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杨”确实和“他们”有点不一样。
巫宁坤在《一滴泪》这本书中对杨小椿表达了感激之情。巫先生“文革”中被扔在农村，工资一分钱没有，作为一位学者又没有体力靠种田挣工分养活自己。他只得到处申诉，素昧平生的时任省革会副主任杨小椿收到了申诉信，硬是冒着“右倾”的风险，把巫先生调到了自己老部下当头头的安徽师范大学任教。
两位大右派·2
1962年随着曾希圣下台，“老杨”被平反了。他离开了校图书馆，去化工厅当厅长。听人说那两个“革命妇女”在化工厅附近的长江路上巧遇“老杨”，两位很不好意思，“老杨”却很客气地请她们到自己办公室坐坐，把这两位高兴得逢人就说。
王恒守先生高个子，佝偻着背、戴老式金丝边眼镜，走起路来两眼朝天，步子慢吞吞的；春秋天永远套一件长风衣，冬天必定穿浅灰色呢大衣。他说的一口浙江嘉兴官话，本地同学倒也听得懂。
“老杨”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冬天还戴呢帽，套一件藏青色呢大衣，一副大干部的样子。看得出他很高兴为我们学生服务，我们要借什么书，他很快就拿来，有时还和我们聊天（此时“革命妇女”往往在专心结毛线）。我三天两头去图书馆换书。一天下午，“老杨”在我借书证上一边核对书号，一边和我聊：“你是学理科的，（借书证上写明物理专业）借的都是外国小说。我介绍一本苏联现代小说你看看。”我说我苏联小说读得太多了，什么西蒙诺夫、法捷耶夫、波列伏依——都读过。“老杨”还是坚持推荐：“这本书和他们的有点不一样，你借去看看。”我拿去看了看，是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
王先生在国内大学学的是数学，到美国哈佛研究生院攻读理论物理，1932年回国后就当上了教授，算得上中国物理学界的前辈了。“数学物理方法”这门课程是他在国内第一个开设的，时至今日，这门课仍是各大学物理系的必修课。要不是王先生在1957年倒了霉，被“踢”到我们这所地方高校，我们无缘听他的课。
“我们吵嘴，你这个老右派高兴什么？”
有的老师讲课条理清楚，有的老师讲课逻辑严密，这些都很必要，但最要紧的是要有激情。有激情的老师才会有感染力，才能牢牢地吸引学生、抓住学生。王先生就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老师。他的眼睛在金丝边眼镜上边发出光芒（眼镜落到了鼻尖），重重地说道：“贝塞尔函数……拉格朗日函数……”我仿佛觉得一个个美味的嘉兴粽子（裹着函数的外壳）飞过来，砸到我脑门上、落到我嘴里……
当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中青年妇女，绝大多数是干部家属，什么科长夫人啦，处长的小姨子啦，比文盲多识几个字。这些人虽然啥也不懂（对学生的查询一问三不知），“阶级觉悟”倒很高。对在图书馆监督改造的“老杨”态度很凶：“杨小椿，去搬书！”“杨小椿，你怎么干的！这里没搞干净。”有一回两个妇女吵架，吵到最后都把气撒到“老杨”身上：
有时候，王先生估计我这类差生“粽子”塞得太多，会消化不良，他就讲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家的趣闻轶事：天才伽罗瓦、神童高斯、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等等，听得我们都忘记了下课。
方书记有一次给全校学生上政治课，讲：我们学校有两个大右派。一个是党内的、当过省委宣传部长的杨小椿；一个是党外的、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复旦大学二级教授王恒守。两位大右派我全认识，王恒守先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们“数学物理方法”；杨小椿则认识得更早，他在图书馆专门为大家干借、还书的事，同学们叫他“老杨”。王先生和“老杨”都戴眼镜。
最后一堂“数学物理方法”，临下课，王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作为临别赠言：
两位大右派·1
老僧领进门，
当雨小一点的时候，我走了，孙校长他们还在聊天。
修行在自身。
最后出来的是孙校长，身边也有教务处长、总务处长几个干部陪着。孙校长一看天也说了声：“下雨了”就不走了，几位处长也不走了，孙校长和他们天南地北聊起天来。
且看尔等中，
过了一会，几个党委部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之类）簇拥着张校长出来了。张校长还在高谈阔论，对下雨似乎毫无知觉，径直向门外走去，没有片刻停顿。几个部长副部长仍然围在张校长旁边，没有人停下，只是我从他们背后看过去，这几位部长紧挨着张校长，头都低着，仿佛高大的张校长是把伞，能替他们挡雨。
得道有几人？
有一天下午我从教学大楼出来，刚才还晴空万里的老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只得退回躲进大楼的门廊，想等雨停了再回宿舍。只见方书记和两三个系总支书记从里边出来，方书记看了看天：“下雨了！”弯下腰卷起裤脚，把皮鞋和袜子脱去，一手拎一只塞着袜子的鞋，叫了一声：“走”就冲出去了，几个总支书记也学方书记的样（紧跟领导不会错），都脱去鞋袜，赤着脚跟着方书记走了。
大教室里，全体同学都自发地站起来，用热烈的掌声向王先生致谢。
方书记最得意的事莫过于他曾经护送过刘少奇，孙校长最自豪的事则是“一二九运动”率领学生游行，只有张校长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无人知晓他最得意的事。
两位大右派·3
下雨天
我和阿鲍、孟德商量一道去拜访王先生，因为“数学物理方法”考下来我们自我感觉都不太好，不知道能不能及格？仗着我们和王先生都是从上海过来的，去给王先生说说，也许会让我们通过。
张校长是个好人。
阿鲍原来高我一届，休学一年以后成了我们五九级的同学。王先生上课有两位助教任辅导老师，其中一位是刚刚毕业留校任教的五八级同学，他和阿鲍同过学，从他那里阿鲍知道了王先生的住址，所以我们跟着阿鲍径直来到了王先生的家。
巫宁坤先生在《一滴泪》一书中，曾说到“文革”中张校长曾经想方设法要把巫先生从农村调到安徽大学，不让巫先生这样海外归来的学者受到永无出头之日的迫害。尽管阻力重重，但张校长是尽了力的。
王先生住在一幢奶黄色的三层楼房内。这幢楼被称为“教授楼”，只有教授和处长才能住在此地，由于我校教授少，副教授也可住。“教授楼”只有两幢。当年各高校教授都不多，不像现在教授成了“关内侯、滥羊头”，连某大学的膳食科长也有教授的头衔。据说王先生能入住“教授楼”还是靠着他夫人。因为一块从复旦调来我校的王夫人秦素美是生物系的教授，否则右派分子能有资格和学校党委各位部长大人、学校的各位处长大人同住一幢楼吗？
据说张校长找下属谈话，非常和气，极其诚恳，从来不训斥人，人人都说张校长是好人。孙校长则不然，他经常发脾气训干部。
我们敲开了王先生家的门，王先生听我们自我介绍之后（大教室全年级加上电子学系一个年级共百把人、王先生不可能全认识），请我们进入了他家的小客厅。客厅很小，一长一短两只沙发、一张长茶几差不多占了客厅的大部分空间，茶几上放着一座很别致的玉雕香炉。当我们说明来意后，王先生原来有点戒备的神情消失了，轻松地和我们聊起天来。1949年后，学校的各种运动如思想改造、肃反、反右、教育革命直至以后的“文革”，都是学生（左派学生）整教师，所以老教师见到学生都是敬而远之。王先生说到自己在哈佛准备考试的经验。原来哈佛历年的考卷都可以在图书馆查阅的，所以查阅考卷也是备考的必需。哈佛的考试是很难的。王先生还回忆当年的生活：比如刮胡子，刮一次刀片就扔了，不像现在，一把刀片要用交关多次——因为刀片买不大着。
张校长给我们做过一次报告。他是紧靠山西的河北人，说得很像是山西话，讲得非常诚恳，而且越说越激动，本来坐着，后来站起来把皮上衣脱了，态度很令人感动。他老是说“同志们哪——同志们哪——”但是我们听不大明白张校长到底要说什么。
说到国外生活，孟德来劲了。他请王先生给我们看看当年留学哈佛的照片，弄得王先生很尴尬，（当年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形同犯罪）聪敏的阿鲍立刻对孟德“发条头”(3)：“你搞啥末事搞！叫人家王先生去翻箱子啊！好意思伐？”
邓小平、彭真曾来我们学校视察，当然是省委领导陪同一起来的。邓小平一见到恭候的张校长等学校头头，就笑着对张校长说：“行言同志，你在这里当校长啊？”
我也问了一个敏感问题（我也属于脑子不清楚一类）。我说1957年报纸上批判孙大雨，说他住18层楼公寓，国家贴他300多元、加上工资共600元，有这回事吗？不料王先生激动了。（孙大雨先生和王先生是老同事）他告诉我们：1956年弄知识分子政策，上边分下来几套“18层楼”房子给复旦的教授，房租又贵，离复旦又远，到学校上课要调几部公交车，所以没人肯去。后来横动员、竖动员，还答应发房贴付房租（高中级干部人人有房贴），没有房贴啥人住得起！结果孙大雨去了，想不到这也成了孙大雨的一条罪名了。
张校长自到延安以后就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来学校当校长之前是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常务副局长（局长是某大人物兼的）。他是一个京官，到安徽省来人生地不熟，什么事都由省委说了算。安徽省委对他也不敢小视（张校长认识中央所有大人物），一来就给了他省委委员的头衔，于是大家相安无事。方书记一直在本省工作，曾希圣和省委许多领导都是他多年的老上级，人又是那样强势，但对张校长却不敢怠慢。有一次，他在大会上大讲第一书记挂帅工作才搞得好的道理，就高声地说：“我们学校的第一书记就是行言同志嘛！正是行言同志挂了帅，事情才做得好嘛！”张校长叫张行言。
看来王先生已经判断出我们3个人不是什么“左派”学生，再说他已经“摘帽”，因此说话更加随便。他还告诉我们一件事。复旦的党委书记杨西光是安徽人，在北京开会碰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讲安徽要办一所大学，叫杨西光支援自己的家乡，结果杨西光就把复旦各系一大批教师支援到了安徽大学，作为礼物送给了曾希圣。
其实张校长是很低调的。方书记调走之前（方书记1961年春调到农学院当院长兼党委书记），所有的大小会议都是方书记主持；方书记走后，学校的大会由孙校长或者党委副书记龚书记出面。张校长很少坐在主席台上，除非有什么上级领导非得他陪同。他是能不出头尽量不出头。我猜张校长一定学过老庄哲学，他对学校采取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自己绝不弄什么花样经。
王先生最后给我们交底：如果考到50分以上，可以及格；考30—40分就不行了，要补考了。当我们告辞时，他还告诉我们合肥火车站附近有家食品店的蛋糕特别好：“比上海哈尔滨食品厂的还要好！”
张校长是学校的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由于曾希圣是挂名校长，张校长是学校实际上的第一号人物。他身材高大，戴眼镜，走路高昂着头，目不斜视，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我们出来以后，都很开心。孟德说别人讲王恒守先生拒绝给六零级物理系同学上课，因为在1961年秋下“淠史杭”水利工程劳动时，那些六零级“左派”学生整王先生。逼年已花甲的王先生抬重物（当时王先生尚未摘帽，凡有劳动必须参加），累得王先生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所以无论系里如何劝说，王先生坚决不上。这几天那几个整王先生的人被他们同班同学骂死了。
张校长
还是阿鲍想起来：我们忘记告诉王先生我们的姓名了！他怎么关照我们？于是我们互相埋怨了一番，无精打采地回到了宿舍。
我们一溜烟地逃了出去，孙校长竟然还追了两步。孙校长真是蛮可爱的！
几天后公布了考试结果：我和阿鲍及格了，孟德没有及格。
有时候我们感到孙校长像个小学校长：他老是在学校内巡视。有一天上午我和一个同学到文科大楼的底层打乒乓球——此时乒乓球桌有空，那个同学乒乓球打得不错，和我对打是一点劲也没有。正当我兴致勃勃地打球时，孙校长闯了进来，大声地嚷：“上课时间打乒乓球！不好好学习！”
陈毅来我们学校
孙校长果然说到做到！直到毕业，再也没有停过课。
学校曾经有过一台回旋加速器，算是物理系大跃进的产物。当年回旋加速器作为研究基本粒子的实验平台是科技含量极高的大型设备，连北大清华都没有！所以凡是中央领导来我校视察，必定要安排他们去参观，先后去参观过的有董必武、康生、邓小平、彭真等人，当然陪同的省委领导参观加速器就不止一两次了。本来嘛，参观什么都是省委定的节目。在中央领导离开后，《安徽日报》就会在头版发布新闻，调子千篇一律：中央领导某某同志视察我省，认为我省形势很好，成绩巨大，充分肯定了省委的工作云云。这台加速器作为“成绩巨大”的组成部分，为省委立下了汗马功劳。
方书记调走以后，孙校长的权开始大了起来。1961年初冬，我们学校又被省委下令派学生去支援本省重点水利工程“淠史杭”工程（没有劳动力了）。出发前，面对全体学生，孙校长给大家打招呼：说本来要好好抓抓学习的，这次实在没法子，省委三令五申要学生下去。但我可以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停课劳动，以后绝不停课！
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也去看过加速器（别系的同学还不让进，门口有保卫人员看着），那是一个黑黝黝的庞然大物，有本系教师煞有介事的在那里值班。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一件事：这台加速器从诞生到消失，一天也没有运转过，更不用说打出什么粒子了。它纯粹是一件摆设。反正来参观的领导没有一个是懂核物理的，很容易糊弄。
不久以前，《新民晚报》登过一篇怀念施蛰存先生的文章，是施先生华东师大的老同事写的。其中说了一件事：施先生和老同事坐在一起听华东师大一位领导做报告，施先生悄悄地对老同事说：台上那位大白脸说的话他自己也不相信。后来这位大白脸领导就被贬到外地去了。我一看此文，就知道大白脸就是我们的孙校长。孙校长做自己并不相信的报告倒也罢了，糟糕的是被听众发现了。你说孙校长这种不善于说假话的人怎么会升官？
1961年11月陈毅也来了我们学校，但没有去参观加速器。此时加速器大概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在体面地撤离。似乎他哪里也没去参观，倒是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给大家作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始终没有在报上公开过。
要讲资历，孙校长比方书记资格老得多了。孙校长1930年代是北大历史系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创始人之一。和孙校长当年一道工作的人都是中央委员了，而孙校长不知为什么官越当越小。抗战时期还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当革命建设大学校长，1950年代到上海任华东师大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反右运动中被免去党委书记，1958年从华东师大贬到我们学校当副校长。
我们都安静地坐着，因为已经通知：陈毅副总理要见见大家。然而主席台上空无一人，只有在舞台的左侧化妆间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过了好一阵子，一帮子西装革履的教授、副教授从台侧走出来，个个面带喜色。我发现我们系的粟瑶生副教授——平时穿得像个烧锅炉老工人，今天居然也穿上西装，还戴上了一条红领带。
方书记和孙校长有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物理系开大会，系总支雷书记公开说：方书记要政治挂帅，而孙校长反对停课太久搞运动、搞建校劳动。雷书记说自己是支持方书记的！（雷书记也是转业军人、空军上校）我猜孙校长斗不过方书记，因为我们经常停课，不是政治学习，便是劳动。
终于，陈毅在许多省委领导的前呼后拥下，来到台中央坐下。在热烈的掌声中，张校长激动地说：陈毅同志给大家讲话！这是中央的关怀，中央的关怀！
孙校长白脸、倒挂眉，活像一个舞台上的喜剧人物。他是徐州一带的人，说话却有点山东口音。孙校长管教学，也管后勤，算是学校的第二副校长。
陈毅头戴法兰西帽、穿西服，不知为何还戴墨镜。他的穿着和身旁一伙穿中山装的人形成奇特的对比。陈毅首先大谈特谈瑞士的美丽风景（刚开完日内瓦会议），我们听了颇感新鲜；然后就说学校就是要管教学，一个大学生就是要学习好，要考5分，4分马马虎虎，3分就不好了。他又讲了红与专的关系：“什么红色专家白色专家！你把原子弹搞出来，你就是红色专家！我还要给你叩头！”
孙校长
后来被我们称为“草包省长”的黄岩省长突然插话问陈老总：“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原子弹啊？”陈老总不予答理，继续大讲科技的重要性……
方书记出过一次洋相（他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在大会上讲树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性，他念了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接着他就说这是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诗篇。马雅可夫斯基同志告诉世人，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爱情。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全校上千师生坐在台下安静地听，直至大会结束。没有人递条子或者起立告诉方书记：这首诗的作者不是马雅可夫斯基同志而是裴多菲。
陈毅的讲话和当时报纸上宣传口径、也和平时学校政工干部讲的革命道理大相径庭，在学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陈老总只肯专门会见教授而不见政工干部（这些人大都是三野陈毅的老部下），也让他们挺沮丧。
有一次学校放映苏联电影“我们好像见过面”，里面有一些讽刺苏联现实的内容。有一个车站，站长对乘客的要求不理不睬，大家无可奈何。男主角是演员，装作首长进了办公室，站长对他点头哈腰，结果是什么要求都解决了。我们看到这里都哈哈大笑，但同为电影观众的方书记一点也不笑。放完电影后他还指示：这类电影以后不要放，不是所有的苏联电影都可以放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方书记的政治嗅觉够灵敏的。
留级风波·1
“当然，哥哥来了，饭还是要请他吃的，烟还是要请他抽的。”
陈毅的讲话对要抓教学质量的孙校长无疑是有力的支持，学校开始动真格的了。我们年级有好几个同学两门以上主课不及格，拖了好久的补考也不及格——据说补考试卷更难一些，按规定就得留级，而以前大学里是极少留级的（多留一年国家多花一年的钱）。留级就留级吧，好比来什么运动，总有人倒霉。问题在于这回倒霉的同学大多是有点来头的。比如哥哥在省军区的大李，父亲在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属陈中灵（父亲当师长），当年青华的跟班王能静（老提他姐夫是马鞍山市委组织部长），等等，最让系总支曲书记烦心的是老王也要留级！老王是党员，而且是负责全年级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生干部。
方书记曾经告诉我们他的家事。他自幼父母双亡，是由哥哥一手带大的。革命胜利后，哥哥到部队来找他，原来哥哥在家乡土改时被划为地主，要弟弟帮忙，但方书记还是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命令警卫员把哥哥送回了家乡。方书记说土改时有许多干部因为和自己的地主亲属划不清界线而犯错误，而他坚定地和地主哥哥划清了界线！
我们那时候，大学是没有班主任的，也没有1964年以后才设立的政治辅导员。学校、系里就依靠学生干部来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学生干部除了自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外，还得仰仗那些经常“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来了解同学们的近况。根据某人的教导：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之分。所以学生干部三日两头把大家排队分类：哪些人是组织可以依靠的，哪些人是可以团结的，哪些人是属于另类、必须加强注意的。所以我们寝室的老王一天到晚忙这些事，到系里开会，听取各班学生干部汇报。而自己年龄又偏大（是入校以前就参加工作的调干生），成绩不好是必然的事，到底学理科不是那么好混的。
不管生活如何困难，我们喝的粥有多薄，在方书记眼里永远形势大好。当然报纸、广播这些媒体报道也永远是形势大好。
有一天老王去开会，我和刘听泉斗胆把老王床头的一本工作手册拿出来，还叫其他同学来一道翻阅，里头记的都是些对同学们的评论。其中提到一个叫陶冶的同学，明明他父亲是内战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为共产党立过功，手册里却记录积极分子汇报陶冶出身反动军官家庭，所以思想必然反动。我们寝室里黄承源是位学习优秀、政治上也很要求进步（但从不靠拢组织打小报告），结果在手册内也被归入另类，说他出身地主、思想复杂云云……
方书记有许多话我至今不忘。例如他说：“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跟着共产党要跟到盲从的地步！做到这样对同学们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
留级风波·2
方书记实际上是校党委第一副书记，由于大会小会总是他做报告、发指示，我误以为他就是党委书记。方书记鼻孔朝天，有络腮胡子，嗓音洪亮带金属声，说话铿锵有力，如果讲话时麦克风坏了，全场仍然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方书记以前是部队正师级干部，大校军衔，学校一帮政工干部都来自军队，看到方书记都服服帖帖。
在老王们的眼中，黄承源这样学习努力、成绩优异但“不靠拢组织”、不打小报告的同学属于“白专”！比胸无大志、不思进取的吾辈更加靠不住。陈毅在讲话中举了一个飞行员的例子：飞行员的任务就是钻研技术、开好飞机；政治上只要不开到台湾就可以。然而老王们却认为“白专”驾驶员由于技术好，能很轻松地把飞机开到台湾去；反倒是吾辈即使想把飞机开到台湾也去不成，技术不行嘛，在飞到台湾的半途中就掉入大海了。
方书记
平心而论，老王人并不坏。他是山东人，小时候在家乡当过儿童团长（家乡是八路军根据地），按曲书记的说法“早就是党的人了”，拖到现在才入党已经够委屈了，不像老蔡、老徐这些毫无背景的、完全是靠打小报告、靠整人钻进党内的人。尽管老王人还可以，他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搞这一套排队分类的事，就必须向系总支汇报同学们的动态，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对我而言，曾校长来学校的唯一好处是：当天晚上全省最好的剧团来学校慰问演出，我看了严凤英、王少舫的“夫妻观灯”。严凤英演得真好！
曲书记也是山东人，和老王同乡，为了老王留级的事可没少出力。但这回教务处一定不肯网开一面，不要说曲书记，就是已经升任校党委副书记的前任系总支雷书记也没有回天之力。雷书记行政级别13级（转业前为上校），是校领导中级别最低的，他敢和孙校长对着干吗？
曾校长走后，学校就以“后来居上”作为目标，还为此展开了大辩论：结论是一定能后来居上！也正因为曾希圣说过至多一两个的话，倒霉的宣传部黄部长就成了“至多一两个”中的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方书记说：曾校长就是看得准！学校里果然就有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老王还是留了级！这让曲书记很恼火，为这事还开了全年级大会。曲书记铁青着脸在会上讲话，说：有人幸灾乐祸，有人说怪话！说什么还共产党员呢，读书留级。讲到这里激动地拍桌子：“共产党员不是给别人说三道四的！不是可以让别人说怪话的！”全场鸦雀无声。
全校大会在大礼堂召开，聆听曾校长教诲。曾校长个子不高、人很壮实，留平顶头、戴眼镜，说话带湖南口音，他说了两点：一是要“反右倾、鼓干劲”，还说学校几千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会多的，至多一两个人吧！二是学校要“后来居上”，要超过清华、北大这些老学校！
会后同寝室的广伟担心地说，是不是又要搞运动抓出说怪话的人了？我们回忆了一下，至少我们寝室没有人说老王什么，也就安心了。
国庆十周年时，曾校长率领文武左右亲临我校。文有省长、省委各部部长，武有省军区司令，一长串小轿车开进校门，场面煞为壮观。那个年头轿车是稀罕物，只有高级干部才配坐，哪像当今屁大的村长也开个奥迪。我校管乐队在校门高奏迎宾曲，（可惜不大入调）校内锣鼓喧天，彩旗飞舞，处处表示出全校师生对校长应有的尊敬。
结果没有搞运动，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我们学校的校长是曾希圣。曾希圣何许人也？乃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也就是本省的最高首长。实际上曾希圣是挂名校长，不可能过问学校的事，但学校的大小干部一天到晚曾校长曾校长的，弄得我们很以有这么一位校长为荣。根据“青出于蓝”的规律，校长是省委书记，几千号学生出几十个省委书记不足为奇，所以毕业后几十年我天天看报，希望能在各省省委书记中见到老同学的名字。尚未找到。
寝室铁三角·1
根据惯例，先要介绍的应该是领导同志，本人不能免俗，先从校长说起。
老王离开以后，老胡住进了我们寝室。老胡以前是省科学院送到武汉大学代为培养的一批人的领队，1961年底这批人统统调回我校继续读书，成了我们的同学。老胡也是调干生，已经结婚，是一个有好几年党龄的资深党员，所以一来就代替老王成为年级“最高学生领导”。程金涛和我开玩笑：“你们寝室怎么搞的？老是受到党的关怀。”
曾校长
在寝室内我和许广伟、黄承源同住的时间最长，也最要好。广伟是团小组长，也是当然的政治学习组长；承源算是学习小组长，似乎除了把作业收齐交给课代表之外没什么分内的事。这两位室友都很聪敏，然而聪敏的表现不一样。
也有例外，也有没被贴大字报的老师，那就是教我们线性代数的叶元生先生。
广伟的长相可归入“其貌不扬”一类，最大的缺点是眼睛斜视，当他注视你的时候你会以为他在看别人。他主持的政治讨论会上只要老王或者以后的老胡不在，大家尽可以谈山海经：哪部电影好看、学校的澡堂供水不正常、谁追求谁——会后汇报，广伟会有板有眼地说小组讨论十分热烈，大家对党的方针政策一致拥护——那时候的广伟已经看透了政治，他没有入党要求，因此也不打小报告。在毕业之前，我和广伟已经到了说话毫无保留的地步。
事实上从1950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每次运动教师都是运动对象，教师成了学校中的“弱势群体”。
如果说广伟已经把政治看透了，那承源就是一个永远和政治无缘的人，连背政治教条也不会。他每门专业课考试都是优秀，但政治课如政治经济学啦、中国革命史（党史）啦、马列主义哲学啦总考不好。那时的承源又黑又瘦，但走路、说话却很精神。他还有一双巧手，做实验又快又好，尤其在无线电实验中排的线路整齐美观。奇怪！来自小县城的他，家里不可能有无线电收音机，承源却能造一个出来。无怪乎黄承源若干年后会成为计量科学的权威、压力仪表的大专家了。
当然吃莴苣的还有干部，但不会贴他们的大字报，风险太大。
1962年秋天，报上登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消息，广伟、承源和我相约出去在校园散步。广伟说：饭能吃饱了，“他”又要不太平了！我们心情都不太好。
总之，学生是“横不好、竖不好”。我认为和莴苣叶子很有关系，谁让你们把莴苣都给吃了，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叶子。
以后的岁月证实，广伟真是看透了政治。
当时张宏绪先生上电学。张先生是从北师大调过来的，一口京片子。应该说张先生的课上得相当好，但同学还是不放过他，说张先生上的内容太古老了，应该改革，上一些现代科学的内容……
寝室铁三角·2
上普通物理力学的是一位青年教师，第一次开大课自然经验不足，同学对他意见很大。他辩解普通物理力学不需要老教授来上课，“杀鸡焉用牛刀”，用切菜刀即可。被称为“切菜刀”的这位老师当然也收到不少尖锐的大字报。其实是一直教普通物理力学的老先生变右派了，不让上课。
早餐的粥变稠的意义除了能给上午听课专心提供物质保证之外，还使得大家对异性的兴趣与日俱增。原本不修边幅的男同学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女生穿的衣裳变漂亮了，学校里出双入对的景象处处可见，有的同学还结了婚。
学校又停课搞教育革命了（1958年大搞过一次）。对我们学生而言，所谓教育革命就是给老师贴大字报、批判老师。上过我们课的老师，不管老的、年轻的，几乎无一能免。有位英语老师上专业英语，英语中的“惯性”和“惰性”大概是同一个词（inertia），老师发挥了一通：物体有惯性，人和物体一样有惰性，自己一旦坐好了，就不想动，这是惰性的表现。结果同学给他贴大字报说他宣扬剥削阶级好逸恶劳思想——认为懒惰是人的天性。
我们寝室也开始议论女生了，时间往往在晚上熄灯以后，因此美其名曰“黑话”。内容无非是什么系的什么女生长得好看、哪一对很般配，等等，连已婚男士老胡也兴致勃勃地参加大伙的聊天。
有段时间，一连几天莴苣叶子当菜吃。给我们吃的莴苣叶子只是在水里煮一下、放点盐，据说还浇了一点油花，但总是吃不到莴苣（上海人叫“香乌笋”）。大食堂的人说莴苣给教工食堂了，我们只能吃叶子。类似莴苣的事还有很多，搞得我们学生对教工食堂很有意见。
许凯寿是寝室里最被大家羡慕的同学，他入校之前就有女朋友了，每周必来一封信。据凯寿兄说，他们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凯寿是长江以北的江苏人，女友是同乡，所以属于扬州美女。反正我们对江苏北部的地理都不熟悉，只要在长江以北，一律归之为扬州，扬州的姑娘必定美女。对大家如此严密的推理，凯寿高兴地完全赞同。
饥饿年代·6
朱启山被我们称为朱老板、简称老板，大伙认为他对女性最有办法。朱老板在孩童时期就由他父母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对方父母大概是邻居什么的，和朱家一样都是合肥本地人。定亲后不久，双方不再是邻居了，可能往来也不多了，彼此长大了互相都不认识，但是按照本地习俗，婚约依然有效。所以，不久前，朱老板收到他久未谋面的“未婚妻”一封信，内容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婚约必须解除！还指出朱老板作为革命青年应该支持。老板这才知道“未婚妻”已经是中专生，于是老板立刻回信，说完全理解并坚决支持对方的想法，“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岂能容忍封建包办婚姻”？老板还建议双方见见面，商量一下如何反对彼此家中的封建家长，地点约在包河公园。结果两人果真见了面，发现在反封建方面观点是如此一致，所以继续交往通信。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人成了自由恋爱的男女朋友，最近打算结婚了。
不知为什么，城市人民公社的事后来不提了，报纸上也没有让10个市长声明暂时不搞试点，龚书记也没有开大会讲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似乎要搞城市人民公社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广伟终于对我和承源吐露了心事：他喜欢上了在图书馆借书处的一个姑娘小谢，但对自己不太有信心，希望我们能助他一臂之力。就这样，我们都投入到广伟的恋爱中去，把原本属于两个人的事变成了“铁三角”的集体行为。
大会结束之后，陈登华（“小姐”）和我私下里讨论了一阵子。“小姐”认为肯定是某人觉得光让农村死人太便宜城里人了，为了公平起见也在城市搞公社，“让城里人也饿死一些”。
寝室铁三角·3
一个宣传部的汉子（他的嗓门大，专门喊口号）领着大家喊口号：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早来到！人民公社一枝花！花开千朵香万家！
小谢是不久前来图书馆工作的中学毕业生，人长得白白净净，为大家借书、还书的态度十分好，在广伟眼里绝对属于温柔敦厚的类型。她的口音和广伟很相近，是靠近长江的含山、无为那一带的本省人。好在小谢是大家都能见到的“公众人物”，我和承源常常有机会在小谢面前吹捧广伟，不过收效甚微。
龚书记的话估计让那些有缝纫机的家庭大起恐慌，也让那些没有买缝纫机的教工暗自庆幸。台下顿时议论开了。
广伟采取了一种迂回包抄的战术。他一下子和小谢周围的同事都混熟了，尤其和一个中年妇女——工作中挺照应小谢的被她称为辛姐的干部家属，他经常去辛姐家，在那里常常能见到小谢。但能说会道的广伟和辛姐拉家常滔滔不绝，对小谢却说不出什么花前月下来；辛姐倒是很理解广伟，她劝广伟要有耐心，时候到了自会成功，“火到猪头烂”。
龚书记沉吟了一会回答：缝纫机是生产资料，私人不应该有生产资料，应该归公社所有。
我和承源也跟着广伟去辛姐家玩，有时见到小谢在辛姐家逗辛姐的孩子。辛姐的老公在省军区当兵（官），是个少校军衔的副团级干部，东北人，很爽朗健谈，他会用饼干和一些部队新闻来招待我们。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今年（1962年）高考，李政委的女儿和张副司令的儿子都落榜了，把两位首长气坏了。原来今年只看分数（纯粹瞎搞）。两位首长可都是老红军，一个是中将、一个是少将，（少校作恭敬状，差一点就立正了）一查原因是两个小家伙在谈恋爱、没有用心复习。（倒也门当户对的）首长勃然大怒，把小家伙关了起来，逼他们好好温课、明年再考，不考上大学不许恋爱。
学校开了全校师生动员大会，由党委副书记龚书记做报告，内容无非是成立公社的伟大意义之类。龚书记是浙江人，说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为人比较温和。他讲话快结束时，有人递了条子上去（若是方书记做报告绝对不敢），条子上问的是“家里有缝纫机怎么办？会不会充公？”
缺乏耐心的广伟没有听辛姐的话，又搬来一员女将救驾。女将是承源的亲戚，在合肥师院工作的滕姐。滕姐和寡言少语、性格沉稳的辛姐不同，是一个急性子、热心肠的人，她在承源、广伟的引见下，一下子就和小谢、辛姐打得火热，还请小谢到她家去玩。她在小谢面前喋喋不休地表扬广伟，结果是反而使辛姐对她的做法不以为然。后来想想也挺滑稽的：铁三角加两位中年妇女，目标是小谢一人，力量相比是5比1，竟然还是失败。
合肥市算不上大城市，但安徽省委一贯紧跟毛主席，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在合肥试点。听说我们学校要和附近的一个种蔬菜的郊区人民公社和两个工厂合并成立一个城市人民公社。
一天晚上我陪广伟到小谢的住处去，那是一间3个单身女职工居住的宿舍房。女宿舍果然称得上窗明几净，3张单人床呈品字形，床边的墙上贴着图片，床头柜上有一些小摆设；书桌上还有插着野花的花瓶。广伟和其他两位都比较熟，和她们有说有笑（一位是丈夫在外地的青年妇女，另一位是个已经摘去右派帽子的老姑娘、大学毕业生），小谢却沉默地坐着，仿佛广伟不是来看她。我没话找话，指着一张床问小谢：“小谢，这是你的床吧？”不料小谢杏眼圆睁：
先是《人民日报》社论，内容是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及在城市推广的可能性；接着是10个大城市市长的联名文章，说是要进行城市公社的试点，上海的曹荻秋和北京的万里都署了名。成立城市人民公社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既然人民公社能让农村走向共产主义，当然也应该让城市也走向共产主义。
“你为什么说这是我的床？是不是这张床最俗气？”
学校流传开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要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了！
终于有一天广伟垂头丧气地告诉我：小谢明确地对他表态，她不可能成为他的女朋友。广伟总结失败原因时说，有可能小谢对承源印象好，辛姐则认为滕姐暗中在拉小谢和承源好。当承源知道了广伟的怀疑后非常生气，觉得受了天大的冤枉。我也劝广伟不要瞎猜疑，当然两人后来消除了误会，但总不像过去那么“铁三角”了。
饥饿年代·5
男人们的友谊常常经不起女性掺和。
我们班的姚明孝同学另辟蹊径，每天早上天没亮就挑着空粪桶去厕所淘粪。两个月下来，积肥成绩卓著，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从同学到朋友·1
不是有一句话吗：“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全校几千人的屎尿，就是我校大农庄的天然肥源，可不能让它们被什么抽水马桶给浪费了。于是造了公共厕所，一律蹲位。积肥的同学总是不断地去淘粪，你如果上厕所方便比较慢，一回头会看见等着淘你粪的同学不耐烦的眼神。
不久以前，我们几个大学同学作小范围的聚会。王朝诚也来了，我们聊起了朝诚兄当年拉琴、绘画的往事，他说早就放弃了。我特地问他：还会翻翻莱蒙托夫的诗作吗？他只是淡淡的一笑，摇摇头，对我们提及当年他在同学们中是最有艺术气质的话题、表现得很冷漠。朝诚这些年搞音响设备、搞大屏幕显像装置或者小区智能化等方面卓有成效，也赚了一些钱，至今退而不休，“仍在为房地产老板打工”。
学校也搞大生产运动了，所有空地都开荒种菜、种南瓜、种大豆、种胡萝卜。好在学校的空地很多，把地分给各个班级，也分给各个教工家庭，学校内到处可见锄头、铁锹，还有，粪桶。
我和朝诚一年级不在一个班，但已经知道他了。那时的他留一头长发，架一副当年很新潮的“秀郎架”眼镜，冬天穿皮夹克（1960年代很少见），虽然是本省的中学毕业生，说的却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本地同学中绝无仅有。有一次夜自修，朝诚和两个上海同学坐在教室的前排，（我坐在旁边“看闲书”）不知怎么他们几个议论起朝诚的祖籍来。上海同学说朝诚籍贯镇江，而镇江人在上海人眼里“和江北人(4)差不多”！我看见朝诚站起来，嘴角微微颤抖，突然走了。后来我和他熟了，知道他是一个很敏感、敏感到有点神经质的人。
看来李凡夫是个老实人，所以官越当越小。
二年级分专业以后，我和王朝诚同在一个班，自然就熟了，但让我们走得很近的真正原因是俄罗斯文学艺术。朝诚对莱蒙托夫喜欢到了入迷的程度，其次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我们热烈地讨论《当代英雄》中的皮巧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勇敢美丽的达吉雅娜。后来参加议论还有一位上海同学汪初人。我们总是一道散步、一道去看电影——主要是苏联电影等外国电影，我和他们只有一点不同：他们没忘记自己还是学物理的，我忘记了。
我们当时的伙食标准比艰苦奋斗的延安低多了，一个月只有一两油，没有肉。报告会就在大家的纷纷议论中结束。
有一期《苏联画报》（中文版）刊登了一条招生通告：莫斯科卢蒙巴大学对亚洲、非洲地区招生，可以通过寄自传去报名，学校会根据自传酌情录取。朝诚和初人非常起劲地写起自传来，还互相交流如何写，是否要俄文简历，等等，我对此不以为然，给他们泼冷水：即使人家肯要，我们这里肯放吗？当年派出去留苏的人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接班人”，轮得上我们吗？再说此时的中苏关系虽未公开破裂，但已大不如以往。后来他们两位也停止了努力。
李教授讲了自己如何到延安汇报工作、如何留在抗大当教员、反扫荡以后延安如何艰苦、中央如何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等等。当讲到延安的供给标准时，台下开始躁动起来。原来李教授说再怎么困难，一人一天1斤4两小米、2斤菜，一个月4两油、半斤肉总是有保证的，更不用说大生产运动之后的丰衣足食了。
从同学到朋友·2
“老革命”名叫李凡夫，原来在中央党校，后来被贬到本省当一个理论刊物主编，最后又被贬到我们学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授。李凡夫是7级干部，就是在冠盖云集的北京，他也属于高官的范畴。
汪初人个子不高、有一头浓密的鬈发，动作灵活，有着用不完的精力，他和阿鲍都是学校棒球队的成员。顺便说一句，在进大学以前，我根本不知棒球为何物。他和朝诚对打乒乓，用的是左推右攻，攻势凌厉；而朝诚手握横板打守球，姿势极佳，却老输球。本来是玩，但朝诚会老大的不高兴。
学校为了让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安排了一次报告会，由一位经历过延安艰苦革命生活的“老革命”来讲讲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效果却适得其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初人和朝诚都读起大部头的哲学著作来，这可能和物理专业有点关系。朋友之间是会互相影响的，我也读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深感自己抽象思维能力不行，如黑格尔的著作，我从头看到底的只有《美学》。倒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的著作通俗易懂，此外我还喜欢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爱尔维修及伏尔泰、卢梭的著作，比较近代的哲学家我欣赏柏格森，认为他的“直觉”说很有道理，尽管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唯心的神秘主义。
饥饿年代·4
我们通过朝诚结识了一位刚毕业留校的哲学教师田振义，他是从物理系毕业的，听说是毕业前发表了一篇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文而被学校留了下来，至于朝诚如何认得他的，我始终没搞清楚。只知道朝诚称他为老田（叫田老师叫不出口、毕竟只比我们高一届）。有天晚上朝诚严肃地告诉我，他今晚要看些东西准备准备，因为明天要和老田讨论。
我把糖吃了——瞧我那点出息！
田振义看起来儒雅、清秀，说话老带着微笑，那时的他已经读过现代哲学的不少东西，如维根特斯坦和其他逻辑实证主义的作品。我印象中振义兄对我们在一起谈谈讲讲很重视，说维也纳学派就是这样讨论、聊天而形成的。
“小国庆，来一颗。”老蔡大方地塞到我嘴里。
那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若干年后我们要为这样讨论、聊天付出沉重的代价。
蔡委员（老蔡很爱听别人这么叫他）此时不像以前那样爱训人了，毕竟他也在挨饿。1961年上半年他因身体不好休学，1962年回学校后就到比我们低一年的六零级去了。我怀疑这位家庭出身“三代贫农”的同学没有到农村去养病，因为他回校以后穿上了军用皮鞋，披上了军棉大衣。他用钱也阔绰起来，我有一回到学校小卖部去，碰上老蔡在买高级糖——那是相当昂贵的、论颗论粒卖的糖！
从同学到朋友·3
按理说，老蔡应该管管“凤阳”的事。自从老韩不当学生调到校报当主编之后（老韩原来是蚌埠市文联的干部、来学物理真是莫名其妙），老蔡作为学生党支部委员是年级“最高学生领导”，应该帮助“凤阳”树立革命理想，安心学习。老蔡对“凤阳”的动态应该一清二楚——自会有人向他报告，例如老徐这样经常打小报告、经常“靠拢组织”的人，老徐后来被老蔡大力帮助入了党。
同年级的上海同学都走得很近，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结：怀念上海。在我们几个比较亲密的上海同学中，屠利水无疑是我们心目中的大哥。这不光是由于他的年龄比我们大，重要的原因是他比我们有见识。
直到我毕业，“凤阳”没回学校来过。
利水兄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对事物的观察力极为敏锐！他到实验室只要看一眼实验桌上放置的仪表、部件，马上就知道今天做什么实验、应该怎样做。难怪他后来到巴西最负盛名的圣保罗大学实验室大显身手，以至于到了70岁大学当局还不肯放他退休。他对人的评价总是一语中的。比如我们班的女生曹奇珍，到底哪一点不好看？我们七嘴八舌，利水只有两个字的评语：“腿短”。（希望澳门特区立法议会曹主席别生气，现在你腿很长）
打那以后，“凤阳”就不安心过学生生活了，逃荒的经历唤醒了他身上祖传的野性，没过多久他又不见了。我们猜十有八九他去新疆了。他说过：“新疆的瓜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没吃过，太好吃了。”
学校女子篮球队的3名主力是大家景仰的“明星”，她们的雅号：“白马”、“黑马”、“野马”更是如雷贯耳。汪初人是“野马”的铁杆粉丝，凭着自己也是学校运动队（棒球）成员，一来二去和3位都熟了。一次聊天中初人问她们：你们3个是不是平时鞋彼此换着穿？三马大吃一惊，初人告诉她们这是他的同学屠利水发现的。三马一定要初人引见这位明察秋毫的“观察家”，于是3位篮球美女在棒球小伙的陪同下来到男生宿舍，同利水兄会谈了半个小时。
“凤阳”在宿舍里兴高采烈地讲他的传奇：他假期回乡后第二天，就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一起去逃荒，一直逃到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在那里只要肯干活就让你吃饱！”“凤阳”还大讲特讲逃荒的惊险故事：如何上火车、如何弄到吃食。原来凤阳从明朝以来就有逃荒要饭的传统，那里的干部、武装民兵不像别的地方不许农民外出。而凤阳人犹如吉卜赛人，在恶劣环境下的生存能力特强。想想“凤阳”和他的老乡，一无粮票二无钞票，居然大队人马开到了千里之外的新疆。
提到屠利水，就不能不提马廷年，马廷年总是和屠利水形影不离。廷年兄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为知名科学家，早已去世；其父的同学朋友皆为学者，所以谁是不是学部委员（即当今称为院士者）、谁是不是一级教授？尽管去问他，保证给你满意答复。廷年兄很有正义感，对几个爱整人的学生干部深恶痛绝。
开学以后许多天，一个农村同学才在学校露面——大家都以为他退学了。他是凤阳人，同学们平时都不叫他名字，都叫他“凤阳”。
当年学生中无形分成3个等级：第一等为党员和学生干部（团支委以上）；第二等是团员；第三等是没入团的“老百姓”同学。在我们几个老百姓中间，屠利水是唯一的团员，然而他一直被团组织视为另类——因为他有“海外关系”，父亲在巴西。
饥饿年代·3
汪初人自去“淠史杭”水利工程回来以后，情绪一直很激动，对饿死人一事到处发表感想。王朝诚担心地对我说：这小子迟早要闯祸！
本地同学尤其农村同学休学退学的人很少——回家去饿死吗？但也有例外。
从同学到朋友·4
这一个时期，有大批同学退学、休学，像朱文熙就休学回家了。五八级、五九级有许多上海同学退学了，他们回上海后的路走的也很艰难：先是报户口要漫长地等待，在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是没有粮、油什么的，全得靠自家亲人嘴里省下来！此外工作也只能干临时工，什么劳保医疗福利全无。
修“淠史杭”水利工程我没有轮到，和几个同学留下来种菜。“大部队”回来以后，带回来许多不能公开的“新闻”。屠利水和马廷年住的草屋没有主人，墙上贴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他们估计这位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房主是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生命了，不过用的是饿死的方式。在工地上干活的大都是妇女，问她们男的呢？她们直言：饿死了！
“八珍散”的事是一个患病同学告诉我的。据说“八珍散”内有山药、胡桃、茯苓、芝麻8种成分，全是营养品。不肯开，没有法子，我也只好加入了喝小球藻的大队。
当然这些话都是私下里说的，谁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讲，只有汪初人毫无顾忌。有天下午他和一个同学在寝室里公开争辩起来，声音响得隔壁房间也听得见。据说：汪初人大发“谬论”，以饿死人的事实攻击三面红旗、从而否定党的方针政策；而那个同学（也是上海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安徽一塌糊涂是事实，但不能归罪于党中央，比如上海在柯老的领导下就搞得不错，说明党的方针还是对的。两个人没争出结果，汪初人一怒之下走了，那个同学就去找老胡汇报了争辩的事。应该讲这个同学平时不是一个爱打小报告的人，对整人的学生干部也很有看法，他之所以去汇报是因为有人听见了他们的争论，也由于自己讲话有点“豁边”（对安徽的领导大不敬），所以就来了个先发制人。
“你这个小同学消息倒蛮灵通的。我告诉你，‘八珍散’一般人是不开的。好了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如果这事发生在1959年1960年老蔡“当政”时期，立即就会召集全班大会“帮助”汪初人了，而现在是1961年底，马上就要跨入1962年；而年级的学生“最高领导”老胡初来乍到，似乎不怎么着急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因此没有动静。但是差不多全年级都知道了初人乱讲话被汇报的事。
我到卫生科去看病，正巧碰上在罗集给我药片的医生，他按一按我的腿：“浮肿病！”立即给我两个盛有黄色液体的玻璃瓶——小球藻合剂。我早知道这个治浮肿的“特效药”小球藻，我们班级、我们寝室都有人服过，医生还开给我3天病假单——到底是熟人。但我还是赖着不走：“医生，我听说有一种专治浮肿的药叫‘八珍散’，能不能开给我？”
朝诚比谁都紧张。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嘴唇经常神经质地颤抖（诗人、艺术家大都如此），他把借给初人的书要了回来，又把向初人借的书还给他，弄得像情人分手彼此交还信物一样，挺滑稽的。和朝诚一样，其他几个上海同学（包括我）都和初人拉开了距离，怕受到牵连，显得不够朋友。
到卫生科去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得肝炎、肺结核之外，几乎人人都得了浮肿病——一种当时特有的营养缺乏引起的病：脸肿、脚肿、全身肿。有人危言耸听：如果全身浮肿了，那就意味着快了，快要和那些长眠在江淮大地的农民兄弟做伴去了。
只有利水兄表现出大哥风范，他反而和初人更接近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初人算是找到了主心骨，他和利水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去找学校领导，找龚书记去谈心。不是有句话吗：小鬼难缠，阎王好见。
有同学告诉我们：朱文熙敢吃皮虫。皮虫是树上毛毛虫的蛹还是毛毛虫的幼虫我弄不清楚，反正是吊在树上干树叶裹着的。你想想：朱文熙1米80的高个，肯定比小个子更需要能量，皮虫肯定含丰富的蛋白质，大家表示很理解。可能还有人效仿，以至于第二年春天没有发生过讨厌的毛毛虫落到人身上的事。
从同学到朋友·5
饥饿年代·2
在学校的东南角有几幢独立的西式小楼，在上海则被称作小洋房或者叫别墅，在四季常绿的冬青树丛的环抱中显得十分雅致，由于少有人走动，也很幽静。此地就是学校领导的住处，相当于学校的“中南海”，龚书记就住这里的某一幢小楼，一幢楼只住一家。和所有的地方一样，学校住房是根据级别、职务来分配的，你从一个人的衣着不一定能判断他的官大官小，但完全可以根据他的住房大小来确定他社会地位的高低。方书记搬走以后，按理说，新提拔的党委副书记雷书记可迁入“中南海”，可他仍旧住“教授楼”一套四居室。为何？级别不够（把雷书记气得）！后来从北京调来了韩校长（副校长），是9级干部，所以理所当然地住进了那幢空关的小楼。
有哥哥在军区真好。
后来汪初人告诉我们，他在龚书记的小楼附近徘徊了好久，还把自己要说的话一遍又一遍地背了多遍。虽然初人兄自学过形式逻辑，但说话却不太有逻辑，被屠利水评为“糊里糊涂、不晓得伊讲啥末事”。因此在利水兄的敦促下，初人做了充分的准备。我猜，当他鼓足勇气走进龚书记的住处后，一定把事情的经过很有逻辑地交代清楚了，龚书记对他的来意也完全明白了。让初人料想不到的是：龚书记并没有严厉批评他，而是和颜悦色地肯定了他来找党委“交心”的举动，还说他有这种认识不奇怪，农村工作确有问题，而党是会解决这些问题的，要相信党等等。那天龚书记和汪初人谈了很长时间，当汪告辞时，龚书记还叫他以后常来。
我们寝室的大李，大哥是省军区的干部。他经常下午去省军区大哥那里“改善伙食”，走的时候总是豪气十足地说：“你们把我的一份饭分了吧！”
总算雨过天晴了，初人兄从心事重重的样子变得神清气爽起来，我们都松了一口气，朝诚把自己的书又放到初人那儿（表示友谊依旧）。只是老胡不大高兴，他对我说（我们同一寝室）：“我们又没有把他怎么样，他倒跑到党委去告状了！”我从那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干部都恨属下越级告状或上访！到今天仍然如此！
那时食堂加强了保卫，也经常抓到一些“偷饭”吃的学生。所谓偷饭就是有的同学没到开饭时间去把自己的饭吃了——实在饿得撑不住。小题大做的食堂保卫人员会把这些倒霉同学“押送”到班级，还要求班级批斗他们。我们班有一位品学兼优的马传喜同学就是这样被送到班上，老曹没法子，只能开班会让马传喜作检查。结果，大家都同情马传喜，都骂食堂保卫饱汉不知饿汉饥。傻子也知道，那个年头吃得饱的人就是食堂工作人员。
看电影·1
平心而论，我不用功倒不能怪饥饿。从小学到大学我都不是一个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上课基本不听，作业大都不做，喜欢读闲书，在自己的想象中打发日子。现在倒找到了一个理由：因为饥饿，所以不好好学习是理所当然的。也正是饥饿，1960年暑假之前和1961年寒假之前都没有举行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到了1961年暑假之前算总账了，好些人补考甚至留级，1962年又有人被淘汰。说来惭愧，这些同学比我用功。
在肚子吃不饱、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我们对精神食粮反而更需要。主要的精神食粮就是看电影。如果学校放映的是味同嚼蜡的国产片，我们几个人就去市中心看外国电影，散场后步行回学校。当时合肥的公交车少，而且晚上很早就停运了。从西门到学校很长一段路坑坑洼洼，又没有路灯——所以女生不敢晚上到市里去，而我们一边顶着星星和月亮走路，一边议论让人激动的电影内容，不知不觉学校就到了。上床的时候已是饥肠辘辘，只得喝一大杯水对付着睡觉。
早餐的粥越来越稀，以至于能在2分钟内喝完——不需要嚼，只是由于咸菜还得咬，才使早餐还需要一点时间。在上完第二节课以后，大家就盼望午餐那顿干饭。也有同学宣称：刚刚吃罢稀粥、肚子还发胀的时候就怀念午饭了。老师也是这样，上到第四节课上不动了，11点钟无论如何要下课了。在实验室上课做实验更自由，10点半不到就回宿舍准备上食堂。确实有不少如颜回一般坚毅的同学认真听课记笔记——真是贤人啊！而吾辈庸碌之徒老想着吃。
看的电影大都是苏联电影。最让人荡气回肠的是那些根据俄罗斯古典文学名作翻拍的电影：“白痴”、“复活”、“带阁楼的房子”、“偷东西的喜鹊”、“父与子”、“黑桃皇后”、“叶甫盖尼·奥涅金”、“脖子上的安娜”、“梅丽小姐（当代英雄）”。我总觉得苏联的电影编导十分忠实原作，忠实到了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程度。这一点倒很对我的胃口。
最艰难的日子是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
朱文熙结束休学从上海回来以后，老是来邀我一道去看电影。因为休学，他从五九级降到了电子学系六零级，没有熟人。他非常喜欢“白夜”，一连看了两遍，我和他去市区的光明影院看“白夜”的那次，他已经是第3遍了。文熙兄买了4张票子，两张是我们的，还有两张准备让给别人。他告诉我，只要有人能说出这部电影的原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把电影票白送人。快开映时，影院已告客满，果然有人来问他有否退票（那天是周日），文熙就把他白送电影票的问题亮了出来，结果很扫兴：有人答不出、悻悻而去；有人干脆骂文熙是神经病。文熙兄发扬世界优秀文化的举动以失败告终。
饥饿年代·1
其他国家的好电影我们也不会放过。如英国电影差不多部部皆佳：“鬼魂西行”、“天堂里的笑声”、“一个士兵的经历”，“百万英镑”、“冰海沉船”、“孤星血泪”等进大学以前就看过。在“天堂里的笑声”中有一个小配角，是个售货小姐，没有几句话，但她的美丽、清纯、俏皮给我的印象极深！20年后才知道，她就是奥黛丽·赫本。
自1961年秋天端木、曹抱离开以后，合唱队的日子变得没有劲了，我就不大去参加了。
看电影·2
曹抱被分配到一个小县城去当中学教师，走的时候很感伤地和大家告别。
在东欧的电影中，匈牙利的电影最有特色。且不说在“废品的报复”和“马戏春秋”有出色表现的那位喜剧大师（不知其名），“十块美金”、“菲力和玛丽的故事”、“圣彼得的伞”都耐人寻味，让人开心。本来觉得东德的片子不错，像“柏林情话”、“科伦上尉”等，但1962年看到了“神童”、“古堡幽灵”，大家都认为东德片比西德片差远了。捷克的“好兵帅克”也令人难忘。
端木毕业后留校搞宣传工作，不是因为他的音乐才能，而是他会画宣传画、会写大字标语。他很想当教师，系里却不让。也不让他来合唱队了——他已经不是学生。
西欧的电影进来得很少，然而都是精品。西班牙的“马歇尔、欢迎你”、“影子部队”；希腊的“伪金币”；意大利的“她在黑夜中”（“警察与小偷”等新浪潮代表作在高中时代看过）；法国的“红与黑”、“三剑客”……
曹抱说：“海燕怎么就变成大海了？再变鸟也不会变成水呀？太不符合进化论了。”
同学们对反映苏联现实生活的电影尤为关注，因为中苏同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报刊上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家记忆犹新，虽然1960年代再也不提这个口号。由于我们的今天糟得不能再糟，自然对“明天”寄予厚望。1956年以后的苏联电影让我们对“明天”很憧憬：“青年时代”、“劳动与爱情”、“继承人”、“百货商店的秘密”、“忠实的朋友”、“心儿在歌唱”、“不同的命运”、“茹尔宾一家”……，这些现实题材的电影把苏联的社会生活描绘得如此诗情画意，怎么能不令人神往？当然以后知道了这些影片也在粉饰生活，也有虚假，但你不得不承认：比起当时充满说教、只有好人坏人的国产片，那些歌颂友谊和爱情、追求美好生活的苏联电影就算假，也假得很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次排练。那是为了迎接1961年7月1日中共建党40周年准备的四部合唱，端木千挑万选找来的还算好听的曲子。一开始是女高音声部：“你是暴风雨中的海燕……”接下来女低音声部：什么青松……男高音声部：什么江河……到了男低音声部就是大海了，然后是合唱……
一个星期天下午，学校放了一部现实题材的苏联电影，看完后我们在寝室里议论，老曹走进来兴奋地对我们说：“瞧瞧人家的社会主义，多美好！再瞧瞧俺们的！像俺们这种社会主义俺是不会去搞的！”老曹是山东人，没等我们对老曹的掏心窝子话表示赞赏，同寝室的上海同学刘听泉冷冷地说：
干事屁滚尿流地下了台，大幕终于拉起。合唱队和乐队在端木的指挥下，顺利地完成了“组歌”的演出。大概是因为有乐队，端木指挥用上了指挥棒，而平时他只是徒手指挥。
“你不搞没关系，会有人搞的。”
我等草民都知道：只有你等领导，绝不能让领导等你。这两天有一个华东师大的代表团来学校考察访问，晚上孙校长就陪率团的华师大党委书记来看演出。孙校长就是从华东师大调过来的。
老曹瞪着刘听泉好一会，嘴里迸出一句：“我操！”把门重重地一摔，走了。
刘书记训斥跳舞干事：“你怎么搞的？孙校长和贵宾等着，演出马上开始！”
老曹是团支部书记，出身贫农，父亲是“革命干部”，在系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而刘听泉连团员都不是，他为自己比老曹“觉悟高”颇得意，但是我知道他大大地得罪老曹了，当年得罪学生干部都没有好果子吃。
社团活动·6
1963年毕业分配时，上海的名额很多，刘听泉却没能回上海。
怒容满脸的刘书记走了上来。
看电影·3
乐队没有换下去，大家也准备好了，终于演出了。合唱总是第一个节目，我们站在台上，等待大幕拉起，却没想到跳舞干事又走上台讲了一大通：演出时精神要集中、情绪要高涨，自己虽然是舞蹈演员，不大会唱歌，但是“歌舞歌舞”可见歌与舞本是一家，自己在部队文工团当演员，有许多舞台经验可以告诉大家……
一些描绘苏联内战的电影也很不错，像“风”、“不平凡的夏天”（根据费定的小说翻拍）、“两姐妹”、“苦难的历程”、“阴暗的早晨”（来源于阿·托尔斯泰的著作）、“静静的顿河”（出自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比起这些电影，什么“列宁在1918”之类的片子只能算烂片。
干事要合唱队唱当时流行的一些革命歌曲，都是直接歌颂党、歌颂某人的，端木都以大家太熟了或者不能反映大学生特点婉拒；而端木想让合唱队唱外国歌曲，哪怕是苏联歌曲“丰收之歌”，也被跳舞干事“枪毙”。最后只好演出“教育改革成果组曲”了，原来这是双方妥协的产物。
当年那些杰出的苏联电影明星是多么让我们着迷啊！基丽英科的美丽聪敏（“偷东西的喜鹊”）、贝特里茨卡雅的泼辣可爱（“静静的顿河”）、吉洪诺夫的英俊潇洒（“海军少尉巴宁”）、邦达尔丘克的深沉激情（“奥赛罗”、“一个人的遭遇”）……我们班的程金涛看了“青年时代”后，激动地说：这个小姑娘女扮男装，比男孩子还要像男孩子，太神了！
学校“各文艺团体”都是由团委“管”的，团委刘书记也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代表团委来审查节目的是一个复员之前在什么军区文工团跳群舞的干事（审查文艺演出的制度始终没变过），按理说他到校舞蹈队去才能得心应手地审查一通。不然！他对话剧队、合唱队都能发表一通指导性意见，对各乐队也是经常指示——跳舞不是要音乐伴奏吗？他当然也是内行啰。
“红帆”的上映在朋友中掀起了波澜，王朝诚当时暗恋一个六零级电子学系的上海女生（大家叫她radio），他发现这个女生和“红帆”的女主角十分相像，于是兴奋不已。当然，在我们眼中只是有点像而已，radio怎么能和“红帆”中那位美人相提并论！为了我的真实想法，朝诚差一点和我绝交，所以以后我再也不提像不像的话题，反正“红帆”是大家都喜爱的电影。
学校的西乐队包括两名钢琴师，八九名小提琴手全是上海同学。这个道理很简单：本地同学家中有钢琴、小提琴的可能性很小，尤其是钢琴。
我对“红菱艳”很偏爱，可能是我喜欢舞蹈艺术的缘故吧。穿上了舞鞋就永远脱不下来了，这大概是所有真正舞者的宿命吧。
“端木讲要拿阿拉撤了，换钢琴！阿拉排了介许多辰光——侬讲气人伐？”
政治地震
“听得老清爽！”我安慰他。
1961年11月陈毅来我们学校时，有一件事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注意：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没有出现，他是学校校长，有中央要人来学校视察他应该陪同，以往一直如此。到了1962年初，传来了惊人的消息：曾希圣下台了。
乐队队长是一个跛脚，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带，和我有点“面熟陌生”。他有一次问我：“端木老是讲阿拉乐队拉得不齐，声音轻得台下听不见。侬讲讲看，你们合唱队听得见伐？”
曾希圣的去职当时在安徽不啻是一场政治地震！他战争年代就在安徽工作，从1949年后一直当安徽的第一号人物，1960年山东的舒同被免职以后，曾希圣还兼任了一个时期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那时候的曾校长同时当两个大省的第一把手（据说是建国后唯一一次），可谓显赫一时。
乐队有八九把小提琴，似乎没有中提琴，大提琴更没有，小提琴的演奏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端木很想用乐队伴奏，乐队的谱包括前奏的谱都是他写的，他甚至想把管乐也放进去，无奈学校管乐队至多一个三流军乐队的水准，实在“搭僵”(2)，端木只好作罢。
在安徽省，曾希圣那是一言九鼎。我后来工作的单位领导张格副校长是曾希圣的老部下，他告诉我曾希圣能力强、但容不得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安徽省有许多党内干部被曾希圣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不用说非党知识分子了。在各次运动中曾都是“宁左勿右”，1958年大跃进更是大放“高产卫星”，所以深受“某人”赏识。
社团活动·5
但曾希圣和李井泉毕竟不一样，当他发现安徽农村饿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时，他十分焦急！据说他坐小车下乡，叫几个公社书记来汇报，那几个书记都吓得逃走了。后来曾希圣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整顿公社，也抓了一些“五风干部”，终于他下令在安徽农村搞了“包产到户”。立竿见影，1961年下半年农村的局面好转了，农村同学放假肯回家了，而且带回来黄豆、山芋干之类的吃食，学生食堂早餐的粥由稀开始变稠，“自由市场”开始出现。这时，曾校长反而下台了。
合唱队的伴奏多数用钢琴，有时也用乐队，和乐队合常常让端木火气冲天，乐队队长兼第一小提琴手为此十分苦恼。
被曾希圣整下去的干部陆续被平反，包括贬到我们学校的李凡夫、杨小椿又调回省里当高官，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送到劳改农场的黄部长也回到了学校。然而黄部长不肯再当宣传部长了，他向党委表示想去教书。听说黄部长被戴上右倾分子走后，他老婆不管家（大概是闹离婚），结果他们上小学的女儿被一个家伙奸污了！黄部长平反回来后变得心灰意懒……
“马上就要演出了，怎么这个样子！”
桂书记作报告
组歌中有一首歌是讲中文系学生到安徽的民歌之乡——司集乡去采风的，端木尽可能用抒情的风格：先让曹抱领唱，再由女声合唱接上。有一次彩排，当曹抱唱这段：“司集乡啊——好风光啊——”（后边几句忘了）由于曹抱唱得太动人，女声部同学听得太出神，忘记接上了。端木大发脾气：
1962年初，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来我校作报告，这个报告可谓空前绝后，让人难以忘怀。
演出以后，一个数学系的同学笑着对我们说：初听这首歌还以为合唱队为拉普拉斯——18世纪伟大的法国数学家、力学家——唱庆生歌呢，“想不到合唱队这么崇拜拉普拉斯”。
桂林栖在安徽省的地位仅次于曾希圣。1960年初也来过我们学校，那是为了听取教育革命誓师大会各系师生表决心及向省委献礼的。当时桂书记笑呵呵地坐在主席台上听各系代表上台胡吹一通，还接受了他们呈上的大红纸决心书及成果（模型什么的）。我记得我们系的代表除了吹一通加速器之外，还宣称要放火箭。后来，我们系果真在运动场上放过“火箭”，其技术含量和烟花爆竹差不多。历史系代表庄严宣告：历史对共产主义的建成作用不大，所以历史系改名为政治系！从那时开始，我校就没有历史系了，大概到1970年代末再改回历史系。最后桂书记作指示，肯定了我校广大师生反右倾运动的革命积极性。
端木创作了一部反映本校教育改革成果的组歌：有合唱、男声小组唱、女声小组唱等等，我记得有一个男声小组唱是说数学系师生成功地制造了拉普拉斯计算机。为什么叫拉普拉斯计算机？是用了拉普拉斯方程还是这个计算机能解拉普拉斯方程？歌里没有说。我们反复地唱：“拉普拉斯诞生了！拉普拉斯诞生了！”
这回桂书记和两年以前那种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样子大不一样，调子很低沉。一上来大谈人民公社60条，什么三级所有、以队为核算单位的重要性（1958年的一大二公不对），又讲了“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是谁？桂书记含含糊糊始终没讲清楚。他的声音越来越轻，以至于坐在后边的同学高喊听不见（胆子够大的），桂书记听见以后，立刻放大了音量。
曹抱平长得黑黑瘦瘦，眼镜有时戴有时不戴。他是安庆人，说自己“能唱一台黄梅大戏”，天生一副好嗓子，唱歌大概属于民族唱法。他也是物理系1957级的，班级同学叫他曹抱（草包）。曹抱通常不参加合唱队的活动，只有需要独唱领唱时他才来。端木对他无可奈何，他是全队唯一不怕端木的人。
桂书记说成熟的农村劳动力应该为30岁至40岁，而安徽全省有数百万的缺口，等现在的农村青少年（17、18岁）长大还需10年左右，这是影响全省经济发展的大问题。至于这个缺口怎么造成的、几百万成熟劳动力在哪里蒸发了？桂书记没有明说，他很清楚听众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你不能不佩服桂书记：他始终不说人饿死了，但他告诉你几百万人没有了，有“缺口”了。
社团活动·4
曾希圣下台不久，桂林栖也被免职，后来到唐山铁道学院当了党委书记。
合唱队的“首席男高音”曹抱平没有来参加集训。
京剧朋友·1
集训结束以后，队长把我安排到男低音声部，我在低音声部一直唱到我离开合唱队去学校京剧团。
江淮大戏院是当年合肥最豪华的剧场，凡是外地来的大剧团或本省最重要的演出总在那里举行，票价也是最贵的。我去过几次，同去的有刘听泉和孙伯年，我们去看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演出，我们3个人都喜爱京剧，在京戏方面有共同语言。
轮到我了，我跟着老师的琴“啊——啊——啊”，啊不上去了，旁边一个男高音声部的同学为我着急，代我啊了上去——他学过美声唱法的。老师点点头，说我音色还可以，但要好好练习发声，学会呼吸、学会运气等等。（不会呼吸？不会呼吸岂不要死人吗——没敢追问）
当时的京昆剧团演员阵容强大，旦角有杨春霞、李炳淑、华文漪、梁谷音、王芝泉，生角有计镇华、李永德、周云敏、蔡正仁。而且演的剧目以京戏为主，很对我们胃口。我的一个初中同学金锡华是上海戏校毕业的，在剧团演小丑，我们看完戏以后就去找他聊天谈戏。在回学校的路上，大家都很开心，这种开心的日子可惜太少。
专业老师是上海红霞歌舞团的，给大家上了有关歌唱技巧方面的课。（旁边一个同学在我耳边说：不是什么高档次老师）接下来他弹钢琴，要大家一个一个地发音给他听。
刘听泉有1米80以上的个头，上海话叫“长脚”，因此是学校篮球队二线队员（球技差一点）。他有一种奇怪的胃病：饭后会把吃到肚子里的食物反刍到嘴里，再咬嚼一番第二次吞入肚内，和牛很相似。听泉常常带着冷冷的、不屑一顾的神情，加上和人顶嘴说话很尖刻，所以人缘不太好。然而在我们同寝室的那些日子，我俩相处得不错，这是由于他认为我和他一样：懂戏！
当时的青年宫在四川中路附近，过去大概是银行，有着大理石的圆柱和华丽的陈设。在一个明亮的大厅里，我见到了合唱队大部分队员、队长和专业老师。家不在上海的合唱队员只来了两个——住在上海的亲戚家。端木没有来，他不是上海同学，父母不知道是在芜湖还是南京？有同学说端木家是一个大家族，北京、上海都有亲人，而且端木就出生在上海。即使上海有亲戚，心高气傲的端木大指挥也不想麻烦人家。
听泉兄的父亲是个京剧票友，和言派名票李家载很熟，家学渊源的刘听泉自然很懂戏，而且引以为荣。当他得知我也喜欢京剧，不仅知道四大名旦、余言马高谭杨奚麒，还知道梅兰芳的老师陈德霖、王瑶卿，甚至前三鼎甲（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后三鼎甲（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我都讲得出名堂，从此对我刮目相看。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喜欢评话（说大书）。他吹陆耀良的“三国”，我就吹张鸿声的“英烈”。我们都听过吴子安的“隋唐”，当我把“隋唐”中小辈13条好汉从第1条好汉李元霸一直背到第13条好汉秦琼以后，刘听泉从此对我青眼有加，把我看作是他值得结交的人。
我收到一份邮寄通知，学校合唱队在上海青年宫集训，在上海的队员务必参加，集训内容是请专业声乐老师上课。
京剧朋友·2
尽管如此，对于我们这些外地回沪的人而言，上海仍然是天堂。上海的食品是少与多的苦恼，我们那里是有与无的绝望。举一个例子，在上海能吃到雪糕这种美味冷饮，在当时咱们合肥想也不要想。连在北大上学的高中老同学也说：北京不要说雪糕，棒冰都做不好。
孙伯年原来比我高一级，休学一年后来到我们班级。他的长相很特别，眼角和眉梢都往上挑，活像戏曲舞台上的古代人物；平时总穿对襟中装，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他对人彬彬有礼，与同寝室的人都处得很好。
1960年8月我回上海过暑假。上海的食品供给也比过去糟多了，除了粮、油、肉、蛋要凭票购买以外，还发了豆制品票、鱼票等，鸡鸭之类据说只有春节才会出现。到饭店去吃饭必须趁早，比如中午11点供应午餐，客人10点之前就坐满了，因为在餐馆还能吃到不要票证的荤菜。后来，上餐馆要凭“就餐券”。
孙伯年虽然喜爱京剧，但不像听泉和我那样内行，谈起戏来听的多、说的少，对我们尤其是对听泉兄颇为尊重，使得很少说人好话的刘听泉对他颇有好感，老是拉他一道去教工工会俱乐部过过戏瘾。
社团活动·3
工会俱乐部是为教工服务的，有一些老师经常在那里拉琴吊嗓子，也有人专门去听听捧捧场，总之去玩的都是教师、职员及其家属，学生不可能去。然而什么事总有例外，我们3个爱好京剧的学生去玩，居然也受到欢迎。一位拉琴的老师命令我们每人唱一段（算是入门考试），轮到我唱完几句“空城计”后，一位中年女子点头称赞：“好！有味！”并且欢迎我们经常去。就这样，我们3个人就成了学校教工京剧队的学生成员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中年妇女过去是个专业演员，工梅派青衣，不知何故改行成了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是京剧队的核心人物。
刚开个头，端木就叫停。他用放在讲台上的一根类似教鞭的东西猛敲讲台，然后开始训话。在整个排练过程中一直保持这样的模式：唱歌、敲讲台、训话，唱歌、敲讲台、训话……
来俱乐部吊嗓子的有不少学校的高层人物，数学系系主任许义生先生、外语系系主任姚企文先生、体育教研室主任蒋浩泉先生等等。不论是教授还是助教，是处长还是办事员，统统都是票友，在京剧面前一律平等，这是很难得的。外语系的冒效鲁先生有时也来转转，不过他从来不唱。提到冒先生，“说起了此马来头大！”他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国学大师冒鹤亭之子，做过南京政府的外交官，又是北京的名票，梅兰芳的密友，还是一个古典诗词名家……
端木指挥要新队员先不唱，坐着听。（谢天谢地）就开始排练了。
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再次来合肥演出时，我收到金锡华的信，信上叫我和孙伯年去他后台住处，有话要讲。我感到奇怪，就和伯年去了，去了才知道原来孙伯年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是要参加京昆剧团，打杂拉幕干什么都行。金锡华和李永德给孙伯年讲了一通要安心做大学生的道理，伯年点头接受表示不勉强参加了。在返校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只是叹气。
指挥人长得白白净净，中等身材，脸上一副怀才不遇、自命不凡的神情。后来知道他是物理系1957级学生，姓端木名淳，（咱们物理系怪才就是多！）端木不仅指挥在合肥各高校出了名，他还会作曲作词，今天要排的大学生之歌就是他的作品。此外他绘画、写字样样都行。
京剧朋友·3
知道我确实不懂，她就示范了两遍，我总算有点会唱了，老队员们也到齐了，合唱队指挥最后一个进来，教室变得很安静。
学校在教师、干部的范围内传达了广州会议的内容。朱文熙混进会场听了传达并作了记录，然后得意洋洋地对我们宣讲了广州会议周恩来的讲话：文艺要让人流泪，要打动人，为海默的《布谷鸟又叫了》平反，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还有一条：肯定了传统的戏曲。
“啥叫‘是窗’？”
也许是受了广州会议的鼓舞，工会俱乐部的票友们正式成立京剧队，准备公演几出戏。有些喜欢吊嗓子清唱的人一听要粉墨登场，全打了退堂鼓（怕出洋相）。所以只演两出戏：一出“武家坡”，由姚企文先生和安徽省京剧团的一位旦角合演；学校的梅派青衣主演“三堂会审”。后一出戏全部由学校的票友担纲演出：王大人由政治系（前历史系）的小孙老师扮演；红袍刘大人由中文系的李老师扮演；蓝袍潘大人是次要角色，派给了刘听泉；丑角崇公道出场时间很短，派给了孙伯年；还派我演门子——王大人的跟班。公演得到了安徽省京剧团的大力支持，所有的场面（京二胡伴奏、全套锣鼓）、龙套班底、服装道具统统包掉，还派来一位老演员（资深老生）张老师来给我们排戏，当导演。
“勿会伐？等一歇大家自介唱来。”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问我：“侬不会‘视唱’？”
票友中女性很少，除了梅派青衣之外就只有蒋先生14岁的女儿青青了，她曾在南京市戏曲学校学过京戏，1962年初戏校停办以后就待在家里。青青长着一双水汪汪、黑灼灼的眼睛，人又活泼，大人们都喜欢她，本来想让她演一个角色，但考虑她太小、只是家属，就算了。后来张老师帮忙让她加入了安徽省京剧团学馆。
“等一歇会得有人教唱伐？或者有人示范唱唱？”
在排练中李老师和小孙老师常有争执。从北京调过来的李老师学马派老生，举手投足无不透着点马派的潇洒；小孙老师刚从复旦毕业不久，是复旦大学京剧队的台柱，学的是姜派小生，兼学叶派。两位都很自负，互不买账。有一回李老师暗示小孙不懂戏，小孙老师气得脸色发白：“我不懂戏？告诉你，我吃奶时候就听戏了！”此话倒也不假。小孙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品大员、人称“寿州相国”的孙中堂，父辈是上海的实业家，估计家里常办堂会请名角唱戏。
身边一位化学系女同学正对着谱低声吟唱，长得慈眉善目的，好像也是上海人，我轻轻地请教她：
他们的冲突被张老师一一化解。刘听泉和我讨论一番后，一致认为他们二位的矛盾反映了京派和海派在京剧表演上的不同认识。
我捧着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歌谱，心里有点发憷。简谱中“哆来咪”我是识的，但谱中一些弧线、直线、什么休止符、什么渐弱渐强我从来搞不清楚。想当年上音乐课的时候，乐理没考及格，亏得还有唱歌考试，我还考得挺好，音乐课总评及格。同学中也有相反的：乐理满分，唱歌却让老师笑得伴奏伴不下去。
京剧朋友·4
那天下午我去教学大楼的一间大教室参加合唱队的活动，因为是第一次，我去得比较早。教室里已经有几个男生女生了，他们都是刚加入合唱队的。一位高年级男生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他是合唱队长，然后就发给每人一份歌谱，边发边问：以前参加过合唱队吗？在什么声部？没等我回答——我也回答不出，队长说你就高音部吧。
公演那天，我们早早来到了学校礼堂后台化妆间，准备“扮戏”（化妆）。梅派青衣自己会“扮戏”，其他票友都得请省京剧团的人化妆。替我化妆的是一位叫马老师的京剧团专业人员，他还是这次演出的舞台监督。马老师仔细地替我上油彩、画眉毛，然后把我脸的两边往上一收，用纱头巾之类的套紧，我觉得眉毛被吊上去了、有点难受。他帮我穿上戏服、戴好戏帽，穿上厚底靴，还叫我走两步。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行了！”
社团活动·2
我感到穿上底这么厚的戏靴走台步十分不易，很容易摔倒，艺人穿着它还要跑圆场、翻跟斗呢，唱戏真不简单。
在文熙的鼓励下，我去了合唱队，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
青青跑到化妆间来和伯年、听泉说笑，看到我时突然睁大双眼打量了我一番：“哦哟，扮上戏像换了一个人！”我听了颇为得意，问她台下看戏的人多不多？她调皮地用上海话回答：“多，才来看侬额呀。”说完跳跳蹦蹦地走了。
朱文熙后来对我说过：他的梦想是能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哪怕扫地也行！”
“武家坡”先演，我们都站在台侧看姚先生出场。姚先生唱的第一句是西皮倒板：“一马离了西凉界……”，“界”字刚落，台下炸雷似地一声“好！”大家朝发声的座位望去，原来是冒先生叫的好，这声好又脆又亮又响，可见冒先生用足了丹田之气，但是这声好也抢走了姚先生的风头。
“住在他家天天陪他听交响乐，什么贝多芬、巴哈、柴什么斯基。求他领我到南京路去逛逛，他就是不肯，我一个人又不认路。最后一天总算肯了，从他家里出发，经过一段很冷落的西淮海路走到音乐学院，不肯走了！又他娘的给我上音乐课了。我到大上海不是去玩，是去上课了。”
“三堂会审”要演1个多小时，我在台上呆站1个小时！台词只有1句：“请刘大人用刑！”共说两次；舞台动作除了站，至多就是接公文、呈公文；尽可安心欣赏他们的表演。正因为过分关注别人，在一次王大人“打坐向前”时，忘了替他搬椅子，以至于台上出现停顿的僵局（总不见得按院大人自己搬椅子吧）。马老师在台角轻声提醒，我才赶快补救搬座椅，小孙老师已经大光其火了。等戏一结束，我飞快脱下戏装，立刻溜走，就怕小孙老师找我算账。连脸上的油彩也是到宿舍里擦洗掉的。
入学以后的第一个寒假，朱文熙邀请同寝室的一个皖南同学程金涛到上海来玩。文熙的父亲是华东纺织学院一位名教授，家住登云公寓，住房在当时上海算相当好的。按理说金涛吃在他家、住在他家应该心满意足了，却不料开学返校后对我们大诉其苦：
孙伯年只是开场时有戏，早已回来。我们俩等刘听泉等到很晚，不见他回只好睡觉。第二天才知道，听泉散戏后又是拍照又是和参加演出的票友、省京剧团的老师一起吃夜宵（学校请客）。刘听泉说大家在礼堂里找过我们，还告诉我们：马老师张老师在吃饭时说今晚演出有两点出彩：一点是演刘大人的马派老生很有马连良的神韵；另一点就是王金龙王大人身旁站的门子扮相漂亮！听说我这个跑龙套的门子竟然成了一出戏的亮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文熙说去白相相也好，总可以提高提高你的音乐修养。在他眼中我们这些同学全是音乐门外汉。他意味深长地说：“懂音乐的人和不懂音乐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京剧朋友·5
朱文熙告诉我，他在学生会布告栏上“各文艺团体”扩大人员的名单上见到了我的名字，是合唱队，全年级就我一个人。真是奇怪了？我没有报过名呀，参加文艺队不光要报名，还要经过面试，譬如参加话剧队就得朗诵一段诗、报名舞蹈队的就跳一段“鄂尔多斯”舞什么的，难道合唱队招人会是“乱点鸳鸯谱”？
学校的布告栏上贴出一张处分告示！上面写着：孙伯年，家庭出身反动军官。因放松世界观改造，在上海休学期间猥亵邻居一个年仅12岁幼女，情节极其恶劣，影响极其严重。本该严惩，因尚能主动向学校交代，有悔罪表现，故给以留校察看1年处分，以观后效……
每到下午3点半以后就是“社团活动”时间。学校的各运动队如排球队、篮球队集训，场地边总有不少同学“观众”；各文艺队如话剧队、舞蹈队排练，也会让人在边上看一会儿；乐队也十分热闹，民乐队的二胡、西乐队的小提琴统统被军乐队响亮的大喇叭盖住了，但依稀听得见叮叮咚咚的钢琴声音。
告示在我们年级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孙伯年的文质彬彬、待人谦恭都是骗人的假象，他本质上是个坏蛋。尤其是女同学，对孙伯年更是咬牙切齿，说他是色鬼、衣冠禽兽，仿佛孙伯年欺侮的是她们家小妹妹。广伟和我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走过，广伟说这样小的女孩子怎么会让孙伯年产生念头？真弄不明白。
毕竟是学校，毕竟有那么多青年人在一起，校园内仍然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仍然有无忧无虑的欢笑。
孙伯年除了上课，成天把自己关在寝室里，足不出户，当然不可能去工会俱乐部过戏瘾了。刘听泉表示再也不会和他搭界，免得旁人以为我们和他同流合污、有相同的嗜好（当时还未产生“恋童癖”这个词）。但听泉也说俱乐部那班京剧票友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3个人之中青青和孙伯年最要好，他对青青没做什么嘛！
社团活动·1
那些日子孙伯年非常孤独，没人理他、他也不和人说话。一次下课的途中我主动和他打招呼，和他聊了好久。面对他疑惑、感激的眼神，我告诉他我不认为他是坏人！谁都有控制不住自己、一时冲动犯错的时候，我把刚刚读过、自己还一知半解的爱尔维修的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他讲了一通。我说他过去对原本正常的欲望过分压抑，“超我”太强，导致欲念突然冲破堤坝失控了。关于这点我和初人兄专门讨论过，结论一致：你不是坏人！
我们把油饼带回了住处，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饼子数量不少，出发前的早餐和返校途中的午餐都吃饼子。但在享受油饼美味的同时，我却想起了那位摇头叹气的老头。
从那时起孙伯年和我成了知心朋友。在一次次的散步中他谈了许多过去从未提及的家事。他是一个宿命论者：命运让他的嫂子在1949年怀孕，使得想含饴弄孙的父亲放弃去台湾的飞机票留在大陆，结果被作为战犯关押（他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中将）；命运让他的邻居请他辅导他们的女儿功课，结果偶然的亲密使他控制不住铸成大错（最后关头他刹住了车、否则要抓进去重判）。他叹气道，他今后的一辈子就是赎罪了，将来工作得再好也只是将功补过。“他生未卜此生休”，这就是他的命！
他回过身走了，边走边摇头叹气。
没过多久就要毕业了。为了能让孙伯年分配出去，学校提前结束了他的“留校察看”处分，他和许广伟等几个人被分配在江苏省无锡市。然而别人都到单位报到工作去了，他还住在人事处的招待所里，无锡市的工厂、学校看了他的档案都不要他。他一直孤零零地住在招待所里，领一点生活费，这样待了差不多1年光景。
“哦，是学生吃的！”
终于我收到了广伟的信，信上说孙伯年自杀了！人们发现他死在离招待所不远的水塘里。据广伟分析，是伯年知道要搞“四清”，阶级斗争的弦要越绷越紧了，因此认为此生无望、一死百了。广伟还说，“希望孙伯年肮脏的灵魂早日安息！”我在难过之余，对广伟的说法很不以为然！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伯年的灵魂肮脏？细细地审视一下自己，我们就没有一点儿罪恶的念头和可能吗？伯年兄已经用他年轻的生命（才24岁）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代价，人们还能说什么？
我们惊异地望着这位老农民，谁也不搭话。老头一下子全明白了：
伯年兄是我的朋友。我不以为耻！
“今天吃饼子啦！”
邂逅·1
香味引来了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根短旱烟管，他走进伙房高兴地嚷了一句：
下了渡轮，我立刻向车站冲去。我得赶在这班船的乘客排成长蛇阵之前买到票，接连和几个挑着行李的人相撞，招来了一阵咒骂之后，我终于站到了售票处的窗前。售票员告诉我当天去蚌埠的只有棚车！我犹豫片刻，还是把钱塞了进去，棚车就棚车吧，总比在火车站熬一夜强。
没到食堂门口就闻到了香味，是麦香？油香？反正我这一辈子没有闻过这样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有的班级代表已经出来了，饼子用口袋装着、脸盆盛着，一阵风似地走了。我们进了灶间，两三个学校食堂的大师傅有的在烙饼、有的和面，大师傅说饼子是用油烙的，带上了10天的油全用上了——你们这几天不是没有见到油吗？总不见得咸菜里放油吧？我们连连说对。大师傅还说找不到葱，不然放点葱花更香。有一位师傅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说这个鬼地方——伙房里——没有老鼠！
“一张蚌埠。棚车？棚车也行。”
返校的那天早上，老徐叫上我和景西、“小姐”去食堂拿全班的伙食。因为我们没有为大家扛过麦糊，现在应该出点力。老徐说抬粥桶的事不会叫你们，你们是去拿面饼。一听这话我们步履如飞——面饼！
声音真好听，银铃似的，我不由得瞧了瞧声音的主人：一个苗条的长辫子姑娘。她转过身来，大大方方地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睛又大又亮。
下乡·7
候车室已经有了一支几十个人的队伍，我从头走到尾，一个同学也没有。我只得把行李放在地上，老老实实地排队等候上车。候车室是一个很大的芦席棚，除了一些躺满了人的长椅之外，什么设备都没有。昏暗的灯光投射在那些形容枯槁、神情淡漠的旅客脸上，让我觉得自己似乎在一个破庙里和一群土偶做伴。
这不是“送瘟神”中的两句吗？这不正是几天来大家的感受吗？
我发现长辫子姑娘就挨在我后面，她抱着双膝坐在旅行包上，无聊地盯着自己的白跑鞋，身上的白衬衫和米黄色长裤挺干净，不像个出远门的人。她抬起了头，默默地打量我。
“小姐”笑着问我一个人在空屋里待一天怕不怕？我说我怕什么？又没有鬼。“小姐”说我背一段伟人诗词中的两句给你听你就会怕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本人从中学到大学，和女生很少说话，更不知道如何和女生打交道。但这一回，也许是受到了她眼神的鼓励，我竟然有了和一位陌生女孩攀谈的勇气。
黄昏时分吃第二顿麦糊时，老蔡宣布了双抢结束、明天一早返校的大好消息，大家立即活跃起来。有的说还是学校好啊，有的说吃这个麦糊好几天拉不出屎，似乎在会上歌颂农村人民公社的豪言壮语全给忘了。
“你，你是上海人吧？”我怯生生地问她。
刘存涛转过脸来，他的眼中充满了哀伤。我猜他不久前死去的父亲也是个民兵吧？
“对。侬也是？”
“刘存涛！吃饭了，吃饭了。”
“我也是上海人。我到合肥，侬呢？”
存涛、老徐几个人把麦糊抬进来，是吃饭的时候了。我把奖状指给存涛看，我们从未出现过的房东是个民兵模范。存涛在墙前站了好久好久，让人有点害怕，老徐也注意到了：
“真巧，我也到合肥。”她笑了笑，露出了一排贝齿，神情很可爱。
我从这一间草屋走到另一间草屋，发现在土墙上贴着一张已经发黄的奖状，借着门外射入的阳光我看清楚了，是××人民武装部奖给××同志“模范民兵”的奖状。这里的屋子都没有窗，大白天也是黑洞洞的，所以平时走来走去看不见。
邂逅·2
回到住处后，我坐在草堆上想今天看到的一切：没有人烟的小村、医生、生产队长……
她告诉我，她是合肥二中的高三学生，父母是前几年从上海调到合肥的，她每年寒暑假都回上海外婆家。我也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下乡·6
“大学生活有劲吗？”
两个人悻悻地走了，医生这才抬头冷冷地看着他们的背影，仿佛这两个人是《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穆仁智。
我告诉她，大学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尤其是我所在的综合性大学，更是一个科学文化中心。我们这些学物理的大学生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要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人。我滔滔不绝说了许多这一类的话，大概从9岁到19岁和女生说话的总量也没有那天晚上多。
那位医生正眼也不看，冷冷地回答：“没有，这点药连学生都不够。”
她睁大了双眼，嘴微微张开，直到我停住了，她才轻轻地说了一句：“大学生可真会说。”
进来了两个壮年男社员，这是我下乡以来唯一一次见到的比较年轻的男农民。一个瘦点的指着一个长得很壮实的小个子对医生说：“这是我们生产队长，全队的生产全靠他啦，他受了一点伤，医生你给点药擦擦。”
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位漂亮姑娘的夸奖，今天我可真走运。
医务室里只有一个医生。我们学校所有的医生都来自部队，转业前不是上尉中尉也至少是少尉，连学校医院也按部队编制，叫卫生科。这位医生挺和气，给了我一些药片，还从暖瓶中倒了一杯热开水给我服药。热开水！平时劳动中喝的可都是凉水，幸亏现在是初夏。
“你贵姓？”我表示出一种大学生的礼貌。
总算找到了设在队部的医务室，碰见曹奇真从里边出来，她朝我笑笑，说：“侬也生毛病啦。”
“我不告诉你。”
到队部去要经过一些草屋，算是一个小村落吧，小村静悄悄的，没有人也没有炊烟，泥土路边草丛中没有散放的鸡或者羊。经过一处废弃的猪栏，我把头伸进去张望了一会，当然也没有猪。奇怪的是，这里飞鸟也不经过，是一个死村。
我有些窘，打听一位陌生女孩的姓名可能太冒昧了。
老韩的话就是最后结论。老蔡一声不吭地跟他去开会了，老曹率领大伙去出工了，我在草堆上躺了一会就到队部去了。队部离住处不算远。
“你呢？你贵姓？”
插秧后第二天早晨，我向老曹请病假：今天人不舒服，出不了工。老蔡满脸不高兴，要我坚持坚持，老曹却说小张是干不动了。两个人竟然为了我争执起来。正巧老韩进来听见了，老韩不住在我们班，他是来叫老蔡去开会的。他批评老蔡对小同学、女同学都关心不够，还对我说：好好休息，最好去医务室看看。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
下乡·5
“侬名字蛮灵额，蛮文雅额。”
她一下子又停住了，低下身子又无精打采地干了起来。
“名字有啥啦，都是长辈取的。”
“我们有信心！有干劲——”
“我的姓可难听了，我姓刁，叫刁超华。你叫我超华好了，不要叫我刁超华！”
也在一道插秧的妇女社员有点被学生的“干劲”所感动，一个看起来还算年轻的农村妇女突然站起来喊：
我刚要说人的品格与姓名无关之类的话，她忽然敏捷地蹦了起来。
老蔡高兴地喊：“大家比一比，看看哪个小组插得快！”他割麦比不过老曹，插秧比老曹快。老蔡自称出身宁国农村“三代贫农”，宁国是长江以南的一个县。
“车来了。快！”
差不多40年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在电视上又见到了曹奇真。身为澳门立法议会主席的她领着一帮议员宣誓就职，用了国语、粤语和葡萄牙语。在佩服老同学的语言天赋之余，还想起了她在罗集农村时的满脸愁容。
邂逅·3
下乡这几天的生活可把爱干净的女同学搞惨了：没有热水、没有厕所、生蛆的咸菜。尤其是曹奇真。她来自上海一所女中，上学期还是班级的团支部宣传委员，反右倾时还代表组织找青华谈话，这学期却被免职了。曹奇真是1950年代初从香港到上海来读书的，到大学以后外语成绩尤其出色——是俄语，并非英语。
候车室的灯光似乎亮多了，原先那些半死不活的乘客瞬间变得生龙活虎，争先恐后地朝站台上涌去。超华走得很快，我几乎跟不上她。她建议我们上前面的车厢，那里的人少。
女生曹奇真直起身来，惊讶地看着我们，她的潜台词很明显：“拿哪能胃口介好(1)？”
我们上了车，车厢里黑黝黝的，散发着刺鼻的霉味，地上横七竖八铺着一些破草席。这儿人果然不多，我们找到一个角落，拉了一张草席过来，背靠着行李坐了下来。
我唱起了小时候的歌“快乐的小队”，受到传染的同学各自唱各自的歌。有的唱“九九艳阳天”、有的唱“老黄牛肥又大”，在我身后的朱文熙大概认为我们品位太低，哼起了“土耳其进行曲”。朱文熙是一位欧洲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也是上海同学。
整个车厢只有一盏壁灯，幽暗的灯光犹如鬼火，乘客们仿佛是从地狱里放出来的孤魂野鬼。我站起来伸展一下身子，我的影子又瘦又长。突然，火车猛烈震动了一下，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超华伸手把我扶住，火车开了。
“白米（牙子）好吃秧难栽——哪个嗨！”
“你大概不喜欢运动吧？”她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
仍然是那个老头站在田头上，把一捆捆秧苗抛到水田里。我们纷纷赤脚下田。不远处有三四个妇女弯着腰插秧，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和她们不同，同学们的情绪很高，王能静一边教我怎么插秧，一边唱：
“你怎么知道？”
接下来就是插秧。前一个晚上下了雨，早上变成晴天了，我们走在田埂上，望着这一片片镜子似的水田，呼吸着带着水土味的清新空气，心情好多了。
她微微一笑，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短跑三级运动员，参加过省中学生运动会，得过名次。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
下乡·4
“打！打！打死你这个小偷！”一阵粗野的叫喊从车厢的一头传来，接着是一个人讨饶的声音，好些个影子朝那里涌去。在叫骂声中，有个女人嘟嘟囔囔地说：
据说收麦时，有社员一边割麦一边把麦粒往嘴里送，被队干部训斥为偷集体的粮食。农民偷自己种的粮食！
“别打了，别打了，到站交给警察算了。”
听老曹他们讲，这些麦子最后是要送到公社去的。一部分是交公粮，一部分作为余粮国家收购。余粮？天知道！最后，余的麦子作为社员口粮交到队部食堂。农民自己种的麦子却不能拿回自己家。
那是一个穿裙子的年轻妇女，就坐在我们旁边。
第二个工作日仍然割麦。麦地东一块西一块，麦子越来越稀，只要把两根麦子拿着用刀这么一拉就行了。
超华一声不吭，也不往那里看，也许她害怕？我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她，肩碰到了她的肩，她并不让开。
收工的时候，腰好像断了。我们一部分体弱年龄小的同学先回去，一部分同学在老曹、老徐带领下把收下来的麦子挑走。小猴一定要加入送麦行列。
喧闹终于平息下来，小偷不知道钻到什么地方去了。在火车的隆隆声中，大家打起瞌睡来，有一个人的鼾声特别响，简直到了地动山摇的程度。
老曹割得最快，他是在山东农村长大的；小猴等几个淮北同学紧随其后；皖南的同学稍差一些，但后来在水田插秧中大显身手；只有我们几个上海同学农活是样样不行。我不是割麦是砍麦，后来干脆用手拔，搞得浑身大汗，手还痛。老曹过来指导我们怎么用镰刀，景西立刻有长进，只有我仍然割得最慢。
邂逅·4
一个老头和老徐、老蔡捧着镰刀领着大家去了麦地。总算见到了当地的社员！说是老头也许年龄并不老，至多50来岁吧。麦地种的是小麦？还是大麦、元麦？反正我是弄不清楚的，麦子长得稀稀拉拉，绝没有歌中唱的麦浪滚滚的气势。
超华竟然睡着了。她信任地靠在我身上，我闻到了她的发香，听见了她有节奏的呼吸：我的全身都感觉到了她美妙的体温和温柔的压力。一向能睡的我再也睡不了，我一点一点地挪开身子，想让她躺得舒服一些。不料她翻过身去，把头枕在行李包上，仍然睡得很香甜，我却若有所失。
下乡·3
穿裙子的青年妇女毫无顾忌地仰卧在草席上，裸露在外的大腿依稀可辨。两个汉子你推我我推你，开起了玩笑：
早晨，老徐叫醒了大家。我们这才发现，这里没有鸡叫。我1958年高三时在上海郊区下乡，天没亮就被鸡叫吵醒。同学们在池塘边漱洗，昨天也是用池塘水洗的碗。我觉得用池塘水洗碗不卫生，决定不洗碗，用草纸擦干净就行了。
“敢不敢摸？”
农村的夜晚应该听得见狗叫，可这里没有；草屋边有池塘，可听不见蛙鸣；屋外是死一般地寂静，只有繁星满天的夜空。
“狗日的，有什么不敢！”
对啊，我们从早上走到下午，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就连我们到了这所草屋，也没有见到人。这所草屋的主人呢？
我有点紧张，危险要降临到青年妇女身上了，会不会波及更年轻的超华呢？手无缚鸡之力的我该怎么保护她呢？
你们注意了没有？这一路上都没有人！！
毕竟在火车上，两个家伙仅仅说说而已，并没有什么举动。不一会儿，他们也睡了。我放松了戒备，渐渐打起盹来。
临睡之前，一直沉默的青华忽然对我和景西悄悄地说：
我醒来的时候，灯已经灭了，深蓝色的天空和清晨的凉风从窗洞涌了进来。超华告诉我蚌埠要到了，赶快准备换车。
还是老徐、老曹几个人到队部扛了两大桶麦粥回来，还有1桶咸菜。麦粥也可以称之为麦糊，还比较稠，喝了既填饱了肚子，又解了渴；咸菜又咸又带点酸，后来有人说咸菜里有蛆，不过我没有发现过。以后几天顿顿麦糊咸菜，老蔡说这还是学校自己搞的伙食，与当地社员食堂毫无关系，我们绝不会给当地公社增加负担。我们系指挥部就在队部，那里有厨房和医务室——都是我们学校的。
火车一到站，超华把行李扔给我，自己跑在人流的头里抢先上了去合肥的车，等我来到车厢，她已经占好了座位。我把行李从窗口递给她，然后挤上了车厢。
终于到了。我们在几所草房落脚，老徐带了几个同学找来了稻草铺在泥地上，大家把有点湿的被子放好，立刻躺了上去，从早上走到下午，实在累坏了。有同学找到灶间，打算烧点热水喝，甚至想用热水泡脚，脚疼得都起了泡，可有灶没有锅，只得作罢。后来的几天，热水成了奢侈品，始终没出现过。
我俩面对面坐着，望着窗外向后退去的小树和田野，好久都不说话。这里比起棚车可算得上是窗明几净，但是昨晚那种亲昵却和黑夜一道消失了。超华似乎没有昨晚那么漂亮，脸上沾了点草屑、脑门也显得窄了些。我想起了老托尔斯泰说过，在月光下看女人和在阳光下看女人是不一样的。
下乡·2
邂逅·5
走啊走，老是走不到头。已经没有路了，我们时而跳过水坑，时而绕过小土墩，队伍也稀稀拉拉，三三两两分散走。天下起了毛毛细雨，我的被包又散了架，只能抱着走，这个样子可真够狼狈的。生活委员老徐老是给大家打气：快到了，快到了……
超华找出一条毛巾离开了座位，过了好久才回来。她的脸被仔细地洗过，头发也梳过了，又成了个干净、俏丽的姑娘。她打开旅行包拿出一些糕饼之类的吃食，自己吃，也请我吃。我赶忙也找出上海带来的食物和她分享，我们边吃边议论合肥的用糕点票买的饼，硬的可以砸死人，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按系分成几支队伍后我们出发了，走着走着在一个小土岗边又分成几支队伍朝不同的方向走，当绕过一个水池以后，我发现只剩下我们班级的人。这里地处江淮平原，没什么山，只有长满杂草的小土岗和泥土路边的灌木带来了绿色，其余的只有土黄色的凹凸不平的土地，小水坑很多，但再渴也没人敢喝里边的水。
我问超华为什么不在上海读高中？安徽比上海要苦多了。她却说这两年没吃什么苦，她父母工作单位还可以，再说子女总是和父母一起过好。我忍不住又问她：你父母什么单位？可以不吃苦？
在喝水的时候，我去看了这个小站的站牌，这个小站的站名叫罗集。
“是省军区吗？”我想起了老是到哥哥那里去“改善伙食”的大李。
火车开了1个多小时后在一个小站停了，我们学校的人都下了车。食堂的大师傅给我们发了馒头，还烧好了热开水给我们喝。心里很感动：平时我们老是埋怨食堂，把气都出在大师傅们头上，真是不应该呀。
“不是。”
俺叫你不要站着！你看！
“你父亲是省委的高干吧？”
我们坐的是露天的运货的车皮，亏得是夏天，不然得冻个半死。那也不叫坐车，我是站着的，有的人坐在被包上；夏风吹过我的脸，吹走了睡意，令人神清气爽。但时间稍长，脸上蒙上了从火车头飘过来的黑煤灰，刺得脸发痛，我赶紧蹲下来。小猴露出难得的笑容：
超华咯咯地笑，摇头否认。她就是不肯说她父母的工作单位。
196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已经入睡的同学们被老蔡叫起，说是紧急集合。过一会广播喇叭响了，宣布省委要求我们立即下乡抢收抢种，保证夏粮丰收。于是大家匆匆准备，把被子打成包，还得带上餐具什么的。不多久全校学生加上一部分教工集合在校门旁，没有领导讲话动员之类，马上就走。有的人是卡车送，有的人步行。到了火车站，发现等待上车的黑压压一片全是各个高校的学生，可能去的是不同地方，调度要花时间，等到我们一批人上车时，天已经亮了。
“我知道了，你父母是什么饭店或者食堂的大师傅。对伐？”
下乡·1
超华白了我一眼：“要么侬爷娘是饭店大师傅，我没有介好福气。”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窦德斌和黄部长都被送到一个农场去了，是劳改农场。
关于她父母工作单位的话题就此结束。我想她可能有点不高兴，便讲了发生在我们学校的一件真事：有一天在学校食堂贴出一张小字报，内容是坚决要求到食堂工作。小字报作者说自己家庭出身贫农，当过兵，受到过嘉奖，复员后到学校校办厂工作，工作表现良好，作风正派，现因婚后有3个子女，负担重，自己饭量大，家里粮食不够吃，所以要求到食堂工作！请领导照顾云云。
黄部长也是从军队转业来的，学生都和他不熟，他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为什么当机会主义分子，大家一无所知，也许党员知道。
我的故事不仅让超华笑了，也让我们的邻座笑了，他们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寒假结束返校，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方书记介绍了一位穿军装的人——新来的党委宣传部长顾部长。老曹告诉我们原来的姓黄的部长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
我们还聊了她毕业的事，超华说她打算考医学院，还讲了不少要上医学院的理由。她还说她一个最要好的女同学也要考医学院，这个同学的家就在我们学校的教工住宅区，所以她会来我们学校和要好同学一道看电影。我请超华顺便到我住处来玩，她爽快地答应了。
那年寒假我回上海，特地问了我的高中老同学——那些在上海、北京、西安、杭州上大学的同学，他们都很奇怪我所在大学反右倾的做法，他们也就是听听文件，讨论讨论完事了——哪能拿学堂弄得像反右一样？——这句话要用上海话讲。
邂逅·6
景西的预言果然灵验。若干年后，那些整我的人到我母校去弄到了我大字报的摘录。据说这些革命左派十分高兴，专案组长连连说：没有白来！没有白来！
我和超华在合肥火车站分了手，我高高兴兴回到了学校。从那时起，日子变得好过了。笫一是伙食开始好转。早餐的稀粥注入了红薯粉变稠了，午饭的菜吃上了冬瓜、生瓜，再也不吃红薯叶子之类的冒牌蔬菜，后来还供应南瓜、胡萝卜这些营养丰富的菜。第二是公布了暑假之前的考试结果，许多同学不及格要补考。据说要动真格的，主课补考不及格要留级。但没我什么事，我这个最不用功的学生竟然全部通过。有时我想，从南京浦口碰到那位高中女孩开始，也许我就交上好运啦。
档案！在我心目中这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老实讲直到今天我也没见过档案长什么模样，有时我把它想象成一个硕大无比的保险箱，里边收藏了无数人的一生；有时我又把它看作一个隐身机器人，你走到哪里，它跟到哪里，你看不见它，它看得见你。
学校那时还没有专门放电影的场所，周末晚上只能在大礼堂看电影，还得自己带凳子。返校后第一个周末学校放什么没有劲的国产片，有几位同学拉我到市区电影院看了一场苏联片子，大概是“心儿在歌唱”吧，感觉十分美好，在回校的路上还议论得很热烈。当我走进寝室时，同宿舍的老王笑眯眯地告诉我：
这些话，小心的景西是轻轻地讲的，当时本地同学还听不懂上海话。景西长着圆圆的娃娃脸，比我大3岁，比我懂事。
“有两个姑娘来找过你了。她们借了凳子去看电影，来还的时候你人仍旧不在。你小子哪里去了？”
侬相信伐？阿拉大字报上格眼末事会得弄到档案里去！相信伐？
真糟糕，超华来过了，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约定给忘了。我对老王支吾了两句，就上床睡觉，好半天没有睡着。
散会以后，在回宿舍的路上大家一声不吭。不是说好了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吗？怎么还是有一个同学被戴上了？景西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同寝室的同学都知道了借凳子的事，我只得对他们说了一个大概，有的同学不发表意见，有的同学像许广伟认为我交了“桃花运”。
反右倾运动的尾声·2
以后的两个周末我都老老实实待在寝室里，恭候超华的再次光临。她却不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给人戴高帽子，以前只是在电影里见过。
邂逅·7
一个党委办公室的干部宣布校党委的决定：给窦德斌戴右派分子帽子！接着，也是两个4年级的同学给窦德斌戴上了一顶用白纸做的高帽子。
周末晚上待在寝室里的还有老王，他是快要转正的中共预备党员。不幸的老王有几门主课不及格，正准备补考，所以他很努力地在寝室里复习功课。但复习经常被打断，老是有学生干部来找他汇报工作，此时老蔡已经休学，老王代替老蔡负责全年级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羡慕不已的是：当他复习“热力学”和“微分方程”这类深奥、枯燥的功课时，我却在读有趣的《警世通言》和《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也是这个学姐回答了我们心里的疑问。他们毕业班的大字报全都是拥护三面红旗、拥护党中央的表态声明，只有窦德斌一个人写了一些反动大字报；他又是有前科的：在1957年反右中就有言论，是漏网右派。
同寝室的刘听泉老是要调侃我：“今天晚上兔子又没有来？”
学姐大喝一声：把窦德斌带上来！于是两个人把一个瘦高个男生推了上来。当时尚未发明以后“文革”中流行的喷气式姿势，所以还算文明。窦德斌衣着寒酸，戴的一副眼镜一根架子没有了，用绳子套着，他不低头，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根据学姐陈述，我们知道了窦德斌写了一些大字报，内容都是围绕教育的，什么1958年后教育质量严重倒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扼杀教育，等等。在学校反右倾初期成千上万的大字报中，德斌写的内容并不突出，比他尖锐的说法有的是，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倒霉呢？
“啥意思？”
是全系大会。一个4年级的女同学站在台上哇里哇啦地讲了一通，内容是她所在班级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蛋，等等。虽说我们男生早已流行一种说法：物理系无美女，但还是觉得这位学姐实在不好看，黑不溜秋不说，还长一张马脸。我身旁的“小姐”轻轻嘀咕：物理系无美女应该改了，改成物理系多丑女。我和景西差点笑出来。
“你不是在‘守株待兔’吗？”
那是一个化雪天，路边的残雪映着冬天的阳光，白得刺人眼睛；没有树叶的小树带来的只是冬天的肃杀之气。为了驱赶寒意，我们几乎是跑着去礼堂。
第3个周末，我决定不等了，超华不会来了，再说我也不想成为寝室的打趣对象。我又和几个要好同学到市里去玩了。没想到回到宿舍，许广伟告诉我：一个长辫子的女孩来过了，这回没有借凳子，只是说明天早上再来（在教工宿舍区过夜），叫你不要走开。
快考试了，课也停了，我们正在复习迎考。一天上午，通知大家去礼堂开会。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了，星期天早上大家睡得正香，我轻手轻脚地打开衣箱，拿了一件毛背心套在自己的旧衬衫上，又悄无声息地到洗脸间用水梳了梳头，心里懊悔昨天忘了理发，头发太长了。再拿了一本英语课本，来到了宿舍门口通往教工住宅区那条林荫路上，一边走来走去，一边煞有介事地背英语单词。
反右倾运动的尾声·1
一片淡淡的晨雾笼罩着教工住宅区，随着阳光的加强，水气渐渐退去，树叶上的露珠映着金光更加晶莹可爱，红砖绿瓦的教工住宅楼掩映在绿荫中，显得格外漂亮（以前一直没发现）。
我问老屠：刘存涛有没有敬第3杯酒？老屠笑着不肯说了。
但是超华始终没有露面。
这第2杯酒，是敬专门管大教授的各位夫人的，祝你们家庭幸福！
邂逅·8
这第1杯酒，是敬在座的各位大教授、也是我的老同学的，祝你们事业有成！
食常传来了呼唤大家用早餐的音乐（用餐音乐3顿都不一样），当然早饭是不能放弃的。我快步回到宿舍拿好餐具，急匆匆赶到食堂，又端着一大碗粥三步并两步回到寝室，房间里就我一个人。后来广伟说大家存心不回寝室，为我提供方便。
老屠说存涛还专门找他深谈了两次。原来荣士达集团打算在巴西办厂、开分公司，希望老屠牵线搭桥，老屠自然答应了。刘总很高兴，为此在合肥一所豪华饭店宴请老屠，还把所有在合肥的老同学及夫人一道请来，搞得十分热闹。酒宴之间，存涛谈笑风生，举止潇洒，刘总的夫人当然也是行为得体，落落大方。老屠还学了学存涛的祝酒词：
我刚刚喝了第一口粥，超华和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就进来了，我的心跳莫名其妙地加快了，两条腿仿佛成了生铁铸的，竟然站不起来。
人家现在一点也不土了！他现在是当地最大的国营股份制企业之一荣士达集团的总裁。
“你来了。”我听见了自己似乎从远处飘来的声音。“我来过两次了。嗳，你星期六晚上总不在家哦。”
怎么不记得！刘存涛嘛。
我觉得我应该请她们坐，再说些欢迎之类的话，但嗓子似乎被什么人掐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今天真是见鬼了！
还记不记得被我们这几个上海人称作土才子的一个同学？
超华拉那个女孩在我对面坐了下来，4只眼睛注视着我，等我说点什么。可我就是什么也没说，今天清晨在林荫路上精心准备的甜言蜜语全忘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毕业以后很多年，一个定居巴西的老同学老屠来看我。我真是喜出望外，毕竟那么多年没见面了。一番嘘寒问暖后，老屠告诉我：他为了一点私事去了一次合肥，还见到了在合肥的许多老同学。他问我：
至今我都记得超华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眼神的变化：从笑意变成了疑惑，又从疑惑变成了寒意。
刘存涛变了。在以后的大会小会上，能言善辩的刘存涛消失了，他甚至于不参加年级或班级的活动，据说是忙于校学生会的社会活动：帮戏剧队搬道具啦、替合唱队物色指挥啦，组织武术比赛啦，总之除了上课，他成天在学生会里。有一回他拿着什么东西从我身旁匆匆走过，穿着补过的球衣球裤，蓬乱的头发中有不少白发。
沉默了好久，鬼使神差地，我喝了第二口粥。
徐青华与刘存涛·9
“你吃饭吧，我们走了。”
一直虎着脸的老曹没等老蔡开口，大声喊了句：散会！
我终于迸出两个字：“走了？”
一天中午，老蔡叫全班同学到宿舍门外站着开个临时班会。先是老蔡说了几句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之类的话，接下来硬要存涛表表态。形容憔悴的存涛全然没有了平时的风采，他的话音低沉得大家都听不清楚，大概是表示自己还是跟党走的，还是相信人民公社的。突然，声音哽住说不下去了……
她们已经走到门口，超华头也不回说了一句：
老蔡和存涛谈心，系里也来人找存涛谈话，意思不外乎要刘存涛正确对待、振作起来云云。
“再见！”
刘存涛家乡肥东是省会合肥市的郊县，离合肥很近；他的父母又是下中农，怎么就饿死了？原来饿死人是不问成分的！地主富农会饿死，贫下中农也会饿死！
邂逅·9
先是刘存涛不到食堂去了。想想看：在那个年头不吃饭！不过老蔡、老曹还是把饭给他带了回来。他也不去上课，一个人蒙头大睡。后来，他同寝室的人告诉我们：存涛的父母都死了，饿死了！
过了片刻，我忽然清醒了：至少我得送送她们。我跳起来，追到宿舍楼的门口，她们已经走远了，我望着她们的背影喊了一声：“再见！”也不知道她们听见没有？
不料，出了一件大事，把春风得意的刘存涛压垮了。
一连几天我都很沮丧，同寝室的同学从我的神情中都猜出事情不妙，他们聪敏地再也不提女孩来访的话题，只有刘听泉好心地安慰我：“侬想开点。这种小姑娘十三点来西，呒啥搭头额。”(5)刘听泉是上海同学，他不知道他的话反而让我更加沮丧。
刘存涛却能在他们两人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老蔡把存涛看成是一员爱将，什么中心发言、辩论少不了他；另一方面存涛和老曹很谈得来，常常赞扬老曹是系里水平最高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几个上海同学有点看不惯他，背后叫他土才子。至于为什么这么叫，我已经忘了。
我打算亡羊补牢，也许事情还可以挽回。我写了一封信给超华，信上我称她超华同学，叫超华怕引起反感，在那个倒霉的早晨以后可不敢表示得太亲热。接下来写了许多道歉的话，还说那天早晨我病了，所以显得很没有礼貌（并非假话，当时大脑肯定严重缺氧），在信的结尾我请她来玩：“如果你在方便的时候再次大驾光临，我将感到无比高兴！”
老曹和老蔡的关系很糟。按理说老蔡是党支部委员，老曹应该听他的，但老曹却是一百个瞧不起他，还常常出他的洋相。我们班级绝大多数人包括上海同学都是拥曹派，这让老蔡十分恼火。老曹常常把家里烧好的小菜带来和同学一起分享，虽然是蔬菜但油水很足。老蔡就到党支部书记老韩那儿去告状，说老曹收买人心。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竟然笨得不知道老韩是老曹的铁哥们。
过了1星期，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封上娟秀的字迹：合肥二中华寄。这两个字“华寄”多么美妙！信并不长，我看了好多遍，因此都背得下来了。
徐青华与刘存涛·8
礼士：（我见了这个称呼很开心）
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徐青华。
你好！那天我应你的邀请到你宿舍来玩，我是第一次来，而且是和我最好的朋友一道来！你这样的态度，对吗？既然你生病了，也应该说一声呀。
没等聚会结束，青华有事先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掠过一丝惆怅，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位当年大家心目中的勇士，他现在想什么？
谢谢你的邀请，但是从现在起我要大忙了，准备迎接明年的高考，没有空来。我平时总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
老蔡这个人啊，不是个东西！不过那时候我们太年轻，太幼稚。
超华
和其他谈笑风生的老同学不同，徐青华默默地坐着。我靠过去坐在他旁边，一个电子学系的同学立刻特地过来告诉我：青华现在是某电子技术研究所的所长，大概还是所党委委员之类。我和青华寒暄了几句以后，相当不识时务地提起了30多年以前反右倾的往事，他深深地望了我一眼，目光仍然是那样犀利：
邂逅·10
毕业多年以后，大概是1990年代初吧，在一次老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徐青华。我们这些同学虽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工作，但很少有机会见面。也许是上海太大了。
我明白超华不会再来了，要见她只有我去合肥二中。一想到要独自去女生宿舍，心里直发毛，我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学校的女生宿舍。在那个年代，如果有男生有事无事老往女生宿舍跑，就会被认为是心术不正或者别有用心。
第二年分专业，青华、小猴、景西分到了电子学系；我和“小姐”、老曹、王能静、老蔡留在了物理系不同的专业里。景西常常来我这儿聊天，小猴的近况就是他告诉我的，“小姐”和我还向他打听徐青华的动向。因为我们到景西那里去，总是见不到他，不知躲在哪里用功呢。景西说徐青华变成一个不爱说话的人了，不管别人说什么，他只是笑笑不搭腔。
拖了好久，终于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我出发了。二中在市中心，附近有一个公园。由于时间还早，我到公园去消磨时光。我在一个荷花池旁逗留了片刻。花早已谢了，池内尽是些残荷败藕，枯萎的荷叶上有一些水珠，像是滚动的泪水。我不喜欢这种凄凉的景象，不大吉利，就走到一棵高大的银杏树下，在长椅上躺了下来，盘算着这回来看她最好有一个借口。就说是来帮助她复习物理的，对！这个理由站得住脚。
不久，班级的学生干部班子有了变动：人气很高的老曹当上了团支部书记，老蔡当上了学生党支部的支部委员，刘存涛则被推荐到校学生会去，后来当上了学生会文体部长。这些都是上面安排的，和学生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合肥二中很大，找了半天才找到女生宿舍楼，门口有一个女生坐在椅子上看书，我向她打听：“请问，高三（1）班的同学在几楼？”
校园内恢复了平静，学生们又开始了课堂生活。王能静显然认为徐青华已经从披着羊皮的狼变回了羊，仍然和以前一样请教青华，青华也仍然和以前一样帮他完成高数作业。
她把我从头看到脚，半晌才回答：“二楼西头。”
徐青华与刘存涛·7
我在房间外犹豫了一会，终于敲了门，听到“进来！”便推开了门。
“没事，没事，高兴的。”
屋里有3个女生，她们惊讶地看着我。糟了，超华不在！她的好朋友眼镜女孩倒在，她一见是我，立刻低下头去，作出一副专心读书的样子。
“怎么啦？”
“你找谁？”
徐青华过关了，大家都高兴。在散会时我瞧见小猴偷偷地擦眼泪，我忍不住问他：
“找刁超华。”
他说他首先代表物理系党总支欢迎徐青华同学的检查和思想总结。徐青华是有进步的，希望他继续努力。又说了校党委在学生中开展反右倾学习运动的目的不是抓右派，而是为了教育大家，等等。
“你是他什么人？”
全场死一般地肃静。过了好一阵子系党总支代表站起来讲话。
“我是、我是……”我说不下去了。
徐青华越说越激动，最后沉痛地表示：自己的大字报是对人民犯罪！坚决要求组织上把自己送去劳改。说到这里，眼泪流了下来。
“她有事回家了。”眼镜女孩终于开了口，“今天、明天都不在学校。”她的眼光仍然落在书上。
青华说经过学习和辩论会上大家的帮助，自己对党的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的认识有了提高，更加认识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伟大，也看清楚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开历史倒车，是走不通的。
我急忙退出房间，一脚踏翻了门边浸着衣裳的脸盆，什么话都顾不上说，狼狈地跑到走廊上，还听到了背后女孩子们的笑声。
他找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一个远房叔公，说这个叔公经常攻击党、污蔑新社会，自己大字报上的反动内容大都是听他讲的，自己立场不对轻信了他。好在叔公去年被公安机关抓了，原来他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听了很纳闷：大字报的事不是青华亲眼所见、亲身亲历的吗？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超华。她不来，我也没有勇气再去。信是通过两封，她始终没提过我去二中拜访她的事。日子一天天过去，邂逅也就被淡忘了。
青华接着检查自己上中学以后，一直把全副精力用在功课上，对政治不大关心，没有在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方面下工夫，渐渐地走上了白专道路，忘了本！平时骄傲自大，自命清高，与党团组织的距离越来越远，终于掉到了泥坑里而不能自拔。
邂逅·11
徐青华先讲自己出身一个贫苦的下中农家庭，解放前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是共产党毛主席让自己全家翻身做了主人，又是党培养自己读完了小学、中学，还上了大学。
“邂逅”发生在1961年暑假结束从上海返回合肥学校的途中。当时上海到合肥没有直达车，必须中途转车。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后，可以坐马车到渡口，接着坐摆渡船过长江到对岸的浦口车站（若是乘上海到北京的火车则不必下车，由专门的火车轮渡船把车厢一节一节地送过长江），再由浦口坐向北的火车到蚌埠，再转乘向南到合肥的火车，所以十分麻烦。也就是在麻烦地转车中，我认识了刁超华。
徐青华与刘存涛·6
邂逅就是邂逅，是青春的萌动！还不能称之为初恋！没有刻骨铭心，也就不能说是“恋”。我真正的初恋发生在1965年初，结束于“文革”。
青华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的小结写了一遍又一遍，为他开的会一次又一次，据说他写的检查还被送到上面去。终于有一天开了全班大会，系总支还派人旁听，班会的唯一内容就是青华作长篇忏悔。
恋爱岁月·1
老蔡就讲了这么两句话，立刻站起来走了。刘存涛说自己本来不打算讲了，但是还是抱着对同学负责的态度给小国庆提几点：一、要努力学习政治，二、要靠拢组织，三、要有上进心。老曹和景西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我竟然就这样过关了。奇怪的是“大跃进等于零”这句话被放过去了。
1962年学校林荫路边的槐树花开的时间特别长，校园里弥漫着白槐花的香味；草丛中红色、蓝色、粉色的不知名的野花处处可见，让年轻的大学生感到骚动不安和心猿意马。许多同学恋爱了。
“张礼士说大跃进等于零。难道伟大的大跃进等于零吗？”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寝室的朱老板成功地把他的“娃娃亲”变成了未婚妻；广伟开始了对小谢锲而不舍的追求；结束休学后住到我们寝室的阿鲍老是写情书给一个在上海的女生，由于写信的频率过密想不出写什么了，我代他写了一些。他为了酬谢我，从“自由市场”买来猪肉，烧了一碗红烧肉请我吃。1962年合肥的“自由市场”相当繁荣，有豆类、花生、各种蔬菜瓜果、鸡、肉等包产到户后奇迹般地出现的食品，甚至还有粮食。1963年后，“自由市场”逐渐萎缩，又要抓阶级斗争了。
所谓总结，就是以小组为单位，每个人把自己写的个人学习小结读一遍，然后听别人把你数落一通。有过错误认识的同学可能一遍还不行。我所在小组“小姐”是被重点帮助的人，刘存涛批评他十分凶，“小姐”几乎哭了出来。总算“小姐”过了关，轮到我了。这时老蔡鬼使神差地到了我们小组，这以前他一直在徐青华所在小组批判青华。他拿出一个小本子看了看：
舞会最是滋生爱情的场所。我们年级的孟德在舞场中经常请校田径队的小陆跳舞，边跳边含情脉脉地说些俏皮话，芳心暗许的小陆姑娘主动给孟德写了一封信，使孟德十分得意。他把这封信到处宣读，还对我们说：“到底人家是中文系的，赤那(6)！信写得就是嗲。”我们暗中为小陆姑娘惋惜，花花公子腔调的孟德对她又没有什么真心，她的勇敢真不值。不过在她之前已经有一个中文系女生主动写情书给男同学，以至于得到“达吉雅娜”的称号闻名全校。看来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中文系女生的传统。
最后一场辩论会总算没有开成对徐青华的斗争会，运动进入了最后的总结阶段。
汪初人不满足只当“野马”的粉丝了，看着“野马”在篮球场上矫健的身手，他忍不住向这位篮球美女作了表白，然而“野马”告诉他自己失过恋、受过伤，所以“心灵硬得像一颗胡桃”，不能接受他的感情。校棒球队员初人兄却说自己可以用击球的大棒敲开这颗胡桃。“野马”还说自己已经不是处女了，你在乎吗？初人说他不在乎！这些表白感动了“野马”，他们成了一对。
老蔡铁青着脸，看得出他对老曹恨得牙痒痒的，但绝不敢像对“小姐”那样对老曹。老曹虽然当时只不过是学习小组长，父亲也不是什么大官（但毕竟是官），老曹认识学校里不少干部，和系里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干部尤其熟。后来我们明白了：老曹比老蔡更清楚运动的底线。
正当大家为他俩高兴的时候，情况急转直下，“野马”原来的男朋友回心转意了，“野马”又回到了他的怀抱。她给初人写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她还是要给原来的男朋友“一个赎罪的机会”。初人受到严重打击，当天午饭不吃，宣告绝食！不过坚持到晚上又吃饭了，说想通了，就是饿死也挽不回她的心。于是，初人兄的初恋以恢复进食而告终。
老曹的这一招很灵。方书记就是那位作反右倾动员报告的党委书记，和方书记唱反调——谁敢？刘存涛立即发言：自己对青华可能说重了，因为自己和青华同样出身贫下中农，所以特别为青华着急。
恋爱岁月·2
徐青华与刘存涛·5
王朝诚在去食堂的路上拦住了radio，塞给她一封信之后没说什么就跑开了。朝诚说radio面带微笑地拿了信，似乎对他并不反感，但他实在太紧张，害怕自己会语无伦次，只得一走了事，反正信里把什么都说了。
老曹说：他不同意存涛对青华大字报的三点结论。党委方书记在多次会上讲过欢迎大家暴露思想，多次讲过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们应该欢迎青华向党交心。而存涛和其他同学给人乱扣帽子是违背校党委指示的，是和方书记唱反调的。
这封信很长，朝诚花了很多时间，仿佛那是一部长篇小说或者学术论文。信里引经据典，用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柳永有关爱情的词句；还写上了对时间、空间的理解（说明自己是学物理的）。信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我们都参加了进去。初人加了点哲学、我加了点古希腊神话典故，于是一篇充分展露朝诚多方面才华的情书诞生了。朝诚还制作了一个艺术信封，画上颇具匠心的花纹。总之，朝诚兄相信这绝对是一封与众不同的、能打动人的情书。
老曹站出来稳住了局面。他是胶东人，颇有山东汉子的豪侠之风，父亲是省政府的干部。
信送去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回音，朝诚再也找不到和radio单独会面的机会，他大概又寄过一封信约她看电影（这次行动事先没告诉我），也是得不到答复：既不说不，也不说是。朝诚为此很困惑，也很苦恼。
三书之言一出，举座震惊！一些怒形于色的同学争先恐后发言：有的说徐青华比右派分子还右派分子，有的说徐青华完全胡说八道。跟班王能静站起来，边卷袖子边说：恨不得要给徐青华这头披着羊皮的狼一记耳光，不过他被身手敏捷的刘存涛一把拉住了。
radio是公认的美女，长得和电影“红帆”中的女主角有点像，但和那位充满浪漫气息、生活在幻想之中的女主人翁完全不同，她是一个很实际的姑娘。暗恋radio的人很多，其中就有我的朋友朱文熙。文熙休学之后降到了电子系六零级，和radio一个班，占有近水楼台的优势。虽然文熙兄的强项是欧洲古典音乐，我猜他对她也谈过音乐来表现自己，可是她的音乐鉴赏力只停留在“洪湖水、浪打浪”的高度，所以文熙没有什么进展。当他得知王朝诚也是radio的崇拜者之后，不知何故认定我是帮朝诚的，就有意疏远了我，尽管王朝诚和radio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只是想出风头吗？不对！你的大字报是一份向党发出的挑战书！是一份向帝国主义反动派发出的投降书！是一份背叛自己出身贫下中农的声明书！
民乐队长和王朝诚是朋友，为了帮忙特地在舞会中间安排一个二胡独奏助兴，让朝诚拉一段“良宵”。（radio会来跳舞）结果可想而知，舞迷们听到一半就纷纷议论，希望二胡快点结束，让中断的舞会快点恢复。像这类帮王朝诚忙的事还有很多，有几位本系外系的女生都在radio面前讲过王朝诚的好话。
这些日子备受压力的青华也开口了。他说通过学习和大辩论，也通过不少同志和他谈心，他的认识提高了；又说自己的大字报之所以取这么一个标题其实是想出风头、哗众取宠——刘存涛打断了他的话，严厉地说：
事态的发展让人大跌眼镜：radio最后和一个外号“小宁波”的上海同学好上了。虽然她赏脸“接见”过朝诚两次，使朝诚激动不已。小宁波貌不惊人，既没有朝诚兄俊秀的诗人气质，也无文熙兄的绅士风度，他就是肯用钞票。他不请radio看电影，而是请她上饭店；他不淡什么风花雪月，而是送她衣裳之类的礼物。用他的话讲，“我只会行动！”这是阿鲍说的，小宁波和阿鲍挺好。据阿鲍说，小宁波和radio已经“睡过多次了”。不久，有关他们俩的“绯闻”传遍了全校。
最后一次辩论会成了自我批评会。除“小姐”之外，几乎所有同学都谈了对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伟大意义的认识，我想发言还轮不上。
王朝诚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说他再也不相信女人了，尤其不相信漂亮的女人。他以后的人生有了重大变化，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在以后的两次辩论会上，徐青华一言不发，而“小姐”和几个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学仍然摆事实，刘存涛等人仍然是讲道理。最后，摆事实的人沉默了，道理战胜了事实。
恋爱岁月·3
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我们只得回宿舍。想不到“小姐”已经回来上床睡了。
校舞蹈队在礼堂的舞台上排练“弓舞”（舞剧“小刀会”的片断），我饶有兴味地在台下看。“弓舞”里有一个高难度动作，女主角要跳到男舞伴的大腿上，再单脚站立摆一个拉弓的舞姿。以前的一号女队员总是完不成这个动作，这回换上了新人。只见她轻盈地跳了上去，转身站立美妙地完成了拉弓的动作，引得在台下的舞蹈队长（兼导演）高声叫好，台上的群舞队员都鼓起掌来。队长告诉我新人是从校女子体操队请来帮忙的，这次演出，只好让她挑大梁了。
已经是晚上了，校园内人很少。初冬的月光给林荫小道镀上了一层银白色，树上已经掉得差不多的叶子在夜风中发出颤抖的声音，让人感到格外寒冷。景西告诉我：那几位在大型座谈会上开头炮得到表扬的同学在他们班级中都是积极分子，都是带头批判错误认识的急先锋，原来他们是诱饵，是来引我们上钩的。
这晚躺在床上，眼前老是出现这位舞蹈新人的形象：纤细的身材、小巧的脸蛋、圆圆的眼睛、小巧而略微上翘的鼻子——她的一切都是那么可爱，看上去顶多十七八岁的样子。如此可爱的小姑娘，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呢？
散会后过了好久“小姐”还不回寝室，老曹有点担心：不会想不开吧？于是老曹和小猴、我和李景西分两路去找人。景西和我都是从上海来的，自然关系比较亲密。
我把自己的发现对初人和朝诚说了，他们和我一样对这个女孩所知甚少，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她绝对不是物理系的女生。后来请教消息灵通人士阿鲍，阿鲍弄不明白我究竟关注的是啥人，于是我们俩人到体育馆去看女子体操队训练。结果阿鲍告诉我：那位在平衡木上如履平地的小姑娘是数学系六一级的，也是上海人，高年级的上海同学叫她“小妹子”。阿鲍还称赞我“眼光不错，小妹子老讨人欢喜的”，“不过侬要有思想准备哦，欢喜小妹子的人老多额。”
徐青华与刘存涛·4
过了两天，阿鲍打听到小妹子的名字叫冯妍珠。
全场鸦雀无声，“小姐”先是愣住了，后来转身向室外奔了出去。辩论会就这样莫名其妙散了场。
恋爱岁月·4
突然，满脸怒色的老蔡跳起来，指着“小姐”喊：陈敦华你给我出去！出去！
小妹子的姓名知道了，在什么系什么班级也知道了，接下来的事就是要让她知道我的存在，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蛮难。
只有“小姐”坚持己见，他站起来激动地说：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好比乒乓球是圆的，你站在不同立场上就能说它是方的、三角形的？
最理想的途径是请一位认识小妹子的熟人安排一个场合让我们见见面，当然要显得自然，不落痕迹，这可是我苦思冥想了好几天才想出来的办法。我想到了曹奇珍。曹奇珍是上海同学，又是校女排队员，女子排球队和女子体操队都是学校的运动队，她们应该认识。于是在一天下课后，我叫住了曹奇珍：“曹班长，我有事对你说。”（她是我们班的副班长）曹奇珍惊奇地扬起了眉毛，我辈“落后同学”从来不找学生干部“汇报思想”的，这一点她很清楚。我对她扯了几句天气好坏的废话之后，就问她和体操女队的人熟不熟？她摇头说不熟，谈话只好结束。在旁边听的王朝诚怪我不会讲话，应该把请她帮忙的目的讲明白。他自告奋勇地又去找曹奇珍，曹说弄不懂张礼士什么用意。朝诚讲：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讲话不干脆。他的意思是请你帮忙，让他认识体操女队一个叫冯妍珠的女孩。曹又摇头说这个忙她帮不了。
形势果然大变。一些在鸣放交心阶段悄不吱声的同学纷纷发言：人民公社好得很，大跃进伟大；还有几个原来持反对意见的同学纷纷表态：放弃错误观点，要站到正确立场上来，等等。
我们3个人在一起散步时，汪初人就这件请人帮忙的事作了总结：请一个女生帮男生追求另一个女生本身就是馊主意。这个女生会想：你为什么不追求她呢？她根本不会帮忙，你们对女性心理一点也不了解。此时初人兄喜欢读心理学著作，他的总结是活学活用心理学的成果。纵观初人兄几十年的经历，他一直很有女人缘，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对心理学的兴趣。
好不容易等存涛的长篇大论结束，满面春风的老蔡给存涛倒了一杯水。他那个得意啊，似乎刚才发言的不是刘存涛，而是他老蔡！
一个冬天的黄昏时分，我和汪初人在学校教工幼儿园附近散步，当时散步是我们的必修课。幼儿园是学校最美的地方：俄罗斯风格的木栅栏、红砖绿瓦尖顶童话般的建筑、小树丛、草坪。我们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人在背外语单词的冯妍珠。她穿着一件当年已经很少见到的海普绒大衣，在金色的夕阳余晖下，显得如此雍容华贵，虽然在低头背单词，身子还是如此挺拔。汪初人轻轻地说：“要讲漂亮，她未必比得上radio，但绝对比radio有气质。”我觉得初人兄的话讲到了我心里（当然在王朝诚面前不能提这个话题），从此我和初人兄的交情又深了一层。
刘存涛又说了许多：马克思怎么讲的，列宁怎么讲的，毛主席又是怎么讲的，等等。
我们的散步打扰了小妹子，她走了，留给我一个娇俏轻盈的背影。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刘存涛老是把目光瞟向了坐在角落里的徐青华，青华把头一抬，目光也投向了存涛。两位帅哥对视了一分钟，还是青华把头低了下去。
我决定还是借助最古老的表达心意的方式——写信。
刘存涛抑扬顿挫了半天，忽然话锋一转，声色俱厉地说：为什么对同样的事你们和我们的看法是如此截然不同呢？是因为你们和我们的立场不一样！你们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是站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立场上，而我们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上！
恋爱岁月·5
刘存涛先是指出：“三面红旗”是伟大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是不能避免的。然后他大讲应该如何看待群众运动：什么9个指头1个指头啦，主流和支流啦，整体和个别啦，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啦——这些理论术语从他嘴里一串串地蹦出来，再伴以手势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真是叫人不能不信服。平时刘存涛说合肥话，他是肥东人，也和合肥人一样把“老母鸡”说成“老母支”的。
我写的是短信，每天发一封。由于有朝诚不成功的先例，塞满各类文学典故的长信效果很差，一个学理科的女孩会有耐心看完吗？我的致命伤是字太蹩脚，只能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描出来，自然也只能写短信。我像契诃夫那样，能用3个词说清楚的绝对不用4个；每封信的主题相同：赞美小妹子！今天赞美她优美的舞姿、明天赞美她天才的头脑（能上数学系就是证明）、后天赞美她是美丽和智慧的化身。每封的落款都一样：一个崇拜者。
徐青华与刘存涛·3
第一封信是在学校的简易邮局发的，学校没有邮筒，要寄的信必须交到邮局工作人员手里。他拿着这封贴好4分钱邮票的信用奇怪的眼神瞥了我一眼：“安徽大学寄！安徽大学收？”我懒得对他说什么，立即走开。以后的信都跑到离学校最近的三孝口邮局去寄。在一个周日，我到当时的市中心四牌楼新华书店去买了一张新年贺卡——马上到1963年元旦了，此时刚刚兴起送贺卡的时尚——贺卡也在四牌楼的邮局寄出，仍旧不写真名实姓。
第二次辩论会仍由老蔡主持，第一个发言的是刘存涛，他做了精心的准备。
阿鲍、汪初人和王朝诚给我带来了不少坏消息：冯妍珠在合肥一所高中住读3年，所以待人接物相当老练。有个上海男生送她特地从香港弄来的贺卡，她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谢谢侬，不过我呒末啥末事送拔侬哦。”；数学系有两个青年教师都对她献殷勤，她左右逢源都不得罪。阿鲍说小妹子比radio厉害多了，不要看伊年纪小。
陈敦华是男生，老家在黄山。他长得眉清目秀，有女儿之态，所以被称作“陈小姐”。他也写了不少有内容的大字报。不过小姐告诉我他最佩服徐青华。连小组长老曹也说：人们不一定同意青华的观点，但不得不佩服青华的勇气。
在学校最后一场舞会上我见到了冯妍珠，以后学校再也没有举办过舞会，我依旧是站在舞池的边上看，正巧她和数学系的盛老师转到我跟前。盛老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教师，教过我们积分方程，上海人。只见盛老师低头在小妹子耳边说些什么，小妹子风情万种地回答：“盛先生侬老坏额。”完了！小妹子就是一个传说中的坏姑娘。不过就算是坏姑娘，也坏得那么可爱、那么迷人！
老蔡虽然党性很强但口才很差。他承认大跃进有缺点，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就好比一锅汤掉进了一颗老鼠屎，只要把老鼠屎捞出来汤还是能喝。何况这是肉汤。肉汤啊！顺便说一句：自国庆节以后，大家已经多日不知肉味。不料马上遭到人称“陈小姐”的陈敦华反驳：老鼠屎掉到汤里，汤臭了能喝吗？喝了拉肚子能喝吗？于是就这锅汤能不能喝大家争了起来，一直争到散会。
我一如既往地写信，在信中我把冯妍珠描绘成一位集智慧、美丽、善良于一身的女神。尽管我知道现实远非如此，我沉陷于自己的想象和创造之中，打算就这样一直写下去，成本是每天4分、一个月1元2角。
第一次辩论会，否定方绝对占了上风。不少同学举出大量例子：亩产万斤是最大的牛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吃饭不要钱如何荒唐、如何破坏生产；大炼钢铁如何浪费人力、物力，炼出的钢都是废品。
一天，阿鲍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要出事情了，你写的匿名信影响到小妹子考试了，听说她要把信交到系里去调查。你快点去向她坦白，事情还有救。
辩论会分班级举行，我们班的主持人是团支部书记老蔡，他是班里唯一的学生党员。辩论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人民公社好还是办早了、办糟了？大炼钢铁是否得不偿失？大跃进是否成绩巨大？等等。
恋爱岁月·6
徐青华与刘存涛·2
晚餐之前在去食堂的路上汪初人拦住了冯妍珠，对她讲了匿名信的作者想见她的事。用餐时，初人告诉我小妹子“命令”我今天夜自修之前到她宿舍去，她要“教育教育”我，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去了女生宿舍。
徐青华的大字报出来以后，运动的第一阶段即鸣放交心阶段结束了，第二阶段大辩论开始。
一年多之前我去过合肥二中的女生宿舍，那绝对是一次狼狈的经历。我走在女宿舍的楼梯上，不由得步履艰难了起来。怎么搞的？我似乎是去受审的犯人，差一点就要扭头回去了。好在小妹子已经通知了她住哪一间寝室，我走进了开着门的房间。
总之，许多内容我记不清了，但徐青华的结论我不会忘记：1949—1959年是黑暗的10年！
小妹子一见到我，就对另一个女生说了要她在阅览室占个座位之类的话，对我什么也不说，立刻离开了寝室。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她后面，来到图书馆大楼旁一个僻静的角落，她才停住脚步转身面对我。没等我开口，她用上海话数落了我一通（在寝室里她讲普通话）：不应该写乱七八糟的信啦，尤其考试期间写这种信老不好，等等，等她“教训”告一段落，我才低声下气地问：
徐青华在大字报中还讲到工人生话也不比过去好，工人不能罢工，工人和干部有矛盾干部可以把他送去劳教；知识分子更是倒霉，他举了反右的例子。
“不晓得这十几封信影响侬考试伐？”
11．中国6亿人口有5亿多农民，农民的实际生活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农民生活不如过去就不能说人民生活比旧中国好。
“当然影响啰！”
10．过去农民可以进城定居，可以去大城市找工作，现在比登天还难。难道农民是圈在农村里的囚犯吗？
听到我的信还是起到一点作用，心里暗乐，当然嘴上作一番自我批评。我说自己是情不自禁，因为面对她“这样一位大自然完美的杰作”我情不自禁，所以会做傻事。我如此夸张的恭维倒并没有引起小妹子的反感，她的表情变得柔和了，她再也不提写信的事，而是绕到了复习迎考和我们物理系上过多少数学方面的课程这一类话题上。谈话快结束时，她提到了阿鲍：
9．以前农民看病找郎中，没钱，给1斤鸡蛋也行、给2斤山货也行。现在郎中都进了联合诊所、公社卫生院，都得掏钱挂号、拿钱配药，农民没钱只好不看病。
“一个经常和侬在一道的人跟侬老要好额是伐？”
8．公社、大队干部好的少坏的多。随意打骂社员，甚至关押社员，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搞腐化，有的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
“侬讲的是啥人啦？”
7．让老人进了敬老院，老人们热切希望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好日子。结果如何？也是一天两顿稀饭，有不少老人营养不良病死了——徐青华没有用“饿死”这个词。
“就是和侬一道来看我练体操的、看起来年龄比侬大很多的人。”
6．阶级路线让地富子女初中都考不上。徐亲眼见到一群地富子女从这所初中跑到那所初中，都考不上，在那里抱头痛哭。看到这些天真的小弟弟小妹妹还以为是自己成绩不好考不上，徐自己十分难过。（徐在这里声明：本人出身下中农）
“哦，我晓得啦，是阿鲍。他原来是五八级的。”
5．大炼钢铁让社员放下手里农活去搞小高炉，把家里铁锅砸了炼钢。徐的家乡南陵地处皖南，山清水秀树木稠密，为了炼钢把树砍光作燃料，炼出的钢根本不能用，浪费极大。
冯妍珠忽然用命令的语气说：“侬今后跟他少搭界！他这种人不像个学生。”
4．农业大跃进搞深耕密植，产量反而下降。公社干部吹牛高产几千斤，结果按虚报的产量交公粮、售余粮，社员手里没有粮。
她要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去复习功课了，最后我问她上海的家庭地址，说寒假时去拜访她，她俏皮地笑了一笑：“弗讲拔侬听。”(7)
3．成立公社后更是每况愈下：先是吃饭敞开，从这个大队吃到另一个大队，社员养的鸡鸭猪羊全杀光吃光，种的果树砍光。没多久，口粮不够了，食堂一天供应3顿稀饭，后来变成两顿稀饭。
恋爱岁月·7
2．土改贫农得到了地，而占农村人口多数的中农没有改变。好景不长，合作化把分给贫下中农的田又拿了回去。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的农副产品、山货不能拿到市场去卖换现钱，卖粮更是犯法，国家供销社收购价低又不及时，农民断了现钱来源，生活水平下降。
阿鲍带来的有关小妹子要把信交到系里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他也承认是编造，但声称用意是好的，要促使我去找小妹子，早点碰面，不然这种信写下去，何时有结果？对于我的埋怨，他将功补过，去打听了小妹子在上海的家，说是在泰山公寓，几号不知道。汪初人却说可以找得到，泰山公寓离他家不远。
1．土改时徐的一位私塾老师是个好老师，待人厚道，被划为地主，活活被打死。
1963年春节期间的一天中午，我第一次来到汪初人在陕西南路的家。在安大的几年，暑寒假中大学同学来往很少，都忙于和中学老同学会面，这次破例是因为初人兄要陪我去找冯妍珠。为此我特地穿上先父生前穿过的呢大衣，还套上了一双新皮鞋，自认为人模狗样很有派头了。不料初人的母亲忍不住说我的大衣太长了，应该改改短，这一下我的自信全无。
大字报发表至今已经50年，很多内容我已经记不全，可以想起来的有这么些：
从初人家出来，沿淮海路往东走，过了国泰电影院没走多久就来到了位于淮海路中段的泰山公寓。泰山公寓由好几幢米黄色小洋楼组成，幸亏楼层不多，大概四五层样子吧，我们一幢一幢一层一层一家一家地敲门，问的是同一个问题：“请问这里是冯家吗？”答案都是否定的。好不容易出现一家和冯姓有关系的人家（女主人姓冯），但绝对没有一个姓冯的安大女生。
前不久我们学习过《人民日报》，是周恩来总理在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题目是：“光辉的十年”，而徐青华的大字报把“光辉”二字换成“黑暗”二字，岂非胆大包天！这已经不光是攻击三面红旗了，是彻底否定10年光辉路程的新中国了。他的大字报不仅惊动系党支，而且惊动到了校党委！来看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常。
从泰山公寓出来时，不知道是不是阳光过于温暖，我已经出汗了，也不抱什么希望了。然而汪初人不泄气，他说可能不是泰山公寓而是坐落在延安路上的泰山大厦，我们应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于是我们从淮海路走到延安路，找到了泰山大厦，那是有电梯的高层建筑。我们从底层走上去，楼梯的甬道很暗，在按了几家门铃没有结果之后，初人兄也丧失了信心，于是决定放弃，分别打道回府。
徐青华是我们班上另一位帅哥，浓眉大眼、高鼻梁，看人的眼神十分犀利，仿佛一眼要把你看透。徐青华的功课很好，他同宿舍的王能静老是向他请教高等数学，青华不厌其烦地辅导，帮他做作业，王能静跟着徐青华进进出出，像个跟班，用今天的话就叫粉丝。
我想了好久得出结论：冯妍珠对于我而言，是美丽的奢侈品，我决计不是她的对手，我缺少和她周旋的能力，总之我和她不可能有结果。
一天下午，小猴又兴奋又紧张地叫我去看一张新大字报，我去看了，内容密密麻麻，署名是徐青华，标题是：“黑暗的十年”。
这样“大彻大悟”以后，寒假结束回到学校听到有关小妹子的一切消息都不会让我激动。阿鲍向我打招呼：他弄错了，小妹子的家是在香山路上的香山公寓。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告诉他我去泰山公寓的经历。
刘存涛高挑身材，是位帅哥。他负责全年级4个班的文体活动。每天天不亮，就一间间地敲门把大家叫醒早锻炼；在迎国庆的活动中，更是组织了好几台文艺节目，什么大合唱、小组唱、小歌舞之类，忙得不亦乐乎，但忙而不乱，挺有能力。
恋爱岁月·8
想想也是，连彭德怀这样的老革命都认识不清，何况我们这些小屁孩呢？于是大量批评三面红旗、批评大炼钢铁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内容越来越尖锐，我也随大流写了几张大字报，有一张是用一个极限公式证明大跃进趋向于零，心里挺得意。不过我的大字报没什么内容，引不起大家注意，却不知班上的团干部已经在暗暗记录，其中就有刘存涛。
1963年的寒假是在安大的最后一个假期，到了夏天就毕业了。我和小妹子再也没有碰过面，我不写信，也不去看她练体操或者跳舞，我想慢慢地忘记她。阿鲍奇怪我怎么打退堂鼓了，别人即使碰得头破血流还坚持到底呢。他告诫我：只要皮厚（打不知疼、骂不知羞），追女孩子一定成功。不过他的经验之谈对我却是东风过耳，不发生作用。阿鲍只能叹息：朽木不可雕也。
1959年“十年大庆”之后，学校开展了反右倾学习运动，经常停课。先是党委书记大会动员：号召大家向党交心，暴露思想，不要怕讲错话；坚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言者无罪等等。然后是系里、班级里层层动员，要大家写大字报，写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认识。起初没什么效果，没什么人讲错误认识，后来又开大型座谈会，再次号召共青团员、革命青年做党的轻骑兵，向党交真心；会上有几位被指定的学生发言，内容都很大胆：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云云，党委书记笑逐颜开，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多少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忘记刁超华和冯妍珠，在我心里她们是永远的女孩。超华开朗、活泼、单纯，是个阳光女孩（见“邂逅”）；小妹子聪敏、俏皮、娇媚，是个魅力女孩。试想没有她们，我这4年的大学生活除了政治运动、挨饿之外还有什么美好的令人回味的内容？虽然我和她们什么事也没有，没有亲吻、没有幽会，连手也没拉过，甚至没有一道散步看电影。按照通常对恋爱的定义，我连初恋的边都挨不上。
徐青华和刘存涛·1
尽管如此，比起许多同龄人我还是幸运的。我喜欢过超华，迷恋过小妹子，她们犹如两颗美丽的流星，先后掠过我情感的天空，虽然转瞬即逝，但短暂的绚丽、璀璨不光是当时让人激动，而且留下了永不消逝的记忆。
同学又说大家都喜欢小猴，说他人好，小猴从来不打小报告。
有一个网站搞了一场“寻找初恋恋人”的活动，据说有不少人参加。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至少对老人而言。设想一下，当我们见到当年眼中的公主成了鸡皮鹤发的老媪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不如让她们永远年轻，让她们永久地美丽在我们心里。
同学还告诉我小猴家好久不来信了，小猴连着哭了几个晚上，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肯说，反正以后小猴再也不给家里写信了。
在《情人》的结尾，“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比起当年“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我这是凭记忆、大致如此）我怀疑这是玛·杜拉斯的一厢情愿，或者说这样的故事只存在文学之中。
骂！怎么不骂？现在小猴把自己说成是罪该万死了。大家实在听不下去。
毕业之前·1
我问他：开会时还骂自己吗？
1963年的春天和往年一样悄悄地降临了。校园里飘浮着柳絮和蒲公英，黏在人们的头发上，林荫道旁的槐树开满了白花。这一年的春天带来的不仅是生机勃勃，还夹有和春意盎然很不协调的肃杀之气：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
到了大学二年级分专业，小猴分到电子学专业，和我不同班；后来他的专业从我们物理系独立出去，成了电子学系，所以除了上公共课偶尔在大教室里见到他就不大碰头了。有时他班上同学来我寝室串门聊天，由于小猴从不串门会友所以我只能向他打听小猴近况。同学告诉我们：小猴一如既往地用功学习，一如既往地拼命劳动——下乡劳动挑最重的担子，一如既往地抢着打扫卫生、打开水，搞得那几位同寝室的人越来越懒。
政治学习增加了许多，这和1962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干部们在大会小会上作报告，内容千篇一律，阶级敌人很多、很猖狂。包产到户后，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收得的粮食比贫下中农多，他们“猖狂”地说：解放前我比你们日子好，包产到户后我还是比你日子好！有些地方“复辟”了，建祠堂、修家谱，地主当上了族长，而贫下中农给他叩头！有些去过农村搞整顿的干部有句口头禅：我早就发现包产到户有问题了！寝室里的广伟他们老是就这句开玩笑：我早就发现……
小猴是高分考入我们这所地方高校的，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他要不是考分特别高绝对进不了大学。我班级中还有一位出身地主的同学，据说是本省高考第1名。总之，他们如果受到公正的对待，是应该进清华、北大这类名牌高校的。后来“文革”开始时，学校领导因为收了那么多出身黑五类子女而受到批判，这也成了一条罪状，这是后话了。
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省里办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地点是在合肥市中心逍遥津公园附近的李鸿章故居。里边陈列着一些淮军将领的花翎顶戴、地契之类的物品，大概是说明合肥附近的地主出身于镇压太平军的淮军军阀；也罗列了一些当今现实生活中阶级斗争的图片资料。不过给人的感觉十分勉强，譬如有一份资料写道，有人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我老汉一担葱。当年七级八级工人的工资算是高收入了，这段顺口溜无非说明自由市场上农民可以赚钱而已，竟然也算阶级斗争。
小猴的老乡还告诉我们匪夷所思的一段历史：小猴老家地处淮北农村，家家都穷都是一样的草房。土改时工作队非得搞一个对立面出来，小猴家人口少，他爸又能干活，所以家里吃白面馍的次数比别家多。乡亲们商量让小猴家当地主，小猴爸情面难却就答应了。就这样，既没有长工也没有佃户，住草房的小猴家成了地主，成了新中国的敌人。还算好的是：没开斗争会，没有抄家分浮财，乡亲们都明白，小猴家除了一把铜水壶，什么金银财宝也不会有的。
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也展开了，对立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报纸上公开了和苏共的矛盾，开始了论战；学校的报告会上火药味更浓，直接点名道姓批判赫鲁晓夫（当时报上还未点名，还称同志）。我和初人、朝诚以及在电子学系的朋友朱文熙都是众所周知的“亲苏派”，此时必须“火烛小心”。所以在小组会上表态，要批判苏共修正主义。老胡对我的“转变”颇为满意。
小猴的中学同学也是他的老乡告诉我：其实小猴小时候挺活泼的，自从进了高中明白了什么是阶级路线之后才变得不爱笑了。他是独子是他父母心头肉，中学住校，父母走几十里路来看他，小猴还对他妈撒娇呢。
也是这个时候，上面号召学习雷锋，报纸上登了照片、日记和先进事迹。我们开了几次学习雷锋的会，会上每个同学都表示感动。不过，也有同学在感动之余发表见解：雷锋绝非凡人，估计早已预料自己要牺牲，所以留下了日记和照片，好让精神发扬光大。
有一回省里各大剧团的主要演员来校演出，压轴的是黄梅戏皇后严凤英的“夫妻观灯”。我在寝室里大放厥词，把地方戏说得一文不值，本人只看京戏。小猴从不反驳别人，只是沉默。最后我还是和大家一块去了。学校礼堂都坐满了，我和小猴站在后边。当一位扮相秀美的青年演员唱豫剧“拷红”的红娘时，大家都被吸引住了，那真是：人又漂亮身段又好。小猴喃喃地说：“可好？可好？”我回答：不错。他笑了，缩成一团的脸舒展开来，显得那样开心。
毕业之前·2
和我想象的地主后代截然不同——当然我的想象乃是党的多年宣传教育成果——小猴夏天只穿一件白短褂，连背心也没有；冬天白短褂外头套一件黑棉袄，一年到头黑白两色。每个月2元钱零用钱由学校发给，所有的农村同学都是这个待遇，当然伙食费10元也全免。那个年头农村里的学生家长是不可能拿出1毛钱来给孩子的，这一点学校很明白。小猴是农村同学中最清苦的一位。别人还能从城里的亲戚那里弄一两件衣裳，甚至从一个部队里当干部的哥哥那儿搞到一双军用皮鞋，小猴一概没有。1961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农村同学都能在假期结束返校时带回一些黄豆、花生之类，小猴也没有。因为所有的暑假、寒假他都在学校过。有人说小猴的父母可能饿死了，直到毕业没听小猴提过他的父母到底如何。
大概在1962年下半年1963年初，从北京来了一批干部教师，有的来自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叫社会科学院），有的来自党校。他们之中除少数几位有真才实学的能安心当教师之外（如冒怀辛先生等），大都很失落，所以很左。尤其是几个干部和政治教师（只会教马列主义政治），似乎是不知有汉的桃花源中人，对熬过困难时期的学生的言论大惊小怪、横加指摘。现在更是师出有名，一律归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
当年的大学每周至少两次政治学习，小猴从不主动发言，总是低着头，只有别人点名要他说话他才开口。不论什么讨论内容，他总是千篇一律批判自己出身地主家庭、打上了阶级烙印，所以要好好改造。说话的语气十分沉痛，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弄得主持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从党校调来的女政治教师言必称“主席”，她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点革命觉悟也没有！还散布反动言论！如在宣传红军长征过草地困难得吃皮带的革命精神时，有的学生讲怪话：当时的皮带是牛皮做的，还是有营养的，现今的皮带是人造革、帆布的，你想吃也吃不了。还有的学生就一首革命歌曲开玩笑：“正月里来是新春……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八路军”……那个年代还能送猪送羊，前两年连鸡呀狗呀也没东西送啊，更有人说鼠呀蛇呀大概还有可能送。总之，这些在我们过来之人觉得挺真实的言论，在假左派口中全成了阶级斗争了。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他小猴。他个子矮小，尖下巴，脸似乎是七八条肉收缩而成，只有笑的时候才舒展开来，显得那样开心、单纯。
一天晚上，伯年兄约我散步。初夏的夜空繁星满天，晚风吹走了暑气带来了阵阵清凉。此时的伯年已经从处分的阴影里走出一点了，他又大谈起偶然性对于命运的重要意义来。当我们来到文科楼的台阶上时，顶层会议厅传来了孙校长通过麦克风放大了的嗓音：这是和反右斗争一样的。我们不约而同停住了脚步，默默地听了一会儿。原来会议厅在开干部会议，会议内容是根据中央指示布置在应届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工作。知道了我们正是运动对象后，我和伯年立刻回宿舍，在回去的路上伯年说，我们听到了这样机密的消息纯属偶然，可见偶然性对命运何等重要。
小猴
那天夜里我把要抓反动学生的事分别告诉了广伟、承源和王朝诚。朝诚紧张地说：赶快去给汪初人讲！叫他千万不要乱说话！（朝诚总认为初人是闯祸坯）我说现在汪初人乖巧多了，而且三日两头往龚书记家里跑，不会有事。
那个年头，有豆腐渣吃是相当不错了。
一传十，十传百，没过几天大家都知道了要抓反动学生的事。
干部大会结束时，我们小小的沾了光：中午的菜是油炒豆腐渣，估计是磨了大量豆腐之后，豆腐渣就留给我们学生了。
毕业
大概是仇恨的气氛让这些干部也感觉到了，最后两天他们用餐的时间与学生错开了，等我们离开食堂才摆菜用餐，大家眼不见也就心不烦了。
抓反动学生的斗争是雷声隆隆始终不下雨，既不开大会，也不开小会，只是学生干部比往常忙了许多，他们经常被叫到系里开会。毕业工作却和过去一样展开：每个学生写毕业思想小结，小组开会作学生鉴定，最后系里找每个人去谈话，把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毕业鉴定和你见面，同意则签字。据说，这就成了档案，要跟着你到今后的工作单位去、陪伴你的一生。
听说来吃饭的都是公社干部，同学们投过去的目光就像匕首似的，农村不就是给这些家伙搞得一团糟吗？我们现在喝稀粥不就是拜他们所赐吗？王能静对我说：他恨不得给这些披着羊皮的狼一记耳光。
小组开鉴定会时出了点小小意外。当广伟宣读小组对老胡的小组评语时，老胡表示了异议。那份总结了老胡的种种优点的评语有一句话“党性比较强”让老胡不快！他沉着脸说：强就是强，不强就是不强！“比较强”太模糊！又说自己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来。这一来会议陷入僵局。福至心灵的我作了一生中唯一一次“聪敏”的发言。我说，党性强不强要看和谁比，总不见得和中央领导比吧？老胡比过去的老蔡党性不知道要强多少。（这是心里话）应该肯定老胡党性是强的！大家都表示了赞同，结果对老胡的小组鉴定有了“党性强”的评语。
我们从报上知道省里在开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为了继续鼓干劲、反右倾、誓夺今年农业大丰收。可怎么到学校来给这些干部开饭？弄得大家心理怪不平衡的。消息灵通的老曹告诉我们：干部太多！宾馆招待所人满为患，那些级别高的譬如地委一级的肯定在宾馆吃饭，县委书记一档的在招待所，而那么多公社书记之类的只能安排到各所学校去了。学校还有人出面解释：干部吃的食品是省里专门调拨下来的，不会揩学生的油。
小组会后没几天老胡找我谈心，他说他代表党组织肯定我政治上是有进步的，还和颜悦色地问对毕业分配去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此时已经知道了分配方案中有上海的名额，于是小心翼翼地讲了想回上海的愿望。老胡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没有问题！”
有一回我们和往常一样到大食堂用餐，发现在靠舞台一侧的10来张桌子旁居然放上了坐椅，还立了指示牌：省三级干部大会就餐处。桌子上一盆一盆的鱼、肉、炒鸡蛋、豆腐之类早已在我们餐桌上失踪多日的美味赫然在目。过了一会，一些中年人陆续进来，有的穿中山装、有的披中山装、还有的人穿没有领章的军服，不多时，风卷残云，吃得一点不剩，抹着油嘴离开。
老胡周六晚上必定回家陪老婆。寝室里的同学按照当年对老王的做法翻出了老胡放在枕头下的汇报材料，目的是要了解“阶级斗争”进展状况，遗憾的是没有本班的材料，只有一班和三班的。三班的“问题人物”是左常玉。材料中说他出身地主，经常回忆旧社会地主家的“奢侈生活”，讲他家三顿吃干饭，早餐吃猪油炒饭，从不喝粥。一班陆开林的材料最多，他公开宣传人民公社是花开千朵臭万家，还散布对毛主席大不敬的言论。由于陆开林出身贫农，所以对他的结论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陆开林还仗着自己出身好，总是和一班的团支部书记、党员老徐对着干。一班还有一个马成新，当他知道自己可能被分配到六安去当教师，就声称要到六安旁边的大别山去打游击。
学校的食堂开会时就是大礼堂，既能让几千人开会，也能容纳几千人同时用餐。不知为什么，食堂里只有桌子，大家全站着吃饭。似乎当年全国高校学生食堂都是这种模式。
出乎大家意料，我们这一届没有搞出一个反动学生！学校对各系毕业生的“问题学生”也就个别谈话教育教育算了，当然有可能把这些材料放入档案里。分配方案最终宣布左常玉、陆开林他们几个人留本省几个地方当中学教师，我们系的绝大部分同学离开了本省去了北京、南京、上海、无锡、苏州、西安、武汉、长春等大中城市和部队。
粥定量以后，有一个时期不再加水了，可没让大家开心多久，粥又变稀了。这回再也没有人去向领导反映。一直到1962年，粥渐渐地又稠了起来。尽管报纸上永远形势大好，而我等喝粥的学生却是从粥桶里的厚薄来认识形势的。
我和初人、承源、朝诚都被分配回到上海。
伙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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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到1961年，红薯（上海人叫山芋）渐渐成为饭桌上的主角，玉米粉加山芋粉做成的糕是上品；山芋粉馒头如同煤球，还算可以；最糟的是山芋干蒸得半生不熟，还带着霉味当主食。
(1) 拿哪能胃口介好：沪语，你们怎么兴致这么高。
这一大盆菜由每天的值日生分成8份分食，挺卫生的，除了过节有荤菜分起来责任比较重大——7双眼睛都盯着呢，平时反正是没什么油水的蔬菜，多点少点无所谓，彼此还很谦让。
(2) 搭僵：沪语，水平太差。
后来有的青年人问我：怎么食堂早上不供应馒头之类的东西？我真的无言以对。我们当时吃饭是二干一稀，只有中午、晚上才有可能见到馒头。
(3) 发条头：沪语，发指示、下命令。
粥的问题最后这样解决：也实行定量供应，粥每个班级一大桶，每人一大瓢。这就要求盛粥的容器必须能装得下这一大瓢！所以每到早餐时间，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涌入饭厅，每人手里都拿着脸盆大小的家伙，连女生带的容器也有这般大。
(4) 江北人：沪语，苏北人，带有歧视性。
有两个学生干部把一桶粥抬到方书记那里，请领导看看：我们同学吃这种能照镜子的稀饭，能好好学习吗？方书记的脸色很难看，但他却说：小冯我看你反而胖了嘛。
(5) “十三点”：沪语，精神有问题；“呒啥搭头额”：沪语，不值得交往。
早饭永远是粥加咸菜。从1959年到1960年，粥越来越稀，大家越喝越多，以至于上午第一堂课下课时，千军万马夺门而出，直奔厕所，甚至有些男同学就找了什么角落施肥了——厕所已经挤不进了。
(6) 赤那：沪语，相当于“他妈的”，许多人的口头禅，并不一定有实际意思。
我们学校食堂是军事化管理：8个人一桌，一大盆菜放在桌上，饭原先是自己去拿，一碗一碗蒸好的米饭热气腾腾地在笼格内随便拿。这不是共产主义吗？可惜好景不长，过了1959年国庆以后，饭实行定量供应：每人一个搪瓷大碗，由班级的生活委员去领来，碗里的饭仍然是蒸熟的米饭。至于学校为什么不像其他学校那样实行饭菜票制，我猜可能是我校的管理人员、食堂职工都是来自一所军事学校——第三步兵学校的缘故。
(7) 弗讲拔侬听：沪语，不告诉你。
伙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