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引自米尔斯1957年秋天写的一篇致“达瓦里希”的文章，这是他想象中的一位典型的苏联人物。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edited by Kathryn Mills with Pamela Mills, ms. p.276.我要感谢凯瑟琳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娜奥米·施奈德允许我阅读并引用即将于2000年出版的此书书稿。
[4]此人即贝勒，也是大力宣扬现代企业中管理方已经从股东那里夺取控制权的观点的干将。贝勒是《现代企业与私有产权》有影响力的合著者，其关于企业良知的观点曾遭到米尔斯的抨击［Mills, The Power Elite，第125页注、第126页注］。对于那些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即将到来的辩论甚至更像是一场最后摊牌。
[6]Mills to “Tovarich”, C. Wright Mills, ms. p.30.
[3]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主要代表。前身为学生争取工业民主联盟所属的一个学生组织。成员主要是白人大学生。旨在通过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建立一个摆脱贫困、愚昧和非人道状态的没有战争与剥削的自由民主社会。1962年在密歇根州休伦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海顿为同盟主席，并通过由他起草的《休伦港宣言》为同盟纲领。宣言指出，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生活优裕，但社会贫困与利润积累同样迅速，而罪魁祸首则是军事—工业综合体，它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把国家引向战争，牺牲了公民的自由和社会福利。——译注
[7]Mills to “Tovarich”, C. Wright Mills, ms. p.278.
[2]我特意选用了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论50年代政治观念的衰微》中不为人注目的副标题中的一个词。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 Free Press，1960.
[8]Mills to “Tovarich”, C. Wright Mills, ms. p.279.
[1]托德·吉特林是纽约大学文化、新闻与社会学教授，著有《60年代：希望岁月中的狂野时日》、《共同梦想的黄昏：文化战争何以倾覆了美国》以及小说《牺牲》。本跋部分内容曾以不同形式见于Todd Gitlin, “C. Wright Mills, Free Radical”, New Labor Forum, Fall 1999。
[9]米尔斯“达瓦里希”笔记本中1960年6月的笔记，in C. Wright Mills，ms. p.340.
米尔斯不仅在诉求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还出色地践行了它。即使是戴维·里斯曼这样审慎的批评者，认为米尔斯所刻画的白领劳工未免过于阴郁，面目单一，却也承认他所刻画的景象富有洞见，他所践行的研究理据确凿。[37]就算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他的大多数研究的生命力也胜过了与他同期的其他任何批评家。在社会学中，在社会批判中，乃至于在艰难但必需的关联这两者的努力中，他所发出的声音都是振聋发聩，不可或缺。他是一位不知疲倦、全心投入、充满魅力的道德家，探求重大的问题，开掘知识分子生命的内涵。他的著述如同清风使人振奋，往往还仿佛疾风令人激越，即使你读到不赞成他的地方也会有此感受。你一读再读，感到遭遇了超出自己既有常识的挑战，吁求自己最出色的思考，最高等的评判。对于这样一位属于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高的赞誉。
[10]卡米洛，相传为英国传奇人物阿瑟王宫廷所在地，以追求正义、勇敢的他为首的“圆桌骑士”是一群见义勇为的神话英雄。后借指人间乐园。20世纪60年代初期，此词被借用来作为肯尼迪政府的美称，后来随着肯尼迪政府一度引起的希望的幻灭，此词带上了讽刺作盛世文章之徒的意味。——译注
最后，当代文化中有一桩事实令人好奇：不仅在政治言说中，而且在日常谈话里，社会学的语言在许多方面已经变成一类寻常元素，尽管说往往在形式上档次有所降低。借助笼统含混的文化那种乏味的讽刺笔法，给短暂即逝的事件加上点儿社会学的注释，现在已经成了通俗新闻报道中的惯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社会学成功进入学院课程体系的某种致敬。记者和编辑们都上过课，学习分析谈话。他们不再自信地觉得，即使没有专业技能，他们也能把握社会变迁的主要轮廓。[35]可结果却是，无论在学院中，在广告机构和政治顾问的幕后工作中，还是在大众沟通和传媒中，社会学的想象力都由于成功而反倒显得浅薄轻浮。在今天，没有任何一部商业电影、游戏或电视剧集在获得成功后，不会有评论蹦出来，诉诸当代的种种“张力”和“不安定”，来“说明”其何以成功。企业雇用顾问，靠着对社会趋势的草率解读，来预测或塑造需求。就连我本人，也经常被要求用社会学的黑话来做出诸如此类的占卜。我观测着传媒对于那种由专家发布、看似蛮有道理的逸闻的嗜好，如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愈演愈烈，成为传统消遣版面的主打。同属某类型的两部电影骤然热映，或者某款新游戏、时装、术语或候选人瞬时走红，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媒体上，小秀一下社会学角度的理解，已经成了趋势分析中可以接受的元素，最终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骤，能为报道提供担保，纵然担保并无理据，也证明其煞是严肃，胜过粉丝闲聊。文化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在那里，昙花一现的流行现象被提升地位，成了值得长篇大论地考察的研究对象。[36]流行社会学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淡化版，是营养的快餐版，是往时代的商业大潮里滴洒圣水，是将深刻犀利变成浅薄轻浮。
[11]“新边疆”：1960年7月，肯尼迪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提出“新边疆”的口号。1961年就任后制定“新边疆”的施政纲领。内政方面，实施长期赤字财政政策、制订太空探索和登月计划、实施老年医疗保险，提出解决种族隔离的民权法等。外交方面，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灵活反应战略，建立“和平队”，制造古巴猪湾事件，加强对拉美的控制，提出“宏图计划”，试图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主体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译注
对于种族这个聚讼不已的核心问题，米尔斯对其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得并不充分。他本人憎恨种族歧视，但尽管他经历了民权运动的早期岁月，对于种族在美国生活中的动态发展，他却令人惊讶地甚少着墨。他对民权运动里的学生们倒是有兴趣，但只是将其视为全球范围内步入历史舞台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群体之一，至于种族认同如何塑造并扭曲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今天，在美国的社会结构和话语中，种族已经变得如此凸显，有时甚至湮没了其他相与竞争的力量。自米尔斯去世以来，其他非关阶级的身份认同维度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作为等级量表区分出各类特权和机会，作为棱镜折射着现实，反射着美国人用来看世界的光线。生理性别与性态、宗教以及地域等，是今天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必须考虑的一些其他因素，并且是核心要素。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社会学已经取得的进展恰恰出现在这些地方：分析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动态变化、种族与族群性的动态变化。而其中有些正是受到了米尔斯本人的呼吁的激励，就是将私人困扰理解为了公共议题。
[12]Mills, 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 New York: Ballantine，1958，1960，pp.185-186.
这让我想到了1959年之后的另一场转型，即传媒的日益普及。除了过去习惯说的大众传媒，即单一的共同发送器将其信号播送给千百万台接收器外，由电视、广播、杂志、游戏、互联网、随身听等共同组成的整个充满动量、彼此增益的混乱世界，将跨国集团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小聚落相关联，以参差多样的方式渗透着日常体验，总之是占据了公共关注的相当大的比重。这场转型还在进行之中，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崭新应用，这一点米尔斯很清楚。他要是置身流行文化的汪洋大海，看到私人生活的语言已经如何渗透到公共价值的冲突之中，就像克林顿政府时期各种国民政治文化的冲撞，充斥着忏悔、“相互依赖”和“感同身受”之类的语言，想来会被吓到，不过不会惊讶。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的话依然成立：“不仅有许多私人困扰，而且有许多重大公共议题，都被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描述。”[34]时至今日，讨论“精神病学”已经不太可能采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而更可能使用自助、十二步疗法、忏悔之类的语言，就像电视脱口秀那样。纵然如此，这也不是米尔斯所谓将私人困扰转换成公共议题的用意所在，而更像是误入歧途。
[13]Mills to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November 7，1944，C. Wright Mills，ms. pp.83-84.感谢基金会，他赢得了资助。该款针对的是一项耐人寻味的研究主题：当社会学正逐渐僵化，囿于米尔斯正确抨击的那种套路，它是怎样未曾彻底僵化的。这使得该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们有可能对米尔斯高看三分，认真考虑他的申请，至少欣赏其早期工作，虽说日后对他敬而远之。
米尔斯对于民主参与的复兴满怀希望，但他并没有充分估计到，美国人对于获取并使用消费品所投入的热情会如此高涨。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民主社会里的大多数人会在为市场生产的商品的迅猛增长中找到满足，甚至找到临时替代的一种或一组身份认同。米尔斯低估了这种趋势的程度。他眼中的美国还靠着工作伦理这一清教威慑在抵挡着享乐主义。不过，他的确提前呈现了或许是自己最强劲的对手丹尼尔·贝尔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观点：在公司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取与开销之间的张力居于核心位置。[33]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仅是有钱可花，或者愿意借钱来花，而且还把这种休闲找乐的精神疏导到了技术上的各种新奇玩意儿上。并且，他也率先研究了流行文化的制度化趋势。《权力精英》中讨论名人的那一章，就体现了对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名人的兴起的研究，这是社会学史上最初的主要思路之一。
[14]Mills to Harvey and Bette Swados, November 3，1956，in ms., p.241.
同样，今天已经不再能说“大量私人不安就这么得不到明确阐述”[30]。恰恰相反，在美国，奇怪地同时存在着对于绝大多数社会安排都安心自得，与对于它们普遍感到焦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为复数的多种焦虑，因为五花八门的不满与疏离并没有围绕着单一的冲突轴线汇聚一处。“不适与漠然……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社会风气和个人倾向。”[31]就此而言，它们与许多弥散的对立并存，各类利益群体和标签迅猛滋生，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指认这些来为自己的困扰负责。对于保守派来说，要指认的是自由派媒体、世俗人文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爱国主义的崩溃或自以为是的少数族群；对于自由派来说，要指认的是保守派媒体、卷土重来的资本、种族主义或右翼基金会资助的市场意识形态；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要指认的是父权制/男权制；而对于后者立场上的人来说，要指认的则是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想象力》刊行之时，公共示威游行还是非同寻常，极不和谐。要搁在今天，它们可是寻常之事，甚至落了俗套。政治情感的表达已经走向职业化，借助意见动员技术来组织。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已经成功响应了米尔斯的呼吁，将私人困扰转变成了公共议题，但也往往被扭曲成“人造草皮”[32]和“草根领袖”之类的伪运动。
[15]参见里斯曼为1961年版写的序：Riesman with Nathan Glazer and Reuel Denny,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p.xlii-xliii.
不过，40年毕竟是40年，比米尔斯自己的成年时光还要长。社会变迁实实在在，他的见解也需要与时俱进，这并不令人奇怪。首先，米尔斯关注的是隐含的权威，为人所默认，被面纱遮掩，因此并不被当作公共生活中的争论议题。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大家稀里糊涂地混日子，势力强大的公司企业彼此抱团，并未遇到有说服力的批判。左派形同虚设，右派更执迷于共产主义的危险，而不是机构集权化所导致的权力侵夺。不仅如此，国内富裕，国际“冷战”，形成了笼罩一切的融合，而整体人口在相当程度上都满足于这种状况。当政府权力四处扩张，筑造州际高速公路，融资城郊住区，资助研究型大学，反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反观今日，各式各样的权威更有可能遭到质疑、嘲笑和蔑视，而非隐然不可见。“冷战”不再能用来作为政府权力的辩护理据。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激变，以及无法阻断地迷恋于通过商品实现人身解放，造成对于几乎所有制度/机构和传统，从政府部门、工商企业、劳工阶级、大众传媒到专业群体都不予尊重，并且已成常态。剩下的政治信仰就是尊奉有关市场的神话体系，这种制度与其说是一套牢固的结构，不如说是一团神秘的气氛，因为它代表着许多局部性制度的共存，包括各种政府优待与补贴。从某种意义上讲，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反建制的，即罗伯特·贝拉及其同行们所称的“表现型个人主义”。[28]历经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后，对于米尔斯原本力求克服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信念业已大大失色，因为政府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合法性，除非当治安行动和监禁成为争论议题，或者地方政治拨款[29]有待大量拨付。
[16]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225.
凡此种种，使得人们愈发惊奇地看到，值此千年之交，《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绝大部分说法依然像以往一样确凿有效，并且十分必要。40年前，米尔斯确认了社会学的主要趋向，其切入角度今日观之依然大体有理有据：“一套科层技术，靠方法论上的矫揉造作来禁止社会探究，以晦涩玄虚的概念来充塞这类研究，或者只操心脱离具有公共相关性的议题的枝节问题，把研究搞得琐碎不堪。”[25]他在捍卫社会学的崇高宗旨时所指出的缺陷，今日依然如故：文学、艺术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未能将智识上的明晰带入社会生活。[26]政治灵薄狱的感觉又一次成为可能。按照米尔斯的描述，在西方世界，“可以肯定……有两桩关键政治事实：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众漠然盛行于世”[27]。“富裕”尽管分配不均，却再一次呈现为对于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解决之道。不幸的是，米尔斯的这些宣示已经证明基本上预言成真。
[17]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18n.
四十载光阴荏苒，在社会科学里算得上漫长。不仅社会发生了变化，学术程序也是如此。单单因为代际继替本身，就一定会发生某种学科变化，因为每一代年轻学人都必然会开凿新的适合自身的地盘，以求有别于前辈，而他们的开凿所针对的材料必然就是老旧学科本身。因此就有了风格和词汇的流变，就有了主导范式的转换。米尔斯在著书立说的时候，乃至整个60年代，管理性研究都是一门朝阳行业。有鉴于此，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单挑它出来重点关注，也重点抨击。处在“冷战”的阴霾之中，“抽象经验主义”不仅对公司企业有用，对政府机关也是如此。但钱总会花完，对于政府资助的规划和米尔斯所称“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信心也会消散。因此，今日之“抽象经验主义”已经不再像米尔斯那时那般声望隆盛。无独有偶，今天会让他暗自好笑的“宏大理论”就更可能是米歇尔·福柯，而不是塔尔科特·帕森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里几乎什么都不是的权力，在福柯这里几乎成了一切。
[18]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33.
三
[19]有关“理论阶级”所隐含的政治问题，我已经在《社会学为谁？批判为谁？》一文中做了详细讨论，参见“Sociology for Whom? Criticism for Whom?”, in Herbert J. Gans ed., Sociology in America,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1990，pp.214-226.
理性是很重要的，或者说达成理性是有可能的，哪怕只是作为一种依稀的目标，或许我们永远无法企及，但终归能以渐近线的方式不断趋近。对于上述立场，米尔斯并没有抱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其程度如今看来似乎存有争议。相反，他的笔下谈到启蒙时，不带有一丝嘲笑。[23]他怀着后现代时代之前的那种严谨提出，在20世纪中叶，启蒙状况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有了太多的启蒙，而是我们的启蒙远远不够，悲剧在于，蕴含在科学研究、工商计算和政府规划等形式中的技术合理性，赢得了普遍的跪伏，这是一种完美的伪装，掩盖了重大的疏失。而政经两界的科层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讲求合理性的众生男女的民主自治。而民主的前景也同样遭到破坏，其具体方式米尔斯直至去世时仍在努力探寻。这是因为，面对那些“欠发达”国家渐次登上世界舞台的态势，西方世界应对得很拙劣，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没能回应这些国家的迫切需求。他写道：“我们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垮台，不再能够充分说明世界，说明我们自身。”[24]此言一语中的。
[20]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133.
就像他在《马克思主义者》里所写的那样，一种政治哲学不仅要包括对社会的分析，以及有关社会如何运行的一套理论，还必须有“一种伦理学，即对于各种理念的阐述”。[21]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当明确表述自己的价值观念，并严谨思考相互对立的各种立场。还可以推出，研究工作应当辅之以直白的写作，这就意味着要启迪并动员他追随约翰·杜威所称的“公众”。用米尔斯的话来说，“社会科学在民主体制里担当的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就是帮助教化并维持合格的公众与个体，让他们能够发展出有关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的充分界定，并依此生存，循此行事”[22]。
[21]The Marxists, New York: Dell，1962，p.12. 着重格式为米尔斯所加。
对于米尔斯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问句。基于曾经是他博士论文研究主题的杜威式实用主义的精神，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验给出解答，这样的答案将结合对于经验本身的反思，在实际生活中渐次展开。而他在十年工作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一直在寻求融合理性与权力，至少是潜在的权力，那么只有诉诸知识分子，除此别无他法。米尔斯在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陆续撰成的书中，细致梳理了可以得到的塑造历史的人的材料，包括《权力新贵》中的劳工，《白领》中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中顶层机构里的首脑们。劳工没能顶住结构性改革的挑战，白领雇员倍感困惑，无望取胜，而权力精英则是不负责任。米尔斯得出结论：知识分子，也只有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艰辛努力，施展理性。由于他们有能力在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如此的时候，通过探讨社会问题来展现理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有责任在探讨某个问题时，努力“探讨战略干预点，即寻找据此维持或改变结构的‘杠杆’，并对那些有能力干预却没有这么做的人做出评估”[20]。
[22]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192.
当然，米尔斯自己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是他自己的使命，而且是一般而言的知识分子、具体来说的社会科学家的使命。指引他所为之献身的学术工作的是一种忠诚，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天职”/“蒙召”，即“vocation”这个词的原初意涵：受到一种声音的召唤。这并不是说米尔斯［他曾与汉斯·格特合编过英语世界第一部重要的韦伯文集］赞同韦伯在其有关研究主题的两篇名文中做出的“作为天职的学术”和“作为天职的政治”必须无情分开的结论。根本不是这样。米尔斯认为，问题应当来自价值观，但答案不应该与后者捆绑。这是一个关键差别！如果研究的结果让你感到不爽，那确实很糟糕。但他还认为，好的社会科学一旦进入公开场合，促成公共讨论，就会变成好的政治。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抱持积极行动立场的思想生活观，固然有部分原因在于性情使然，他可不是一个能把事情就这么撂下的人，但也是出于逻辑推论和排除其他选项，因为如果知识分子都不打算去破除思想上的阻障，那还有谁会呢？
[23]参见《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出色的一章“论理性与自由”，in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p.165-176.
就像《孤独的人群》一样，米尔斯的主要著作，如《权力新贵》、《白领》和《权力精英》，其创作动机都不是方法，也不是理论，而是一些宏大的话题，不过，在背后推动的也有一种探险精神。［米尔斯是如此远离社会学的主导趋向，以至于他更喜欢用“社会研究”这个术语，而不是“社会科学”。］[17]做一位社会学家，就应当终其整个职业生涯，尽心尽力，去填补那一整幅社会图景。这样的要求应当不像今天看来如此扎眼。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雄辩地抨击了主流社会学的两股主导趋向，一是“宏大理论”的那种夸夸其谈，一是“抽象经验主义”的那种边角零碎。今日观之，他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依然十分切要，生动鲜活，一如40年前，或许还平添了几分风采，因为社会学已经在米尔斯所描述的沟槽里越陷越深。那么多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纷纷加入此前的理论显贵行列，保持着他们那种“无用的高贵”[18]，宣称他们那些优雅舞步和精致表演，那些既像苦行又像自慰的机械操练，那些平民主义的鼓噪欢呼，那些政治上的一厢情愿，乃至整个妄自尊大的姿态，都是非常有用也十分严肃的事情。看着这一切，米尔斯想必会暗自好笑。他不会把“理论”看作对于不负责任的权力的严重打击。我想他会认识到，矫揉造作的“理论”只是一种囿于阶级的意识形态，属于某种你不妨称为“新阶级”的集团，有待批判，正好像他早已揭露的那种管理意识形态：抽象经验主义者在其研究团队中做着学术上的附加作业，以补充企业和政府科层部门。我想他还会认识到，“理论”在学术上的那些宏大诉求，在政治上的那些虚张声势，属于某种列宁主义的预设，也是一种危险的预设，即学院人肩负着无可替代的崇高使命，仿佛他们一旦理顺了自己的“理论”，就将向一个翘首以待的世界昭告，并觉得自己已经大功告成。[19]
[24]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166.
这是面向黯淡的社会学的某种使命！
[25]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20.
你在完成任何工作之前，都要把它引向一项持续不断的核心任务，就是理解你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这个令人恐惧却也令人赞叹的世界，它的结构与趋向，它的形貌与意涵，无论这种关联有时会多么间接。[16]
[26]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18.
米尔斯影响力最持久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最后有一篇附论，即《论治学之道》，所有的研究生都该读读，因为它与其说是一部按部就班的说明书，不如说是学术工作这场探险历程的备忘录。而《论治学之道》的文末又以这样的话作结：
[27]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41.
话说回来，他并不是什么老派的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智识上的蠢汉。他尊崇严谨，渴慕治学技艺的崇高天职，对严肃的批评意见通常毫不畏惧，乐于做出回应，喜欢直截了当的论战的那种粗粝与混乱。是技艺而不是方法论，这差别至关紧要。方法论宛如尸僵，刻板生硬，陈腐固化，成了玄秘难解的统计技术，被如此盲目崇拜，乃至于研究中真正的要害反倒显得黯淡无光。而技艺是工作起来要尊重材料，明确目标，并且对学术生活的起伏跌宕与攸关利害有敏锐的体察。技艺同样具备严谨，但严谨不能确保具备技艺。要灵活掌握技艺，不仅需要技术性的知识和逻辑，还需要有普遍的好奇心，文艺复兴般广博的技能，以及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熟稔。说到底，是技艺精巧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而不是过度精致化的方法论，产生出20世纪50年代另一场浩大的社会学复兴，产生出戴维·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这部探讨国民性的杰作材料丰富，洞见迭出，虽然里斯曼本人后来收回了其中的主要“理论”假设，但该书的价值还在长久延续。里斯曼原本在书中主张，S型人口曲线说明了从传统性格转向内向引导性格再转向他人引导性格的趋势。[15]
[28]Robert N. Bellah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p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Harper & Row，1985.
“我从来没有机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样子的美国社会学。”早在1944年，米尔斯在填一份古根海姆基金申请表时，就有胆子这么写。[13]他告诉基金会，自己为意见刊物和一些“小杂志”写稿，因为他们采纳正确的话题，“甚至更多的是因为我希望去除自己身上那股羸弱残缺的学院文风，培养一种明智通达的方式，让现代社会科学与非专业化的公众相沟通”。那一年，这位特立独行者只有28岁，就已经希望这样来自我说明了。这位自由写作的政治人希望与能讲道理的公众站到一边，但不会放任公众实施那种令人窒息的遵从，作为赢得其支持的代价。一方面是通俗易懂，他乐于通过这种手法来推广自己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对于过一种自由的生活的欲望，而这是不可化约的。米尔斯明白这两方面之间的差别，因为“骨子里看，系统地看，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14]。
[29]“local pork barrels”，指为了竞选拉票等政治目的而给予地方项目资助拨款的政治分肥。——译注
二
[30]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12.
他的文风咄咄逼人，更合适的标签是笔力遒劲，这种魅力并非偶然。他的文章一般都鲜活有力，令人动容，常常还通俗易懂，直截了当，尽管有时也因过于措意而显得笨拙。他偏爱表示积极作为的名词与表示消极放任的名词之间的冲突，如“摊牌”与“抨击”对“漂流”与“疏失”。他沉迷于“胡思乱想的现实主义”和“穷兵黩武的形而上学”之类易起争端的范畴。这种文风是雄健的——就这个词最好的意思而言，但基本不能说是雄蛮的，一位雄蛮的作者是不会被大规模暴力的前景所困扰的，也不会写出“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目标……放手由理性来控制人的命运”[12]。
[31]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p.12-13.
他雄健的行文，对重大争论的直觉，固执自赏的得克萨斯州风格，智识上无所畏惧的声名，以及对于治学之道的深沉情怀，似乎都是同源相生。他是一位自由自在的知识分子，只受行动的诱惑；他是一位旁观者，对峙所有权势集团，不仅反对那些自由派学院人，他们致力于说明为什么激进变迁需要预防或并不可取，也反对那些在朝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追逐权力和量化的谄媚之徒，围着肯尼迪政府打转，后来相帮着美其名曰卡米洛。[10]卡米洛王朝的圈内人或许会一边自我镀金，欣享权力，一边大谈“新边疆”[11]，而米尔斯作为特立独行的反科层体制者，却在开拓着属于他自己的“新边疆”。
[32]所谓“人造草皮”，原为著名的阿斯特罗人工草皮品牌名。现指表面看似基于草根的公民团体，其实主要是由企业、产业工会、政治利益集团或公关公司构想出来并/或提供资助。——译注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及其他著述中，米尔斯坚定地主张，人生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交织是社会学家应有的研究主题。而他自己的人生与历史的交汇处，却有着独具美国特色的悖论：他是独行的巧匠，以拒绝归属来获取归属。“智识上，政治上，道德上，我都是孤独自处的，”他会这么写，“我从不了解别人所谓与任何群体之间的‘友情’，哪怕是些微的情谊，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是的，我是认识那么几个人，但要说到群体，不管有多小，没有……据我所知，真相很简单，就是我并不寻求这种东西。”[5]他写道：“我在智识上和文化上都尽可能保持‘自力更生’。”[6]他的“方向”就属于“独立巧匠”。[7]“巧匠”是他最喜爱的词之一。他还写道：“我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个人名义上的，彻底的，永久的……我认为这个会员身份就意味着一样事情：科层体制的对立面。”[8]就在他的一堆行动主义短论当中，还混着这么一句：“我是个没有党派归属的政治人。”[9]或者换个说法：属于只有他一个人的政党。
[33]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1976.之所以说米尔斯预见到了这一重要的主张，例证不少，其中之一参见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2000，p.384。贝尔写过一篇文章，严厉批评《权力精英》，正确地指责米尔斯淡化了新政与共和党政府之间的差别，但又抨击他过于强调作为暴力的权力——可那是在20世纪中叶！而米尔斯则在1958年12月2日致函汉斯·格特，对“贝尔先生的论点”不屑一顾，说自己不打算自降身份公开回应。这太糟糕了，因为贝尔的绝大多数论点原本可以给予直接而有说服力的驳斥。
米尔斯的作品充斥着对人的生机活力与失望情绪的敏锐觉察，对人的探险精神与尊严持守的深沉情怀，乃至于被这些东西灼伤。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印证了文如其人。他运笔遒劲，直击要害，风格鲜明，反复申说：人们所过的生活，不仅受到社会情势的束缚，而且遭到并非自己塑造的社会力量的深刻形塑。这一点纯属事实，无可化约，产生了两样后果：固然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有了具备社会根源的悲剧性一面，但也创造了通过协调行动大大改善生活的潜在可能，只要人们看到了前行的道路。
[34]Sociological Imagination，p.12.
在去世前两年，作为作家的米尔斯成为公众名人，他反对“冷战”和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政论赢得了广泛读者，胜过其他任何激进派。他的《听着，美国佬》被《哈波斯杂志》封面重点推送，230他的《致新左派》同时发表于英国的《新左翼评论》和美国的《左翼研究》，并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以油印本形式散发。[3]1960年12月，米尔斯高强度准备与一位久负盛名的外交政策分析家[4]就拉美政策举行一场电视辩论会，结果患上心脏病。15个月后，他辞别人世，并立即被视为一位烈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休伦港宣言》犹如米尔斯文章的回音再现，而该宣言的主笔汤姆·海顿，其硕士论文写的就是米尔斯，并给后者贴了个“激进游牧者”的标签，把他看成一位英雄，只是有些堂吉诃德的意味，就像新左派自身一样，仗着一身蛮力，试图强行突破意识形态的阻滞。米尔斯去世之后，作为新左派创建先贤的父母们至少把一个男孩命名为米尔斯，还有至少一只猫，也就是我自己养的猫，被如此命名了，我这么做是满怀情意的，因为它几乎就是红色的。
[35]有关社会学术语的通俗化，参见Dennis H. Wrong, “The Influence of Sociological Ideas on American Culture”，in Herbert J. Gans ed., Sociology in America,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1990，pp.19-30.
即便接下来这句话读起来像是一种矛盾修辞法，我也要说，C. 赖特·米尔斯是20世纪下半叶最激越人心的社会学家；考虑到他45岁就英年早逝，而且主要作品都完成于短短十年多的时间之内，他的成就更加令人瞩目。对于竭力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找到意义所系的政治同龄人来说，米尔斯就是一位激进主义的带头骑士。但他也集成了诸多悖论，而这正是其魅力的一部分，无论他的读者是否能自觉地调和这些悖论。他是激进传统的激进纠偏者，是对社会学课程满腹牢骚的社会学家，是屡屡质疑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既倡导个体手艺也呼吁民众行动的辩护士，是深怀绝望的乐观主义者，是充满干劲的悲观主义者，一言以蔽之，他才智过人，热力四射，情怀深沉，格局宏阔，兼以上述诸般矛盾，似乎警示着他那个时代道德上和政治上绝大多数的主要陷阱，凡此种种，在同时代人里堪称屈指可数。一位先是接受哲学训练，继而决定撰述小册子，终于畅销大卖的社会学家，一位奋力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找寻可以回收利用的财富的平民主义者，一位献身政治的独行大侠，一位精熟文体风格的朴实之人——他不仅是一名率先的向导，更是一位垂范的楷模，他身上的种种悖论预示了那场学生运动的某些张力：置身诸多已趋衰微的[2]意识形态，它的成长可谓得天独厚，却仍毅然冲决网罗，寻找到或者说锻造出强大的杠杆，彻底而全面地改变了美国。
[36]参见Todd Gitlin, “The Anti-Political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 in Marjorie Ferguson and Peter Golding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1997，pp.25-38.
一
[37]Riesman, review of White Colla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6，pp.513-515.米尔斯的“中层权力”这个概念，乃是直接针对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的“否决群体”。不过，尽管他俩存在分析上的差异，但里斯曼是热诚的反国家主义者，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积极介入和平运动，这与米尔斯对权力精英的疑虑就有了诸多交汇点。
托德·吉特林[1]