，是因为政治。上海拆墙的决定，则完全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其重商历史，由来已久。
可拥有但非必需，这是所有权威英文辞典对Luxury（奢侈品）的一致定义。此词引申两重含义：“创造愉悦和舒适的物品”与“价格不菲的昂贵物品”。在西方文化中对商品有一条明确分界——“奢侈品”与“必需品”。就像今日中国的商品也有一条明显界定——“高档货”与“大路货”。综上归纳，对于“奢侈品”顾名思义地体现着高品质、高价格和非必需的特点。
熊月之说这其中原因复杂，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海特殊的“区域人文特点”所致。“广州虽有重商传统，但作为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广州也有中华至上、鄙夷西人的传统。所以，广州开埠以后，西人在那里遇到强烈排拒，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上海则不然。开埠以后，旅居上海的商人，更重视商业利益。在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主流以前，在上海商人眼里，欧美洋商与闽鲁土商差别不大，所以，他们可以与欧美商人和平相处。西方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人和广东人，口语不一样，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对待外国人，广东人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上海人则愿意‘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显然，上海滩如此热衷于把自己打造成时尚之都、奢侈品的安乐窝，肯定不是因为其“非必需”的特点，而是相中了它的“高端”品质，以及价格。似乎当这些全世界最昂贵的货物出现在上海街头的橱窗里，这座城市就能与国际接轨了。
“在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西方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将目光聚焦在上海。他们最早钟情于有通商传统的广州，也曾经寄希望于福州、宁波，但是，最后因缘际会，上海成了对外通商中心”。
所以，上海迫不及待地于2006年举办奢侈品展。来自全世界的3000名富豪参会，胡润富豪榜上的内地富豪们有过半出席。这场“世界顶级生活体验峰会”，从英文MillionaireFair直译过来，展会的名字就是“百万富翁的盛会”。这里汇集了世界顶级品牌、艺术珍品、私人游艇和顶级世界珠宝，由于刘嘉玲、胡军、杨采妮等明星和众多富豪的云集，并不对外售票的开幕式的入场券竟然炒到了1500元的天价。为确保参会富豪和参展奢侈品的安全，光是保安费用就花去500万元人民币，展出3天，观者达1万人，门票收入700万元。展出的商品更是价值连城——2.5亿元的豪宅，2亿的珠宝以及50万元的狗项链……连名模孟广美都惊呼：“开始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展览，所以没怎么准备就进去了，进去一看，那种感受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自惭形秽。”
但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认为，“与北京、苏州、广州、福州等城市相比，开埠以前的上海有两点很特别：其一，上海是港口城市、商业城市，但不是全国性或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在松江府或江苏省，普遍被认为是重商、粗野、缺少文化的地方。其二，城市人口中，外来商人占有重要地位，上海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这两点对近代上海城市走向影响很大。”
如此奢侈的“上海”，究竟有几人消受得起，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答案了。但上海仍然在为奢侈品消费这根刺激百姓神经的“刺”而辩护：有媒体说，不能因为不少人看不起病、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就拒绝奢侈品。因为“奢侈品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取消展览只会失去与国际高端展出活动联系的机会。对上海奢侈品展予以猛烈批评，实在是用正确的枪打错了靶子。如果富豪的财富来源正当，谁也无法强求富豪按老百姓的标准去消费”。
近代以前，上海只是中国普通的沿海城市，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并不十分起眼。按照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前十一名的依次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天津。近代前夜的上海，既不是个别西方人所说的荒凉渔村，也不是特别显赫的名城大市。
不知，拥有这般渴望跻身“国际大都市”行列的热情，是上海的“进步”，还是这座城市里普罗大众的不幸。上海常住人口共1888.46万人（2008年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有多少人消费得起上述昂贵的生活？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更直观地比较一下：
所以，说上海排外，那还真是冤枉。至少，她绝对不排斥西方文明的入侵。并且，在大量资本涌入，带来缭乱的物质享受后，这座城市拜金的个性越来越冠冕堂皇——入得城内，她可以提供一切你所需的物质享受，但是你必须用钱来换；而且，你给得越多，她笑得越欢。这也是曾经的海边小城能一跃成为东西文化交融的现代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2006年，美国人均收入为36276美元，而同年上海的人均收入为15641元人民币，约合2306美元。如果和纽约最富有的曼哈顿区相比，这种悬殊感恐怕更深刻。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纽约市曼哈顿区2007年第一季度人均周薪为2821美元，人均年薪接近14.7万美元。这就是差距——上海可以把纽约有的高级货都搬到自家屋里，贴得满屋子黄金，但代价是住在屋里的人必须为此支付更高的房租。
重商的历史
因为摆在面前的好处是赤裸裸的：高力国际发布2009年春季全球商铺报告，指出上海首次晋身全球商铺租金排行前50名；其中香港的优质街铺租金虽然同比下降了3.8%，但年租金仍达到每平方英尺1192美元（1平方米＝10.763平方英尺），这一租金水平在亚洲区内最高，在全球则排名第三；而上海南京西路商铺租金升至每年每平方英尺245美元，且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节节攀升。
这就是上海滩与北京城最大的不同，长期处于权力中心的北京本身就笼罩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所以北京人爱政治、好谈政治。上海却不然，事实上正好相反，这座偏安一隅的城市经济色彩强而政治文化色彩弱。这一几乎与生俱来的边缘性特质，也使其弱化了对西方文化的排拒。
事实一目了然。赚钱，赚更多的钱，这就是这座“黄金屋”的最高目的。
上海的魅力就在其皮相，一眼看上去很华丽，但这座城市没有根基，殖民历史使这座城市的现代文明不是慢慢形成，而是外国资本的突然加入，所以王安忆认为上海很“粗鲁”。她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和流氓。”所以这种粗鲁也表现在上海对金钱超乎寻常的热情，你可以发现，所有和上海有关的“摩登”，都与金钱、与物质享受有关，但和精神、信仰，或者政治，相去甚远。
所以，2009年7月，红火了7年的静安寺商圈的伊美时尚广场，闭馆装修。该购物广场于2002年建成后逐渐成为人气颇高的地下商场，一直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有关人士认为其经营风格和商品种类与周边高端大气的商业氛围不符。为此，在将近300家商铺中，一些面向中年人群和学生族的商铺将被逐渐淘汰，而变身为面向白领人群的中高档零售商场。对于此番改造，不少市民担心，“静安小亭不在了，如果伊美也脱离平价路线，静安寺商圈会不会离大众越来越远呢？”
换个角度看看，所有这些精致的享受，不论是在彼时的上海滩，还是当其已成为古董被赏玩，所有这些，你要如何获得？很简单，一个字：钱。你可以享受，但前提是你要买得起。
而这种担心也同样适用于上海本身，这座越来越高端、昂贵的城市，是不是离平民大众越来越远？也许某天一觉醒来，你悲哀地发现，这座昂贵的“黄金屋”再也无法让你诗意地栖居。
并且，他告诉你，这些摩登享受，这些颓废的带色欲的都会娱乐，有著美学上的迷人之处。但也容易使人沉醉，不知归处。
3.金融大都会
这张月份牌属于相对传统的那种类型，做的是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其绘画技法是1930年的特殊的“擦笔淡彩画”，这种技法由民初画家郑曼陀最早使用。画中女郎的身体没有像有些长画面那样被拉长。她临水而坐，水上有一对天鹅游过，画的右上方和右下方画著传统风格的草和枝桠……她穿著简单但颇有品味的浅色旗袍，是当时相当流行的“满族裁式”……她别在襟上的花带著模糊的激情，一种因可怜和悲哀而变得酸苦的激情……我发觉女郎的脸令人忆及著名影星阮玲玉——她在1930年左右声名鼎盛，是一个伟大的偶像和一个激情女子，但最终因爱自杀。
在中国作家中，有“上海记忆的追寻者”“海派文化阐述者”之称的陈丹燕，评价说：“上海在日益变成一个美国式的全球化都市，并恢复它从前的经济城市的拜金传统。这是我所不喜欢的。”
比如，他写到月份牌，就忍不住说“我来试图解读我自己拥有的一张月份牌上的一个女子”，而他解读的语言是地道掌故式的，也是深深沉迷的：
事实上，不管个人是否愿意。国务院于2009年正式批复，上海于2020年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的确认，这座城市将和资本、金融，更加密不可分。但是，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对这座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而且，他会告诉你“先施饭店的114间客房，中式房是1-2.5美元一天，西式是2-6美元一天”；告诉你“小舞场很便宜，一块钱可以跳五六次，喝杯清茶只费两角”；告诉你“纯粹外国风味的沙利文有特别好的柠檬汁和冷食料”；告诉你“四大公司都是海外华人投资，里面有电梯，会把你送到各个楼面，包括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和娱乐场等”。凡是有关摩登享受的，他都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资金有其自身的局限。有些城市缺少内在成功的机制，在这些地方，用钱也买不来使一个城市成功的内在机制。更进一步说，在有些地方，钱会破坏产生内在机制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钱只能带来很大的祸害。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有了钱就能满足一些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资金能够帮助建立城市内在的成功机制。因为这些原因，可以说资金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弄明白，不是资金能不能到位，而是它是怎么来的，目的是什么，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显然，如何赚钱并花钱，是上海需要不断学习的本领。
而老上海的摩登轶事更是数不胜数。李欧梵说自己的《摩登上海》就是一本“老上海摩登指南”，而且他鼓励你做一个“游手好闲者”，鼓励你流连大马路，去看电影，去跳舞，去百货公司，去咖啡馆。
只是，在很多看似美好的建设成就背后，可能已经存在了诸多问题。
一说起摩登，最容易联想到的，自然就是上海女人。她们是摩登的诠释者，也是引领者。于是上海滩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女性时尚杂志，著名的如《妇人画报》等。其实，1933年4月《妇人画报》创刊时，上海滩上早已有个《玲珑妇女杂志》。两者都属于介绍女性时装、美容，讨论女性恋爱、婚姻的时尚杂志。用张爱玲的话说，沪上“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虽然张爱玲对此不以为然，但《玲珑》确实赢得了众多女性读者的青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抢占了市场先机。
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是与西方联系最广泛、最密切的中国城市。1949年以后，前30年上海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商业中心，是除了北京以外的政治重镇和文化中心。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走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显然，“魔都”上海包含的不仅仅是现代文明的成果，也指向在冠冕堂皇的包装下暗藏的对城中之人的“勾引”。然而，上海的“魔性”，只看其表面的话，就是所谓的摩登了。
然而正是这次浦东的大规模开发，被《建筑上海》一书的两位作者爱德华·丹尼森和Guang Yu Ren认为是“一个被错失的巨大机遇”。英国《金融时报》驻上海记者杰夫·代尔则表示支持这一结论，“将上海描绘成新模范城市的宣传多得让人喘不过气。在这样一个年代，两位作者对上海当代规划的尖锐批评，可谓一剂苦口良药。”
享受摩登
杰夫·代尔说：“与外滩隔岸相对的浦东一隅被指定为金融区，但市场行为主导了浦东其它地区的土地分配：大量土地被廉价售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这些收益使上海的财政‘钱包’鼓了起来。”
他解释说：“东方殖民地城市的繁华，是因为某些城市被作为西方掠夺殖民地资源的中心城市，它必须拥有西方发达社会同样享有的现代生活标准；而它所存在的腐烂文化现象，正是殖民者道德放纵的结果。上海的巨大魔性就是这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迅速形成的。‘魔都’一词含有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绝非现在许多学者单面赞扬的所谓‘现代性’那么纯洁可爱。”
“其结果是，一群风格前卫、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它们从远处望去颇具震撼力，但却被孤立在不同的地块上，彼此缺乏关联。现代中国在大事和大框架上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对于一些能够产生长期影响的细微之处，却有些粗心大意。在这片金融区周围逛上一圈后，你可能会发现八条车道的大街上，人行横道寥寥无几。在一个似乎事事有规划的国家里，浦东令人惊讶地缺乏整体规划。”
旅日学者刘建辉则在其创作的《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中，概括性地用“魔都”来形容日本人的上海想象。陈思和认为，“我们过去称上海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等，意思大约是相近的，但都没有‘魔都’这个名词来的贴切”。
过分追求速度，缺乏经验，可能就是上海犯下的错误。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杂糅了繁华、腐烂、自由主义的上海”，反而成为某些企图摆脱集权统治的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在日本日益走上‘现代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以天皇为顶点的具有彻底向心力的集权国家”，于是“沉湎于魔都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井上红梅、金子光晴等等，大约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雄飞’的浪子们”。
目前，公认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是伦敦、纽约。除此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如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巴黎，亚洲的香港、新加坡和东京等。
在穆时英这样的知识分子眼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上海的“西洋景”。茅盾的小说《子夜》开篇时，上海滩丝业界大亨吴荪甫那从乡下避难而来的父亲，上了码头进城时看见的上海正是那样的光怪陆离，所以吴老太爷受不了刺激猝死了。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过程中，“金融”这种东西的出现就是一种奇迹，而奇迹中的奇迹就是，“金融”已经在主导整个世界。短短一条华尔街，它的影响力不会弱于美国白宫，很多城市为了争取“金融中心”的位置，处心积虑经营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城市战争》）。
接下来，镜头扫过黄包车上的水兵、印度巡捕，人的潮、车的潮，站在橱窗外的女秘书、扛着大包传单的主义者和党人以及蓝眼珠、黑眼珠的妓女，停留在暗夜里的建筑工地上：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堆。人扛着大木柱在沟里走，拖着悠长的影子。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木柱压到脊梁上。脊梁断了，嘴里哇的一口血……弧灯……碰！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上去……光着身子在煤屑路滚铜子的孩子……大木架顶上的弧灯在夜空里像月亮……捡煤渣的媳妇……月亮有两个……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没有了。死尸搬走了，血地上，又建起了新的舞场、饭店和旅馆，最后镜头重又回到那个醉生梦死的上海——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上海有着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目标并誓与纽约比高下。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在2009年6月的一个洽谈会上不经意地露了底，他专门分析上海与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而对于处于同一区域的主要竞争对手香港，则只字不提。随后，屠光绍又会见到访的伦敦金融城市长，交流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经验。
1932年的新式别克汽车载着亲昵着的儿子和后妈到了舞厅，顺便也将观众的视线带到了那儿，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
2010年7月8日，全球首份突出发展能力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在上海发布。在入选的45个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和深圳均处于金融中心成长发展的繁荣区阶段。其中，上海以63.8分的综合得分排名第八（纽约、伦敦和东京排名前三甲），但在“成长发展”这一分项上，上海毫无争议地以87.4的得分高居榜首。
《上海的狐步舞》本身是印象式的，它几乎就是一个个镜头的组合——首先它打出一行字幕“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接着打出一个画面：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在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划着弧线，沿着天边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镜头的视线随着汽车的奔驰，看到“上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直到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下来，别墅的主人进屋后，可以做他媳妇的太太刘颜蓉珠找他要钱，儿子小德也找他要钱，儿子要和后妈去舞厅跳舞。
在后危机时代，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金融中心表现令人瞩目。但除了“成长发展”外，上海在金融市场、服务水平和综合环境等方面的落后亦提醒公众，从陆家嘴到华尔街的距离，远不是报告排名反映的那么接近。
就在这样的“亭子间”里，穆时英完成了他的《上海的狐步舞》，从而使我们窥见了彼时彼刻的上海滩。《南风窗》的“上海故事”系列报道，通过穆时英的“狐步舞”，将旧上海的风情和糜烂做了生动的描摹：
屠光绍也毫不讳言上海与纽约的差距：一、上海的法治建设不行。屠光绍解释说：我们现在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和国际接轨的税收、信用这些法律体系有差距。二、国际化程度不行。屠光绍认为上海充其量只是一个金融聚集稍微多一点的城市，离国际、金融中心两个方面还远远不够。三、市场化程度不够。屠光绍指出，上海在建设过程当中对怎样发挥主体的作用，主体怎样创新发展这方面的考虑还不够，特别是上海行政化的色彩多一些。四、上海的金融人才不足。上海金融人才与伦敦、纽约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五、金融信用环境方面还有很大不足。
大马路上的百货公司里，“西洋风”一阵一阵地刮起。而“西洋景”不仅落在有如万国博物馆的外滩建筑和林立的百货公司上，也照出了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当然，还少不了文人居住的“亭子间”。
不过，在上海兴致勃勃展望未来的同时，也有人对这一城市发展目标提出了异议。北京港澳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蒯辙元就提出质疑：中国有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吗？（另一个指的是香港）他的结论是：没有必要。“即使在2020年都无必要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主要理由是：
而近代上海的商业中心，则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大马路），它的具体位置就是从外滩到赛马场之间，包括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四大公司”，它们大多是集休闲、购物和娱乐于一体。
首先，从世界金融发展史和现实来看，至今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无两个旗鼓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并存并立。世界性国际金融中心和地区性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历史形成的，绝不是政府说建就能建成的，也不是靠宣传吹成的，更不是自封的。同时，他列举了德国，其陷入八个国际金融中心并立竞争的混乱状态，至今仍未改变。
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位于外滩最北端的英国领事馆和最南端的法国领事馆之间，就有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丽如银行（东方银行）、旗昌银行、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等等商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了英国上海总会、沙逊大厦以及汇丰银行等新古典风格的建筑，美国的工业实力也逐渐展示出来，30多幢包括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在内的美式建筑出现在外滩，其中就有捷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24层高的国际饭店。
第二，从中国自身和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建“合作双赢”的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尚无必要。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所决定的。这种带有半计划性或较强计划性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注定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真正实现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难度很大，也很难获得西方国家的认同。
旧上海，指的是1843年“五口通商”开埠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前那段时期的上海。开埠之后大量外国商人入驻，加上国内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迫使沿途地主巨富遍携家资迁入上海租界避难，狂涌而入的内外资本堆积出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其“华、洋杂居”的特质，成就了一个远东闻名的“魔都”。
第三，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同建的战略考量而言，现时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并无完全必要。蒯辙元认为中央匆匆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之都，可能就是出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考量。而他觉得香港经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业已是中国经济、中国金融业、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需为此另起炉灶。
让村松梢风们神魂颠倒、为之着迷的半殖民地上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确实很难理解，建立一座国际金融中心的意义和必要性，以及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我们不妨换个角度重新审视。如果上海于2020年如愿以偿，成为与纽约和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之都，那么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局面。
上海滩的“狐步舞”
这时，就不得不提及，已经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交通、贫困和污染”之外的另一大“城市病”——金融，一种超级城市病。
由此，他真正体尝到了上海作为“魔都”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无秩序无统一之事”；二是“混沌的莫名奇妙之处”。这两大特点，用现在的话来归纳，一是混乱；二是刺激。前者是客观，后者是主观。
以纽约、伦敦和我们最熟悉的香港为例。“与它们在金融界的地位相匹配的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之后，纽约首当其冲成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伦敦紧随其后，成为金融危机的扛旗者，香港应声起舞，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地。直至今日，尽管美国疯狂印刷钞票以求自保，纽约仍然心力交瘁；而英国财长出身的前首相布朗也是绞尽脑汁，但伦敦还是游行四起；更惨的是香港，梦魇缠身”。
村松沉醉在魔都上海，充分享受吃、喝、嫖、赌、戏的“五大娱乐”——“站立其间，我欢呼雀跃了起来。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受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这是为何？现在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牵引我的，是人的自由生活。这里没有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去除了一切的束缚。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有逍遥自在的感情在活生生的露骨地蠕动着”。
也就是说，一旦上海更加依赖“金融”发展，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也将对这座城市和城内的居民造成更大和更深远的伤害，且避无可避。
“魔都”一词的发明者是日本浪人作家村松梢风，他读了先辈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后对上海这座城市产生强烈兴趣。但是，他对上海的印象，却和芥川笔下的“野蛮的都市”大相径庭。芥川不喜欢半殖民地的上海，认为与他想象中的“诗文般的中国”相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在村松的心目里，芥川嫌恶的腐烂因素，正是他所迷恋的颓废情调。
“不仅仅是这三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香港），还包括其他许多城市，无论是政府主导型的亚洲城市模式，还是市场主导型的欧美城市模式，城市化过程都没有摆脱金融资本极度膨胀所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困扰（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90年代前期欧洲发达国家的货币危机、后期新兴市场的危机等）。”
1.醉卧“十里洋场”
“解决‘金融’这一‘城市病’，简单依靠监管部门就能达到效果——事实上，每次危机后金融监管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样需要人们提升对金融资本的认识水准，并小心平衡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更需要发挥科技进步的威力，找到解决金融资本超速膨胀问题的途径。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这一‘城市病’不仅无法根治，而且每隔数年随着病情爆发，还会变得越来越凶猛”（《城市战争》）。
这是一座被金钱主宰的城市。国务院于2009年批复的，关于2020年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也使这座城市比以往更迫切需要资本的注入，她必须变得更会玩钱和赚钱。
结语
上海就是这座拥有“魔性”的莲花赌场，她向你展示的所有现代文明包装下的舒适、华丽，就是那朵夺你信念的莲花。知名学者李欧梵虽然意识到岁月流逝，“上海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但他仍情不自禁地在《上海摩登》中歌颂这座城市的“色欲和魔幻”。这就是上海的“魔性”，擅长温柔一刀，当你沉溺于她的活色生香时，可能并未体察到自己已经或即将为此支付的昂贵代价。
上海，显然是一座崇尚物质享受的城市，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所以，同样对自己的拜金毫不遮掩的“文学超男”郭敬明就能在这座城市如鱼得水，他说自己的《小时代》是一部“献礼上海”之作，更有时代性，主要反映当今上海这座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而韩寒却调侃这部小说：“尽是LV、爱马仕的，我觉得就是给那些县级市的读者做品牌普及的吧。他（指郭敬明）说要写一整个时代，我想就是‘恒隆时代’吧。”
美国作家雷克·莱尔顿（Rick Riordan）的《珀西·杰克逊》系列小说的第一部《闪电贼》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珀西和伙伴们误入莲花赌场，吃了赌场内免费提供的状如莲花的美食后，都忘乎所以，将最初的目标抛诸脑后，一味在赌场内寻欢作乐，而这正是敌人的诡计之一，用声色犬马引诱众人放弃最初的信念。
我们不去讨论小说是否反映了时代，但郭敬明和他的文字，至少反映了上海的喜好。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在上海生活，更容易被这座城市接纳，在“郭富豪”的身上表露无遗。
英国人说，金钱就是上海的未来。郭敬明说，上海可以满足你的一切物质需求。大上海说，请买单，用以结账的除金钱外，还需附带上理想、信念，偶尔也包括生命。
而上海“魔都”的特性，除了提供声色犬马之外，也在于她的索取。她越是金光灿灿、妩媚动人，你就越要为了靠近她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对上海来说，这很公平，这就是一笔交易。你付得起，留下；没钱或者嫌贵，走人。公平，但也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