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某些最持久的问题是那些没有合法专家的问题。如果这一提法看上去有点令人震惊的话，那么，注意我们这个时代两个最大的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原子毁灭和人口过剩的威胁。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没有在法律上或道德上得到批准的给出权威答案的骨干专家。
没有合法专家的专业
考虑第一个问题：“我们能够逃过一场同归于尽的热核战争吗？”那些熟知核爆炸的物理潜能的人在答案上是不统一的。名副其实的物理学家们持有对立的观点。已故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让我们相信文明不能幸免于一场热核战争。而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同样坚定地说这场战争是可幸免的，并且他将余生投入于探求能使一个国家（当然是我们国家）进行并赢得一场原子战的技术。我们相信哪一个专家？并且所有的专家是在强调同样的问题吗？
如果人口普查局打算开展工作，那么关于公布与查禁的骚动就不能完全避免，但是一些可能造成麻烦的报告能在萌芽状态被掐断。1980年和1990年，虽然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该局拒绝确定它统计到的外侨数是非法居民还是合法居民。（它这是屈从于不想让真相公开的政治组织的更有效的反压力。）因为人口统计学是一门信息可变科学，任何事实都不应被先验地假设为中立的。这意味着人口统计学的某些最重要调查必须由政府鞭长莫及的组织承担——它们被称为NGO，即非政府组织。
也许我们应当对所有受过良好训练的物理学家进行一次民意测验？结果可能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的观点与爱因斯坦一致；但是，即使是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吗？多数不一定必然是对的。无论如何，曾经有一个时代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地球是平的。然而，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专家是一个在朝向宏大幻象的路上视觉不出错的人。”
虽然美国从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政府机构的行为受到大量的限制。人口普查局可以在其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询问有关户主性习惯的问题，但它没有。即使是它收集的信息，在公布时也常掀起风暴。如果里弗市连续两次普查的比较显示其人口处于下降阶段，这样的数据一旦公开，里弗市的商会也许会大发雷霆。商会正确地假设，人口下降的消息也许会抑制新的工厂进入里弗市。
如果专家中不断有不同意见，就难以了解哪类专家意见是中肯的。物理学家在核战争问题上的观点分歧较少来自物理学的事实差异，更多是源于人类反应的不确定性。对于不可抗拒的威胁和毁灭性的灾难，人们将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能够控制人类在建设和操作复杂控制系统中犯错误的倾向吗？面对敌人的威胁，我们能够拿出一份给予有效回应的详尽无疑的战略吗？数学、逻辑学、心理学和政治原理科学——这些科目以及更多的科目，必须被召集起来以对付“核威胁”。纯粹物理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这样的物理学家并不能全面评价热核战争的威胁。人类被卷入核能的利用与驯服之中。这意味着行为科学的核心问题——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不是“精确的”或信息稳定的科学，而是信息可变的科学。如果没有被公认的专家，权威和门外汉的差别就失去其重要意义。于是，在评价评价者时，我们不得不依靠常识和直觉。
许多自然科学家在理解刚才所做的区别上有困难，而约翰·Q·帕布里克[2]轻易就领会了。信息可变性暗示某些言论自由和质询自由的特例需要被再次审查。（也许不会被改变，但至少是被审查。）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过去有一条法律规定：“在选举令颁布之后，任何个人、企业、组织不得在任何选区进行任何仅为测验民意的投票，以在选举之前区别投票者的政治态度。”这一禁令的基本原理是著名的社会学现象“劣势效应”和“潮流效应”奠定的。通过公布投票前的民意测验结果，哪一种效应（如果任有一种）会起作用是不确定的，但是许多热爱民主的人感到，这种投票对选举的影响存在着某种不公平。当这一对民意测验自由的限制被通过时，显然体现了196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选民的这一信念。（但是，在1982年，立法机关废除了该法律。）
转到人口问题上，我们迷惑于应当向谁咨询未来。我们首先想到人口统计学家，因为在词源上，人口统计学是由“关于人群的著作”构成的（希腊语demos，指“人群”）。在实践中，人口统计学主要限于人口的计算。但是在一份图表中给定与过去的人口计算相对应的各点以后，人们很自然地希望联系过去各点的曲线可以成功地预测未来。
相反，考虑阿尔弗雷德·金西在美国所做的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开创性研究。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是广泛公布这些1948年的研究或许影响了美国人此后的性行为。可以说像金西那样的社会学研究是信息可变科学的一部分。虽然社会学中公布的结果不如天文学那样精确，但是，与所公布的数据对未来这些测度本身的影响相比，这种差异是不重要的。
不幸的是，有关预测未来的经历并不是非常愉快的。回顾过去失败的小例子是一项有益的练习。保罗·德梅尼指出，“在1945年，弗兰克·诺特斯坦，当时最著名的美国人口统计学家之一，预见2000年的人口大约为30亿。”在新世纪扑面而来的今天，现在预期的世界人口是当年的两倍。1933年胡佛总统的社会趋势研究委员会中的统计学家认为美国的人口可能稳定于1.5亿以下。现在美国人口是2.25亿，足足高出了69%，并且还在增长。13年以后，美国人口普查局只愿意将1990年的人口预计提高到1.65亿，这一数字在1960年就被超过了。这样的例子有许多，使得约瑟夫·S·戴维斯总结说，“‘人口趋势’这个术语是靠不住的，危险的。”
在进行了艰巨的测量和计算之后，一位天文学家预测2007年8月24日会出现日全食，并给出了它在地球上出现的精确路径。不论他的预测正确与否，公布预测绝对不会对2007年8月24日的日食路径有影响。天文学是信息稳定科学。
据说在1952年以及后来几年里，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发现他们正在打一场反对新闻记者的战斗。人口统计学家指出，他们所有涉及未来的数字仅仅是一条将过去人口数字连向未来的延续线的结果；但是，直到来临之前，未来显然不是一种知识。人口统计学家指出，我们所给你的，是根据（过去曲线）的趋势所做的推测，不是预言。
在最近几十年里，学术学科被分为“自然科学”和“行为科学”。在这些术语之间令人难以理解地缺乏对应。第二组包括社会学，但没有人愿意称之为“非自然的科学”。形容词“行为的”仅涉及人类行为，它以物理学或化学中没有的方式进入社会学。一些例子能够阐明这种区别。
这一警告收效甚微，当然：不论人口统计学家如何小心地包裹着他们的话语，人口统计学家的推测还是被愉快地转变为报刊上的预言。一个非常成功的新闻记者最近甚至去掉中间人，把自己变成一个热情奔放的人口统计学家，有把握地预言未来100年的人口。他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统计资料支持自己的预言。对此，迈克尔·泰特尔鲍姆直截了当地称之为“玩垃圾”——“垃圾输入，垃圾输出。”
科学的学科清单从人类学到天文学、植物学、化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动物学。这是一个宽泛的范围，人们通常认为这一集合能被分成至少两组。但这两组的名称应该叫作什么？传统上，一些科学（尤其是物理学）被称为“精确科学”；但剩下的是什么呢？“非精确科学”？几乎没有人会粗俗到公开使用这样的称呼。但是物理学与社会学的区别是什么呢？
因为存在被作为预言的危险，训练有素的人口统计学家在作出任何推测时都应该慎重，这是明智而恰当的。而且著名的人口统计学家，哈佛的内森·凯弗茨带着些疑虑审视有关结果，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人口统计学已经“甚至从其边界撤退，留下一片其他学科已经渗入的无人地带”。人口统计学中一些最基础最稳固的部分主要扮演着商业侍女的角色，告诉委托人，现在和在不久的将来（那就是在未来5年）的潜在顾客的年龄和经济状况。我们需要人口统计学家就像我们需要会计一样：两者处理的都是过去的记录，这些资料到了少数天才分析家的手中，可以用于展现可能的未来。
信息可变科学的“真理”
如果我们看看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时期所做的预测，预言的不足之处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当时，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人们几乎都认为人口增长即将结束。存在争议的只是最后的数字。相当多的预言预测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从中他们可以预见战后鼓励生育的心理）。但是，谁能够预见抗生素出现的结果？（磺胺类药物已经隐隐暗示了青霉素一类药物的威力。）DDT杀灭蚊子等昆虫的不可思议的效力，曾一度减少了疟疾这一世界最大疾病之一，也没有被预见。
出于公正，我们必须承认，还存在着事物的另外一面。有时更庞大的人口会展现令人想望的新机会。像摩纳哥那样小的国家不可能以可接受的价格制造汽车；只有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才能够提供将人类送上月球所需要的庞大的基础设施。人口增长利弊的均衡在哪里？我们能够事先正确估计源于某一发明的净收益或净损失吗？我们能够控制人口增长吗？以怎样的成本？
仅仅是统计预测是不能预言诸如此类的特定的技术变化的。我们的最佳的努力应当转向理解确定世界极限所包含的根本元素，竭尽所能地防备因过于缺乏想象力而引发的错误。
面对这个例子我们只有迷惑：如果我们的人口继续增长，在明天到来之前，我们不得不放弃哪些令我们今天感到愉悦的（或梦想中明天的）其他美好事物？
为什么进行人口普查
技术乐观主义者是不轻易放弃的。他们梦想尖端的电子设备，使得在两个城市间的空中走廊容纳成千上万架飞机成为可能。这一梦想假设每一架飞机会服从关于航线和速度的严格的中央控制。无须去尝试评价在制造出计算机化的、不出错的空中交通控制系统中成功的可能性，事故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问，这样的成就对莱奥纳多的梦想会有什么作用。莱奥纳多真正的梦想是像燕子那样毫不费力地飞来飞去，不受某种政治权威发出的命令的控制。这样的梦想气泡因自相矛盾而破灭了：造成必须通过飞行来逃离快车道拥挤的人口过剩也造成了航空的拥挤，使富有革新精神的技术的赐福变得无效。
古人倾向于被动地照原样接受世界。我们现代人喜欢将生活中不满意的方面定义为我们打算“解决”的“问题”。于是，无论何时当我们苦恼地发现生活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令人满意，就有了我们谈论的“人口问题”。在处理人口问题中，拥有精确数字有怎样的重要性？例如，美国人真的需要知道居住在美国的人的准确数目吗？
如果人口增长不受控制，如果人口中恒定比例的一部分人坚持开飞机，那么，或迟或早，飞机间的碰撞必然会成为家常便饭，使个人飞机数量不受限制的梦想不得不被放弃。事实上，在现在之前的某个时间，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一点。“人口规模越大越好吗”？需求变量（由人口创造）具有无限增大的潜力，然而供给变量（空间）被严格限定。[1]如果我想飞到弗雷斯诺，我不想被迫降落在萨克拉门托的一个机场，然后乘坐缓慢的地面交通返回弗雷斯诺。
美国政府是代议制民主政体，我们的祖先相当自然地假定，数出每一个国会议员所代表的公民数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指出，“实际数目应当每10年计算一次，众议院将以这种方式得到法律的指导。”
空间的有限性迫使我们放弃个人飞机的梦想。不是抽象的空间，而是实用的空间。当然，如果我想从圣巴巴拉飞到弗雷斯诺，依照人类的标准，从这两个城市延伸到昴星团的柱形空间是无限的。但是最重要的空间是起飞和降落的空间，这只关系到一个点，而不是体积。个人飞机必需的起飞、飞行和降落的使用空间极其有限。
上述条款制定于1787年，远在科学抽样法的发展之前，因此，国会当然指定采取普查。（普查是《圣经》中提及的方法。）乍一看，有人也许以为普查产生的“总数”比抽样的结果更可靠，但情况并不总是这样。社会迁移的自由越大，使所有的公民的站着不动以被计数就越难。美国人口普查的概差无法精确地得知，但是，专业人员认为第1次人口普查（1790年）中未被计数的人口占报告总人口的2.5%。人们认为，1980年人口普查中未被计数的人口占1.4%。如果是这样，则意味着报告人口数（226545805）少算了300多万人（3171641人，如果你坚持采用你的袖珍计算器的话）。
这种抱怨有点儿对，但它忽视了排除个人飞机的数目不受限制的可能性的一个根本性因素：人口过剩。对于一个人——我而言——设想自己如莱奥纳多那样在空中飞过是容易的，因为这令人欣喜欲狂的景象只有我一个人在其中。这个梦想是单数形式的。但是，科幻杂志封面的完全是复数形式的梦想：上千的——不，上百万的——普通人被想象在同一时间飞翔。（将要发生的和这一模一样，因为明天世界没有令人作呕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世界人口数的误差不得而知，但是该数目必定更大。如果是5%（这不是不可能的），1989年年中联合国报告的53.21亿的世界人口数，也许至少是50.55亿，最高达55.87亿。（这导致了增加或减少2.66亿的不确定性——超过当时美国的人口数。）关于在某个日期是达到50亿人口的标志，报纸上大大喧嚷了一番，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在那许多个月里，世界人口超过50亿的确切时间。但——这要紧吗？
为什么？根据写信者部落的传统，他知道其中的答案：这完全是律师和政府的错。华盛顿用它层层叠叠的规则与飞行开玩笑，而律师提起的法律诉讼加之责任保险的支出，使飞行的费用贵得让人望而却步。工程师们为未来而尽到了责任；正是官僚主义者和律师应当为梦想破灭而受到谴责。
就美国而言，我们也许就永远不会停止业已成为习惯的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虽然如果以抽样替代普查可以省下一大笔钱。1990年人口普查的支出超过20亿美元，或者平均每人8美元多一点。科学抽样法支出大约5000万美元，可以得出同样可靠的结果。我们应当注意到自1971年之后，荷兰已停止进行人口普查。荷兰政府认为通过了解出生、死亡、移民入境和移民出境，足以使他们把握人口数。关于人口数，没有人口普查的荷兰比有人口普查的美国也许了解得更准确。
这种壮观的航空新世界没有成为现实。可能成为个人交通工具的个人飞机从来没有形成气候。单引擎飞机的销售从最高年度1978年的17811架下降到1987年的约1000架——94%的巨大下降。没有理由认为它们的销售还会恢复。肥皂泡已经破灭：未来成为过去。
人口研究中的豪猪与狐狸
远在写作发明之前，人们一定就已梦想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希腊神话伊卡罗斯产生于这种原始的渴望。当哥伦布忙于为西方发现新世界时，莱奥纳多·达·芬奇正试图设计一种在欧洲大陆飞行的方式。在人类最终成功地制造出能呆在天上的飞机后，欣喜欲狂的未来派画家创作了许多世界随飞机而震颤的油画。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大众科学》和《大众机械》的封面再三描绘这样的图景。空中满是一群群的“个人飞机”。每个人家中除了两车位的车库外，可能要增加两机位的机棚。
1953年，哲学家艾塞亚·伯林由于描述了两类可对比的知识分子的特征，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的小书《豪猪与狐狸》是这样开始的：“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未完成的作品中有这样一行：‘狐狸知道许多事，但是豪猪知道一件大事。’”在指出“学者对于如何解释这些隐晦词语存在异议”之后，伯林用形象化的描绘将专业的历史学家和文人区分开来。
最近一位飞行爱好者在给一份流行杂志的信中伤心地询问美国的娱乐飞行到底怎么了。1980—1985年，人口增长了5%，而非军用飞行执照数下降了14%。他问道：“伊卡罗斯和莱奥纳多的梦想到底出了什么事……？”
没有哪一个关于阿尔基洛科斯的“隐晦词语”的解释应当被当做真理。我选择这个寓言来区别不断追求知识的经验主义者和理论家——以追踪许多琐事为荣，却表现出对理论的最小限度的兴趣的调查员和那些探求能够解释许多琐事的“大事”的人的区别。
抬头看看天空！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云集着飞机的天空。这意味着什么？这与人口规模有什么关系？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并且，我想是正确地认为），在现代竞争状况下，一个国家的生存有赖于拓宽全体选民在计数事务上的能力。计数能力是一个长处；但是像所有的优点一样，对它的赞扬可能会走得太远。人口研究自然产生浩如烟海的统计资料，也许就是儿戏般地瞎弄。做一只摆弄统计资料的狐狸或许比做一只寻找凤毛麟角的大概括的豪猪更舒服。但这种概括能够使人口统计学中过多琐碎事实变得有意义。
我们能因此在各方面，在每一人口水平上都得出“越大越好”的结论吗？在我们与商会达成协议前，我们应当考虑人口增长的反面效应。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例子，以概括人口增长的后果。
对公众而言，“精确”与“不精确”科学的差异并不总是明显的。任何好的图书馆使得《化学和物理学手册》与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之间的比较成为可能。两者都满是成千上万的数字；但是两者的准确度是全然不同的。
人口增长，梦想的摧毁者
一个例子能够说明精确科学达到的准确度有时达到了怎样的极端情况。物理学理论告诉我们迪拉克常数是1.00115965246，其不确定度只是500亿分之一。为了使这种不确定度具体化，设想通过将头发一根根排满全程来丈量洛杉矶和纽约之间的距离（2451英里）。（人的一根头发的平均粗细是80微米，或者，1/300英寸。）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是500亿根头发的宽度。如果迪拉克值被设定等于这段距离，那么不确定度的值只是一根头发的宽度！这一数字被许多独立的调查者核对过。
《人口统计年鉴》造成的反差大得不能再大了。大多数记录数字没有经独立调查者核对。一国宣布的人口数是该国官方送达联合国的数字。一国掌权者是否出于政治原因夸大或缩小人口数，对此，人们往往存在着强烈的怀疑。联合国无权干涉通过官方渠道送达的数字。至于世界的总人口，各国的夸大和缩减实际上相互抵消了吗？没有人知道。最终结果是，无论何时，公布的数据有着重大但不为人所知的不确定度；没有人确保有关的误差会在每年的年鉴中相同。
方框4-1 自马尔萨斯论文发表以来的人口增长地区
在人口统计学上，趋势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但是值得相信的趋势是以可信赖的数字为先决条件的。并且，人类事务的某种趋势不像物理学里的矢量：它可能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化。这部分是由于人口统计学是信息可变的科学。如果事实是可变的，那么精确度是500亿分之一或者甚至是100分之一都将是没有意义的。阿尔基洛科斯的豪猪比狐狸更有用。
方框4-1中显示了一些地区的人口转变。在直到1980年的180年里，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几乎增长了6倍；全世界是5倍；美国是45倍。与这一爆炸增长相伴随的是物质福利的巨大增长，其中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美国，而那里的人口增长也是最为巨大的。完全是一个非马尔萨斯的结果！从诸如此类的事实中，一些批评家推导出反马尔萨斯的结论：孩子越多，越好——永远如此。100多年来，马尔萨斯主义者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反对这种乐观主义的后方保卫战。
许多重要的人类衡量标准是难以定义的。“识字”就是一例。如果一个人会写他的名字，他应当被算作一个识字的人吗？一国确定的识字标准能够精确地同他国进行比较吗？最终，我们必须赞同雷内·杜博斯的说法：“趋势不是命运。”行为科学上的预言天生是冒险。然而，国际合作有赖于各国在预测未来人口增长过程，以及人口增长产生的资源需求上达成某种一致。
生活条件的改善不仅限于英国。在马尔萨斯的论文发表之前和之后，有关进步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被认为是欧洲人的日常饮食。含有肉类的食物比素食更有营养，也更贵。1800年之前，欧洲人每人每年只消费半磅肉，他们的食物几乎全是粗劣的面包和土豆。到1850年，食物中肉类的比重上升到每年人均100磅。在19世纪，平均预期寿命从28岁上升到50岁，这主要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的结果，同时成年欧洲人的平均身高增高了6英寸。可以理解，工人的活力和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这些个人收益的增加，那些饮食得到改善的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增加了。较好的食物产生了更多更强壮的人口，他们赚取更多的收入，用以支付更好的食物，进而……的确，一个“良性循环”已经建立。
从布加勒斯特到墨西哥城
1817年，在这本书的第15版中，马尔萨斯承认18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了大大加速的进步速度，以及重大改善的人口健康”。因此，随着1798年以后英国人口的增长，贫困竟然减少了。这根本不是马尔萨斯所预期的。虽然经验事实继续与他作对，然而作者至死（1834年）还是坚持自己的理论。马尔萨斯真是一个执拗的人。
无论何时，当各国相聚一堂，试图解决他们共同的问题，他们的会议结果在言辞上总是丰富的，在数字的精确性和生态智慧上是贫乏的。在国联（建立于1919年）和联合国（建立于1945年）的历史上，这一点已被反复阐明。将近一个世纪的记载几乎没有生成什么可乐观的东西：但现在已产生了那么一点点。
阅读他的《人口论》，人们有理由推断马尔萨斯认为英国的人口已经饱和了；人口的任何进一步增加都将导致相应的财富减少。事实上，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论文首次发表以后，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例如，最新的进展是拼凑了一部《海洋法》，以监管国际捕捞活动。随着否认过度捕捞的后果变得越来越困难，无疑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此，如同在所有要求在主权国家之间达成协议的情况一样，未能达成一致所带来的痛苦越大，达成并执行协议的进展就越快。没有无痛苦的进步。也许大多数人将其看做是一个悲观主义的结论，但它能流利地转述为乐观主义的模式：深重的苦难导致了其自身的矫正措施——进步。（人们能够处置文字的手段真是令人惊叹！）
马尔萨斯被驳倒了？
人口增长必然造成痛苦与煎熬吗？观点是不一样的：权力与地位造成了报道中的偏见。饥饿、疾病、森林滥砍滥伐以及土壤损耗是人口过剩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无论何时，有上百万的人正遭受着这些状况的损害。没有人数多少的精确数字，因为答案有赖于定义，有赖于来自偏远地区的数据。而这些地区开展调查是困难的和不愉快的。贫穷是一个定义的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在任何给定的时点上，可能有10亿人正遭受着如果不是饥饿就是营养不良。遭受苦难最深的人也是记者关注最少的人，几乎总是这样。饱食终日、身体健康的记者几乎不会请求分派去遥远而悲惨的、充满营养不良和饥饿的地区执行任务。
这样，不公正地，现在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常常站在与马尔萨斯本人的看法相对立的立场。据说，生活中的小悲剧之一是一个作者永远不能逃离他的第一个版本。对于带有相互冲突的偏见的读者而言，是极易曲解马尔萨斯著作的第1版的。他所作的他不是反人民的人的声明在第3版的附录中。但是第1版的什么批评家会去读第3版吗？并且，谁读附录呢？
况且，饱食终日的政府官员有一种既得利益使他们扭曲真相，以使支撑他们的系统内发生革命的可能性缩减到最小。他们非常清楚公布的调查结果会影响到人们对悲惨的感受。官员们也许断然否定在他们负责的世界某个地方存在着不幸。非此即彼，他们也许承认苦难，但否认人口在引发苦难中的作用，把其他因素作为替罪羊而大做文章。
马尔萨斯指出，“推断我是人口的敌人是对我的论证的完全误解。我只是罪恶和贫困的敌人，所以，是造成这些不幸的人口与食物之间不相宜的比例的敌人。”更明确地说；“对于巨大而有效的人口的向往，我与人口增长最热切的拥护者没有差别。”
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行动发生在联合国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一届人口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引导会议偏离对人口控制的关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口不是一个问题”；“解决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尤其是超级大国的侵略和掠夺进行战斗”。他的分析受到来自第三世界的其他代表的热烈欢迎。在富国中，他的分析也受到梵蒂冈和威廉·戈德温的思想传人的欢迎。
从非常奇怪的想象出发，推测我的著作的根本目的是控制人口，仿佛任何事都比最快的、没有罪恶和贫困相伴随的人口增长更有希望。但是，我的根本目的当然是消除罪恶和贫困，并且，所建议的任何人口控制，都仅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印度代表团团长提出了会议上最令人难忘的警句：“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在操作上这可解释为：“与其要求我们穷国控制人口，不如你们富国给我们用以建工厂、造水坝以及消除贫困的资金。”回顾这一警句，它仿佛是印度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哗众取宠的表演，因为两年以后，印度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国内消费的如下声明：
马尔萨斯明显感到，这种没有同情心的罪名痛苦得难以承受。1806年，在他的论文首次发表8年后，他这样抱怨他的批评家：
如果国家的未来要得到保证……人口问题将必须被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对待……显然，单是等待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导致出生率的下降不是一种现实的对策。正是人口增长使得经济发展缓慢且更难以取得成功。时间因素是如此紧迫，并且人口增长是如此难以对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通过把这个问题当做国家应承担的义务直接加以解决，以跳出恶性循环……无论哪个（印度）邦的立法机关，在行使其权力中决定时间已经成熟并且有必要通过强制绝育的法规，哪里就可以这样做。
作为一名免费普及教育、对穷人施以免费医疗救助、对移民施以国家援助，甚至是对有6个孩子以上家庭的直接救济的倡导者，或者作为在家庭手工业中使用未成年人、无益于公众只有利于商人的自由贸易的反对者，他是人们所不熟悉的。在他的时代，提倡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教育尤其意义重大，并且最不寻常。马尔萨斯不认为社会阶级之间的鸿沟是天生的；通过在公众中培育一种责任感的意识，鸿沟上可以架起桥梁。上层阶级并不因其社会地位而就是对的；如果他们不能履行其对下层阶级的责任并帮助其自力更生，他们就该受到谴责。
个别的邦没有抓住给予他们的权力，但是自愿绝育继续受到鼓励。在1976年下半年，印度有600多万人做了绝育手术。在研究内幕之前，这个数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年前，在古加拉邦（圣雄甘地的出生地）的一个绝育所，一个月的时间里有将近25万男子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但是问卷调查显示，在同意做手术之前，他们平均已经有了4.3个孩子。这样的出生率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使人口翻了一番。在像印度这样的文化中，自愿绝育的人口效果虽然值得称赞，但并不是辉煌的。
诸如此类的人性争论没有什么逻辑力量，但是一种“对人类主张的得体的尊重”要求展现所有有关马尔萨斯个性的证据。历史记录下马尔萨斯对将自由工人变成贫民的“济贫法”的强有力的抨击。而且，如威廉·彼得森所告诉我们：
公平地讲，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974年的中国造成了国际人口大会的混乱。正巧10年之后，作为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美国，在墨西哥城的联合国第2届人口大会上取代了中国的破坏性角色，重复着印度的口号：“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马尔萨斯论文第一版中的数字非常少。随后的版本的语气更趋防御性，包含了更多的数据。但是，不论是否使用数字，马尔萨斯给许多人的印象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卡尔·马克思将他认作“人民的主要敌人”，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称他为“一个政治暗杀者”，皮埃尔·勒鲁断言“马尔萨斯主义者计划每年屠杀无辜者”。中伤一直持续到今天。
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政治不择伙伴。”不知不觉中共享的意识形态也是这样。乍一看，中国与美国（在1984年）的意识形态差异非常大：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美国奉行资本主义。然而，两者共同且在不知不觉中共享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深深的技术进步信念。
马尔萨斯主义者将人口增长视作通货膨胀、失业、污染、拥挤、非意愿移民、悲惨的难民潮、贸易战、毒品战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些症状的每一个都有许多原因；反马尔萨斯主义者轻视人口因素。普通的经济学经验使得人们难以相信每年人口增长2—4%（穷国的特征）会有多么严重；富裕国家每年低于1%的增长率看起来更是微不足道。然而，人口学者指出在过去的100万年里，世界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小于0.002%。这个“小”增长率，运转了100多万年以后，产生了我们目前的50亿人口，一个以任何标准都不“小”的数字。当谈及无限延续的某种增长率时，任何稍稍超出0的比率都不能被认为是小的。
然而，技术信念是具有高度可选择性的。攻击供给—需求方程中需求一侧的技术通常是不被赞许的。共产主义者在1974年诋毁避孕，资本主义者在1984年拒绝流产。两种抵制都部分起源于一种孩子似的信念——技术能不受限制地增加供给。如果供给没有限制，为什么要冒险去压制需求，这一物质增长的重大引擎？那些拜倒在技术进步神龛之下的人是如此投入地鼓励需求，甚至无视确定的科学事实。例如，当为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大会而在斯德哥尔摩制定计划时，“当提出每一个新的永动机对策”，以无限的能量供给这个世界时，某个科学家就简单地指出它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最后，在挫折中一位经济学家脱口而出，“谁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在100年里会是什么样子？”
1968年，人口零增长社团（ZPG，Inc.）成立，以宣传人口零增长不论对美国还是对全世界都是最终的目标。其成员主要限定于大学校园中的350个分会。21年之后，在1989年，其成员缩减到只有9个。虽然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炸弹》是1968年最畅销的书，但是对人口增长的忧虑没有成为一个增长的产业。
在发展的早期，每个人最初都有点像狐狸（用艾塞亚·伯林的术语），装了一大包得来的琐碎事实。当我们探索使我们从记忆庞杂的琐事中解脱出来的伟大思想时，“弄懂这个世界”要求我们最终变得有些像豪猪那样。这个转变出现在生态学是最如人愿的，因为它很容易成为一团理不清的琐屑事实。清醒地面对复杂性要求我们找到弄懂这个世界的简单而基本的支撑点。现在需要解释的是，思想家是如何设法做到这一点的。
20世纪60年代，我在一部人口学论文集的引论中写下上面这段话。我是多么天真啊！我以为这样的呼声会敲响人口增长的警钟，并最终会引起公众的注意。这呼声持续了10年，在此期间环保人士与人口学家走到了一起。但是一些最有影响的环境激进主义分子将人口视作一种危险，不愿意从他们构想的人类的真正问题中转移出来。他们抑制公众关注人口问题的做法在里根时代通过自封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得到加强。很快，不论是政治左派还是政治右派，所传播的居支配地位的人口信息都是“别担心!”
[1] 由于私人飞机制造的下降趋势，责任保险成本的逐步上升受到极大的批评。派普飞机公司估计厂商的责任保险为其所造的每一架新飞机增添了75000美元的成本。对于一些较小型的飞机，保险支出高于制造成本。而且，驾驶者当然要支付额外的责任保险。见菲利普·H·艾贝尔森：“好打官司的社会的产品责任”，《科学》，第240期（1988年），第1589页。导致责任费用上升的要素之一是人口，因为，随着无人空间数量的减少，费用昂贵的意外事故的概率提高了。这不是否认公众对责任态度的重要性和陪审团作出过度判决的倾向；但是人口密度的增加是使飞机私人所有的可行性下降的因素之一。
“每年马尔萨斯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并被埋葬——但是还不到一年，他又复活了。如果他的错误是如此之大，为什么我们不能忘却他？如果他是对的，他又为什么招致如此多的批评？”
[2] 这里帕布里克（Public），代表社会中的普通人，就像中文里的张三、李四。——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