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6 世纪，希腊神话已经变得有些令人厌烦，而且日益成为问题。诸神及其受害者和护卫者的故事不再被严肃或严谨地对待。在世俗与神话之间的裂隙中，“真理”观念开始出现。色诺芬尼（Xenophanes, 约公元前 560—约前 478 年）抱怨说，我们似乎只是“编造”了自己的诸神。他说：“如果牛、马、狮子像人那样具有双手，能够画画，马笔下的神会是马的样子，牛笔下的神会是牛的样子，因为谁都会按照自己的样子的来塑造神的形象。”此外，色诺芬尼继续说道，我们为何要崇拜行为无耻、道德败坏、情感幼稚的神呢？为此，色诺芬尼推崇这样的信念：“有一神存在，在诸神和人类中最伟大，它无论在形体还是心智上都不像人。”《希伯来圣经》（或《旧约》）的前几卷也大约形成于这个时期。
公元前 6 世纪思想家标志的这个剧变，实际上并没有后来人们回顾时所认为的那样突兀。事实上，哲学与所有其他人类成就一样，并非无中生有，哲学家同样也不是从天而降。当时，地中海的东岸、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已经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但它们又处在巨变之中，尚未定型。传统和变化的结合，恰好培育了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哲学观念的土壤。印度教有数千年的历史，它不仅有丰富的寓言故事和民间智慧，也有漫长的圣贤和沉思传统，对世界的存在方式有深刻洞见。（“印度［Hindu］”指的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个地方，即“印度河以东”。）印度的《吠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400 年，其后评注《吠陀》的《奥义书》（也被称作《吠檀多》或评注集）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800 年。佛陀开始质疑其中某些观念的时候，自由的思想论争和对神秘主义的热衷已经在印度盛行开来。这些外来观念也流传到小亚细亚和雅典的贸易港口，这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疑虑在希腊社会的流行程度，但非常清楚的是，它们的确流传开来。一神论也肯定为希伯来人所知，因为希伯来人与希腊人关系密切。尽管希腊人有各种各样的神，一神论必定唤起了他们的统一感。犹太教几乎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3000 年（亚伯拉罕大约生活在公元前 2000 年），它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争论，尤其体现在先知们（公元前 9—前 8 世纪）的著作以及后来构成《塔木德》和《密什那》的大量著作和律法中。所罗门王（公元前 1000 年）是一位堕落的统治者，然而却因其留下的宝贵智慧令人长久铭记。公元前 750 年，以色列人享受着罕有的黄金时代（终结于亚述人在公元前 721 年的入侵）。这个时代产生了新的律法和新的先知，这些先知公开指责在富裕中看到的贫乏。哲学争论成了古希伯来人的生活基调，对于他们而言，甚至都没有必要称之为“哲学”。当然，与晚几个世纪的基督教思想相比，早期希伯来哲学家对神学、形而上学、信仰的认识论问题都没什么兴趣。他们和生活在广阔大陆另一端的孔子类似，更感兴趣的是应该如何生活、正义以及良序社会的问题。首先，他们追问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取悦那个全能却总是无法预知的上帝？
第一批希腊哲学家是小亚细亚的米利都人。米利都是雅典人创建的一座伟大城市，不过先后为吕底亚人和波斯人征服。实际上，波斯文化确实让米利都人接触到宇宙统一性、数学之美以及某些宗教信仰观念。其中有拜火教的教义：一神论、灵魂不朽以及善恶二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早期希腊哲学家特别强调宇宙论（cosmology）的重要性，重视数学的特殊地位，认为数学是知识的典范。他们也寻求基础性的解释理论，比如，他们认为世界由相互竞争的元素和属性（热和冷、湿和干）的有序“对立”组成。终极实在可以根据某些基本原则加以理解和把握，而且，人的生活及其命运能够也应该由此加以理解。
同时，在希腊附近，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 18 世纪）统治下的巴比伦人早就有了迄今最早的一部法典和一套审判体系。希伯来的十诫也已经众所周知，而且很可能是更庞大的教会法的一部分。地中海北边还有莱库古（Lycurgus）领导的斯巴达政体和欣欣向荣的文明，当然，它被当时还不怎么进步的雅典人所贬低。我们已经指出，地中海南岸地区也有重要的伟大文明，尤其是埃及，也许还有努比亚（今埃塞俄比亚）、苏丹甚至尼罗河流域的上游地区。这些文化拥有精妙的天文学体系、高等数学、复杂且经过深思熟虑的灵魂观，而且沉迷于死后生命问题。希腊哲学中许多主要的观念，包括最为重要的几何学兴趣和灵魂观念，都是从埃及输入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把希腊的“奇迹”视为显赫的开端，而把它看作顶点，看作漫长故事的高潮，但它的开端和过程无人能知，这可能更有教益。
在几乎不可控的世界中，命运观念自然极为重要。然而，尽管特洛伊时代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把命运归结为诸神反复无常的决定，但公元前 6 世纪的哲学家仍试图为万物寻找某种根本秩序，即某种稳定的、可理解的存在基础。几千年甚至上万年以来，宗教一直在为“超越”开辟道路，但是，哲学要在超越中寻求秩序。它用原则取代神的意志和激情，用逻各斯（logos），即某种理性或潜在的逻辑，取代命运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
不过，这个古老故事的高潮，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就是苏格拉底。但无论如何，他都不是第一位哲学家。在他之前近两个世纪，希腊就已经出现过好几代见解深远、观点有力的哲学家。他也不是唯一论辩有力、扰乱时代循规蹈矩的生活并鲜明地刻画了西方人意识中的“哲学家”形象的哲学家。当然，他有许多功绩和美德，但是，他之所以能在西方思想史占据独特地位，主要还在于他的命运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受到“败坏”学生的控告，众所周知，他被宣判有罪并被处死。毫无疑问，这是雅典民主最难堪的时刻。但是，苏格拉底因此不仅被视为“哲学家”的榜样，而且也被确立为典型的殉道者——真理的殉道者、使命的殉道者。他向陪审团说道：“我宁愿死，也不会放弃哲学。”因此，事实上他自己宣判了自己的死刑。苏格拉底由此为哲学的应然设定了标准，无疑，这是极高的标准。
希腊哲学是神话、神秘主义、数学以及与世界不协调的令人烦扰的知觉的混合产物。第一批希腊哲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既令人艳羡又易受到伤害。他们的文化丰富而又具有创造性，但在它周边，遍布充满嫉妒和相互竞争的敌人。伟大的文化因遭到突然入侵而完全从世界版图上被抹去，这并不少见。这些伟大的文化，即使幸免于战争，也常常会被自然摧毁。流行病就像无声的军队，席卷各个城市。生活不可预知，往往多生变故，既令人珍惜，又令人惋惜。（欢乐的西勒诺斯［Silenus］说：“最好是从未出生，次好是生来就死掉。”）
苏格拉底非常幸运，他有一位人类历史上最具写作才华的学生。这个学生就是柏拉图，柏拉图是位优秀的学生、热心的崇拜者、用心的聆听人、睿智的记述者、熟练的宣传家、成功的剧作家，他本人也是哲学天才。以苏格拉底的审判为背景，柏拉图先是记录，随后加以阐释，最后进行润色转化。由此形成的对话就是最早的完整哲学著作，这些令人震惊的文献一直为人铭记，以至此后所有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但是，柏拉图仍然处在幕后。苏格拉底仍是对话的主角。当然，倘若不是柏拉图，苏格拉底可能什么也不是，至多只是希腊历史的一个注脚，因为他自己什么也没有写。但是，如果不是苏格拉底，我们可能也就没有柏拉图，没有柏拉图，也就不会有亚里士多德，我们也就永远不会知道希腊哲学“奇迹”的发生。因为正是通过亚里士多德，我们才了解了大部分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在这个过程中，埃及神欧里西斯（Orisis）成为希腊半神半人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各地广泛流传着对狄奥尼索斯的神秘崇拜。根据“俄尔甫斯”秘教，巨人们（泰坦们）统治着大地。他们都是地母盖亚之子，后者还生下了宙斯——诸神之王和狄奥尼索斯的父亲。狄奥尼索斯被泰坦们所杀，宙斯为了复仇则杀死了泰坦们，而人类则从他们的灰烬中产生。因此，人性部分具有自然性，部分具有神性。这就意味着，我们拥有永恒的生命——借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话说，在生命常常陷于“卑下、野蛮而短暂”的世界里，这不算是令人厌恶的观念。因此，无论希腊哲学如何宣称自己多么“理性”，也无法掩饰俄尔甫斯秘教对它的深远影响。
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孔子和佛陀相同，苏格拉底感兴趣的几乎只是美好生活的观念——有德性的生活、文明社会中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不过，他还有与他们极为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也与许多同时代希腊人甚至之前的哲学家不同。实际上，苏格拉底最为著名的观念是，他本人就是智慧的化身。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我们今天如何来区分哲学家。
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自由地吸收其他文化。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表、技术和大胆新颖的宗教观念。他们从埃及获得了现在所谓的希腊建筑、几何学原理以及其他许多观念。他们从巴比伦（今伊拉克）汲取了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以及更多的宗教观念。希腊并不是“奇迹”（古印度也不是），它仅仅是极为幸运的历史事件，是从邻邦和先辈那里汲取不同特性的经验的产物。
苏格拉底尽其一生都致力于思考、讲授和展示德性。他似乎对当时重大的宇宙论问题毫无兴趣，对数学和几何学问题也只是稍有兴趣，甚至对雅典的既有宗教只是敷衍了事或貌似尊重（这是对他的另一项指控）。可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之前的好几代哲学家对这些问题都具有强烈兴趣。我们如果要对古希腊哲学做出简明扼要的勾勒，就要解释这种显然的不连续性，即“哲学”观念本身的严重分歧。哲学果真如苏格拉底所展示的，是极为个性化、极具社交性、极为实际的关于过好生活并教导他人（确切地说，帮助他人）过好生活的关切吗？抑或哲学是某种原始科学，是理解宇宙终极自然的极为抽象且常常颇为深奥的探求，是似乎不会让苏格拉底、孔子和佛陀有什么兴趣的活动？
希腊文明在公元前 6 世纪开始出现，但远在此之前，地中海东岸、中东、亚洲和非洲就已经出现了灿烂的文明。希腊人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印欧人，他们取代了在爱琴海定居的民族。（这个流离失所的民族不断迁移，最后在克里特岛创造出伟大的文明。可惜，我们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但很难相信，他们没有自己深刻复杂的哲学。毕竟，他们甚至有室内排水系统。）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特洛伊之围后不久），希腊基本毁灭殆尽，此后直到公元前 6 世纪，希腊一直处于“未开化”状态。
当然，这两项任务并不必然对立或不相容，而且多数伟大的哲学家都试图结合两者，最为显著的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过，这两大立场之间仍存在尚未解决的矛盾。哲学到底是非个人的真理探寻，还是说与更为古老的圣贤（所谓圣贤，就是自身展示出智慧的人）紧密相关？尊崇苏格拉底对于哲学史而言至为重要吗？哲学本身由那些通过其作品定义哲学的个人（佛陀、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圣奥古斯丁、伊本·鲁西德、笛卡尔、大卫·休谟、伊曼努尔·康德、甘地等等）的英雄的历史吗？还是说哲学是观念的历史，是观念发展或展开的历史，个人的实存在其中至多不过是有趣的偶然事件？比如，如今回顾希腊哲学的历史，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把苏格拉底作为研究中心？他在多大程度上只是因其显著的哲学成就而值得铭记的历史名人，但即便如此，从根本上来说也不应分散我们对真正主题的关注？我们在下文将尽可能公正地探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